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第四位奥匈帝国人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发表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699]波普尔的职业生涯很不寻常。他于1902年出生在维也纳，但年少时体弱多病，1917年，长期患病迫使他离开学校。他接触过社会主义，但深受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影响，还在维也纳听过爱因斯坦讲课。1928年，他完成了哲学博士论文，然后做了社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遗孤服务，此外还做过教师。他渐渐接触到了维也纳学派，特别是赫伯特·费格尔和鲁道夫·卡尔纳普，并开始写作。波普尔先期发表了《知识理论中的两个基本问题》和《科学发现的逻辑》，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两次获邀到英国进行长期巡回演讲。当时，犹太知识分子移民潮已经开始；1936年，莫里茨·石里克被一名纳粹学生暗杀，此时，有犹太血统的波普尔应邀去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任教。波普尔于1937年抵达新西兰，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在这个国度过着平静而相对与世隔绝的生活。在南半球的这段期间，他又发表了两本著作，《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后者收录了有关前一本书的诸多争论。[1700]波普尔与他的维也纳同胞、被流放的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在很多方面观点一致，但是波普尔并不囿于经济学领域，他涉猎的领域十分广泛。
1938年，德国和奥地利合并的消息直接刺激了公众对《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关注。初抵英格兰，波普尔即“心情愉快”，这在相当长时期内令他文思泉涌。波普尔感到，与受到国家社会主义威胁的国家相比，英国是“一个自由传统悠久的国家”，他觉得前者更像原始的封闭社会、原始部落或封地，权力和思想集中于少数领导者甚至是国王之手，对那类国家而言，“仿佛窗户突然被人打开了”。与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样，波普尔深受科学方法的影响，并将其用于政治学。他认为，这会产生两个重要的后果。第一，政治的出路与科学的出路相同：它们“永远只是暂时的，总有改进的余地”。因此，他才提出了历史主义的贫乏，研究历史带给我们的深刻教训，从而找到治理社会的“铁律”。[1701]波普尔认为，历史根本不存在，只存在对历史的解读。第二，他认为社会科学要是有点用处的话，就应“具备预言的能力”。但是，果真如此的话，历史主义就奏效了，人的作用或责任就会减弱，甚至可能消失。在他看来，这是无稽之谈。他排除了“理论史”像理论物理学那样存在的可能性。[1702]因此，波普尔的书中包含了批评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名篇章。（他最初打算为此书起名为“错误的先知：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波普尔认为柏拉图很可能是业已出现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但他是个极端保守主义者，他把国家利益凌驾于其他一切（包括对正义的解读）之上。例如，根据柏拉图的说法，国家卫士（即哲学家）有权利说谎和欺骗，可以“为了国家的利益欺骗敌人或同胞”。[1703]由于蔑视柏拉图，波普尔受到了批评，但是他显然认为柏拉图是个机会主义者，是黑格尔的先驱。他认为，黑格尔的教条主义的辩证观导致了存在的就是好的，从而得出“强权即公理”的结论。[1704]波普尔认为，这不过是对辩证法特点的误读。他说，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试错法，它是一种科学方法，黑格尔认为正命题产生反命题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一观点是浪漫的，却是错误的。他说，随着越来越多的对立面的产生，正命题会自行修正。同样，马克思也是一位错误的先知，因为他坚持社会的全面变革，而波普尔却认为这必然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它不科学，无法检验。他本人认同渐进式变革，这样，每引入一种新的元素都有可能加以检验，看看它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没有改进。[1705]波普尔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目标，例如，他指出，《共产党宣言》中的很多设想已经在西方社会成为现实。但是，他的观点是：这是通过非暴力的渐进式变革达到的。[1706]
