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重新分配分崩离析的哈布斯堡王朝和德意志帝国因战败而丧失的国土，并讨论战争赔偿事宜。半年后的6月28日，德国在和约上签字，签字地点似乎非常完美：就在法国的首都之外，凡尔赛宫（Palace of Versailles）的镜厅（Hall of Mirrors）之中。
镜厅毗邻凡尔赛宫的战争厅，长243英尺，内部装饰璀璨夺目，一排巨大的窗户共计17扇，俯瞰着17世纪晚期由安德烈·勒·诺特雷设计的王宫花园。大厅中段的大理石壁柱之间安放着三面巨大的镜子，映出花园的美景。在这金碧辉煌之中，英国画家威廉·奥彭（William Orpen）爵士用画作记录下这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协约国的首脑、外交官和军人济济一堂，在他们对面坐着两名前来签署条约的德方官员，两人背对着观众。奥彭的画作完美地体现了那一时刻的庄严和肃穆。[743]
从某种意义上说，凡尔赛宫代表了欧洲文明的一脉相承，而这正是斯宾格勒所痛恨并认为正在消亡的文明的体现。但是这里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自1837年以来，凡尔赛宫已不再是王宫，而改成了博物馆。1919年，欧洲的中心舞台已不属于任何的欧洲皇室家族，而属于三个主要的同盟国和协约国的政治家。奥彭画面的焦点在乔治·克列孟梭身上。他年事已高，海象式的大胡子和头发都已全白，看上去闷闷不乐。在他一侧坐着一位非常正直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来自协约国的成员美国），他看起来精明而自信。当时执掌英国的大卫·劳合·乔治坐在克列孟梭的另一侧，看上去明智而多虑。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代表的缺席则非常显眼，因为他们的领袖认为协约国就像他们刚刚击败的德国人一样，注定要被历史不可阻挡的前进步伐踩在脚下。当时看似完整的解决方案只是凡尔赛宫里的一个错觉而已。在很多人眼里，这样的和平条约更像是对战败者的惩罚和对战利品的瓜分。当时在场的一些人也连带注意到，条约的签署地点是一座镜厅，带有镜花水月的讽刺意味。
《凡尔赛和约》虽然勉强得以签订，但也比撕毁好不了多少。1919年11月，《和约的经济后果》横空出世，就让公众寄托在和约身上的美梦破碎了。该书的作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是一位卓越的知识分子。作为经济理论家和秉持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哲学传统的原创思想家，他不但聪明绝顶，更是著名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核心人物。他出身成就斐然的学术之家，父亲是剑桥大学经济学院的学者，母亲也上过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虽然她和当时剑桥的其他女学生一样被禁止毕业）。在伊顿公学念书时，他就彰显了卓尔不群的特质，这不仅源自他各种各样令人瞩目的论文，也来自他严谨的着装习惯：他习惯每天早晨都佩戴一朵新鲜的胸花。[744]1902年他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就读本科，而在这之前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学院。仅仅一个学期之后，著名团体“使徒”（Apostles）就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他也因此跻身利顿·斯特雷奇、伦纳德·伍尔夫、G.洛斯·迪金森和E. M.福斯特之列，并于后来将伯特兰·罗素、G. E.摩尔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接纳入“使徒”。在这些自由而富于理性的同僚的影响下，凯恩斯发展了关于合理性和文明的思想，并以此为武器，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将矛头对准了《凡尔赛和约》的政治伎俩。在介绍凯恩斯对和约的批判主线之前，我们应当先了解一下他从剑桥到凡尔赛之间的心路历程。早在幼年时，他就深信自己的面容丑陋至极（虽然他看上去显然不能说是体格强健，但这样的想法也完全与他的照片和画像不符），凯恩斯因此对知识生活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他也因此对形体之美推崇备至。他在剑桥时涉及的众多同性恋情之中，有一段事关另一位“使徒”成员阿瑟·霍布豪斯。1905年，凯恩斯在写给霍布豪斯的信中流露出处于他个性核心的细腻情感，他这样写道：“的确，我头脑聪慧、性格软弱、深情款款、其貌不扬……保持诚实，尽可能地忠于自我。若您从没爱过别人，那么请让我获得您的垂怜，我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需要您。”[745]然而他对知识的追求却带着非同寻常的把握。在通过公务员考试后，凯恩斯赴英国政府印度事务部就职，这并非因为他对印度抱有任何兴趣，而是因为印度事务部是当时英国政府的顶尖部门之一。[746]公务员不高的职责要求让他得以有时间为剑桥的研究员职位论文做准备。1909年，他当选国王学院研究员，并于1912年被委以《经济学杂志》的编辑一职。年方28岁的他此时已经是学术界响当当的人物。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的话，他也将长期处于这样的位置。
