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新发现所产生的新数据造就了非常实用的衍生物。可以说，这些衍生物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变，比致力于基础研究的科学家起初所设想的要直接得多。收音机经过一段时间的应用后，在20世纪20年代飞入了寻常百姓家。电视于1928年8月首次面世。而另一个应用物理学的发明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这就是英国人弗兰克·惠特尔（Frank Whittle）历尽艰辛开发成功的喷气式发动机（jet engine）。
惠特尔的父亲是一位住在考文垂住宅区的机修工。惠特尔从小就在利明顿公共图书馆里自学，在那里度过了所有的空闲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关于飞机和涡轮机的科普读物。[1183]弗兰克·惠特尔终其一生都酷爱飞行，但当时的大学教育很难接受具有他这样教育背景的人，所以在15岁时他申请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希望成为一名技术学徒。但他失败了。他通过了笔试，却受到了军医的阻挠：弗兰克·惠特尔身高只有五英尺。他并没有放弃，而是从一位友善的体育老师那里要了一份长高食谱和一套锻炼计划。在短短几个月内，他长高了三英寸，胸围也增加了三英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和他日后生活中的其他成就一样令人钦佩。他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了英国皇家空军的一名学徒。虽然他觉得军营生活令人生厌，但在他学徒生涯的第二年，就在皇家空军克伦威尔学院，时年19岁的他就撰写了一篇关于飞机设计未来发展的论文。惠特尔就是从这篇论文开始，勾勒出喷气式发动机的想法。现在我们仍然可以在伦敦科学博物馆里见到这篇论文。笔迹略显稚嫩，但观点清晰而直接。[1184]他的关键计算在于“每小时100英里的风速对在12万英尺高空以时速600英里飞行的飞机产生的影响，小于每小时20英里的风速对相同飞机在1000英尺高度产生的影响”。他总结道：“因此，一切都表明设计师应着眼于提升飞机的飞行高度。”他知道螺旋桨和汽油发动机在高空中效率低下，但他也知道火箭推进器只适合航天飞行。在这里，他旧时对涡轮机的兴趣重新浮出水面。他成功证明涡轮机的效率在较高的高度上能够增加。惠特尔的眼界可以从一个事实上明显表现出来：在1926年，当他正在构思能在6万英尺高度以500英里的时速飞行的飞机，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的最高时速仅为150英里，而且无法在1万英尺高度以上飞行。
毕业于克伦威尔学院之后，惠特尔被调往艾塞克斯郡霍恩切奇的一个战斗机中队，然后在1929年来到位于苏塞克斯郡威特灵的中央飞行学校担任飞行教练。他一直以来都在顽强地思考如何发明一种新的发动机，大部分时间里都致力于研究汽油发动机的汞合金和涡轮机中使用的那种风扇。而来到威特灵之后，他突然发现解决方案惊人的简单。事实上，他的想法太过简单以至于他的上司都不敢相信。惠特尔已经领悟了用涡轮机能够驱动压缩机，“因此喷气式发动机的原理本质上是循环的”。[1185]将压缩机吸入的空气与燃料混合并点燃。燃烧使气体的体积膨胀，进而以高速通过涡轮机的叶片。这样不但可以产生推动飞机前进的喷射性气流，而且叶片的转动也能够将新鲜空气吸入压缩机，重复新的循环。如果将压缩机和涡轮机安装在同一根传动轴上，实际上一部喷气式发动机就只有一个活动部件。它不但在推进力方面比具有许多活动部件的活塞式发动机强大得多，而且无比安全。惠特尔年仅22岁，正如从前的身高对他不利一样，当时的年龄也让他阻力重重。伦敦航空局对他的想法不予理会，这让他受到了很大打击。虽然他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了专利，但从1929年到30年代中期，他的专利一直无人问津。当专利续期的期限到来时，他还是一贫如洗，只能让它失效。[1186]
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哥廷根大学物理与空气动力学专业的学生汉斯·冯·奥海恩（Hans von Ohain）与惠特尔有着许多类似的想法。冯·奥海恩与惠特尔有着天渊之别。他是富有的贵族，身高超过六英尺。对于喷气机的用途，他也有着不同的态度。[1187]他不屑于将自己的想法呈报政府，而是找到了私人飞机制造商恩斯特·亨克尔（Ernst Heinkel）。亨克尔已经意识到高速航空运输的强烈需求，因而从一开始就认真对待冯·奥海恩的想法。亨克尔在他位于波罗的海海边瓦尔内明德的乡间别墅召开了一次会议，25岁的奥海恩在会上与亨克尔手下的航空智囊唇枪舌剑。尽管他年纪尚轻，奥海恩仍然获得了一份合同，其中规定他对所有可能出售的发动机都享有专利使用费的收入。这份合同与航空部或德国空军都毫无关系。合同的签署时间是1936年4月，在惠特尔写下论文的七年之后。
与此同时，身在英国的惠特尔所表现出的聪明才智如今已经不言自明，他的两个朋友被他的承诺所打动，请他吃饭并决定以纯粹的企业身份为喷气式发动机提供支持。惠特尔仍然只有28岁，许多经验更加丰富的航空工程师都认为他的引擎永远无法试飞成功。然而，在城市银行家O.T.福克及其合作伙伴的帮助下，一家名为“动力喷气机”的公司得以成立并获得了两万英镑的注资。[1188]惠特尔获得了公司的股权（没有专利使用费），而英国航空部也同意入股25%的股份。
