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本身就是一本非常受欢迎的企鹅书，但奥威尔在西班牙能读到的书籍则不大可能具有特别高的文化品位。企鹅图书（Penguin Books）有着艰难且相当平凡的诞生过程。创立企鹅公司的想法产生于艾伦·莱恩（Allen Lane）的一次周末访问。那是1934年春天，他前往德比郡拜访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她的第二任丈夫、考古学家马克斯·马洛温。当时的莱恩是伦敦鲍利海出版公司的总经理。那个周末他过得非常开心，因为两位主人都兴致很高。（克里斯蒂常说：“考古学家是最佳的结婚对象，你越老他就对你越感兴趣。”）然而，在回家路上莱恩发现自己没东西可读。[1527]在埃克塞特转车时他得等一个钟头，从而有时间察看车站的书报摊，但目之所及全是杂志、廉价的恐怖故事和无聊的精装言情小说。于是就在第二天的公司晨会上，他和自己的两位兄弟迪克和约翰商讨了此事，这两位也是鲍利海的经理。莱恩说，他有个想法，创造一种新的图书形式：内容是再版的优秀虚构和非虚构作品，但装订成令人愉悦的纸质封面，这意味着这些书的定价可以低至六便士，远低于传统的精装本，仅相当于一包普通香烟的价格。他的想法并没有立即得到兄弟们的赞同。他们说，假如这些书定价六便士的话，怎么可能有盈利的空间呢？艾伦的回答只有一个词：伍尔沃斯（英国著名连锁零售商）。他坚持认为，由于这些平装书的价格便宜得让人难以想象，它们的销量之巨大也将让人难以想象，从而实现单位成本最小化和盈利最大化。艾伦的热情逐渐打动了他的兄弟们。在此之前也出现过便宜的书籍，但它们都没能像艾伦·莱恩那样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1528]他起初为这一系列新书所取的名字是“海豚”，因为海豚是莱恩的家乡布里斯托尔的市徽的一部分。但这个名字已被人捷足先登，“鼠海豚”也一样被占用了。不过，“企鹅”仍然可用。事实证明，让图书行业接受这一理念要比莱恩的设想艰难得多，企鹅书取得盈利花了很长的时间。根据莱恩的传记作家J. E.莫珀戈所说，伍尔沃斯一位高级采购员的妻子碰巧出席了企鹅图书的一次订货会，并表示她喜欢首批十本书的选题和封面设计。[1529]她丈夫随后下了一笔大单。
首批企鹅图书内容混杂。第一本书是安德烈·莫洛亚的《雪莱传》，其次是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接着是埃里克·林克莱特的《诗人的酒馆》、苏珊·厄茨的《克莱尔夫人》、多萝西·L.塞耶斯的《贝罗那俱乐部的不快事件》以及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在这些书之后是贝弗利·尼科尔斯的《二十五岁》、E. H.扬的《威廉》和玛丽·韦伯的《谪仙记》。第十本书是康普顿·麦肯齐的《狂欢节》。这是一张丰盛的书单，用莱恩一位朋友的话说，它没有造成思想上的新突破，却是明智而谨慎的选择。[1530]它很快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对于企鹅图书所产生的影响，当时所给出的某些社会学原因相较其他原因来说要更为合理。比如，有人认为书籍是大萧条时代逃避现实的一种廉价方式，或者，大型私人图书馆已不再可能存在于J. B.普里斯特利（J.B. Priestley）曾在《英格兰之旅》中提到过的较小的房屋之内，该书是对20世纪30年代英国社会变革的调查研究。[1531]但对企鹅图书的成功更好的理解来自艾伦·莱恩所熟悉的一项调查，因为它发表于仅仅两年之前的1932年，它对英国人的阅读习惯进行了研究。这就是Q. D.利维斯（Q. D. Leavis）的《小说与读者大众》。Q. D.利维斯是F. R.利维斯（F. R. Leavis）的妻子，后者是剑桥大学英语系一位颇具争议的教师兼文学评论家。在当时的剑桥，“英语”是一门相对较新的学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成立的剑桥英语系，其主要师资包括赫克托·芒罗·查德威克教授和他的同事I. A.理查兹、威廉·燕卜荪以及利维斯夫妇。他们有两个主要研究方向，其一是相信文学是人类最高尚的思想冒险，是高于其他所有行为的人类活动，目的是为了造就符合伦理道德、因而最终令人愉快而满足的生活；其二是认为商业文化是对文学和思想的腐蚀。1930年，F. R.利维斯已经出版了《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他在其中认为，对艺术和文学“敏锐的鉴赏力”总是依赖于一小部分人，而“精致生活”总是至关重要地源于这小部分人“自发的第一手判断”。[1532]诗歌引领着高雅文化。