在战争时期，凯恩斯的生活处在颇具讽刺意味的紧张状态之中。一方面他担任战时财政部职员，这要求他发挥自己的经济学才能——实际上就是与协约国进行贷款谈判，让英国得以持续作战；另一方面则是他自己的和平信仰，他与拒绝参战的朋友们都持有这样的信仰，包括他在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中的密友以及奥托琳·莫雷尔女士圈子里的和平主义者。的确，他为了朋友们出庭做证，但一旦战争爆发，他告诉利顿·斯特雷奇和伯特兰·罗素：“我们别无其他实际的选择。”而他的确非常实际，他在战争中有一个洞见，预见到法国将永远不会偿还一部分对英国的战争贷款。恰好在1917年，随着法国画家德加的去世，其作品开始在巴黎拍卖，凯恩斯于是谏言英国政府买下部分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大师杰作，并让法国政府埋单以抵充贷款。该计划得到了采纳，于是他和英国国家美术馆的馆长一起前往巴黎，为躲避记者耳目，两人还进行了乔装打扮。他们落实了几笔交易，其中就包括一幅塞尚的作品。[747]
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大臣的代表，参加了在凡尔赛举行的和约谈判。实际上，于1918年11月投降的德国只能听凭战胜国摆布和约的条款。和谈的中心问题在于，是应当以调和的方式，在新的世界秩序下以民主国家的形式重建德国，还是需要以惩罚的姿态，将德国彻底削弱到永远无法再次发动战争的程度。协约国三巨头的利益诉求并不一致，而在数月的谈判之后，意见逐渐变得清晰：停战建议书不予执行，相反，德国将承担数额巨大的战争赔偿，除此之外，相当一部分的德国领土将被没收，其海外帝国也将由胜利者进行瓜分。
这一结果让凯恩斯震惊了。他怀着“痛苦和愤怒”辞掉了职务。他自由主义的理想、对人性的看法以及拒绝认同克列孟梭的观点，即德国人的本性有着与生俱来的敌意，再加上他对自己没有参战的内疚之情（作为财政部官员，他的兵役得以免除），这所有的一切都驱使他用作品来揭露《凡尔赛和约》的内幕。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凯恩斯阐述了他的经济学观点，同时分析了《凡尔赛和约》及其影响。凯恩斯认为，新旧世界之间的平衡已经被战争打破，需要重新建立。欧洲剩余资本在新世界的投资为人口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所需的食品和物品。因此，市场必须更加自由，而非遭到控制。但是控制正是《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施加的影响。凯恩斯的观点并非出于狭隘的国家主义，而是基于全欧洲的立场。只有通过这些举措才能消灭大规模人口增长带来的隐患，从而避免进一步的残杀。[748]凯恩斯说，文明必须植根于共同的道德、审慎、深思熟虑和先见之明。强加在德国身上的惩罚只会事与愿违，反而使欧洲更加贫困。凯恩斯认为，开明的经济学家是维持文明的状态，或者至少防止文明衰退的最佳人选，而政客是无法做到这些的。这本书的一大远见卓识在于，凯恩斯基于数字和计算做出论断，认为德国无论通过金钱或是实物，都无法在协约国设想的三十年内如数偿清巨额的战争赔款。根据凯恩斯的概率论，经济条件的变化根本无法支持如此长期的预测，因此他力劝改为在更短的时间内偿还数额更为实际的赔款。他还指出，为强迫德国缴纳赔款和付出实物而设立的委员会违反了民主国家自由经济的所有规则。因此，他的论断为一种普遍观点埋下了伏笔，即《凡尔赛和约》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希特勒的崛起，而如果没有德国国内对和约的广泛怨恨情绪，希特勒将不可能掌握德国的大权。虽然在凯恩斯的著作出版后，战争赔款的数额实际上有所缩减，而且大部分规定的款项也从未缴纳过，但这些都于事无补了。德国自认为已经遭到了报复性的待遇，这就够了。
凯恩斯的观点值得商榷。和平伊始之时，德国军队内部就对解除武装一事存在着强烈的抵触情绪。例如，他们拒绝交出协约国要求的所有军用飞机，军工生产和研究仍保持着快速的步伐。[749]凯恩斯作品的巨大成功是不是过分强调了《凡尔赛和约》中可能只是细枝末节的部分，反而破坏了和约更为基本的条款？[750]该书是否助长了20世纪30年代西方绥靖政策的形成，从而让纳粹有机可乘？1946年，在凯恩斯去世后，一本对他提出尖锐批评的书正是基于这样的论断，而有评论者戏谑地认为，该书作者艾蒂安·芒图（Etienne Mantoux）代替凯恩斯，在后《凡尔赛和约》时期为该书的负面影响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在1945年抗击纳粹德国的战斗中不幸身亡。芒图作品的标题严酷地传达出他的观点：《迦太基式的和平，或凯恩斯先生的经济后果》。[751]
但凯恩斯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不仅体现在作品的论辩和论证方面，更体现在他颇具讽刺意味地刻画领导人时运用的文学技巧上。对于克列孟梭，凯恩斯写道，自己无法“轻视或厌恶他，只是在文明人的本性上同他持不同的观点，沉溺于不同的期望”。“他对法国抱有幻想，对包括法国人和他的同事在内的人类却很清醒。”凯恩斯带领读者进入克列孟梭的内心：“为了追求权力而运用策略是难免的，这场战争以及它所追求的目的都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新鲜东西；英国像此前的每一个世纪一样，打垮了商业对手；德国和法国为荣誉而长期战斗的历史重要篇章也宣告终结了。为了审慎起见，我们需要简单地说一下愚蠢的美国人和虚伪的英国人的‘理想’，但是，如果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会存在像国际联盟这样的机构，或者除了一个用来重新平衡各国利益均衡的精巧公式之外还存在某种意义上的民族自决的原则，那就是非常愚蠢的了。”[752]
