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洛伦茨最知名的成就是创立了动物行为学，对比研究动物与人类的行为，他在其中发现了一种被他命名为“铭印”的行为。在他最著名的研究中，他发现年幼的雏鹅会在成长过程的某一阶段对它们首次遇到的图像念念不忘。对于他所研究的许多雏鹅来说，这种图像就是洛伦茨自己。而这位教授漫步校园，身后跟着一群小鹅的照片在媒体上大受欢迎。铭印在理论上很重要，因为它展示了生物的完全形态与本能之间的联系。洛伦茨曾读过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对纳粹抱有一定的同情心。[1384]在那种大环境下，他开始将铭印设想为动物驯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障碍，并将动物的铭印与人类文明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在两种情况下都存在着退化。1940年9月，在纳粹党的唆使下，他在全体教师的反对声中成为哥尼斯堡大学比较心理学研究所的教授兼主任，这是一个政府资助的职位，而且从那时起直到1943年，洛伦茨的研究都旨在加强纳粹的意识形态。[1385]比如，他声称人们可以被分为具有“完全价值”和具有“劣等价值”几种档次。劣等人包括了“缺陷类型”，他们是由大城市的进化条件创造的。大城市的繁殖条件类似“饲养动物，它们可以出生在最肮脏的畜栏里，并与任何性伴侣交配”。对洛伦茨来说，任何减少“伦理上的劣等人”或“受到缺陷折磨之人”的政策都是合法的。[1386]
威廉皇帝人类学与人类遗传学研究所于1927年在柏林的达勒姆成立，当时正值第五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在德国首都举办。该研究所和这次大会的目的都在于使德国的人类遗传研究得到国际认可，因为正如德国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一样，德国的生物学家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遭到了其他国家学者的联合抵制。[1387]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是德国最著名的人类学家尤金·菲舍尔（Eugen Fischer），他网罗了一群声名狼藉的科学家，其中包括研究遗传病理学的库尔特·戈特沙尔特、研究种族科学的沃尔夫冈·阿贝尔、研究种族卫生学的弗里茨·伦茨和负责实验遗传病理学部的汉斯·纳赫茨海姆（Hans Nachtsheim）。研究所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支持纳粹的种族政治目标，并参与了这些目标的实际执行，例如制定与纽伦堡法案一脉相承的、关于“种族成员”的专家意见。该研究所的医生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约瑟夫·门格勒之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研究所被盟军解散。[1388]
纳赫茨海姆的研究方向是癫痫，他怀疑该病是由于脑部缺氧所致。由于幼小孩子对于缺氧的反应要比成人明显得多，因此有“必要”在年仅5至6岁的孩子身上进行实验。为了确定这些孩子中有哪些（如果有的话）罹患癫痫，他们全都被迫吸入了相当于高海拔地区（比如说海拔四千米）含氧量的空气。这已经足够杀死一些孩子，但如果确实导致了癫痫，死掉的孩子也可以算是被合法地“绝育”了。这些灭绝人性的实验并不是种族主义暴徒所为，而是受过教育的人犯下的罪行。[1389]
通过研究柏林和波茨坦新近解密的档案，乌特·戴希曼完整展现出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塑造纳粹党卫军科学政策的主要目的，以及党卫军所发起的科学和医学研究的实际内容。希姆莱在一个严格的天主教家庭中长大，在幼年就对战争和农业（特别是动植物育种）产生了兴趣。他也很早就对各类替代疗法产生了兴趣，尤其着迷于顺势疗法。他非常迷信，和希特勒同样坚信日耳曼人优越的种族价值。正是希姆莱在纳粹党卫军分支“圣遗物”（Das Ahnenerbe）的框架下建立了军事科学实践研究所，开始从人类学和生物学的角度阐明“犹太人问题”。希姆莱在1935年建立“圣遗物”研究所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也是该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由“圣遗物”主持的一份详细分析表明，希姆莱关注的焦点是对北欧日耳曼人种的保护及它所受到的威胁的研究，“他将这一人种视为最高文明和文化的承载者”。[1390]
军事科学实践研究所开展过一些冷冻实验，将达豪集中营的囚犯拿来当实验对象。这项研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研究人类冻伤后的恢复效果，并考察人类耐受寒冷的程度。约有8300名囚犯在这些实验过程中死亡。其次是关于黄十字毒气（也称为芥子气）的研究。这次实验导致的死亡人数之多，以至于一段时间后即使允诺完成实验后可以获释，也找不到更多的“志愿者”了。为建立“犹太人骨骼的类型学标准”而开展“调查”的奥古斯特·希尔特，获得批准可以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随意地杀死115名犹太囚犯。（他于1945年自杀身亡。[1391]）野蛮程度不遑多让的是“圣遗物”植物遗传学研究所，该所位于兰纳赫，靠近格拉茨，其中尤以海因茨·布吕歇尔的研究为甚。布吕歇尔享有可随意调遣一整支突击队的特权。在德军入侵苏联期间，这支突击队盗走了尼古拉·瓦维洛夫采集的种子样本。其目的是为了找到耐寒的小麦品系，以便为不断扩大帝国版图的德国人民提供充足的粮食。布吕歇尔及其部队还进行了远征，甚至去过西藏开展民族学以及植物学研究。这表明他们想得很远，认为偏远地区的“劣等”民族可能被迫培育了此类作物。[1392]