与哈耶克一样，波普尔也赞同政权最小化，政权存在的理由是维护正义，即不恃强凌弱。他反对曼海姆，认为计划会使社会更封闭，原因是计划涉及历史主义的方法、整体论的方法和乌托邦式的方法，所有这些都与科学的试错法背道而驰。[1707]这使得波普尔认为民主政府是唯一切实可行的政府形式，因为只有这种政府才会使用科学的试错法，允许社会根据经验修正政治，从而无须流血就达到变革政府的目的。[1708]与哈耶克的作品一样，波普尔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也许不那么独到，其原因恰恰是我们已经视之为理所当然。但在当时，极权主义思想泛滥，人们对股票市场的崩溃和经济萧条的景象还记忆犹新，第一次世界大战还不像今天看来那么遥远，很多人认为历史确实存在某种隐秘的体系（波普尔特别批评了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称其“言之无物”），即历史的轮回特点，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有些东西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都无可避免。波普尔相信，思想关系到人类生活和人类社会；思想能够改变世界；政治哲学需要思考这些新思想，才能持续地改造社会。
奥匈帝国的流亡者相继推出这四本书，这一巧合引人瞩目，但是只要稍加思考，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因为他们看到，战争已经打响，人们不仅为了领土而战，也为了思想和理想而战。这些流亡者都近距离地看到了极权主义和独裁，并且意识到：即使与日本和德国的战争结束了，与斯大林主义的冲突仍将继续。
1941年，当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完成《基督教与社会秩序》时，他还是约克大主教。[1709]到1942年初，此书被收入企鹅特辑时，坦普尔已经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和英格兰教会的负责人了。教会领导较少发表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更不用说政治、自然科学领域的著作了，但是，由于作者的知名度，这本书获得了成功：1942年再版两次，销量很快突破15万本。坦普尔的书充分展示了战争期间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的一个侧面。
这本书的主体部分非常宏观。坦普尔花了一定篇幅说明为什么教会有权“干预”（语出坦普尔）社会问题，因为社会问题必然会产生政治后果，其中有一章提到了教会过去干预社会问题的历史。在论述过程中，他展示了自己丰富的经济学知识，还为《圣经》正典的相应说法提出了新颖有趣的诠释。[1710]通过讨论职场友谊、神的旨意，以及自由的本质等问题，他试图简要说明某些“基督教的社会原理”（Christian Social Principles）。但是，真正引人注意的是坦普尔这本书的附录。坦普尔认为，针对战争结束后的事宜，由英国抛出“官方”看法，这一做法是错误的。他在正文中提到了这个观点。同时又在附录中，提出了具体看法。
首先，他赞同曼海姆的计划观点。在附录的开头，坦普尔这样写道：“没有人会怀疑，我们的战后经济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计划’，格莱斯顿先生认为那是社会主义，并加以谴责。”[1711]在全书的结尾部分，坦普尔列出了管理基督教社会的六大基本原则，并加以说明。第一，人人都应该住得体面，因此，他提出要成立地区住房委员会，由委员过问土地是否用于体面居住的目的。[1712]这些委员将被严格授权，防止土地投机。第二，儿童都应有机会接受教育，直至成年。为此，坦普尔提出将离校年龄从14岁提高到18岁。第三，人人都应有适当的收入，这里，他直接提出凯恩斯主义，为了维持一定数量的公共建设工程，“应该禁止私营企业参与公共建设”，应该按照需求开展公共建设和工程发包。第四，所有公民在其工作的企业或行业内应有发言权。坦普尔主张恢复中世纪的同业协会，在主要经营企业内，工人、管理层和资本家等均有代表列席董事会。第五，全体公民需要适当休息，享受家庭生活，拥有尊严。因此，坦普尔建议一周工作五天，错时休息，以便企业调配。他还提出带薪休假。[1713]最后，他主张礼拜、言论和集会的自由。
最后一条最不出彩。至于其他原则，坦普尔急于表明他并不反对企业，并特地提出“利润”不是什么难听的字眼。他还强调自己注意到计划可能会导致自由的丧失，但是他认为有些自由不值得拥有。例如，他引用数据表明，“新开办的企业有四分之三会在三年内破产清算。说实话，社会只是看似处处有利润，其实应该减少刺激，少开办这类风险企业，因为企业倒闭会带来麻烦，招致真正的不幸”。他认为，应该将一定比率的利润用于“工资均等基金”，他希望将来某天，能通过遗产税的办法，使一代人积累的财富在两代或三代内“萎缩”。在坦普尔看来，钱“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媒介”。他说，生活中最主要的必需品是空气、阳光、土地和水。[1714]人们不会声称拥有前两者，他明确表示相同的原则应该适用后两项资源。坦普尔的书极其畅销，这说明在战争这个突发事件背后，人们广泛关注计划和社会公平。股票市场崩溃、经济萧条，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诸多事件给人们带来了深切的伤痛。这伤痛有多深，由此可见一斑。在某些方面人们对“计划”深恶痛绝，但是另一些方面又觉得计划还欠力度。例如，在英国和美国，很多人暗中钦佩希特勒解决失业问题的做法。经历过经济大萧条之后，很多人觉得，与政治自由相比，失业要严重得多，因此，极权主义的计划，或曰中央领导，也许值得尝试。前面提到过，这种态度也转移到了斯大林的“计划”，因为苏联当时只是一个盟国，所以在战争期间这种“计划”没有受到应有的苛刻审视。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出台了一份文件，它对英国的影响远胜过20世纪的其他任何文件。
