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斯特去世之时享有极高的声誉。然而，现在的一些评论家认为他的成就已不再值得大肆宣扬。对于其他人来说，《追忆似水年华》仍然是现代文学的杰出成就之一，是“对自我的最伟大探索，甚至胜过弗洛伊德”。[847]
回忆起来，在拒绝出版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的人之中，就包括《新法兰西评论》（NRF）的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但情况很快就发生了转变。纪德为自己的错误道了歉，而普鲁斯特也于1916年将出版商改了回去。普鲁斯特去世之时，纪德的伟大小说《伪币犯》刚刚开始动笔。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在1923年3月15日梦见普鲁斯特的情景（后者于前一年的11月去世）。在梦中，纪德坐在普鲁斯特的书房里，“发现自己”握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系着普鲁斯特书架上的两本书。纪德拉动绳子，抽出了一本圣西门的《回忆录》的精装本。纪德在梦中悲痛欲绝，但他后来承认自己在梦中的举动可能是有意为之。[848]
创作《伪币犯》的念头从1914年以来就一直萦绕在纪德心头。这本书与《追忆似水年华》并不雷同，但人们还是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849]纪德的小说里也有德·夏吕斯男爵（《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人物）、青少年群像，以及对平原上的城市（《追忆似水年华》第三卷内容）的关注。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在创作一本小说，结果或多或少就是我们正在读的小说。但最重要的相似之处是，两位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都怀着写出伟大作品的抱负。纪德试图在自己的领域内与普鲁斯特一较高下。在那场梦里，纪德对普鲁斯特的嫉妒“喷薄而出、公之于众并重归于好了”。[850] 200《伪币犯》这部情节高度复杂的小说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便是纪德还坚持用日记来记录自己的创作思路。这本日记可能以最完整的形式，记录下一部重要文学作品的形成过程。我们从中能够得到的主要信息，是纪德对早期构想逐步改变和去粗取精的过程，以及删减人物的过程。他的目标是创作一本没有主人公，但有着各种各样重要角色的作品。这有些类似毕加索的画作，画中的物体不是从一个主要方向，而是可以从各个方向同时进行“观赏”。他的日记中还包括了一些剪报，其中一则讲的是一群贩运假币的年轻人，另一则讲的是一个小学生受朋友们所逼在课堂上开枪打爆了自己的头。纪德将这些线索编织成了复杂的情节，其中包括一个名叫爱德华的人物，他正在写一本名叫《伪币犯》的小说，而书中的每个人本质上都可以说是伪造者。[851]身为作家的爱德华和贩运假币的男孩是最明显的伪造者，但最令读者感到震惊是的纪德对法国中产阶级生活的控诉。他们的生活充斥了非法勾当和同性恋行为，却无时无刻都伪装出一副人格高尚的嘴脸（这和普鲁斯特作品后几卷的题材颇为相似）。情节的复杂性自有其用意，即和现实生活一样，书中的角色有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不知道他人行为的缘由，甚至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真心以待，什么时候又在伪装。在这样的环境中，有什么东西（尤其是艺术）能发挥其作用呢？（这与路易吉·皮兰德娄不谋而合。）有些伪装成功的原因显而易见（比如贩运假钞），但有些生活中的情节，比如打爆自己脑袋的男孩，在一定程度上将永远是一个谜，令人费解。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能依靠什么样的规则生存下去呢？《伪币犯》也许是对我们的时代最现实的诊断。小说并没有提供任何解决方案。它暗示这个社会没有什么有效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我们的困境最后一定是悲剧，人们为什么不都去自杀呢？这也是一个谜。
纪德对英国文学怀有非同寻常的兴趣，涉猎过威廉·布莱克、罗伯特·布朗宁和查尔斯·狄更斯等作家的作品。他也熟悉布鲁姆斯伯里团体（1918年，纪德曾在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活动的前沿阵地剑桥大学学习英语）。1919年，他在巴黎结识了克莱夫·贝尔，1920年，他客居位于盖辛顿的奥托琳·莫瑞尔女士家。他曾与罗杰·弗莱保持长时间的通信往来（他们都热爱尼古拉斯·普桑的作品），后来又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一起在知识分子反法西斯委员会中任职。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准备创作小说《雅各的房间》时，非常清楚地知道其他作家也在尝试她所尝试的工作。她在1920年9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想，我正在从事的工作可能由乔伊斯先生来做会更好。”[852]她知道T. S.艾略特和詹姆斯·乔伊斯有联系，因为这个美国人总是告诉她爱尔兰人在做什么。
