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时年42岁。他出身一个学术氛围浓郁的宗教家庭，自己还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他走上科学的道路不是因为家庭的支持，而恰恰是由于家庭的反对。在他的教育背景中，他从小就被灌输人文学科是比自然科学更为高级的知识形式。他的表兄、历史学家马克斯·伦茨常常把科学家（Naturforscher）戏称为护林员（Naturförster）。但科学是普朗克的使命，对此他持之以恒，心无旁骛。在不懈的努力下，站在19、20世纪之交的他已经接近了职业生涯的顶峰：头顶普鲁士科学院院士和柏林大学全职教授的头衔。在柏林，他以丰富的奇思妙想而著称，虽然这些构想并不总能成功地付诸实践。[54]
19、20世纪之交的当口，物理学处在令人兴奋的变革之中。原子，一种无形且不可分割的物质，其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18世纪初，艾萨克·牛顿曾将原子设想为微小、坚硬的实心球体。19世纪早期的化学家如约翰·道尔顿等，已经被迫接受了原子是组成元素的最小单位这一概念。这是化学反应的唯一解释，因为在化学反应中，一种物质直接转化为另一种物质，没有任何中间相的存在形式。但到了19、20世纪之交，定义原子的步伐加快了，因为物理学家开始对一种具有革命性的思想展开实验：
物质和能量可能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 （Cavendish Laboratory ）的奠基人、苏格兰物理学家詹姆斯· 克拉克 ·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曾在1873年提出，原子之间的“虚空”充满了电磁场，能量以光速在其中移动。他还表明，光本身也是电磁辐射的一种形式。但即便是他，也将原子设想为固体，因而其本质是机械的。这些发现的重要性超过了自牛顿以来物理学领域取得的所有成果。[55]
1887年，海因里希·赫兹（Heinrich Hertz）发现了电波，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无线电。在接下来的1897年，接替麦克斯韦担任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的J.J.汤姆孙（J. J. Thomson）进行了他著名的阴极射线管实验。管的两端皆由金属板密封，管中的空气被抽出以形成真空。如果随后将金属板连接到电池上并产生电流，人们就能观察到管中的真空空间发出的辉光。[56]此辉光由负极板（阴极）生成，并被正极板（阳极）吸收。[56-0]
发现阴极射线本身就是重大的进步。但这些射线到底是什么呢？一开始，每个人都认为它们是光。然而在1897年的春天，汤姆孙将不同气体泵入射线管内并时而加以磁场包绕。通过系统地控制实验条件，他证明了阴极射线实际上是从阴极喷发并被阳极吸引的微小粒子。他发现粒子的轨迹可以被电场和磁场改变乃至形成曲线。他还发现，该粒子比氢原子还要轻，堪称已知的最小物质存在单元。汤姆孙确凿无疑地发现了物质的一种基本单位。这是人类第一次通过实验建立起物质粒子理论的雏形。[57]
这种粒子，或者说汤姆孙当时所称的“小体”，就是我们今天所知的电子。随着电子的发现，粒子物理学应运而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粒子物理学堪称20世纪最严峻的知识冒险，而这趟旅程也将如我们所见，在原子弹的巨响中达到巅峰。在未来的岁月里，许多其他的物质粒子纷纷被发现，但正是粒子这一概念本身的特殊性最令马克斯·普朗克着迷。粒子为什么会存在？在慕尼黑大学求学时，他的物理学教授曾告诉他物理学已经“非常接近完美”了，但普朗克并不这么认为。[58]他对原子的存在形式首先发难：他质疑牛顿/麦克斯韦构想中原子是微小、坚硬的实心球体这一概念。他提出质疑的一大理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该定律由普朗克在柏林的一位前辈鲁道夫·克劳修斯（Rudolf Clausius）提出。按照普朗克本人所学的知识，经典的热力学第一定律（First Law of Thermodynamics）可以这样解释：设想一位建筑工人将一块很重的石头搬到屋顶。[59]石头将一直维持相应的能量并处于屋顶上，直到将来某一时刻重新落回地面。根据第一定律，能量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然而克劳修斯的第二定律指出，第一定律并没有给出完备的理论。能量的损耗发生在建筑工人费力搬运石头的过程中，以导致工人流汗的热能的形式耗散了。这种损耗的能量被克劳修斯称为“熵”（entropy），它非常重要，因为这种形式的能量虽然并没有从宇宙中消失，但再也无法恢复其原本的形式。克劳修斯因此得出结论，世界（宇宙也是如此）必然总是倾向于增加混乱，随着熵的不断增加，最终油尽灯枯，走向灭亡。这一理念至关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宇宙是一个单向过程：热力学第二定律本质上是对时间的一种数学表达。反过来，它也意味着牛顿/麦克斯韦将原子定义为微小、坚硬的实心球体的概念是错误的，因为“球体”暗示着双向运行的可能性——在这样的系统里时间是可逆的，自然也就没有熵存在的可能了。[60]