在这段惊人的内心独白之后，轮到了“愚蠢”的美国人。伍德罗·威尔逊带着美国的富有和强大来到和会：“威尔逊总统离开华盛顿的时候，他的声望以及在世界上的道德影响力在历史上无人能及。”欧洲经济依赖美国，连基本的食品供给也是如此。凯恩斯曾对新旧世界交替时产生新的世界秩序寄予厚望，但这一希望迅速破灭了。“从来没有一个圣贤拥有如此多能够让世间君王臣服的武器……他发型端庄，仪表堂堂，与其照片别无二致。……但这个又瞎又聋的堂吉诃德先生如同进入山洞，而他的对手则手持闪闪发光的利刃恭候多时。……面对这些欧洲人，总统先生表现出的迟钝非常明显。他无法立即抓住其他人发言的要领，也无法对当下的情形一目了然……因此，仅仅在反应速度、理解力和灵活性上，他就已经输给了劳合·乔治。”在这可怕的情形之中，“总统的信念干涸、枯萎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和约》的一大知识成果在于：人们产生了要建立一个全球性政府的想法。有的学派主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完全出于偶然，假以更好的外交策略，这场灾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其他历史学家则认为1914至1918年间的战争和历史上的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战争一样，有着更深层次的明确原因。《凡尔赛和约》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国际联盟，这是威尔逊总统所赢得的第一个胜利成果。国际法和国际法庭的概念早在17世纪已由荷兰思想家胡戈·格劳秀斯明确提出，而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概念的新颖之处在于，它将提供永久性的仲裁机构和永久性的组织，并借此实施其判决。支持全球性政府的学派认为，如果德国人在1914年不得不面对守法国家组成的联盟，他们对比利时的突袭就会被阻止。协约国三巨头对国际联盟的设想大相径庭。法国主张设立一支常备军，用以控制德国；英国领导人将联盟视为没有武装的调解机构；只有威尔逊总统希望它既能作为仲裁法庭，也能作为保障集体安全的工具。但这一构想在美国遭遇了彻底失败：参议院直接拒绝批准实施这一脱离其权威的基本决策。要等到世界终于在惊恐中开始为类似国际联盟的构想努力，还需要经历另一场世界大战和核武器发展的洗礼。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已经在中国山东占据了多处租界。《凡尔赛和约》并未将这些领土归还北京政府，而是将它们划归日本所有。1919年5月4日，这个消息一经发布，约三千名来自北京大学和北京其他院校的学生立刻包围了紫禁城的正门天安门。这一行动引发了学生和警察之间的冲突，继而学生罢课，全国各地纷纷组织示威活动，号召抵制日货——最后发展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广泛的民族情感大宣泄”。[753]这一运动，即著名的五四运动，最非同凡响之处在于，它是成熟知识分子和学生共同努力的成果。运动的领导者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的灌输，折服于西方科学的先进，并将这些新思想融入了这场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学生群体第一次宣示他们的力量，而且远非最后一次。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曾到日本留学。他们带回的西方主流思想提倡个人表达和个人自由，包括性自由，而这将引领他们反对中国传统的家庭组织形式。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他们还开始小说创作，并将这种方式视为攻击传统中国最行之有效的方式。这些小说往往运用白话文，以第一人称口吻进行叙述。这样的表达方式也许对西方人来说颇为平常，但在当时的中国，却着实惊世骇俗。
这些新晋作家中首个扬名立万的当数鲁迅。他本名周树人，和许多五四运动的参与者一样，他也出身富裕家庭。起初他学习的专业是西医和西方科学。他的一位兄长将哈维洛克·艾利斯的性学理论译成中文，另一位身为生物学家和优生学家的兄长则翻译了达尔文的作品。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狂人日记》的短篇小说。这篇短篇小说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彻底批判，将其形容为吃人的社会，毁灭最优秀的人才，只有疯子才能从中瞥见真相，而且往往只能在梦中——此后还将有无数声音支持这一主张，而且并不仅限于中国范围。鲁迅写道，中华文明的顽疾在于，它的文化“只为主子，主子繁荣昌盛的代价则是万民之水深火热”。[754]