在剑桥，理查兹和利维斯夫妇身边围绕着许多科学家。燕卜荪初来剑桥时学的是数学，凯思琳·雷恩也在这里学习生物学，而学生文学杂志的编辑雅各布·布罗诺夫斯基，其更加著名的身份也是科学家。毫无疑问，理查兹和利维斯夫妇都受到了科学的影响。正如利维斯的传记作者告诉我们的，诗歌对他来说“属于‘问题的广袤集合’，其解决方法是主观看法而非科学方法或常规的经验法则：‘简单来说，这是个关于感觉问题的抽象观点和争论的世界。’诗歌是对主观性的引诱，因此对任何希望阻止当前意见和回应的人来说，诗歌都是最为合适的诱饵”[1533]。利维斯和理查兹的兴趣是了解“普通人”（与评论家相对应）对诗歌和特定诗作的看法，并为此进行了调查（类似于科学调查）来测量人们的反应。对这些调查“方案”的讨论在教室里引入了一种新的互动方式，在当时也颇具革命性。这是一次秉持客观和科学态度的尝试，正如《小说与读者大众》所做的努力一样。Q. D.利维斯在这本书里的自我感觉有点像考察文学的人类学家。
利维斯的关注焦点是“畅销书”，以及为什么畅销书从来没有被视为伟大的文学作品。她开篇的章节分析了发给畅销书作者的问卷调查，但该书剩余的部分却让前面部分黯然失色。在剩余的部分里，她基于史实描述了英国不断增加的小说读者群体。利维斯指出，在伊丽莎白时代最流行的文化形式是音乐，在17和18世纪，清教徒的良心捍卫了一系列文学经典，其目的是令人振奋，这反映了英国国教至少“在每个教区都安排了一位有教养的绅士”来帮助引领人们的文学品位。随后的变化都源自一件事：新闻业的发展和变化。在18世纪后期，随着诸如《闲谈者》和《旁观者》等期刊的受欢迎程度逐渐增长，小说的阅读量翻了两番。利维斯说，这种变化非常迅速，以至于小说的水准下降了。小说家加快写作速度以满足不断扩大的读者需求，从而催生了劣质的作品。随后，在19世纪初期，对于系列小说的需求意味着小说家被迫以较快的速度写作，而分期刊载也意味着每一期都必须尽可能地以耸人听闻的方式来结尾。小说的水准进一步下降。最后，在19世纪末，随着轮转印刷机和现代报纸的到来（尤其是诺思克利夫勋爵和他的《每日邮报》的出现），小说的水准再次下降，到了“依据公众喜好而写作”的地步。利维斯说，在这些阶段中，小说获得了声望，然后又失去了。小说曾经是对人类基本道德本性的高雅探索，但从那以后它便急转直下，一步步沦为单纯的讲故事。在书的结尾，利维斯已经完全抛弃了她的人类学立场和科学公正性。《小说与读者大众》最终成了一部充满愤怒的作品，尤其是对诺思克利夫勋爵的愤怒。[1534]
然而，这本书确实为艾伦·莱恩和企鹅图书的成功提供了一些线索。利维斯提到的几位作者（海明威、G. K.切斯特顿和希莱尔·贝洛克）被列入了企鹅图书的早期书目。她说，海明威赞美了“普通人”，即与高雅人士相对立的记者形象；切斯特顿和贝洛克所采用的散文风格，虽然比报刊文章更加优美，但仍然明显属于报刊流派，经过精心打磨，对读者不作任何思想要求。[1535]这样的说法对莱恩有失公允。他的书目是混杂的，他也的确试图用一些作品来提高人们的眼界。比如第二批的十本企鹅图书就比第一批更好：诺曼·道格拉斯的《南风》、W. H.哈德逊的《紫土地》、达许·汉密特的《瘦子》、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爱德华时代》以及塞缪尔·巴特勒的《埃瑞璜》。1937年5月，莱恩推出了“鹈鹕丛书”，正是这一系列非虚构书籍为他带来了最大的成功。[1536]当时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或西方体制正面临着显而易见的问题。[1537]鹈鹕丛书（Pelican）事实上发端于1936年夏天，在艾伦收到了乔治·萧伯纳著名的明信片之后。萧伯纳表示他喜欢企鹅图书的第一个系列，同时推荐将阿普斯利·谢里—加勒德的《世界上最糟的旅行》作为“杰出的增补”加入企鹅系列中去。莱恩在此前已经放弃了这本书，理由是篇幅太长，如果仅售六便士将无法实现盈利。于是在回复萧伯纳时，他很谨慎地没有作任何承诺，但他确实告诉萧伯纳，他真正想纳入企鹅系列的是萧伯纳自己的《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苏维埃主义，写给聪明女性的指南》。萧伯纳简单地回复道：“多少钱？”[1538]在招募了萧伯纳之后，H.G.威尔斯、朱利安·赫胥黎、G. D. H.科尔和伦纳德·伍利也很快加入进来。正如这份书单所示，企鹅立即转向了科学并主要采取了中偏左的世界观。但如今已是1937年，世界正日益转向黑暗，为纠正这一趋势，莱恩推出了第三个创意：企鹅特辑（Penguin Special）。[1539]该系列的首部作品是出版于1937年11月的《德国将时光倒流》，作者是固执己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莫勒。作品的基调是辩论性的，但这本快速完成的书直接面对当时的困境，而这也是它成功的一个原因。这种紧迫的特点前无古人，让人们感受到企鹅特辑与图书出版业不紧不慢的传统风格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企鹅出品了36部企鹅特辑，其中包括《勒索还是战争？》、《中国为统一而奋斗》、《英国的防空》、《欧洲与捷克人》、《两战之间？》、《我们的粮食问题》和《波兰》（最后这本出版于希特勒入侵波兰前两个月）。[1540]
艾伦·莱恩和企鹅图书的立场对许多人来说往往过于偏左。但是从商业角度来看，其出版的绝大多数作品是成功的，平均单本销量达四万册，其中政治特辑的销量则达到六位数。[1541]在某种程度上，Q. D.利维斯对此感到迷惑不解。根据她的标准，严肃小说可能会曲高和寡，但事实上社会却对严肃小说有着合理的需求。因为不用提醒人们也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时代。
