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许许多多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数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其中不幸遇害的有蓝骑士派画家奥古斯特·马克，随德国军队进攻法国时中弹身故；雕塑家和画家亨利·戈蒂耶—布尔泽斯卡死于英吉利海峡附近的法军战壕里；以及德国表现主义画家弗朗茨·马尔克死于凡尔登战役。意大利未来主义画家翁贝托·博乔尼战死在意奥前线，而英国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于停战前一周在桑布尔运河不幸身亡。 [598]奥斯卡·柯克西卡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均负伤，后者带着头部的弹孔回到巴黎的家中，不久便离开人世。伯特兰·罗素和其他参与反战游行的人或被关进监狱，或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般遭到排斥，或像西格弗里德·萨松般被扣上了疯子的帽子。 [599]马克斯·普朗克失去了儿子卡尔，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一个儿子也同样蒙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她还失去了孙子）。弗吉尼亚·伍尔夫失去了朋友鲁珀特·布鲁克，另外三位英国诗人艾萨克·罗森伯格、朱利安·格伦费尔和查尔斯·汉密尔顿·索利皆不幸遇害。数学家兼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中尉被俘后关押在意大利北部的“战俘集中营”里，在那里他给伯特兰·罗素寄去了他那时刚刚完成的作品《逻辑哲学论》的手稿。 [600]
这场战争给思想带来的许多遗害更为间接，在许多年后才逐渐显露出来。它涉及的主题非常广泛且引人入胜，有几本专门的研究著作都值得一读。 [601]纯粹的屠杀和军事上的僵局将1914至1918年间发生的这场战争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停战协定的不公平深深地刻在了那个年代的人们以及他们后辈的心中。在战争中期爆发的俄国革命给俄国带来了扭曲的政治、军事和思想图景，而这将持续七十年之久。本章将集中介绍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诞生的思想及思想事件，它们可以被理解为对战争的直接回应。
保罗·福塞尔在《现代记忆中的大战》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做了最富洞察力而令人痛心的汇报。他指出，即使只在战争初期，伤亡数字也是骇人听闻的，为此英国军队入伍标准的身高下限不得不从1914年8月的1.73米迅速放宽到了10月11日的1.65米。 [602]到了11月5日，在10月高达3万的伤亡数字面前，身高只需1.6米就能入伍了。战时国务卿基奇纳勋爵在十月底要求征召30万志愿兵进入预备役。到了1916年年初，已经没有足够的志愿兵来补充和替换死去或受伤的士兵了，于是英国首批强制征召入伍的士兵应运而生，“该事件可以说标志着现代世界的开端”。 [603]英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黑格将军及其部下在1916年整个上半年都忙于制订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计划。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端源自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刺后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冲突。当时德国已经与奥匈帝国结盟，形成了同盟国关系，而塞尔维亚则向俄国求援。德国很快响应并动员起来，随后英法两国介入，要求德国尊重比利时的中立地位。1914年8月初，俄国入侵东普鲁士，同一天，德国也占领卢森堡。两天后的8月4日，德国对法国宣战，而英国则对德国宣战。整个世界几乎毫无意义地陷入了一场无边大战之中。
经过半年的筹备，索姆河战役于1916年7月1日早晨7点半正式打响。此前，黑格已经下令对德军战壕进行了一个星期的炮轰，1500门大炮共发射了150万发炮弹。这可能被列为有史以来最缺乏想象力的军事决策，缺少任何惊喜的元素。正如福塞尔所写，“到了7点31分”，德国人已经把大炮从防空洞中推出来并架设在高地上，他们正是靠着这些防空洞才抵挡住了前一星期的炮击（英国人则完全不知道德国人有多擅长挖洞）。所以当天上午，沿索姆河沿岸13英里范围内发起进攻的11万英国士兵伤亡不下6万人，这一单天伤亡数字的记录至今没能被打破。“超过2万名死者枕藉于前线，而在这片无主之地上数天内仍不断传来受伤士兵的哀号。” [604]想象力的缺乏只是这场灾难的原因之一。也许过多地责备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稍有不公，但英军总参谋部也的确认为刚入伍的新兵要低人一等（他们主要来自英国中部地区），他们的头脑太简单、太过动物化，只能委以最浅显的战斗指令。 [605]出于这个原因，所有进攻均在白天打响，而且沿直线进发。参谋部认为如果改为夜间进攻或层层掩护前进，这些士兵可能会摸不着头脑。虽然当时英军已经发明了坦克，但只有32辆投入了战斗，“因为骑兵更喜欢骑马打仗”。几乎可以与索姆河惨案的残酷程度一较高下的是1917年4月的维米岭战役。伊普尔突出部的一块高地遭到了德军的三面包围。整场战役持续了五天，推进了七千码的距离，代价是16万士兵的伤亡——几乎每一码土地都耗费了20多人的性命。 [606]