《凡尔赛和约》也许是五四运动直接的导火索，但和约更普遍的影响在于，它产生的思想塑造了1911年后的中国社会，而此后统治中国的清王朝被新的共和国取代。[755]这些本质上属于公民社会的思想在西方并不新颖，但儒家传统为这种转变制造了两大障碍。首先是个人主义的概念，这必然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公民社会的基本保障。严复是中国的一位改革者，他翻译了许多西方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包括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论自由》（译作《群己权界论》）和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译作《群学肄言》）。然而，像他一样的改革者只将个人主义视为支持国家的一个特点，而不是借此反对国家。[756]儒家传统制造的第二大障碍则更为严重。虽然中国人发展出了一种名为“新学”的学问，其中包含了“洋务”（也就是现代化），但它实际传授的内容却是混杂的，用哈佛大学历史学家费正清的话来说，是“东方伦理和西方科学”的混合。[757]中国人（以及一定程度上包括日本人）所秉持的信念是，西方思想（尤其是科学思想）本质上只是技术或单纯的功能问题，相对于东方哲学来说只是一套浅显得多的工具而已，而只有东方哲学才能提供教育的“实体”和知识。但中国人只是自欺欺人罢了。他们自身的教育体系非常薄弱，晚清时期（即1911年以前）的成年男性识字率为30%到45%，女性则仅为2%到10%。当时中国教育水平落后的一个例子是，已建成的大学需要讲授和研究的许多学科（工程、技术和商业等）仍在使用英文教材：因为中文的相关专业术语还不存在。[758]
实际上，中国的知识精英不得不经历两次思想革命。他们必须首先摆脱儒家思想以及附庸其上的社交/教育体系。然后，他们还不得不甩开随后而来的“东方道德加西方科学”这种不伦不类的混合物。实际上，只有那些前往美国留学（由1908年美国国会的法案提供机会）的人才真正完成了蜕变。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蜕变是成功的。1914年，曾留美深造的中国青年科学家创立了“科学学会”。在一段时期内，该学会是中国/儒家背景下唯一能为真正的科学提供机会的机构。[759]一些曾在国外接受训练的学者试图“以科学（“赛先生”）和民主（“德先生”）的名义”净化中国儒家思想，在此过程中，北京大学发挥了重要作用。[760]这一过程被称为新学运动或新文化运动。[761]这次运动所面临的任务之艰巨，我们可以从它首先选择的进攻目标上略知一二，那就是中文的文字系统。该系统诞生于公元前200年，在漫长的时间内几乎没有太大变化，于是每个汉字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含义，只能根据上下文或引经据典才能理解。[762]（对西方人来说）无怪乎新式学者要致力于用日常用语来取代这些传统语言。（该问题的重要性可以参考四百年前在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当时也经历了同样的文字替换运动，拉丁文被各国的方言所取代。）[763]鲁迅运用新式的白话文进行创作，并放弃了对科学领域的追求（在当时的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许多人都将科学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他认为自己作为小说家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764]但科学对于当时的世事却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傅斯年和罗家伦等五四运动的领袖在北大的《新潮》杂志上提出了主张：中国需要一场“启蒙运动”（《新潮》是5月4日之后创刊的11本新刊物之一）。[765]他们希望借此树立超越家庭关系的个人主义思想，以及合理而科学地处理问题的方式。他们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开办宣讲会，以期将这些思想传播给尽可能多的人。[766]
五四运动意义非凡，因为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思想和政治关切紧密结合在一起。与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不同，传统中国只被分为两种阶级成分：统治阶级和群众阶级。在五四运动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资产阶级接受了西方的态度和观念，为诸如生育节制和区域自治等大声疾呼。这些进步都必定起到政治启蒙的作用。[767]五四运动中偏向学术的阵营和主张政治诉求的阵营之间的分歧逐渐扩大。在列宁主义在俄国取得成功的鼓舞下，政治阵营仿照布尔什维克党，形成一个秘密、集权而排他的政党，以追求政治权力为目标。其中就有一位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他起初相信改革，但很快转向了暴力革命。他身材魁梧，是一名湖南粮商的儿子，其基本信念与斯宾格勒和其他德国学者出奇地接近。[768]他的名字叫毛泽东。
老旧的维也纳于1919年4月3日正式寿终正寝。奥地利共和国废除了贵族头衔，甚至在法律文件中规定禁止使用“冯”这一贵族的标志姓氏。和平最终到来时，奥地利只剩下七百万人口，其中两百万都住在首都维也纳。除了拥挤的居住条件之外，随后的几年中还有饥荒、通货膨胀、长期的燃料匮乏和灾难性的流感疫情接踵而至。家庭主妇被迫去树林中砍柴作为燃料，维也纳大学也因校舍自1914年以来年久失修而被迫关闭。[769]