“动力喷气机”公司于1936年3月注册成立。3月3日，英国的国防预算从1.22亿英镑增加到了1.58亿英镑，部分用于购买250多架海军航空兵用于国土防御的飞机。四天后，德国军队占领了莱茵兰非军事区，从而违反了《凡尔赛和约》。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间一触即发，而这场战争中的空中优势将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所有关于喷气式发动机原理的疑虑现在都被统统抛开。从那时起，问题只在于谁能够生产出第一架战斗机。
物理学与数学之间的知识重叠一直是相当大的。正如我们已经在海森堡的矩阵和薛定谔的计算中所看到的，物理学黄金年代取得的进步往往涉及新的数学形式的发展。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1900年大卫·希尔伯特在巴黎会议（参见第1章）上确定的23个有待解决的数学难题大部分都已得到了解决，数学家对世界抱着乐观的态度。他们的信心不仅仅只是技术上的。数学涉及逻辑学，因此数学具有哲学意义。如果数学已经完美无缺，其内部也如看起来一样和谐一致，那么它就能说明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基本问题。
不过，在1931年9月，哲学家和数学家在哥尼斯堡召开了一次题为“精密科学的认识论”的会议，出席会议的包括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鲁道夫·卡尔纳普和莫里茨·石里克等人。然而，所有人的光芒都被一位来自捷克布吕恩的年轻数学家的一篇论文所掩盖。其革命性的观点后来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一份德国科学期刊上，题为《〈数学原理〉及有关系统中的形式不可判定命题》[1189]论文的作者名叫库尔特·哥德尔（Kurt Gödel），是维也纳大学一位25岁的数学家。这篇论文现在被视为逻辑和数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哥德尔曾断断续续地参加过石里克的维也纳学派，这激发了他对科学所具有的哲学意义的兴趣。在1931年的论文中，他推翻了希尔伯特试图将所有的数学都建立在无可辩驳的坚实基础之上的目标，用他的定理告诉我们，与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不相上下，数学领域也存在着我们无法知晓的东西。同样重要的是，他推翻了伯特兰·罗素和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用单一逻辑系统推导出整个数学体系的目标。[1190]
毫无疑问，哥德尔定理非常难以理解。我们也许可以先阐明两个要素：其一，“任何一致的形式系统中都将存在既无法证明也无法否证的命题”；其二，“算法形式系统的一致性不能在该系统内部得到证明”。[1191]要解释他的思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利用所谓的“里夏尔悖论”。这一悖论由法国数学家儒勒·里夏尔于1905年首先提出。[1192]在这个系统中，整数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数学定义。例如，“无法被1和它自己之外的任何数整除”（即质数）的定义可能被赋予了一个整数，比如说17；另一个定义“等于一个整数乘以该整数自身的积”（即完全平方数）可能被赋予了整数20。现在假设这些定义被列在一张表上，以上两个定义分别以第17和第20位插入表格。注意有关这些定义的两件事：与第一条定义相关联的17，本身确实是一个质数，但与第二条定义相关联的20，却不是一个完全平方数。在里夏尔算术中，之前关于质数的定义称为不具有里夏尔性，而关于完全平方数的定义则称为具有里夏尔性。从形式上来说，具有里夏尔性的定义是指“不具有在连续有序的定义集合中由与整数相关联的典型表达式所赋予的定义”。但当然，这最后一条语句本身就是一则数学定义，因此属于该系列并拥有自己的整数，n。现在可以提出问题了：n具有里夏尔性吗？关键的矛盾马上出现了。“当且仅当n具有里夏尔性时，按照定义它不具有第n个定义所描写的特征，显而易见，因此当且仅当n不具有里夏尔性时，才具有里夏尔性”n。[1193]没有哪种类比能够完美地表达哥德尔定理，这里所作的类比也不例外，但它至少充分传达出了悖论的思想。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哥德尔自己也和慢性抑郁症的反复发作进行着斗争。他终生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并于1978年因人格障碍导致的“营养不良和虚弱”去世，终年72岁）。[1194]哥德尔确立了数学和逻辑都存在自身界限的思想。而戈特洛布·弗雷格、大卫·希尔伯特和罗素的目标——建立单一的演绎系统，在其中所有的数学（以及所有的逻辑学）真理都可以从少数公理推导得出——也因此无法实现。哥德尔定理从其自身和以上的暗示来看，都是数学不确定性原理的一种形式，因此它永远改变了数学的面貌。此外，正如罗杰·彭罗斯所指出的，哥德尔“开放式的数学直觉与物理学的现有结构从本质上是不相容的”。[1195]
在某些方面，哥德尔的发现堪称最根本和最神秘的发现。他当然有着大多数人所谓的神秘的一面，他也认为我们应该像相信其他形式的经验一样相信数学直觉。[1196]他的理论和不确定性原理一道，描述了认识的界限。正如当时在各个方向上取得的所有进步和思想的新途径一样，哥德尔的理论为思想领域注入了一层怀疑和悲观。为什么人类的认识应该有界限？而认识到这些界限的存在又意味着什么呢？