1897年，就在汤姆孙发现电子的同一年，普朗克开始了日后将使他扬名立万的实验计划。他将日常生活中两种不同的观察发现结合了起来。首先，自古以来人们就知道，在加热一种物质（比如说铁）时，它首先会发出暗红的光，然后是鲜红色，最后是白色。这是因为中等温度下会激发出波长较长的光，随着温度的升高，波长较短的光随之出现。当材料变得白热化时，所有波长的光都将出现。对于温度更高的物体（比如恒星）的研究表明，在白热化之后的下一阶段里，波长较长的光将消失，导致光的颜色逐渐朝光谱的蓝色端移动。普朗克为此深深着迷，并通过它，与另一个未解之谜，即所谓的黑体问题（black body problem）联系起来。一个完美的黑体能够百分百地吸收所有波长的电磁辐射。这样的物体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但也有类似的物体：比如碳黑能够吸收所有辐射的98%。[61]根据经典物理学，一个黑体应该只能根据其温度发出辐射，而这种辐射应当在每个波长一齐发出。换句话说，它应该只能发出白光。普朗克时代的德国拥有三个完美的黑体，其中两个在柏林。普朗克和他的同事们使用的那个黑体由瓷和铂金制成，位于夏洛腾堡市郊的标准局。[62]实验显示，黑体受热时的现象或多或少类似于铁块受热，首先发出暗红的光，然后是鲜艳的红橙光，最后是白光。为什么会这样呢？
普朗克革命性的思想似乎在1900年10月7日前后第一次萌芽。那一天他给同事海因里希·鲁本斯寄了一张明信片，并在上面勾勒了一个用来解释黑体辐射问题的方程式。[63]普朗克思想的核心是，与通常的看法相反，电磁辐射是不连续的，只能以一定的大小成束发射。牛顿曾认为能量的发射是连续的，但普朗克的观点与之相左。他说，能量的发射就像用软管喷水，每次只能喷出成股的水流。鲁本斯在得知这个想法后与普朗克同样兴奋（而普朗克原本是一个比较淡定的人）。同年12月14日，普朗克在柏林物理学会发表演讲，宣布自己已经构建了完整的理论。[64]该理论的一部22分是关于这种小股能量规模的计算，即普朗克所称的h，也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普朗克常数（Planck's constant）。根据计算，其值为每秒6.55×10—27尔格（尔格是很小的能量单位）。他对黑体辐射的观察结果表述如下：虽然特定颜色的光的能量束是一样的，但比如说红光，其能量束就要小于黄光、绿光或蓝光。当一个物体刚开始受热时，它先发出能量束较小的光。随着受热增加，它就能发出能量束相对较高的光。普朗克将这种非常小的能量束定义为构建整个宇宙的基本且不可分割的组成单位。它之于能量辐射，就像原子之于物质世界。普朗克将其称为“量子”（quantum）。这一发现证明自然并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是以一系列极微小的颠簸方式发生变动。量子物理学的时代已经到来。
然而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弗洛伊德的思想收获了一片反对和嘘声，德弗里斯对孟德尔的重新发现引发了一场雨后春笋般的实验潮，然而普朗克的理论却“不但没有人赞同，也没有人反对”，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学界忽视了。他的问题在于，此前二十年间他所提出的种种指向量子论的理论最后都被证明是错误的。所以当他在柏林物理学会提出这个最新理论时，他得到的是礼貌性的沉默，没人提出任何问题。所以我们甚至不清楚普朗克本人是否足够了解其理论的革命性内涵。直到四年之后，这一重要理论才在另一个人手中绽放出异彩。这个人将掀起属于他自己的革命，而他的名字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1900年10月25日，就在马克斯·普朗克将写有自己重要方程式的明信片寄给海因里希·鲁本斯的几天之后，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搭乘从巴塞罗那开来的列车，抵达在巴黎的奥赛火车站。普朗克和毕加索截然不同。普朗克过着有序而相对平静的生活，传统的观念贯穿始终；至于毕加索，则被他的母亲形容为“一半天使，一半魔鬼”。在学校里他目无纪律，乱涂乱画成性，对自己的目不识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但他是一位艺术奇才，从他的出生地马拉加，到他父亲在科伦纳的艺术学校课堂，到巴塞罗那工艺美术学校，再到因画作《科学与慈善》赢得马德里皇家学院奖学金，毕加索在其艺术道路上一路突飞猛进。但对他以及与他同时代的艺术家来说，巴黎才是宇宙的中心。于是就在19岁生日前夕，他终于来到了这座光明之城。走下列车进入这座新建的奥赛火车站，毕加索语言不通且举目无亲。他在“新赛马场”酒店要了个房间作为落脚点。这家酒店坐落在科兰古大街，周围青楼林立。[65]他先在巴黎左岸的蒙帕那斯租了一间工作室，但很快就搬到了右岸的蒙马特区。