1938年5月2日，希特勒签署了遗嘱，在他死后要将遗体送往慕尼黑，停放在统帅纪念馆供人们吊唁，之后在附近埋葬。慕尼黑比起其他任何地方，甚至林茨，都更像是他的家。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曾将这座城市形容为“德国艺术的大都市”，并进一步说“不到慕尼黑就不能算了解德国艺术”。正是在这里，他和艺术家的争吵在1937年达到了顶点。[1393]
1937年7月18日，希特勒在慕尼黑为德国艺术之家举行了揭幕仪式，其中陈列了近900幅纳粹收藏的绘画和雕塑作品，分别出自阿诺·布雷克尔、约瑟夫·托拉克和阿道夫·齐格勒等深受纳粹党喜爱的艺术家之手。展品还包括希特勒的多幅肖像画，以及赫尔曼·霍耶的一幅名为《在起初已有圣言》的画作，展现出元首在早期的纳粹集会上咨询其“同事”的怀旧画面。[1394]需要提醒的是，此时任何理论性的批评已经遭到禁止，只能发表报道性新闻，于是有一位评论家巧妙地将批评融进了报告文学之中：“展出的每一幅绘画作品都投射出充满深情的崇高或具有挑战性的英雄气概……完整的现代生活中存在的压力和问题丝毫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并且存在着一种昭然若揭的遗漏，没有一张画布描绘了城市和工业生活。”[1395]
在展览开幕的当天，希特勒发表了一篇长达90分钟的演讲，以彰显他对该场合的重视程度。在讲话过程中他再次向德国人民保证，“文化崩溃”的始作俑者已被一网打尽，而活力充沛的古典日耳曼传统已经复兴。他重申了他关于现代艺术的许多众所周知的观点。在这次讲话中，他将现代艺术形容为糊在德国身上的“黏液和粪便”。但他比往常说得更多。艺术和时尚截然不同，他坚持认为：“每年都有新的艺术产生。今天是印象主义，明天是未来主义和立体主义，甚至可能是达达主义。”不，他坚持说，艺术“不是建立在时间之上，而是建立在人民之上。因此艺术家的当务之急是为人民竖立纪念碑，而不是为某一段时期树碑立传”。[1396]希特勒说，种族（血统）是一切的一切，而艺术必须对此表示尊敬。他坚持认为，德国“需要的是……反映我们日益增长的种族统一的艺术，它们也是丰满的、对全体人民的写照”。身为一个德国人意味着什么？他说，它意味着“保持纯粹”。其他种族可能有其他的审美渴望，但“对表达纯粹法则的德国艺术的向往永远活在我们民族的内心深处”。艺术是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家必须展示人民所看到的东西，“而不是蓝色的草地、绿色的天空、硫黄色的云彩之类的东西”。对于那些“很明显患有眼疾的可怜人”，德国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处。[1397]为升华其主题，他承诺“对我们文化中最后的腐败元素”发动“一场无情的净化战争”，将“所有这些拉帮结派的饶舌者、半吊子和艺术伪造者统统消灭”。[1398]当然，艺术批评并不是德国唯一禁止的批评形式，元首的讲话也容不得任何反对声音。纳粹德国还是会用其他变相的方法，来展现出它对现代艺术的批评。就在元首演讲的第二天，7月19日，在慕尼黑另一端的城市考古研究所，“堕落艺术展”开幕了。[1399]这场展览几乎是一场反展览，展出了112位德国和非德国艺术家的作品。其中包括27幅诺尔德、8幅迪克斯、13幅黑克尔、61幅施密特—罗特卢夫、17幅克利和32幅基尔希纳的作品，以及高更、毕加索和其他艺术家的作品。这些画作和雕塑作品是从全德国的博物馆中搜刮而来的。[1400]该展览必将名列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的展览。它不仅在主题上冒天下之大不韪（肆意地诽谤一些20世纪最伟大的画家），而且为艺术展览设定了新标准。即使希特勒本人也被其中一些展品的展出方式吓了一跳。画作和雕塑作品被随意排列，好让它们看上去奇形怪状。讥讽的标签被贴在画作的一旁，为的是激起观众的嘲笑。比如，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尔希纳的《正午的农夫》被标以“犹太人眼中的德国农夫”。马克斯·恩斯特的《夏娃的诞生，或美丽的园丁》被标以“对德国女性的侮辱”。恩斯特·巴拉赫表现圣汤玛斯认出基督的雕塑《团圆》则被标上了“两只穿睡衣的猴子”。[1401]
如果希特勒和齐格勒认为他们已经消灭了现代艺术，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堕落艺术展”在慕尼黑展出的四个多月里，超过两百万人参观了考古研究所，观众人数远远超过了参观德国艺术之家的人数。[1402]这是对艺术家的小小安慰，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觉得这个展览令人心碎。埃米尔·诺尔德再次写信给戈培尔，带着绝望的心情恳求“停止对我的诽谤”。马克斯·贝克曼则更加现实，展览开幕当天他开始了流亡生涯。出生在纽约的德裔艺术家莱昂内尔·法伊宁格虽然自1887年起就在欧洲生活，此时也重新拿出了他的美国护照，乘船返回了新大陆。
在慕尼黑的展期结束后，“堕落艺术展”继续前往柏林和许多其他德国城市巡回展出。另一部具有追溯效力的法律《堕落艺术法》于1938年5月获得通过，授权纳粹政府无偿没收博物馆中的“堕落艺术作品”。其中一些画作在瑞士卢塞恩的费舍尔画廊举行的特别拍卖会上以具有嘲弄性的金额卖出，还有些画被纳粹认为太过无礼，必须销毁，于是在1938年3月，纳粹在柏林的柯伯尼克大街燃起篝火，将近四千幅这样的作品付之一炬。[1403]“堕落艺术展”颇为仁慈地没有再次展出，但德国艺术之家成了每年的固定展览，一直延续到1944年。这里展出的都是希特勒所喜欢的艺术（田园风光、军事场面，以及类似于他自己年轻时所画的山地风景等），年复一年，几无改变。[1404]
