尽管博厄斯贡献良多，《迪林厄姆委员会报告》（长达十八卷）得出的结论却是：来自地中海地区的移民“在生物学上比其他移民低等”。不过该报告并未建议驱逐“退化种族”，而是将火力集中在对付那些可以通过阅读和写作测试确认出来的“退化个体”。[494][494-0]
鉴于迪林厄姆委员会的结论，博厄斯于当年出版的第二本书具有更大的意义。《原始人的心智》（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很快就成了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在英国几乎家喻户晓，而德文版后来遭到了纳粹分子的焚毁。与其说博厄斯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人类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位测量学家和统计学家。和摩根一样，他是一名经验主义研究者，致力于使人类学尽可能成为一门“硬科学”，并专心于研究“客观”事物，比如身高、体重和头部大小等。他还游历四方，结识了若干不同的种族或民族团体，并清楚地认识到，对大多数美国白人来说，他们与所谓其他种族的接触基本上仅限于非裔美国人。
博厄斯在《原始人的心智》开篇写道：“文明人为自身的惊人成就而自豪，从而鄙视人类大家庭中其他发展程度不及他的成员。文明人征服了自然力，使其为己所用。”[495]这种说法带有一定的引导性，让读者先以身为文明人而沾沾自喜。但博厄斯随即开始质疑（并倾全力消除）“文明人”和“原始人”之间的差异。在近三百页的篇幅中，他小心地为事实和论证的大厦添砖加瓦，将当时的传统“智识”完全颠覆。例如，心理测量学研究将巴尔的摩黑人与巴尔的摩白人的大脑进行了比较，发现二者在大脑结构，尤其在额叶、眶叶和胼胝体的相对大小上存在差异。博厄斯则表明同样的差异也存在于法国北部和法国中部的人群之间。他承认黑人的头骨在尺寸上比所谓的“高等种族”更接近猿类，但他提出，白种人也有更接近猿类的特征，他们体毛比黑人更多，而且相较黑人拥有与其他灵长类动物更为接近的嘴唇和四肢比例。他也承认欧洲人的脑容量均值为1560毫升、非洲黑人为1405毫升以及“太平洋黑人”为1460毫升。但他同时指出，他调查中几百名杀人犯的平均脑容量竟然也高达1580毫升。[496]他认为，“原始”种族完全有能力实施非冲动的受控行为去达到相应的目的。而只要你能正确地理解他们的语言，你会发现这些语言同样也是高度发达的。比如爱斯基摩人的语言里关于雪的词汇要比其他语言多得多，原因显而易见，因为雪对他们更为重要。他还驳斥了有些语言不含十以上数字的观点。虽然某些美洲土著部落的语言确实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部落的成员在学习英语之后仍不能用英语数到十以上。[497]
博厄斯《原始人的心智》的一大重要特色在于其卷帙浩繁的旁征博引。人类学、农学、植物学、语言学和地质学等证据无一不包，而且这些证据通常来自批评家鞭长莫及的德文和法文期刊。在最后一章“美国的种族问题”中，他调查了意大利的卢卡和那不勒斯、西班牙以及德国的易北河以东地区。这些地区都经历过大规模的移民和种族融合过程，且基本没有发生过身理、心理或道德层面的退化。[498]他认为，许多所谓的不同种族之间的差异其实转瞬即逝。他以自己关于美国移民子女的研究为例证，解释了移民如何在至多两代之内逐渐与周围的原住民实现同化，甚至包括外形体貌方面。在书的结尾，他呼吁未来的研究着眼于移民和非裔美国人适应美国生活的方式，以及比较这些移民与仍生活在欧洲、非洲或中国的同胞之间的差异所在。他说，研究者是时候停止专注于那些强调虚构或短暂差异的研究了。“抛开种族和环境等因素，世界范围内基本习俗和信仰的相似性是如此普遍，而种族［看起来］……已经无关紧要”，他写道，并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即人类学的研究结果将“教会我们对不同于自身的文明形式抱有更加宽容的态度”。[499]
《原始人的心智》堪称杰作。博厄斯运用自己日渐卓越的影响力，引领人类学家和芸芸众生远离了线性进化论和种族理论，走上了文化史的道路。他对于文化史的推崇塑造了也许是20世纪纯思想领域最重要的成果：相对主义。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是这种思想唯一的倡导者。而在二十年之后，他的学生（尤其是玛格丽特·米德和鲁思·本尼迪克特）才重新扛起了这面大旗。
就在博厄斯研究夸扣特尔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的同时，考古学家也在美洲原住民的历史领域取得了进展。其推进力在于，美洲原住民所拥有的文化和历史要比种族生物学家所愿意承认的丰富有趣得多。而随着出身于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海勒姆·宾厄姆（Hiram Bingham）的发现，这一领域的研究日趋成熟。[500]
