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灵的成果被认为无比重要，以至于他被送往美国，和盟友分享这一成果。[1644]在那次访问中他再次见到了冯·诺伊曼，后者也开始将《论可计算数》中的想法付诸实践。[1645]这将促使宾夕法尼亚大学造出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ENIAC）。这台机器比巨人机更加庞大，拥有大约19000个电子管，并将对未来的计算机发展产生直接影响。[1646]但ENIAC直到战争结束后才开始充分运作，并从巨人机发展初期的问题中获益良多。[1647]毫无疑问，巨人机为盟军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立下了功劳，或者它至少帮助英国免于战败。布莱切利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也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在战事结束之后，作为一个科学家和数学家小组的成员，图灵被派往德国，调查德国在通信领域取得的进步。[1648]关于巨人机的小道消息已经开始泄露，但对机器本身的细节没有过多的描述，只是说布莱切利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事实上，恩尼格玛密码机/巨人机的真容直到几十年后才呈现在世人面前，到那个时候电脑已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图灵并没有活着看到这一切，他于1954年自杀身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很久之后，一批资深英国军人和科学家在一项调查中被问及，他们认为对战争胜负最重要的科学贡献是什么。受访者包括帝国国防委员会秘书汉基勋爵；曾在诺曼底登陆战时指挥搭建马尔伯里人造港的海军上将威廉·坦南特爵士；驻缅甸第14军指挥官、陆军元帅斯利姆勋爵；在潜艇战关键时期担任皇家空军海岸司令部总指挥的皇家空军元帅约翰·斯莱塞爵士；为雷达的发展做出贡献的核物理学家约翰·科克罗夫特爵士；著名的蒂泽德委员会（该委员会监督了雷达的发展）成员以及后来运筹学的创立者之一、物理学家P. M. S.布莱克特教授；以及英国航空部战时科学情报主管、物理学家R. V.琼斯教授。这批受访者的结论是，“由于战争而产生或发展成型”的重要进步或设备共有六项。它们分别是：原子能、雷达、火箭推进器、喷射推进器、自动化和运筹学研究（当然没人提到布莱切利或恩尼格玛密码机）。原子能将在第22章中单独介绍，而在其他五项之中，到目前为止在智力上最激进的想法非雷达莫属。[1649]
雷达（Radar）是美国人为这项英国发明所起的名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基本概念得到了大量应用，从反潜作战到测向都有其身影，但它最富传奇色彩的作用体现在1940年的不列颠空战中，当时它为英国空军提供的优势可能恰恰带来了战役胜败的天壤之别。早在1928年，英格兰朴茨茅斯通信学院的一位物理学家获得了一项专利，他发明了一种可以通过无线电波探测舰船的仪器。他的上司几乎都不相信这样一台设备会有用武之地，于是任凭该专利失效。六年后的1934年6月，随着德国重整军备的威胁变得日益清晰，英国航空部的科学研究主管下令调查该部门到底在为防空做哪些准备。在收集了共计53项关于防空的文件后，负责此事的官员发现“它们全都毫无希望”。[1650]正是这项调查揭示的惨淡图景直接导致了蒂泽德委员会（Tizard Committee）的成立，该委员会是帝国国防委员会的附属委员会。为首的亨利·蒂泽德爵士是牛津大学的化学家，也是一位精力充沛的人，正是他负责的这一委员会（正式名称为防空科学调查委员会）极大地推进了雷达研究的进程，从而不仅在根本上改变了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命运，还为飞机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雷达的发展进程中，三大观察结果融合到了一起。首先，自从海因里希·赫兹于1885年首次证明无线电波与光波之间的相互关联之后，人们便明白金属片之类的物体能够反射这些波。其次，在20世纪20年代，人们在大气层中发现了一个广阔的带电层，它也起着反射无线电波的作用——该层原名亥维赛层，以发现它的科学家的名字命名，后来被称为电离层（iononsphere）。最后，人们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进行的原型电视机实验中发现，飞行器会干扰无线电波的传输。在1935年，这些发现终于融合到了一起，但即便有了这么多的铺垫，雷达的发明也几乎称得上意外之喜。它的诞生是因为米德尔塞克斯国家物理实验室无线电部门的罗伯特·沃森—瓦特（Robert Watson-Watt）爵士当时正在研究一种“死亡射线”。他有一个残忍的想法，即创造一束能量足够强大的电磁波来熔穿飞机薄薄的金属外壳并杀死里面的飞行员。通过计算证明，这一想法只是白日梦而已。然而，沃森—瓦特的助手A. F.威尔金斯不但完成了这些计算，他还意识到用这样的电磁波来探测飞机的存在也许是可行的：这束电波将被重新辐射出来，像“回声”一样弹回其发射源。[1651]威尔金斯于1935年2月26日在英格兰中部地区的达文特里广播站附近进行了试验。在拖车中密谈的蒂泽德委员会发现，一架飞机（虽然在那个阶段还无法知道其具体位置）确实可以在8英里以外的距离被探测到。接下来的步骤发生在遥远的东英格兰海岸。高约70英尺的雷达天线被竖立起来，在它们的帮助下，最远40英里开外的飞机也能被追踪到。事到如今，蒂泽德委员会意识到，最终的成功取决于减小无线电波的波长。在当时，无线电波的波长是以米为单位的，要创造出波长小于20英寸的电波被认为是不可行的。但后来，伯明翰大学的约翰·兰德尔（John Randall）和马克·奥利芬特（Mark Oliphant）提出了空腔磁控管（cavity magnetron）的想法，本质上就是一根两端各用蜡密封固定了一枚半便士铜币的玻璃管。管中的空气被抽出，形成真空。由电磁铁提供磁场，将导线的线圈插入其中的一个空腔之中，“希望它能产生出高频功率”（即产生波长较短的波）。[1652]它做到了。
