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学派最著名的调查是一次审视，对象是让美国文明受害最深的不满（甚至堪比大萧条造成的失业）：种族问题。1931年，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Johnson）出版了《美国文明中的黑人》，第一次给出了一幅美国黑人的统计图像，而黑人取得的进步或进步的缺失都可以通过这幅图像得以衡量。[1248]该书出版之时，约翰逊实际上身在菲斯克大学任教，他于1922年师从帕克，并将《美国文明中的黑人》纳入社会学系的系列研究项目。[1249]约翰逊为哈莱姆文艺复兴做出了无人能及的贡献，他相信如果美国黑人通过任何其他方式都无法实现平等或得到尊重，他就应当利用艺术的方式实现这一目的。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约翰逊主编了面向黑人的纽约杂志《机遇》，但在20年代末他回到了学术界。《美国文明中的黑人》一书的副标题是“基于社会调查的黑人生活与种族关系的研究”，而研究正是其强项所在。该书堪称有史以来对黑人地位最彻底的分析，汇编了政府记录和报告、卫生和犯罪统计数据以及各种图表、表格、曲线图和清单。在当时，许多黑人（当时被称为“黑鬼”）都对奴隶制记忆犹新，其中一些人还参加过南北战争。
统计数据显示，黑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黑人的文盲率已经从1880年的70%下降到了1920年的22.9%。但与1920年仅有4.1%的白人文盲率相比当然还相差甚远。[1250]私刑的数量从1892年的155起下降到了1920年的57起，1928年更是只有8起，这也是私刑年发生量首次跌至个位数。但每年8起私刑仍然是一个可怕的统计数字。[1251]也许更具启发性的是偏见的演变所展现的方式。例如，人们普遍认为黑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结核病易感性，以至于预防或治疗措施的支出几乎毫无用处。与此同时，人们还认为黑人对于诸如癌症、疟疾和糖尿病等疾病具有相应的免疫力，所以不需要给予他们任何特殊的治疗措施。人们也注意到，在黑人之中，多数人的意见总是少数人受到损害的原因。[1252]然而，约翰逊的调查还首次以非常深入的方式表明，人们健康的先决条件是各种社会因素而非种族因素。一项针对15座城市（包括纽约、路易斯维尔和孟菲斯）的调查显示，黑人的人口密度并不低于白人，在有的地区甚至高达白人人口密度的四倍。[1253]黑人的死亡率在15个州都高于白人，在某些州则高达白人的两倍。这些统计数据所呈现的图景将逐渐为人所熟知：黑人正开始占据城市中心区域，那里的房屋更加狭小，工程质量更差，配套设施也更为简陋。而在司法实践方面，已经出现了当时所谓的“法律惯例”方面的差异。[1254]一项囊括10座城市（包括克利夫兰、底特律、巴尔的摩和其他城市）的调查显示，黑人遭到逮捕的几率比白人高出2至5倍，虽然他们最后被判处一年及以上刑期的几率比白人要低2.5倍。无论这些调查表明了什么，事实是黑人并不像许多白人认为的一样，天生就具有实施暴力的生物学倾向。
W. E. B.杜波依斯为约翰逊的书所撰写的部分中重复了他的观点，即种族之间假想的生物学差异必须被彻底抛弃。与之相反，人们更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学的统计数据上。这些数据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扩展，也揭露了种族歧视对于黑人地位的影响。他说，这些数据在教育领域尤其有用。黑人大学生的数量已由1900年的1000人增加到了1931年的19000人，而获得学士学位的黑人数量也从150人增加到了2000人。这些数据戳穿了黑人永远没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观点。[1255]杜波依斯从未动摇过自己的观点，即对生理和心理差异的执迷是怀有种族偏见的白人用于否认种族之间真实社会学差异的工具，而白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差异的罪魁祸首。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社会学家赫伯特·米勒认为，20世纪20年代实施的更为严格的移民控制已经在种族歧视的目的下，“通过用欧洲移民代替黑人移民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了种族关系”。[1256]《美国文明中的黑人》产生的长期影响并不乐观。美国自视为一切皆有可能的国家，黑人的状况却与这一精神不符。
查尔斯·约翰逊来自城市，他久经世故，博闻强记，是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明星，他与来自南方腹地乡村的偏执狂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有着天壤之别。在1929至1936年间，福克纳创作了四部传世杰作，分别是《喧哗与骚动》（1929）、《我弥留之际》（1930）、《八月之光》（1932）以及《押沙龙，押沙龙！》（1936），其中后两部专门探讨了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问题。
