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环境下，历史学科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虽然科学对历史学家的写作方式和内容有着直接影响，但历史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史学界的一大辩题关涉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问题。有的学派认为，“大人物”举足轻重，当权者的决断可以造成世界历史和思想的重大转变。另一些人则认为，经济和商业因素能够通过促进整体人口中某些阶级的利益而实现变革。[8]在20世纪，尤其是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出现似乎肯定地表明，“大人物”的决策对历史事件至关重要。但随着热核武器统治了20世纪下半叶，我们还能说任何单独的个人，无论伟大与否，能够担负起这足以毁灭世界的核弹的决策权吗？显然不能。事实上，我想说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一个众多时空交错的年代。那些曾经被我们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如大人物或影响社会阶级的经济因素）都正在被社会发展的新引擎所取代。而这台新引擎就是科学。
关于科学，还有一个方面让我觉得特别令人振奋。它不存在真正的日程表。我的意思是，就其本质而言，人们不能强迫科学朝向某个特定的方向发展。科学的必然属性就是开放（尽管在冷战时期和某些商业实验室里还存在一些秘密进行的研究），从而确保在这一至为重要的人类活动中，永远只能存在知识的民主。令人鼓舞的是，科学不仅是一种强大的工具，能够发现新事物，改变政治观念，刺激思想的发展，科学还变成了重要的隐喻。要取得成功和进步，世界必须是开放、不断变化且毫无偏见的。因此科学在具有知识权威的同时也具备了道德权威。但这并不总是能为大众所接受。
说到这里，我不想让读者觉得这本书的内容都是关于科学的，因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但在导言部分，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科学对20世纪产生的另外两方面的哲学影响。第一个方面有关技术。技术进步是科学最显而易见的成果，但它可能导致的哲学后果往往被忽视。科学并不像大多数宗教和某些政治理论家那样，会友善地向我们承诺，为人类的生存状态提供普适的解决方案。科学看待世界的眼光循序渐进而讲究实效。技术则解决具体问题，并为个人提供更强的生活驾驭能力和/或在某些特定方面的生活自由（如移动电话、便携式计算机和避孕药等）。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这些“小玩意”是对异化或倦怠的困境所作出的适当的哲学回应。而我则固执地认为，它们的确是的。
科学所具有的最后一个重要的哲学意义可能也是最重要当然也是最有争议的。站在20 世纪末的关口，人们逐渐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生活正随着知识的进步而飞速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这样一个事实：相比科学知识的突飞猛进，艺术领域却缺乏能与之媲美的成就。有些人会认为这样的比较是错误而毫无意义的，因为艺术所包含的创意、想象力、直觉和本能的知识，是从来不可能像科学知识一样通过累积而增长的。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这种关于艺术知识的提法是不成立的，因为已有观点认为艺术文化是具有累积性的。哲学家罗杰 ·斯克鲁顿在最近的一本著作中已经阐明了这一观点。“创意，”他说，“不是为了吸引眼球而不择手段，也不是通过震慑或干扰将外部世界的竞争拒之门外。一个众所周知的词语，只要用得恰如其分，也可以是最有原创性的艺术作品。……它们的原创性并不在于对过去的蔑视或对既有期望的粗暴攻击，而在于它们向传统形式及内容注入了令人惊喜的新元素。没有传统，创意便不能存在：因为创意只有通过对抗传统才能为人所知。”[9]这与19世纪沃尔特·佩特提出的“经验之伤”类似，即为了探索新事物，你必须了解过去，否则你可能只是在重复前人的成果，煞有介事地兜圈子。但20世纪的艺术和人文的碎裂所表现出的却常常只是对于奇技淫巧的过分追求，而不是对已有知识的独创性见解和补充。
第二种解释则来源于科学所具有的累积性本质。科学是一个循序渐进、前后连贯的故事，新的成果不断对旧的理论进行修正，从而增强科学的权威，科学的意义就在于此。在我看来，20世纪的艺术和人文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科学所压制和超越，而这种压制与19世纪及以前的任何态势都截然不同。一百年前的作家，如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弗里德里希·尼采、亨利·柏格森和托马斯·曼等，完全可以就人类的境遇发表足以与当时的科学思想相媲美的论断，而诸如理查德·瓦格纳、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克劳德·莫奈或爱德华·马奈等艺术大师，也具有同样的作品表现力。正如本书第1章里所写的那样，19、20世纪之交，在马克斯·普朗克位于德国的家里，人文科学仍被视为较科学更为优越的知识形式（普朗克一家也并非异类）。但一切还一如当年吗？艺术和人文曾经一直反映着它们栖居的社会，但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它们的声音已经日渐低沉。[10]