16 文明及其缺憾
1929年10月28日，华尔街发生了众所周知的股灾，美国向欧洲提供的贷款因此暂缓支付。在接下来的几星期和几个月里，尽管许多人忧心忡忡，但同盟国军队还是拟订并执行了他们从莱茵兰非军事区撤离的计划。在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去世，享年88岁，而在德国的图林根州，威廉·弗里克即将成为第一位被任命为州政府部长的纳粹党党员。意大利的贝尼托·墨索里尼叫嚣着要求修订《凡尔赛和约》。而在印度，莫汉达斯·甘地开始了他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英国，国民政府于1931年成立，以帮助平衡预算。而日本则放弃了金本位制。关于危机的感觉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当时已73岁高龄，生活已经给了他许多理由来感到悲观。1924年，他经历了两次口腔癌手术，他的部分上颚不得不被切除，代之以金属假体，而整个手术过程中只能使用局部麻醉剂。手术之后他可以略带困难地咀嚼和说话，但他仍拒绝停止吸烟，而吸烟可能正是他罹患癌症的首要病因。弗洛伊德于1939年在伦敦去世，但在此之前他还经历过另外二十多次手术，或用于去除癌前病变组织，或是为了清洁和更换他的下颚假体。在此期间，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1927年，弗洛伊德出版了《幻想的未来》，该书既剖析有组织的宗教，实际上又对宗教进行了攻击。这是弗洛伊德“文化”著作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图腾与禁忌》已在前文探讨过）。在1929年底，随着华尔街股市的崩溃，弗洛伊德发表了该系列的第三部作品《文明及其缺憾》。当时在奥地利已经出现饥荒，在德国则出现了未遂的革命和大规模的通货膨胀，而美国的资本主义体系似乎也已轰然倒塌。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破坏和道德沦丧仍然是许多人关注的话题，希特勒也正在逐步攫取权力。无论朝哪个方向看去，弗洛伊德作品的标题都与当时的现实非常吻合。[1197]
在《文明及其缺憾》中，弗洛伊德将他在《图腾与禁忌》中探讨过的一些思想进行了深化，他尤其认为，社会（以及文明）是从遏制个人不羁的性欲和攻击欲望的需求中进化而来的。他现在认为，文明、压抑和神经症都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因为越多文明的存在就越需要更多的压抑，并直接导致更多神经症的发病。他说，人类在文明中不得不变得愈发的不幸福，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在酗酒、毒品、烟草或宗教中寻求心理庇护。在这一基本困境之下，个人的“精神体质”决定了个人进行自我调整的方式。例如，“性欲占主导地位的人会将他与其他人的情感关系置于首要位置，而倾向于自给自足的自恋者则会在其内在心理过程中寻求满足。”[1198]诸如此类。他说，他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社会的弊病提供灵丹妙药，而是提出建议，即道德（人们共同生活所必须遵守的规则）可以得益于精神分析的理解，尤其可以从“超我”或者“良心”等精神分析概念中获益良多。[1199]
弗洛伊德的愿望并没有实现。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在德语国家，道德的完全缺失比任何试图改善或理解道德的企图都更加强势地主宰了整个社会。尽管如此，他的书仍然催生出了许多其他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与他的书大相径庭，但不论担忧的来源是经济、科技、种族，还是他的心理学中所揭示的人类本性，它们都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感到深刻的不安。探索西方文明之不满的理论和调查研究主导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思想领域。
一本最接近弗洛伊德作品的书于1933年出版，该书名为《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作者是精神分析领域的前任王储、现任主要竞争对手卡尔·荣格。荣格在这本书中提出的观点是，“现代”社会与“古老”的原始社会之间，比起“现代”社会与刚刚过去的社会（即文明的前一阶段）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点。[1200]在现代世界中，古老的“原始意象”所展现出的自我要比它们在刚刚逝去的世界中所展现的更多。这解释了现代人对自己精神的痴迷和对宗教崩溃的痴迷。现代的状况是，人类知道自己是进化的巅峰之作，毕竟科学如是说，但人类也知道“明天自己将会被超越”，这使得人们的生活“孤独、冷漠而令人恐惧”。[1201]此外，精神分析用精神代替了人们的灵魂（荣格显然认为这已经发生了），这只是提供了治标不治本的手段。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技术，只能应用于个人基础之上，它不能成为“有组织的”行为，不能像天主教一样在同一时间内帮助数以百万计的人。因此，人类学家吕西安·莱维—布留尔所谓的“神秘参与”对现代人来说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生活维度，它将西方文明这一全新的文明与更加古老的东方社会分离开来。[1202]这种集体生活的缺乏，即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所谓的整体仪式的缺乏，导致了神经官能症以及普遍焦虑的产生。[1203]