福克纳住在密西西比州的牛津市，他深爱着南方，着迷于南方及其历史，即他的传记作家所谓的“伟大的发现”。[1257]对福克纳来说，南方在美国内战中的战败将这片土地困在了过去。他意识到，美国的大部分地区都乐观向上，没有太多的过去，移民永远在改造着当下的世界，然而南方则是一片被孤立的不同之地，与蓬勃发展的北方和西部沿海几乎背道而驰。福克纳希望通过剖析南方，以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方式重建它的过去，去描述一个已遭废弃但仍负隅顽抗的文明的不满。他所有关于南方的伟大著作都涉及自负的家族，并随心所欲地虚构出一些背景，人们在其中永远都跨越了藩篱，尤其是那些阶级、性别和种族的藩篱。这些家族要么冉冉升起，要么日薄西山，而背景则是耻辱和乱伦，《八月之光》和《押沙龙，押沙龙！》中还有种族通婚。这些元素的组合激发了激情、暴戾、死亡和自杀以及挫败的家族野心。
福克纳最典型的写作方法体现在《押沙龙，押沙龙！》中。除去情节之外，这本书与《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一样非常难以理解。福克纳强行给读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时间上的倒叙、不加提醒但快速交替的视角以及只会在后文解释的晦涩引用。[1258]他的目的是在不向读者伸出指引之手的情况下，向他们展示社会的混乱。正如他书中的人物致力于创造属于自己的身份和财富一样，读者也必须自行领会福克纳的用意所在。[1259]
在《押沙龙，押沙龙！》的开篇，罗莎·科德菲尔德小姐找来了她的朋友兼业余历史学家昆丁·康普生，给他讲述了关于南方王朝奠基人托马斯·萨德本的兴衰故事。萨德本的儿子亨利枪杀了他的朋友兼战友查尔斯·邦，从而导致了王朝的灭亡。[1260]亨利·萨德本杀害自己最好的朋友是出于怎样的动机？康普生通过在稀少的事实中添加自己的想象，逐渐填补了这个故事的空白。[1261]最终，谜团得以破解。查尔斯·邦实际上是托马斯·萨德本早年与一名黑人女子结合的产物（因此也是他的长子）。在萨德本拒绝承认其长子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构成整座王朝大厦基础的“巨大罪恶”，也暗示着南方本身。福克纳并不逃避道德困境，但他的主要目的是描述道德困境所导致的苦痛。在查尔斯·约翰逊为美国北部城市社会的弊病分门别类之时，福克纳也怀着同情，照亮了南方社会的不完善之处。
如果说种族问题（仍然）是美国的痼疾，那么在欧洲，尤其是英国，将人们分成三六九等的则是阶级。在这里，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股灾之后，有一个人为宣传英国的下层阶级与极度贫困之间的紧密联系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他就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奥威尔身兼记者和小说家并非偶然，身处那个时代的他注定会更喜欢报告文学。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告诉我们的，随着《时代周刊》和新闻短片等新媒体的发展，报告文学的伟大时代在20世纪20年代才刚刚开始。“报告文学”一词最早出现在1929年的法语字典里，被收入英语字典则在1931年。当时的许多小说家（欧内斯特·海明威、西奥多·德莱塞和辛克莱·刘易斯）要么就是记者，要么当过记者，要么将会成为记者。[1262]
奥威尔本名埃里克·布莱尔，于1903年6月25日出生在印度加尔各答西北部孟加拉的偏僻小镇莫蒂哈里，从小浸淫在英国传统的（也就是说，享有特权的）中产阶级教育中。他曾就读于伊斯特本附近的圣塞浦路斯学校。他在寄宿时常常尿床，并在那里结识了西里尔·康诺利。随后他被送到惠灵顿公学和伊顿公学学习。[1263]毕业后，他加入了印度皇家警察并在缅甸服役。他不满于皇家警察的生涯，于是提前离开了缅甸，开始了写作生涯。“他感觉作为一名年轻军官在东方服役的‘成功’经历污染了自己，于是想要逃避所有能让他想起那个他曾听命的不公正制度的东西。”“我感到自己不仅必须摆脱帝国主义，而且必须摆脱一切形式的人对人的统治，”他后来解释道，“失败在我看来是唯一的美德。一切自我发展的嫌疑，甚至在生活中一年赚几百块钱的‘成功’，在我看来在精神上都是丑陋的，是一种蛮横。”[1264]要说奥威尔不希望成功的愿望是他缅甸经历的直接后果未免过于简单。[1265]这个想法在他成为一名警官之前很久就已经在他的心里埋下了种子。根据他的传记作家迈克尔·谢尔登所说，圣塞浦路斯学校的经历给他灌输了腐朽的价值观，让他在年少之时就对成功产生了偏见。获胜是那所学校里唯一重要的东西，而要想成为胜利者就需要“变得更高大、更强壮、更英俊、更有钱、更受人欢迎、更优雅、比其他人更加寡廉鲜耻”——总之，“在各方面都成为佼佼者”。后来，他这样叙述这段经历：“人与人之间分出了等级，无论发生什么都是正确的。强大者赢在情理之中，也不放过赢的机会，而弱小者则注定失败，永远一败涂地。”[1266]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弱者，而且不管他做什么，“他永远不会成为赢家。对他来说，慰藉在于知道失败之中也包含着荣誉。人们可以因为拒绝了错误的成功观而感到骄傲……我可以接受失败并尽力而为”。[1267]在奥威尔最负盛名的四部作品，有两部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探讨了最虚弱（和最贫穷）的社会环境，即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流浪贫民。另外两部完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则探讨了权力和成功的本质，以及它们容易遭到滥用的方式。