帕斯尚尔战役本来意在消灭比利时海岸的德军潜艇基地，结果这里的战场也经受了炮火的“洗礼”：十天之内共计落下了400万发炮弹。在滂沱大雨之中，这些炮弹的唯一效果就是把泥浆搅拌成了一锅沼泽，并延缓了进攻的推进速度。那些幸免于枪炮的士兵要么冻死、要么淹死在泥浆里。英军损失了37万人。在整场战争中，每天约有7000名军官和士兵伤亡：这真的是在草菅人命。 [607]到战争结束时，半数英国军队士兵的年龄都在19岁以下。 [608]难怪有人提出了“迷惘的一代”的说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直接影响在于医学和心理学领域。人们在对整形手术和维生素的理解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些进展将最终导向我们现今对健康饮食的关注。但具有最重要的即时效果的进步发生在血液生理学领域，而最有争议的创新是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智力商数）测试。这场战争也有助于精神病学（包括精神分析）受到更为广泛的接受。[608-0]
据估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约有5600万人被征召入伍，2600余万人伤亡。 [609]所造成的战伤的性质有别于以往的战争，因为当时高能炸药的威力比以往更为强大，使用频率也大大高过从前。这意味着伤员中有更多的撕裂伤而非穿刺伤，以及更多的手足离断伤——这要归因于机枪的“急速扫射”。由于阵地战的缘故，面部所受枪伤也较以往更为常见；因为很多时候头部是对方阵营步兵和炮兵唯一的目标（而钢盔直到1915年底才被发明出来）。这也是头一次在大规模冲突中出现炸弹和子弹从天空倾泻而下的场景。随着战争的肆虐，飞行员开始将烧伤视为头等大敌。综合以上考虑，医学所面临的史无前例的挑战，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士兵遭到毁容，面目全非，而现代科学的整形手术（cosmetic surgery）为解决这一可怕的情况也迅速发展起来。希波克拉底的先见之明英明无比：战争是外科医生最好的学校。
无论伤口是大是小，伴随的失血总是不可避免。对血液更为深刻的理解是战争带来的第二大医学进展。1914年以前，输血（blood transfusion）几乎是闻所未闻的。而在战事结束之时，它已成为常规治疗手段。 [610]威廉·哈维于1616年发现了血液循环，但直到1907年，布拉格的医生扬·扬斯基（Jan Jansky）才发现，绝大多数人类血液都可以分为O、A、B和AB型四种血型。这些血型在欧洲人口中的分布具有相当稳定的比例。 [611]血型的确定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大量的输血并没有成功，反而导致了患者的死亡。但凝血的问题依然存在：如果不立即将从供体抽出的血输入接受者体内的话，血液将很快凝固。 [612]这一问题也在1914年得到了解决。纽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两组独立研究人员宣布（相互独立并几乎同时），浓度0.2%的柠檬酸钠溶液可以充当有效的抗凝剂，而且对患者几乎无害。 [613]这两组研究者中来自纽约的理查德·拉维生（Richard Lewisohn）优化了配方的剂量，在两年后的法国战场上，它已成为治疗大出血的常规手段。 [614]输血疗法先驱者之一肯尼思·沃克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到来的消息在战壕里迅速传开，对鼓舞战士的士气起到了极好的效果。‘有个从总司令部来的家伙能把血泵入你体内，甚至能让你起死回生’，这样的消息对那些即将冒着生命危险冲锋陷阵的人来说是非常振奋的。” [615]
智力测试以及衍生出来的智商概念，是源自法国的思想，也是生于尼斯的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的心血结晶。在20世纪之初，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并非唯一的行为科学。意大利和法国的颅骨测量和圣痕学派也颇受欢迎。它们反映的是意大利人切萨雷·龙勃罗梭和法国人保罗·布罗卡的观点，即人的智力与大脑的大小相关联，而性格（特别是与犯罪行为相关的性格缺陷）则与面部或其他体貌特征相关联，这就是龙勃罗梭所谓的“圣痕”。