拔地而起的冷漠大都市，稍纵即逝的邂逅，冷酷的工业化以及前所未有的道德沦丧，这些景象构成了19世纪晚期全新的异化世界。现代主义作为对这一世界的回应，已经被大书特书过了。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现代主义者对科学本身，而不是对技术及其社会后果的回应。20世纪的许多科学成就，如相对论、量子理论、原子理论、符号逻辑、随机过程、激素和食品添加剂（维生素）等，至少在它们被发现的时候都显得艰涩难懂。我认为现代科学的高门槛已对艺术产生了不利影响。简单地说，艺术家总是尽量避免与大多数（我要强调“大多数”）科学产生交集。这样做的一大后果，正如本书自始至终力图传达的，就是约翰·布罗克曼所谓的“第三种文化”的兴起。这种文化与C. P.斯诺概念中的两种文化（文学文化和科学）有关，但存在差异。[11]布罗克曼认为第三种文化由一种新的哲学类型构成。这种自然哲学事关人类在世界和宇宙中的定位，主要由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写就，因为他们是现今最有能力做出此类评价的人。无论如何，对我而言这都是一种对知识形式演变的衡量。这也是本书的中心思想所在。
在这里，我要重申我在序言中说过的话：《20世纪思想史》只是我对于20世纪思想的个人诠释。即便如此，这本书所涵盖的领域仍太过广博，这让我不得不在材料的选择上采用非常严苛的标准。对于若干问题的探讨，我也只能忍痛割爱了。我何尝不希望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描述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所造成的思想后果。正如保罗·福塞尔和杰伊·温特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思想后果所作的阐释一样（见第9章），大屠杀也同样值得大书特书。而在介绍1963年汉娜·阿伦特报道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时，大屠杀本来也可以很好地契合主题。亨利·福特的成就，以及他极富影响力的发明（流水生产线），或是查理·卓别林这样在19、20世纪之交电影刚刚诞生时便大放异彩的明星，也都理应在本书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严格说来，上述都是文化而非思想的进步，所以我只能忍痛省略。实验对象往往会因为实验的设计而导致很多原本并不会出现的结论和推断。丹尼尔·贝尔曾好心地提醒过我，而我没有听从当然不能怪罪于他。有段时间我曾想专门辟出一章来介绍大学，不只是剑桥、哈佛、哥廷根或日本帝国大学等传统名校，还要包括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斯克里普斯研究所、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及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科学城等杰出的专业机构。我最初计划走访《自然》和《科学》杂志的编辑部、《纽约书评》办事处和诺贝尔基金会，以及一些著名的大学出版社，介绍这些机构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样，位于突尼斯、埃及和也门等阿拉伯世界的清真寺图书馆也应当榜上有名。这些想法都很迷人，但要囊括它们，恐怕本书也得增加一倍的篇幅和重量了。
写作本书的一大乐趣，是让我能够借此机会回过头来研读那些我早就应当拜读的作品，重温许多我曾经读过的作品。除此之外，我对诸多大学进行了访问，访谈了许多作家、科学家、哲学家、电影制片人、学者和其他让本书蓬荜生辉的人，这些事情都让我乐在其中。对所有的受访者，我采用的采访方式都大同小异。在有时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过程中，我会问对话者，在其领域内，他/她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三个思想各是什么。有些人给出五个，也有人只选择了一个。在访问三位经济学家（其中两位是诺贝尔奖得主）时，我本期望他们可以给出九个不同的答案，但由于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我最后只得到了四个答案。
本书采用叙事体的写作手法。审视20世纪思想成就的一大方法，就是将这段思想的历史当作一个伟大的故事娓娓道来。因此，大部分的章节都根据时间顺序向前推进。我把它们叫作“垂直”或经线章节。不过，有几个章节则是与之对应的“水平”或纬线章节。它们分别是关于1900年的第1章；关于19、20世纪之交的维也纳及其“思想驿站”特点的第2章；关于神奇的1913年的第8章；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思想后果的第9章；以及关于让—保罗·萨特时代的巴黎的第23章。在这些章节里，思想的脚步不再一味沿着时间的大路向前飞奔，而尝试领略那些有时在同一个地方伸展开来的平行岔路。个中缘由也是因为当时发生的事件所致。但我仍希望读者们能够乐于品味这种步伐的改变，我也希望那些字体加粗的人名和概念会对读者的阅读有所帮助。因为在这样一本大部头著作里，单凭章节标题可能不足以提供完善的阅读指导。