离开警察队伍后，奥威尔在父母身边陪伴了数月，然后在1927年的秋天搬到了西伦敦波托贝洛路的一间小屋内。他开始尝试写小说，游走于伦敦东区，与流浪汉和乞丐比邻而居，以便理解穷人的生活，体会他们的苦衷。[1268]在拒绝了“一切形式的人对人的统治”之后，他希望“立即开始研究被压迫者，成为他们的一员，与他们并肩对抗暴君”。奥威尔担心自己的装束影响探访，为此专门买了一件破烂不堪的大衣，一条黑色粗棉布裤子，“一条褪了色的围巾和一顶皱巴巴的帽子”。他还改变了说话方式，担心自己受过教育的口音暴露身份。他很快熟悉了西印度码头周围的破烂区域，那里鱼龙混杂，码头装卸工人、商船水手和失业劳工等各色人等共同混居在一所位于莱姆豪斯堤道的出租房里（房费9便士一晚）。以这种方式为下层人民所接受之后，他决定“继续流浪”，并在一段时期内游走于整个伦敦东区，在肮脏的“临时收容所”（即当地济贫院搭建的棚屋）过夜。这些经历构成了1933年出版的《巴黎伦敦落魄记》的主要内容。当然，奥威尔从未真正落魄过。正如迈克尔·谢尔登所说，奥威尔的流浪生活有些游戏的性质，反映了他对自身背景、抱负和未来的矛盾心理。但这种游戏并非毫无价值。他所能帮助这些不幸的人的最佳途径就是替他们说话，“提醒世人，他们也是人且理应生活得更好，他们也有着真实的痛苦”。[1269]
1929年，奥威尔去了巴黎，以证明贫困并非仅局限于一个国家。在巴黎，他在拉丁区一条狭窄而破旧的小街（铁锅街）上一家破败的酒店里租了一个小房间。他说房间的墙壁很薄，“旅馆里到处是灰尘，永远有烦人的臭虫”。[1270]他因此神经衰弱。[1271]不过，离他住处不远就有许多体面的邻居，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就坐落在其中一个街区，让—保罗·萨特是该校的得意门生，而塞缪尔·贝克特也刚刚成为那里的老师。再往前走一点就是贡特斯卡普广场，海明威在《乞力马扎罗山的雪》中深情地勾勒了那里“醉汉、妓女和可敬的劳动人民”混杂的场景。[1272]而奥威尔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则说，他惨遭窃贼洗劫，几乎落得身无分文。[1273]
《巴黎伦敦落魄记》的出版商是维克托·戈兰茨（Victor Gollancz），他于1929年创立了自己的出版公司，并在考文垂花园设立了办事处。戈兰茨奋发图强，精明能干，很快生意就蒸蒸日上。他付给签约作者一小笔定金，在书籍广告上却不惜大笔投入。他出版各种门类的书籍，但政治题材是他的最爱，他本人也是一位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奥威尔作品具有的社会意义要远大于政治意义，但戈兰茨看重的是它“对社会不公的有力抨击”。[1274]《巴黎伦敦落魄记》于1933年1月初出版之后，立即取得了成功，新闻媒体一片赞誉之声（康普顿·麦肯齐也赞不绝口）。奥威尔认识到，对于贫困，任何快速或油嘴滑舌的解决措施都不可能奏效。在此之后，他在观念上发生了改变，希望贫困不再被视为“一种感染无力自助之人的可耻疾病”。[1275]他强调甚至许多慈善工作者都持有类似想法，即“一些穷人心有悔悟，仿佛贫困意味着灵魂的罪恶”。他认为，这种态度与持续存在的贫困现象紧密相连。
《巴黎伦敦落魄记》之后，奥威尔接连出版了三部作品，分别是《缅甸岁月》、《牧师的女儿》和《让叶兰在风中飞舞》。每部作品都审视了英国生活的一个方面，并为奥威尔树立了声誉。1937年，他回归报告文学/社会学式的写作风格，创作了《通往威根码头之路》。这部作品出自他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崛起的高度政治敏感性，以及他不断增长的信念，即“社会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唯一不得不面对的敌人”。[1276]戈兰茨曾要求他撰写一部作品，题材定为失业这一自大股灾以来20世纪30年代的苦难根源。这几乎算不上一个有创意的题材，奥威尔本人也确实在几个月前拒绝了《新闻纪事报》几乎相同的提议。[1277]但出于更积极地参与政治的想法，他同意了。他从考文垂出发，向北来到曼彻斯特，在一位工会官员家中搭伙，正是此人建议他前往威根采风。[1278]他在一家牛肚店楼上找了间屋子，和人轮换住，而在房间里他发现长久以来没有任何人来打扫过的迹象。其他房客告诉他，“地下室里储藏的牛肚上爬满了蟑螂”。有一天他甚至在吃早餐时“惊慌地”发现桌子下面放了一个装得满满当当的尿盆。[1279]根据谢尔登所说，奥威尔花了很多时间在当地的图书馆处理煤炭行业和失业率的统计数据，但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四处游走，视察住房条件、运河以及煤矿，采访煤矿工人和失业者。他后来将威根形容为“可怕的地方”，将下煤矿的经历形容为“破坏性极强的体验”。他不得不蒙头大睡一整天来克服其影响。[1280]“在此之前他没有意识到他这样身高的人是无法在矿井里站直的，他也不知道从竖井到采煤工作面的步行距离可以长达三英里，而在这种狭窄环境里行走‘足以让我四天之内抬不起腿来’。然而这趟步行只是矿工一天工作的开始和结束。‘有时候在我累得跪下来之后，我的膝盖简直再也抬不起来了。’”[1281]奥威尔从图书馆得到的数据表明，煤矿工人遭遇的事故发生率之高，简直骇人听闻。在过去的八年里，已有将近八千名矿工死亡，六分之一的矿工受伤。煤矿中的死亡过于稀松平常，以至于几乎形成了这样的惯例：“每当有矿工死去，他生前每位同事的工资中都会被扣除一先令，捐献给一项为寡妇设立的基金。但这种扣款以可怕的频率不断发生，以至于煤炭公司刻了一枚‘死亡扣除款’字样的橡皮图章，以便在工资支票上做出标记。”[1282]在北方地区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调查之后，奥威尔在回家的火车上目睹了最后一幕令他震惊的画面，那是人们面对冷酷现实的无情索取所付出的代价。他发现一名年轻女子站在她的房子后面，试图用棍子疏通管道。“火车经过的时候她抬起头来，我离她很近，几乎能看清她的眼神。她有一张苍白的圆脸，是那种贫民窟女孩常有的、由于流产和做苦工造成的憔悴面孔，只有25岁却看起来像40岁。就在我看着她的那一瞬间，她的脸上带着我此生见过的最凄凉、最无助的表情。我突然发现我们所说的‘我们和穷人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以及出生在贫民窟的人们除了贫民窟之外什么也不知道，这些都是错误的。……这个女孩心里很清楚自己的处境，至少跟我一样清楚，在严寒之中，跪在贫民窟后院黏糊糊的石头上用棍子疏通排水管的命运是多么可怕。”[1283]