1942年11月30日深夜，在金斯威霍尔本英国皇家出版局伦敦总部外面，已经聚集了排队的人群。这种情况可能说是不太寻常。如今很少发生政府出版物热销的情况。但是，第二天早上，当英国皇家出版局开门时，办公室都要被挤破了。当天发行的6万份报告很快销售一空，每份2先令（24旧便士，相当于今天的10便士），这个价格是企鹅出版社平装书的四倍。到当年年底，销量达到10万份。这份报告当然算不上是什么圣诞礼物，因为它的标题实在让人倒胃口：《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然而，通过种种形式，这份报告最终销出60万份，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政府报告。二十年后，丹宁法官就普罗富莫的色情和间谍丑闻撰写的调查报告才终于打破了这一纪录。[1715]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盛况？《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即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它创建了英国的现代福利制度，刺激了战后世界的整体思想环境。这份报告的内容当然很重要，但是这一出版物引发的狂潮还表明，公众关注点发生了转变。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观点并不新鲜。早在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就在德国推行了意外、疾病、养老和残疾保险。奥地利和匈牙利随后跟进。1910和1911年，在韦伯夫妇、萧伯纳、H. G.威尔斯及其他费边主义者的鼓动下，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开始出台有关失业和养老保险的法律。20世纪20年代，在剑桥，经济学家亚瑟·庇古认为，只要总产量没有减少，财富的再分配，即福利经济，是完全可行的，这是与“古典经济学”的第一次决裂。在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随着罗斯福的“新政”的实施，同时也受到凯恩斯理论的影响，约翰·康纳、理查德·伊利和罗伯特·拉福莱特提出了“威斯康星计划”，这个计划在全州范围内提供失业救济金，接着从1935年开始，为老人、穷人和未成年儿童提供基本的联邦支持。[1716]《贝弗里奇报告》内容广泛，而且是在战时提出的，因而也促进了全国范围内民众态度的变化。[1717] 这个报告的出炉似乎很偶然，1941年6月，战时联合重建劳工部长阿瑟·格林伍德邀请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爵士主持一个跨部门的委员会协调社会保险。当时，他们只是希望贝弗里奇整修一下英国社会机器，不过对此深感失望的贝弗里奇（他希望能在战时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很快重新审视当时的局势，并看出时局将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1718]
贝弗里奇很聪明、人脉很广，这些人脉对他日后取得的成就有着重要影响。1879年，贝弗里奇出生于印度，家里有26位仆人，父亲是一名英国法官。他早年就读于切特豪斯学校和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学习数学和古代经典。在贝列尔学院，他受到了导师爱德华·凯尔德的影响。这位导师经常敦促刚出道的毕业生“去研究为什么拥有大量财富的英国却有那么多的贫困人口，以及到底该如何解决贫困问题”。于是，贝弗里奇去了汤恩比馆，后来他说，那里让他明白了贫困的含义，并且“目睹了失业的后果”。[1719]1907年，他访问德国，考察后俾斯麦时代的养老和疾病等强制社会保险制度，回国后，他在《早报》上发表了有关德国情况的几篇文章，引起了温斯顿·丘吉尔的注意，丘吉尔邀请他以全职公务员的身份加入英国贸易部。因此，贝弗里奇在自由党政府制定1911年法律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该法律涉及了养老金、劳工介绍所和法定失业保险计划。丘吉尔本人对社会改革满腔热情，他宣称自由主义是“导致数百万人被遗忘的原因”。[1720]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贝弗里奇担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院长，并使其成为社会科学的强大阵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回到牛津大学，在大学学院担任院长。他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积累了很多社会关系：R. H.托尼是他的舅子，克莱门特·艾德礼和休·道尔顿曾经受聘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此时则在国会和政府工作。他认识丘吉尔、凯恩斯和西伯姆·朗特里，后者于1899年调查了约克郡的贫困状况，协助促成了1911年立法，此后，又于1936年展开跟踪研究，也对贝弗里奇本人发表的那份文件的形成有所贡献。[1721]他在牛津大学时的助手哈罗德·威尔逊后来成了英国首相。[1722]