1900年的巴黎到处都是才华横溢的人物。这座城市拥有70份日报和35万盏电气路灯，第一份米其林指南也刚刚问世。它是阿尔弗雷德·雅里的故乡，他的剧作《愚比王》堪称对莎士比亚作品怪诞的模仿，它讲述了一个肥胖的傀儡国王妄图通过大屠杀来占领波兰的故事，就连观看了该剧首演的W. B.叶芝也被震惊了。研究放射现象的居里夫人、象征主义诗人斯特凡·马拉美以及印象派音乐大师克劳德·德彪西都居住于此。这里也是埃里克·萨蒂和他“大胆而不成调的”钢琴小品的港湾。詹姆斯·惠斯勒和奥斯卡·王尔德流亡于此，虽然后者正好在当年去世了。这座城市拥有埃米尔·左拉，发生过德雷福斯事件，而奥古斯特和路易·卢米埃于1895年在里昂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商业电影后，也将新的热潮带到了这座城市。亨利·德·图卢兹—罗特列克常驻在红磨坊表演，莎拉·伯恩哈特则常驻在以她名字命名的剧院，在《哈姆雷特》中反串饰演主角。巴黎还拥有格特鲁德·斯泰因、莫里斯·梅特林克、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伊莎多拉·邓肯和亨利·柏格森。哈佛历史学家罗杰·沙特克在研究中将这一群星云集的时期称为“盛宴之年”，因为巴黎享受着澎湃的热情和生活的乐趣。而毕加索将怎样在这些同时代的先驱者中崭露头角呢？[66]
其实毕加索在不满19岁时就已初露锋芒。他的一幅略带伤感的画作《弥留之际》悬挂在1900年世界博览会的西班牙馆供人参观。这次世博会实际上是为庆祝新世纪的到来而在巴黎大小皇宫举办的世界展览和贸易盛会。[67]那一届世博园占地260英亩，拥有专用电气火车、时速可达5英里的自动人行道和一座有着超过80个轿厢的巨型摩天轮。在特罗卡德罗广场一侧超过一英里的区域内，塞纳河两岸的建筑立面被装扮成了富有异域风情的风格。柬埔寨寺庙、撒马尔罕清真寺和整个非洲的村庄都被一一呈现出来。而在地下，仿制的加利福尼亚金矿和埃及法老陵墓也引人入胜。园区36个售票处以每分钟1000张的速度售票。[68]毕加索的画作虽然后来被颜料覆盖了，但X光和图纸成分检测显示，原作表现的是一位牧师站在一个垂死女孩的床边，一盏灯为整个场景投下一束阴郁的光。该作的主题可能受到毕加索的妹妹孔奇塔去世的影响，其灵感也可能来源于贾科莫·普契尼当时刚上演的歌剧《波希米亚人》。该剧在加泰罗尼亚首府一上演就引起了轰动。《弥留之际》在展馆里悬挂过高，观众无法仔细看清，但根据毕加索所作的一幅速写来看，他和他的朋友们愉快地离开了展馆，说明他对这幅画的影响很满意。[69]
为配合世界博览会的盛况，许多著名的国际学术协会将自己的会议安排在当年的巴黎举办，举办地点就在阿尔玛桥附近专门为此安排的大楼内。当年至少有130场会议在此举行，其中40场为科学会议，包括第十三届国际医学大会、国际哲学大会、国际妇女权益大会以及重要数学家、物理学家和电气工程师的聚会。哲学家试图定义数学的基础（但失败了），伯特兰·罗素在讨论中一败涂地，后来他专门就这一主题与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合著了一本书。数学大会则由来自德国哥廷根的大卫·希尔伯特主宰。他堪称当时德国（也许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数学家。他概述了他所认为的有待20世纪解决的个重大数学问题，[70]即著名的“希尔伯特问题”。虽然他选择这些问题的基础将从根本上受到挑战，但这其中的很多问题都将得到解决。
毕加索并没有花太长时间就征服了巴黎这片艺术和知识的丰饶之海。作为集天使和魔鬼特质于一身的奇才，他必然会在巴黎闯出一片属于他的艺术空间。不久以后，毕加索的画作就将攻击艺术的根基，像物理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新成就对传统智识进行的轰炸一样，以同样的火力攻击传统受众的视觉感官，并提出许多同样具有颠覆性的问题。他的作品探索真实与虚无，潜入外貌的表面之下，探究尚未被理解的自然隐藏结构之间的关联。毕加索关注性焦虑、“原始”心态、弥诺陶洛斯（人身牛头怪物）以及现代知识光芒照耀下的古文明发源地。在他的抽象拼贴画中，工业材料和批量生产材料被赋予意义，旨在产生愉悦感的同时制造同样威力的不安（“一幅画，”他曾说，“就是破坏的总和。”）。如孟德尔、达尔文、弗洛伊德、J. J.汤姆孙和普朗克等人的思想一样，毕加索的作品对人们迄今用来给现实分门别类的范畴提出了挑战。[71]
毕加索的作品以及巴黎博览会的壮丽大观，预告了随着岁月的年轮碾过19世纪进入20 世纪，人类思想上即将发生的改变。需要把握的重点是，首先，19 、20 世纪之交的许多思想具有非凡的互补性，人们乐观且自信地在弗洛伊德所谓的“地下世界”中探索着各学科的基本原理以及它们各自的地位。其次，驱动这种心态的动力，即使源自艺术的体验，也仍然具有科学的精神。令人惊喜的是，新世纪的主心骨已然就位了。
2 思想驿站