对于艺术家克莱夫·贝尔来说，他所见过的最聪明的人毫无疑问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许多人和贝尔持有同样的看法，个中缘由不难发现。凯恩斯设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吸引着全世界最聪明的学生和经济学家。凯恩斯还通过在伦敦金融城的一系列风险投资展现出学者身上罕见的商业头脑，也让自己轻松成了富翁，但这并没有对他的声誉造成影响。自《和约的经济后果》发表之后，凯恩斯一直处在不恰当的位置。只要涉及政策制定，他都是一个局外人，但作为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一员，他绝不是不起眼的。他继续纠正政治家的言行，批评1925年时任财政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将回归金本位的美元与英镑的汇率定为4.86美元兑1英镑，因为在凯恩斯看来美元的估值高了10%。[1542]他还预见到，由于德国鲁尔区的煤矿在1924年获准重新投入生产，煤炭价格将显著下降，并导致英国国内形势急转直下，从而引发1926年的总罢工。[1543]
正确的预见并没有让凯恩斯因此受到欢迎，但他也拒绝管住自己的嘴。随着1929年华尔街股灾和大萧条的到来，美国和欧洲地区的失业率分别上升到近25%和33%，美国更是有不少于九千家银行倒闭，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正确的做法是无为而治。[1544]传统观点认为，经济萧条是“治疗性的”，它们能“榨出”像毒药一样积累在国家经济中的低效和浪费。干涉这一自然的经济顺势疗法将带来通货膨胀的风险。凯恩斯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更糟的是，鉴于大规模失业所造成的困境，这更是不道德的无稽之谈。传统经济学家的无为而治理论基于萨伊的市场定律，这一定律以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的名字命名。萨伊定律主张，商品的整体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同理普遍失业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生产商品只是为了享受其他商品的消费。每一次投资的增加很快都伴随着需求的增加。存款也同样被银行用来为投资提供贷款，因此消费和储蓄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区别。这种失业的出现是暂时的，当人们抽出时间来花费自己的收入时，问题很快就会被纠正，而且是自愿的纠正。[1545]
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体制的弊病是失业不仅普遍存在而且是非自愿的，并且远非暂时性的现象。凯恩斯并不是唯一指出这种困境的人。他的重要观察是人们不会将自己收入的全部增长都用于消费。他们固然会花得更多，但也会存一点起来。这一行为也许看起来并不十分重要，但凯恩斯认为它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据此商人也不会将所有利润用于投资。因此，萨伊所概括的系统将逐渐放缓，并最终停止。这会造成三种影响：第一，经济体既依赖于既成事实，也依赖于人们对未来前景的认知；第二，在背负较高失业率和随之导致的社会危害的情况下，经济体仍能保持稳定；第三，投资是最为关键的因素。由此他推导出了决定性的观点，即如果民间投资匮乏，国家就应当介入，利用政府信贷和操控利率来创造就业机会。无论这些工作有用（比如修路）还是完全无用都没有多大关系，它们能给人们提供用于实际生活的现金，从而为其他人创造收益，并将这一收益链传递下去。[1546]
凯恩斯依然身处英国经济政策的决策层之外，他还需要赢得另一场战役才能走出冷宫。一直以来，他都是一位“脚踏实地的梦想家”，但其他人对此拒不承认。[1547]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首先将凯恩斯经济政策付诸实践的国家是纳粹德国。自1933年独揽大权开始，希特勒的表现几乎像是一个完美的凯恩斯主义者，大兴土木修建铁路、公路、运河和其他公共项目，同时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防止德国人将财产向国外转移并强迫他们购买国内产品。两年之内德国便消灭了失业，物价和工资开始相继上涨。[1548] 然而，许多人对德国取得的成就不以为然。希特勒造成的恐怖抹杀了人们对他所有成就的认可。1933年，在访问华盛顿时，凯恩斯试图向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兜售他的思想，但这位新总统此时全神贯注于自己的新政，并未完全被凯恩斯或凯恩斯主义吸引。此次失败过后，凯恩斯怀着让自己的思想影响更多人的希望，决定撰写一本书。