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出所谓的“超铀”（transuranic）元素还有一段光景，但是当它成为现实时，费米因此获得了193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费米获悉自己获得最高荣誉的那天，实在是刺激神经的一天。首先，当天早上他接到了本地话务员的电话，通知他们晚上六点等候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话。费米及其家人认为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奖项，一整天都神不守舍，晚上六点电话铃一响，费米就冲过去听电话；但那个电话不是斯德哥尔摩打来的，而是一个朋友打听他们对新闻的看法。[1770]费米一家一直焦急地等候电话，竟然忘了听收音机。此时他们才打开收音机。一位朋友后来讲述了费米一家听到的内容：“播音员以生硬、有力而无情的口气播送……那些种族法案。当天发布的法案对［意大利］犹太人的活动和公民身份作出诸多限制。犹太人子女不得入读公立学校；犹太人教师被解雇；犹太人律师、医生和其他职业都只能为犹太人服务；许多犹太人公司被解散。……犹太人完全被剥夺了公民权利，护照也被撤销。”[1771]
费米的太太劳拉·费米是犹太人。
这还不是唯一的一条新闻。前天晚上，德国的反犹主义运动全面爆发：全国暴徒放火烧毁犹太人教堂，许多犹太人全家都被赶到大街上，遭受殴打。暴徒捣毁了数以千计的犹太人企业和商店，砸碎玻璃。那便是臭名昭著的“碎玻璃之夜”。
斯德哥尔摩的电话终于接通了。“由于发现了属于全人类的新放射性物质以及在此过程中还发现了慢中子的选择能力”，恩里科被授予诺贝尔奖。这一提法是偶然的吗？或者这是瑞典式的讽刺？
直到此刻，尽管些许物理学家谈论过“核能”，但其实他们多数人并没有真正想过它会成为现实。物理学的魅力是无穷尽的，但它只是对自然的基本解释，而非其他东西。1933年，欧内斯特·卢瑟福作了一次公开讲演，他特别提到，尽管最近的发现很令人激动，但是“世人并不指望它得到实际应用，它不是什么新能源，并不是人们曾经寄予厚望的原子力”。[1772]
但是，奥托·哈恩（Otto Hahn）在柏林发现了任何一位科学家都可能发现却实际上错过的东西。铀的更为常见的同位素U238，它的原子核由92个质子和146个中子组成。如果中子轰击能够产生新的超铀元素，那么这种元素不仅会有不同的重量，而且还会有不同的化学特性。[1773]因此他开始研究这些新的化学特性，但是他总是觉得，如果中子没有被俘获，而是从核中击出粒子，那么他应该会发现镭。一个铀原子失去两个α粒子（氦的原子核，每个氦核的原子量为4）就会变成镭，R230。但他没有发现镭，也没有发现任何新元素。经过反复实验，他发现了钡。钡轻得多，它由56个质子和82个中子构成，总重量为138，比铀的238低得多。这说不通。哈恩非常疑惑，因此，他将这一结果告诉了莉泽·迈特纳（Lise Meitner）。哈恩和迈特纳一直关系很好，因为她是犹太人，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他一直设法护她。她虽是犹太人却一直被雇用，严格地说，是因为她是奥地利人，所以，种族歧视的法律不适用于她。但是1938年3月，德奥合并了，奥地利成为德国的一部分，迈特纳无法再受到保护，被迫逃亡瑞典的哥德堡。就在1938年圣诞节前夕，哈恩写信给她，述说了这一不寻常的实验结果。[1774]
巧的是，那个圣诞节，迈特纳的侄子奥托·弗里希来看她，当时他正与玻尔一起在哥本哈根。彼时，他们都在流亡中，见到对方非常高兴，然后他们去附近白雪皑皑的树林里滑雪。迈特纳向侄子提到了哈恩的信，两人一边散步一边反复思考钡的问题。[1775]他们开始考虑如何解释哈恩遇到的难题，并提到了玻尔的理论，即原子核就像一滴水，分子由于相互吸引而聚在一起，原子核则由于其成分的核力而构成一个整体。如前所述，在此之前，物理学家一直认为，如果原子核受到轰击，它会很稳定，至多击出奇粒子。[1776]而今，迈特纳和弗里希围着哥德堡树林里一棵被伐倒的树，思考铀原子核会不会在其他层面与水滴相像。[1777]特别是，他们认为，有可能原子核不会被中子击碎，而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裂为两半。他们在树林里边滑雪边交谈，持续了三个小时。天气很冷，但是在回家前，他们就地计算。计算显示，如果如他们所想，铀发生裂变，就可能会产生钡（56个质子）和氪（36）—56+36=92。他们是对的，当弗里希将计算结果告诉玻尔时，他立刻明白了。“啊，我们简直是傻瓜，”他叫了起来，“绝对是这样。”[1778]但是事情还没有完。当这条消息传遍世界时，人们意识到，原子核发生裂变将释放能量，即热量。