本书共分为四部，这种划分也反映出思想的确切变化。在第一部中，我完全颠覆了弗兰克·克默德在《终结的意义》中做出的论断。[12]克默德爵士认为，尤其是在小说作品中，所有情节的结局，以及该结局与之前情节之间的协调关系，组成了人性的基本面，也就是世界观。起初的文学作品中只有永恒的天使和神话，后来出现了悲剧，而最近的文学作品中则充斥着无尽的危机。与之正相反，本书的第一部反映了我的信念，那就是：20世纪初，在生活的各个领域，物理、生物、绘画、音乐、哲学、电影、建筑以及交通运输，都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征兆。新的局面将被打开，新的故事将被传诵，而新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不是每个人都看好正在发生的变化，但纯粹的新颖正是这个时期最典型思想的意义所在。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20世纪思想史抱有这种信念。
虽然在第9章中，我着重考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思想后果，但实际上，整个第二部“从斯宾格勒到《动物农场》：文明及其缺憾”也延续了对这一命题的探讨。“文明及其缺憾”取自弗洛伊德写于1931年的同名作品，我们也许不一定赞同该书传达的观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承认他的措辞概括了整整一代人的心境。
本书的第三部则体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它比战前时期还要乐观，也许是积极年代里最为积极的时刻，因为在那时的西方（更确切地说，在非共产主义世界里），我们似乎看到了自由的社会架构有希望成为可能。20世纪的历史最为奇妙的一点，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散布了如许的愁云惨雾，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守得云开见日出。
决定第四部基调的是后现代主义的理念。而此时要断定它是否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种革命性突破，还为时尚早。因为有的人仅仅将其视作对现代主义的丰富和补遗，但从后现代主义预示了后西方思想乃至后科学思想这层意义上来说，它也可能被证明是与过去年代更为彻底的决裂。这一问题有待解决。如果我们正要进入“后科学纪元”（对此我深表怀疑），那么新的千年势必迎来自达尔文创立“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之后，最为彻底的思想革命。
第一部 从弗洛伊德到维特根斯坦：伊始的意义
1 打破宁静
公元1900年的到来本不必是举足轻重的事件。说到底，世纪的概念只是人为约定的思想。虽然人们在看待时间时往往采用十、百、千为度量衡，但在自然的历史长河中，这些都只是惊鸿一瞥而已。自然总是吝啬而零散地展示着她无穷无尽的秘密，而从人类的所知来看，这样的展示更多地带有随机性。事实上对于当时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公元1900年并不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按基督教纪年方式（公元纪年）产生的年份，因此严格说来，它和非洲、美洲、亚洲或中东的人民并不相关。然而事实上，这个被西方世界命名为1900的年份以任何标准来衡量都绝非平凡的一年。就本书的主题，即思想的发展而言，在这一年里，在迥异的领域诞生了四大革命性突破，其中每一项都提供了一种令人惊叹的全新视角，借此改变人类对世界和自身地位的看法。这些新思想非常重要，它们将使世界发生巨大的变化。
1990年1月6日星期六，在20世纪诞生还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一篇书评出现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它将完全颠覆人类对自身的认知方式。从严格意义上说，书评中介绍的这本书在前一年的11月就已经在维也纳和莱比锡出版了，但这篇书评诞生于1900年，而正是它让大众第一次听说了这本书。这本书就是《梦的解析》，其作者是一位来自摩拉维亚的小镇弗莱贝格的44岁犹太医生，名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3]弗洛伊德在家里八个孩子中排行老大，表面上是个传统的人。他笃信规则，严格守时，平时所穿的西服也都是由夫人亲手挑选的英国面料裁剪而成。他年轻时自信满满，曾经打趣说：“我的裁缝给我打造的衣着面貌和我的教授给我打造的精神面貌同样重要。”[14]虽然弗洛伊德喜欢户外且爱好登山，但他也是个抽起雪茄就没完的大烟枪。[15]他的弟子兼朋友汉斯·萨克斯，经常与他一起从事他最喜欢的休闲项目——采蘑菇。汉斯这样回忆弗洛伊德：“他有着深陷的眼窝和锐利的眼神，以及在鬓角处尤为高耸的饱满天庭。”[16]但弗洛伊德最让朋友和评论家关注的却并非他的眼睛，而是从他双眼中流露的智慧光芒。如他的传记作家乔瓦尼·科斯蒂根所说：“他的目光中存在难以捉摸的东西：一些理性的苦楚，少许的怀疑，还有愤慨的成分。”[17]