历史学家已经越来越多地关注到希特勒对画家和雕塑家攻击，但他对音乐家迫害的严重程度也不遑多让。在这个问题上，戈培尔和罗森贝格之间一开始也有一番争斗。早在1933年，现代主义的歌剧就遭到了清洗，诸如阿诺尔德·勋伯格、库尔特·威尔、汉斯·艾斯勒和恩斯特·托赫等“堕落”作曲家以及奥托·克伦佩雷尔和赫尔曼·舍尔欣等指挥家都遭到了驱逐。1938年5月，一场名为“堕落音乐展”的展览在杜塞尔多夫举行。这是阿道夫·齐格勒的创意，其主要特点在于展示作曲家的照片，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欣德米特、韦伯恩等人都被视为对德国音乐造成破坏性影响的人物。爵士乐受到的待遇相对宽松。戈培尔意识到它在人民群众中的受欢迎程度，如果加以限制可能造成纳粹支持率下降，所以爵士乐被允许演出，但只能由德国音乐家演奏。另一方面，歌剧遭到纳粹的严格控制，瓦格纳、威尔第、普契尼和莫扎特等“更稳妥”的作品统治了所有剧场，而现代主义作品要么受到阻挠，要么被彻底禁演。[1405]
如果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如愿以偿地以纳粹的名义，创立了一种新的国家社会主义宗教，那么这种宗教的存在必须被摧毁。有一个人比任何其他人（无论新教徒或天主教徒）都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以及这门宗教带来的危险，他就是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朋霍费尔的父亲是一位精神病学家，他于1906年出生在布雷斯劳，有个异卵双胞胎弟弟，分别在家里的八个孩子中排行老六和老七。他的父亲是反对弗洛伊德理论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当迪特里希感到受到教会召唤时，他父亲吓了一跳，但出于自由主义者的态度并未提出异议。
朋霍费尔爱好学术，倾向高教会派。虽然他是一个新教徒，但他喜欢天主教忏悔的性质他深受海德格尔与存在主义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负面的。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他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时代）创作了自己的主要著作：《圣徒相通》（1930）、《行动与存在》（1931）、《做门徒的代价》（1937），虽然后期作品《伦理学》（1940—1944，未完成）和《狱中书简》（1942）也非常有名。正如《行动与存在》这一标题所暗示的，朋霍费尔赞同海德格尔行动决定存在的观点，但他不认为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是孤独的，也不认为人类面临着海德格尔所认定的必然严峻的现实。朋霍费尔认为，对于许多现代哲学家所哀叹的孤独处境，团体生活显然是一个解决方案，而最自然的团体就是教会。[1406]因此，团体生活至少在理论上远比孤立的社会生活更有意义，但要使其发挥作用，也的确涉及一定的牺牲。他说，这些牺牲和基督以上帝的名义所要求的牺牲别无二致：服从、克制甚至必要时受苦。[1407]这样一来，教会取代了上帝，成为朋霍费尔关注和思考的焦点。教会中的活动教导我们如何处世，而这正是伦理的意义所在。这个由圣人和其他人组成的团体教导我们如何思考，如何推进神学的发展：出于这个原因，我们祈祷，借由这一宗教存在主义的行为希冀自己能变得更接近基督。[1408]
在纳粹上台并恰好强调团体、服从和克制的时候，朋霍费尔强调这些素质应该成为神学的核心问题，这并不是一种偶然。朋霍费尔立即看出了纳粹带来的威胁，不仅是对全社会，而且是专门针对教会的威胁。1933年2月1日，就在希特勒攫取政权的当天，朋霍费尔通过柏林电台发表了一篇引发争议的演讲，名为《年轻一代的元首观念已经改变》，由于演讲的内容对抗性太过直接，他还没有讲完就被强行打断。在演讲中，他认为现代社会非常复杂，而青年的狂热恰恰不是社会所需要的，希特勒青年运动正在创造一条虚假的代沟，他认为家长和青少年需要齐心协力，好让青年的能量能够通过岁月的历练得到调和。他实际上认为纳粹之所以能激起青年的热情，是因为成熟的成年人可以识破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头子的夸夸其谈和空洞的主张。[1409]这篇演讲反映出朋霍费尔的信念和态度，但正如他的传记作家玛丽·博赞基特所阐明的，它同样凸显了他的勇气。从那时起，他和其他人一道，多次抨击国家接管教会及其功能的企图。他说，教会的基础是忏悔，是人与上帝的关系，而不是人与国家的关系。当“雅利安人”条款在随后的一个月出台之时，他进一步充满勇气地予以反对，并认为照顾犹太人是基督徒的责任。这让他成了纳粹当局的眼中钉，以至于他只好在1933年夏天接受邀请，成了伦敦的德国教区的一名牧师。他在伦敦一直工作到1935年4月，然后回到德国接管芬克尔瓦尔德地区的一所神学院。他在那里出版了《做门徒的代价》（1937），这是他第一部吸引广泛关注的作品。[1410]它的一大主题是精神共享与心理操纵的比较。换句话说，他是在将教会的思想与罗森贝格在《20世纪的神话》中的观念做比较，以及推而广之，与希特勒获取支持的技巧进行对比。芬克尔瓦尔德神学院在当年被希姆莱查封，学生遭到扣押，后来在战争中被派往前线，其中21人不幸遇难。朋霍费尔没有受到迫害，但被禁止教学或出版任何作品。1939年夏天，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邀请他访问美国，但6月他刚抵达纽约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乘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通航的最后一艘船返回了德国。[1411]