如果这种能量以中子的形式存在，并且数量足够，那么链式反应，也就是原子弹的制造，就真有可能实现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要实现它并非易事。铀十分稳定，其半衰期为45亿年；理查德·罗蒂冷冰冰地评论道，如果它能释放激起链式反应的能量，几乎没有哪个实验室能侥幸存活下来给世人讲述这个故事。但是玻尔抓住了要点，即常见的同位素U238是稳定的，但是另一种不太常见的U235则较易发生裂变（nuclear fission，这个全新的说法可以解释哈恩的观察结果以及迈特纳和弗里希最初的理解）。将两种数量的U235放在一起，形成临界物质量，就能获得原子弹。但是到底需要多少U235呢？
还是1939年初，这一窘境遭遇了更多的讽刺。希特勒加紧侵略的步伐，有识之士眼见战争就要爆发。但是，严格地说，世界还处于和平状态。哈恩/迈特纳/弗里希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在《自然》杂志上，因此，纳粹德国、苏俄、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物理学家都看到了。[1779]现在，物理学家面临三个问题。链式反应的可能性有多大？这要看裂变时释放出多大能量。如何从U238中分离出U235？需要多长时间？第三个问题最具戏剧性。其原因是，即使在1939年9月欧洲爆发战争后，各国都迫切地想要制造原子弹，但是拥有最丰富的资源、并且已经成为许多流亡学者新家的美国却是一个非交战国。怎么说服美国采取行动呢？1939年夏，几位英国物理学家建议政府向比属刚果购买铀，以免其他人先下手。[1780]在美国，三个匈牙利难民利奥·西拉德、尤金·魏格纳和爱德华·泰勒也有相同的想法。由于爱因斯坦认识瑞典女王，他们去见了爱因斯坦，希望他请女王从中斡旋。[1781]不过最终他们还是决定与罗斯福接触，并且认为爱因斯坦很有名，罗斯福会听他的意见。[1782]中间人花了六周的时间才见到总统，即使如此，事情仍然毫无进展。但是在弗里希和派尔斯仔细计算并写出了三页纸的论文之后，事情变得有眉目了。此时，约里奥·居里夫妇写出了另一篇重要论文，即U235原子每被轰击一次，平均释放3.5个中子。这个数据是派尔斯原先预想的两倍。[1783]
1940年4月，亨利·蒂泽德召集了一个委员会小组，首次在皇家学会的办公室开会，研究了弗里希—派尔斯的报告，最终得出结论：制造原子弹并对战争施加影响的时机已经成熟，从那以后，研制原子弹就成了英国的一项政策。说服美国加入这一项目的任务则落到了马克·奥利芬特（弗里希和派尔斯在伯明翰大学的教授）肩上。受战争所累，英国没有资金实施这么大的项目，而且，无论多么隐秘，任何地点都可能遭到轰炸。[1784]美国成立了“铀委员会”，其主席是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双博士工程师范内瓦·布什。奥利芬特和约翰·考克饶夫来到美国，劝说布什向罗斯福报告事情的迫切程度。罗斯福不想让美国参与原子弹的研制，但是他认同研究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于是，在没有告知国会的情况下，罗斯福为“这个不寻常的目的”所需要的资金找到了“特殊的渠道”。[1785]
当布什着手调查英国的研究成果时，尼尔斯·玻尔以前的学生，“测不准原理”的创立者沃纳·海森堡到哥本哈根拜访了尼尔斯·玻尔。1940年4月，纳粹德国入侵丹麦。玻尔拒绝了美国使馆将其安全送抵美国的保证，而是竭尽所能保护了更多的青年犹太学者。一番详谈之后，玻尔和海森堡到嘉士伯厂区附近的哥本哈根啤酒厂散步。海森堡是莱比锡德国原子弹计划的负责人之一，在那次散步中，他谈到了原子能的军事应用前景。[1786]海森堡知道玻尔刚刚去过美国，也知道他清楚自己去过美国一事。在会谈中，海森堡向玻尔透露了他计划建造的反应堆的示意图。事后看来，这次会谈莫名其妙，又很戏剧化。是因为海森堡痛恨纳粹，才让玻尔知道德国人的进展？或者如玻尔事后所想，他只是利用那张图诱使玻尔告诉他美国和英国取得的进展？这次会谈的真正原因无从确定，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其戏剧性丝毫没有减弱。[1787]
在总统与布什谈话大约几星期后，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出炉了，1941年12月6日（星期六），布什在华盛顿主持会议并对此进行了讨论。这份报告的结论是，原子弹的制造是可能的，并且这项工作应该尽快推进。至此，美国科学家已经成功地研制了两种“超铀”元素，即镎和钚，它们是不稳定的。特别是钚似乎颇具潜力，可以用作U235链式反应中子的替代原料。布什领导的小组委员会还确定了美国哪些机构分别研究以不同的方法分离同位素——采用电磁法或离心机。委员会小组解决了这个问题后，大约在午餐时间散会，众多与会人员同意两周后再次会面。就在第二天早晨，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美国和英国一样，也处于交战状态了。正如理查德·罗兹所说，美国情况紧急。[1788]