1882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生在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是《英国名人辞典》的创刊编辑，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写《名利场》的萨克雷的女儿）。虽然伍尔夫无缘接受她的兄弟们所接受的教育，但她仍然坐拥家里藏书颇丰的图书馆，因此她成长过程中的阅读量远超同时代的女性。成为作家一直是她的梦想，而为《泰晤士文学增刊》撰稿则是她写作生涯的起点（该刊在1902年创办时是伦敦的《泰晤士报》旗下的一份独立出版物）。但她直到1915年才出版了她的处女作《远航》，当时她已经33岁了。[853]
《雅各的房间》拉开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系列实验小说的序幕，而该系列小说正是她最为人熟知的作品。该书讲述了一个名叫雅各的年轻人的故事，记录了他的发展历程，从剑桥到充满艺术和文学的伦敦再到希腊之旅，描写了导致英国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个阶层和那一代人。[854]这本身就是个宏大的写作主题。然而，与前文提到过的作品类似的是，该书的形式同样令其卓尔不群。她在1920年初的日记中写道：“我觉得这次使用的方式将完全不同。不搭脚手架，几乎看不见一块砖，一切都是朦胧的，但其核心是激情和幽默，一切都如火焰般明亮。”[855]《雅各的房间》是一部城市小说，描写了城市街道千篇一律、转瞬即逝的体验，“伦敦的桥梁上云雾般行色匆匆的汹涌人潮”，透过茶馆窗户瞥见一副凝视窗外的面孔，脸上的表情或无聊，或戴着“小人物绝望的热情，永远无法了解”的面具。[856]与《尤利西斯》和普鲁斯特的作品相似，该书由意识流式的内心独白组成，在时间上前后移动，毫无征兆地从一个人物跳到另一个人物，视角和态度的转换速度之快，就像在任何你所能想到的大城市中的偶遇一样稍纵即逝。[857]在《雅各的房间》里，一切都是不安定的。小说没有太多传统意义上的情节（雅各早期的承诺从未兑现，书中的角色不够丰满，人物来来去去。作家对边缘角色，诸如街边卖花人的关心程度和对那些理论上更中心的人物的关心程度旗鼓相当），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叙事。书中的人物描写就像印象派绘画一样简单。其中一个人物这样说：“试图评价人们是没有意义的。观察人们必须遵循种种暗示，不可仅仅听其言，也不能完全观其行。”这样的人物本来也可以在纪德的作品里出现。[858]伍尔夫所描述以及希望我们感受到的，正是现代世界广阔的大都市中生活的原貌。她说，这种在心理和身体上对熟悉范畴的分裂和分解，就像军事/政治/经济领域已经发生的变化一样，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而前者较后者而言可以说更为根本。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思想对安德烈·布雷东（André Breton，1896—1966）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圣迪济耶精神病治疗中心担任医务兵，治疗炮弹休克症患者。正是在圣迪济耶，布雷东第一次接触了梦的（精神）分析。正如他后来所说，他在分析过程中为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做了“基础工作”。他尤其记得一个完全活在自己世界的患者。这位患者身处战壕却深信自己刀枪不入，他认为整个世界都是“假的”，是演员们用假子弹和舞台道具布置出来的。他对此深信不疑，以至于他会在战斗中暴露自己，并为爆炸兴奋得手舞足蹈。而敌人竟然不可思议地没能将他杀死，这一事实只会进一步加强他的信念。[859]
这个患者创造出的“平行世界”令布雷东醍醐灌顶。对他来说，患者的疯狂实际上是对疯狂世界的理性反应。这一观点在20世纪中叶的数十年内影响深远。如弗洛伊德所说，梦境是一个平行世界，是通向无意识的通道，而对布雷东来说，梦境是通向艺术的道路。他认为，艺术和无意识可以形成“新的联盟”，并通过梦境、机遇、巧合、笑话等弗洛伊德的研究对象加以实现。布雷东借用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发明的术语，将这种新的现实称为超现实。1917年，毕加索、让·科克托、埃里克·萨蒂和莱奥尼德·马西涅合作创作了芭蕾舞剧《游行》，阿波利奈尔这位法国诗人曾将其形容为“一种超现实主义”。[860]