十五年来，卡伦·霍妮一直在魏玛德国担任正统的精神分析师，与梅兰妮·克莱因、奥托·费尼谢尔、弗朗茨·亚历山大、卡尔·亚伯拉罕和威廉·赖希等人一道在柏林精神分析学院工作。搬到美国之后，她先是担任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副院长，后来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和纽约精神分析学院担任副院长。此时她才发现自己有能力向精神分析运动的创始人提出批评。她的作品《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涵盖了弗洛伊德和荣格两人的观点，但也对资本主义社会诱发神经官能症的方式展开了攻击。[1204]
霍妮对弗洛伊德的主要批评是他的反女权主义偏见（她的早期论文包括《女性的恐惧》和《阴道的拒绝》）。但她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弗洛伊德的观点过于生物化，对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抱有“深刻的无知”（她是对的）。此时，精神分析学本身也分裂成了左右两翼。右翼的主要特征在于聚焦于生物学方面，愈发深入地探究婴儿时期的经验。梅兰妮·克莱因是这种方法的领袖，她是弗洛伊德的德国弟子，后移居英国。而精神分析学的左翼大致包括霍妮、埃里希·弗洛姆和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等人，他们更加关心个人的社会和文化背景。[1205]
霍妮的观点是“不存在适合一切人的正常心理”。[1206]一种文化中被认为是神经质的表现可能在其他文化中就是正常的，反之亦然。不过对她来说，有两种特质是表征所有神经症的一贯征象。第一是“反应方式上的某种固执”，第二则是“潜能和成就之间的差距”。例如，根据定义，一个正常人只有在其他人对自己有过不良行为之后才会对这个人起疑心，而神经症患者“任何时候都在警戒和提防他人”。霍妮同样不相信恋母情结。她更愿意使用“基本焦虑”的概念，将其归因于自个人小时候起就作用于其身上的社会的冲突力量，而不是归咎于生物学原因。她将基本焦虑定性为一种“自觉渺小、无足轻重、无能为力、被抛弃、受威胁的感觉，一种仿佛置身在一个一心要对自己进行谩骂、欺骗、攻击、侮辱、背叛、嫉妒的世界中”的感觉。[1207]她说，当父母没有给孩子们提供温暖和亲情时，这种焦虑会变得更加严重。这通常发生在父母自己的神经症也悬而未决的家庭，从而产生恶性循环。根据定义，神经症人格已经失去或从未拥有过“被人需要的、确定的幸福感”。[1208]这样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带有以下四种对待生活的僵化方式：神经症式地争取爱，神经症式地争取权力，神经症式地退缩和神经症式地顺从。而它们将妨碍自我实现。[1209]对于非精神分析学家来说，霍妮的理论中最有争议的部分是她将神经症归咎于当代生活，尤其是当代美国生活所催生的矛盾。她坚持认为，相较其他地方，美国存在更多固有矛盾：竞争和成功（“绝不放弃在笨蛋身上捞油水的机会”）同良好的睦邻友好关系（“爱邻如己”）之间的矛盾；通过大肆宣扬来提升雄心（“向邻居看齐”）同个人无法满足这些雄心抱负之间的矛盾；无拘无束的个人主义信条同环境问题和更多的法律带来的愈发常见的压抑之间的矛盾。[1210]尽管存在物质优势，但这个现代世界助长了许多人心中“孤立无援”的感觉。[1211]许多人都承认他们感到孤立无援，甚至可能神经症般地存在这种感觉。但霍妮的理论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些神经症患者需要的是爱，而另一些需要的是权力；她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有些人会变得顺从。她本人否认这其中有生物学的因素，但从来没有阐明造成如此之大的行为差异的其他可能原因。
霍妮的女权主义路径非常新颖，但并非独一无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些国家的政治家已经开展了争取妇女投票权的运动，尤其是在奥地利和英国。在战争结束后，其他事务立即成了经济上和心理上需要优先考虑的当务之急，但随着20世纪20年代的过去，妇女的地位再次成了问题。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雅各的房间》中，一个故事分支谈及导致英国卷入战争的是男性轻松惬意的生活，以及他们对待妇女的随意态度。书中的所有男性都拥有舒适的套房，他们在其中过着充实的生活，而书中的女性却总是不得不合住一套房子，或者只能拥有寒冷而透风的房子。这就是伍尔夫在她最著名的非小说作品中所探讨的差异。该书名为《一间自己的房间》，出版于1929年。看起来，由于女性身份而被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图书馆拒之门外，这样的经历驱使伍尔夫走上了为女权主义奋笔疾书之路。而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革命发生在女性的情感方面，这一观点也肯定值得一辩。[1212]