历史学家威廉·约翰斯顿告诉我们，当时的咖啡都是由大麦制成的，而面包则会引发痢疾。弗洛伊德的女儿索菲和画家埃贡·席勒都死于传染病。正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阿尔班·贝尔格创作了歌剧《沃采克》（创作于1917至1921年，1925年首演），讲述了一位因军旅生涯而遭到羞辱的士兵盛怒之下杀人的故事。但道德规范并没有完全失色。一家美国公司一度提出为奥地利人民提供食品供应，但需要用前奥地利皇帝的哥白林挂毯抵偿费用：人们马上用抗议阻止了这笔交易。[770]维也纳风格的其他方面也都随着贵族姓氏“冯”的销声匿迹而淡出了。例如，按照曾经的惯例，看门人会为男性访客按一次门铃，来访者是女性则按两次，如果是大公或红衣主教等重要人物到访则按三次门铃。而对服务人员施以小费也曾经是无处不在的惯例——甚至电梯操作员和餐馆收银员也常获得小费，但这也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和过去之间已经彻底决裂。[771]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弗洛伊德、卡尔·克劳斯和奥托·纽拉特都住在维也纳，但条件早已今非昔比。食品异常短缺，以至于一队研究“辅助食物要素”（即当时所谓的维生素）的英国医生直接以某些儿童为实验样本，甚至不带一丝内疚地声称其中一些孩子不可能过上健康的生活。[772]启示已经应验，维也纳的欢乐完全消失了。
在布达佩斯，那里的变迁甚至更加赤裸，也更能说明问题。一群杰出的科学家（包括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被迫流落异乡，在异地寻找工作，其中包括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莱奥·齐拉特（Leo Szilard）和尤金·魏格纳（Eugene Wigner），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最终都将前往英国或美国，致力于原子弹的研究。另一个由作家和艺术家组成的团体留在了布达佩斯，至少起初是受战争爆发的影响而被迫回国。该团体的重要性在于，他们的风格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双重影响。在这个名唤周日圈（Sunday Circle，或称卢卡奇圈）的团体里发生了伦理道德的日蚀。与自然界的日蚀相比，它将给世界带来了更为长久的黑暗。
布达佩斯周日圈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告形成，当时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在周日下午聚会，讨论各种主要与现代主义相关的艺术和哲学问题。该团体成员包括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艺术史学家阿诺德·豪泽尔、作家贝拉·巴拉兹（Béla Balázs）和安娜·莱兹奈（Anna Leznai）以及音乐家贝拉·巴尔托克（Béla Bartók）和佐尔坦·科达伊（Zoltán Kodály）。他们全都聚集在哲学家兼评论家乔治·卢卡奇（George Lukács）周围。和特勒等科学家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曾云游四方，通晓德语、法语、英语和匈牙利语。虽然卢卡奇（他是马克斯·韦伯的朋友）是周日圈的核心人物，但他们聚会的地点却是在巴拉兹位于山上的优雅而“臭名昭著”的公寓里。[773]他们之间大部分的讨论是高度抽象的，但音乐家的作品为严肃的探讨提供了调剂——比如，巴尔托克就是在这里试演了他的作品。一开始，该团体关心的重点是“异化”；和许多人一样，周日圈成员也认为19世纪发展起来的自由社会培育了工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这一社会画下了逻辑句点。对卢卡奇和他的朋友们来说，这种形势之下存在着某种病态而虚幻的东西。工业资本主义的力量创造了一个世界，他们置身其中感到局促不安。因为在这里，文化共享被移出了议程，宗教、艺术和科学机构乃至整个国家已不再有任何公共意义。他们中的许多人深受格奥尔格·齐美尔在柏林所作的“马奈哲学”系列讲座的影响。齐美尔对“客观”与“主观”文化作了区分。对他来说，客观的文化是经过深思熟虑、撰写、整理和描绘的最好的文化；“文化”本身的定义来自其成员与这些作品的标准之间的关联。在主观文化中，个体利用自身的资源寻求自我实现和自性开悟，不需要共享任何东西。齐美尔说，截至19世纪末，主观文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商业文化，而从无数主观文化中产生的共同“病理”正是异化。对于布达佩斯周日圈的成员来说，客观文化的稳定力量是不可或缺的。只有通过共享的文化，自我才能为他人所知，从而才能为自己所知；也只有立足于共享的观点，人们才能在第一时间识别出异化。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行，这种置身现代资本主义中心的孤独成了周日圈讨论的主要内容，而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他们又被带入了激进政治活动。犹太人身份是加深他们异化感的附加因素：在反犹主义逐渐滋长的时代，他们必然会感到被边缘化。在战争之前，他们一直对国际运动持开放态度，如印象派、唯美主义等。尤其对于保罗·高更，他们认为他已经在远离欧洲反犹商业文化的塔希提岛上完成了自我实现。“塔希提治愈了高更，”卢卡奇一度这样写道。[774]他自己在匈牙利也感到强烈的被边缘化，并因此走上了德语写作的道路。