1875年，宾厄姆出生在檀香山的一个传教士家庭，他的家人曾将《圣经》译成世界上最生僻的一些语言（如夏威夷语）。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又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作为一名史前史学家，他同样热爱旅行、探险和充满异域情调的国度。这种爱好在1909年把他带到了秘鲁。在那里，他结识了利马的著名历史学家卡洛斯·罗梅罗。在自家阳台上和宾厄姆喝古柯茶时，罗梅罗向他展示了德·拉·卡兰查神父的作品，这些关于失落的印加古城比尔卡班巴的描述点燃了宾厄姆的想象力。[501]虽然来自西班牙的征服者已经将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存在过的一些较大规模的古城详细记录在案，但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德国学者爱德华·塞勒的工作才开启了关于这一地区的系统性研究。罗梅罗描述了比尔卡班巴（Vilcabamba）——印加帝国的末代君主曼科·印卡（Manco Inca）失落的都城——是怎样让世世代代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寻宝猎人魂牵梦萦。这个故事深深地迷住了宾厄姆。
这无疑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早在16世纪初，印加帝国国王曼科·印卡就已大权在握，而当时他还不到19岁。尽管初出茅庐，他已经让对手领教了自己的智勇双全。就在皮萨罗兄弟率领西班牙人向印加领土大举进发时，曼科·印卡退避三舍，退守到人迹罕至的藏身之所，最终来到比尔卡班巴。1539年，危机到来。冈萨洛·皮萨罗率领300名“最勇猛的军官和战士”发动了一次规模庞大（以16世纪的标准来说）的袭击。西班牙人在马匹所能到达的范围内尽量依靠骑行（马在西班牙人登陆美洲前已经在当地绝迹）。[502]当骑兵部队无法继续向前时，他们留下一名看守照看马匹，改为步行前进。他们跨越乌鲁班巴河，沿比尔卡班巴的山谷迂回而上，取道越过维特科斯。至此，前方密林丛生，不可逾越，西班牙人的紧张情绪逐渐滋长。突然，他们的前方出现了两座横跨在山涧上的新造的桥。这些桥颇有诱敌深入的意味，其崭新程度也本该引起皮萨罗的怀疑：然而它没有，于是他们遭到了伏击。瀑布般的巨石和冰雹般的乱箭向他们倾泻而下。36个西班牙人被打死，冈萨洛·皮萨罗连忙率部撤退。但这只是缓兵之计。十天后，西班牙人集结了更大规模的军队，绕过桥梁，攻入比尔卡班巴并将其洗劫一空。不过那时曼科·印卡已经转移了阵地。虽然印加皇帝最终被由他赦免的西班牙人（因为他们答应在对抗皮萨罗的战斗中助他一臂之力）出卖，但他的智勇双全已经赢得了西班牙人的尊重。[503]印加王曼科·印卡的传说在几百年间广为流传，围绕比尔卡班巴的秘密也蓬勃生长。事实上，在16世纪晚期于当地发现银矿后，人们认为这座城市的重要意义更甚从前。到了17世纪，在银矿枯竭之后，荒废的城市被丛林重新包裹起来。人们曾在19世纪多次尝试找到这座失落之城，但皆归于失败。
宾厄姆无法抗拒罗梅罗的故事。回到耶鲁大学后，他说服了百万富翁、银行家爱德华·哈克尼斯资助他去探险。哈克尼斯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董事会的成员，也是亨利·克莱·弗里克和约翰·洛克菲勒的朋友，还是一位秘鲁文物的收藏家。1911年夏天，宾厄姆一行开始了探险之旅并获得了幸运女神的青睐，这一点颇似阿瑟·埃文斯在克诺索斯的发现之旅。1911年时，由于亚马逊河流域橡胶热的兴起，乌鲁班巴山谷正处在开发阶段（当时马来西亚尚未取代南美成为世界橡胶的主要产地）。[504]宾厄姆在库斯科集结了队员，该地位于利马和古印加帝国的中心东南350英里。7月，骡车开始沿新建的乌鲁班巴公路进发。在离开库斯科几天后，宾厄姆就被天上掉的馅饼砸中了头。他们一行的骡车在新公路和乌鲁班巴河之间露营。[505]骡子发出的噪声和人们的炊烟（或是其他东西）引起了一个叫梅尔乔·阿特亚加的人的注意。此人独居在附近一个破落的窝棚里。在与宾厄姆的队员交谈并得知其目的后，阿特亚加提到河对面的一座小山顶上存在着一些废墟。他曾经“去过一次”。[506]人们被密集的丛林和陡峭的峡谷所吓倒，都不想去验证阿特亚加提供的这条线索，只有宾厄姆除外。他自觉有责任追随所有的线索，于是在7月24日上午，他说服了一个名叫卡拉斯科的秘鲁军士，同他和阿特亚加一起踏上了征途。[507]他们通过一座搭在巨石之间的圆木便桥穿过了比尔卡班巴河咆哮的急流。宾厄姆吓得只能四脚着地爬过桥去。在对岸，他们找到了一条穿过森林的小径，但这条路无比陡峭，很多时候他们不得不匍匐前进。手脚并用之下，他们爬到了离河两千英尺高的地方，停下来吃午餐。宾厄姆惊讶地发现，在那里他们并不孤单，还有两个“印第安人”和他们的农场。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农场是由一系列梯田构成的，而这些梯田显然距今年代久远。[508]