截至1929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已经出版了六本小说。它们包括在1922年这个奇迹年出版的《雅各的房间》、《达洛维夫人》（1925）、《到灯塔去》（1927）以及1928年出版的《奥兰多》。然而，她的成就似乎仅仅让她对大多数女作家的处境感到更加不安。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她的中心论点是“一个女人要想写小说，她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1213]她认为，作家“是历史环境的产物，而物质条件则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作品能否写成，还关系到作家的心理状态，无论该作家的性别为何。这一观点将在余下的20世纪得到其他人不同方式的呼应。但女性是她关注的焦点，而她接着展示了至少在英国，直到1870年和1882年的《已婚妇女财产法案》颁布之前，已婚妇女的收入都在法律上属于她的丈夫。她觉得，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可能有心灵自由。这就是为什么在17世纪末之前，只存在极少数女性作家，而这些作家也往往只是浅尝辄止。伍尔夫本人也深受其害，她家里的其他男孩子都一路从寄宿学校念到大学，而她和其他女孩都只能在家里接受教育。[1214]这导致了若干后果。在小说中，女性经验受到了低估，而得到描写的女性经验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歪曲和/或某种程度的限制。例如，她觉得简·奥斯丁没能获准涉足她的才华所要求的更广阔的世界，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也受到了同样的限制：“毫无疑问，多年的隐居生活已经对她［布朗宁］的艺术生涯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1215]
虽然她对女权主义者的愤怒感同身受，但伍尔夫非常清楚，这样的愤怒在小说中没有一席之地，她应该有自己更高的追求。她批评早期的女性作家（如布朗宁和夏洛蒂·勃朗特等）向那些愤怒让位。然后她继续考量了女性思想对男性思想可能的补充途径，努力展现文学由于女性面对的藩篱而丧失的东西。例如，她思考过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雌雄同体思想的概念，以及男性和女性特质并存的和谐，对所有的可能性都持开放态度。她认为哪种性别都不具有优越性，而更支持对两种性别都抱有平等同情的思想。她实际上这样写道：“考虑自己的性别对任何作家都是致命的。”[1216]她自己认为《一间自己的房间》不足挂齿，但她也说自己是怀着热情将它写成的，而且它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作品的风格。当该书于1929年10月出版时，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德斯蒙德·麦卡锡对它发表了评论，称其为“女权主义者的宣传”，但补充说“然而它就像一棵开花的杏树”。[1217]伍尔夫的风格是对话式的、亲密的。对于过去的女性作家和想成为作家的女性所承受的不公正待遇，她既义愤填膺，又表达出了比愤怒更深的含义。她专门描写了当年她在牛津和剑桥吃过的午饭，她说那里女子学院的伙食要比男子学院好得多，而她凸显出了这件小事的重要性。当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和《一间自己的房间》一样都值得一读。她确实对妇女解放贡献良多，不仅通过她的论战，也在于她自身的榜样作用。
精神分析学家和小说家并不是分析文明缺点的唯一人群。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记者都同样痴迷于这个主题。20世纪30年代对人类学来说是一个成果丰硕的年代。这门学科不仅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做了含蓄的比较和批评，而且也或多或少提供了替代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成功范例。
弗朗茨·博厄斯依然主宰着人类学研究领域。他于1911年出版的著作《原始人的心智》已经明确表示，他厌恶19世纪将西方白人固有的优越性视为理所当然的思想。对博厄斯来说，人类学“能够将文明从自身的偏见中解放出来”。来自其他文明的数据能够越早得到收集并同化于共同意识之中就越好。博厄斯强大而充满热情的主张让人类学似乎成了令人兴奋的学科，相较过去几十年中过时的种族中心主义以及精神分析学模糊的生物主义，这种状况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博厄斯的两位学生，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分别开展了极具影响力的研究，进一步削弱了生物主义的势头。和博厄斯一样，米德和本尼迪克特也对种族、遗传学（仍是一门新兴学科）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兴趣浓厚。米德拥有心理学硕士学位，但和许多人一样，她发现人类学更具吸引力，并曾受到鲁思·本尼迪克特的启发。鲁思·本尼迪克特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以至于她的同学都以为她患有抑郁症（他们为叫她“蓖麻油”面孔而感到内疚），但她很快通过她的研究赢得了尊重。她和米德最终成了具有影响力的国际人类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群体的成员，该群体的其他成员还包括杰弗里·戈尔、格雷戈里·贝特森、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埃里克·埃里克森和迈耶·福特斯。