当时是1940年2月21日。[1653]怀着对成功的期待，从怀特岛上的文特诺到苏格兰泰河的峡湾，一连串的沿海雷达站拔地而起。这意味着，一旦空腔磁控管证明了自己的作用，雷达站就可以监视敌人的飞机，即使它们仍在法国和比利时上空形成编队。英国人甚至能够粗略地测量敌机编队的规模，以及它们的飞行高度和速度。正是这一利器“让‘少数’英国战斗机飞行员能够如此成功地拦截敌机的入侵”。[1654]
对英国及其亲密的欧洲盟国来说，1940年5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黑暗的岁月。5月10日，德军入侵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荷兰和比利时军队随即投降，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被俘。26日，30万被困法国东北部的英法联军开始了敦刻尔克大撤退。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和其他750名英国法西斯分子被关进监狱。内维尔·张伯伦辞去首相职务，由温斯顿·丘吉尔取而代之。
虽然战争支配着每个人的思想，但在5月25日星期六，两位牛津大学病理学系的科学家开启了一系列实验，而它们将引发“20世纪最乐观的医学突破”。恩斯特·钱恩（Ernst Chain）是一位俄德工业化学家的儿子，从纳粹德国流亡而来；N.G.希特利（N. G. Heatley）是一名英国医生。在那个星期六，他们将链球菌注入实验小鼠体内，然后对其中一些小鼠注射了青霉素。在此之后，钱恩回了家，但希特利仍留在实验室里，直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半。到了那时，所有未经青霉素治疗的小鼠都死了，但所有经过治疗的小鼠仍存活着。当钱恩在星期日早上返回病理实验室，并见到希特利目睹的景象时，据说他兴奋地跳起了舞。[1655]
人们对抗生素时代的到来已经期待许久。抗生素（antibiotics）这个词本身最早在19、20世纪之交进入英语。医生意识到人体在一定程度上自有其防御体系。自1870年以来，人们已经知道一些青霉菌属的霉菌能够杀死细菌。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对抗微生物感染的医疗尝试都失败了。奎宁对疟疾起效，“砷剂”也能治疗梅毒，但除开这两者之外，存在着一条通则，即用于治疗的“化学品”对患者本身造成的伤害和对病原微生物造成的伤害旗鼓相当。这就是为什么如下观点变得根深蒂固，即治疗疾病的最佳方式就是采用一些能调动人体自身防御系统的策略，也就是古老的顺势疗法。这种疗法的主要实践中心是伦敦帕丁顿的圣玛丽医院，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就是那里的医生。弗莱明起初在英国从事洒尔佛散（见第6章）的临床试验。不过他在1928年夏天的某一天偶然来到了帕丁顿的实验室，当时的他因度假已经离开了几个星期，而在离开之前曾将一些培养皿留在实验室里任其生长。[1656]他注意到青霉培养基杀死了其周围区域的细菌。[1657]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各位同事都用青霉在自己身上做实验，比如治疗他们的眼睛感染等，但弗莱明没能将这一初步成功兑现。要不是因为后人的成功，谁知道弗莱明会怎么做，又不会做什么呢？
霍华德·沃尔特·弗洛里（Howard Walter Florey，后来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长，1898—1968）出生于澳大利亚，但于1922年作为罗德学者来到了英国。他先是在剑桥大学师从查尔斯·谢林顿爵士，后来转到了谢菲尔德，然后又到了牛津。在20世纪30年代，他的主要研究兴趣是开发杀精子的物质，而这将形成阴道避孕凝胶的基础。这种凝胶除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之外，其理论意义在于，它们体现了“选择性毒性”，即杀死精子的同时不对阴道壁造成破坏。[1658]在牛津，弗洛里招募了E. B.钱恩（即后来的恩斯特·钱恩爵士）。钱恩拥有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的化学博士学位。身为犹太人的他被迫离开德国，也放弃了他在一家柏林报纸著名音乐评论家的身份，而这只是希特勒认为犹太人是“劣等”民族的又一个例子。钱恩和弗洛里将精力集中在三种抗生素上：枯草芽孢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和点青霉。在开发出一种将霉菌冷冻干燥的方法后（青霉素在常温下极不稳定），他们启动了非常重要的小鼠实验。