奥威尔的所见所闻让他怒不可遏，他将《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分成两部分撰写。在第一部分中，他让残酷的现实本身说明一切。第二部分则是言辞激烈的论战，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支持社会主义。出版商对第二部分抱有一些疑惑。[1284]许多评论家觉得这部分几乎无法补救，文字含糊不清且过分雕琢。但第一部分鲜明的细节却是不可否认的，其对英国的羞辱堪比约翰逊的作品对美国的羞辱。《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引起了轰动。
作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从一个迥然不同的角度对文明提出了批评。他是纽约摄影师阿尔弗雷德·施蒂格利茨周围小圈子的一员。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芒福德曾在曼哈顿的社会研究新学院讲授建筑学，并随后担任《纽约客》杂志建筑学专栏的通讯记者。与日俱增的名气让他受邀在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发表许多演讲。1934年，他将这些演讲结集出版，命名为《技术与文明》。[1285]在这部作品中，他绘制了技术的演进示意图。在始生代技术时期，社会的特点在于通过水力或风力驱动木制机械。[1286]在古生代技术时期，即大多数人所谓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是主要的能源形式，铁则是主要的材料形式。新生代技术时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点则是电、铝、新型合金和合成材料。[1287]
对芒福德来说，资本主义需要持续的扩展、更大的功率、更大的覆盖范围和更快的速度，本质上正是资本主义驱动了技术的发展。他认为，人们之所以对资本主义感到不满，是因为虽然新生代技术时期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来临，但社会关系仍处在古生代技术时期的困境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没有控制权，即当时的工作对绝大部分的人仍是异化的。作为一个擅长编造警句的人（比如“抢劫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发明的最省力的手段”），芒福德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基本的共产主义”。他的意思并不是要建立苏联式的共产主义，而是建立市政自治的工作组织，就像管理公园、消防和游泳池的市政自治组织一样。[1288]芒福德作品的重要性在于第一次指出了资本主义企业对环境的破坏，以及消费主义是如何被广告引导和误导的。和许多人一样，他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一场满足了资本家和军国主义需求的技术竞赛的顶点，而他认为唯一的出路在于经济规划。芒福德精明地预测，随着老式工厂的逐渐废弃，工业无产阶级（奥威尔的主题）也会逐渐消失，他认为新生代技术时期的工业将会更均匀地分布在全国各地（不再聚集在港口或煤矿周围）和世界各地。他预测，在未来的几年中，亚洲和非洲将成为市场和新生代技术时期的新生力量。他预计生物学将取代物理学成为最重要和最具争议的科学，而人口问题将成为未来的一个主要问题。不过，美国人面临的最直接的危险则源于“无目的的唯物主义”，以及不假思索地接受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是现代生活的唯一组织原则这样的理念。在这本基调乐观的书中（有一部分是关于机械之美的），芒福德对西方社会的批评超越了时代。这不仅让他的批评更加令人印象深刻，而从事后看来，我们可以说他预言中的正确成分远远超过了错误成分。[1289]
四年后，芒福德出版了着眼于城市历史的《城市文化》一书。[1290]从公元1000年左右，即芒福德所说的城市在中世纪后的复兴开始，他根据城市所呈现的主要的集体戏剧性场面对它们进行了定义。在中世纪的城市中，市场、比赛和教会的圣歌游行构成了集体戏剧性场面；在巴洛克城市中，宫廷提供了最好的戏剧性场面；而在工业城市之中，车站、街道和政治会议等都是重要的舞台。[1291]芒福德还区分出了城市生活的六个阶段：原始城市——村落社会、驯养动物；城邦——村落或血缘集团聚集在一起有助于防止掠夺；大城市——随着区域产品过剩，出现了“母城”（即中心城市）的重要转变；大城市区——衰落的开始，机械化、标准化兴起（大城市区的特点是缺乏戏剧性，被常规所取代）；专制城市——过度膨胀、堕落、大量的衰退；死亡之城——战争、饥荒和疾病。最后两个阶段是芒福德的预言，但他认为大城市区已经在个别城市实现，比如纽约。[1292]
芒福德认为，异化和贫困的危机已成为城市的特点，而它们的解决之道在于发展城市区域（虽然他也考虑过田园城市）。芒福德在此也表现出了先见之明，《城市文化》的最后一章几乎完全致力于探讨环境问题以及我们现在所说的“生活质量”问题。