1942年最初几个月，科学家主要在研究采取哪种方法分离U235最有效。这年夏天，理论物理学家在伯克利召集了一次特殊的研究会，现在称为“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们认为铀的需要量大大多于先前的估算值，不过相应的原子弹威力将会更强。布什意识到，仅靠大城市的大学物理系已经远远不够，必须有一个秘密的独立地点专门用于原子弹的实际研制。
在华盛顿特区众议院办公楼的走廊上，陆军工兵部队的指挥官莱斯利·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上校受命寻找合适的地点，他因此气急败坏。这个任务意味着他得留在华盛顿，战事正酣，他一心想去国外，而他却接到了一桩“文”差。[1789]但是当他得知如果接受这一任务，可以晋升为陆军准将时，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立刻明白如果能造出原子弹，将对战争起决定性作用，那么他所发挥的作用将远胜接受任何海外任务。于是他接受了挑战，立刻动身去巡视这个项目的实验室。回到华盛顿后，他派约翰·达德利（John Dudley）少校寻找地址，起初称为Y场地。达德利接到的命令非常明确：Y场地要能容纳265人，要在密西西比河以西，距离墨西哥或加拿大边境至少200英里，场地上面具备一些建筑物，地形呈自然的碗形盆地。达德利首先想到了犹他州的橡木城，但是，这个地点会涉及太多人的迁移问题。然后他想到了新墨西哥州的赫梅兹斯普林斯，但其峡谷太窄。不过，在峡谷上方的平顶山上，一所男校所处的位置似乎很理想。那就是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1790]
当洛斯阿拉莫斯在进行初步改造时，恩里科·费米正在芝加哥（他于1938年移民）一个废弃的壁球场朝着核时代迈出第一步。此时，不再有人怀疑能否制出原子弹，但是还必须证实利奥·西拉德对核链式反应的最初设想。因此，1942年11月，费米一直在那个壁球场装配他所谓的“反应堆”，内有6吨铀、50吨二氧化铀和40吨石墨块。这些材料被建成一个共57层的球形结构，总计大约24英尺宽，高度相当，几乎把整个壁球场塞得满满当当，费米和他的同事只好把观赛走廊用作办公室。
12月2日实验当天，天气寒冷，气温在零度以下。[1791]那天的早间新闻报道说，欧洲大约200万犹太人死亡，还有数百万犹太人处境危险。费米身穿灰色的实验外套，和同事聚集在壁球场的观赛走廊，吩咐“马上用石墨掺黑”。[1792]观赛走廊里满是各种机器和装置，以便测量中子放射，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就将安全杆丢入反应堆中（这些安全杆会迅速吸收中子、终止反应）。实验的关键部分大约从10点开始，逐步抽出镉吸收杆，每次抽出六英寸。每抽出一次，中子记录仪发出的点击声就逐渐变强，随后逐渐恢复平稳，同步而精准。这个过程从上午持续到下午过半，中间由于午饭稍作停顿。3点45分，费米命令抽出镉吸收杆，使反应堆进入临界状态。这次中子记录仪的点击没有趋于平稳，而是迅速发生轰鸣声，此时费米切换到图形记录仪。即便如此，他们还得不断更改记录器的比例尺，以便适应不断增加的中子强度。下午3点53分，费米命令将镉吸收杆恢复原位：核反应堆的自行反应已经维持了四分多钟。他抬起手说：“核反应堆已经进入临界状态。”[1793]
从知识层面来说，洛斯阿拉莫斯的核心工作在于研究三种反应过程，生产足量的可裂变材料，保障原子弹的研制。[1794]其中两种过程涉及铀，另一种涉及钚。第一种处理铀的方法叫作气体扩散。金属铀与氟反应，产生六氟化铀气体。它由两种分子组成，一种是U238分子，另一种是U235分子。U238分子较重，比U235稍慢，因此，当通过过滤器时，U235首先通过，过滤器远端的气体中U235的含量会更高。重复相当的次数后，就可以达到洛斯阿拉莫斯研究人员需要的90%的气体纯度。这个过程十分复杂，但是非常有用。另一种方法则是在真空环境中剥离铀原子的电子，并给铀原子补充一种电荷，使它们对外部磁场更敏感。再将这些铀原子送入一道在电磁场中变得弯曲的波束，这样，与较轻的同位素相比，重同位素经过该路程所用的时间更长，从而被分离开来。至于钚的生产，用中子轰击较为常见的同位素U238会产生一种新的超铀元素，即Pu239，正如理论学家预言的那样，它确实可裂变。[1795]