就对超现实主义的贡献而言，该主义的实践者对弗洛伊德精神的领会要大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本身。很少有法国和西班牙的超现实主义者能读到弗洛伊德的作品，因为这些书还都只有德语版本。（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精神分析才在法国流传开来，而英国精神分析协会直到1919年才成立。）布雷东关于梦境的思想，以及将神经症视为永恒梦境之“僵化”形式的思想，肯定不能对弗洛伊德理论起到支持作用，同样也不支持超现实主义者所认为的神经症“很有趣”，是一种神秘的、形而上的状态的观点。这是一种20世纪的浪漫主义形式，它支持一种新的说法，即神经症是人类思想的“阴暗面”，是关于人类自身新的、危险的真理的基础。[861]
虽然超现实主义兴起于由布雷东、保罗·艾吕雅和路易·阿拉贡领衔的诗人运动，但凭借这一运动获得持久国际知名度的却是超现实主义的画家。四位画家变得尤为知名，在其中三人的作品中，荒原是经常出现的意象。
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是第一个投身超现实主义运动的艺术家（1921）。他自称从幼年时就经常产生幻觉，因而倾向于用这种风格进行创作。[862]他的风景画或静物画有种奇妙的亲切感，但又有微妙的变化。比如，他笔下的树木和悬崖有着人体器官的纹理，野兽的背脊则无比宽广、不成比例，甚至遮蔽了太阳。可怕的事情似乎刚刚发生，或是似乎将要发生。恩斯特还描绘过一些欢乐的场景，却给这些作品冠以冗长而神秘的标题，似乎带有险恶的意味，比如《审判者：七点零七分正义将得到伸张》。[863]又比如，《被夜莺吓着了的两个孩子》乍看之下富于欢快的色彩。画中有一只鸟、一只类似布谷鸟钟的时钟和一座筑有围墙的花园。但是我们注意到画中的人物似乎在四散奔逃，而之前发生的事却没有得到交代。这幅画实际上是画在一扇小门或一个箱盖上，还附有一个手柄。如果门被打开，我们会发现什么？未知的一切自然充满险恶。
最令人不安的超现实主义画家是乔治·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203 1888—1978），毕加索称他为“火车站画家”。德·基里科是带有希腊血统的意大利人，他痴迷于意大利北部城镇的广场和拱形游廊：“我刚刚从一场漫长而痛苦的肠道疾病中复原。我有着近乎病态的敏感。整个世界，下至建筑物的大理石和喷泉，对我来说似乎都在逐渐复原。……秋日的阳光温暖而冷漠，点燃了雕像和教堂的正面。这时候，我有种奇怪的印象，我好像是第一次看见这些东西。”[864]德·基里科总是用同样的方式来描绘这些风景和城市风貌。光线始终是相同的（这是下午的阳光，从左侧或右侧射来，而不是从顶部），总有着长而可怕的影子，而黑暗则近在咫尺。[865]其次，画面中没有任何人物，这些城市景观一片冷清。有时会出现一个裁缝店的人体模型，或是雕塑，虽然像人，但它们全都又盲又聋又哑，毫无生气。如罗伯特·休斯所说，它们回应着艾略特的经典名言：“为了支撑我的荒墟，我捡起这些碎片。”人形的阴通常都出现在画面的角落里。德·基里科的世界是一个冰冷的世界。气氛冷峻，仿佛这是最后的末日，宇宙正面临崩溃，太阳也将永远熄灭。同样地，可怕的事情似乎刚刚发生，又或是将要发生。[866]
初看之下，胡安·米罗（Joan Miró，1893—1983）比之前的两位画家要欢快，也俏皮得多。他从未参与超现实主义者的政治派别：他没有涉足过任何宣言或者活动。[867]但他的确为超现实主义画家的群展贡献良多，而他的作品风格也与其他人形成了强烈对比。他出生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在巴塞罗那学习绘画。当时的巴塞罗那仍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联系还没有被西班牙内战切断。他早期表现出对立体主义的兴趣，但后来转而反对立体主义。他的童年时代在农场里度过，而他对野生动物的兴趣也因此不断增长。[868]这让他的作品带有生物抒情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发抽象。在《农场》（1921—1922）中，他用科学性的细节表现了许多动物，创作出老少咸宜的作品。（他一路带着干草从巴塞罗那来到巴黎，以确保自己能描绘出干草的精确细节。）在他后来的《星座》系列作品中，五花八门的形式呼应着诸如耶罗尼米斯·博斯等前辈艺术家，但它们被欢快而愈发抽象地布置在朦胧的天空中，星星的形式也不是物理化学的，而是生物的。米罗在巴黎时就住在安德烈·马松的隔壁，通过他，米罗结识了超现实主义者。他在1924年参加了首个超现实主义群展。但身为画家，他没有描绘多少可怕的东西，更多地是描绘成年生活里残留的稚气，即“未经审查的自我”。这是另一种从精神分析中提出的概念。[869]
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的荒原颇负盛名。它们是不折不扣的荒原：即使有生命出现，一经盛开就会立刻凋谢、腐朽。在时间顺序上，达利是毕加索之后20世纪最著名的艺术家，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是20世纪第二优秀的艺术家。这更多的是与他非凡的技艺、对疯狂的深刻恐惧以及和他的个人形象息息相关：他瞪着的眼睛和八字胡，宛如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时期的宫廷画师迭戈·委拉斯开兹的肖像。[870]在认识自己绘画才能的过程中，达利发现自己能够为水晶般清晰的风景中加入现实的元素，再用梦幻的方式呈现出来。他的作品有着米罗的抒情性，德·基里科的黄昏之光，以及恩斯特微妙地改变熟悉事物后产生的可怕感觉。他画中的图像——打碎的鸡蛋（“达利DNA”）、柔软的表盘、拉长的乳房、干旱风景中死去的树木——造成了视觉上的震荡，让人心绪不宁。[871]它们传达出一个充满生命但缺乏协调的世界，仿佛自然的原则和规律已经瓦解，仿佛生物学即将走到尽头，而达尔文学说的生存斗争已陷入疯狂。