于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1936年横空出世。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这部作品具有轰动效应，堪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提并论。对于其他人来说，凯恩斯的激进主义就像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一样令人生厌，或许还更加危险，因为它的可行性更大。[1549]一开始，这本书在美国产生的实际效果要强于英国。美国的大学接受了书中的理论，随后影响了华盛顿的决策层。J. K.加尔布雷斯回忆道：“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每周四和周五的晚上，从波士顿开往华盛顿的联邦快车上几乎一半的乘客都是哈佛的教职员工。他们都是前去为新政献计献策的。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后，年轻的经济学家所试图建言的正是凯恩斯的观点。”[1550]
1937年，就在凯恩斯的书出版几个月后，大萧条的影响似乎开始缓解，经济复苏的迹象终于开始显现。失业率依然高企，但至少商品产量和物价都在缓慢提升。这些复苏的苗头甫一出现，古典经济学家就如梦初醒地建议削减联邦支出和上调税收以平衡预算。于是经济复苏立刻放缓并陷于停滞，随即继续回到下滑状态。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910亿美元下跌至850亿美元，民间投资总量则减少了一半。[1551]大自然并不经常为人类的假说提供天然的实验室，但这一次几乎立竿见影。[1552]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并不遥远。当欧洲战事爆发之时，美国的失业率仍高达17%，大萧条的影响已持续了十年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在美国几代人的字典里抹去失业一词，并预示着凯恩斯时代的来临。
20世纪30年代的本质是一段灰暗而险恶的年代，在科尔·波特（Cole Porter）的作品和歌词中却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Q. D.利维斯和她的丈夫可能会慨叹大众文化对思想的总体质量的影响（他们的悲观情绪也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一次次得到呼应），有的时候却是一些近乎天才的个人缔造了流行艺术。在音乐领域，脱颖而出的就是波特。虽然他直到1955年都在持续创作优秀的作品（比如音乐剧《丝袜》），但20世纪30年代才是属于他的十年。[1553]波特发表于30年代的全部作品包括《不要困住我》、《日日夜夜》、《只是其中之一》、《无声之夜》、《我爱你深入骨髓》、《你是最好的》、《跳起比根舞》、《轻率地爱》以及下面这首《我为卿狂》：
我没有从香槟中得到快乐；
单纯的酒精无法让我激动。
所以告诉我，为什么是这样
我为你而疯狂。
我没有在飞机上得到快乐。
与某人在天空翱翔
对我来说只是梦一场，
然而我却为你而疯狂。
在1937年的一次骑马事故中，波特的双腿被压断，他因此成了半个残废，他的创作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成熟和聪明只是他天才的一部分。据格雷厄姆·格林所说，波特对细节的注重是首屈一指的，甚至不输给“奥登式”的诗歌。[1554]
你是西班牙夏夜的紫色霞光
你是国家美术馆
你是嘉宝的片酬
你是玻璃纸！
以及
在过去的日子里
长筒袜总是引人注目
但是现在天晓得
凡事皆可！[1555]
玻璃纸和长筒袜，它们实际上比葛丽泰·嘉宝的片酬更令人印象深刻。[1556]20世纪30年代，莱纳斯·鲍林发现了化学键的本质，但在这十年间，贝克兰所发现的塑料也使得大量合成物质一个接着一个地投放市场。第一种基于乙炔的织物材料（acetylene-based fabrics）于1930年上市，同年上市的还有丙烯酸塑料，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有机玻璃（Perspex）、普列克斯玻璃（Plexiglass）和聚甲基丙烯酸酯塑料（Lucite）。玻璃纸（Cellophane）也诞生在1930年，本来是用来包在骆驼牌香烟外面的。[1557]氯丁合成橡胶在一年后面世，聚酰胺合成纤维则出现于1935年。贝纶（尼龙纤维的一种早期形式）于1938年在德国问世，而商用的聚乙烯则出现在1939年。在1940年的美国，玻璃纸一词在“最美词汇”的评选中排名第三（名列“母亲”和“记忆”之后），这堪称是市场营销的胜利。但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化学发现，在这里尼龙（nylon）的诞生最具有启发性。[1558]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是战败的一方，但它仍保持了化学工业方面的坚实基础。