与格林伍德见面大约一个月后，1941年7月，贝弗里奇向他本人担任主席的委员会提交了《社会保险：总体构想》一文，文中没有提及零碎的细节。贝弗里奇写道，“现在是时候全面考虑社会保险了，这有利于战后建设更美好的新世界。人如果有明确的领域……且没有受到任何既得利益的牵制，现在该如何制订社会保险计划呢？”[1723]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也是战争最黑暗的日子里，贝弗里奇领导的委员会取得了127页书面证据，为了获得证人的证言，召开了50多场会议。但是，尼古拉斯·蒂明斯在谈及福利国家的历史时所提到：“到1941年12月，当贝弗里奇发表《社会保障计划的要点》一文时，只收到一件书面证据；这篇文章包含了一年后面世的那份报告的精髓。”[1724]这份颇具影响力的报告实际上是贝弗里奇独立完成的。他的文章设想了两样东西。国家要有卫生保健服务、儿童补助和失业救济；救济金要有统一的标准，足以维持生活，资金则来源于个人、雇主和国家。贝弗里奇完全反对经济情况调查或浮动计算法等手段，他清楚这些手段解决的问题不如制造的问题多，特别是管理这种复杂制度又会滋生官僚主义。他明白，有人会说，如果福利过高，人们就不会去找工作了，但是他也赞成朗特里新近的研究成果，即工资低是导致大家庭贫困的主要原因。[1725]政府当然不想自找麻烦，这一点贝弗里奇也清楚。他开始暗中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使电台、报界和英国政府等都为他造势，使人们对那份报告的出炉翘首以盼，从而使其成为头等重要的思想和政治事件。
说到该报告的影响力，贝弗里奇可谓是心想事成。这份报告在英国创下的销售数字轰动一时，在国外也广受关注。英国信息部随后对此加以研究，具体情况由BBC于12月1日用21种语言发布。英国的士兵都收到了这份报告，在美国它也十分畅销，财政部因此获得了5000美元的盈利。成捆的报告被空投到法国和其他纳粹占领的欧洲地区，甚至还有两份到达了希特勒位于柏林的地堡，战争结束时有人发现了这两份文件及相关的时评，上面还有“秘密”字样。一份时评认为这份计划是“极其简单的……连贯性制度……与现行的德国社会保险相比，这一计划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更加优越”。[1726]报告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主要有两个原因。贝弗里奇选用的题目平淡无奇，但是内容夺人眼球，其措辞也有别于常见的官方语言或公务员腔调。他写道：“世界历史的革命性时刻指的是革命，而不是修补。”他说，战争“使很多重要制度趋于废止”，从而“为真正的变革提供了契机”，因为“胜利的目的不是要维系旧的世界，而是要创建更美好的新世界”。他说，他针对的是贫困，这也是收入保障或社会保障的全部内容。“但是……贫困只是重建道路上的五大敌人之一，某种程度上也是最易消灭的敌人，其他敌人分别是疾病、无知、道德败坏和懒散。……国家应该提供服务保障和收入保障。国家在建立保障制度时，应提供激励政策，提供机会，促进人们承担责任，在确立国家最低生活标准时，如果个人愿意工作，为自己和家人提供比基本生活标准更好的生活，那么国家应该提供空间，并予以鼓励。”[1727]但是，享有最低生活标准应该是“百姓的权利，为了保障人人都可以自由享受这种最低生活保障，国家不能进行经济情况调查……［这］对于五大恶敌来说，这些动作还远远不够，我们还面临：直接相关的物质贫困；疾病，会导致贫困并带来一连串其他问题；无知，使民众无法享受民主；以及道德败坏和懒散，使人堕落、坐吃山空”。[1728]
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出现一份如此感人的政府报告实属意料之外，也足以振奋人心，但是贝弗里奇似乎本能地意识到，由于生活凄惨、威胁主要来自外部，此时正是从态度上激起变革的好时机，人们应该转而意识到英国社会内部存在危险，在发生了所有这些事情之后，危险依然存在。贝弗里奇比大多数人更明白，20世纪的英国鲜有变化。[1729]贝弗里奇很清楚，大战结束后，英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将会锐减，而且，由于丘吉尔坚持在汇率极高的情况下回到金本位，导致政府大幅削减公共开支，英国社会再度分裂（贾罗的失业率是67%，而海威科姆的失业率则为3%）。[1730]《1944年教育法》（《贝弗里奇计划》的产物）的提出者英国保守党人理查德·奥斯汀·巴特勒后来写道：“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在迪斯累利提出‘两个民族’的说法一个世纪以后，英国的‘两个民族’状态仍然存在。”[1731]贝弗里奇本人承认，贝弗里奇计划的成功也有凯恩斯的功劳，但是英国在社会和思想领域发生的变革远甚于经济领域。1941年，W. H.奥登的朋友查尔斯·马奇麾下民意测验机构的数据表明，16%的英国民众认为战争改变了他们的政治观点。1942年8月，即《贝弗里奇报告》发布四个月前，三分之一的英国民众政治观点发生了变化。[1732]在商品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贝弗里奇报告》使人们看到了希望。[1733]报告发布一个月前，隆美尔在北非战场败退，英国军队收复了托布鲁克，艾森豪威尔率部登陆摩洛哥。为了庆祝胜利，丘吉尔自宣战后首次命令教堂钟声齐鸣（此前教堂的钟悉数封存，以示受到侵略）。