1900年的英国是地球上最具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影响力的国家。它在北美洲和中美洲地区占有殖民地，南美的阿根廷也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它。它的殖民统治延及非洲和中东，即使是遥远的澳大拉西亚地区也概莫能外。世界的大部分其他地区都被欧洲列强——法国、葡萄牙、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甚至丹麦瓜分。美国已经在1899年攫取了巴拿马运河，没落的西班牙帝国的殖民地也刚刚落入它的手心。但是，尽管美国对于扩张其影响力的胃口不断增长，思想领域（哲学、艺术和人文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权杖却属于德国，或者更准确地说，属于德语国家。这个简单的事实很重要，因为德国的知识传统与它后来的政治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德国之所以在思想领域一枝独秀，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德国的大学。这些大学为19世纪的化学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也代表着《圣经》学和正统考古学的最前沿，更不用说“哲学博士”（Ph. D.）头衔的最初概念也诞生于德国。另一个原因则是人口：1900年，德语国家拥有33座人口过10万的城市，而城市生活对于思想的碰撞交流与融会贯通起着关键的推动作用。在所有德语城市中，维也纳堪称翘楚。如果说有一个地方最能够代表20世纪之初西欧的思想水平，那这个地方非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莫属。
与其他帝国（如英国或比利时）不同，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奥匈帝国大部分领土位于欧洲境内：包括如今匈牙利的部分地区、波希米亚地区、罗马尼亚、克罗地亚以及现属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海港。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内向型国家。以德语为母语的人们是骄傲的民族，具有高度的历史自觉性，他们的认知也将自己与其他民族区别开来。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一样，这种民族主义给他们的精神生活带来一种特别的风韵，在推动发展的同时也自我限制。维也纳的建筑也对塑造这座城市的独特风格发挥了作用。19世纪下半叶开始，维也纳环城大道完工。这条大道途经一系列文化建筑，如大学、歌剧院和国会大厦等。它横亘在市中心的老城区与外围的郊区之间，从而将城市的精神和文化生活收缩在市中心这一相对狭小而便利的区域内。[72]在这座小小的城中城里，出现了维也纳独有的咖啡馆文化，正是它以非正式的方式标识出维也纳与伦敦、巴黎或柏林等其他大城市的区别。咖啡馆的大理石桌面承载着新思维的交流与碰撞，其平台作用不亚于当时的任何报纸、学术期刊和书籍。这些咖啡馆的起源据说可以追溯到1683年土耳其军队对维也纳的围城战，人们在土耳其人废弃的军营中发现了大量咖啡库存并开始学习享用。且不论这一传说的真假，1900年的维也纳咖啡馆已经演变成宽敞且配套齐全的非正式俱乐部。只需买上一小杯咖啡，你便可以在那里待上一整天，并且每半小时还能享用一杯用银盘呈上来的水。[73]报纸、杂志、台球桌和国际象棋任君免费使用，笔墨和纸张也是如此。老主顾还可以让邮差直接将邮件送到他们钟爱的咖啡馆，有人甚至把晚礼服存放在那里，以省去回家更衣的麻烦。其中一些咖啡馆，如格林斯坦咖啡馆，甚至提供大百科全书和其他参考书籍，供在此工作的作家随时取阅。[74]
格林斯坦等一众咖啡馆的餐桌上争论最多的话题是社会哲学家卡尔·普里布拉姆（Karl Pribram）所谓的两种“世界观”之争。[75]他对这两种世界观的定义是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但这两种观点实际上重复了一对由来已久的对立关系，它源于19世纪初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人与人之间街坊邻里鸡犬相闻的亲密感也因此逐渐变成了都市中“原子式”的孤立个人，虽然疯狂地往来奔忙却无法相互温暖，而这一对立关系也曾引起弗洛伊德的关注。普里布拉姆认为个人主义者笃信启蒙运动所提倡的经验主义，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提出假设并加以验证。而另一方面，普遍主义“先假设永恒存在于精神之外的真理，且这些真理的正确性无法检验……个人主义者发现真理，而普遍主义者体验真理”。[76]对于普里布拉姆来说，维也纳是莱茵河以东唯一真正崇尚个人主义的城市，但即使在这里，由于天主教会依然大权在握，普遍主义也从未消失过。这意味着，从哲学上说，维也纳是一个中途驿站，这里有着许多发展中的思想道路，精神分析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弗洛伊德自认为是科学家，却没有为验证他的观点（如无意识的存在等）提供真正的方法论途径，从而正中怀疑论者的下怀。但弗洛伊德和他的无意识理论并不是唯一的例子。治疗虚无主义（therapeutic nihilism）的教条核心（即社会弊病甚至折磨人体的疾病都无药可救）漠视进步主义，它与经验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科学方法截然相反。在当时的维也纳非常流行的印象派（impressionism）美学也是此观点的一丘之貉。匈牙利艺术史学家阿诺德·豪泽将印象主义的精髓定义为一种“表现城市生活的瞬息万变、紧张节奏以及突然、热烈却总是昙花一现的印象”的城市艺术。[77]这种对幻灭和短暂体验的关切与治疗虚无主义的观点相符，认为世界无法改变，只能顺其自然，袖手旁观。