正如米德后来所说的那样，对于博厄斯来说，人类学是展示文化重要性的“一次巨大的救援行动”。[1218]博厄斯赋予玛格丽特·米德的思想让她在年仅二十多岁时便声名大噪：他建议她研究一个非西方社会中的青春期。这是个聪明的选择，因为青春期可以说是西方文化中病理现象的一部分。实际上，青春期这一术语直到1905年才在美国心理学家G.斯坦利·霍尔（弗洛伊德的一个朋友）的一项研究中被“发明”出来。[1219]他的《青春期：它的心理学及其与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性、犯罪、宗教及教育的关系》涉及超过六项专门研究心理成长的研究。该书将青春期定义为“唯心主义逐渐滋长、对权威的反抗日益强大的时期，是困难和冲突完全不可避免的时期”。[1220]换句话说，它在心理的发展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有些思想认为青春期的问题纯粹或主要由生物学因素导致，博厄斯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觉得文化和基因对这些问题负有同等程度的责任。[1221]
1925年9月，玛格丽特·米德在太平洋西南部美属萨摩亚（Samoa）的主要岛屿图图伊拉岛的首府帕果帕果度过了几星期时间。[1222]她下榻的酒店因作家萨默塞特·毛姆于1920年在此创作的短篇小说《雨》而闻名，[1223]而她也在开展田野调查之前学习了萨摩亚语的基础知识。[1224]根据她的初步调查，米德告诉博厄斯，她建议将田野调查的地点选在帕果帕果以东约一百英里的塔乌岛，该岛是组成马努阿群岛的三座小岛之一。“这是一座独一无二的岛：岛上的村庄拥有数量充足且足够原始的青少年，在村子里我还可以和美国人住在一起。我可以吃当地人的食物，但我不能六个月都靠这些食物为生。它们的淀粉含量太高了。”[1225]一艘政府轮船每隔几个星期都会停靠在岛上，但她认为如此低的频率不足以破坏这个岛上未被污染的独立文化。塔乌岛上的人“比萨摩亚任何其他地区的人都更加原始，更加质朴。……除了海军医务室的负责人、他的家人及两名医务兵之外，岛上没有别的白人”。岛上的气候远远谈不上完美：全年湿度80%，华氏70—90度，一天五次“倾盆大雨”，“雨滴和杏仁一样大”。然后太阳出来了，岛上的一切，包括人们都处在“蒸笼”之中，直到蒸干为止。[1226]
米德将对这次田野调查的描述写成了《萨摩亚人的成年》，它在1928年面世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她在引言部分的结尾叙述了夜幕降临之后岛上发生的故事。她写道，在月光下，“男人们和少女们”会翩翩起舞，“不时地有人从圈子中离开，向树林深处信步而去。有时，人们一直到午夜时分才尽兴而散，这时只剩下海潮柔和的拍击声和着情人们的温柔细语，直到第二天的黎明小村才会再次苏醒”。[1227]她描述年轻人之间的“嬉戏”，“尤其在年轻女性群体中最为常见，经常表现为以调皮地抓抢对方的生殖器为乐趣”。她说，让她感到满意的是，对这些女孩来说，青春期“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危机或压抑，相反，她们有条不紊地发展了一系列日趋成熟的兴趣和行为。姑娘们的头脑不因任何冲突所烦恼，不为任何哲理所迷茫，也不因任何不着边际的雄心大志所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唯一的宏愿就是在做姑娘时尽情地谈情说爱，结交情郎，然后在本村找个丈夫，安家立业，尽量住得离亲属们近一些，并多生几个孩子，以此打发一生”。她坚持认为，萨摩亚人不具有哪怕一丁点儿的“浪漫爱情。而在我们的文明社会中，浪漫爱情总是与一夫一妻制、排他性、嫉妒以及坚定不移的忠贞相联系的”。[1228]与此同时，独身的概念是“毫无意义的”。[1229]萨摩亚，或者至少是塔乌的生活，是一种牧歌式的田园生活。对米德来说，这座岛屿只存在于“粉彩画的色调”中。在她的设想中，整个萨摩亚都是这样一幅画面。但事实上，这种概括是不准确的，因为萨摩亚的主岛就在1924年发生了政治问题和一起谋杀事件。在塔乌，米德受到了当地人的善待并与他们保持了恰当的距离，萨摩亚人爱称她为“玛科丽塔”，这是他们一位死去的王后的名字。《萨摩亚人的成年》大获成功的一个原因，在于当她的出版商威廉·莫罗阅读完该书的初稿后，建议米德增加两个章节，以解释她的发现与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之间的关联。在增加的章节中，她强调了“弗朗茨爸爸”的方法，即强调文化而非生物学的主要地位。青春期并不一定需要动荡：弗洛伊德、霍妮和其他人都是对的，西方文明要对这其中的许多问题负责。该书广受学界好评，支持者包括性学家哈维洛克·艾利斯，《野蛮人的性生活》的作者、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以及H. L.门肯。米德很快成为了全世界最著名的人类学家。[1230]