尽管俄国历经“大清洗”运动，斯大林政权却继续获益于其重要的盟国地位。1943年11月，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举行德黑兰会谈，讨论最后阶段的战事，特别是登陆法国的事宜。会上，丘吉尔赠给斯大林一把荣誉之剑——“斯大林格勒之剑”。有些人认为苏联领导人受之有愧，其中包括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和卡尔·波普尔。而乔治·奥威尔在发表另一本小说时所经历的曲折过程更能够说明，在战争时期同盟国对斯大林是何等的姑息。
这部小说名为《动物农场》，副标题为“一则童话故事”，讲述的是一场步入歧途、走向邪恶的革命。故事发生在琼斯先生的农场上，在一头年老的中型白色公猪梅杰的挑拨下，动物们发起了一场叛乱，占领了农场，并赶走了琼斯先生和夫人。其寓意非常明显。老梅杰临死前对其他动物发表演讲，称他们为“同志”。叛乱领导人（包括一头年轻的公猪拿破仑）对这场叛乱加以粉饰，称其为动物主义。1937年，奥威尔作为一名战士参与了西班牙战争，当时他就产生了这篇小说的构思，而且他从不掩饰小说讽刺的对象是斯大林及其党组成员。此书写于1943年末1944年初，在此期间，苏联人最终赶走了德国人，“进军斯大林格勒变成了进军柏林”。[1734]动物农场的革命很快变得乌烟瘴气：猪夺取了大权，只顾自己；一窝小狗渐渐长成邪恶的盖世太保一样的禁卫军；在夜深人静时，有动物修改了早就写在谷仓墙上的动物主义的戒条（“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要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在“两条腿孬！四条腿好！”的口号喊了几个月后，猪最后竟然开始用两条腿走路了！这本书发表于1945年8月，恰在此时，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此书从完成到发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部分原因是在出版本书的过程中奥威尔遇到了麻烦。多家出版商拒绝出版《动物农场》，维克多·戈兰茨是其中之一。在费伯出版社工作的T. S.艾略特也拒绝出版此书。[1735]作为基督徒，艾略特对共产主义没有好感，也不怀疑奥威尔的能力。但是，就拒绝出版《动物农场》这件事，他写道：“我们没把握……是否可以从这个角度批评目前的政治形势。”[1736]一共四家出版社拒绝出版此书，奥威尔开始对出版商的内部审查感到愤怒，打算自谋出版。但是，就在此时沃伯格出版社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不过由于纸张短缺，没能立即出版。[1737]最终这本书问世时，战争刚刚结束，但是原子弹引发的恐慌随之而来。在7月份的波茨坦会议之后，战后世界（冷战）开始了。纳粹集中营的证据逐渐为世人知晓，这些证据足以证明人类自相残杀的行为是多么令人发指。
如果说斯大林可以算作模范政客的话，那么《动物农场》也许也可以算作是童话故事。奥威尔的社会政治目标可能与威廉·坦普尔相似，但是奥威尔更现实；与哈耶克和波普尔一样，奥威尔认为，反对希特勒的战争虽然获胜，但是反对斯大林的战争远未结束；就20世纪的思想和观点而言，反对斯大林的战争更重要，因为一整套的思维方式（自由的想象）都受到了斯大林主义、集体主义和计划的质疑。
直到战争结束，纳粹分子和日本人在战争期间的许多暴行仍然没有得到彻底揭露，黑暗的六年成为尘封的过去。然而，乐观主义者却从这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在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的交战国，包括英帝国控制的边远地区，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没有出现过失业问题。20世纪30年代的灾难已经结束。在最先经历大萧条并受到严重影响的美国，到1944年为止，其失业率也已经降至1.2%。[1738]人们认为这是凯恩斯思想的胜利，不过，凯恩斯的反对者不同意。战时政府到处设立大型公共支出项目（武器制造），这些完全是浪费（不像修路，战后可以继续使用），因而导致巨额赤字。1941年，美国政府负债490亿美元，但到1945年，这一数字已经飙升至2590亿美元。[1739]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凯恩斯已经56岁，尽管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名，但是，事实上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战争爆发后两个月内，他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三篇文章，这些文章旋即被编成一本名为《战争的代价》的小册子出版。