但有两位年轻人却力图以不同的方式打破这一局面，他们是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和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他们来自一个由放荡不羁的文艺青年组成的团体，被称为“青年维也纳”，常常聚集在格林斯坦咖啡馆。[78]这个团体的成员还包括杰出的记者、散文家及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作家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以及团体领袖、报纸编辑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他主编的《时代报》是当时许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的论坛。而另一份杂志《火炬》也不遑多让。该杂志由这个团体的另一位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主编。相较于传媒方面的成就，他的剧作《人类最后的日子》更为人所知。
阿图尔·施尼茨勒（1862—1931）的职业生涯与弗洛伊德有许多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他也是一名神经科医师并从事神经衰弱症的研究。[79]弗洛伊德师从西奥多·梅涅特，而施尼茨勒则是梅涅特的助手。施尼茨勒的研究兴趣与弗洛伊德所谓的“被低估和备受指责的性欲”非常类似，以至于弗洛伊德将施尼茨勒称为自己的二重身并刻意回避。后来施尼茨勒弃医从文，其文学作品反映了许多精神分析的概念。他的早期作品探索了咖啡馆常客内心的空虚，但真正使他声名远播的还是《古斯特少尉》和《通向野外的道路》这两部作品。[80]《古斯特少尉》是一部持续的内心独白，故事以一个小插曲开篇：一个“粗俗的平民”公然在歌剧院拥挤的衣帽间里触碰了古斯特少尉的佩剑。这个小动作让少尉陷入了困惑的泥沼并不自觉地开始了普鲁斯特式的“意识流”（stream-of-consciousness）独白。在《古斯特少尉》中，施尼茨勒仍然主要立足于一个社会批评家的口吻，但在他提到少尉自以为遗忘的童年时，叙述中却暗含了精神分析的理念。[81]而《通向野外的道路》则更多地探索了个体本能的、非理性的侧面以及他们生活的社会。这本书的戏剧冲突来自对几位犹太角色受阻或受挫的职业生涯的审视。施尼茨勒控诉反犹主义，不单是因为它是错误的。作为一种新的狭隘文化的象征，反犹主义产生于衰败的唯美主义和大众社会的到来。它与“已沦为操纵大众意志的戏剧”的议会一道，彻底钳制了人的本能，并在小说中压倒了由众多犹太角色代表的“有目的、道德而科学的”文化。施尼茨勒的目的是突出“犹太问题”无法解决的难点以及艺术和科学之间的两难选择。[82]然而，不论艺术或科学都令他失望，“因为唯美主义前途渺茫，而科学则不能为自我提供任何意义”。[83]
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比施尼茨勒更进一步。他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从小就鼓励甚至期望他成为一个唯美主义者。老霍夫曼斯塔尔在他年幼的时候就把他带到了格林斯坦咖啡馆，而巴尔领导下的社团也成为培养这个早熟的青年才俊的温床。霍夫曼斯塔尔写作生涯的早期作品被誉为“德国诗歌史上最优美的成就”，但他从未对这样的审美态度感到满意。[84]他创作于1900年之前的两部最著名的诗歌《提香之死》和《傻子与死神》都质疑了艺术作为社会价值之基础的资格。[85]对霍夫曼斯塔尔而言，问题在于虽然艺术可以给美的创造者带来自我实现，却未必能给不具有创造才能的社会大众带来同样的感受。他说：
如果圣化不从外部降临，
我们的当下将空洞而凄凉。[86]
霍夫曼斯塔尔的观点在诗作《古花瓶上的田园诗》中表现得最为明确。该诗讲述了一个古希腊花瓶画家之女的故事。她有一个当铁匠的丈夫，过着安逸的生活，但她心中感到不满。她觉得自己的生活缺乏成就感。她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想起父亲在花瓶上绘出的神话图案。那些图画表现出众神的英雄壮举，而那样壮丽的人生才是她的心之所向。最终随着一位半人马的出现，霍夫曼斯塔尔让她梦想成真。她为自身命运的转机而欢欣鼓舞，立刻想要抛弃她过去的生活，与半人马一起远走高飞。但可惜的是，她的丈夫不这么想。如果他不能拥有她，那么别人也休想。于是他用长矛杀死了她。[87]总之，虽然这个故事听上去很残酷，但霍夫曼斯塔尔的观点毫不含糊：美本身是矛盾的，可以变得危险甚至可怕。本能的生活往往顺其自然，但自有其吸引力。无论它的表达对自我实现有多么至关重要，本能的生活仍然是危险的定时炸弹。换言之，美学从来都不是独立而被动的：它意味着判断和行动。