午饭过后，宾厄姆有些举棋不定。这些梯田还算有趣，但仅此而已。如果还要把整个下午花在继续攀爬上也绝不是什么有吸引力的提议。另一方面，他已经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于是他决定继续前进。没走多远，他就意识到自己继续前进的决定是正确的。就在一座山的侧面，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大片宏伟（数以百计）的石头梯田，沿着近千英尺的山坡向上绵延。[509]乍一看，他意识到这些梯田已经被大致清扫一空，但其后依然蓬勃的密林深处可能隐藏着无限的秘密。此时他已忘掉了疲劳，快速攀至这些梯田的顶层，而就在最顶部，半掩在郁郁葱葱的绿树和高低不平的灌木之中，他发现了连绵的废墟。兴奋之情愈发高涨的他鉴定出一个圣洞和一座由方形花岗岩石块堆成的有着三面墙的神殿——巨大的石头被雕刻成光滑的正方体或长方体，石块间彼此契合天衣无缝，展现出库斯科顶级建筑的精妙之美。用宾厄姆自己的话说：“我们沿路向前，去到印第安人曾经种植小菜园的空地。突然间，两处古代美洲最华丽、最具特色的建筑废墟出现在我们面前。它们的墙壁由美丽的白色花岗岩构成，其间包含的巨大石块比人还高。这景象让我神魂颠倒。……每座建筑只有三面墙，有一面完全开放。主神殿墙高十二英尺，内衬制作精美的壁龛，其中五个高居墙壁末端，七个位于背面。背面的七个壁龛下方是一块十四英尺长的矩形石块，可能是一座祭坛，但更像是给死去的印加君主的木乃伊准备的宝座，以供人们崇拜之用。这座建筑看起来好像从来没有过屋顶。建筑顶部铺砌着精美光滑的方形石块，它们毫无遮挡，以便祭司和木乃伊可以接受阳光的恩泽。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因为我检视了建筑底部较大的石块，估计它们每块至少重达十到十五吨。有谁会相信我所发现的这一切呢？幸运的是……我的相机不错，而这天也正好阳光明媚。”[510]
他在第一天考察过的神殿中，有一座开了三扇巨大的窗户，对于任何用途来说都过于庞大。这些窗户唤醒了他的记忆，他回忆起撰写于1620年的一份关于第一代印加君主曼科·印卡大帝的报告，里面描述了这位君主下令：“在他出生地的工程必须完成，其中包括一道有着三扇窗户的石墙。”“这会不会正是我所找到的呢？如果是的话，那么这里就不是末代印加帝国的都城，而是初代印加君主的出生地。我没有想过这里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在他的第一次探索尝试中，海勒姆·宾厄姆就确定了马丘比丘（Machu Picch）的位置，而这里将成为南美洲最负盛名的古文明遗址。[511]
虽然在1912和1915年，宾厄姆曾返回此地对其他地方做进一步的调查和发现，但全世界关注的还是马丘比丘。经过精心发掘，这座城市呈现出自己特有的绰约风姿。[512]其独有之美部分是因为这么多建筑物都采用环环相扣的印加石工技术构建，一方面是由于古城的保存惊人的完好，连屋顶轮廓都原封未动。而另一方面则源自整个古城的整体规划：住宅区被整齐的梯田环绕着，其间由数以百计的小径和阶梯组成的交通网络相连通。透过这样的规划，印加时代的日常生活也就不难想象了。马丘比丘的地理位置也得天独厚：在清除了周围的丛林之后，人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座古城坐落在孤立而狭窄的山脊之上，周围环绕着深深的发卡状峡谷。精美绝伦的古代文明在原始丛林中遗世独立，宛如桃源仙境。[513]
宾厄姆对马丘比丘就是比尔卡班巴深信不疑。一大原因在于，他在古城外部发现了不下135具骷髅，其中大多数为女性，且许多头骨上都有孔洞，在城内却没有发现。宾厄姆推断这些带孔的头骨来自异族战士。他们被城市拒之门外，因为显然这里是一座圣城。（但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这种解释。）第二个激动人心而奇妙的发现也为这种论断添砖加瓦：人们发现了一根空心的管子，而宾厄姆认为这是用来吸入药剂的。他认为这根管子有可能是某种复杂宗教仪式的一部分，而吸入的药剂可能是一种麻醉剂，比如当地出产的胡利卡树的黄色种子。因此，推而广之，这根管子可以用来解释比尔卡班巴（Vilcabamba）名字的由来：胡利卡的平原（bamba of Hulica）。宾厄姆确定这里就是比尔卡班巴的最终论据是基于马丘比丘的规模大小。大约一百座房屋的规模让这里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废墟，而古代西班牙人的资料将比尔卡班巴描述为这一地区最大的城市——因此曼科·印卡在皮萨罗的骑兵围剿下寻找避难所时，退守这座坚固的城池，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514]马丘比丘因此被确定为比尔卡班巴。而在半个世纪中，大多数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者都认为这座城市确实是曼科·印卡最后的避难所，同时也是他的妻子惨遭酷刑致死之地。[515]
宾厄姆的观点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在当时，他的发现与博厄斯和摩根的研究成果一道，对种族生物学家的过激行为进行了谨慎的纠正，因为这些生物学家都一意孤行，试图贸然定论：按照达尔文思想，世界上的种族都能通过一棵简单的进化树进行归类。遥远的印加文明以其巧夺天工的艺术，还有建筑和道路网络的辉煌成就（其道路总长绵延超过19000英里，在某些方面甚至优于同时期的欧洲道路系统）将种族生物学草率论断的错误展露无遗。对于那些乐意倾听各个领域的证据的人们来说，进化是一个远比社会达尔文主义复杂得多的过程。