弗洛伊德这复杂眼神的由来有着充分的缘由。虽然在个人生活习惯方面他可能是个传统的人，《梦的解析》却是一部备受争议的著作。而且在当时绝大多数的维也纳人看来，这也是一部石破天惊之作。对外部世界而言，1900年的维也纳，这座奥匈帝国的首都是一座典雅而古旧的大都市。维也纳大教堂哥特式的尖顶刺破云天，俯瞰着整个城市巴洛克式的屋顶和装饰华丽的教堂。帝国的宫廷里充斥着浮夸而阴郁的迂腐气息，皇帝本人也仍按照西班牙的传统方式用膳，所有的银器都要摆在餐盘的右侧。[18]这种宫廷的浮华气息也是弗洛伊德厌恶维也纳的一大原因。1898年，他写道：“住在这里真是一种煎熬，没有任何克服困难的希望能在这种氛围里残存下去。”[19]他尤其厌恶奥地利的“八十世家”，那些“世代相传的傲慢，呆板的礼数规矩和出自其门下成群结队的官员”。这些维也纳贵族世家之间经过历代通婚，实际上已经融合成一个庞大的家族。他们相互之间以“你”（不使用敬语“您”）相称，甚至直接谑以绰号和昵称，整日都在各自的派对和沙龙之中浑天度日。[20]弗洛伊德厌恶的还不止这些。他还将“可恶的圣斯德望主教座堂的尖顶”看作是教权主义压迫势力的象征。他本人也并非音乐爱好者，因此对“轻佻”的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怀有鄙弃之意。基于所有这些，我们不难看出他为何如此厌恶这座他居住的城市。但憎恨并不一定是弗洛伊德对维也纳的所有感情，也有证据表明他对这座城市也存有好感。1918年11月11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枪声逐渐归于平静，他在备忘录里写下了这样的笔记：“奥匈帝国虽然不存在了，我却不想搬到别处去。对我来说，移民是绝不可能的。我将和这帝国的碎片一起生活下去，假想它并未破碎一样。”[21]
但是，当时维也纳日益滋长的反犹主义是弗洛伊德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他对维也纳生活怀有如此矛盾心态的一大原因。这种反犹情绪随着维也纳犹太人口的增长而逐渐高涨。1873到1900年间，城中犹太人的数量从7万人增加到14.7万人，而伴随左右的反犹主义已成泛滥之势，据说有的患者甚至会把犹太医生称为“犹太猪猡”。[22]反犹分子卡尔·卢埃格尔也当上了市长，而他曾经提议把所有犹太人统统塞进船舱然后沉入海底。[23]弗洛伊德总是对哪怕一丁点儿反犹情绪都极度敏感，他至死都拒绝接受任何将他的作品翻译成希伯来文或意第绪文的版税。他曾经告诉卡尔·荣格，他自认为是约书亚，“注定要探索精神病学的应许之地”。[24]
维也纳的精神生活之所以塑造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还有不甚为人所知的另一个原因，也就是“治疗虚无主义”的学说。根据这种学说，社会的顽疾无药可医。虽然这种学说广泛适用于哲学和社会理论范畴（奥托·魏宁格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都持有类似主张），但这一概念实际上最初是作为医学院的一种科学理念诞生于维也纳的。因为从19世纪初开始，人们就对疾病怀有迷恋的心态，认为疾病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患者只能任由疾病走完这一过程，而周围的人也只能对患者抱有深切的同情，并相应地忽略治疗手段。这一传统在弗洛伊德就读医学院的时候仍在盛行，但他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25]对我们来说，弗洛伊德对治疗的尝试似乎只是充满人文关怀的行为，但在当时，它为弗洛伊德理论的离经叛道添加了新的罪证。
弗洛伊德恰当地将《梦的解析》视为他最重要的成就。在这本书里，弗洛伊德的人性理论的四大理论基石首次获得了集中阐述：无意识 （the uncounscious ）、心理压抑 （repression ）、幼稚性欲 （infantile sexuality，导致恋母情结）以及对心理的三重划分 （tripartite division）：自我（ego），即自我意识；超我（superego），即广义上的良知；以及本我 （id），即无意识的原始生物表达。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十五年间，弗洛伊德发展了自己的思想，同时也完善了治疗技术。他自视为达尔文开创的生物学传统的忠实继承者。在获得医师资格后，弗洛伊德申请到一份奖学金，拜入让—马丁·沙尔科门下。沙尔科是一位巴黎医师，他为患有无法治愈的神经紊乱的女性患者开办了一家收容所。他的研究表明，催眠状态下可以诱发歇斯底里综合征。数月之后，弗洛伊德从巴黎回到维也纳，阅读了一系列神经学著作（比如关于脑瘫和失语症等），并开始与另一位杰出的维也纳医生约瑟夫·布罗伊尔（Josef Breuer，1842—1925）合作。布罗伊尔也是犹太人，当时他已是维也纳最德高望重的医生之一，治疗过很多著名的患者。他有两项主要的科学发现：其一是发现了迷走神经在调节人体呼吸运动中的作用，其二是发现了内耳中的半规管具有控制身体平衡的功能。