继《萨摩亚人的成年》之后，米德随后又在20世纪30年代初推出了两部基于田野调查的著作，分别是《新几内亚人的成长》（1930）和《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1935）。一位批评家认为，在这些作品中，玛格丽特·米德怀着“恶魔般的喜悦”强调了所谓的文明人和他们更加“原始”的亲戚之间差距的微小。但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米德对原始社会并非不加批评，而她所有作品的重点都意在提请人们注意文化的不同。在新几内亚，大人们可能会让孩子们玩耍一整天，但她说：“唉，对于理论家们来说，这些孩子的游戏就像小猫小狗的嬉戏一样。不像那些文明社会的孩童游戏，充满了从他们崇拜的成人传统借鉴的丰富含义，他们的童年生活沉闷而乏味，只是怀着愉悦的心情追逐嬉闹，累了就喘着气瘫倒在地上，等到休息好了便再度开始嬉闹。”[1231]在《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中，她观察了阿拉佩什人的社会，发现他们“几乎无人知晓”战争和个人攻击行为。阿拉佩什人对艺术几乎一窍不通，而最让她感到奇怪的是，他们对男女之间也几乎不加区别，至少在心理方面是这样。[1232]在阿拉佩什人之后，她在新几内亚研究的第二个原始部落是蒙杜古马人，他们生活在塞皮克河的支流源店河流域。她说，她发现这个民族让她厌恶。[1233]猎取人头和吃人肉的行为在三年前才终止。在这里，她记载道，河上经常漂浮着幼小婴孩的尸体，“外表肮脏，无人认领”，就这样顺流而下。[1234]“他们一直在这里丢弃婴儿。”米德写道。而那些没被丢弃的婴儿，她说，则被装进随身携带的硬质篮子里，他们没法向外张望，也没有多少阳光能透进篮子里去。孩子们哭泣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拥抱或者爱抚他们，所以对米德来说，这些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感觉不到爱，所以蒙杜古马社会“充斥着猜疑和不信任”也就不足为奇了。她研究的第三个原始部落是居住在塞皮克河上游50英里处的德昌布利人。在他们的社会里，西方社会熟悉的男女角色被颠倒了。女性是“占主导地位的、感情内敛且担负责任的一方”，而男性则“责任较少，情感上更加依赖伴侣”。[1235]米德在“狂欢般的田野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人性几乎具有难以置信的可塑性，能够对差异巨大的文化条件作出准确而截然不同的回应。”
与《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同年出版的是鲁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该书或许可以被称为“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经济交流、宗教及食品生产与争夺”，因为这两部作品有许多共同之处。[1236]本尼迪克特观察了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祖尼印第安人（美洲原住民当时仍被称为“印第安人”，即便人类学家也概莫能外）、新几内亚的多布人和居住在阿拉斯加和普吉特海湾太平洋沿岸的夸扣特尔人。该书再次对文化方面的大量特质进行了描写。祖尼人是“一个将节制和无害视为最高美德的民族”，他们很依赖模仿性质的巫术：比如将水洒在地上来求雨，[1237]以及对孩子们不时进行仪式性的鞭打来“免除坏事的发生”。[1238]财产所有权，尤其是对神圣物品的所有权，是属于母系家族的，而除开宗教之外，祖尼人生活的主要方面则是礼貌和有序，个性则淹没在族群之中。与之相反，多布人则“无法无天、阴险狡诈”。“多布人的社会形态鼓励憎恨和背叛，并将这些品质作为他们社会认可的美德。”[1239]丈夫和妻子之间毫无忠诚可言，婚姻破裂则“过于普遍”，而疾病在这样的社会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如果有人病倒了，那是由于别人诅咒的结果。疾病的符咒被广泛出售，其中一些人垄断了某些疾病的符咒。在贸易方面，欺骗对方被赋予最高价值。“由此可见，多布人既郁郁寡欢、小心谨慎又情绪亢奋，他们被妒忌、猜疑和愤懑所吞噬。在那样一个充满恶意的社会中，人们每一次都要以冲突的形式，而且要能击败对手，才能取得成功。”[1240]欣喜若狂的舞蹈是夸扣特尔人宗教的主要组成部分，而继承的财产（甚至包括能够发现大比目鱼的海域）是社会的主要组织基础。非物质的东西，如歌曲和神话等，也是财富的形式，其中一些可以通过杀死其拥有者来获得。夸扣特尔人的一年被分为冬夏两个季节，在夏天，人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得到尊重，而在冬天则更加崇尚社会平等。[1241]
本尼迪克特掀起论战的章节与她报道原始社会的章节并驾齐驱。在这里，她的观点显然极大地得益于博厄斯。她的主题旨在展现人性极强的可塑性，地理上相互独立的社会可以围绕人性的不同方面，赋予这些社会以典型特征。有些文化，她说，是“酒神型文化”，围绕情感组织起来；而其他的是“太阳神型文化”，围绕理性建立。[1242]而在旁征博引之中，她认为堂吉诃德、巴比特、米德尔敦、D. H.劳伦斯以及柏拉图的同性恋可能都需要在人类学的环境中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也就是说，需要将它们作为根本无法比较的人性的正常变化来加以理解。社会必须基于其自身情况进行理解，而不是依据某种单一的衡量标准加以判断（当然，在这些衡量标准中，“我们”，即白人，总是用得最多的）。在创建自己“文化模式”的过程中，其他社会和其他文明避开了西方文明面临的一些问题，也创造了他们自己的问题。[1243]