进化论思想的日益普及已是不可辩驳的事实。然而，同样也不能否认，杜波依斯、摩根、博厄斯和宾厄姆等人的研究成果在普遍意义上形成了一股合力，为动物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不同种群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证据。事实上，社会达尔文主义受到热烈追捧本身就表明了进化论思想的强大。此外，在1914年，一股来自全新领域的力量同样对进化思想产生了强烈的推动作用。地质学开始为地球的演变进程提供令人大跌眼镜的全新解释。
阿尔弗雷德·魏格纳（Alfred Wegener）是一位德国气象学家。其著作《大陆与海洋的起源》算不上完全独创，因为书中的构想，即世界六大洲起源于同一块超级大陆，已经在1908年由美国的F. B.泰勒率先提出了。但魏格纳收集了更多且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来佐证这一构想，其研究的卓越程度远非前人可比。1912年1月，在法兰克福的一场德国地质协会会议上，魏格纳阐述了自己的想法。[516]事实上，用事后的眼光来看，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科学家没有更早地得出魏格纳的结论。到了19世纪末，为理解和弄清自然界及全球各地的物种分布，一些知识上的解释显然已经亟待给出。物种分布的证据主要包括化石及相关种类岩石的奇特分布。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激发了人们对化石的兴趣，因为人们意识到如果能够推断它们产生的年代，那么化石就能为生命在过去的发展，乃至生命的起源本身提供线索。与此同时，人们对岩石已经知之甚详，包括地球从大量气态物质凝结为液态再到固态的形成过程中各种岩石的形成方式。核心问题在于某种岩石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以及它们与化石间的相互联系。例如，一条山脉从挪威延伸至英国北部，应当在爱尔兰与其他贯穿德国北部和英国南部的山脉相交会。事实上，在魏格纳看来，其交会点似乎位于北美海岸附近，就好像两个北大西洋的海岸地区曾是相连的一样。[517]与此相似的是，动植物化石在全球的分布方式也只能这样解释，即现在已经远隔重洋的地区之间曾经有陆地相连。[518]19世纪的科学家把这叫作“大陆桥”，它被认为是横跨于水域之间的便捷连接通道，连通了诸如非洲和南美，或是欧洲和北美地区。但如果这些大陆桥曾经存在过，它们到哪儿去了呢？是什么为大陆桥的升起和沉没提供了能量？海水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魏格纳给出的答案非常大胆。他说，不存在所谓的大陆桥。恰恰相反，现存的六块大陆（非洲、澳洲、南美洲、北美洲、欧亚大陆和南极洲）曾是一块超级大陆。他将这块广袤无垠的大陆叫作联合古陆（Pangaea，这个称谓来自希腊语中对“所有陆地”的总称）。大陆通过“漂移”的方式来到它们现在的位置，类似巨大的冰山。他的理论还解释了大陆中央山脉的成因，是由远古陆块的碰撞产生的。[519]这是一个需要花一定时间来理解的想法。整块的大陆是如何“漂移”的？是通过什么实现的？如果大陆确实移动了，是怎样的巨大能量让它们移动的呢？在魏格纳的时代，人们对地球的基本结构已有了解。地质学家曾通过分析地震波，推断地球由地壳、地幔、外地核及内地核组成。首要的基本发现是，地球上的所有大陆都由同一种岩石，即由长石和石英组成的花岗岩（或由在高温下生成的粒状火成岩）构成。在花岗岩大陆的周围分布着另一种岩石（更加致密和坚硬的玄武岩）。玄武岩的存在形式分为两种：固态和熔融态（因为火山喷发出的岩浆就是半熔融态的玄武岩）。这表明，地球内外结构之间的关系显然与地球从一团气态物质冷却为液态再到固态的方式密切相关。
人们认为，构成大陆的巨大花岗岩块厚达50公里，但其下约3000公里的厚度都由所谓的“弹性固体”，即半熔融态的玄武岩构成。再往下直到地核（半径约6000公里）则包裹着液态铁。[519-0]当然，数百万年前的地球比现在要热得多，那时的玄武岩可能更偏向液态，因而各大陆的整体情况可能更类似于漂浮在海洋中的冰山。从这一观点来看，大陆的漂移就容易理解得多了。
魏格纳和其他科学家试图弄清这些实际的陆块曾经是如何聚集在一起的，他的理论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验证。大陆当然不仅仅包括我们如今所能见到的海平面以上的部分。经历地质年代的变迁，海平面也随之起伏。冰河时代水位降低，在更为温暖的时期则上涨，所以大陆架（大陆位于海平面下较浅的部分，尚未到达陡然下降数千英尺的区域）很可能充当了这其中的“缓冲带”。随着这块巨大的地球拼图成功组合，各种非同寻常的地质特征也逐渐为人所知。例如，南非西海岸与阿根廷和乌拉圭的东海岸存在着形态完全相同的二叠纪冰川沉积物（即形成于2亿年前的远古森林，也就是现在的煤田）。而远隔南大西洋遥相呼应的西非尼日尔和巴西的累西腓附近则存在着相似的侏罗纪和白垩纪岩石（距今约1亿到2亿年）。而横贯非洲南部的地槽（地球表面的洼地）同样整齐地穿过了阿根廷中部地区。最后，在南非和其他遥远的南方大陆，如南美洲和南极洲，都发现了相似的舌羊齿植物的化石分布。这么远距离的传播不大可能是由于风的原因，因为舌羊齿的种子太过笨重，无法通过风力传播。这里同样也只能通过大陆漂移来解释这种植物在相距甚远的地点间的广泛分布。