受到上述骄人成果的鼓舞，弗洛里和钱恩计划在人体上重复这一实验。虽然他们获得了足量青霉素以开展临床试验，虽然实验结果让人惊叹，但整个实验还是由于至少一名患者的死亡而满盘皆输，而在战争时期，弗洛里也无法获得足够的抗生素来继续进行研究。[1659]显然这是不能接受的，即便这种短缺是在可以理解的情况下发生的，于是弗洛里和希特利动身去了美国。弗洛里召集了基金资助机构和制药公司，而希特利则在位于伊利诺伊州皮奥瑞亚的美国农业部北方地区研究实验室待了几个星期，因为那里的技术人员是培养微生物的专家。不幸的是，弗洛里并没有得到他所寻求的资金，而希特利虽然发现和他共事的都是优秀的科学家，但也发现他们都是反英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最后的结果是，青霉素成了美国产品（制药公司窃取了弗洛里的结果，自己完成了临床试验）。对于许多人来说，青霉素一直是美国人发明的。[1660]如果没有美国制药公司的帮助，青霉素无疑不会具有它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或者这么早就变得这么便宜），但1945年授予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的诺贝尔奖表明，青霉素的智力成果属于英国人、澳大利亚人，以及俄德犹太人钱恩。蒙提涅克（Montignac）是法国多尔多涅地区的一座小镇，位于佩里格东南大约30英里。小镇横跨韦泽尔河，河水在石灰岩上侵蚀出了一条狭窄的峡谷。在1940年9月12日上午，伦敦的闪电战空袭刚刚开始，法国也已然被分割成了占领区和非占领区，五个男孩离开小镇去打鸟和兔子。他们走向一座树木繁茂的小山，那里有该地区特有的桦树、榛树和小橡树。他们看到了许多兔子，但没有发现山鸡或鹧鸪的踪迹。[1661]
他们缓慢而安静地行走，以免惊动野生动物。在正午前不久，他们来到了一处浅浅的洼地，这是由于几十年前一棵巨大的枞树被风暴刮倒后形成的。这里被当地人称为“毛驴坑”，因为一头毛驴曾经误入其中，跌断了腿，人们不得不杀掉它以免除其痛苦。经过这个坑之后，男孩们继续前进。前方的树木变得愈发稠密，他们希望能在此发现一些鸟类。然而其中一个男孩带了一条狗，这狗名叫罗伯特，是条杂种狗，一只眼睛上带有一块黑斑。突然之间，罗伯特消失得无影无踪（这部分故事现在尚存争议，请参见参考文献）。[1662]男孩们都很喜欢它，于是开始呼喊它的名字。但罗伯特没有回应，于是他们一边往回走，一边叫喊和吹口哨。终于，当他们回到毛驴坑附近时，他们听到了狗的叫声，但声音被奇怪地闷住了。他们当即意识到罗伯特一定是掉进了洞里。该地区洞穴遍布，因此这并不足为奇。果然，吠叫声将他们引到了一个小洞旁边。他们往里面扔了一颗石子并仔细倾听，出乎意料的是，石子过了很长时间才碰到其他石头，然后扑通一声落入水中。[1663]他们从桦树和榉树上折下枝条，朝那个小洞一通乱挖，直到体型最小的孩子能爬进洞去。这个孩子随身携带了一些火柴，借着火柴发出的光他很快就找到了狗。但他的发现却不仅限于此。借助火柴的微光，他看到在之前罗伯特掉到地下的狭窄通道逐渐开阔，形成了一个长约60英尺、宽约30英尺的大厅。他大吃一惊，连忙招呼其他人下来见证这一切。孩子们嘟囔着没能打到鸟的事，一个个爬了下来。立即映入他们眼帘的是洞穴顶部的岩层。他们后来说，它们“恰似岩石做成的云彩，在几个世纪的地下河作用下形成了奇异的形状”。但是在岩石旁边，还有着更令人惊讶的东西：洞穴顶部有许多奇特的动物绘画，红、黄、黑色彩纷呈。有马、小鹿、牡鹿和巨大的公牛。鹿有着细腻而精致的鹿角，一些公牛是用点画法绘就的，站在齐膝深的草地里，还有一些公牛似乎在整个洞顶上乱窜。[1664]火柴很快就用完了，黑暗重新笼罩了山洞。男孩们走回村里，但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们的发现。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分别每隔10分钟离开村子以免引起注意，并利用一支简易火把探索了山洞中的每个角落。[1665]在互相讨论过此事之后，他们决定告诉当地学校的老师M.莱昂·拉瓦尔。起初他还怀疑这是孩子们的恶作剧。然而，一旦他亲眼看见了洞中的一切，他的态度完全改变了。在短短几天之内，著名考古学家步日耶神父（Abbé Breuil）便考察了位于拉斯科的这个洞穴。步日耶是一位法国天主教神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都一直是最重要的洞穴艺术研究者。即使是最偏远的遗址他也亲自前往考察，通常是骑着骡子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曾被怀疑为间谍而在葡萄牙遭到逮捕。然而就在武装警卫之下，他仍旁若无人地继续进行自己的研究，直到所有指控都得到澄清。[1666]在蒙提涅克，步日耶所看到的一切让他印象深刻。毫无疑问，这些拉斯科壁画是真实的，而且非常古老。步日耶说，只有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山洞（Altamira）能超过孩子们发现的山洞。
拉斯科（Lascaux）的发现是20世纪的同类发现中最具轰动效应的一个。[1667]史前艺术（prehistoric art）最早是在1897年发现的阿尔塔米拉山洞中得以确认的，那是一座隐藏在西班牙北部坎塔布连山脉的山谷之中的洞穴。与此发现相关的还有一段个人的哀伤往事，主人公正是山洞的发现者唐·马塞利诺·德·桑图奥拉，他是一位西班牙贵族兼业余考古学家，但他至死也没能说服其他专业同行相信，他在阿尔塔米拉发现的壁画是真实的。没人能相信如此生动、现代的鲜活图像是古人所为。然而，等到小狗罗伯特掉进拉斯科的洞穴时，人们已经发现了很多其他遗址，要说它们全是恶作剧是不可能的。[1668]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已经有了如此之多的洞穴艺术发现，以至于我们可以肯定两点。第一点，许多藏有艺术作品的洞穴集中分布在西班牙北部山区和法国中部的河流周围。