现在已经几乎不可能恢复人类学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掀起的热潮了。[1244]那是一个大规模空中旅行、大众旅游和电视兴起之前的时代，在那些“原始”部落发生改变或被赶尽杀绝之前对他们进行的探索，也是世界上最后的伟大冒险之一。在人类学家这个小圈子里，人们互相了解（有时候他们还因此结为连理，米德有过三任丈夫，其中两个是人类学家，她自己有段时间也曾是本尼迪克特的情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存在着改革运动的成分，表明所有的文化都是相对的，这种信息包含在他们的社会/政治观点中（米德信仰开放式婚姻，而出身农民家庭的本尼迪克特则依靠自学成才）。
本尼迪克特的作品和米德的作品同样成功，多年以来行销数十万册，不但书店有售，甚至连杂货店也能买到。博厄斯的两位学生用自己的研究，加上博厄斯以及马林诺夫斯基和米德的丈夫雷奥·福琼的研究，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无意识的种族优越感，更不用说性别沙文主义，在20世纪前半叶要比现在强大得多，而人类学家以科学的方式提出的结论具有深远的解放意义。博厄斯、本尼迪克特和米德的目的是确立文化在决定人类行为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反对生物学在人类行为方面的支配地位。他们的其他目的（比如表明社会只能基于其自身情况进行理解）则具有深远影响。的确，对于人类学这门相对较小的科学来说，它已经促进了20世纪最伟大思想之一，即相对主义的诞生。玛格丽特·米德很好地表达了这一观点。1939年，她躺在床上，双腿跷在椅子上（她解释说，“这是孕妇唯一的姿势”），草草记下了一些撰写《来自南海》的“序言”的灵感，这是一部关于太平洋社会的人类学著作。“在1939年，”她预言说，“人们提出的社会科学问题将比1925年更为深入，也更加彻底。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必须决定是要迈向更加有序的异质性，还是惊恐地退回到一些单一的标准。而后者将浪费十分之九的人类潜能，我们也不得不以高昂的代价换取安全感。”[1245]
社会学家并不为异国情调和异乡土地所动。为了试图弄清西方资本主义抛出的诡辩，国内还有许多研究亟待开展。这里的一个关键人物是罗伯特·E.帕克（Robert E. Park），他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在赋予社会学更科学地位的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无人能及。芝加哥大学是美国在19世纪末成立的三所大型研究型大学之一，仅次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克拉克大学。（正是这些研究型大学率先为想要在美国成为学者的人们设立了博士学位的门槛。）芝加哥大学树立了四大思想学派：以约翰·杜威为首的哲学学派，以帕克为首的社会学学派，以查尔斯·梅里亚姆为首的政治学派以及在20世纪晚些时候才建立的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经济学派。帕克在社会学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把社会学从本质上个人的观察活动转化为一门以经验为基础的学科。[1246]
芝加哥社会学学派出品的第一项值得注意的研究是《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虽然这本著作现在已不为一般人所知，但仍被社会学家视为集实验数据和归纳概括于一身的里程碑式研究。W. I.托马斯和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在波兰进行了为期数月的调研，然后随成千上万的波兰移民来到美国，从而实现了对大西洋两岸同一民族的研究。他们获准阅读私人信件、移民局档案以及报纸档案，尽可能地还原出整个移民经历的完整画面。在此次研究之后，芝加哥学派开展了一系列针对当时各种不同的“不满”或“不满”表现的研究：弗雷德里克·思拉舍1927年发表的《帮派》、路易斯·沃思的《贫民区》、露丝·肖恩勒·卡万的《自杀》和E.T.希勒的《罢工》均发表于1928年；以及约翰·兰德斯科发表于1929年的《芝加哥的有组织犯罪》。其中多项研究直接指导了政策制定，帮助芝加哥减少犯罪或自杀，或让街头黑帮销声匿迹。帕克始终与当地社区委员会合作，从而确保他的研究符合当地人民真正关心的问题。芝加哥社会学学派在1918至1935年间发挥了巨大影响，但该学派的重要性与调查技术、非导向访谈和态度测量的发展息息相关。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发掘出更多人群分组的心理途径，超越枯燥无味的政府调查呈现的画面。[12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