由于无法从事正常的工作，朋霍费尔加入了地下组织。他的姐夫在卡纳里斯海军上将麾下从事军事情报工作，1940年，朋霍费尔接受了在瑞典和瑞典等中立国家与盟军联络人举行秘密会议的任务，试探盟军会对暗杀希特勒持怎样的态度。[1412]这些努力都没有结果，虽然卡纳里斯手下的小组仍继续筹备于1943年在斯摩棱斯克对希特勒进行的首次暗杀行动。这次行动失败了，1944年夏天的暗杀也功亏一篑。1945年4月，朋霍费尔遭到逮捕，被关押在柏林泰格尔军事监狱。他从狱中发出了信件和其他作品，这些文本在1951年以《狱中书简》为名结集出版。[1413]盖世太保对于朋霍费尔与德国地下组织之间的关系一直缺乏绝对的把握，但在第二次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后，1944年7月20日，在小镇措森发现的文件证实了纳粹的军事谍报局内部与盟军之间的联系。因此朋霍费尔被转移到位于阿尔伯特王子大街的盖世太保监狱，然后在1945年2月被送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这是一趟缓慢的旅程，第三帝国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崩溃。还没等他到达集中营，朋霍费尔等人就被希特勒派来的密使追上。此时已被困在地堡中的元首下定决心，任何涉嫌谋害他的人都不能幸免。在4月8日至9日夜间，朋霍费尔收到了一份军事法庭的判决，并在第二天清早被处以绞刑，死时赤身裸体。[1414]
希特勒曾设计了一套迫害和毁灭数百万人的体制，但处死朋霍费尔是他生前亲自下达的最后几条命令之一。希特勒对上帝的仇恨甚至超过了他对艺术家的憎恨。
1938年，一位年轻（时年20岁）的俄国作家，或想要成为作家的人，将一份用他在科雷马的经历写成的报告寄给了莫斯科的作家协会，至少他以为自己这么做了。科雷马是广袤的西伯利亚人迹罕至的地区，那里有世界上最残酷的古拉格集中营。但实际上，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奥库涅夫（Ivan Vasilievich Okunev）写在普通学生作业本上的这份报告哪里也没去成。它被克格勃保存在奥库涅夫的档案中，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作家兼诗人维塔利·申塔林斯基在多年的尝试之后，终于成功说服苏俄当局开放克格勃的“文学档案”，这份报告才得以重见天日。他的不屈不挠得到了丰厚的回报。[1415]
奥库涅夫之所以遭到逮捕并被送到古拉格集中营，是因为他的（国内）通行证失效了，仅此而已。他被派往一座煤矿工作，结果没几星期大衣的袖子就磨破了。有一天，集中营的主管宣布，如果有人有任何要求的话，可以在白天的工作开始前说出来。奥库涅夫和另一名男子于是提出了他们袖子的情况，另外还有两人说他们需要新的手套。其他人都被派往井下工作，但这四位举手提出要求的人被送进了惩戒室。他们在那里被喷了20分钟冷水。时值寒冬腊月，西伯利亚的气温是零下50摄氏度，水很快在奥库涅夫和其余三人身上结冰，于是四个人变成了一整块结实的冰块，用斧子劈才能将他们分开。由于他们不能走路（衣服都被冻硬了），于是他们就在雪地里一路被踢着滚回了睡觉的窝棚。在翻滚的过程中，奥库涅夫的脸砸在冰冻的地面上，磕掉了两颗牙齿。在窝棚里，他靠在火炉边解冻。第二天早上当他醒来时，衣服仍然是湿的。他得了肺炎，一个月后才逐渐恢复。有两位跟他一起冻在冰里的人则没能挺过去。[1416]如果你认为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苟延残喘算得上幸运的话，那么奥库涅夫的确是幸运的。据目前所知，多达1500位作家在苏维埃制度下丧生，大多数都死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许多其他作家则被迫流亡。正如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所指出的，《企鹅版俄国诗选》（1962）一书表明，自俄国革命以来，流亡的俄国诗人平均寿命为72岁，而留在苏联或返回苏联的诗人，平均寿命只有45岁。许多科学家也遭到流放、监禁或枪杀。与此同时，斯大林意识到，为了生产更多的食物和更多的机械，以及随着30年代时间的推移，还为了生产出更精良的武器，他需要科学家。因此科学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被迫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即使这意味着忽略不恰当的实验结果。有一种名叫“跳棋”的集中营是专门为科学家设立的，他们在里面吃得比其他犯人好一些，但也被迫从事科学研究。
苏俄的肃反运动蓄谋已久。1918年夏，俄国内战开始之时，所有非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物都遭到查禁。然而，随着1922年颁布的新经济政策，苏联共产党（即布尔什维克现在的名字）允许一种古怪的混合经济形式的存在，私营业主与合作社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中得以建立。其结果是，一些革命前的出版商重新出现，还出现了一百多家文学合作团体，其中诸如苏联无产阶级作家协会（RAPP）等一些团体变得相当强大。在文学领域，20世纪20年代是一段动荡的岁月。一些作家被迫流亡，但在文学领域还没有任何确切的标准来区别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不能接受的。苏联领导层显然关注的是比写作更为紧迫的事务，虽然两本新的期刊《红色新潮》（1921年创刊）和《新大陆》（1925年创刊）处在强硬的马克思主义者控制之下。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和尼古拉·克柳耶夫等作家已经很难再出版任何作品。十年之后的1936年，不下108份报纸和162家期刊仍在苏联之外以俄语出版。[1417]