在洛斯阿拉莫斯，最多的时候有5000人受雇于曼哈顿计划，每年花费20亿美元，这是史上最大的研究计划。[1796]其目标是在1945年夏末之前制成一枚铀原子弹和一枚钚原子弹。
1943年初，一位丹麦陆军上尉拜访了尼尔斯·玻尔。他们喝了茶，又到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的暖房里谈话。这位陆军上尉说他从秘密渠道收到来自英国的消息，称玻尔不久会收到一串钥匙。这些钥匙上面钻了小孔，孔里面隐藏了超小照片，并装满了新鲜金属。他可以慢慢地锉钥匙从而找到这些超小照片，“将它们抽取出来，放到显微镜的载玻片上”。[1797]上尉向玻尔提供了技术上的帮助，当钥匙到达时，玻尔发现信息来自詹姆斯·查德威克，目的是邀请玻尔到英格兰研究“科学问题”。玻尔猜到那是什么意思，但是作为一名爱国者，他没有立即接受。丹麦人一度与纳粹达成妥协，他们为德国提供食物，作为回报，丹麦犹太人将免受骚扰。有段时间确实相安无事，但是后来，尤其是在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投降之后，罢工和破坏活动愈演愈烈，很多人感到战争的进程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最终，丹麦的破坏活动日益猖獗，纳粹于1943年8月29日再次占领这个国家，并立即逮捕了几位犹太名人。玻尔受到警告，称他也在抓捕名单上。9月底，在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他乘坐一条小船，穿过厄勒海峡的雷区，从瑞典逃到苏格兰。很快他又离开英国，来到洛斯阿拉莫斯。在这里，他对技术问题很感兴趣，且提出过建议，但是，对于年轻的科学家来说，他的出现首先是个很大的鼓舞，他是一类科学家的象征：这类科学家认为他们正在研制的武器极其可怕，应该想方设法避免使用这种武器；他们认为应该向敌人展示这一武器的威力，给他们机会投降。还有些科学家则更离谱，认为技术信息应该共享，共享技术可以树立道德权威，从而制止军备竞赛。因此，有人计划让玻尔去见罗斯福总统，向总统提出这一观点。玻尔找到了总统的助手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后者与罗斯福总统谈了一个半小时。玻尔被告知，总统表示同情，但是要求这位丹麦人先去见见丘吉尔。于是玻尔再次穿越大西洋，而英国首相又让他等了几周。最后，他们总算见面了，但那简直是场灾难。丘吉尔提前结束了会谈，还告诉玻尔不要掺和政治。玻尔后来说，丘吉尔简直把他当成了小学生。[1798]
丘吉尔的担忧可以理解（当时他正紧锣密鼓地计划诺曼底登陆）。他们怎么知道德国人，或日本人、苏联人不会捷足先登呢？事后看来，在这件事情上，他们远远地落在了同盟国的后面。[1799]在德国，自1939年以来，弗里茨·豪特曼斯（Fritz Houtermans）一直致力于研制94号元素，德国人埋头研究所谓的“U—计划”，忽视了同位素的分离。玻尔得到了一份重水反应器示意图，英国人根据自己的判断轰炸了挪威的维莫尔克（Vemork）工厂，那是唯一能生产这种产品的地方。[1800]不过，那家工厂后来得以重建。英国军队多次试图炸毁它，但未成功，正打算制订新计划时，他们通过秘密渠道获悉1944年2月底重水将被转移到德国。根据情报部门的消息，这批重水将由火车运往廷湖，然后经渡轮过海。2月20日，一支挪威突击队炸毁了这艘渡轮，船上一共53人，26人丧生。同时，39桶共计162加仑重水沉入海底。德国人后来承认，他们“之所以未能在战争结束前制成自持式原子反应器，主要原因”是由于维莫尔克袭击和渡轮袭击，导致他们未能增加重水储备量。[1801]这几乎是战争期间地下组织进行的众多破坏行动中最重要的一次。
日本根本没有真正触及问题的核心。日本科学家一度注意到了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但是指导这项研究的海军特别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制造一枚炸弹需要100吨铀，这相当于日本铜产量的一半，更可怕的是，它要消耗日本全国供电量的10%。于是日本物理学家转而关注雷达的研发。苏联人则比较精明。1940年6月，两位科学家在《物理评论》上发表论文，谈及有关铀的新发现。[1802]美国科学家对这篇文章毫无反应，苏联人则据此认为（可能这才是这篇论文的真实意图），没有出现后续反应，说明西方盟国已经秘密开始核弹项目了。苏联人还注意到了德国人和日本人都可能注意到的情况，即西方著名的物理学家都不再向科学杂志提交独创性论文；显然，他们忙于别的事情。