实际上，由于协约国的海上封锁非常成功，德国被迫开展了人工合成食品和产品的实验，从而在这方面领先于它的敌人。从1925年开始，随着I. G.法尔本化工集团的成立，一批有才华的有机化学家被集中起来开展高分子化学的基础研究，旨在构建具有特殊性能的分子。[1559]这被列为基础研究范畴，从而逃避了协约国对军工产品的制裁。这个化学家小组在几年内几乎每天合成一种新的化合物。纵然政治家排除了这些化合物的军事风险，但英国和美国的化学公司充分意识到了其中的商业威胁，于是在1927年，位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杜邦公司增加了化学部门的研发经费，从每年两万美元增加到每月两万五千美元。[1560]
在当时，人们认为化学物质分为两类，一类类似于糖或者盐，它们的分子能通过孔洞细小的膜，并能形成晶体；另一类则是大分子，类似于橡胶或明胶，它们的分子不能通过这样的膜，因此被归为“胶体”（colloids）。在人们的构想中，胶体是被神秘的“电力”结合起来的一系列小分子。然而，正如莱纳斯·鲍林的实验所显示的，化学键是构成化学物质的基础，它是一种物理力，而不是所谓的“神奇”之力。一旦破除了其中的玄机，分子之间的联系方式也变得更加清晰，合成橡胶或明胶，甚至比它们更好的物质也变成了实际的选择。当时人们急需丝绸的代用品，因为日本正与中国交战，要从日本进口丝变得非常困难而且昂贵。决定性的突破来自华莱士·休姆·卡罗瑟斯（Wallace Hume Carothers）博士的研究。杜邦公司此前许诺向他提供用于基础研究的“巨额经费”，于是他放弃了哈佛大学的邀请，来到了威尔明顿从事研究。他开始通过双官能分子，来构建史无前例的巨大链式分子——聚酯。在经典化学中，醇类与酸反应产生酯。在双官能分子中，分子的两端各存在着两个（而非一个）酸或醇的基团，而卡罗瑟斯发现这种分子“相互之间能够连续地发生反应从而引发连锁反应”，并生成越来越长的分子。[1561]随着20世纪30年代向前推进，卡罗瑟斯构建出了分子量为4000、5000乃至6000的分子（糖的分子量是342，血红蛋白为6800，而橡胶的分子量约为100万）。这些高分子的一大性能是能够被拉成长而光滑的坚韧细丝。根据斯蒂芬·费尼谢尔在《塑料的历史》中所说，一开始这些细丝要么过于易碎，要么过于昂贵，无法投入商业用途。然后在1934年3月下旬，卡罗瑟斯要求他的助手唐纳德·科夫曼（Donald Coffman）尽量用一种从未研究过的酯类物质构建一种纤维。如果任何合成纤维要具有商业意义，它必须具有“冷拉”的能力，这能够体现它在常温下的表现。标准的测试是要将一根冷的玻璃棒插入高分子混合物中，然后将玻璃棒拉出。科夫曼和卡罗瑟斯发现这种新的聚合物竟然非常坚韧，一点也不易碎，还具有光泽。
这一发现之后，杜邦公司开展了疯狂的行动，以期率先生产出一种成功的合成丝。该专利于1937年4月28日提交，在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全世界在杜邦公司的“神奇化学世界”中见识了这一新物质。尼龙（以尼龙丝袜的形式）出尽了风头。它最初被称为66号纤维，此后尝试了数百种名字，从“克利斯”（Klis，即把丝绸Silk倒过来写）到“努拉伊”和“瓦卡拉”（想象一下，“我要一双瓦卡拉”）。尼龙最终成为正式名称，因为它听上去有合成的感觉，而且不会与别的名字混淆。在这次博览会后，人们对尼龙的需求逐渐高涨。许多商店限制每位顾客只能购买两双尼龙丝袜。然而，这股尼龙热潮有着严肃的一面，正如《纽约时报》所指出的：“通常情况下，合成物是对自然界中物质的复制。……这种尼龙则完全不同。在自然界中它没有对应的化学物质。……它是……对物质的完美控制，以至于人类对食物、服装和建筑材料的需要不再完全依赖于动植物和地壳。”[1562]
在大萧条最黑暗的岁月里，百老汇的86家合法剧院中只有28家依然开门营业，但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的剧作《悲悼》的门票则销售一空，就连最贵的六美元的位子也全卖掉了。[1563]早在1931年10月26日《悲悼》首演之前，奥尼尔就已然被尊为“伟大的美国剧作家，在他之后美国才有了真正的戏剧”。[1564]然而直到30年代末，奥尼尔年过半百之时，他才创作了两部真正代表他艺术造诣的伟大杰作《送冰的人来了》和《长夜漫漫路迢迢》。其间的年月则被他称为“低潮期”。
比起大多数艺术家，奥尼尔的某些履历对于理解他的作品要更为重要。在他还不到14岁时，他发现自己的出生促使母亲染上了吗啡瘾。他还发现父母责备长子杰米，因为他把麻疹传染给了次子埃德蒙，并导致后者在18个月大时便夭折了。1902年，奥尼尔染上毒瘾的母亲艾拉·奥尼尔用完了家里所有的吗啡，于是企图自杀。这导致当时正值青春期的奥尼尔在一段时期内沉溺酗酒和自我毁灭的行为。他还开始流连于剧院（他的父亲是一名演员）。[1565]在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1911年，奥尼尔自己也在一家小旅馆里试图用过量服药自杀，此后他因心理问题看了几位精神科医生。一年后他被诊断患有结核病。1921年，他的父亲罹患癌症不幸去世，母亲也于次年与世长辞。他的哥哥杰米先是罹患酒精性精神病，在奥尼尔母亲去世后以一年也因中风去世，享年45岁。奥尼尔本来打算在普林斯顿攻读科学课程。然而在大学期间，他深受尼采的影响，接受了一种被他的传记作者称之为“科学神秘主义”的生活态度。他最终因为出勤率太低而遭到学校开除。1912年，他当上了记者，开始了写作生涯，但很快转向了戏剧领域。[1566]