尽管芒福德专注于环境和技术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但他并不像其他一些人那样采用了反科学的方式。即便在弗洛伊德、米德和约翰逊等人认为科学可以为社会弊病提供解决方案的时候，怀疑论者仍认为科学的每一个优点都有其相应的缺点相匹配。而这正是科学的惊骇之美。此外，宗教可能已经遭受了科学的连续打击，但它并没有消失，完全没有。毫无疑问，长期性失业为针对科学的怀疑论提供了理由，随着20世纪30年代向前推进，宗教开始重申自己的权威。
在这场重申宗教权威的运动中，最不同寻常的成分是由伯明翰主教欧内斯特·威廉·巴恩斯（Ernest William Barnes）所作的一系列演讲，它们于1933年结集出版，名为《科学理论与宗教》。[1293]很少有人在翻开一本由主教所写的书时，会料到书的前四百页包含了对高等数学的详细讨论。然而巴恩斯不但是一位数学造诣颇深的科学家，还是理学博士和皇家学会院士。他希望表明的是，作为一位神学家，他了解大量现代科学知识，而且不惧怕科学。他讨论了物理学的最新发展，以及地质学、进化论和数学的最新进展。这是一部才华横溢的杰作。巴恩斯完全支持粒子物理学、相对论和时空的新进展，宇宙膨胀的新概念以及地质学关于地球的年龄和岩石记录生命的发现。他笃信进化论。[1294]与此同时，他摈弃了各种形式的神秘主义和超自然现象。（顺便说一句，尽管该书对20世纪科学进行了全景式的审视，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弗洛伊德。）
那么关于上帝，主教有何看法呢？他认为，存在着一种占有宇宙中所有物质的“宇宙心识”，而宇宙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意识和良知，以产生善，以及最重要的是，产生美。他对永生的观点是，不存在诸如“灵魂”之类的东西，而人们在生前创造的善与美会在他们身后继续存在。但他也说，他个人相信来世。[1295]
巴恩斯将一本自己的作品寄给了另一位著名神学家威廉·拉尔夫·英奇（William Ralph Inge），后者是圣保罗大教堂的主教，正是他在1915年的复活节星期天布道时引用了鲁珀特·布鲁克的诗作。在收到巴恩斯的作品之时，英奇正在修改一部他自己作品的校样，该书将在当年，即1933年晚些时候出版，名为《上帝与天文学家》。该书同样始于一系列讲座，是英奇在林肯律师学院教堂所作的瓦尔堡演讲。[1296]除了圣保罗大教堂主教的身份之外，英奇也是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和牛津大学赫特福德学院的研究员，还是著名的演说家、作家和知识分子。他对当代话题发表的争议性观点已经在《不讳之言》中结集出版。《上帝与天文学家》探讨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和进化论的问题。对英奇来说，这些领域之间存在根本的联系，因为它们都是关于时间的问题。宇宙诞生、膨胀、收缩以及最后在他所谓的“诸神的黄昏”中消亡，这样的思想显然是令人担忧的，因为它意味着永恒并不存在。
进化论的主要作用是贬低过去的思想，认为更为现代的思想已经“进化”并超过了它们。[1297]因此，英奇故意广泛引用了古代哲学家的思想（以古希腊为主）来支持其论点。他的目的是为了彰显这些古代哲学家的思想相较于现在的思想而言是多么辉煌。他多次提到“种族退化”的趋势，以表明进化并不总能催生进步。他也承认，他的观点是凭直觉获得的，但坚持认为（就像诗人在魏玛德国所做的一样）直觉的存在就是上帝的标志，而科学对此并没有给出真正的答案。[1298]与亨利·柏格森一样，英奇承认生命力的存在，也承认科学知识与上帝的存在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他和巴恩斯一样，将良善的概念本身以及多半在祈祷时出现的令人心醉神迷的神秘体验视为上帝存在的证据，而且他说这种体验无法通过任何科学手段加以解释。他认为，文明自有其压力和步调，正是文明让我们和这种体验疏远开来。他暗示，上帝的存在可能类似于科学家所谓的“突生性”现象，其经典范例就是水分子，它们并不像水那样具有液体的性质。换句话说，这是运用科学的比喻来支持上帝的观点。[1299]英奇与巴恩斯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无法接受最新的科学进步：“上帝选择在无生命的自然中，而不是在人的思想或心灵中越发清楚而直接地展现自己的存在，这是一个奇怪的想法。……我的结论是，物质宇宙的命运对宗教来说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1300]和巴恩斯一样，英奇也没有提到弗洛伊德。
在巴恩斯和英奇发表各自观点之后一年，伯特兰·罗素出版了一本短小精悍的作品《宗教与科学》。罗素与宗教的关系是复杂的。[1301]他有许多信教的朋友（尤其是奥托琳·莫雷尔女士），他对他们既羡慕又恼火。在一封写于1912年1月的信中，他说：“我们所知的是，有时光临我们生活的事物是如此美好，比日常的事物好上太多，仿佛它们来自另一个世界，无法从我们自己的世界中产生。”[1302]但后来他又说，“不过我有另一种看法……根据这种看法，悲伤是终极真理……我们在痛苦中呼吸……思想是通往绝望的道路。”[1303]