但布罗伊尔之于弗洛伊德乃至整个精神分析领域的重要性，在于他在1881年发现的“谈心疗法”。[26]从1880年12月开始的两年间，布罗伊尔的病案簿中记录着一个代号为“安娜·O.”的病例。这位患者的真名叫贝尔塔·帕彭海姆，是一名生于维也纳的犹太女孩，因歇斯底里症而求诊于布罗伊尔医生。安娜的父亲因病去世，而她在照顾父亲期间出现了一系列多变的身心症状，表现为梦游、瘫痪、人格分裂（时常表现为淘气孩子的人格）及幻想性妊娠等。在治疗过程中，布罗伊尔医生发现，如果他允许安娜长时间地描述自己的症状，那么这些症状都会暂时消失。实际上正是贝尔塔·帕彭海姆首先把布罗伊尔的治疗方法称为“谈心疗法”，虽然她也把它叫作“打扫烟囱”。布罗伊尔发现，在催眠状态下，贝尔塔能记起在照顾病榻上的父亲时自己是如何压抑着自己的感情，而通过回忆这些“遗失”的感受，她能够最终摆脱它们的梦魇。到1882年6月，帕彭海姆小姐的治疗告一段落，疗效评价为“完全治愈”（虽然我们知道她在治疗结束后一个月内又住进了疗养院）。[27]
“安娜·O.”的病例给弗洛伊德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段时间，他试图催眠患有歇斯底里症的患者，但后来放弃了这种做法，取而代之的是“自由联想”：一种让患者把想到的东西全部说出来的疗法。正是在实践这种疗法的过程中，他发现，在适当的情况下，许多人仍然能回忆起在其童年生活中所发生，却早已遗忘的事件。弗洛伊德的结论是，虽然已经忘记，这些早期的事件仍然可以塑造人们的行为方式。于是无意识和心理压抑的概念就应运而生了。弗洛伊德也意识到，许多通过自由联想的方式艰难地重见天日的早期记忆在本质上都是性。他进一步发现，许多“回忆事件”其实并没有发生过，由此他发展了“恋母情结”的概念。换句话说，对弗洛伊德而言，患者表现出的不真实的性创伤和性畸变都是一种心灵密码，体现出人们内心深处的愿望，也确定地表明人类婴儿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就有了性的意识。他说，在此期间，儿子被母亲所吸引，并将父亲视为竞争对手（恋母情结），女儿与父亲之间亦然（恋父情结）。推而广之，弗洛伊德认为，这种广泛的动力贯穿了人的一生，并塑造了人的性格。
这些弗洛伊德的早期理论遭到了愤怒的质疑和接踵而来的反对。《性精神病态》的作者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男爵讥讽道：弗洛伊德关于歇斯底里症的解释“听着像是科学童话”。维也纳大学神经学研究所也赶忙撇清与他的关系。正如弗洛伊德后来所说：“我很快成了孤家寡人。”[28]
弗洛伊德对此的回应是更加深入的研究，并用自己的理论来分析自己。1896年10月，父亲雅各布的去世促成了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虽然父子之间已相互疏远多年，但弗洛伊德惊讶地发现自己仍不由自主地感怀于父亲的死，很多尘封多年的回忆也因此浮上心头，甚至他的梦境也发生了改变。他从中辨认出自己对父亲怀有下意识的敌意，而这种敌意长久以来一直被自己压抑。这促使他将梦境设想为“通往无意识的捷径”。[29]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的中心思想是，在睡眠中，自我就像是“在岗位上睡着的哨兵”。[30]通常状态下压抑本我冲动的警惕也因此放松，所以梦境是本我展示自己的一种伪装。弗洛伊德清楚地知道，把一本书押宝在解读梦境上需要冒很大风险。关于释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旧约》，但《梦的解析》一书的德文名Die Traumdeutung却并没有把这一来龙去脉解释得很清楚。在德语里，Traumdeutung一词其实描述的是露天广场上的算命先生常用的把戏。[31]
《梦的解析》甫一问世，却如死水微澜，早期销售惨淡。初版印刷的600册在头两年间只卖出了228册，实际上前六年里一共也只卖出了351册。[32]更令弗洛伊德懊恼的是，这本书完全没有引起维也纳医学界的关注。[33]柏林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弗洛伊德曾同意在大学做一场关于梦境的讲座，结果到场的只有三个听众。1901年，在他正准备向哲学学会做演讲之前，有人给他递来一张纸条，恳请他“在讲到令人不快的东西时停下来预先警告，以便在场的女士可以离开”。他的许多同事都同情他的妻子，“这个可怜的女人，她丈夫曾经是一个聪明的科学家，现在却变成相当令人厌恶的怪物”。[34]
如果弗洛伊德觉得有时候整个维也纳都在反对他，其实支持他的声音也在逐渐浮现。1902年，在弗洛伊德关于梦的研究开始后十五年，一位维也纳高明的医生威廉·施特科在读过《梦的解析》的书评后觉得不过瘾，于是干脆登门拜访作者以求讨论。随后他要求弗洛伊德对他进行分析，并在一年后开始了自己的精神分析实践。他们二人还创立了“星期三心理学会”。该组织每到星期三晚上就聚集在弗洛伊德家的客厅，在他“肮脏的老神”（弗洛伊德之前弄来的出土文物）的无言注视下开展活动。[35]其他成员包括1902年加入的阿尔弗雷德·阿德勒，1904年加入的保罗·费德恩，·1905年加入的爱德华 希尔施曼，1906年加入的奥托·兰克以及1907年加入的来自苏黎世的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正是在1907年，学会正式更名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从此其定期集会也改在医师学院进行。当然，此时距精神分析为普罗大众接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人也从来没把它看作是一门正经的科学，但到了1908年，至少对于弗洛伊德而言，多年来被学界隔离的岁月结束了。