除了他的自传之外，奥尼尔的戏剧理念还可以通过他对美国所下的定论来理解。他说，美国“非但没有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反而成了最大的失败者。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它拥有了一切，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它的主要理念是永恒的游戏，试图通过占有灵魂之外的东西来占有你的灵魂”。[1567]《送冰的人来了》和《长夜漫漫路迢迢》都长达数小时，而且两部作品都是谈话剧，几乎没有动作。剧中的人物和观看演出的观众都被困在同一个屋子里，在这里谈话是不可避免的。在《送冰的人来了》中，角色都待在哈里·霍普旅馆的酒吧里，他们在那里喝酒聊天，日复一日地互相讲着同样的故事，这些故事实际上都是白日梦，是永远不会发生的希望和幻想。[1568]一个人想要回到警队，另一个希望能被重新选为政治家，第三个人则只想回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听着他们说着这样那样的事，观众察觉到即使这些寻常的目标对这些角色来说也只是幻想，用奥尼尔的话来说就是白日梦。后来观众才知道剧中的角色等待了许久的是一位旅行商人希基，他们相信他能够让自己的愿望成真，能成为他们的救世主（希基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但当希基终于出现的时候，他一个接一个地刺破了他们的梦想。奥尼尔并不想表达现实总是残酷的这种肤浅的观点。相反，他所表达的观点是现实并不存在。不存在坚定的价值观，没有终极意义，所以我们都需要自己的白日梦和幻想。[1569]希基过着“诚实”的生活，他辛勤工作并告诉自己真相，或者他自己以为的真相。但他其实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因为他无法忍受她“竟然”接受了他不计其数的寻花问柳。我们无从知晓他妻子是如何向自己解释生活，她又有怎样的幻想，以及她是如何坚持活下去的。但我们认识到这些东西的确让她继续活着。当然，送冰的人就是死亡。人们常说该剧可以被称为《等待希基》，以强调它与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的相似之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两部作品都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正是在查尔斯·达尔文、T. H.摩根、埃德温·哈勃和其他人的发现之后形成的。
《长夜漫漫路迢迢》是奥尼尔最富自传色彩的作品，是一部“用眼泪和鲜血写成的哀伤之剧”。[1570]故事发生在一个房间里，共分四幕，分别为一天中的四个时间段：早餐、午餐、晚餐，以及蒂龙一家临睡前济济一堂之时。全剧没有很大的动作场面，却有两个事件：玛丽·蒂龙的毒瘾复发，以及埃德蒙·蒂龙（还记不记得，埃德蒙是奥尼尔死去的哥哥的名字）发现自己染上了结核病。随着时间的流逝，外面的天气变得愈发阴沉而雾气弥漫，这座宅子也似乎愈发与世隔绝。[1571]随着剧中人物更多的自我袒露以及从他们的角度重新描述其他人此前叙述的事情，各种各样的插曲一再回到谈话中。该剧的中心思想是奥尼尔的悲观人生观，即“奇怪决定论”。“生活的遭遇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倒霉事，我们谁也不能抗拒，”玛丽·蒂龙说，“而且这些倒霉的事发生了，自己还莫名其妙，可是一旦发生了，还不得不跟着做别的事，弄到最后一切事情都不是出自自己的心愿，一辈子也是身不由己。”[1572]另一场戏中，两兄弟中的一位对另一位说：“我对你的爱远远胜过我对你的恨。”然后，就在剧终之时，蒂龙家的三个男人，即玛丽的丈夫和两个儿子，看着她进入房间，进入一个深沉的梦，即她自己的迷雾之中。[1573]她在男人们的注视下哀叹道：“那时正是我高中的最后一年。到了春天我身上就发生了一件事。对了，我想起来了。我爱上了詹姆斯·蒂龙，那一阵子感到非常幸福。”这就是该剧的最后几行台词，正如诺曼德·伯林所写的，最让人心碎的是这最后几个字“一阵子”（奥尼尔的亲戚都痛恨该剧）。[1574]对于奥尼尔来说，一个人如何坠入爱河，然后分手，然后永远为情所困，这是一个谜。通过这样毁灭性的方式，奥尼尔想要表达的是，过去在现在继续存在，这是科学无法提供解释的场域。[1575]
奥威尔、奥登或者奥尼尔的作品是否对20世纪30年代进行了最佳概括，也许尚值得商榷。这一时期远远谈不上是灾难，也不完全如奥登所说的是“消沉而虚假的十年”。然而无可否认的是，这十年是通往黑夜的旅程，而在路的尽头，等待着人们的正是代表死亡的送冰人。无论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什么（也确实发生了许多事），它们都只是无用的慰藉。