联合古陆存在了多久，又在何时因什么原因分崩离析？是什么力量导致了它的分解？这些问题是大陆漂移学说这一20世纪最惊人的思想之一需要回答的最后问题。（虽然一段时间后人们才得以逐渐理解：1939年的地质学教科书仍然仅仅将大陆漂移认定为“假说”。另参见后文第31章。）[520]
大陆漂移学说（continental drift）与20世纪最初几年中地质领域的另一重大进展不谋而合。而这一进展事关地球年龄的计算。1650年，爱尔兰阿尔马地区的大主教詹姆斯·厄谢尔通过《圣经》中的家谱计算出地球诞生于公元前4004年10月26日上午9点。[520-0]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通过化石的佐证，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地球诞生于至少3亿年前，而这一数字后来又被增加到5亿。19世纪末，威廉·汤姆森·开尔文勋爵通过地球冷却的观点，提出地壳形成于距今2000万至9800万年前。但所有这些计算结果后来都让位于放射性和放射性衰变的发现。1907年，伯特伦·博尔特伍德意识到可以通过测量衰变终产物——铀和铅的相对成分并将其与铀的半衰期对比，从而测定岩石的年龄。迄今为止，地球上最古老的物质是于1983年在澳大利亚发现的一些锆石晶体。它们的诞生之日可以追溯到42亿年前，而现今对地球年龄的最准确估计约为45亿年。[521]
地质学家同样计算出海洋的年龄。他们首先从一个假设出发，即世界上的海洋最初完全充满着淡水，但随着世界上的河流不断冲刷大陆，为海洋带来了盐分。通过计算每年海洋中盐分的储量，再除以世界海水的总体盐度，就可以推导出这些盐分沉积所需的时间。当时所能给出的最佳答案是，海洋诞生于1亿到2亿年前。[522]
在杜波依斯对非裔美国人地位的理解中，他尽量尝试将生物学放在一边。通过这样的尝试，他很快领悟了许多人穷尽几十年才能学到的真谛：只有通过政治行动，为黑人赢得与白人相同的权利，美国黑人的地位才有可能得到改观。然而他低估了（在这一点上还有很多人也是如此）不同形式的知识将共同催生的结果。这一结果如非偶然，也不是完全循序渐进的，并且从一开始就充实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在整个20世纪，进化论思想将同时踏上科学之旅和大众之行，而这两种旅程并不总是相同的。与进化论本身相比，人们对进化论的态度和看法同样重要。而两者间的差异在美国尤为重要，因为美国拥有独特的种族/生物/社会结构，其由移民组成的国民群体迥异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随着进化的推进，基因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不同种族间的智能差异，永远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进化的步伐缓慢地走过了地质年代，关于地球悠久历史的新知识凸显出这一进程的漫长，也催生出人性永固的思想，即人性就像化石一样，是一成不变的。基因所具有的恒久属性为进化的连续性添砖加瓦，而曾经重要但业已消亡的灿烂文明重见天日，让人们更加相信，自己的先民虽然创造了如此多彩的古代文明，却注定要在历史长河中折戟沉沙。因此，虽然物理学逐渐摧毁了关于现实的传统观念，但生物科学的思想，以及考古学、人类学和地质学，开始在人们的头脑中聚集成一股合力，而这种思想合力在普罗大众身上的体现更甚于专家的科学头脑。线性进化论和种族差异的思想开始沆瀣一气，而这种结合将注定是灾难性的。
8 火山爆发
历史偶尔会赋予我们一段时间，来细细品味在时间长河中一枝独秀的决定性时刻。1913年就是这样一个时刻。这一年，历史的缪斯女神克利俄和人类开了个玩笑。当时的世界正站在万丈深渊的边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云仅有数月之遥，史无前例的人间惨剧即将发生。革命的风暴尚未彻底席卷俄国，世界还没有因此被分裂成前所未有的模样。而在这时，克利俄女神赐予我们整个20世纪从创造力的角度来说最多产且最具爆发力的一年。就像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在第一部诗集《少年的意志》（于同年出版）中所写的：
天堂之光降临，纯洁完满……
晨曦之光，永恒常伴。[523]
在1912年即将结束之际，旅居巴黎的美国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收到了老朋友梅布尔·道奇一封杂乱无章却扣人心弦的来信，信中写道：“有一场展览将在2月15日至3月15日之间举办，这是自《独立宣言》签署以来最重大的公共事件，其性质也与《独立宣言》完全相同。一个以阿瑟·戴维斯为首的团体认为美国人民应该有机会看看现代艺术家近年来在欧洲、美国和英国的工作成果……这将是一次滑天下之大稽的事件！”[524]