从那时起，史前艺术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但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北部的这种数量上的优势依然存在，而且从来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第二点涉及年代测定。拉斯科的壁画符合一系列大约出现在三万五千年至三万年前的史前艺术风格，以简单图案为主，带有明显的女性阴户标志；然后在两万六千至两万一千年前出现了简单的轮廓图画；接着在一万八千年前出现了着色更多的立体图画。这种“创意爆炸”也与大约从三万一千年前开始的石器的发展相匹配，也和分布广泛的所谓“维纳斯雕像”（Venes figurines）相关。这些表现丰满胸部和臀部的女性雕像可以追溯到两万八千年至两万六千年前，在整个欧洲和俄国都有发现。考古学家相信，这种艺术“爆炸”在某种程度上与人类的一个新品种的出现有关，即克罗马侬人（以他们被发现的法国地区名命名）。其正式名称为晚期智人，他们取代了更加古老的早期智人和尼安德特人（即穴居人）。相关发现表明，这些人种聚集在一起的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这一关键性发展引发了后续的一切（比如文明）。[1669]步日耶和其他学者持有相同的观点，即维纳斯雕像是生育女神，而洞穴壁画则是“交感巫术”的原始形式。[1670]换句话说，早期人类相信他们能够通过将自己想要捕获的动物“定格”在圣地的墙上并向它们献祭，从而提高自己在打猎中的成功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另一处被称为“三兄弟洞”（Trois Frères）的法国遗址出土了一幅壁画，似乎表现了一个身穿野牛皮、头戴鹿角面具的人类形象。这位“巫师”（sorcerer）是不是萨满的原始形式呢？如果是的话，它将是支持交感巫术假设的证据。但最后一个谜团仍然存在：这一创造性活动的爆发似乎在大约一万年前灭绝了。个中缘由再一次无从知晓。
在半个地球之外，与人类遥远过去相关的更为罕见的证据成了战争的直接受害者。自1937年以来，中国和日本一直处于交战状态。日军于1941年2月底入侵爪哇岛，经缅甸进行推进。6月，他们袭击了美属阿留申群岛，自此中国处在了日军的包围之中。在这些轰轰烈烈的国情战事之中，几块古老的人类遗骨算不上有多大价值。但事实上从周口店洞穴中出土的古人类化石与任何人类学/考古学遗迹的重要性都旗鼓相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早期人类的存在证据主要分布在欧洲和亚洲。其中最著名的是1856年在尼安德河谷（杜塞尔河汇入莱茵河之处）陡峭岩壁上的一个小山洞中出土的骨头和头骨。这些遗骸中的沉积物可以追溯至40万至20万年前，尼安德特人是人类祖先的可能性也因之大大提升。法国韦泽尔河谷克罗马努（即“大崖”）发现的外貌更加现代的颅骨表明，现代人曾与尼安德特人并肩生活过一段时间。[1671]雷蒙德·达特于1925年在南非发现了“南非人猿”，其解剖学细节暗示着其发现地，即约翰内斯堡附近名叫塔翁的地方，是猿类首次离开树木、直立行走之处。但人们在亚洲取得了更多的发现，它们与火的使用和粗糙的石器有关，尤其是在中国和爪哇。有人认为，大多数让原始人成为人类的特征都最早出现在亚洲，这让周口店出土的人类遗骨具有重要意义。
为安全起见，中国学者提出了将这些宝贵的遗骨送往美国的想法。然而，纵观整个1941年，遗骨的保管人对此想法犹豫不决，而直到当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不久，他们才下定决心将遗骨送往国外。[1672]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到24小时，驻北平日军就搜查了化石贮藏室，他们只找到了化石的铸件。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化石就安全了。它们被安放在几个军用提箱内，在一个排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的保护下被送往天津港。原计划是让这些化石搭乘“哈里森总统号”轮船回到美国。不幸的是，“哈里森总统号”在驶往港口的途中被击沉，这些化石也随之消失，再无踪迹。
周口店化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有助于阐明进化论，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进化论正处于混乱状态。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古生物学家们都持续专注中国周口店的发现而非爪哇或非洲的考古遗迹。理由很简单，因为惊人的发现一再在那里出现。例如在1939年，弗朗茨·魏登瑞报告，在周口店洞穴中发现的约40具人体骨骼中（其中15具是儿童），没有一具骨骼是完整的。实际上占绝大多数的都是头骨，而且是破碎的头骨。魏登瑞的结论引人注目：这些人是被杀害的，然后被吃掉了。这些遗骸来自一种原始宗教的早期杀戮仪式，杀人者吃掉了受害者的大脑，以获得他们的权力。虽然有了这些突飞猛进的观察结果，但进化论与已知化石之间的联系仍然不连贯，也无法令人满意。[1673]