“你可知道欧洲的鸟儿会唱的旋律不及我们鸟儿的一半？”这是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为20世纪30年代确定的墓志铭，他引用了阿比盖尔·亚当斯写给约翰·亚当斯的这句话，作为《论本土文学》最后一章的开篇语。这句话足够恰当，因为他在书中的论点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文学已经走向成熟，完成了自我阐释，而如今随着欧洲一心要自我毁灭，维护和发展西方传统的重任落到了美国的肩上。[1576]
但这本书的其他主要信息在于，它使用的材料本身就是美国特有的。《论本土文学》的副标题是“现代美国散文文学解读”。这当然意味着他没有将诗歌和戏剧考虑在内（因此也忽略了华莱士·史蒂文斯和尤金·奥尼尔这样的人物），但并不意味着他像欧洲评论家那样就事论事地囿于小说的范畴之内。相反，卡津所谓的文学还包括：评论、揭秘新闻、哲学甚至摄影报道。他的理由是美国小说牢牢地扎根于务实的现实主义（不同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卡夫卡、托马斯·曼或阿道斯·赫胥黎等人），在这一总体背景下，美国小说的主要冲突和主题是商业和唯物主义。通过对西奥多·德莱塞、辛克莱·刘易斯、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薇拉·凯瑟、约翰·多斯·帕索斯、约翰·斯坦贝克、欧内斯特·海明威、威廉·福克纳和托马斯·沃尔夫小说的讨论，加上托尔斯坦·凡勃伦、约翰·杜威、H. L.门肯和埃德蒙·威尔逊等人的作品，卡津首次辨明了美国灵魂中各种有影响力的部分：拓荒者、学者、记者/揭发者、商人和南方的封建余孽。他说，这些成分互相竞争，孕育出一种时而“触及伟大”，但也经常呈现“半感性、半商业化”的文学。正如其评论所揭示的，他的分析完全不掺杂情感成分。他认定以下这些主题具有美国特色，首先是由辛克莱·刘易斯和范·威克·布鲁克斯的作品所强调的“无止境的推销”，即美国最有活力的人才都进入了商业和政治领域，而非艺术或人文领域；其次是包括约翰·多斯·帕索斯在内的一些作家“认为美国的商业成功是精神的失败，这一趋势已经在20世纪30年代末达到了悲喜交加的高潮”，而此时的教育“只是商业文明的训练，政治教育只是为了追求物质主义的好生活”。[1577]与此同时，卡津指出了批评的发展，从20世纪20年代的自由主义批评到马克思主义批判，再到30年代初的“科学批评”，以及关于“科学批评的”专著，如马克斯·伊士曼的《文学思维在科学时代的位置》（1931），伊士曼认为科学将很快能够解答“所有的问题”，而文学实际上“在这样的世界里没有容身之处”。[1578]卡津也记录了方兴未艾的“记号指代过程”，即将语言理解为一套符号系统。
然而，正如他在全书最后一章开篇所引用的那句话所示，卡津认为欧洲自1933年以来已经停滞不前，而在如今的1942年，带着所有缺点，并且与商业爱恨交织的美国文学是“在被法西斯主义侵占的世界里西方文化的储藏室”。[1579]他觉得，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转变，与美国自身传统的再次觉醒相吻合。股市暴跌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在欧洲导致人们质疑资本主义，并受到俄国的吸引，而在美国则迫使美国人重新依靠自己，借助国家主义作为凝聚力实现道德转变，同时抵消商业、工业化和科学带来的过激行为。对于卡津来说，这种国家主义不是盲目或狭隘的：它是一种道德意识，赋予美国以尊严。文学只是这场全社会趋势的一部分，但卡津认为其作用只会在未来成长。这在当下同样也是无用的慰藉。
在卡津的《论本土文学》出版前不久，在迥然不同的媒体上也曾出现与该书的主要观点类似的作品，这部作品对一些人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这就是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的影片《公民凯恩》（1941）。威尔斯于1915年出生在威斯康星州的基诺沙，是一位戏剧和广播界的奇才。他极富创新才华，在二十多岁时就与黑人演员合作了一出成功的《麦克白》，他主播的《世界大战》广播剧改编自H. G.威尔斯的同名小说，这出新戏震惊了整个美国，许多听众甚至惊慌失措地认为火星人真的入侵了地球。20岁出头的他被带到好莱坞，获得了一份几乎独一无二的合同：他将自编自导自演一部属于他自己的电影。