在《宗教与科学》中，罗素囊括了与巴恩斯和英奇大致相同的内容（哥白尼革命、新的物理学、进化、宇宙的意义），但他还纳入了对医学、鬼神学和奇迹的分析，以及一章关于决定论和神秘主义的内容。[1304]在书的大部分内容中，他向读者展示了科学如何能够越发全面地解释世界。对于一个科学家而言，他对神秘主义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宽容，宣称他曾有耳闻的一些通灵实验“对理智之人是有说服力的”。在全书结尾关于科学与伦理的两章里，他以逻辑学家激烈的口吻，试图证明并不存在客观之美或客观之善。他开头的陈述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佛教徒。”他说，这样的陈述可以通过“举出一位中国基督徒的例子”驳倒。[1305]另一方面，“我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佛教徒”这样的说法则无法“被任何来自中国的证据［即关于中国佛教徒的证据］”驳倒，而只能通过举证“我不相信我所说的话”来反驳。如果一位哲学家说，“美是好的”，这句话可能有两种意思，“每个人都热爱美”（对应于“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佛教徒”）或者是“我希望每个人都热爱美”（对应于“我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佛教徒”）。“后两句未做任何主张，但表达了愿望。由于它没有作任何断定，因此逻辑上不可能存在任何支持或者否定它的证据，也不存在它可以用以成为真理或谬误的证据。前两句并没有仅仅表示愿望，而是确实提出了陈述，但这是关于哲学家思想状态的陈述，只能用他并不具有他所声称的愿望这样的证据来加以反驳。前两句不属于伦理范畴，而属于心理学或生物学范畴。后两句虽然的确属于伦理范畴，且表达了对某事物的愿望，却未作任何主张。”[1306]
罗素接着写道：“我的结论是，虽然科学的确不能决定价值问题［英奇的观点］，但这是因为价值问题根本无法在知识上进行决定，它们存在于真理和谬误的领域之外。无论我们可以获得怎样的知识，都必须通过科学方法来获得。而科学所不能发现的东西，人类则无法认识。”[1307]同样，他也没有提到弗洛伊德。
西班牙作家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于1930年出版的《大众的反叛》对科学发起了完全不同的攻击。奥尔特加是马德里大学的哲学教授，他的主要观点是社会在退化，原因在于大众社会里毫无特征的异化之人的增加，而这种增加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学发展所致。对奥尔特加来说，只有当人民通过投票将权力赋予“少数精英”时，才能产生真正的民主。而他认为事实上出现的是“超民主”，即渴望权力的普通人和平庸之辈厌恶所有与自己不同的人，并因此催生了一个“均质的……空洞”社会。他谴责科学家，因为他们造成了专业化的加剧，以至于科学家现在都成了“有学问的无知者”，即对极狭小的领域知之甚笃，代价却是忽略更广阔的全景，只关注他们自己关心的小天地。他还发现这样的科学家“自鸣得意”，他们是形式非常现代的退化范例，助长了文化缺失的趋势。
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属于文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或称尼采主义者。在他的另一本著作《艺术的去人性化》中，他认为“现代艺术的基本功能是将公众分为两大类：能够理解现代艺术的人和不能理解的人”。[1308]他认为精英，即“具有精细感官的少数特权者”能借助艺术的手段认识自己，并将自己与“死气沉沉的社会大众”区别开来，而大众则是“历史进程中的惰性物质”。他相信庸俗的民众希望了解的是诗人背后的那个人，对任何纯粹的美感兴趣寥寥（艾略特应该会对此表示赞同）。对奥尔特加·伊·加塞特来说，科学和大众社会都同样不利于“高雅”的东西。
随着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兴起，而西方世界又这般诸病缠身，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苏联，以考察社会组织方式的替代系统，看看西方是否能学到什么东西。包括乔治·萧伯纳和伯特兰·罗素在内的许多西方知识分子都在20世纪20和30年代访问过苏俄，但当时最有名的访问来自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和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夫妇，他们关于此次访问的作品《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个新文明？》于1935年出版。
在这部作品问世之前很久，韦伯夫妇就已经对英国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还交友广泛，同巴尔弗夫妇、霍尔丹夫妇、迪尔克和萧伯纳夫妇私交甚笃。[1309]西德尼·韦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两届工党政府中担任内阁大臣，他们俩组成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知识伴侣（西德尼一度被称为“英格兰最有才华的人”）。[1310]他们于1896年成立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1913年又创办了《新政治家》杂志，并在创建福利国家和发展费边社（一个笃信逐渐演变具有必然性的社会主义组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或单独或联合撰写了近百部书籍和小册子，其中包括《一天八小时》、《济贫法的改革》、《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男性和女性的工资待遇：是否应该平等？》