1900年3月的第一个星期，在一场阿瑟·埃文斯（Arthur Evans）有生以来最猛烈的暴风雨中，他踏上了克里特岛北岸干地亚（现希腊港口伊拉克利翁）的土地。[36]时年49岁的埃文斯是个矛盾的综合体。“派头十足又异常谦逊，举止端庄又荒诞不经……他可以慈眉善目，又能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忠于朋友，却也不惮为了追寻心中所求而不顾亲朋好友的感受。”[37]埃文斯此前执掌牛津阿什莫尔博物馆达十六年之久，即便如此，其成就也无法望其父亲项背。因为他的父亲约翰·埃文斯爵士精通石手斧和前罗马时代钱币学，可能是当时英国最伟大的古文物学者。
1900年的克里特岛堪称考古学家心中的麦加，他们做梦都想获得在岛上挖掘的权利。这座岛屿变得炙手可热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位德国的百万富翁：海因里希·施利曼。他不惜抛妻弃子，全身心地投入考古研究。他不慑于专业考古学家眼中的繁文缛节，而他的考古发现也让同行们心生艳羡，并促成了对古代世界的重新评估。因为他的发现表明，许多所谓的神话（例如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其实都来源于史实。1870年，他开始挖掘荷马史诗中大部分故事的发生地——迈锡尼和特洛伊遗址，而他的发现也改变了学界之前的定论。他在特洛伊的遗址上辨认出九座城市，并且断定，其中的第二个正是《伊利亚特》中描写的那一座。[38]
施利曼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古希腊的理解，但这些发现提出的新问题几乎和它们所回答的问题一样多，其中最引人关注的问题就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都有涉及的灿烂的前希腊文明最早是在哪里发祥的？在东地中海对岸地区进行的发掘已经证实，这样的文明曾经存在过。而当学者们重新检视古代作家的著作时，他们发现，荷马、赫西俄德、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斯特拉波都曾提到过一个“伟大的立法者”——米诺斯王。他赶走了一度横行爱琴海的海盗，并总是被称作是宙斯之子。而当我们再回到古代典籍的描述时，我们发现宙斯据传出生在克里特岛的一个洞穴之中。[39]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克里特岛的农民于19世纪80年代初在克诺索斯（Knossos）偶然发现了一批大罐子和若干具有迈锡尼特征的陶器碎片。但克诺索斯深处内陆，与迈锡尼隔着大海且相距250英里。在古代这是一段漫漫长路，那么这两处地点之间的联系是什么？为此施利曼亲自去实地考察，却始终无法获得发掘权。随后的1883年，阿瑟·埃文斯在雅典的“鞋巷”中闲逛时，意外地从几个古董小贩的托盘中发现了一些三面体和四面体的小石块，上面打有孔洞并刻有符号。他确信这些符号属于某个象形文字系统，但并不是已为人所知的古埃及文字系统。他向小贩们询问石块的产地，小贩们说这些石头来自克里特岛。[40]于是当时的埃文斯已经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克里特岛可能充当了文明从古埃及向欧洲传播途中的跳板。若果真如此，那么这个岛拥有介于非洲和欧洲之间的独特书写系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当时进化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他下定决心要前往克里特岛一探究竟。虽然高度近视并严重晕船，但埃文斯仍然雄心勃勃。[41]1894年3月，他第一次踏上克里特岛并考察了克诺索斯。然而就在那时，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纷争使得在岛上从事发掘工作变得十分危险，但怀着伟大发现即将昭然于世的信念，埃文斯表现出了我们今天不可想象的勇气和决心。他买下了一部分克诺索斯的土地，并从中出土了一些刻有字符的石膏块，这些字符采用的书写系统在当时无人知晓。加上从雅典“鞋巷”里找到的那些刻着符号的石块，一个伟大的发现似乎就在眼前了。[42]
埃文斯本想买下整片遗址，但当时土耳其人的统治仍相当稳固，直到1900年他才如愿以偿，大规模的发掘随即展开。他刚到岛上就搬进了遗址旁的一处土耳其“危房”，并雇用了30个本地人进行初步发掘，随后又增加了50人。发掘于3月23日开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们立马获得了重大发现。[43]第二天他们就发现了一座古老宅邸的遗址，其中还残留着湿壁画的碎片——换句话说，他们找到的并不只是一座孤立的房子，而是一座属于某个文明的宅邸。后续的发现接踵而至，截至3月27日，发掘仅仅开始了四天时间，埃文斯已经掌握了克诺索斯的要义所在，其发现也让他扬名于考古学的狭隘窠臼之外：克诺索斯既不属于希腊，也不属于罗马。它的存在要远远早于这两种文明。在头几个星期的发掘中，埃文斯眼见的激动人心的发现就已经超越了大多数考古学家一生梦寐以求的数量：