（实际上，由于他的一次讲座走漏消息，这些文章最先出现在德国报纸上。[1740]）这一次，凯恩斯的观点主要包含两大要素。他直接指出，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货币，而在于原料：战争的胜负取决于物质资源能否迅速变成轮船、枪炮等。这些原料是有限的，因此，也是可控的。[1741]凯恩斯发现，和平时期的经济和战时经济的差异在于：和平时期，工人将额外收入用于购买自己生产的商品；而在战时，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多余的产出全部归政府所有。凯恩斯的第二个发现是，战争为刺激社会变革提供了良机，国家紧急状态时所需要的“同等付出”可以转化成金融手段，这种金融手段不仅能反映付出平等，还能确保战争结束后拥有更大的平等。反过来，如果广泛宣传，还有助于提高效率。在温斯顿·丘吉尔就任首相后，尽管凯恩斯的观点遭到比弗布鲁克报业的反对，他仍然被任命为两大经济顾问之一（另一位是卡托勋爵）。[1742]凯恩斯不失时机地贯彻自己的思想，虽然这些想法没有全部落实为法律条文，但其影响是深远的：“英国财政部按照凯恩斯原理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743]
美国的情况也很相似。在一些有影响力的领域，很早就有人意识到战时是经典的凯恩斯局势，来自哈佛大学和塔夫茨大学的七位经济学家主张积极扩张公共领域，这样一来美国就可以像英国一样，利用这个机会引进各种经济手段促进战后平等。[1744]国家资源计划委员会（注意该组织名称含有计划的字眼）在“新权利法案”中制定了九条原则，听起来非常像威廉·坦普尔的“基督教六大原则”，《新共和》杂志宣称：“最好还是从一开始就承认，自由资本主义的旧理想已经过时……越来越需要某种计划和管控。”[1745]跟英国的情况一样，美国的凯恩斯拥护者并没有在一切领域获胜；传统的商业利益成功地抗拒了众多的社会平等观念。在惨淡的20世纪30年代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就在于，多数西方民主政府，例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瑞典和南非，都认可保持高水平的就业率是一个国家的当务之急的观点；使他们了解这一点，明白该怎么做，并意识到这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的，正是凯恩斯及其思想。[1746]
如果说凯恩斯在整顿国内经济方面取得了成功，那么在处理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的经历就不那么愉快了。这就是1944年夏天布雷顿森林会议（Bretton Woods）所要解决的问题。[1747]大约750人出席了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怀特山召开的这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定程度上说，两者都源于凯恩斯的思想，不过，美国方面削弱了它们的权力。凯恩斯清楚，战后世界所面临的两个问题中，“只有一个是新问题”。老问题是要防止重现20世纪30年代的竞争性货币贬值，其总体后果就是国际贸易减少，经济萧条加剧。新问题是战后世界将形成两个阵营：债务国（如英国）和债权国（最明显的是美国）。只要这种巨大差异存在，国际贸易的恢复就会受阻，各方都会受到影响。凯恩斯在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需要建立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银行，以便将国内经济原则扩展到国际领域。[1748]世界银行的核心内容是提供贷款（由债权国提供），其办法是，在不会引发其他国家针锋相对的报复行为的前提下，债务国可以改变汇率。这一办法取消了金本位制。[1749]凯恩斯没能左右全局，最终采用的计划是他与美国财政部哈里·迪克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的共同成果。[1750]不过布雷顿森林会议在研究这些问题时，还停留在凯恩斯于两次战争期间培养的学术氛围。这其实不是计划，因为众所周知凯恩斯深信市场，但是他明白世界贸易是相互关联的，要使最多数量的人获得最大的繁荣，必须认识到创造财富需要消费者和生产商，而消费者和生产商其实是同一批人。凯恩斯教导世人，资本主义的合作效果不会逊色于其竞争效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是凯恩斯经济学的鼎盛期。人们把凯恩斯看成“魔法师”。[1751]很多人希望把凯恩斯的原则奉为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另一些人则认同波普尔的观点：如果给经济学披上科学的外衣，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凯恩斯的观点将得到修正，事实也确实如此。凯恩斯在思想领域引发了惊人的变化（不仅在战争期间，而且是终其一生的著述），尽管他晚年受到很多批评，他的理论也被修正，但是多亏了他，今天我们才会如此看待失业，即在一定程度上失业要靠政府控制。但凯恩斯只是一个人而已。