比奈是索邦大学的教授，他没能证实布罗卡的结果。1904年，他受法国公共教育部长委派开展研究，开发有助于鉴别法国学校中差生的技术，因为这些差生需要某种形式的特殊教育。在对颅骨测量法彻底失望后，比奈制定了一系列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极短测验，例如数硬币或判断哪张面孔“更漂亮”等。他并不测试学校中讲授的平淡无奇的技能（比如数学和阅读），因为老师们已经对哪些孩子缺乏这些技能了如指掌。 [616]在比奈的研究中，他非常重视实用性，他也没有让自己的研究带有任何神秘的成分。 [617]事实上，他的想法非常超前，他说，测试的内容并不重要，只要这些题目够多，而且它们彼此之间都尽可能地不同就行。他希望能够做到的是得出一个单一的评分，能够真实反映出一个孩子的能力，不论这个孩子就读学校的好坏以及在家接受辅导的多少。
三个版本的比奈量表于1905至1911年间陆续出版，并在1908年的版本衍生出了所谓智商的概念。 [618]他的想法是将年龄层次与每一个任务联系起来：根据定义，在那个年龄，一个正常孩子应当能够不出差错地完成该任务。因此，总的来说，该测试能够测算出一个孩子全面的“智力年龄”，并可以与他或她的实际年龄进行比较。首先，比奈只用实际年龄减去“智力年龄”来得出分数。但这是一个粗浅的衡量标准，因为一个6岁的孩子落后两年，要比一个11岁的孩子落后两年显得更为迟钝。因此，1912年德国心理学家W.斯特恩（W. Stern）提出应该用实际年龄除以智力年龄，从而计算出智力商数，即智商。 [619]比奈从没想过用智商来衡量正常儿童或是成人。相反，他担心这样做会产生不良后果。然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他的思想已经传播到美国并完全改头换面了。
比奈量表在美国的第一个普及者是H.H.戈达德（H. H. Goddard），他是新泽西州葡萄园低能儿童培训学校的研究主管，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 [620]较之比奈，戈达德是一位激进得多的达尔文主义者，经过他的创新之后，智力测验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621]在那个时候有两个心理学的技术名词，其用法已经与现在不大一样了。“白痴”（idiot）在当时指无法掌握正常的交流技能并因此难以遵循指令，经判定智力年龄不超过3岁的人。同时，“低能者”（imbecile）是指无法掌握书面语言的人，智力年龄介于3至7岁之间。戈达德的第一个创新是发明了一个新名词“痴愚者”（moron），这个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愚蠢的，而戈达德用它来表示智力略低于正常人的人。 [622]在1912年至战争爆发期间，戈达德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并从中得出了令人震惊（或荒谬）的结论，即50%至80%的美国公民的智力年龄小于等于11岁，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痴愚者。戈达德也震惊了，因为对他来说，痴愚者是对社会的首要威胁。一方面，白痴和低能者都显而易见，把他们关起来也不会引来过多的公众关注，而且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基本不可能繁衍后代。另一方面，对戈达德来说，痴愚者永远不可能成为领导者，甚至连自主思考都无法做到。他们只能是工人和唯命是从的苦力。他们为数众多，其中的大多数将会繁衍出更多他们的同类。戈达德真正的忧虑在于移民，在一组研究中他获准对当时刚刚抵达埃利斯岛的一批移民做了测试，结果令他自己非常满意（并再次震惊）：多达五分之四的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和俄罗斯人都是“痴愚者”。 [623]
刘易斯·特曼（Lewis Terman）继承了戈达德的方法，并将它与查尔斯·斯皮尔曼的方法结合在一起。查尔斯·斯皮尔曼是一位英国军官，曾在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威廉·冯特门下学习，并参加过布尔战争。在斯皮尔曼之前，心理学这门新兴科学的多数从业者都只对处在智力量表极端情况的个案（极度愚蠢或非常聪明的类型）感兴趣。但斯皮尔曼感兴趣的却是擅长某项心理任务的人群对其他任务的擅长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形成了智力是由“一般”（general）能力组成的概念，也就是“g”，他认为这是许多活动的基础。在“g”的基础之上，斯皮尔曼认为，存在着许多特殊的能力，包括数学、音乐和空间能力等。这被称为智力的双因素理论。 [624]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特曼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在那里，他依托斯坦福大学，对比奈和其他前辈的测试进行了精炼，使得“斯坦福—比奈”（Stanford-Binet）测试成了一种对“更高级”、更复杂的认知功能的检测，测试内容也涵盖了更为广泛的能力，而不再是传统的对需要特殊教育的人群进行的诊断测试。测试的任务包括词汇量大小、时空定位、识别谬误的能力、对熟悉事物的认识以及手眼协调能力等。 [625]因此，通过特曼的努力，智商成了适用于每一个人的通用概念。特曼还产生了将斯特恩算出的智商（实际年龄处于心理年龄）乘以100的想法，这样可以去掉小数点。