把“军械库艺术博览会”（Armory Show）与《独立宣言》相提并论，梅布尔·道奇的本意是对其进行讽刺挖苦。话虽如此，但她这么说并非完全言过其实。一则当代美国新闻剪报如是说：“军械库艺术博览会与火山之间只有一个区别，那就是它的爆发是人为造成的。”1913年2月17日晚，展览正式开幕。四千名观众将位于纽约公园大道和第六十五街之间的纽约军械库周围的十八个临时画廊挤得水泄不通。黄色的幕布遮蔽了原本光秃秃的天花板，空气中弥漫着松树盆栽散发的甜味。展览由约翰·蒯因律师揭幕，他同时也是当代艺术的著名赞助人，各式各样的画家和作家，比如亨利·马蒂斯、巴勃罗·毕加索、安德烈·德兰、W. B.叶芝、埃兹拉·庞德和詹姆斯·乔伊斯，都是他的座上宾。[525]蒯因在致辞中说：“本次展览将是美国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展览。今晚不仅属于美国艺术，也将在整个现代艺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526]
正如梅布尔·道奇对格特鲁德·斯坦因所说，军械库艺术博览会是阿瑟·戴维斯（Arthur Davies）的心血结晶。作为画家的戴维斯在创作上较为平庸，擅长“独角兽和中世纪少女”等主题。博览会的想法实则借自粉笔画家协会的四位艺术家，当时他们已经开始私底下策划一场在军械库举行的展览，用来展示美国艺术的最新发展成果。戴维斯与三位富有的纽约贵妇（格特鲁德·范德比尔特·惠特尼、莉莉·P.布利斯和科尼利厄斯·J.沙利文女士）都是老熟人。这几位女士同意赞助这次展览，而戴维斯则同艺术家沃尔特·库恩（Walt Kuhn）和沃尔特·帕克（Walter Pach，一位旅居巴黎的美国画家和评论家）一道踏上了前往欧洲之旅，寻找欧洲大陆所能提供的最为前卫的画作。
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向其他国家介绍巴黎革命性绘画艺术的展览一共举办过三场，军械库艺术博览会只是其中之一。此类展览的第一场于1910年在伦敦的格拉夫顿画廊举办。这场名为“马奈和后印象派画家”的展览由评论家罗杰·弗莱（Roger Fry）策展，并得到了艺术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的协助。弗莱的展览以介绍爱德华·马奈（马奈堪称最后的“古典”绘画大师，也是首位现代绘画巨匠）的作品拉开序幕，然后直接跳跃到保罗·塞尚、文森特·梵高和保罗·高更。正如评论家约翰·里瓦尔德所说，这场展览完全没有在其他印象派画家身上“浪费时间”。在弗莱眼中，塞尚、梵高和高更虽然在当时的英国几乎不为人知，但他们是现代艺术直接的先驱者。弗莱力图展示出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画家（Post-impressionist）之间的差异，而他认为后印象派画家才是更伟大的艺术家。他认为，后印象派的目的是捕捉“世界的情感意义，而印象派只是单纯地记录世界而已”。[527]塞尚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他将静物画和风景画解构成一堆拼凑在一起的彩色菱形图案，仿佛它们是组成现实的积木。这样的手法在弗莱看来是立体主义和抽象艺术的先驱。几位巴黎艺术商向伦敦的展览借出了藏品，柏林的保罗·卡希尔也同样鼎力支持。这次展览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批评，但弗莱很受鼓舞，并决定在两年后举办第二场类似的展览。
第二次尝试却因1912年5月25日在德国科隆开幕的“分离运动联盟”（Sonderbund）展览而相形见绌。这是另一座爆发的火山，或者用约翰·里瓦尔德的话说，是“真正惊人的展览”。不同于伦敦的展览，这次展览为观众设置了知识门槛，他们必须谙熟19世纪的绘画艺术。由此，展览更大胆地将焦点集中在现代艺术的最新运动上。“分离运动联盟”展览蓄意要挑战观众的神经：塞尚的展厅紧挨着梵高，毕加索则与高更比邻而居。除此之外，本次展览同样群星云集，包括皮埃尔·勃纳尔、安德烈·德兰、埃里希·黑克尔、阿列克谢·冯·雅夫伦斯基、保罗·克利、亨利·马蒂斯、爱德华·蒙克、埃米尔·诺尔德、马克斯·佩希施泰因、埃贡·席勒、保罗·西涅克、莫里斯·德·弗拉曼克和爱德华·维亚尔。在展出的108幅画作中，超过三分之一的画作为德国人所有；而在28幅塞尚作品中，德国人拥有17幅。在新的绘画艺术领域，德国人显然要比英国人或美国人更加熟悉和精通。[528]阿瑟·戴维斯在收到“分离运动联盟”的参展作品名录后大惊失色，他敦促沃尔特·库恩立即前往科隆。库恩此行所接触到的远不止“分离运动联盟”展览本身。他见到了蒙克本人并说服他参加军械库艺术博览会；他还前往荷兰，追寻梵高作品的踪迹；在巴黎，他也为了秋季艺术沙龙的立体主义展品和贝尔南——热纳画廊当年举办的未来主义展览进行着交涉。库恩在伦敦结束了行程，此时弗莱的第二次展览尚未落幕，他也从中挖来了不少展品。[529]
就在蒯因致开幕词的次日早晨，来自媒体的攻击初现端倪，并持续了好几个星期。立体主义展室招致了最多的嘲笑，很快就被戏谑为“恐怖物品陈列室”。其中一幅作品遭到了重点照顾：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的《下楼梯的裸女》。那一年，杜尚本来就因为“创作”了史上第一件“现成艺术品”而被媒体所报道，该作品即《自行车轮》。评论将杜尚的《下楼梯的裸女》描述成“一大堆废弃的高尔夫球杆和球袋”、“整齐堆放的破烂小提琴”和“爆炸过后的木瓦工厂”。许多故意的拙劣模仿作品接踵而至：比如《下楼梯的食物》等。[530]