因此，1939年，苏联人开始苦心研究原子弹，但是，由于德国入侵，这项工作被中断（后来物理学家不得不忙于雷达研究和地雷探测，而且出于安全考虑，原子弹研究的实验室和实验材料被转移到东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这个项目又重新启动了，并从前方召回了科学家。位于莫斯科河边一个废弃农场的“二号实验室”（Laboratory Number Two）就相当于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不过，这个实验室只有大约25名科学家，主要从事有关链式反应和同位素分离的理论研究工作。苏联人尽管走上了正轨，但是此时他们已经落后了数年。[1803]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因脑溢血去世。他的继任者哈里·杜鲁门在24小时内获悉了原子弹的情况。[1804]不到一个月，5月8日，欧洲战场的战事结束。但是日本人还在负隅顽抗，新任总统杜鲁门即将成为签署使用这一可怕武器的命令的第一人。到欧洲胜利日这一天，研究人员已经将原子弹的打击目标定为广岛和长崎，运输系统无懈可击，工作人员全部就位，实际投射的航空程序已经过试验并加以改进。5月31日，临界数量的钚和铀已经就绪，确定于7月16日5点50分在墨西哥边境附近格兰得河边的阿拉莫戈多沙漠试爆炸，当地人将该地区称作“死亡之旅”。[1805]
试爆炸完全按计划进行。洛斯阿拉莫斯的技术负责人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和他的兄弟弗兰克一起见证了这次爆炸，亲眼目睹原子弹爆炸腾起的云变成“明亮的紫色”，听到爆炸声不断地回响、激荡。[1806]至于要不要将消息告诉苏联人，要不要警告日本人，要不要将第一枚原子弹投于附近的海域，科学家仍然意见不一。最后，他们决定完全保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担心日本人为了阻止原子弹爆炸，可能将数千名美军俘虏转移至潜在的目标区域。[1807]
8月6日，当地时间接近上午9点，美国人向广岛投放了U235原子弹。在原子弹下落的过程中，运载原子弹的“艾诺拉·盖号”飞机已经飞到投弹位置的11.5英里之外。[1808]即便如此，爆炸后发出的强光还是照亮了机舱，随着爆炸的冲击波，飞机机身“发出噼啪断裂声”。[1809]三天后，钚弹落在长崎。六天后，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子弹奏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全世界为此感到轻松，然而结束战争的手段令人感到恐惧。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这一次，这么说毫不夸张。在物理学领域，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使传统意义上的“美丽科学”在知识层面上所做的冒险达到了可怕的巅峰。但是，这种巅峰只是表明：物理学将很难重振雄风，不过它也并未完结。
长达四年的对日战争使世界其他人民，特别是美国人，长久地关注日本这一敌人：他们的神风队飞行员，他们看似多余而又令人困惑的残忍，以及他们对天皇的忠诚，所有这些都似乎与西方人迥然不同。到1944年，很多差异显得尤为明显，美国军方觉得有必要研究日本人，以全面了解日本民族的能力和不足，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它会做出何种反应和动作。（当然，有一点谁也不能说，即军方想知道，如果日本在有准备的情况下，他们面对原子弹的威胁会做何反应。当时情况很清楚的是，很多日本士兵和部队拼死抵抗，即使寡不敌众也不投降，与盟军和德军在类似的情况下的表现截然相反。面对一枚或多枚原子弹，日本投降的决策会有所不同吗？如果他们不投降，同盟国要准备多少枚炸弹才能迫使他们投降？投放多少枚炸弹不会超过安全线？）1944年6月，曾经在战时情报局的外国道德分析科工作过几个月的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接到了一项任务：研究日本文化和心理。[1810]她因田野考察工作而闻名，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田野考察是绝无可能的。她努力绕开这个难题，尽可能多地采访日本人，包括战前移居美国的日本人和日本战俘。她还研究缴获的宣传电影、一般电影、小说以及为数不多的用英文出版的其他政治学或社会学书籍。巧的是，她的研究到1946年才告完成，她就此发表了《菊与刀》一书，虽然该书是写给决策者看的，却在大众层面引发了轰动。[1811]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还有50万美军以战领军的身份留在日本执行任务，这个曾经令人恐惧的敌人普遍以礼貌而客气的态度接受了外国军队，这一点令人惊讶。与战争时期的日本人相比，和平时期的日本人同样让人感到困惑，这也是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与刀》大受欢迎的原因，这本书的知名度比她早期实地考察的研究成果还要高。[1812]