因此，根据定义，人类的平均智商变成了100，正是100这个整数使得“智商”激发了公众的联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心理学家罗伯特·耶基斯也参与到研究中。 [626]在战争开始时耶基斯年近40，据说他过得颇为失意。 [627]自20世纪初以来，他一直是哈佛大学的教师，但他的学科仍然无法自立门户，成不了一门科学，他对此颇有微词。比如，在大学里，心理学专业通常是哲学系的一部分。因此，在欧洲战事打响而美国也准备参战的背景下，耶基斯酝酿了自己的宏愿：心理学家应当运用智力测试，为新兵的评估提供帮助。 [628]不要忘了，布尔战争期间，英军新兵在体格检查中的结果之差劲让统帅大为震惊，优生学家也对美国移民质量的不断下降抱怨了多年，而此时正是一箭双雕的机会——通过对大样本人群的评估来获取平均智力年龄的真实值，并与移民的数据进行比较，从而为未来战争提供可能的帮助。耶基斯立即意识到，至少在理论上，美国军队可以极大地从智力测试中获益：不仅可以淘汰较弱的人，也能够选出潜在的最佳指挥官、复杂设备的操作员和信号员，等等。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需要现有智力检测技术在两方面进行极大的扩展：需要进行群体测试，且这些测试要能够同时区分人才和蠢材。虽然海军拒绝了耶基斯的提议，但陆军采纳了，并给予他很大的支持。耶基斯被任命为上校，他后来还宣称，智力测试“帮助美军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这，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只是夸大其词而已。 [629]
美国陆军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应用了耶基斯的测验，这一点尚不清楚。但在陆军支持下进行研究的长远意义在于如下事实：在战争的进程中，耶基斯、特曼和另一位名为C.C.布里格姆（C. C. Brigham）的同事对总共不下175万名士兵进行了测试。 [630]当他们在战后对这一史无前例的庞大数据进行筛选后，三大主要结果浮出水面。第一，新兵的平均智力年龄是13岁。这听起来让我们这些20世纪末的人感到很奇怪：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平均智力年龄真的只有13岁，那它几乎不可能在现代世界中生存下去。但在当时的优生学氛围之下，大多数人更愿意相信这样的“末日”场景，而不去考虑该测试可能根本就是错误的。第二，欧洲移民可以通过他们的原籍进行分类（猜猜怎么着？），来自东欧和南欧的肤色较深的人群在得分上要低于北欧和西欧等肤色更加白皙的人群。第三，黑人的得分垫底，平均智力年龄仅为10.5岁。 [631]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特曼与耶基斯联手推出了“全国智力测试”，该测试基于军队模型建立，旨在衡量学童群体的智力情况。借由军队项目的宣传，市场推广早已充分，智力测试因此很快成了大生意。特曼也凭借测试销售获得的版税成了富有的心理学家。后来，在20世纪20年代新一轮的仇外心理和优生道德思潮袭击美国时，这些战时的智商测试结果很快流行起来，并在限制移民方面发挥了作用。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切的后果。 [632]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最后一项医疗进步来自精神分析领域。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后，弗洛伊德本人起初对同盟国干净利落、兵不血刃的胜利持乐观态度。然而渐渐地，他像其他人一样被迫改变了想法。 [633]在那个阶段，他还不知道这场战争会给精神分析带来如此巨大的命运转折。例如，美国虽然是除德国以外拥有精神分析学会的六个国家之一，但这门学科仍然在许多方面被视为边缘化的医疗专业，与信仰疗法或瑜伽属于一个档次。英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冬天，《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的英译本在英国出版，却遭到了《英国医学杂志》评论文章的恶毒攻击，其中精神分析被诬蔑为“满纸荒唐言”和“一本犹如剧毒的致病微生物的著作”。其他时候，英国医生在提到弗洛伊德的学说时都轻蔑地称之为“肮脏学说”。 [634]