威尔斯高大的身躯注定了他只能扮演“大”人物（如他自己所说），他希望能为自己大肆宣传、万众瞩目的处女作找到一个好题材，并在偶然的机会下发现了《公民凯恩》。这似乎是因为他的第一任妻子弗吉尼亚·尼科尔森改嫁给了电影明星玛丽恩·戴维斯的侄子，而与戴维斯同居的正是报业巨头威廉·兰道夫·赫斯特。[1580]《公民凯恩》的拍摄过程极端保密，部分是出于宣传目的，部分是为了防止赫斯特有所察觉。此外，出于法律上的原因，为使影片主角和这位报业巨头有所区别，威尔斯还进行了一些改动。但事实上这部影片仍然描写了一位媒体大亨利用自己的力量助力其配偶演艺生涯的故事，与此同时，这位大亨住在一座富丽堂皇的豪宅之中，身边充斥着由朋友和食客组成的小圈子。影片完全没有掩饰凯恩到底是谁，在影片拍摄完成后的一段时间内，关于电影是否能上映还存在疑问，制片方雷电华电影公司担心一旦上映会招来赫斯特大规模的诽谤和侵犯隐私的诉讼。到头来赫斯特并没有起诉，但一些电影院确实因为惧怕他的影响而没有传播或放映该片。部分由于这样的原因（而另外的原因则正如剧团经理索尔·胡洛克对踢踏舞演员所说：“如果观众不想来，没什么能阻止得了他们。”），《公民凯恩》没能取得商业上的成功。
然而这部影片却在评论上和艺术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首先，它引入了大规模的技术创新。这部分要归功于摄影师格雷格·托兰和特效制作师林伍德·邓恩。[1581]在当时，电影的特技效果并不意味着塑造外星生物，而意味着拍摄多重场景，从而达到这样的效果，比方说所有映入观众眼帘的都非常清晰，从而造成更类似剧院的体验——这在当时的电影技术中是非常新颖的。威尔斯还在一个长镜头中从头到尾地演绎，没有任何镜头交切，只让镜头跟随着他的动作。此外，他扮演的凯恩已年逾五十——该片的化妆技巧是另一大特技效果。其他技术创新还包括引入了电影的“预告片”，讲述了凯恩的人生故事。当然该片也有着老套的元素：影片开头时一位记者展开“调查”以揭开凯恩去世时留下的词语“玫瑰花蕾”的含义。无论如何，该片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公民凯恩》终于在三个不同的城市首映之时，评论界一片欣喜若狂：“精彩至极”（《纽约时报》评论）；“恢宏壮丽”（《纽约先驱论坛报》评论）；“杰作”（《纽约世界电信报》评论）；“天马行空的聪明才智”（《纽约邮报》评论）；“电影界终于迎来了新的突破”（《纽约客》评论）。[1582]党性更强的右翼媒体指责威尔斯对赫斯特展开了“共产主义式”的攻击，而这正是它与卡津论点的关联之处。因为《公民凯恩》是对大企业的攻击，而算不上是共产分子的政治攻击。它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攻击。《公民凯恩》表明，一个人纵然腰缠万贯，有权有势，坐拥广袤的地产和数以千计的雕塑，但他仍然可能像凯恩一样缺乏情感的内在，只能形影相吊，无人疼爱。正如卡津所表明的，这算不上什么新发现，但在30年代末的美国，这一切仍然令人震撼，尤其是威尔斯所呈现的表达方式。威尔斯的本意是否是让这部电影同样具有冷酷的中心思想，这仍然是个谜（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将《公民凯恩》称为没有中心的迷宫）。[1583]威尔斯曾经说过，个性是不可知的（“扔掉所有的传记”），因此至少这种解释是可能的，即该片的另一个目的是展现这种不可知性。但总的来说，批评家所下的定论是，该片在这方面是失败的，而非有意为之。
财富对威尔斯来说，就像对凯恩一样（当然对赫斯特也一样），是无用的慰藉。威尔斯职业生涯的其余部分相比起他的年少成名和《公民凯恩》的辉煌成功，只能说是一种草草收尾。在卡津的《论本土文学》问世之前，《公民凯恩》在当年年底已在所有院线下线。在那之后，威尔斯已是江郎才尽。
19 希特勒的礼物
有这样一张著名的照片，拍摄于1942年3月纽约皮埃尔·马蒂斯画廊的“流亡中的艺术家”展览期间。皮埃尔·马蒂斯是画家亨利·马蒂斯之子，自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是曼哈顿一位成功的艺术品商人，却从未举办过此类展览。照片中出镜的人们都身着“体面的”西服或花呢外套，他们是：（前排）马塔、奥西普·扎德基恩、伊夫·唐吉、马克斯·恩斯特、马克·夏加尔、费尔南·莱热；（后排）安德烈·布雷东、皮特·蒙德里安、安德烈·马松、阿梅代·奥藏方、雅克·里普希茨、帕维尔·切利乔夫、库尔特·塞利格曼和尤金·伯曼。阵容如此强大，质量如此优秀的艺术天才极少（如果有过的话）能有机会济济一堂，评论家也对这场展览展出的艺术作品持有同样的看法。《美国信使》杂志以《希特勒送给美国的礼物》为题对此次展览发表了评论。[1584]
在1933年1月至1941年12月之间，104098名德国和奥地利的难民来到美国，其中包括7622位学者，还有1500位艺术家、专门从事文化问题研究的记者或其他知识分子。这股流向美国的涓涓细流始于1933年，在1938年的“碎玻璃之夜”后迅速膨胀，却从未变成真正的移民浪潮。在当时，形势已经让许多人难以离开，而美国普遍的反犹主义和反移民情绪意味着仍有许多人都被拒之门外。自1924年以来，美国实行了移民配额制度，将每年的移民总数限制在165000人，其中每个白人国家的配额按照189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限制在当时各国人口总数的2%。然而在整个30和40年代，奥地利和德国的移民配额实际上从来没有填满过，所以在美国众多的人道主义行为之中，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统计学耻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