本尼迪克特以阐明日本民族的各种悖论为己任：“这个民族谦恭斯文，却又傲慢无礼；循规蹈矩，却又敢于创新；唯诺顺从，却又犯上作乱；忠心耿耿，却又背信弃义；遵纪守法，却又不甘屈服；愿以刀自刎，却又挂念菊花之美。”[1813]她最大的贡献在于，她发现日本人的生活是一个义务的连锁系统，其他一切都基于这个系统。她发现，日本社会有严格的义务等级制度，每个等级都有相应的行为方式。“恩”是指周遭世界赋予一个人的义务，如人生中遇到的天皇、家长、老师等各种各样的人。[1814]因着这些义务，个人有责任做出各种报答：对天皇要“忠”，对父母要“孝”，这些都是“义务”，是还不清的债，它没有时限，永远还不完。与此相对，还有一种“情义”，这种债只能用“完全等量的恩惠”来回报，这种债是有时限的。有“俗世的情义”（例如叔伯婶婶的情义），也有“姓氏的情义”，指消除失败的污名或弥补受损的名誉，以正家声。本尼迪克特解释说，日本心理学中不存在西方人都理解的罪的概念，不存在人生的戏剧性源于使人进退两难的互相冲突的义务。日本社会的基础不是罪，而是羞耻，羞耻感衍生出很多其他内容。[1815]例如，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是，在日本社会，失败会给人带来创伤，是一种侮辱，因此日本人竭力避免竞争。学校成绩不反映在校表现，只反映出勤情况。学生会对在校期间遭受的侮辱郁积数年，也许到成年后才能“消解”，而“对方”对这种“消解”也许完全不知情。本尼迪克特说，孩子们在9岁之前有极大的自由，其自由程度比西方孩子更甚，但在9岁左右，他们开始进入成年人的义务世界。她说，这一点可以解释日本人的许多问题，即他们会对这个黄金时期的一切念念不忘，他们在懵懂中失去了天堂。[1816]日本心理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罪恶感缺失，即他们纵情享受生活的乐趣。本尼迪克特对此进行了研究，特别是沐浴、美食、酒色。她发现，日本人孜孜不倦地追求这一切，完全不会伴有西方人的挫败感和罪恶感。例如，日本人吃饭时，菜肴丰盛，品种繁多，耗时很长，每道菜量很少，令人回味无穷；他们同样重视食物的味道和外观。他们喝酒时，很少吃菜，所以经常酩酊大醉，事后也不会自责。由于包办婚姻，丈夫可以随便接触艺妓和妓女。但是，女性不可以有婚外性行为，不过本尼迪克特的报告说，妻子可以手淫，而且没有任何罪恶感。她还发现，日本妻子往往拥有手淫用的各种精美的古老器具。但是，比这些享乐本身更重要的是，日本社会普遍认为这些是生活琐事。俗世的快乐是该享受和品味的，对日本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义务的连锁系统，这些义务大多涉及家庭，要履行这些义务，必须严格自律。[1817]
在当时，这种国际性的跨文化比较还寥寥无几（这跟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本尼迪克特的研究很快为自己树立了经典地位。她的研究透彻，没有套话，没有学究气：连将军都喜欢读她的书。[1818]她的研究有助于解释很多驻日美军的发现：尽管日本人在战争中非常残暴，但是美国人可以不用携带武器随意行走在日本的国土上，而且所到之处，都受到欢迎。有一点很重要，即正如本尼迪克特所发现的，虽然天皇曾经下令投降，但是日本人仍然容许保留天皇。尽管军事失败是耻辱的，但“忠”的义务意味着绝对服从天皇的命令。臣服的人民可以效仿征服者，而这也是日本心理学的自然结果。[1819]本尼迪克特的研究并没有显示日本日后会取得非凡的商业成就，但是，事后看来，还是有迹可循的。按照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本尼迪克特得出结论：军国主义是“一盏熄灭的灯”，因此，日本如今必须依靠“新艺术和新文化”赢得世界的尊重。[1820]这就需要效仿胜利的一方：美国。
第三部 从萨特到宁静之海：人类新境况与伟大社会
23 战后零年的巴黎