1917年，科学已经被布尔什维克“国有化”，从而成了国家财产。[1418]根据尼古拉·克列缅佐夫在《斯大林时代的科学》中的说法，一开始，许多科学家并没有反对，因为在沙皇统治之下，俄国的科学发展缓慢，已远远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科学将在技术统治的未来发挥重要作用，而在战争期间，科学家因此获得了若干特权，包括增加口粮供给和免除兵役等。1919年还颁布了一项特别法令，“以改善学者的生活条件”。在20世纪20年代初，科学家可以使用国际货币购买外国设备，并获得特批的出国“考察”机会。1925年，鼓励科学研究的列宁奖正式设立。科学家在最高议会占有议席，许多的研究所在他们的指导下建立，如X射线研究所、土壤研究所、光学研究所和实验生物学研究所，其中实验生物学研究所是一家大型机构，下设细胞学、遗传学、优生学、动物心理学、水文学、组织学和胚胎学等部门。[1419]这一现代化的方法也反映在第一部《苏联百科全书》的出版上。这一时期还见证了“苏维埃物理学”的大发展，尤其是在苏联与西方的关系良好的时候，还建立了列宁格勒物理技术实验室。[1420]科学不再被归为资产阶级的东西。
然而，到了20年代中期，科学领域的语言开始出现了变化。一种新的词汇，以及一种更有争议的新风格开始浮出水面，甚至出现在杂志中。诸如“唯物主义数学家协会”和“马克思主义土地改革协会”等专业学会开始出现。名为《心理学、反射学与马克思主义》（1925）之类的书籍开始出版，共产主义学院院刊《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等杂志刊发了一些资深科学家的文章，尽管他们认为实验结果与官方解释毫无关系。共产主义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Institute of Red Professors）相继成立，都是为了“创造一个崭新的共产主义知识界”。[1421]在1928年5月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即共青团）第八届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表示，他已经准备好迎接苏联生活的新阶段。在一次演讲中，他说：“一座新的堡垒矗立在我们面前。这座堡垒被称为科学，拥有众多的知识领域。我们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攻克这座堡垒。尤其是年轻人，如果他们想成为新生活的建设者，如果他们想要取代旧的哨兵就一定要攻克这座堡垒。……同志们，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革命青年对科学堡垒展开大规模的进攻。”[1422]
一年后，斯大林发动了集体化运动，所有的个人积极性都被扼杀，市场力量被消灭，农业也进行了集体化改造。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国家从现在开始实行对资源和生产的全面垄断。在科学界，这是一个“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期，实际上产生了第一批遭到逮捕、流放和公审的科学家，共产党干部也开始干涉农业发展。这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并直接导致了1931至1933年的饥荒。尽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推动下，科学获得了发展（增长了约50%），但集体化运动不仅是政治运动，也是一场思想浩劫。党内积极分子接管了所有的新机构，也渗透进了业已存在的机构中，包括苏联科学院。[1423]就连伟大的心理学家兼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伊凡·巴甫洛夫（Ivan Pavlov）也遭到了持续的跟踪（他当时已80岁高龄），而“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兼列宁的朋友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则被安排主管遗传学和医学研究。[1424]后来在1936年7月，整个心理学和教育学领域都遭到废除。而原本囊括众多获奖科学家的苏联科学院也被迫改为一个行政机构，负责管辖超过100家实验室、观测站及其他科研机构，当然那时的科学院充斥着具有最高级别的“红色院长”。官方的口号是“干部决定一切”。此外还成立了一个物理学家—数学家—唯物主义者小组，“力图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贯彻到数学和物理研究中去”。[1425]职位未经党委批准不得委任（或者确切地说，不得撤销），职位越高，授权的委员会级别也越高：比如科学院的院长须由苏共中央政治局授权任命。[1426]与此同时，对外交往受到阻挠，只有经过筛选的科学家才能出国考察，而想来苏联的外国科学家也要经过层层审查。中央审查办公室负责审查所有出版物，甚至包括科学出版物，有时还会从图书馆中拿走“有害”的文献资料。[1427]