让医学界的态度发生改变的原因在于如下事实：战争双方都出现了越来越多罹患炮弹休克症的伤员（又名战斗疲劳症，或者用现在的说法称为战斗神经官能症）。在以往的战争中也出现过士兵精神崩溃的案例，但其数量要远少于身体受伤的情况。这场战争最关键的不同点似乎在于战争行为的特点：猛烈轰炸下的静态阵地战，加上部队里充斥着大量不适合作战的人群。 [635]精神科医生很快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量的平民部队中包括了很多正常情况下不会成为士兵的人，他们不能适应战场的负荷，在轰炸的恐惧之下，他们的“平民”神经症会自主地表达。医生还学会了将这类患者与另一类相区别，该类患者的精神症状更具弹性，但在疲劳的作用下他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人类在战争舞台的聚光灯下受到的审视为心理学展现出丰富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在年复一年的和平岁月里是不可能如此昭然若揭的。正如罗林斯·里斯所指出的：“在1914至1918年的战争中，大量发病的战斗神经官能症病例对精神病学界和整个医学界造成了不小的震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开始对精神病学肃然起敬。 [636]曾经只属于一小群业内人士的奥秘现在被普遍视为宝贵的援助，能够让被战争的恐怖折磨得近乎疯狂的一代人恢复些许的理智。一项针对1043653名英军伤员的分析表明，战斗神经官能症发病率高达34%。 [637]
精神分析并非学界所尝试的唯一治疗方法，而且经典的精神分析形式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显出效果。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同盟国和协约国双方都发现，军官和应征入伍的新兵一样都在战争的重荷下崩溃了，许多情况下他们都是训练有素且非常勇敢的战士，这些行为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装病。因此，建立远离前线，甚至位于大后方的诊所变得非常必要，这样士兵们在经过治疗后还能返回前线继续作战，这也是人类在战争中必须付出的代价。 [638]有两段插曲可以表现出战争是怎样帮助精神分析脱颖而出的。其一发生在1918年2月，弗洛伊德收到了一份恩斯特·齐美尔（Ernst Simmel）撰写的论文副本，后者是一位德国医生，曾在一所野战医院里担任医疗官。他运用催眠疗法来治疗所谓的诈病，还制造出一个假人，好让患者能够朝它发泄受压抑的破坏欲。齐美尔发现自己的方法非常成功，于是向德国战时国务卿申请了资金援助，计划建立一家精神分析诊所。虽然德国政府在战时搁置了这项计划，但他们确实向1918年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精神分析大会派出了观察员。 [639]第二段插曲发生在1920年，奥地利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针对维也纳精神病学教授朱利叶斯·冯·瓦格纳—尧雷格（Julius von Wagner-Jauregg）的指控。瓦格纳—尧雷格是一位杰出的医生，他通过在饮食中加入碘，实现了在欧洲范围内消灭呆小症（甲状腺功能低下导致的智力发育障碍），从而获得了1927年的诺贝尔奖。在战争期间，瓦格纳—尧雷格曾负责战地伤员的治疗但效果不佳，部队里因此出现了不少投诉，称他的治疗方法太过残暴，其中就包括电休克疗法。调查委员会邀请了弗洛伊德听取意见，而他与瓦格纳—尧雷格的证词很快就被视为针锋相对的对立理论。委员会最后判定针对瓦格纳—尧雷格的指控无效，但弗洛伊德受到政府支持的委员会的邀请，这一事实体现了他的理论正日益深入人心。正如弗洛伊德的传记作者罗纳德·克拉克所说，弗洛伊德的时代从这一刻开始了。 [640]
“诗歌在20世纪的其他时间里从未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形式”，这种情况只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至少在英语文学领域是如此），伯纳德·伯尔贡齐如是说。而和伯尔贡齐持相同意见的人还认为英文诗“再也没有超越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水平”。弗朗西斯·霍普有云：“从不完全的修辞意义上说，自1918年以来，所有新写的诗歌都是战争诗。” [641]回想起来，我们不难明白个中缘由。许多奔赴前线的年轻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这在当时意味着熟悉英国文学。前线的生活充满了紧张和不确定性，催生出更短小、更热烈、结构更紧凑的诗句，战争也提供了大量非同寻常的生动画面。当诗人在前线不幸身亡时，这些短小诗句的挽歌性质就有了不可否认的浪漫主义感染力。许多从板球场直接开赴索姆河或帕斯尚尔战役前线的男孩写出的诗句并不高明，当时的书店也充斥着林林总总的诗篇。若非战争的原因，这些诗永远不可能有机会发表。但鱼龙混杂之中，有一些诗人脱颖而出，而他们的名字现在已然家喻户晓。 [642]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作的诗人可以分为两类。早期的诗人讴歌战争的荣耀，但他们很快成了前线的炮灰。后续的诗人不论最后是否幸免于难，都亲眼见证了恐怖的大屠杀、可怕的战斗减员和愚蠢的作战方式，而这些基本就是1914至1918年间战争的特点所在。 [643]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是前一类诗人中最负盛名的一位。曾有人评价布鲁克，说他终其短暂的一生，就是为了扮演战争诗人/烈士的角色。他外形俊朗，金发飘飘，聪明睿智，略显浮夸。剑桥出身的他如果能活过战争的话，一定会加入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他还在剑桥时，弗朗西斯·康福德曾写过一节关于他的短诗：