1937至1944年间，四部理论性著作的出版消灭了这种不连贯性，在这四位作者的帮助下，一些19世纪的观念终于入土为安。这些研究创立了现在被称为“综合进化论”（evolutionary synthesis）的理论，产生了进化论实际作用方式的现代理解。这些著作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分别是：狄奥多西·杜布赞斯基的《遗传与物种起源》（1937）；朱利安·赫胥黎的《进化：现代综合论》（1942）；恩斯特·迈尔的《系统分类学与物种起源》（1942）以及乔治·盖洛德·辛普森的《进化的速度与模式》（1944）。他们试图共同解决的基本问题可以表述如下[1674]：随着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他的两个理论相对较快地得到了接受，但另外两个则不然。进化的思想本身（即物种的变化）很容易掌握，“分支演化”的概念同样易于接受，即所有的物种都源自共同的祖先。不那么容易被接受的则是逐渐进化的想法，以及进化的动力是自然选择。此外，尽管达尔文著作的标题是《物种起源》，但他没能提供物种形成的报告，没能解释新的物种是如何出现的。这造成了三大主要领域的分歧。分歧的主要观点表述如下：第一，许多生物学家相信“突变”，即进化的过程，不是渐进式的，而是存在着巨大的跳跃式前进。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物种之间的巨大差异。[1675]如果进化是渐进式的，为什么没有在化石记录中得到反映？为什么从来没有发现过“进化中途”的物种？第二，还存在“定向进化”的概念，即进化的方向在某种程度上是注定了的，生物体会莫名其妙地走向它们最终的进化命运。第三，人们普遍相信“软”遗传，这一理念更出名的说法是获得性遗传或拉马克主义。朱利安·赫胥黎是素有“达尔文的斗犬”之称的托马斯·赫胥黎的孙子，也是《美丽新世界》作者阿道斯·赫胥黎的哥哥。他是最早使用“综合”一词的人，但他是这四位中最缺乏原创性的一位。其余三位所做的努力将遗传学、细胞学、胚胎学、古生物学、系统学和人口研究的最新进展结合起来，以显示这些新发现如何在达尔文主义的大旗下组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恩斯特·迈尔是一位德国流亡学者，自1931年以来一直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他将人们对个体的关注引向了种群。他认为，物种包含大量个体且每个个体都与物种的基本原型相符的传统观点是错误的。相反，物种是由种群，即独特个体的集群组成的，其中并不存在理想的基本类型。[1676]例如，世界各地的人种有显著差异，但也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实现异种交配。迈尔发展了这样的观点，即至少在哺乳动物中，重要的地理界限（比如高山或海洋）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因为这样的话不同的种群就被分隔开来并开始朝不同的进化路线发展。同样作为一个例子，这也可能发生在不同种族之间，并且可能已经持续了几千年，但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种族仍然远远不是表示物种定义的“孤立的遗传包”。俄国人杜布赞斯基在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开始之前的1928年逃到了纽约并与T. H.摩根共事。他概括地阐述了与迈尔相同的领域，但更为密切地关注了遗传学和古生物学。他成功地证明了世界各地不同物种化石的传播与古代地质和地理事件之间有着直接联系。杜布赞斯基还认为，北京人和爪哇人的相似性暗示着人类的血统可能更加简单，从而提示人类的祖先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与战前所认为的存在多个原始人种群的观点相比，他认为，地球在一段时间内被超过一种类型的原始人占据都是极不可能的。[1677]辛普森是迈尔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同事，他观察了进化演变的速度和突变率。他也成功证实了已知的基因产生的突变率能够形成足够的变异，进而说明我们在地球上所见的生物多样性。因此，经典达尔文主义得到了加强，而所有挥之不去的跳跃进化论、拉马克主义和定向进化论都被一扫而光。这些理论最终在1947年普林斯顿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尘埃落定（至少在西方是如此）。在此之后，所有对进化论有兴趣的生物学家通常都自称“新达尔文主义者”。
埃尔温·薛定谔于1944年出版的《生命是什么？》并不是综合进化论的一部分，但它在推动生物学的发展方面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薛定谔于1887年出生在维也纳，曾在毕业后留在维也纳大学担任物理学教师，后来辗转苏黎世、耶拿和布雷斯劳等地任教，最后回到柏林接替马克斯·普朗克担任理论物理学教授一职。1933年，他因参与（和沃纳·海森堡及保罗·狄拉克一道）第15章“物理学的黄金年代”中提到的量子力学革命而荣膺诺贝尔奖。就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同一年，薛定谔出于对纳粹政权的厌恶而离开了德国。他曾当选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的研究员，也曾在比利时任教，但在1939年10月，他移居都柏林，因为在英国，他将被迫与自己的“敌国公民”身份做斗争。
都柏林对薛定谔还有一个额外的吸引力，那就是新成立的高等研究院。该研究院仿照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设计，是爱尔兰总理埃蒙·德瓦勒拉的心血结晶。薛定谔同意在1943年开设公开讲座，并将主题定为对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尝试性融合，尤其是涉及生命本身和遗传最根本的方面。讲座被形容为“半通俗”，但实际上它对普通听众来说绝非易懂，因为其中包含了一定量的数学和物理学的专业知识。尽管如此，讲座仍然场场爆满，以至于原定只在2月的每个星期五举行的三场讲座不得不在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一再重复一遍。[1678]就连《时代周刊》也报道了都柏林对薛定谔的热列追捧。