勒内·马格里特（René Magritte，1898—1967）从来都不曾参与过超现实主义的沙龙（他一辈子都没离开过布鲁塞尔），但他和超现实主义者一样痴迷于恐惧，也几乎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迷恋语言以及语言对意义的控制。在他的经典作品中，马格里特为普通的主题（一顶圆顶礼帽、一只烟斗、一个苹果、一把雨伞）赋予了非凡的经历（他自己也经常戴着圆顶礼帽）。[872]比如在《人类的处境》（1934）中，一幅透过窗户看到的风景画与实际的风景完全重叠，使它们融合在一起，没人能分辨这幅画从哪开始，到哪结束。他说，“外面的”世界确实是精神构建的产物，这是对亨利·柏格森观点的回应。在同样完成于1934年的作品《强奸》中，一具裸露的女性躯干，头发勾勒出脸部的轮廓，一张拘谨但同时狂野的脸，对拘谨本身的性质提出了怀疑，暗示着隐藏着的原始性欲。这个意象的背景是一片平坦而空旷的风景，一片纯粹的精神分析的荒原。[873]
超现实主义者玩弄（这个动词是中肯的）图像。他们认真地表明人类可以通过玩乐摆脱困境，因为在玩乐的过程中无意识得到了宣泄。借用同样的道理，他们将色情带到了大庭广众之下，因为性欲的压抑会切断人与本性之间的联系。但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从梦境和无意识中获取灵感，表现出对理性的故意排斥。超现实主义艺术力图体现：如果进步是可能的，那么它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没有什么是可以预见的。既然宗教已经失败，那么就用一种新的巫术来替代这个贪婪社会的陈腐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贫瘠的荒原本身是一个非常丰饶的比喻。本章探讨的所有作品所强调的是一种对世界的幡然醒悟，是对资本主义与科学相勾结的幡然醒悟，而正是这种勾结创造了荒原。这些目标都选得不错。资本主义和科学必将是20世纪最为持久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借助它们从迷梦中清醒过来。
12 巴比特的米德尔敦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优生学者和科学种族主义者尤为顽固。他们的主要思想来自一本名为《美国智力研究》（1923）的书，作者是C. C.布里格姆。布里格姆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助理教授，也是罗伯特·耶基斯的弟子。他在书中运用了耶基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材料（耶基斯为布里格姆的书作了序）。尽管有证据表明，移民在美国居留时间越长，他们在智商测试中的表现就越好，但布里格姆的目的是要证明，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以及黑人移民在智力上都属下等。为支撑其论断，他采用了很早以前（诸如乔治·瓦谢·德·拉普热伯爵等人）提出的概念，即根据头骨的形状可以将欧洲人分为三个种族类型。鉴于这样的处心积虑，布里格姆得出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智力的衰退来自两个因素的影响，这个国家移民种族构成的变化，加之每个种族输送的移民代表素质都一降再降。……与这些欧洲民族的移民运动并驾齐驱的是，我们还面临这片大陆历史上最险恶的发展，即黑人的移入。……美国智力的衰退将比欧洲国家的智力衰退更为迅速，因为这里有黑人的存在。”[874]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归种族隔离的思想一直都蠢蠢欲动。科妮莉亚·坎农指出，89%的黑人经测试都是“痴愚者”。她在美国杂志《大西洋月刊》上撰文写道：“我们必须将重点放在小学的发展上，放在对活动、习惯和职业等不需要更高级能力的培训上，尤其是在南方……让白种人和有色人种在不同的学校分开接受教育可能是有道理的，这么说并不是基于种族偏见。”[875]哥伦比亚大学校董兼美国自然史博物馆馆长亨利·费尔菲尔德·奥斯本认为：“如果这些智力测试能够以完全不涉及种族偏见的方式，清楚地向我们的人民表明我们国家的智力匮乏，以及不同种族移民的智力水平，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即使这代价是千百万人的生命。……我们已经一劳永逸地认识到黑人与我们截然不同。”[876]