虽然有凯恩斯的存在，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人们开始普遍担忧经济状况会迅速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愁云惨雾。[1752]只有W. S.沃伊廷斯基这样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会繁荣，他认为，人们急需消费，工人和技术员在战时一直加班加点地工作，没时间花钱；士兵的存款多年未动，大量的战争债券现在该要赎回了，战时的技术进步以及军工设备很快将转化成和平时期的产品。（沃伊廷斯基预测，有2500亿美元的钱等着用出去。）[1753]事实上，喧嚣之后，形势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虽然美国的失业率并没有回到30年代的高水平，不过也没有维持战时的低水平。相反，美国的失业率在4%至7%之间徘徊“——这么高的失业率确实令人不安，但还不至于令富裕的大多数人感到紧张。”[1754]这种错层社会使经济学家长期感到困惑，尤其是凯恩斯没有预见到这一点。
在美国，虽然来自哈佛大学和塔夫茨大学的众多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想在战后创建更平等的社会，但是战后美国的主要问题不是贫困本身，因为这个国家的就业率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在美国，谈到平等，战争只是突出了美国的传统问题：种族问题。众多黑人参与了欧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战争，既然他们曾经与白人一样冒着生命危险上战场，那么战后为什么他们不能享有平等？
1944年1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明显朝着有利于同盟国的方向发展，有人发布了一份文件，它对美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绝不亚于《贝弗里奇报告》对英国的影响。这是一部耗时六年写就的恢宏巨作，题为《进退维谷的美国：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1755]作者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1898—1987）是位瑞典人，1937年，他被该项目的资助者、卡耐基基金会的主席弗雷德里克·凯佩尔看中，因为人们认为瑞典没有帝国主义传统。这份文件的正文长达1000页，注释达250页，还有10篇附录。与贝弗里奇的独角戏不同，默达尔有许多助手，分别来自芝加哥、霍华德、耶鲁、菲斯克、哥伦比亚等大学。他在序言里列出了大量他曾经请教过的杰出的思想家，其中包括：鲁思·本尼迪克特、弗朗茨·博厄斯、奥托·克兰伯格、罗伯特·林顿、阿什利·蒙塔古、罗伯特·帕克、爱德华·希尔斯。[1756]自从20世纪20年代的洛斯罗普·斯托达德和麦迪逊·格兰特以来，由于纳粹在德国掌权、苏俄发生特罗菲姆·李森科运动，“种族科学”和优生学领域主要转入欧洲。在英国和美国，人们开始反感早期作者所描绘的单纯、直白的真相，甚至开始怀疑种族是否属于科学概念。1939年，美国霍华德大学社会学教授E.弗兰克林·弗雷泽（他从30年代初起就在芝加哥从事相关研究）在《美国的黑人家庭》一书中，记述了黑人家庭普遍存在的瓦解过程。[1757]他认为这简直像是回到了奴隶制时代，主人一时心血来潮，很多夫妻就被迫分离；抑或是回到了奴隶解放的时代，他们的生活发生剧变，进而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稳定。他说，黑人漂泊到城镇也无济于事，反倒强化了社会对黑人的刻板印象：“无能、滥交、有犯罪倾向”。弗雷泽承认，这些刻板印象并非毫无根据，但是他驳斥了其成因。默达尔比弗雷泽更进一步。虽然他同意美国的有些制度比欧洲先进，美国是个更理性、更乐观的国家，不过即使如此，这些先进制度也不足以应对美国普遍存在的状况。他说，美国的困境完全是由白人一手造成的。[1758]美国黑人的生活方式，黑人生存的方方面面，都是受制约的，是对白人世界做出的间接反应；其最重要的后果是，合众国的法律和众多制度孤立了黑人，特别是在政治领域。[1759]
默达尔对上述问题的解决办法和他所做的分析一样，从头到尾都引发争议。他认为，是国会不愿意或者没能力纠正这些错误。[1760]他觉得还需要更多东西，而“这些东西”只能由法院提供。对于业已存在的法典，应该由法院执法，并让世人看到法院为了改善黑人境遇而执法，让白人认清时代变了。与贝弗里奇和曼海姆一样，默达尔意识到，战后没有回头路可走。因此，这位中立的瑞典人告诉美国人，虽然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打破了独裁，挽救了民主，但在国内，美国却又实行十足的种族主义。这一结论没有得到广泛认同，至少没有得到白人的广泛认同，甚至有人认为默达尔的结论过于“阴险”。[1761]另一方面，长远来看，默达尔的论点产生了两种突出的反应。第一，完全如他所说，黑人要诉诸法律，其中最著名的是布朗诉托皮卡地方教育委员会一案（1954），法院一致裁定学校实行种族隔离违反第十四条修正案，这条修正案保证公民平等地受法律保护，因此，学校实行种族隔离违宪。伊凡·汉纳福德曾经称之为“美国历史上联邦最高法院作出的一项最重要的判决”，它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民权运动有着重要影响。