1945年10月，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首次访问美国之后，回到了截然不同的法国，美国的朝气和富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少当时是这样。在过去的几年里，巴黎被敌军占领，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城市破败。与之相比，心灵的创伤则远甚于城市的破败（也因为德国人还算手下留情），与美国形成鲜明的对比。萨特回国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大学里发表题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令他惊愕的是，前来聆听演讲的观众挤得水泄不通，他本人都挤不进去。演讲推迟了一个小时。演讲开始后，“他完全脱稿，双手插在口袋里，一口气讲了整整两个小时”。此事迅速传扬开来。[1821]萨特的演讲之所以如此引人瞩目，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演讲技巧出众，还因为这是萨特第一次公开确认其哲学思想需要改变。法国维希政府时期发生的一切，以及盟国的最终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萨特。战前，他的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本质上是悲观主义学说，现在却成为基于“乐观主义和行动”的思想。[1822]萨特认为，自己的新观点将成为“1945年欧洲人的新信条”。萨特是战后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阿瑟·赫尔曼在文化悲观主义研究中明确提到，萨特的新姿态与他的战争经历直接相关。“战争把我的人生一分为二。”萨特曾说。谈及他在“抵抗运动”时期的经历，他描述了自己如何不再感到孤独：“我突然明白，我是一个社会人……我意识到世界的重要性，我意识到我与其他一切相关，其他一切也与我相关。”[1823]
萨特于1905年出生于普瓦捷，成长环境舒适，父母开明，有教养，因此他获得了极好的艺术、文学和音乐的熏陶（他的祖父是阿尔贝特·施韦泽的叔叔）。[1824]萨特曾经就读于巴黎最好的学校亨利四世中学，后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起初，他崇拜波德莱尔，打算当一名诗人，但是很快他受到了马塞尔·普鲁斯特，以及特别是亨利·柏格森的影响。“在柏格森身上，”他说，“我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精神生活的描述，仿佛上天向我昭示了这一真相。”[1825]另外，他还受到了埃德蒙·胡塞尔和马丁·海德格尔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早期，受同一所中学的同学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影响，萨特开始关注德国思想家。那时，阿隆比萨特更博学，他在柏林师从胡塞尔，刚刚学成回国。胡塞尔的理论是，传统哲学的形式结构很大程度上是胡扯，真正的知识来自“我们对事物本来面目的当前直觉”，把握真相的最佳渠道是“边界情境”——突如其来的极端时刻，好比有人走下人行道站在疾驶而来的汽车面前一样。胡塞尔将这种时刻称为“无媒介的存在”，此时，人被迫“选择和行动”，此时，人的生活是“最真实的”。[1826]
1933年，萨特不顾希特勒的崛起，追随阿隆来到柏林。[1827]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和柏格森的影响之外，20世纪30年代苏联侨民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在索邦神学院组织了一个研讨班，从而营造了巴黎的思想氛围，萨特也从中受益。这个研讨班向包括阿隆、莫里斯·梅洛—庞蒂、乔治·巴塔耶、雅克·拉康和安德烈·布雷东在内的一代法国知识分子介绍了尼采，也介绍了黑格尔的历史发展观。[1828]科耶夫认为西方文明及其民主已经战胜了其他所有形式（鉴于当时德国和苏联所发生的一切，这个说法颇具讽刺意味），他还认为，所有人，包括被践踏的工人阶级都会“资产阶级化”。但是，萨特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放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结论比他的苏联老师要悲观得多。他提出了一个最著名的警句，即人“被判自由”。萨特追随海德格尔和科耶夫，但前者对他的影响更大。萨特认为，人是孤立的，逐渐受到物质主义、工业化、标准化和美国化的侵袭（注意，海德格尔曾经受到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影响）。萨特认为，在那样一个黯淡的世界，生活是“荒诞的”（absurd，著名的萨特用语）。