道路、宫殿、大量的湿壁画和人体残骸，其中一具尸体甚至还穿着一件鲜艳的长袍。他发现了复杂的排水渠、浴室、酒窖、成百上千的器皿，以及一处显然经过精心修建，但已被夷为平地的皇家住所。他还出土了成千上万块泥版，上面画着“类似草写体的痕迹”。[44]这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线形文字A和线形文字B的原出处，时至今日线形文字A仍无法破译。但最抢眼的发现无疑是装饰宫殿走廊和房间墙壁的湿壁画。这些反映古代生活的精彩图画生动刻画了当时的男性和女性精致的面孔和优美的形态，以及他们独一无二的服饰。正如埃文斯很快掌握的一样，这些居民与《圣经》中记载的埃及法老属于同一个时代（前2500—前1500），其文明程度也绝不逊色于法老。事实上，即使是几百年后在以色列人中成为传说的所罗门王，其光芒也无法与这些克诺索斯人相比。[45]
埃文斯发现了一个完整的文明，一个此前完全未知并可以说是由第一批开化的欧洲人建立的文明。他将自己的发现命名为米诺斯文明（Minoan）。这个名字来源于古代作家的经典，也是因为虽然这些青铜时代的克里特人崇拜各种动物，但似乎对公牛和弥诺陶洛斯（Minotaur，牛头人身怪物）的崇拜占主导地位。从湿壁画中，埃文斯发现了许多与公牛有关的场景，公牛受人崇拜、公牛参与运动场合以及一项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从克诺索斯宫主要大厅的墙壁上发掘出来的一幅巨大的石膏公牛浮雕。
随着埃文斯发现的重要性逐渐深入人心，他的同行们意识到克诺索斯的确是荷马的《奥德赛》中部分场景的发生地，尤利西斯也是在这里上的岸。埃文斯花了长达二十五年的时间，发掘了克诺索斯的每一个角落。他总结道，与他最初的想法多少有些相左的是，米诺斯文明是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由从安纳托利亚来的移民与本地的新石器时代人口融合而形成的。虽然这个民族建造了城镇以及城镇中心辉煌的宫殿（克诺索斯宫的规模之巨大，设计之复杂，现已被视为《奥德赛》中的迷宫），但埃文斯也发现，这些宅邸并不仅限于皇室成员享有，一般公民也能居住。对许多学者而言，这种对财产、艺术和财富的沿袭和发展标志着米诺斯文化乃是西方文明的起源，即“母体文化”，并从中演化出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明。[46]
1900年3月24日，在阿瑟·埃文斯登上克里特岛两个星期后，正当他揭开伟大发现的第一块面纱时，荷兰植物学家胡戈·德弗里斯（Hugo de Vries）在同一个星期完成了一块进化论的拼图。他在曼海姆向德国植物学会宣读了一篇名为《杂交的隔离法则》的论文。德弗里斯的成就与埃文斯领域迥异，但其重要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德弗里斯是一位身材高大、寡言少语的人。自1889年以来，他一心扑在了植物的育种和杂交实验上。其研究对象包括了著名的花卉品种，如紫菀、菊花和紫罗兰等。他在曼海姆会议上宣布，其实验结果表明，一种植物的特征和这种特征的遗传，“都是由某些确定的单位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对于每种特征（比如雄蕊的长度或叶片的颜色）“都对应着一种特殊形式的材料载体”（德语原文所用单词为Träger，也可以解释为“传递者”）。他接着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要素在传给下一代的过程中没有发生变化”。虽然他的表达稍显粗糙，只说出了一种直观的感受，但德弗里斯在曼海姆的那一晚已经对后来出现的基因（genes）概念下了定义。[47]他指出，首先，花卉的一些特征总是以非此即彼的形式出现，从未出现折中的形式。比如花瓣的颜色，要么是白的，要么是红的，从来没有粉红色的。其次，他也发现了基因的性质，也就是如今我们所说的“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在多种性状杂交之后，有些性状会相对明显地得到表达。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可是与会人士还没来得及向他表示祝贺，他就接着说出了一番影响至今的话：“这两种命题（指基因及其显/隐性）实际上很早以前就由孟德尔（Pater Gregor Mendel）首先阐述过了……但它们被遗忘，也被误解了……孟德尔的这篇重要论文几乎极少被引用。要不是我总结了自己大部分实验并独立推导出以上这两种命题，我也不会对他的观点有所认识。”德弗里斯对孟德尔成就的肯定和承认是非常大度的。在经历了十余年的艰苦工作之后，发现自己的成果早在三十年前就已被捷足先登，这对他来说肯定也不是件高兴的事。[48]
德弗里斯提到的这篇论文，正是帕特尔·格雷戈尔·孟德尔所著的《植物杂交试验》。孟德尔是一位本笃会修士，在1865年2月的一个寒夜里，他向布吕恩自然科学学会宣读了这篇论文。大约有四十位成员参加了当晚的集会，但这一小群杰出的科学家都被这位敦实的修士提出的观点震惊了，而在接下来一个月的会议上，当孟德尔将显性和隐性基因背后的复杂数学算法展示出来时，这些听众完全惊呆了。将数学和植物学以这样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在当时是极为怪异的。孟德尔的论文于几个月后发表在《布吕恩自然科学学会会刊》上，同时发表的还有一份出自另一名学会成员支持达尔文进化论的报告（当时距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观点已有七年时间）。布吕恩自然科学学会与超过120个欧洲学会交换了会刊，会刊副本发送到柏林、维也纳、伦敦、圣彼得堡、罗马和乌普萨拉等地（这就是当时科学信息的传播方式），但几乎没有人关注到孟德尔的理论。[49]