对默达尔的第二种反应则比较个人化。黑人音乐家、小说家拉尔夫·艾里森首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论《进退维谷的美国》：“默达尔没有想到，他认为自己对［黑人］文化所做的表述是反思性的，但这些表述其实恰恰拒绝了他所谓的‘高尚价值观’。”[1762]在某些领域，拒绝“高尚价值观”（不仅仅黑人拒绝）是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思想问题。
22 八月之光
如果说曾经有一个时刻，原子弹不再局限于理论领域，而变成了真实的选项，那么这一时刻发生在英国伯明翰，时间是1940年初的一个晚上。当时闪电战正打得如火如荼，伦敦每晚都实施灯火管制，不许开灯，有时候奥托·弗里希（Otto Frisch）和鲁道夫·派尔斯（Rudolf Peierls）甚至怀疑他们移居英国的决定是否正确。
弗里希是莉泽·迈特纳的侄子，1938年，德奥合并之际，莉泽·迈特纳流亡瑞典，而弗里希与尼尔斯·玻尔一起留在哥本哈根。随着战争的临近，弗里希变得忧心忡忡。如果纳粹侵略丹麦，那么无论他是多重要的科学家，他都很可能被关进集中营。弗里希还是一位颇有成就的钢琴家，此时他最大的安慰就是能够弹奏钢琴。但是，随即，1939年夏，伯明翰大学的物理学教授、腔式磁力计的联合发明家马克·奥利芬特以讨论物理学问题为由邀请弗里希去英国。（1937年，卢瑟福由于术后感染去世，终年56岁。之后，卡文迪许实验室的许多成员就各奔东西了。）弗里希只是稍作收拾，仿佛外出度周末。然而，弗里希一到英国，奥利芬特就明确告知，如果他愿意，可以留下来。奥利芬特教授没有提出什么详尽的计划，但是他比任何人都能看清形势，他意识到，人身安全高于一切。弗里希还在伯明翰时，战争爆发了，他只好留下来。他失去了全部的财产，包括心爱的钢琴。[1763]
此时，派尔斯身在伯明翰，他到那儿已经有好一阵子了。他是一位富有的柏林人，与众多杰出的物理学家一样师出慕尼黑大学的阿诺德·索末菲门下。1933年，派尔斯已经生活在英国，在剑桥大学任洛克菲勒研究员，当时，德国大学的清洗运动已经开始。他有财力留在外面，所以他没回去，并于1940年2月成为英国公民。但是，严格地说，从1939年9月3日起大约五个月的时间里，他和弗里希属于敌对国的侨民。在与奥利芬特对话时，他们假装只谈理论问题，以避开这一“棘手话题”。[1764]
弗里希和派尔斯在伯明翰开展合作之前，关于原子弹的主要争论在于：到底需要多少铀才能“达到临界点”进而引起链式反应（chain reaction），并最终引发爆炸。估计值差距很大，从13吨至44吨，甚至100吨。倘若真是如此，那么原子弹将会因太重无法用飞机运输，而且，即使研制出来，也要花长达六年的时间才能安装好，到那时，战争早就结束了。弗里希和派尔斯漫步在伯明翰黑灯瞎火的街道上，首先领悟到之前的计算可能不够准确。[1765]弗里希算出，铀的实际需要量可能不超过1公斤。派尔斯的计算证实了原子弹的爆炸强度，这意味着他算出了铀膨胀并分离至足以阻断链式反应所需要的时间。派尔斯算出的时间大约为400万分之一秒，其间包括80个中子代（即1变成2再变成4→8→16→32……）。派尔斯发现，80代反应后，温度将达到太阳内部的水平，“压力将大于地球中心，那里的铁会像液体一样流动”。[1766]铀是一种重金属，1公斤铀的体积仅相当于一只高尔夫球。弗里希和派尔斯反复验算，结果还是一样。因为U235在自然界中数量稀少（与U238的比例是1 ∶139），他们大胆地猜想：不需要几年，只要几个月，就可以分离出足够制造和试验原子弹的U235。他们将计算结果交给了奥利芬特，后者与他们一样，立刻意识到他们攻克了一道难题。奥利芬特要求他们准备一份三页纸的报告，随后亲自将其交给了伦敦的亨利·蒂泽德。[1767]奥利芬特独具慧眼，他为弗里希提供了避难所，但他本人也没想到回报会来得如此之快。自从詹姆斯·查德威克于1932年发现中子以来，原子物理学主要关注两件事：深入了解放射性；进一步弄清原子核的结构。1933年，法国的约里奥·居里夫妇有了重大发现，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用钋的α粒子轰击中量元素，发现了人工合成放射性物质的办法。换句话说，他们几乎可以随意改变元素。正如卢瑟福所预见的，这一至关重要的粒子是中子，中子与原子核相互作用，迫使原子核在放射性衰变的过程中释放能量。
也是在1933年，意大利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带着β衰变（beta decay）理论横空出世（不过《自然》杂志曾经拒绝过他的一篇论文）。[1768]这与原子核如何以电子的形式释放能量有关，在这一理论中，费米提出了“弱作用力”的观点。这是一种新型的力，它使自然界中基本力的种类增至四种：万有引力、远距离的电磁力、亚原子层面的强作用力和弱作用力。尽管费米的论文是纯理论性的，却基于广泛的研究，他发现，轻量元素被轰击后，会释放出质子或α粒子，因此变成更轻量的元素；重量元素正好相反。也就是说，重量元素的较强电阻捕获了中子，使自己变重。但是，由于不稳定，又会衰退成大一号原子序数单位的元素。这就产生一种有趣的可能性。铀是当时自然界中已知的最重元素，处于元素周期表的顶端，原子序数为92。如果铀被中子轰击并俘获一个中子，它应产生更重的同位素：U238会变成U239。这就会衰退成一种此前地球上从未见过的崭新元素，原子序数为93。[17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