优生学者成功地让1924年的《移民限制法案》获得通过，但生物学领域的战斗并未因此偃旗息鼓。次年，由于臭名昭著的斯科普斯审判，生物学再次回到了公众的视线中。早在1910年，基督教长老大会就起草了一份“五个基本信条”的清单，并将其视为基督教的基础。它们分别是：基督的神迹、童贞女之子、耶稣复活、耶稣受难（理解为赎人类的罪）以及《圣经》是上帝意志的直接传达。而最后一条正是斯科普斯审判（Scopes trial）的焦点所在。本案的事实并无争议。[877]田纳西州代顿市的约翰·斯科普斯在讲授生物课时，使用了乔治·威廉·亨特编写的《公民生物学》作为教科书，这本书已于1919年由美国国家教材委员会采纳为标准教材。（实际上从1909年起，它就已经在一些学校投入使用了，因此在它被认为具有危险性之前已经在市面上存在了十五年。）[878]斯科普斯所使用的亨特教材将进化论描述为事实。控方认为，这违反了田纳西州的法律。进化论只是违背《圣经》的一种理论，不应该被断言为铁板钉钉的事实。庭审变成了马戏团。控方的领袖是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他曾三次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也是前任国务卿。在审判开始前他曾告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这场审判将决定进化论和基督教的你死我活。他还说：“讲授进化论是美国遭受的所有不幸的源头。最好能够销毁所有进化论的相关书籍，只保留《创世记》的前三节。”[879]辩方领袖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的履历同样不遑多让。他是一位老练的演说家，也是一位传奇的刑事律师。布莱恩一心想要让审判变成达尔文与《圣经》的较量，而达罗的战术则是借助著名科学家和神学家的帮助让他的对手陷入困境。而这些人专程赶来代顿市就是为了确保布莱恩原教旨主义的目的不能得逞。有一次，布莱恩坚持要以圣经学专家的身份出庭作证，却不愿或无法回答关于地球年龄或著名考古遗址的问题。他自我辩护道：“我从不去想我不想的事情。”达罗冷冷地反诘道：“那你会想你想的事么？”然而结果是布莱恩在技术层面打赢了这场官司。法官认为审判的焦点并不在于达尔文到底是对是错，而在于斯科普斯到底有没有讲授进化论。既然斯科普斯对自己曾讲授进化论的行为供认不讳，判决结果也就在预料之中了。他被罚款100美元，但这一判决随后也被上诉推翻，因为做出罚款判决的是法官而非陪审团。但除开技术层面的胜利，布莱恩一败涂地。不仅在美国，全世界的媒体都对他大加羞辱和嘲笑。审判结束后的第五天，他就郁郁而终了。[880]
然而，宗教只解释了人们对斯科普斯审判的一部分反应。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认为，尤其是在美国的南部和中西部地区，人们将基督教/进化论的斗争作为反抗现代性的工具。当时针对禁酒令的大规模抵制也反映了该问题的另一面。霍夫施塔特在书中带着几分同情地引用了三K党帝国巫师海勒姆·W.埃文斯的话，后者将当时的主要问题总结为“‘大多数具有拓荒者血统的美国人’与‘信奉自由主义的智力杂种’之间的斗争”。“我们面临着一场运动，”埃文斯写道，“一场老百姓的运动。我们在文化、智力支持和领导能力的培养方面都非常薄弱。我们有诉求，也希望取胜，将权力交还给寻常百姓手中。不是任由文化水平很高、过度聪明的人们摆布，而是由完全纯正、没有被去美国化、具有拓荒者血统的普通公民掌权。……这样的诉求无疑是一个弱点。它让我们有着变成‘乡巴佬’、‘土包子’和‘开二手福特的人’之嫌。我们对此毫不避讳。”[881]三K党巫师的话凸显出当时美国的气氛与欧洲大相径庭，因为在当时的伦敦和巴黎，现代主义正蒸蒸日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美国摇身一变，因为只有她独自走上强大的道路，毫发无伤。当时美国人的普遍心态仍是务实和讲求实际的，独立于旧世界各种伟大的主义之外。“这里实质上是一个商业国家，”沃伦·哈丁在1920年如是说，而卡尔文·柯立芝发表于1922年的著名言论则回应了哈丁的观点：“美国的本分就是生意。”所有这些不同流派——反智主义、商业，以及对欧洲（或者至少是对欧洲民族）的怀疑——都在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小说作品中济济一堂。其中最出色的《巴比特》同样诞生在那个非凡的年份，1922年。
我们很难想象，有哪个小说人物能像乔治·F.巴比特（George F.Babbitt）一样，与迪达勒斯、忒瑞西阿斯、雅各或是斯万等著名人物迥异。他是一位房地产经纪人，来自俄亥俄州的泽尼斯（Zenith，一个美国中西部中等大小的城镇）。巴比特勤劳、富有，深得同胞的爱戴。但巴比特的成功和走红只是他所有问题的开始。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R. H.托尼和T. S.艾略特都对物欲横流的贪婪社会厌恶有加，刘易斯也对这样的社会进行了猛烈抨击。艾略特和乔伊斯强调古代神话的力量，以此来接近现代世界，随着20世纪20年代时间的流逝，刘易斯则剖析了许多现代美国神话。巴比特本人就像刘易斯其他作品中的“英雄”一样，虽然并不自知，但也是一个受害者。