周日圈对艺术的救赎力量的迷恋有着可想而知的后果。一段时间内，他们和神秘主义搅在了一起，正如玛丽·格卢克描述的那样，她在周日圈的时间里，他们已转而反对科学。（这对曼海姆来说很成问题，因为社会学在匈牙利尤为强盛。它自视为一门科学，并相信能够最终解释社会的演变。）周日圈还接纳了色情。[775]在剧本《蓝胡子公爵的城堡》（Bluebeard'sCastle）中，贝拉·巴拉兹描述了一对男女的情欲邂逅，重点在于揭示他们之间不可避免的情欲纠葛。巴尔托克根据该剧本创作了歌剧，在剧中，尤迪特作为蓝胡子公爵的新娘进入了城堡。随着信心的增强，她探索了男性意识的隐蔽层面（或空间）。开始她将欢乐带进了阴郁，但是在更深处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阻力。她被迫变得愈发鲁莽，而且不听劝阻，硬要打开第七道禁闭之门。巴拉兹暗示，全部的性行为只会导致对权力“最后的斗争”。而权力是一种可怕的妄想，只会带来“更多的孤独”。[776]
因此，卢卡奇等人一步步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即艺术只能在人类事务中起到有限的作用，犹如“岛屿之于破碎的海洋”。[777]就艺术而言，这是意义的日蚀。这无用的慰藉成了周日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创立的人文研究自由学派（Free School for Humanistic Studies）的主旨所在。自由学派的存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它不再是周日下午的讨论，而是化作实际的行动。
随后，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了。就算在当时，对周日圈来说，马克思主义早已带有过多的唯物主义和科学主义色彩。但经历了如许的黑暗，卢卡奇的艺术之路也走到了这样的地步，即他对艺术以及艺术所能提供的救赎所抱的期望已大大减少，而在他和其他团体成员看来，社会主义似乎已经成了前进之路的唯一选择：“和康德一样，卢卡奇支持将伦理摆在政治的首要位置。”[778]而欧洲强硬左派势力的出现更增加了紧迫感，他们致力于立即结束战争。1917年卢卡奇曾写道：“布尔什维主义基于一个形而上的前提，即善由恶生，并有可能引领我们通向真理。该理念［我］无法苟同。”[779]但几个星期后，卢卡奇就加入了匈牙利共产党。他在一篇题为《策略和道德》的文章中阐述了他这么做的理由。核心问题并没有改变：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通过恐怖、通过侵犯个人权利来实现社会主义的行为是否正当？”通过谎言获取权力是否正确？还是说这些策略与社会主义的原则彻头彻尾地背道而驰？卢卡奇曾对这一信念无法苟同，但他现在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环境下的恐怖是合法的，“而且布尔什维主义因此才是真正社会主义的体现”。此外，“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阶级斗争是一则先验的经验，旧规则已不再适用了”。[780]
总之，这是伦理道德的日蚀，是原则的更替。卢卡奇在此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公开承认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变化，即恐怖的合理化。康拉德已经预见到这样的变化，卡夫卡即将记录这一变化给整整一代（或许是两代）知识分子带去的深刻心理影响。他们都将像卢卡奇一样蒙受损害。卢卡奇至少有勇气将自己的文章命名为《策略和道德》。有了他的策动，这一问题得以公之于众，但该问题并不会长久地留在公众的视野之中。
到了1919年底，周日圈本身就处在消散的边缘。他们受到警方的监视，甚至巴拉兹的日记也一度遭到没收以检查其中的反动言论。警方运气欠佳，但这样的监视对一些成员来说已是不堪忍受的重负。周日圈在维也纳重新集结（改在了周一），但好景不长，因为这些匈牙利人被控使用伪造的身份。[781]在那时，圈子的中心人物卢卡奇则心有旁骛：他已经成了共产党地下党的一员。1919年12月，巴拉兹曾这样描述：“他的样子是你所能想象的最令人心碎的模样。面色惨白，两颊深陷，急躁而悲伤。有人监视他、跟踪他，他口袋里藏着枪。……布达佩斯悬赏捉拿他，要是被捕他足够被判九次死刑。……而在这里［维也纳］，他仍不可救药地忙于共产党的密探工作，追查携党的经费潜逃的人……在此期间，他的哲学天才仍然受到压抑，就像被迫流入地下的溪流逐渐松动并摧毁了地表。”[782]这样的描述非常形象，但并非完全正确。在卢卡奇的内心深处，在他忙于徒劳的地下工作之时，他依然构思着日后将成为他最负盛名的作品《历史与阶级意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布拉格）轴心并未完全消失。由莫里茨·石里克领衔的维也纳学派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弗朗茨·卡夫卡和罗伯特·穆齐尔也创作了他们毕生最重要的作品。社会依然涌现了诸如迈克尔·波拉尼、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卡尔·波普尔和恩斯特·贡布里希等思想家，但他们的杰出才能要等到纳粹的魔掌迫使他们逃往美国之后才显露出来。维也纳这一百家争鸣的思想中心也随着奥匈帝国的末日而走到了尽头。