霍夫曼斯塔尔也指出了科学观念对维也纳老旧的审美文化的侵蚀。“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他在1905年写道，“是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它只能在松动中栖身。”他进一步说：“其他年代的人所笃信的稳定其实都在松动。”[88]对于麦克斯韦和普朗克的发现给经典的牛顿世界带来的松动，能有什么更好的描述吗？“一切都分为许多部分，”霍夫曼斯塔尔写道，“每个部分进一步分为许多部分，再也没有什么概念能归纳这一切了。”[89]和施尼茨勒一样，霍夫曼斯塔尔为奥匈帝国的政治发展，尤其对反犹主义的滋长感到不安。对他来说，这种非理性思想的蔓延部分是因为科学导致了人们对现实理解的改变。新思想是如此令人不安，以至于促进了大规模反动的非理性主义的发展。至少可以这样说，虽然他的个人反应颇具特色，但也有其自身的逻辑。于是在风华正茂的26岁，他放弃了诗歌创作，转向了他认为更能应对时代挑战的戏剧。施尼茨勒指出，政治已经成为一出操纵大众意志的戏剧，而霍夫曼斯塔尔认为，真正的戏剧对于抵消政治的恶果非常必要。[90]他的戏剧作品，从《福图纳图斯和他的儿子们》和《坎道勒斯王》，到他为理查德·施特劳斯创作的歌剧剧本，都将政治领导当作一种艺术形式，并提出了君主制国王应当保留的美学观点。这些观点可以提供秩序的依据，而践行这样的观点则有助于控制非理性的思想。不过，霍夫曼斯塔尔说，也必须为非理性提供一个出口，而他的解决方案是“整体的仪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中不会有人感到被排斥。他的剧作就是对创建这种仪式的尝试。这些作品将个体心理学与群体心理学相结合，形成了预示着弗洛伊德后期理论的心理剧。[91]于是，施尼茨勒止步于做维也纳社会的观察者，只是优雅地诊断出其不足之处，而霍夫曼斯塔尔则拒绝接受这种治疗的虚无主义，并为自己赋予了更为直接的作用，试图改变社会。正如他发人深省的论述所言，艺术已成为“国家的精神空间”。[92]霍夫曼斯塔尔总是希望自己关于国王的作品能帮助维也纳推举出一位杰出的领袖，从而能够为民众指引道德的方向，指明前进的道路。“将所有零碎的表象归于一统，将杂乱的事件融合为‘一个崭新的德国式现实’。”他的愿望不可思议地与最终的现实非常相近。他希望的领导者是一个“带有篡位者烙印的天才”，“真正的日耳曼人和纯粹的人”，一个“先知”、“诗人”、“导师”、“魅惑者”和“色情的梦想家”。[93]霍夫曼斯塔尔的王权美学与弗洛伊德关于男性统治的主张不谋而合，也与詹姆斯·弗雷泽爵士的人类学发现以及尼采和达尔文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霍夫曼斯塔尔非常热衷于协调艺术的可能性，他认为这有助于对抗科学的破坏性影响。
在当时，没有人可以预见霍夫曼斯塔尔的美学观点将为20世纪一轮更大规模的非理性思潮在德国的泛滥铺平道路。但面对由科学发现引起的变化，霍夫曼斯塔尔以王权美学和“整体的仪式”作为回应，而弗朗茨·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1838—1917）的回应则是他的新哲学。布伦塔诺是一个受欢迎的人，他的演讲堪称传奇，以至于学生们（其中包括弗洛伊德和托马斯·马萨里克）将过道和教室门口挤得水泄不通。有着一副雕塑般外表（他看上去像一位教堂的主教）的布伦塔诺是一位狂热但心不在焉的棋手（他很少下赢，因为他喜欢试验各种走法并观察它们的结果），也是诗人、手艺精湛的厨师和木匠。他经常在多瑙河里游泳，还出版过一本关于谜语的畅销书。他的朋友包括西奥多·梅涅特、西奥多·贡珀茨和约瑟夫·布罗伊尔，后者曾是他的医生。[94]他注定要担任神职，却于1873年离开了教会，并随后娶了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犹太富婆（这也使得有传言讥讽他是傍大款界的偶像）。[95]
布伦塔诺的主要兴趣是尽可能以科学的方式证明上帝的存在。他的科学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科学，采用历史分析的形式。对于布伦塔诺来说，哲学是周期性循环的。据他介绍，截至当时，历史上已经出现了三个周期（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各分为四个阶段：求知、实践、怀疑主义和神秘主义。如下表所示。[96]
这种分析方法使布伦塔诺成了思想史上典型的过渡人物。经过二十年的探索和演讲，他的科学使他断定，确实存在着“一个永恒的、创造性的和持续的原则”，他将这一原则称为“理解力”。[97]同时，他关于哲学周期性循环的观点也使他怀疑科学的进步主义。从今天看来，布伦塔诺的主要贡献是他试图将更严谨的思想内容加入对上帝的考量中。尽管他力图将科学与宗教相结合的尝试备受推崇，但是许多和他同时代的人也认为，从一开始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尽管如此，布伦塔诺的理论也的确激发了另外两个哲学分支，而这两个哲学分支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里也颇具影响。它们就是埃德蒙·胡塞尔的现象学和克里斯蒂安·冯·埃伦费尔斯的格式塔理论。