事到如今，一些科学家已经学会在体制中苟且偷生，在介绍论文的主要内容之前，他们先大量地在引言部分中引用马克思等官方认可的作家的言论。从1930年12月开始，斯大林向哲学界发出命令，要求他们反对传统观念，发展列宁主义哲学。这项政策是通过红色教授哲学与自然科学学院发动的。该政策的潜台词是，科学具有“阶级性”，必须加深科学的“无产阶级化”。[1428]此外还发动了一场让科学更“实用”的运动。应用科学被视为高于基础研究而受到颂扬。“激进的”科学家批评较为保守（但往往更有才华）的同事，让他们参加公开讨论，并在讨论中强迫他们承认以往的“错误”。因此，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科学的性质已经完全改变。党的官僚掌管一切，并尽可能使科学发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保持一致。这很自然地导致了许多荒谬之事的发生。[1429]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事件发生在遗传学领域。在革命之前，遗传学在俄国并不存在，但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了蓬勃发展。1921年成立了优生局，虽然主要与植物育种有关。1922年T.H.摩根的一位助手访问了苏联并带来了宝贵的果蝇种群。在1923和1924年，摩根、威廉·贝特森和胡戈·德弗里斯都当选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1430]
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形势变得复杂和险恶。在革命刚刚结束的苏联，达尔文主义起初被视为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但遗传学除了解释社会发展的方式之外，不可避免地指出了一项事实，即许多特征是经遗传获得的。这给布尔什维克带来了麻烦，支持这一观点的遗传学家与苏联优生学会一道，都在1930年遭到了镇压。在当时苏联所处的环境中，由于国家的粮食问题、幅员辽阔和极端恶劣的气候，遗传学有着极大的潜在重要意义，例如可以开发更加高产和/或能够在不适宜作物生长的贫瘠土地上的生长新型小麦品系。在这一领域，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的关键人物是尼古拉·瓦维洛夫（Nikolai Vavilov）。他与其他两位科学家一道为20年代初的苏联生物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本人也与许多外国遗传学家关系良好，包括美国的T. H.摩根和英国的C. D.达灵顿。但这当然是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在30年代初，苏联遗传学界开始出现了一个新名字：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1431]
李森科于1898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术训练，实际上科学研究从来就不是他的强项。相反，他成名的原因是由于撰写了许多挑起论战的论文，这些论文探讨了遗传学在苏联社会中的作用，尤其是遗传学研究应当表明的内容。而这正是党的领袖希望听到的，毕竟它是非常“实用的”。于是在1934年，李森科被任命为敖德萨遗传育种研究所首席科学家，并被“选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1432]李森科的学说被称为“农业生物学”，是生理学、细胞学、遗传学和进化理论的结合体，其中的新元素是他所谓的“春化现象”的概念。第一，春化现象与植物种子对季节温度的反应方式有关。李森科认为，如果能够调节温度，植物会“认为”春天和夏天已然来临，从而比通常情况下更早地获得收获。但问题是，是这么回事吗？第二，以农业作为比喻，春化现象表明了植物的产出至少部分取决于其培养条件，因此并不完全取决于其遗传因素。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表明环境（即社会、抚养和教育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如果不比遗传更重要，至少也与遗传同样重要。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初，在他的《春化通报》和党内同志为他组织的宣传活动中，李森科向对手发起了聒噪的攻击。[1433]这一系列活动最终于1935年达到顶点，瓦维洛夫的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遭到撤销，这是苏联植物育种和遗传学领域最有威望的职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党内人士。与此同时，李森科被任命为该科学院的院士。局面的变化已昭然若揭。[1434]
瓦维洛夫并没有默默离去，苏联农业科学院举行了一场关于李森科争议性观点的讨论会，在会上概述了其观点的异常性及不确定性。[1435]李森科抛弃了基因是遗传的物质基础这一思想，他声称孟德尔是错误的，与之相反，环境条件能够直接影响生物体的“遗传”。[1436]站在瓦维洛夫一边的科学家认为李森科实验结果的有效性值得怀疑，从未经过重复验证或通过进一步实验进行证实，而且公然无视其他国家的研究结果。根据克列缅佐夫在《斯大林时代的科学》中的说法，李森科的支持者将对手诬蔑为“法西斯分子”和“反达尔文主义者”，并指出了瓦维洛夫的理论与德国生物学家和纳粹的优等民族思想之间的联系。在这个阶段，苏联农业科学院实际上似乎更倾向于瓦维洛夫，而不是李森科，至少没有接受后者的实验结果，并下令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国际遗传学会议原定于1938年在莫斯科召开，当时瓦维洛夫的盟友认为与外国遗传学家的交流一定会一劳永逸地消灭李森科主义。但随即到来的却是大恐怖时期。