但此次展会同样吸引了严肃评论的关注。在纽约的所有报纸中，《论坛报》、《每日邮报》、《世界报》和《纽约时报》都对展会表达了厌恶之情。它们对美国画家和雕塑家协会展示新艺术形式的初衷表示赞同，但难以接受这些画作和雕塑作品本身。只有《巴尔的摩太阳报》和《芝加哥论坛报》对展品表达了喜爱。也就是说，严肃评论的反对和赞成之比约为5 ∶2，而民众的心态则普遍都是看笑话。这样的反响很可能导致这次展览成为一场商业灾难，但事实并非如此。军械库艺术博览会每天接纳多达一万人次的观众流量。尽管负面评价铺天盖地，但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纽约各界人士纷至沓来，使得展览大获成功。南希·阿斯特女士每天吃完早饭都要去展会上逛一逛。[531]
在纽约的展览结束后，军械库艺术博览会移师芝加哥和波士顿，总共174件作品销售一空。在展会的启发下，一批新的画廊应运而生，开在纽约的占了大多数。尽管现代艺术展被负面评价所围绕，但仍有许多人在这些新奇的作品中找到了新鲜、愉快甚至奇妙的成分。这些人也开始了对现代艺术的收藏。[53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巴黎自称先锋艺术之都并且引以为豪，但在那里，有一种新艺术形式受到的抵制也最猛烈。理论上来说，在巴黎，一分钟前刚产生的新事物很快就会被当成平常事物一般迅速接纳。到了1913年，印象主义（曾经被认为可耻的艺术形式）已然成为绘画领域新的正统形式；在音乐领域，围绕瓦格纳作品的争议早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他华丽的和弦统治了所有的音乐厅；而在文学领域，19世纪晚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作家斯特凡·马拉美、阿蒂尔·兰波和于勒·拉福格等人虽然曾被视为害群之马，但现已得到了诸如阿纳托尔·法郎士等鉴赏家的赞许。
然而，立体主义仍然没有得到广泛接受。就在纽约军械库艺术博览会闭幕两天后，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的出版商宣布将同时出版他的两部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分别是《立体派画家》和《醇酒集》。阿波利奈尔于1880年出生在罗马，是一位波兰低等贵族女子的私生子，当时他的母亲正向教宗法庭寻求政治避难。到了1913年，他已声名狼藉：他坐过牢，罪名是莫须有地从卢浮宫偷走了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在画被找回后，他重获自由，并出版了一本书来揭露此次丑闻。这本书的内容也让人们注意到了他朋友的作品，包括毕加索（警方认为他也涉嫌参与对《蒙娜丽莎》的盗窃）、乔治·布拉克、罗伯特·德劳内以及一位初出茅庐的画家皮特·蒙德里安。阿波利奈尔在书中介绍了立体派著名的四重结构：科学性（scientific）、自然性（physical）、神秘性（orphic）和本能性（instinctive）四位一体。[533]这样的理念对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说过于深奥，因而没能为大众所接受。不过在该书的其他章节中，他满怀同情地描述了立体主义画家努力想要实现的目标，这有助于提高大众对他们的接受度。他的论调是：除非艺术家们不断更新人们对自然的体验，否则人们应该很快就会厌倦自然。[534]
在蔚蓝海岸长大的阿波利奈尔因为“坦率、健谈和感性”的性格吸引了毕加索和毕加索帮（包括马克斯·雅各布、安德烈·萨尔蒙及后来的让·科克托）。在搬到巴黎开始作家生涯后，阿波利奈尔把画家、音乐家和作家聚集在一起，热情洋溢地向大众展示和介绍他们的作品。这逐渐为他赢得了“先锋派掌门人”的称号。1913年是他的丰收之年。就在《立体派画家》问世不到一个月之内，阿波利奈尔于4月出版了一部争议更大的作品《醇酒集》。该书是他所谓“艺术诗歌”的集合，以题作《地带》的长篇诗为中心。[535]在很多方面，《地带》之于诗歌领域，相当于阿诺尔德·勋伯格的作品之于音乐领域，或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设计之于建筑领域。这是一种全新的诗歌形式，对传统主义者来说几近无法辨识。传统的排版和诗歌形式都被摈弃。至于标点符号，他认为：“诗句的节奏和切分形成了自然的标点，其他任何停顿和分割都是多余的。”[536]阿波利奈尔的比喻也同样是彻底现代的：包括了都市风景、速记打字员和飞行员（法国飞行员所取得的成就仅次于莱特兄弟）。该诗涉及巴黎周边的各个区域及其他六座城市，包括阿姆斯特丹和布拉格。它包含了一些非常怪诞的想象：巴黎的桥梁一度发出羊叫般的咩咩声，而埃菲尔铁塔则是它们的“牧羊人”。[537]《地带》被视为文学领域的一大突破，从《地带》出版的短短几年后直到阿波利奈尔（在一场流感中）去世，他一直被视为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领袖。究其缘由，他的德高望重和作品的优秀程度各占一半功劳。[538]