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与弗洛伊德同年出生，并与弗洛伊德和孟德尔同样出生于摩拉维亚。胡塞尔和弗洛伊德一样也是犹太人，但他的教育背景更加国际化，曾在柏林、莱比锡和维也纳等地求学。[98]他起初爱好数学和逻辑学，但逐渐发现自己被心理学所吸引。在当时，心理学通常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但由于科学的不断进步，心理学得以快速成长为独立的学科。胡塞尔最关心的问题是意识和逻辑之间的联系。简单地说，他所追求的基本问题是这样的：逻辑究竟是大千世界中的客观存在，还是需要在一些基本原理上依附于心灵而存在？现象的逻辑基础是什么？在这里，数学进入了舞台中央，因为数字及数字运算（加法、减法等）是逻辑运算最明显的例子。那么数字究竟是客观存在，还是只是一种思维活动？布伦塔诺曾声称，在某种程度上思维“意味着”数字，如果是这样，那么思维就影响了数字的逻辑和客观状态。思维本身也带来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思维有没有“意味着”思维本身呢？如果思维创造了自身，那么这会对思维自身的逻辑和客观状态产生怎样的影响？[99]
胡塞尔就此撰写的巨著《逻辑研究》于1900 年（第一卷）和1901 年（第二卷）出版，忙于作品创作的他也因此缺席了1900 年巴黎博览会的世界数学大会。胡塞尔的观点是，哲学的任务是描述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世界。而他对上述理论之争的贡献，以及对西方哲学的贡献，便是“先验现象学”（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的概念。在其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意向对象/意向作用 （noema/noesis ）二分法。[100] 他认为意向对象本身是一个永恒的自在命题，而且是正确而完全的终结。比如，不管人们是否想到上帝，都可以说上帝是存在的。相反，意向作用则是更加具有心理学意义的概念——这在本质上与布伦塔诺在解释思维“意味着”某物体时的意思是一样的。胡塞尔认为意向对象和意向作用都存在于意识中，而他的突破在于提出意向作用也是一种意向对象，即意向作用存在于自身，也因自身而存在。[101]很多人觉得这种二分法非常费解，胡塞尔发明的那些更复杂的新词也无法帮助人们理解他的理念（他去世时有超过四万页的手稿存放在鲁汶大学图书馆，其中大部分是从未公之于世也从未有人研究过的）。[102]胡塞尔认为自己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布伦塔诺过渡思想的传统下，胡塞尔相信自己已经建立了“一门独立于所有心理和事实科学的理论科学”。[103]在英语世界中很少有人会同意，或者能够理解，怎么可能有一门独立于事实科学的理论科学。但是胡塞尔在今天已被尊为20世纪西方哲学大陆学派的鼻祖，该学派的成员包括马丁·海德格尔、让—保罗·萨特和尤尔根·哈贝马斯。他们与伯特兰·罗素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创立的“分析学派”分庭抗礼，后者在北美和英国影响较大。[104]
布伦塔诺的另一位著名继承者是格式塔（Gestalt）哲学和心理学之父克里斯蒂安·冯·埃伦费尔斯（Christian von Ehrenfels，1859—1932）。埃伦费尔斯家境富裕，曾在奥地利继承了一座豪宅，但为了将时间和精力投入知识和文学活动中，他不惜将房产过继给他的弟弟。[105]1897年他接受了布拉格大学哲学教授的职位。在这里，从恩斯特·马赫的观察（即圆环的大小和颜色可以“在不减损其圆度的情况下”发生改变）开始，埃伦费尔斯改良了布伦塔诺的观点，认为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格式塔质的倾向”，也就是说，自然界中存在着一定的“整体”，供思想和神经系统预先体验。（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这样一种视错觉：一张图片的白色部分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烛台，其黑色部分可以被看作是两个相对而坐的女性轮廓。）格式塔理论在德国的心理学界风靡一时，虽然它本身是行不通的，但它确实为“铭印”理论埋下了伏笔。该理论认为婴儿在其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会准备好感知某些特定的形式。[106]这一思想在20世纪中叶达到鼎盛，受到德国和荷兰的生物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的广泛普及。