年轻的美男子，金发飘扬，
在冲突的边缘坚持着梦想，
却丝毫没有准备面对
生命的渺小和漫长。 [644]
战前的布鲁克是一位赞美英格兰乡野的乔治王风格诗人。他们所青睐的技法谦逊而直率，略带些孤芳自赏的味道。 [645]1914年距离上一次的大战，即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已经过去了一百年，因此应对未知的未来并非易事。布鲁克的许多诗都创作于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周，当时对阵双方的很多人都认为战事将很快结束。1914年秋天，他目睹了比利时安特卫普郊外的一次小规模战斗，但并未陷入任何实质性的危险中。他的许多诗都发表在题作《新数字》的诗集里。该诗集一开始并不引人注目，直到1915年复活节，圣保罗大教堂的主教在布道中引述了布鲁克的作品《士兵》，而伦敦的《泰晤士报》又转载了该诗，才让布鲁克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一周之后，诗人的死讯传来。他的死并非“轰轰烈烈”，因为他在爱琴海死于败血症；他并未战死疆场，只是正在前往加利波利的服役途中。新闻将他变成了英雄。 [646]
有一些人（包括他的同胞诗人艾弗·格尼）曾指出，布鲁克的诗作并未对战争本身做深入的描述，而更多地反映了英国人对战争之初的几个月内所发生的事件的感受或者说试图达成的感受。 [647]换句话说，这些诗更多地是告诉我们当时英国民众普遍的心理状态，而非布鲁克自己在战争前线的战斗经历。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士兵》（1914）：
我如果死去，请这般把我铭记：
在某个异国他乡的角落
永远刻下了英格兰的印记。在那里，
那片丰腴的土地埋藏着一抔更肥沃的尘泥；
它在英格兰出生，被英格兰养育，在英格兰记事，
它爱着英格兰的花朵，也漫步着英格兰的小径。
英格兰的身体，呼吸着英格兰的空气，
被河流冲洗，被故乡的阳光佑庇。
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于1895年出生在温布尔登，是爱尔兰诗人阿尔弗雷德·珀西瓦尔·格雷夫斯的儿子。在法国服役时，他受伤昏迷，躺在一个倒戈的德国战地急救站的担架上等死。 [648]格雷夫斯一直对神话富有兴趣，他的诗作也出奇地冷漠，令人不安。他的一首诗描述了他见到的第一具尸体，一个死在战壕的铁丝网上因而无法埋葬的德国士兵。这首诗完全算不上是鼓吹战争的诗歌，而格雷夫斯的很多诗都将矛头直指这场战争的愚昧和蛮横的徒劳无益，其中最有力的或许在于他颠覆了许多人们熟悉的神话：
一柄残酷的长剑反手切下
“我中剑了！我死了！”年轻的大卫喊道，
他盲目地向前爬着，窒息……死去。
头戴钢盔的身影灰暗而冷峻
巨人哥利亚骑在他的尸体上。 [649]
这是反英雄的诗句，令人泄气而苦涩。巨人哥利亚本不该获胜。格雷夫斯自行停止了战争诗歌的创作，而后直到他于1985年去世后，其诗集《战争之诗》才重新获得出版。 [650]
与布鲁克和格雷夫斯不同，艾萨克·罗森伯格（Isaac Rosenberg）并非中产阶级家庭出身。他没有就读公立学校的背景，也没有在乡间成长的经历。他出身于布里斯托一个贫穷的犹太家庭，在伦敦东区度过了童年时光，并饱受童年体弱多病之苦。 [651]14岁时他离开了学校，几个有钱的朋友赏识他的才华，出钱资助他进入斯莱德学院学习绘画，在那里他遇到了大卫·邦伯格、C. R. W.内文森和斯坦利·斯宾塞。 [652]他说，他参军不是出于爱国，而是因为他母亲可以获得一笔军属津贴。他觉得部队生活令人厌烦，他的军衔也一直停留在列兵，从未获得过提升。然而，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诗歌传统教育的他却以特别的方式看待战争。他将艺术和生活分离开来，并没有试图将战争变成隐喻，而是抓住战争提供的非同寻常的素材来对战争经历进行再创作。这样的经历是生活的一部分，却并非大多数人生活的组成成分：
黑暗分崩离析——
那是恒久不变的德鲁伊时间老人
唯一的活物跃过我的手——
一只奇怪的、令人战栗的老鼠——
当我采集矮墙上的罂粟花
别在我的耳畔
接着，
罂粟花的根系深埋在人的血管
滴落，不断地滴落；
但我耳畔的罂粟是安全的，
只沾上了一点点白色的尘埃。
——《战壕中的破晓》，1916
总之，你仿佛与罗森伯格并肩同行。老鼠在无人区乱窜，享受着人们无法企及的自由，罂粟从浸透鲜血的土地中汲取养分。这些意象具有如图像般强大的冲击力，但最重要的是传达出场景的即时性。正如他在一封信中所说，他的风格“无疑和日常交谈一样简单”。 [653]罗森伯格的笔触是一种毫不畏惧的凝视，但同时也是低调和朴素的。诗中的恐怖不言自明。这也许就是多年以后，其他战争诗歌的力量都随岁月消退，但罗森伯格的诗句却依然感染力十足的原因。他于1918年愚人节当天不幸阵亡。文学评论界一般认为，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是唯一能与罗森伯格相提并论，甚至比他更为卓越的战争诗人。欧文于1893年生于什罗普郡奥斯维斯奇一个传统的宗教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年仅21岁。 [654]被伦敦大学录取后，他在课余担任牛津郡一位村庄牧师的助手，后来又在法国波尔多的贝立兹语言学校谋得了英文教师的职位。战争爆发后的1914年，他目睹了抵达波尔多医院的第一批法国伤员。在写给母亲的信中，他生动地描述了伤员的伤痛和他的怜悯之情。1915年10月，他加入了“艺术家之枪”战团（想象一下现在哪个战团还用这个名字），却被分派到了曼彻斯特战团。1916年12月底，他乘船前往法国服役，隶属于兰开夏郡火枪团。当时前线的真实战况与后方政府宣传中所维持的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欧文在索姆河战役的第一次值班巡逻就给他带来了强烈的体验，正如他在信中的清楚表述，他经历了一段快速而显著的成熟期。他于1917年3月负伤后退役，辗转一系列医院治疗伤情，最终于6月住进了爱丁堡郊外的克雷格洛克哈特医院。据他的传记作家说，这里“成了威尔弗雷德短暂人生中最重要的分水岭”。 [655]这是一家著名的精神病医院，其中一名医务人员W.H.里弗斯（W. H. Rivers）正对炮弹休克症进行早期的研究和治疗。在克雷格洛克哈特医院住院期间，欧文遇到了埃德蒙·布伦登和西格弗里德·萨松，此二人也在各自的回忆录中留下了关于此次相遇的记录。萨松的《西格弗里德之旅》（直到1948年才出版）阐述了他们各自作品的区别：“我的战壕速写就像火箭，它们冉冉升起，照亮黑暗。它们是该类型作品的开山之作，时机也堪称恰到好处。而欧文则揭示了如何通过现实的恐惧和嘲弄，使诗歌创作成为可能。” [656]欧文于1918年9月返回前线，这部分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可以借由这种方式更有力地反对战争。10月，他因参与对博雷瓦尔—丰索姆前线的进攻获得了军事十字勋章。而正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创作出自己一生中最好的诗篇。在《徒劳无益》（1918）中，欧文的才华甩开了布鲁克几光年的距离，甚至连罗森伯格也无法望其项背。在这首诗中，他描绘了士兵生存的世界里一幅野蛮的画面，这个世界与后方的读者曾有过的任何遭遇都有着天壤之别。他希望传达的是青春的毁灭、屠杀、残害以及这些恐怖可能永恒存在的观念。与此同时，他发现了一种表达方式，能够让恐怖得到清晰、美丽，但永远可怕的展现：
把他移到太阳下——
即使一次轻微触碰，就会使他苏醒，
魂归故里，犹如没有播种的田野的低语。
阳光曾无数次唤醒他，即使在法兰西，
直到这个清晨，这场新雪。
如今，如果说，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唤醒他
知晓这一秘密的
唯有亘古如斯的宜人的冬阳。
想想它如何催醒种子——
曾经，它苏醒过，这寒星下的泥土。
是肢体，弥足珍贵，如此完美，是周身，
精力充沛——而且温馨——却硬得难以复苏？
它亦是使躯体健硕成熟的唯一缘由？
——啊，冥冥之中的何物在驱使虚妄的日光劳作
并彻底打破大地的宁静？
《哨兵》和《反击》等作品则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士兵糟糕的身体状况和战场的恐怖。大屠杀随时可能发生。
我们发现了一个德国老兵躲在防空壕里，他也发现了我们，
并给了我们地狱；狂暴的枪林弹雨袭来
照亮头顶的天空，却从未完全突破。
雨水，不停流淌成烂泥的瀑布，
积成齐腰深的泥浆，每小时不断上涨。
对于欧文来说，战争永远不可能是对任何事物的隐喻——它太过庞大和可怕，只有它自己才能容纳得下。他的诗作的感染力有赖于大量阅读后的累积效果。它们不是“照亮黑暗”的火箭（这是萨松对自己作品的形容），而是一枚枚重型炮弹，不断轰击着读者内心的平静。国家让欧文失望，教会让欧文沮丧，所以他担心自己也会让自己失望。最后剩下的只有战争的经历。 [657]
我已经建立了情谊——
是老歌里幸福的恋人未曾言说的。
因为爱不是美丽嘴唇的结合
以及丝般柔软的眼神长久地张望，
快乐，它的缎带滑落——
但伤口被战争的铁丝网造就，撑起它的木桩还很牢固；
滴血的手臂缠满束缚的绷带；
捆绑着擦拭步枪的皮带。
——《为我的诗歌辩护》（1917）
正如伯纳德·伯尔贡齐恰如其分的评价，欧文自认为兼具神父与牺牲者的角色于一身。众所周知，W. B.叶芝将他排除在《牛津现代诗集》（1936）之外，理由是“被动的苦难不是诗歌的恰当主题”，这一恶意的言辞也被一些评论家认定是出于嫉妒。但欧文的诗歌无疑流传了下来。他在指挥手下的士兵横渡桑布尔运河的战斗中不幸阵亡。那一天是1918年11月4日，离战争结束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许多方面不可辩驳地改变了人们的思考的方式和内容。1975年，保罗·福塞尔（时任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教授，现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在《现代记忆中的大战》中探讨了其中的一些变化。战争结束后，进步的观念发生了逆转，对许多人来说信仰上帝已不再可靠，而讽刺作为一种感情疏远的形式，则“永久住进了现代人的灵魂之中”。 [658]福塞尔还将他所谓的“现代对抗习惯”（也就是说，人们不再将含糊不清视为有价值之物，取而代之的是“泾渭分明的观念”）的起源追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观念认为敌人极度邪恶，他们的立场错误百出且颠倒黑白，因此“必须要求敌人完全投降”。他指出，战争期间英国的性观念实现了进步，其中一方面就是有些在前线失去了爱人的妇女走到了一起，组成了女同性恋伴侣——这景象在20世纪20和30年代很常见。反过来，这种模式可能为一种普遍的观念推波助澜，即女同性恋并非异常而是某种现实。这也可能使得大众出于同情和悲悯的心理，更容易接受女同性恋的存在。