1914至1918年间，英国和德国之间所有的直接联系都被切断了，维特根斯坦在度假结束后发现自己无法返回剑桥，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但荷兰和瑞士仍保持中立。1915年，莱顿大学的W.德西特（W. de Sitter）收到了一份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论文副本。身为造诣颇高的物理学家，德西特有着良好的社会关系，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中立的荷兰人，可以担当重要的穿针引线作用。因此他将爱因斯坦论文的副本寄给了身在伦敦的阿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783]当时爱丁顿已是英国科学界的核心人物，虽然据他的一位传记作家所说，他有些“神秘主义的嗜好”。[784]爱丁顿于1882年出生在湖区的肯德尔镇。他出身农民家庭，家里人都是贵格会教徒。他先是在家接受教育，后来赴剑桥圣三一学院深造。他在那里取得了数学荣誉学位考试第一名，并与J. J.汤姆孙和欧内斯特·卢瑟福建立了联系。怀着童年时期对天文的热爱，他从1906年开始在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工作，并于1912年成为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秘书。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关于宇宙结构的雄心勃勃的大规模调查。该调查与其他研究者的成果和更强大望远镜的发展相结合，揭示了关于宇宙大小、结构和年龄的大量信息。其主要发现诞生于1912年，即造父变星（Cepheid stars）的亮度脉动是规则的，且与其大小相关。这一发现有助于估算宇宙中星体的实际距离，并由此计算出我们的银河系直径约为10万光年，而太阳曾被认为是银河系中心，但实际上偏离银河系中心3万光年。造父变星研究的第二个重要成果，是发现了旋涡星云实际上是河外天体。它们自成星系，离我们非常遥远（最近的仙女座大星云也有75万光年之遥）。这一发现最终表明最遥远的星体距离我们远达5亿光年，而宇宙的年龄也介于100亿至200亿年之间。[785]
恒星之中有体积庞大的巨星，也有体积较小的矮星。基于这样的研究结果，爱丁顿还参与了关于恒星演化思想的研究。巨星的密度一般比矮星要低，而根据爱丁顿的计算，矮星核心部位的温度可能高达2000万开氏度，密度则高达一吨每立方英寸。但爱丁顿同样热衷旅行，曾到访巴西和马耳他研究日蚀。因此，当战时的伦敦物理学会希望找人准备一份关于引力相对论的报告时，他的成就和学术地位让他成为了不二人选。[786]这份发表于1918年的报告是第一份完整阐述广义相对论的英文文献。爱丁顿此前从荷兰收到了爱因斯坦1915年论文的副本，因此他准备充分，而他的报告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以至于皇家天文学家弗兰克·戴森爵士提供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机会来检验爱因斯坦的理论。1919年5月29日这天将发生一次日全蚀，借此机会可以评估，光线是否真如爱因斯坦所预言的一样，在经过太阳附近时会发生弯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戴森从政府获得了一千英镑的资金来开展多达两次的探险，目的地分别是西非海岸的普林西比岛和大西洋对岸的巴西索布拉尔。皇家天文学家的影响力可见一斑。[787]
爱丁顿和E. T.科廷厄姆一起被分到了普林西比岛。在他们离开的前一天晚上，爱丁顿、科廷厄姆和戴森仍在这项皇家天文学家的研究规划下熬夜计算着证实爱因斯坦理论所需的光线偏转量。其间科廷厄姆问道，要是测量值比预期值高出一倍怎么办？戴森冷冷地回答：“那么爱丁顿会发疯，你只能自己回家了！”[788]爱丁顿的笔记本记录了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我们在3月初航行到里斯本。在丰沙尔，我们于3月16日将［另外两名天文学家］送往巴西，但我们得在那里继续待到4月9日……并于4月23日抵达普林西比。……在那里我们很快过上了养尊处优的生活，每个人都巴不得为我们提供帮助……5月16日左右，我们要在三个不同晚上进行照相检查都完全没有困难。我对这些测量也得心应手。”然而风云突变。5月29日，即日蚀发生的当天早晨，天门洞开，倾盆大雨持续了数小时，爱丁顿开始担心他们这趟艰难跋涉很可能将化为泡影。不过到了下午1点30 分时，日蚀已部分开始显现，而云层也终于开始逐渐散开。“我没能看到日蚀，”爱丁顿后来写道，“我忙着替换感光底片，除了开始时看了一眼以确保日蚀已经开始，中途又看了一眼观察云层情况。我们拍了16张照片。它们清楚地显示出太阳的图像，非常突出；但云层干扰了星辰的图像。最后六张照片显示出了一些结果，我希望它们能给出我们需要的东西。……7月3日，我们冲印了照片，在日蚀之后的六个晚上每晚冲洗两张，而整个白天我都用来进行测量。多云的天气干扰了我的计划。……但其中一张底片提供了与爱因斯坦的预言相符的结果。”爱丁顿转身对他的同伴说：“科廷厄姆，你不用一个人回去了。”[789]
爱丁顿后来将普林西比岛上的实验视为“我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790]爱因斯坦曾为相对论设定了三个测试，现在其中两个都支持了他的观点。爱丁顿立即给爱因斯坦去信，随信寄去了完整的过程描述及他计算过程的副本。爱因斯坦于1919年12月15日从柏林写来了回信：“亲爱的爱丁顿先生，首先我祝贺您艰难的远征取得成功。鉴于您甚至在早期就对相对论具有极大的兴趣，我想我可以假设我们主要受惠于您的进取精神，因为它让这些远征成为可能。我惊讶于我的英国同行对该理论的兴趣，尽管证实它的难度非常艰巨。”[791]