1937年，九位主要的遗传学家遭到逮捕和枪杀（总共有83位生物学家和22位物理学家遇害）。[1437]这些遗传学家的罪名是坚持认为基因是遗传的基本单位，并且质疑李森科受到官方认可的春化概念。以遇害遗传学家为首的研究所要么逐渐衰微，要么被李森科的党羽接管。他自己篡夺了瓦维洛夫此前担任的职务，成为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他还进一步得到提拔，成为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成员。尽管如此，李森科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完全打好。1939年，瓦维洛夫和其他逃过大恐怖浩劫（大恐怖于当年3月结束）的同事发出了一封长达六页的联名信，寄给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兼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要求废除李森科主义，重建传统遗传学。（日丹诺夫和他的儿子都是化学家。）[1438]1933年，T. H.摩根刚刚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更支持了瓦维洛夫等人的观点。[1439]他们在信中强调了李森科及其同伙的“野心”，其实验结果的不可靠，以及他的思想与达尔文主义和国际遗传学共识的不一致。这封信受到了重视，苏共秘书处（斯大林本人也是成员之一）决定由哲学家予以裁断。这次研讨会于1939年10月7日至14日在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举行。所有四名“法官”都是红色教授学院的毕业生。53名各种各样的学者参与了这次讨论。从形式上看，苏共邀请的研讨人员是哲学家，这次讨论的目的是“定义遗传育种领域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工作路线，必须动员该领域中的所有人员为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和达尔文主义理论的真正发展而奋斗”。在某个层面上，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似曾相识。李森科主义者指控对手的工作“不切实际”，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果蝇，而他们自己使用的研究对象则是西红柿、土豆和其他有用的动植物。不过，李森科主义者不再认为其对立阵营是“法西斯分子”。因为苏联在1939年10月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所以这样的说法是非常不恰当的。在遗传学家这边，他们指出李森科的实验结果并不可靠，认为他草率的理论性结论只会为苏联的农业带来灾难，人们会发现这些结论不能产生预期效果。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这次辩论是凌驾于达尔文主义之上的。至此，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在苏俄已混为一谈。[1440]生物进化的必然性被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学领域做了同样的假设，这让苏联名正言顺地成为了“进化程度”最高的社会，也是其他国家终将到达的巅峰。
在哲学家的裁决中，他们发现李森科违背了苏联官僚政治的一些规则，但他们认同他的观点，即正统遗传学是“反达尔文主义的”，其方法是“不切实际的”。瓦维洛夫等人联名的“列宁格勒上书”（Leningrad Letter）没有带来任何改变。正统遗传学仍然处在次要地位，而李森科毫发未损，仍然占据着联名上书之前就已享有的所有官职。事实上，他的地位很快得到了巩固。1940年夏，瓦维洛夫因充当英国间谍的罪名遭到秘密警察逮捕。触发这一罪名的事实似乎是他与英国遗传学家C. D.达灵顿的通信来往，后者安排将瓦维洛夫的一本著作翻译成英文出版。秘密警察很容易就捏造了罪名，并弄到了瓦维洛夫的“供述”，以表明他是如何向英国人提供了苏俄遗传学研究的重要情报，而这一情报可能对苏联粮食的自给自足造成影响。[1441]
瓦维洛夫死在了狱中，与他一起死去的还有苏俄遗传学的大部分基业。他或许是死于大恐怖时期最重要的科学家，但遗传学/农业并不是唯一遭到摧毁的学科：心理学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也深受其害。瓦维洛夫也许在俄国以外受到了比俄国内部更多的哀悼，时至今日他仍是一位受人缅怀的伟大科学家，而李森科就只是李森科而已。[1442]
1936年6月20日，马克西姆·高尔基在位于莫斯科郊外戈尔基市的乡间别墅中去世。他最早是在19世纪90年代以创作短篇小说成名的，在他去世之时，他可能是苏联最著名的作家、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他在1905年参加革命，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但在1906至1913年间一直住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岛。[1443]他的小说《母亲》（1906）被普遍认为是社会现实主义的先驱。这部作品是他在美国为布尔什维克筹募资金时创作的。作为列宁的朋友，他支持1917年俄国革命，并在此之后创办了《新生活报》。20世纪20年代初，出于对知识分子所受待遇的抗议，他再次离开俄国，但斯大林于1933年将他劝回国内。