在讲座中，薛定谔做了两种尝试。他思考了物理学家会如何定义生命。他给出的答案是，一个生命系统会从秩序中吸取秩序，即“从合适的环境中啜饮秩序”。[1679]他认为，这样的过程不能用蕴含熵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来解释，因此他预测，虽然生命过程终将可以通过物理学加以解释，但它们将包含物理学的新定律，在当时还无从知晓。也许他的另一种说法更有趣、当然也更有影响力。这是从物理学家的角度来看待遗传的基本结构：染色体。就这一点而言，薛定谔的演讲（以及他后来的书）确实可以被称为“半通俗”。1943年，大多数生物学家并不知道量子物理和化学键的最新进展。（当弗里茨·伦敦和沃尔特·海特勒发现化学键时，薛定谔也在苏黎世。《生命是什么？》却没有提到莱纳斯·鲍林。）薛定谔表明，从已知的物理学知识来看，基因必须是“非周期晶体”，也就是说，“一个由重复单元组成的规则阵列，但其中各个单元都不尽相同”。[1680]换句话说，它的结构对当时的科学来说尚不完全熟悉。他解释说，单个原子的行为只能在统计学上了解，因此，对于能够以极高的精确度和稳定性进行工作的基因来说，它们的尺寸必须最小化，所含的原子数也必须最少。通过再次运用最新的物理学知识，他还表明可以根据染色体计算出单个基因的大小（他给出的数字是300埃，1埃=10—10米），并从这一结果进一步计算出每个基因包含的原子个数和造成突变所需的能量值。他说，突变率与这些计算结果具有良好的一致性，突变本身的离散特性也与计算结果对应良好。这让人回想起量子物理的性质，即中间能量水平是不存在的。在1943年，所有这一切对大多数生物学家来说都是全新的，但薛定谔更进一步，推断基因必须由一种很长、高度稳定且含有一种密码的分子组成。他将这种密码与摩尔斯电码相比较，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数量很少的基本单位也能产生极大的多样性。[1681]因此，薛定谔是使用“遗传密码”一词的第一人。正是由于这一点，加上物理学与生物学之间存在关联的事实，吸引了生物学家的注意，并造就了薛定谔的演讲和随后著作的巨大影响力。[1682]在他的推理基础上，薛定谔得出结论，基因一定是“一个大的蛋白质分子，其中每一个原子，每一个基团，每一个杂环，都起着独特的作用”。[1683]他说，染色体是用密码书写的信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薛定谔的基本贡献是将新的物理学应用于生物学，因此他自己也没有察觉到，就在他发表演讲的时候，在大西洋另一边的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奥斯瓦尔德·托马斯·艾弗里正在发现位于基因核心的“转化因子”不是蛋白质，而是脱氧核糖核酸，或称DNA。[1684]
当薛定谔将他的演讲结集出版时，他加上了一章结语。即使在青年时代，他也一直对印度教的教义吠檀多很感兴趣，在该书的结语中他思考了印度教思想的中心问题，即小我与“全知的大我”是完全相同的。他承认这在基督教的思想中“既是可笑的，也是亵渎神灵的”，但仍然认为该想法值得进一步发展。当时天主教氛围浓厚的都柏林出版社正在考虑是否出版他的演讲内容，这段结语足以导致该出版社拒绝了薛定谔，即使该书的文本已经排版完毕等待印刷了。该书于一年后的1944年改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尽管结语充满争议，但这本书证明了自己强大的影响力。它可能是有史以来物理学家所撰写的最重要的生物学著作。该书的影响力也与出版时有关：当时相当多的物理学家因为原子弹的发展而对自己的学科心生厌倦。无论如何，在阅读过《生命是什么？》并为其中的观点感到兴奋的人之中，包括了弗朗西斯·克里克、詹姆斯·沃森和莫里斯·威尔金斯。他们对薛定谔思想的深入研究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得到探讨。
从知识层面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显著的后果是科学的羽翼已经丰满。当然，我们已经见识过物理、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力量。雷达、巨人机和原子弹，以及许多较小的发现（诸如运筹学、新的心理评估方式、磁带和第一架直升机的诞生）都直接影响了战争的结果，远远胜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科学创新（如智商测试）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的影响。如今，科学本身已成为世界的巨人，或者也许是世界上唯一的巨人。此前的战争过后都伴随着悲观的时代，然而部分由于科学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笼罩着原子弹的巨大阴影，随之而来的却是相反的情绪，是一种乐观的信念，即科学能够被用来为全人类的福祉服务。这一信念终将催生出关于“伟大社会”的思想。
21 无路可退
不同的政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相互交手，很自然地，人们会重新审视人类该以何种方式自治。一方面，科学家、军事家和密码破译专家想方设法智取敌人；另一方面，其他人则带着些许迫切的心情潜心研究同样至关重要的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或民主对手的长处。因此，20世纪出现了若干巧合，其中之一是，战争期间，奥匈两国的流亡者不约而同出版了四本书，展望战争结束后人类应该构建何种社会。撇开其他差异不谈，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由于战时纸张配给，这些书篇幅有限。