哈里·辛克莱·刘易斯生于1885年，在明尼苏达州的小城镇索克森特长大。他后来评价自己的家乡是个“心胸狭隘、民风粗犷之地”。刘易斯的众多作品中有一个中心思想，美国的小城镇远不及普遍的传言所说的那样友好或宜人。对刘易斯来说，小城镇的美国人对所有持不同意见或与自己不同的人都疑心重重。[882]刘易斯自己的成长过程得益于他继母的帮助，而继母是个芝加哥人（虽然在当时芝加哥也不是最发达的城市，但至少不是小城镇）。他的继母鼓励年轻的哈里阅读“外国”书籍，也鼓励他出门旅行。他就读于奥伯林学院，毕业后继续向东赴耶鲁大学深造。在那里，他学习诗歌和外语，结识了许多阅历远胜于他继母的人。从耶鲁毕业后，时年25岁的他去了纽约，在一家出版社找到了一份审稿和新闻广告员的差事。这让他有机会了解美国公众的阅读品位。他随后在《星期六晚邮报》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每一篇都稍微颠覆了美国的自我形象，但这些短篇小说不能承载他所希望表达的含义。当他于1920年10月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大街》时，才堪称“让美国人跌破眼镜”。[883]《大街》发表之时正值深秋，正好赶上圣诞节高峰期，它造成了罕见的现象，即通过口口相传的评价造就了畅销书的地位。故事发生在格菲尔草原镇。这个小镇很自然地与刘易斯的家乡索克森特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格菲尔居民的偏见和瑕疵都难逃刘易斯的法眼，他们的弱点和自吹自擂都被抓个正着，所以这本书不但在美国中部颇受欢迎，更发达地区的人们虽然绝对不会在中西部的“乡下”出现，也同样对它青睐有加。这本书大受欢迎，以至于有时候出版商找不到足够的纸张来进行重印。它甚至还在东部引发了一桩闹得沸沸扬扬的事件：据悉，普利策奖评委会投票选出了《大街》作为获奖作品，但出人意料的是，该奖的管理方哥伦比亚大学理事会却推翻了评委会的决定，把奖改颁给了伊迪丝·华顿的《纯真年代》。刘易斯对此并不介意，至少不那么介意。他本身也是华顿的粉丝，还把自己的下一本书《阿罗史密斯》献给了她。[884]
在《巴比特》中，刘易斯从美国小镇来到了美国中西部的中等城市。这使得小说在许多方面都更具典型性。故事的发生地泽尼斯不仅展现出美国的优势，也暴露了它的问题所在。截至1922年，已经出现了许多反映美国商人的小说，比如迪恩·豪威尔斯（Dean Howells）的《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1885）和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的《金融家》（1912）。但它们都不具备《巴比特》式的悲剧性结构。刘易斯怀着对“外国”文学的热情，效仿了埃米尔·左拉的作品。左拉曾在19世纪末期乘坐矿车，沿铁轨深入地下矿井，为他伟大的《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小说进行调研。同样，刘易斯也搭乘火车前往中西部的几个城镇，在扶轮社团与房地产经纪人、市长和商会主席共进午餐。和左拉一样，他记下了大量笔记，他灰色的笔记本中包含了典型的商界短语和修辞手法，收集了各种合适的人名和地名。所有的这一切孕育出了巴比特，一个处在美国物质主义文化“心脏地带”的人。[885]刘易斯赋予巴比特的核心素质是他的成功，对他来说以下三方面缺一不可：物质享受，受同胞爱戴（他们的思维方式相近）以及相较不成功者的一种优越感。巴比特得意洋洋却不自知，他赖以为生的行为准则是：效率、推销和“动产”（即商品、物质财产）。刘易斯对此的观点类似艾略特，认为这些东西都是虚妄的。在巴比特的世界里，艺术和宗教都被歪曲了，成了永远为生意服务的道具。刘易斯用一幕剧情将这一点展现得淋漓尽致：即朱姆·弗林克向“促进者俱乐部”（Booster's Club）发表的演说。弗林克讲话的主题是为什么泽尼斯应该拥有自己的交响乐团：“如今，文化像柏油马路或者银行支付能力一样，已经成为城市必须具备的装饰和广告。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前来参观访问的是剧院、美术馆等场所体现的文化……［所以］我请各位会员为文化、为一个举世瞩目的交响乐团捧场！”[886]这种自鸣得意几乎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刘易斯并未让其长久。随着巴比特最亲密的朋友杀妻，阴影开始在这个完美世界里逐渐延伸。这位朋友之妻的死并无神秘之处，是过失杀人而非谋杀。即便如此，这位朋友也被送进了监狱。这一连串事件让巴比特彻底陷入混乱，并引发了他身上的许多变化。对读者来说，这些只是很小的变化和微不足道的反叛，但每次巴比特试图反抗，想过一种他认为更“放荡不羁”的生活，他总是意识到自己不能这样做：因循守旧主宰了他一直以来所过的生活，他的生活也依赖于因循守旧。要想在美国取得成功需要付出代价，刘易斯将它作为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呈现出来。对于巴比特和他的同侪来说，天堂和地狱都在同一个地方。
刘易斯对物质主义和贪婪社会的控诉并不逊色于托尼，但他塑造的人物更加令人难忘，也少了许多野蛮的气息。[887]他将巴比特的儿子泰德塑造得比父亲更有头脑，这也许暗示着美国中部地区可能会逐渐进化。刘易斯这种轻微的乐观情绪也许是帮助这本书大获成功的明智之举。1922年9月14日，该书刚一问世，“巴比特”或“巴比特式”立即成了美语词汇中因循守旧的缩写。更有甚者，书中的“促进主义”一词也被广泛用来描述众所周知的美国式自我推销。厄普顿·辛克莱认为这本书是“一部真正的美国杰作”，弗吉尼亚·伍尔夫则认为它“跟20世纪的任何英文小说相比都不相上下”。[888]让巴比特从同时期的欧洲文学人物中脱颖而出的，正在于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缺乏悲剧中经典人物的洞察力。对于刘易斯来说，这种自鸣得意，这种无法被救赎的状态，就是美国中部地区根深蒂固的恶习。[889]