以及《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韦伯夫妇毕生都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俩有缘相识是由于比阿特丽斯想找个人一起研究合作社运动，而她的一个朋友向她推荐了西德尼。韦伯夫妇的传记作家丽萨尼·雷迪斯提出，从总体上看，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作为组织者和理论家共同取得的成就要大于西德尼在内阁担任政治家时取得的成绩。他们著作等身，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观点，因此几乎没有人会对他们无动于衷。伦纳德·伍尔夫喜欢他们，但弗吉尼亚·伍尔夫不喜欢他们。[1311]
韦伯夫妇于1932年前往苏俄，当时他俩都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比阿特丽斯策划了这次访问，她感到资本主义已接近衰败的终点，而苏俄可能正好能够提供一种替代方案。在《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个新文明？》中，韦伯夫妇的意见与马克思相反，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不借助革命的条件下逐步实现，可以通过晓之以理，让人们相信社会主义，而平等也会逐渐形成（这正是费边主义的本质）。但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她和西德尼觉得如果资本主义可以被一扫而空，费边主义也可能难逃厄运。[1312]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集体性规划变得更加可行。在1930年底，比阿特丽斯开始阅读俄国文学，并得到了苏联驻伦敦大使及其妻子的支持。比阿特丽斯几乎立即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笔记：“苏联共产党政府可能仍然无法在苏联实现其最终目标，因为它一定无法用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征服世界，但它的壮举证明了孟德尔对生物进化所持的突然跳跃的观点是正确的，也反对了斯宾塞所认为的缓慢调整的观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赫伯特·斯宾塞曾是比阿特丽斯父亲的一位密友。）一年后，就在她动身前往苏联之前，比阿特丽斯写下了将被她的批评者牢记的话：“十年之内，我们就会知道是美国的资本主义还是苏联的共产主义会为大多数人带来更美好的生活……毫无疑问，我们站在苏联一边。”[1313]
1932年韦伯夫妇到访之际，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接近尾声。五年计划于1929年由斯大林发起，目的在于尽快推进工业化和农村集体化。（这样的计划在当时非常普遍：罗斯福于1933年启动了新政，而德国在1936年推行了旨在通过扩大公共工程、消除失业的沙赫特四年计划）。斯大林的“计划”直接导致了一百万富农遭到消灭，以及大规模的流放和饥荒。它拓展了克格勃的前身、秘密警察组织“格伯乌”的权柄，并通过恢复国内通行证的方式损害了工会的力量，从而制约了人民运动。五年计划也颇有建树，比如教育得到改善，惠及更多的孩子，妇女也获得了更多就业机会。但正如丽萨尼·雷迪斯所描述的那样，第一个五年计划“剥下了它宣传的伪装……预示着极权主义权力范围的深远延伸”。[1314]
韦伯夫妇受到贵宾的礼遇，却完全无从知晓苏联的这些负面因素。他们下榻列宁格勒阿斯托利亚酒店的套房里，套房面积之大让比阿特丽斯担心，“我们似乎成了新的皇亲国戚”。他们在斯大林格勒参观了一座拖拉机厂，列席一次共青团会议。在莫斯科，他们住在外交部下设的宾馆里，参观目的地则包括学校、监狱、工厂和剧院。他们还去了位于莫斯科东北150英里的罗斯托夫，在那里他们走访了几家集体农庄。在采访过程中，韦伯夫妇都依赖于口译人员的翻译。他们全程只看到了一个问题，有一家汽车制造厂没有达到生产指标，而他们设法收集到的数据也是由苏联政府提供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新政治家》杂志的两位缔造者采纳了任何自重的学者或记者做梦都不会发布的缺乏进一步证据的信息。他们本可以咨询《曼彻斯特卫报》驻莫斯科记者马尔科姆·马格里奇（他娶了比阿特丽斯的侄女）。但马格里奇对苏俄政府持强烈批评态度，所以韦伯夫妇不太关注他。在他们返程途中，比阿特丽斯写道：“苏维埃政府……代表了一种新的文明……以及一种新的人生观——这里有一种个人以及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全新行为模式，我相信所有这些一定会在未来几百年内传播到许多别的国家。”[1315]