所有这些维也纳的例子（施尼茨勒、霍夫曼斯塔尔、布伦塔诺、胡塞尔和埃伦费尔斯）都专注于科学的最新发现，不论这些发现是无意识、基本粒子（以及基本粒子之间令人不安的虚空）、格式塔、熵或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如果说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哲学家的观念显得非常过时和不合逻辑，那么还需要补充的是，这些理念只占当时维也纳思想领域全貌的一半。在当时的维也纳，还流传着很多非常合理但事实上非常直白的唯科学主义观念，今天看来也非常古怪。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奥托·魏宁格 （Otto Weininger，1880—1903）臭名昭著的理论。[107]魏宁格的父亲是一个持反犹主义观念的犹太金匠，而他自己则混成了一个任性霸道的咖啡馆花花公子。[108]他甚至比霍夫曼斯塔尔更早熟，在大学期间就自学了八种语言并公开发表了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在他的编辑将文章标题改为《性与性格》之后，论文于1903年出版并掀起了轩然大波。这是一本饱含狂热的反犹主义和放肆的女性歧视论的书。曾有人认为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可以用男性和女性的“原生质”来解释，而魏宁格则将这一理论变本加厉，认为每个人的每一个细胞都具有性欲。如果说胡塞尔为自己的想法创造了若干新词，那么魏宁格就创造了一整本字典。比如“种质”，他定义为性别未分化的组织；男性组织称为雄质，而女性组织则为雌质。运用复杂的算法，魏宁格认为不同比例的雄质和雌质可以组成不同种类的事物，如天才、卖淫和记忆，等等。魏宁格还认为，所有彪炳史册的重大成就都要归功于男性主义，比如所有的艺术、文学和法律制度。而另一方面，女性主义则具有太多的消极因素。他断言，犹太种族身上汇集了所有这些消极因素。雅利安种族是男性主义和强大组织原则的化身，而犹太种族则体现了“女性混沌主义的虚无”。[109]尽管他的书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但其声望没有平复魏宁格躁动不安的灵魂。那年晚些时候，他在维也纳，在贝多芬去世的房子里租了一个房间，并开枪自杀，时年23岁。
还有一位在学术上更有造诣，对性的研究同样入迷的科学家，他是天主教精神病学家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他的成名源自出版于1886年的拉丁文著作，题为《性精神病态：法医临床研究》。这本书一上市便大受欢迎，此后被翻译成七种语言。其中大多数临床法医的历史案例都来自法庭记录，并试图将性精神病理学与婚后的生活、艺术的主题，或有组织的宗教结构联系起来。[110]作为一名天主教徒，克拉夫特—埃宾为性设定了严格的底线，认为性的唯一功能是在婚姻制度内繁衍后代。而他的文字也相应反对了许多他眼中的“性变态”。而其中最臭名昭著的“越轨之举”，也是使他的研究背负恶名的原因，是他所创造的“受虐倾向”（masochism）一词。这个词来自利奥波德·冯·萨克—马索克的长篇和中篇小说，这位作家是格拉茨一位督察的儿子。在他最直率的作品《穿裘皮的维纳斯》中，萨克—马索克描述了自己与男爵夫人范妮·皮斯托在维也纳巴登的一段风流韵事，在此过程中他“签署了一份为期六个月的合同，其间甘愿做她的性奴”。萨克—马索克后来离开了奥地利（也离开了他的妻子），前往巴黎探索类似的关系。[111]
《性精神病态》清楚地预示了精神分析的某些方面。克拉夫特—埃宾承认，性就像宗教一样，能够在艺术中得到升华——这两者都具有“点燃想象力”的能量。“还有什么其他的事物能作为诗歌的造型艺术的基础呢？只有从（感性的）爱欲中生发出温暖的想象，才能激发创造的思维，点燃感性的火烛，保留艺术的光芒与热情。”[112]对于克拉夫特—埃宾而言，宗教中的性（因此也包括婚姻中的性）提供了“从屈服中得到极度欢乐”的可能性，而他认为，正是这种过程的变态形式造就了受虐倾向的病理、病因所在。克拉夫特—埃宾的观点相较弗洛伊德更具有过渡思想的特点，但对于一个尽力想要消除科学对宗教之威胁的社会来说，任何理论，只要涉及信仰的病理学基础及其后果，都必然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当这一理论涉及性的时候。鉴于这些理论，当弗洛伊德的观点出现时，克拉夫特—埃宾本来可能会更加赞同，但他永远无法释怀幼稚性欲这一有争议的概念。这也使他成了弗洛伊德最响亮的批评者之一。
维也纳的标志性建筑群非环城大道莫属。从19世纪中叶开始，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下令拆除老城区的城墙，清理出大片空间，用一个巨大的环形结构围绕市中心。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间，十二座重要的建筑物在这片环形区域内拔地而起，其中包括歌剧院、国会大厦、市政厅、维也纳大学的部分校区以及一座恢宏的教堂。这些建筑大多数都配以精巧的石雕装饰，而正是这种奢华的装饰激起了思想者的反应，首先是奥托·瓦格纳，然后是阿道夫·洛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