巴比特既是一个经典的美国中部人，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庸”（middlebrow）之人。这个20世纪20年代创造的词准确地概括了BBC所宣扬的文化。然而，这种文化却更适应美国，因为这个国家的一大批新媒体在20世纪20年代营造了一种新文化，让巴比特和他的“促进者”好友如鱼得水。在20世纪末，人们通常认为电子媒体（尤其是电视，但也包括广播）要比平面媒体更强大，受众面也更为宽广。但在20世纪20年代，情况却并非如此。无线电的原理早在1873年就已为人所知，当时苏格兰人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和德国人海因里希·赫兹开展了第一批实验。古列尔莫·马可尼于1900年创办了第一家无线电报公司，雷金纳德·费森登于1906年从匹兹堡发出了第一次“广播”（这在当时是个新词）。然而直到1912年，无线电才在搜救沉没的泰坦尼克号时起到了关键的指引作用，这项技术才真正大放异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各方都将无线电广泛应用于战时宣传，而在战后，这种媒体似乎已为席卷美国做好了准备：要将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联系在一起，无线电似乎是非常自然的传播媒介。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总裁大卫·萨尔诺夫曾设想过这样的将来，即美国可能会拥有一整套广播系统，它不以利润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实际上是一套公共服务体系，将教育和娱乐一网打尽。不幸的是，美国的本分就是生意。在20年代，初美国出现了“收音机潮”（radio boom），其势头之汹涌，以至于1924年已建成了不下1105个广播台。许多都规模很小，超过一半的广播台都以倒闭告终。其结果是美国的电台从来没抱有过什么雄心壮志，它们从一开始就受控于广告和广告商的利益。实际上，甚至还出现了在同一时间内没有足够的波长可供这么多的广播台分配的情况，从而导致了“苍穹中的混乱”（chaos in the ether）。[890]
这一混乱的结果是，新的平面媒体占领了两代人的市场，直到电视的出现为止。平面媒体崛起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教育快速扩张，至少在美国是如此。例如在1922年，美国在校学生人数几乎比1918年翻了一番。[891]这样的变化迟早会反映在对新媒体的需求上。撇开广播不谈，四种新的传媒实体应运而生。它们是《读者文摘》、《时代周刊》、“每月读书会”和《纽约客》。
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曾发生，如果陆军中士德威特·华莱士（De Witt Wallace）不曾在默兹—阿尔贡战役中被弹片击伤，那么他可能永远没有机会拥有“空闲时间”，将自己筹划已久的创办一种新杂志的想法付诸实践。[892]华莱士逐渐确信，大多数人都太过忙碌，没时间阅读所有读物。出版物的数量太过庞杂，甚至重要的文章都往往太过啰唆，而它们其实很容易简化。因此在法国医院养伤的过程中，他就开始在后方送来前线的大量杂志上收集剪报。伤愈出院之后，他回到家乡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花了几个月完善自己的想法，从剪报中精选出31篇他认为具有长期价值的文章并进行了大幅度修改。然后他将这些文章统一字体，以杂志的形式排版，并称之为《读者文摘》。他印制了200本，并将它们分送到十来家纽约出版商手中。但每一家都拒绝了他。[893]
《读者文摘》于1922年推出后，华莱士为使其牢牢站稳脚跟所做的一系列努力，都堪称一则绝佳的美国冒险故事，而且这故事还有着圆满的结局。布雷顿·哈登（Briton Hadden）和亨利·卢斯（Henry Luce）为《时代周刊》所做的努力也与之类似。创刊于1912年3月的《时代周刊》直到1928年才扭亏为盈。加拿大人哈里·谢尔曼（Harry Scherman）于1926年4月创立的“每月读书会”（Book-of-the-Month-Club）也有着类似的坎坷开端，其首批推荐的图书，包括西尔维亚·汤森·沃纳的《洛莉·威洛艾斯》、T. S.斯特里布林的《提夫塔罗》以及布利斯·佩里编辑的《爱默生日记精华》惨遭“成批”的退货。[894]但华莱士的直觉是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教育的爆炸性增长改变了美国人的知识品位，虽然这种改变的方向并不总能得到普遍认可。围绕“每月读书会”的争论尤为激烈。这个组织的委员会决定着人们的阅读内容，这尤为引人关注。有人说这会使美国人的思维方式面临“标准化”的威胁。[895]“标准化”的担忧在当时各行各业的许多人心中都广泛存在，这主要是由于1913年装配流水线的发明引发了工业的“福特化”。