立体主义极大地激发了阿波利奈尔的才华，而俄罗斯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的成功则要归功于野兽派。他也是一座喷涌才华的火山。用评论家哈罗德·舍恩伯格的话来说，斯特拉文斯基在1913年上演的芭蕾作品堪称音乐史上最著名的丑闻。[539]《春之祭》于当年5月29日在新落成的香榭丽舍剧院首演，并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巴黎。应该说，与此同时巴黎也在经历着其他方面的改变。电路灯逐步取代老式煤气灯，电话逐渐取代气递信件，而最后一辆马拉式客车也于1913年正式停运。一些人认为，斯特拉文斯基带来的变革在震撼效果上丝毫不亚于卢瑟福用金箔反弹原子的实验。[540]
斯特拉文斯基于1882年6月17日出生在圣彼得堡。1913年时他只有31岁，但自从他的芭蕾舞剧《火鸟》于1910年6月在巴黎首演以来，他已经享受了三年的成名时光。斯特拉文斯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俄国同胞谢尔盖·佳吉列夫（Serge Diaghilev）。佳吉列夫本来也立志成为一位作曲家，但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的话挫伤了他的志向，因为他被告知自己毫无天赋。佳吉列夫于是转向艺术出版、展览策划等领域，并开始在巴黎举办音乐和芭蕾演出。和阿波利奈尔如出一辙，他也发现了自己在监督和指挥方面的才华。佳吉列夫对芭蕾抱有极大的热情。这种艺术形式使得他能够同时致力于自己的三大爱好：音乐、舞蹈和绘画（用于舞台背景）。[541]
斯特拉文斯基的父亲曾是圣彼得堡歌剧院的一位歌唱演员。[542]俄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音乐家常常来斯特拉文斯基的家里做客，小伊戈尔也因此不断接触到音乐。尽管如此，他在大学所学的专业却是法学，直到1900年，他被引见给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在展示了一些自己的作品后成为后者的学生，他才走上了作曲之路。1908年，即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去世的当年，斯特拉文斯基创作了名为《烟火》的管弦乐作品。佳吉列夫在圣彼得堡聆听了这部作品并被深深震撼。[543]此时的他尚未组建俄罗斯芭蕾舞团，这个日后将让他和演员们声名远播的团体。然而，凭着曾在巴黎组织俄罗斯音乐会和歌剧的经验，佳吉列夫在1909年决定成立长期演出的团体。在他的努力下，这个新组建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很快就成了先锋艺术的中心。为俄罗斯芭蕾舞团创作的作曲家包括了克劳德·德彪西、曼努埃尔·德·法雅、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和莫里斯·拉威尔；毕加索和莱昂·巴克斯特（Leon Bakst）担任舞台布景设计；主要舞蹈演员则包括瓦斯拉夫·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y）、塔玛拉·卡萨维娜和莱奥尼德·马西涅。后来，佳吉列夫与另一位俄国人乔治·巴兰钦联手推进剧团的发展。[544]佳吉列夫决定，1910年的巴黎演出季要有一出《火鸟》的芭蕾舞剧，由致力于古典芭蕾舞的现代化并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传奇人物米歇尔·福金担纲编舞。起初，佳吉列夫委托阿纳托尔·利亚多夫为该剧编曲，但随着排练期限将近，利亚多夫却未能如期交稿。孤注一掷之下，佳吉列夫决定更换作曲家，他需要一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编曲的作曲家。这时他想起了《烟火》并与身在圣彼得堡的斯特拉文斯基取得了联系。后者马上坐火车前往巴黎，参与到排练之中。[545]
斯特拉文斯基的编曲让佳吉列夫震惊不已。《烟火》已堪称杰作，《火鸟》还要更加激动人心。首演前夜，佳吉列夫告诉斯特拉文斯基，这出戏将使他一举成名。佳吉列夫的预测是正确的。芭蕾舞剧的旋律带有强烈的俄罗斯风格，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的学生能够辨认出这样的风格，却比指挥所期待的更具独创性，其开场是黑暗甚至凶险的。[546]德彪西在现场观看了首演，他指出了该剧音乐的本质：“剧中的音乐不是听命于舞蹈的仆人。”[547]接下来的1911年，芭蕾舞剧《彼得鲁什卡》登台亮相。这同样是一部有着浓郁俄罗斯风格的作品，但与此同时，斯特拉文斯基已经开始了对复调性的探索，即两个无关且不同音调的和声组合在一起，创造出令人震撼的效果。这样的风格影响了其他一些作曲家，如保罗·欣德米特。甚至连佳吉列夫都没能预见到《彼得鲁什卡》为斯特拉文斯基带来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