在福塞尔研究的基础之上，杰伊·温特在《记忆之墟，哀悼之墟》（1995）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战争屠杀的末日属性以及数量空前的家破人亡让许多人远离了现代主义的新生事物（包括抽象主义、自由主义、无调式主义等），转而回归更加传统的表达方式。 [659]尤其是所有的战争纪念碑都是简单而保守的现实主义作品。甚至连先锋派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奥托·迪克斯、马克斯·贝克曼、斯坦利·斯宾塞，甚至连让·科克托和巴勃罗·毕加索与埃里克·萨蒂联合创作的现代芭蕾舞剧《游行》（1917）——都退回到传统的，甚至是基督教的概念和主题，因为它们才是唯一能够让占据压倒性地位的“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合乎情理的叙事和神话。 [660]在法国，“埃皮纳勒彩绘”重新复活，而此前这些虔信派的海报自19世纪初就已不再流行。末日性质的“非现代”文学也重新现身，其中以法国尤甚：亨利·巴比塞的《火线》和卡尔·克劳斯的《人类最后的日子》可为两大范例。尽管遭到教廷强烈谴责，尝试与死去之人沟通的招魂论依旧大幅增长，而且其泛滥之势并不仅限于教育水平低下的人群。在法国，形而上学研究所由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夏尔·里歇领衔，而在英国，精神研究学会的主席则是奥利弗·洛奇爵士，他时任利物浦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后来成为伯明翰大学校长。 [661]温特在书中加入了1922年在白厅举行阵亡将士纪念日时拍摄的“灵魂照片”，据传当时死者现身观看了整个仪式。阿贝尔·冈斯在战后的大电影《我控诉》（1919）中用了类似的手法，让电影中的死者爬出战场上的坟墓，缠着绷带、拄着拐杖和手杖返回他们的村庄，来检查他们的牺牲是否值得：“死者返回的景象让乡民们吓破了胆，他们立即改邪归正，于是死者们返回坟墓，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662]死者总是很容易满足。
然而除此之外，对战争的其他回应（也许是最好的回应），还需要许多年才能成熟。它们将成为20世纪20年代乃至更晚时期伟大的文学作品的一部分。
到目前为止，本章中所讨论的全部发展和插曲都是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回应。但对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来说，他在战争期间完成的著作并不是对战争本身的回应。不过，若非维特根斯坦已经接触到了真正的死亡威胁，他也不大可能获得创作《逻辑哲学论》的契机和灵感，或者《逻辑哲学论》也不会完全具有其自身的风格。
维特根斯坦于8月7日入伍，当天正是奥匈帝国向俄国宣战的第二天。他被分配到东部战线驻克拉科夫某炮兵团服役。 [663]后来他说自己是怀着浪漫主义情怀奔赴战场的，也就是说他觉得直面死亡的经历会以某种难以确定的方式让他成长（鲁珀特·布鲁克也说过类似的话）。在看到敌对力量的第一眼后，他就在一封信中吐露：“现在我有机会成为一个体面的人，因为我正直面死神。” [664]
战争爆发时维特根斯坦25岁，家里有七个兄弟姐妹。他们家是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已经完美地融入了维也纳社会。爱国诗人和剧作家弗朗茨·格里尔帕策是路德维希父亲的朋友，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则给他的母亲和姨妈上过钢琴课。维特根斯坦家的音乐之夜在维也纳享有盛名：古斯塔夫·马勒和布鲁诺·瓦尔特都是常客，勃拉姆斯单簧管五重奏的首演也安排在这里。路德维希的妹妹玛格丽特·维特根斯坦给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当过肖像模特，画中的她充斥着金色、紫色和其他杂乱的色彩。 [66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这位现在最受赞誉的维特根斯坦家族成员，最初被家人认为是最愚蠢的孩子。玛格丽特天生丽质；兄长汉斯4岁时就开始作曲，同时已经能够演奏钢琴和小提琴；另一位兄长鲁道夫在柏林成为演员。要是汉斯没有在1903年从切萨皮克湾出发的航行中失踪，或者鲁道夫没有在柏林的一家酒吧里服用氰化物自杀身亡（当时他给钢琴手买了一杯酒，要求他弹奏一首流行歌曲《我迷失了》，然后服下了毒药），路德维希也许永远不会闪耀光芒。 [666]两位兄长不堪忍受父亲呆板意愿的折磨，父亲一心想让他们成为成功的商人，而他们辜负了他的心愿。而鲁道夫的同性恋倾向日益明显，这让他的痛苦雪上加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