用丽萨尼·雷迪斯的话说，《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个新文明？》“成于概念与眼界之不朽，败于判断之错误”。[1316]韦伯夫妇相信苏联共产主义优于西方，因为在苏联一般人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国家的管理。对他们来说，斯大林不是一个独裁者，而是“一系列委员会”的书记。他们认为共产党献身于消灭贫困的事业，党员“不享有任何法定特权”。他们认为秘密警察组织“格伯乌”做了“建设性的工作”。在以后的版本中，他们对书名作了修改，开始改为《苏维埃共产主义是一种新文明吗？》（1936），后来又改为《苏维埃共产主义：独裁还是民主？》（同年晚些时候出版），这表明他们的心态有了轻微的变化。即使是斯大林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末进行公开审判之后，他们仍然不愿意完全收回自己写过的东西。在1937年，随着斯大林大恐怖时期的暴行达到顶峰，该书的重印版更名为《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个新文明》，也就是说，去掉了问号。在1939年7月，在他俩结婚47周年纪念日当天，比阿特丽斯在日记中透露，《苏维埃共产主义》是“我们伴侣生涯的最高成就”。[1317]对资本主义的不满让一些人误入歧途，但几乎没有人像韦伯夫妇这般执迷不悟。
苏俄的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外的一种选择。还有一种选择已经随着纳粹高涨的信心开始在德国浮出水面。在魏玛德国时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理性主义者（即科学家和学者）与民族主义者（即泛德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斗争。泛德主义者仍然相信德国拥有一些特别之处，包括她的历史，以及她的英雄与生俱来的优越性。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曾经强调过德国与法国、美国和英国的不同之处，而这种希特勒非常喜爱的观点，随着纳粹党离国家政权越来越近，在纳粹党内部也逐渐普及。1928年，这种不断增强的信心导致了一本书的诞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本书绝不可能在巴黎、伦敦或纽约找到愿意将其付梓的出版商。
该书的文字极具煽动性，而图片更是变本加厉。在书页的一边是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和卡尔·施密特—罗特卢夫等艺术家的现代派绘画的复制品，但在另一边却是畸形和病态的人体照片——其中一些眼球凸出，另一些患有唐氏综合征，还有一些则患有先天性愚型。该书的作者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师保罗·舒尔茨—瑙姆堡（Paul Schultze-Naumburg），书名叫作《艺术与种族》。其主题虽然怪诞，却对国家社会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318]舒尔茨—瑙姆堡的理论是，他书中所示的畸形和病态的人是许多现代（尤其是表现主义）艺术家作品的原型。舒尔茨—瑙姆堡说，这种艺术是堕落的艺术。他的做法似乎受到了几年前海德堡大学城开展的一项科学研究的启发。海德堡当时已成为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创作的艺术作品的中心，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解决精神疾病的核心问题。1922年，精神病学家汉斯·普林茨霍恩基于450名患者创作的超过5000幅作品以及他的调查材料，发表了他的研究《精神病患者艺术作品选》。这项研究表明，精神病患者的艺术作品展现出了一定的特质，该研究引发的严肃关注远远超出了医学界的圈子。[1319]
《艺术与种族》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这是因为它的残酷“理论”契合元首的目的。虽然希特勒不时地攻击现代艺术和现代艺术家，但和其他的主要纳粹分子一样，他同样生性反对知识分子。对他来说，历史上最伟大的人都是实干家，而非思想家。然而，在不学无术的纳粹分子之中也有一个例外，这个自称知识分子的人与其他的主要纳粹分子相比，更能称得上是德国社会的局外人。他就是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1320]罗森贝格出生在德意志帝国的疆界之外。他的家人来自爱沙尼亚，那里直到1918年都属于苏俄。有一些证据（发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表明，罗森贝格的母亲是犹太人，但在当时没有任何人起过疑心，而他与希特勒之间保持的密切关系也比许多早期的同事更为长久。少年时代的他沉迷于历史，尤其是在他读到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作品之后。[1321]张伯伦是一个变节的英国人，他是瓦格纳的助手和姻亲，而瓦格纳将欧洲历史视为“日耳曼民族反对犹太教和罗马天主教会日渐衰弱的影响的斗争史”。罗森贝格在1909年的一次家庭度假期间偶然读到了张伯伦的《19世纪的基础》，这本书改变了他，并为他提供了日耳曼民族主义情感的知识基础。他现在有了憎恨犹太人的理由，就像他在爱沙尼亚的经历给了他憎恨俄国人的理由一样。1918年停战协定签署后，他搬到了慕尼黑，很快加入了纳粹党并开始撰写恶毒的反犹小册子。他的写作能力、对俄国的丰富知识和熟练的俄语能力帮助他成为纳粹党内东方问题的专家。此外他还担任了纳粹党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的编辑。随着20世纪20年代的流逝，罗森贝格、马丁·鲍曼和海因里希·希姆莱纷纷意识到亟需建立一种超越《我的奋斗》的纳粹意识形态。于是在1930年，他出版了自认为能够为国家社会主义奠定知识基础的作品。该书的德语名为Der Mythus des 20. Jahrhunderts，通常翻译为《20世纪的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