爱因斯坦的回应其实有些虚伪。爱丁顿证实相对论的消息一公开，马上就让爱因斯坦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理论大获全胜”成了《纽约时报》闪耀的头条，而世界各地的许多报纸都以同样的方式赞扬这一重大成就。英国皇家学会在伦敦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会上弗兰克·戴森对索布拉尔和普林西比岛的两次远征做了详细说明。[792]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当时也在场。在他名为《科学与现代世界》的作品中，他虽然并不情愿表达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但还是在书中转述了当时现场的兴奋之情：“整个紧张气氛与希腊戏剧别无二致：一个至高无上事件的发展已经让命运的判决显露无疑，我们则在旁齐声赞颂。现场的布置也具有戏剧性：仪式是传统的，而作为背景的牛顿肖像提醒着我们，两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原理就在当下接受着第一次修订。我的个人兴趣也同样得到了满足：一场伟大的思维冒险终于安全抵达了彼岸。”[793]
相对论在爱因斯坦首次提出之时并未获得普遍接受。因此，爱丁顿在普林西比岛的观测结果让许多科学家不得不承认，这一关于物理世界极不寻常的思想其实是正确的。从此以后，思想再也不会是原来的模样了。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常识自有其局限性，而爱丁顿，或者说戴森的发现时机堪称完美。旧世界的太阳已经在不止一个方面遭遇了日蚀。
11 贪婪的荒原
20世纪20年代的许多思想，以及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看作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应，这也许并不足为奇。但不那么容易预见的是，如此之多的作家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回应，他们在小说、戏剧和诗歌中采用新的文学体裁来强调自己与过去的决裂，而对这些文学体裁来说，讲故事的方式和故事本身同样重要。作家们花了一段时间，消化战争中发生的故事，理解这些故事的含义并整理他们的情绪。随后的1922年在思想史上堪与1913年这一奇迹年相提并论，因为在这一年中如潮水般涌现了一批开天辟地的作品：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T. S.艾略特的《荒原》、辛克莱·刘易斯的《巴比特》、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九卷《所多玛和蛾摩拉Ⅱ》、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第一部实验小说《雅各的房间》、莱纳·玛利亚·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以及皮兰德娄的《亨利四世》。它们都是20世纪文学体系的奠基之作。
乔伊斯、艾略特、刘易斯等作家所批判的正是社会本身，它不仅限于战时社会，更是产生资本主义的社会和以财富来评定价值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成了一场比赛，争夺的内容不是知识、理解或者美德，而是财富。总之，他们攻击这个“贪婪的社会”。这实际上是一个新词，一年前刚由R. H.托尼（R. H. Tawney）在一本书中创造出来。然而这本书相当唐突，加之怒气过盛，在当时没能被视作一部伟大的作品。托尼是当时英国社会某一类人物的典型代表（威廉·贝弗里奇和乔治·奥威尔则代表另一类人）。和他们一样，托尼出身上流社会家庭，曾就读于拉格比公学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但他毕生的志趣在于向贫困（尤其是不平等）发起抗争。大学期间他下定决心，和许多与他背景相同的人相反，他不愿进入城市，而选择到伦敦东区的汤因比馆工作（英国福利国家的创始人贝弗里奇也曾在这里工作）。汤因比馆旨在为工人阶级带来大学的氛围和生活方式，并在总体上对所有曾置身其中的人们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里，托尼成了整个英国与工会联系最为紧密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794]但塑造托尼日后职业生涯的决定性事件是1919年2月发生的煤矿工人罢工事件。为回避对抗，政府在煤矿成立了“皇家煤矿委员会”，而托尼正是劳方的六名代表之一（其中还有西德尼·韦伯）。[795]委员会面前是洋洋数186百万字的证据和证言，而托尼把它们通读了一遍。矿工面临的危险、疾病和贫困深深触动了他，于是他专门为此撰写了一部作品，乃是他的三大代表作之一。它们分别是《贪婪的社会》（1921）、《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和《平等》（1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