看来世界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孟德尔的理论。达尔文的理论在当时受到万众瞩目，其基本概念是物种的变异性和多样性，而孟德尔理论的基本原则却是稳定性。就算物种可以是多变的，但其基本元素也应该是稳定的。多亏了德弗里斯在科学文献的故纸堆里不知疲倦地挖掘，才让孟德尔的论文重见天日。但无独有偶，还没等德弗里斯发表自己的论文，另外两位来自图宾根和维也纳的植物学家也分别报告自己在近期成功地重复了孟德尔的实验。4月24日，就在德弗里斯发表其研究成果整整一个月后，卡尔·柯伦斯（Carl Correns）在《德国植物学会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长达十页的报告，名为《格雷戈尔·孟德尔关于物种杂交的行为规则》。柯伦斯的发现与德弗里斯非常相似，他也做了文献回顾并发现了孟德尔的论文。[50]同年6月，《德国植物学会学报》再次发表了一篇名为《论豌豆的人工杂交》的论文。该文的作者是维也纳植物学家埃里希·切尔马克（Erich Tschermak），他在文中阐述了与柯伦斯和德弗里斯基本相同的结果。他介绍说，自己在达尔文学说的启发下开展了实验，而他也在《布吕恩自然科学学会会刊》上发现了孟德尔的论文。[51]这是一个伟大的巧合，环环相扣的发现回溯到最初的源头，任岁月流逝其力量丝毫未减。不过，当然重要的不是巧合本身，而是由孟德尔最早阐明，并由其他学者重新验证的遗传机制为另一项伟大理论填补了重要空白，那就是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思想：达尔文的进化论。
孟德尔在修道院的花园里种植了大约34种不同品种的豌豆并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实验。他有意选择了一些具有相对性状的品种（如豌豆表皮光滑或皱褶、黄色或绿色、长梗或短梗等），因为他知道，每一对相对性状中只有一种是显性的——比如说光滑、黄色或长梗，而不是皱褶、绿色或短梗。豌豆进行自体繁殖时，第一代子代的性状总是与亲代相同。但当他对第一代子代（称为F）进行自体授精并产生第二代子代（称为F2）时，F2的性状呈现出一种算法的特征。253棵豌豆结出了7324粒种子。在这些种子中，光滑的有5粒，皱褶的有1850粒，比例为2.96 ∶ 1。在种子颜色方面，258棵豌豆结出了8023粒种子，黄色的占6022粒，绿色的占2001粒，比例为3.01 ∶ 1。正如他自己总结说：“在这一代中，和显性性状（dominant traits）一样，隐性性状（recessive traits）也得到了充分表达，不难发现它们表达的平均比例为3 ∶ 1，因此在这一代豌豆的四种表型中，其中三种为显性性状，一种为隐性性状。”[52]这使孟德尔做出了高屋建瓴的判断，即虽然性状的种类众多，但对遗传性状而言只存在两种类型：显性和隐性性状，没有其他任何的折中。这种3 ∶ 1的比例在大量性状表达中的普适性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52-0]孟德尔还发现，这些性状往往呈集合分布，也就是我们稍后会讲到的染色体。他的图表和观点对解释达尔文主义和进化的实现方式大有裨益。显性和隐性基因决定着生物多样性的表现形式，并将不同的性状传给下一代，自然选择正是通过这种变异性发挥着影响，而生物体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延续着它们的基因，生生不息。
孟德尔的理论是朴素的，而在许多科学家眼里，也是美丽的。其纯粹的独创性意味着，几乎所有涉及该领域的人都有机会做出新发现。而事实的确如此。正如恩斯特·迈尔在《生物学思想的发展》中所写的那样：“1900年后，遗传学新发现产生的速率之高，在整个科学史上几乎是无与伦比的。”[53]
那么，在这个羽翼未丰的新世纪的前六个月里，已经产生了弗洛伊德学说和作为达尔文主义基石的孟德尔遗传学说。这两种知识系统分别从迥异的角度呈现出对人类的解读。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属于或表现为科学思想，并且都致力于将潜藏在人类视野范围之内无法触及的力量或实体昭然于世。在这点上它们与病毒颇为相似。此时距病毒被发现仅有两年时间，弗里德里希·洛夫勒和保罗·弗罗施已证明造成口蹄疫的元凶就是病毒。这些看不见的力量确实存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随着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无线电波和细菌的发现，人们已经逐渐接受了这样的观念：许多自然元素都存在于人类的肉眼和听觉感官所及之外。对于弗洛伊德学说和孟德尔学说而言，其重要性在于它们的发现都是对基本原理的解析，使人们得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审视自然，并进而影响了每个人。加之西方社会“母体文化”的发现，进一步说明了宗教本身也在演化，这也意味着人们过去了解世界的陈旧方法正在归入更新也更为科学的方法之下。这些基本原理方面的变化必然会令人不安，但更多的惊喜还在向我们走来。随着1900年秋天的临近，又一项突破的诞生使我们对自然的认识面临着第三次重大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