辛克莱·刘易斯曾在《巴比特》中提出了这个问题，而1926年在拒绝接受为他的小说《阿罗史密斯》所颁发的普利策奖时，他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推选“年度最佳作品”的做法是荒谬的。大多数人反对每月读书会是因为他们提供的书籍良莠不齐。他们声称，由此哺育出的新思维方式，会在严肃的“高雅文化”和“单纯娱乐”作品间摇摆不定。这场辩论产生了一个新概念和一个新词，在20年代中期首次使用：中庸。20世纪最初几十年中建立的教授职位也在其中起到了作用，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出现的大学扩张有助于彰显“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的区别一样。在20年代中期和末期，尤其是美国杂志，人们反复讨论中庸品位，以其它是否对年轻人的思想造成了伤害。
辛克莱·刘易斯虽然谴责推选“最佳作品”的想法，但他无法阻止自己的作品对他人产生影响。他也赢得了比普利策奖更经久不衰的荣誉：20年代中期的社会学家觉得《巴比特》的现象如此迷人，他们甚至决定亲自研究一个美国中部的中型城镇。
罗伯特·林德（Robert Lynd）和海伦·林德（Helen Lynd）夫妇便以此决定研究一座普通的美国城镇，描述小镇生活所包含的所有社会学和人类学细节。正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克拉克·威斯勒在他为林德夫妇的作品《米德尔敦》所写的序言中所说的一样：“对大多数人来说，人类学就是关于野人的一些稀奇古怪的资料。不错，人类学很多时候确在研究愚昧人群。”这是反讽？还是无礼？[896]该项目的实地调查由社会和宗教研究所资助，于1925年完成，研究团队中的一些成员在“米德尔敦”生活了一年半之久，其他人也至少生活了五个月。研究目的是选择一个中西部的“典型”小镇，但该小镇需要带有某些特质，以便观察社会变革的过程。课题组选择了一个人口约三万人的镇子（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当时美国拥有143个人口在两万五到五万之间的城镇）。被选中的小镇应当拥有单一的种族成分，只有一小部分黑人群体——林德夫妇认为不包含种族变化的成分可以让研究文化变迁变得容易些。他们还规定，这个镇子应当拥有现代工业文化和充实的艺术生活，但他们不想要一个有着不稳定学生人数的大学城。最后，米德尔敦应当有着温和的气候。（作者特别重视这一点，并在《米德尔敦》第一页的一个脚注引用了J.拉塞尔·史密斯在《北美》中写过的一句话：“身上没有落过雪的人是办不成大事的。”）[897]后来人们知道，他们选择的城市是印第安纳州的曼西市，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东北部60英里处。
没人会把《米德尔敦》称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但作为社会学专著，它自有令人钦佩的清醒头脑和理智的优点。林德夫妇发现，这个典型小镇里的生活可以简单地分为六大类别：谋生、成家、生儿育女、戏剧和艺术之类的休闲娱乐、宗教活动，以及社区活动。但林德夫妇对研究结果以及对观察到的变化的分析让《米德尔敦》绽放出了迷人的光芒。比如传统上来说，许多观察家（尤其在欧洲）将社会分为三个阶级，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而林德夫妇在米德尔敦只发现了两个阶级：经营阶级和生产阶级。他们发现男人和女人保守（对变化持怀疑态度）的方式各不相同。举例来说，与家里相比，工作场所有更多的变化，也有较多的变化得到接纳。林德夫妇得出结论，米德尔敦采用的“大体上是19世纪的心理学来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而在劝说居民从商店中购买物品时采用的又是20世纪的心理学”。[898]米德尔敦的工种数量有四百余种，阶级差别显著且无处不在，即使是在平常早晨的六点半：[899]“一个人如果在冬季清晨六点钟走在米德尔敦的大街上，他会发现两种家庭：一种是黑灯的家庭，人们还沉睡在梦乡；另一种家庭的厨房里已亮起灯，隐隐约约地晃动着成年人的身影，他们准备着开始新一天的忙碌。”林德夫妇发现，生产阶级开始工作的时间在6点15分至7点30分之间，“大部分是7点”。经营阶级开始工作的时间范围则在7点45分至9点之间，“但主要是8点30分”。悖论比比皆是，因为现代化对生活的不同方面产生了速率不同的影响。比如说，现代（主要是心理学）思想“可以在［米德尔敦的］法庭上得以体现，因为他们即将开始认定个人可以不完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在商业世界里却不是这么回事。“一个人可以通过操纵20世纪的机器维持生计，但与此同时却要在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前的放任自流的个人主义影响之下寻觅工作。”“一位母亲也许会承担教育自己孩子的社会责任，却不一定会承担照顾他们健康的责任。”[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