第一本是约瑟夫·熊彼特于1942年写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但是，由于各种显而易见的原因，它使我们首先想到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一年后发表的《时代的诊断》。[1685]曼海姆是“周日圈”的成员，这个组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布达佩斯成立，以乔治·卢卡奇为中心，其成员还包括阿诺德·豪泽尔和贝拉·巴尔托克。曼海姆于1919年离开匈牙利赴海德堡大学学习，后在马尔堡大学聆听马丁·海德格尔的讲座。1929至1933年间，他在法兰克福大学任社会学教授，是西奥多·阿多诺、马克斯·霍克海默等人的亲密同事。希特勒掌权后，他移居伦敦，先后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伦敦教育学院。同时他还是“社会学与社会重建国际文库”的编辑，这是乔治·劳德利奇负责出版的一套大型丛书，其作者包括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科学教授哈罗德·拉斯韦尔、弗里茨·舒马赫、雷蒙德·弗斯、埃里希·弗洛姆和爱德华·希尔斯。
曼海姆完全视“计划社会”（planned society）为理所当然。在他看来，曾经引发过股市暴跌和经济萧条的旧资本主义已经寿终正寝。“如今我们都知道，这场战争使我们再也不可能退回过去自由放任的社会秩序，战争为新型的计划秩序铺平了道路，这是一场无声的革命。”[1686]此时，他对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也已不抱幻想。相反，他认为，要实现战后的新社会，即他所谓的伟大社会，只能效仿极权主义国家，仰仗一种不破坏自由的计划，但同时还要关注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最新发展，特别是心理分析学的新进展。曼海姆相信，这个社会是病态的，因此，他的书名里才有“诊断”。对他来说，“伟大社会”不仅要能够维护个人自由，人们还要清楚社会的运转方式，了解复杂的现代技术社会与农民的农业社会之间的区别。因此，他主要关注当代社会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青年和教育，另一方面则是宗教。希特勒时代的青年已经变成一股保守主义势力，然而曼海姆认为，只要接受适当的教育，青年天然是进步的。[1687]他认为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应该注意当代社会的社会学变化及其成因，同时还应了解心理学，了解神经衰弱症的起因及其对社会有何影响，在缓解社会问题方面又有何作用。在书的后半部分，他主要谈论宗教，原因在于，他发现西方民主面临的危机实际上是价值观的危机：旧的阶级秩序正被打破，却又没有任何系统的、富有成效的秩序能取而代之。他认为教会也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但是他相信，只要与教育相结合，宗教仍然是灌输价值观的最佳方式，要通过社会学和心理学巩固神学，使有序的宗教实现现代化。由此，曼海姆支持计划，支持经济学、教育学和宗教等领域的计划，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赞同高压统治或中央控制。他只是认为，与战前社会相比，战后社会应更明悉自身。[1688]他承认，社会主义确实有可能产生中央集权，并进而堕落为纯粹的操纵机构，但他也是一名伟大的亲英派人士，他认为英国“公民缺乏哲学头脑、又很务实”，会将可能的独裁者拒之门外。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无暇顾及社会学或心理学。他认为，这两门学科即使存在，那么相对于经济学，它们也是次要的。在他的战时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里，他力主改变经济学思维，他为此付出的努力丝毫不亚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689]熊彼特坚决反对凯恩斯和马克思，原因不难理解。他和凯恩斯同龄，于1883年出生于奥地利，在专为贵族子弟开办的泽拉萨姆学校接受教育。[1690]熊彼特的父亲是一介平民，他之所以能在贵族学校求学，是因为他父亲去世后，母亲改嫁给一位将军。他因此十分在意自己的贵族出身；他会身着骑装到学校出席会议，并向与会者讲述自己人生的三大抱负：做一名出色的情人、一位优秀的骑手，以及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在维也纳（在本书前面提到的维也纳的辉煌时期）读完大学之后，熊彼特成为埃及王妃的经济顾问，继而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随即又回到奥地利任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成立了以社会主义者为核心的政府，他应邀出任财政部长，并制订了一套稳定货币的计划，但他不久就辞职了，并出任一家私人银行的总裁。凡尔赛体系崩溃之后，这家银行破产。最后，熊彼特去了哈佛大学，“在哈佛，他的翩翩风度和每天披在身上的披风很快使他成为校园名人”。[1691]他一生笃信精英，认为精英是“人才中的贵族”。