对于那些了解这位作家和他糟糕的健康状况的人来说，高尔基的死并不出乎意料，但他死后诡异的谣言立刻开始流传。其中一个版本是他被掌管作家协会的官员亨里希·雅戈达杀害了，因为高尔基打算向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以及一些收回了对苏俄热情的人）告发斯大林的暴行。另有传闻则说高尔基被注射了“大剂量的心脏刺激剂”，包括莰酮和咖啡因等。根据这个版本的谣言，最终的罪魁祸首是外国政府资助的“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企图通过杀害公众人物以使苏俄社会陷入动荡。[1444]当维塔利·申塔林斯基在20世纪90年代获准接触到克格勃的文学档案之时，他发现了高尔基的文件。其中包含了两个版本的死因，“官方”版本和真实版本。看起来至少在理论上可能的是，高尔基的儿子之所以于1934年遭到谋杀，其目的是为了在心理上打垮高尔基。即使这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为高尔基并不是苏俄政权的敌人。作为列宁的老朋友，他可能已经觉察到自己不得不在与斯大林有关的地方谨慎行事，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和高尔基之间逐渐冷淡。但正如克格勃的档案所表明的，在高尔基生前最后一次患病期间，斯大林曾两次看望了他。高尔基是自然死亡的。[1445]
即便如此，关于高尔基之死的流言仍凸显出当时的苏联作家和其他艺术家的生存环境并不乐观，与科学家同病相怜。在集体化运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十年里，苏俄的文学发展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它们更多的是由于当局的强迫所致，而不是任何审美创新的产物。第一阶段从1929至1932年，见证了无产阶级作家的崛起。他们追随的是斯大林而非列宁。这个运动由苏联无产阶级作家协会领导，将一些新的作家吸引至麾下。他们发起了一场反对旧文学类型的运动，并坚持认为，作家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应该保持“置身于社会之外，最好能够对社会提出批评”。因此，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攻击“心理主义”，理由是对个人行为动机的关心是“资产阶级思想”。作协也反对任何不从赞扬的角度刻画农民的文学作品。[1446]贫农是高尚的，不应受到嫉恨。富农则不值得同情。作协参与建立了“作家旅”，这一组织的任务是描述党的官员的所作所为，尤其是集体化工作。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都饱受作协诟病。[1447]从1932到1935年，形势再度逆转。任何有头脑的人都能看出在作协的制度下，无甚才华或根本没有才华的人正将杰出的作家逼得陷入了沉默。于是，新颁布的措施为作家赋予了特权（别墅、养老院、疗养院、出国旅游），但他们还需要加入一个新的组织：苏联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已被废除，由苏联作家协会取而代之。然而，新的作协不仅仅是一个协会。它集中体现了正统观念的强制力：社会现实主义。正是这一信条的引入致使高尔基被召回了苏联。
社会现实主义（socialist realism）是三位一体的。第一，它要能够吸引受教育程度有限的群众，要有教导意义，“表现他们革命环境下的真实事件”。[1448]第二，写作不应该“过于抽象”，它必须是“行动指南”，并包含“歌颂”的基调，因为这可以让它“无愧于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第三，社会现实主义应当表现出对党的忠诚，或者“具有党的头脑”，这是对科学界“干部决定一切”口号的一种回应。[1449]然而，高尔基意识到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不大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一些大篇幅的项目，如俄国内战史、工厂的历史以及关于饥荒的文学是值得从事的，但它们注定是古板的，而不是富有想象力的。[1450]因此，高尔基的主要目的是确保苏联文学不退回老套的宣传中去。社会现实主义的巅峰时期是1935年在莫斯科的圆柱厅举行的苏联第一届作家代表大会（First Congress of Soviet Writers）。为迎接这次大会的召开，这座大厅里装饰了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普希金和托尔斯泰（这些不朽的文学巨匠似乎都不是资产阶级出身）的巨幅画像。工人和农民的代表扛着生产工具，成群结队地在会议中走来走去，提醒着苏联作家代表他们肩负的“社会责任”。[1451]高尔基发表了一篇模棱两可的演讲。他强调了他对革命中涌现的新兴人才的赞同，随即转而批评官僚，他说这些人永远不会知道当作家意味着什么。不过，这一逆耳之言不仅指向作家协会的官僚体制，也指向其他公务机构。他的言下之意是，社会现实主义必须是真实的，社会主义也一样，这也是瓦维洛夫在生物学界为之奋斗的要点所在。事实证明，这次大会上诞生的所有提案都淹没在了大恐怖的汪洋之中。就在同一年，二十位作家也在乌克兰遭到枪杀，此前，作家基洛夫已经遇刺身亡。与此同时，所有的图书馆都奉命撤掉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人的作品。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斯大林开始向文学注入他个人的兴趣爱好。斯大林会打电话给帕斯捷尔纳克等个别作家，对具体作品作出评判（认可《静静的顿河》，反对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岑斯克区的麦克白夫人》）。斯大林甚至审阅了L. M.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并用红色铅笔加以批改。[14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