熊彼特的主要论点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稳定的：对雇员、雇主和顾客来说，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会带来利润，投资也不会带来财富。工人基于商品的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按劳取酬。言外之意，利润只能来自创新，在一定时期内（在竞争对手迎头赶上之前）降低生产成本，用余钱追加投资。这就得出两种结论。第一，资本主义的推动力不是资本家本身，而是企业家，他们发明新技术或新机械，以便生产出更廉价的商品。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才干无法传授、无从继承，他认为，本质上这是一种“资产阶级”活动。他的意思是，在任何城市环境中，人们都会有创新的想法，但是哪些人能够想到新的点子，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想出新点子，又会如何处理这些点子，却是无法预测的。资产阶级的行动并非源于任何理论或哲学，而是源于实用的利己主义。这与马克思的分析完全矛盾。第二，企业家创造的利润是不长久的。[1692]无论哪种创新，最终都会被工商业领域的其他人迎头赶上，最终达到新的稳定。也就是说，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具备周期性繁荣和衰退的特征。[1693]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他的观点与凯恩斯完全相左。熊彼特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经济萧条不可避免，是冷酷而现实的整肃。战争期间，他开始怀疑资本主义是否能够生存。他认为，这种本质上的资产阶级活动会加剧官僚主义，这个世界属于那些衣冠楚楚的人，而不是投机分子。他在经济学领域取得了成功，但在社会学领域却无甚建树。[1694]而且，资本主义在体现竞争社会的同时，也培养了一种近乎独特的批判方法，它最终会否定自身。与此同时（1942年），他认为社会主义会有所作为；不过他认为，社会主义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或斯大林主义，而是温和的、官僚主义的计划经济。[1695]
如果说曼海姆在战后理所当然地支持计划经济，而熊彼特对此的态度是不冷不热，那么第三位奥匈帝国人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则全然反对计划经济。哈耶克于1899年出生于一个科学家家庭，与维特根斯坦是远亲。他在维也纳大学获得两个博士学位，1931年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经济学教授，并于1938年成为英国公民。对于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他同等憎恨。但是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是，对于俄国和德国存在的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最终不会蔓延到英国，甚至是美国这种说法，他不太相信。在《通往奴役之路》（1944，同为乔治·劳德利奇公司出版）中，他反对计划，断然将自由与市场相联系，认为这有助于建立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spontaneous social order）。他批评曼海姆的观点，认为凯恩斯的经济学是一种“实验”，在1944年，这种实验还有待验证；他提醒读者：民主本身不是目的，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方式，一种保障内部和平和个人自由的功利手段”。[1696]他承认市场还不健全，所以不能迷信市场，但是他再次提醒读者，市场和法律法规是同步发展的，部分程度上说，这是对市场缺点的回应：市场和法规二者是启蒙阶段相互交织的成就。[1697]针对曼海姆重视掌握更多社会学知识的观点，他这样回应：市场是“盲目的”，其后果是无法预测的，部分程度上说，这也是市场的意义，是市场对自由的贡献，即所谓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因此，他认为，原则上计划是错误的，而且是不切实际的。哈耶克进而提出三大理由说明计划体制会“使情况糟糕至极”。第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往往能够认清观点，不会人云亦云，也不认可任何阶层的价值观；第二，集权主义者发现，他们更容易吸引轻信的人和温顺的人；第三，相对于正面事项，群体更容易就负面事项达成一致，如仇视外国人或仇视其他阶层。他批评爱德华·霍列特·卡尔等历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把历史当作科学的做法（马克思事实上也是如此）；他也批评科学本身。《科学态度》的作者C. H.沃丁顿曾经预言，科学方法很快会被应用于政治学。[1698]在哈耶克看来，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计划。在资本主义的众多缺点中，他承认需要注意垄断的趋势，但是他又认为社会主义的工会垄断实际上是更大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