萨特还说，这种荒诞性是一种空虚，它使人滋长“恶心”（nausea）感，即新版的异化。1938年，他以此为题创作了一部小说《恶心》。小说的主人公历经这种精神痛苦：身处外省的资产阶级世界，日子一天天过着，生活“泛着甜味的恶心”，如同身着时装的“包法利夫人”。[1829]萨特说，大多数人热爱自由，但他们不自由，他们活在“坏的信仰”中。本质上说，这是海德格尔的本真与非本真观点，但是萨特以存在主义者闻名，因为他的语言更通俗易懂，他写作小说，后来也创作剧本。[1830]尽管战后他变得乐观了些，但无论战前还是战后，他的思想都透着对资产阶级生活的厌恶，或者说憎恨。他喜欢提及《恶心》里那名乖戾服务生的恐惧，他的乖戾（“恶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讨厌做服务生，想当艺术家、演员，他认为做服务生的每一刻都是活在“坏的信仰”中。[1831]只有冲破这种存在，才能获得自由。
1944年，巴黎的思想生活复苏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城市曾经沦陷。当时很多书籍被查禁，剧院被审查，杂志被停刊；就连谈话也被监听。与东欧的一些沦陷国以及荷兰、比利时的遭遇一样，法国受到了罗森堡国家指导总部（即阿尔弗雷德·罗森堡领导的特遣部队）的洗劫，很多私人和公众的艺术藏品被没收。纸张短缺导致书籍、报纸、杂志、戏剧节目单、学校笔记本，以及艺术家使用的材料都供不应求。除了萨特以外，这一时期的名流还有安德烈·纪德、阿尔贝·加缪、路易·阿拉贡、洛特雷阿蒙、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和路易·布努埃尔，还有先前遭禁的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约翰·斯坦贝克、桑顿·怀尔德和达蒙·鲁尼恩。[1832]1944年还是“抚慰战争伤痕”（Ritzkrieg）的一年：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继续，但是巴黎已经解放，来访者络绎不绝。海明威拜访了西尔维亚·毕奇，她著名的莎士比亚书店（曾经出版过詹姆斯·乔伊斯的著名小说《尤利西斯》）已经关门歇业，但她在集中营里活了下来。《时尚》杂志的李·米勒迅速恢复了与巴勃罗·毕加索、让·科克托和保罗·艾吕雅的交往。当时玛琳·黛德丽、威廉·夏伊勒、威廉·萨罗扬、玛莎·盖尔霍恩、A. J.艾耶尔和乔治·奥威尔等人也都造访了巴黎。人们感到了巨大的变化，一切万象更新，西蒙娜·德·波伏娃甚至谈起了“巴黎的战后零年”。[1833]
对萨特这样的人来说，整肃内奸的清洗运动即便不是喜闻乐见，至少也彰显了正义，令人欣慰。莫里斯·切瓦力亚和查尔斯·崔尼都上了黑名单，原因是他们曾经在德国人经营的巴黎电台献唱。乔治·西默农被监视了三个月，因为他允许德国人将自己创作的关于马格雷探长的若干书籍拍摄成电影。画家安德烈·德兰、塞贡扎克、凯斯·凡·东根和莫里斯·德·弗拉芒克（解放的时候他躲了起来）等人，因为在战争期间接受了德国人的资助，都接到命令，惩罚他们为国家画一幅巨作。出版商贝尔纳·格拉塞因严格执行“奥托名单”（Otto List，即德国人查禁的书单，该书单因德国驻巴黎的大使奥托·阿贝茨而得名）被关入弗雷纳监狱。[1834]路易·费迪南·塞利娜、查尔斯·莫拉斯和罗伯特·巴西拉奇等作家曾经与“维希政府”过从甚密，他们的命运更加悲惨：有人受审、被判卖国罪，有人逃到国外，还有人自杀。最臭名昭著的是作家马西拉奇，他是一名“耀武扬威的法西斯主义者”，曾经是一家狠毒的反犹杂志的编辑，杂志名称为《我无处不在》（绰号“我已离去”），他于1945年2月被行刑队处死。[1835]剧作家和演员萨卡·圭特瑞（法国版的诺埃尔·科沃德）也被逮捕，并接受审讯；被问及为何去见戈林时，他回答说：“因为好奇。”谢尔盖·佳吉列夫的门生谢尔盖·里法曾经被维希政府任命为巴黎歌剧院的掌门人，起初被终身禁止登上法国舞台，但是后来被减为封杀一年。[1836]
萨特参过军，在德国被俘过，还曾经是抵抗组织的成员。他认为战后的世界是自己的时代，并希望为知识分子和作家开创新的角色。作为一名哲学家，他的目标仍然是创作“反抗者”，即反叛者，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为此，他还开始批评分析理性，称其为“资产阶级民主的官方学说”。孤独感消失的方式触动了战时的萨特，他感到存在主义应据此做出相应的调整，即人类应对艰难处境的方案是行动和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他认为哲学和存在主义是一种游击战，在这场游击战中，两个孤立的灵魂参与了一场联合战役，从而使个体发现了自身的存在。萨特（担任主编）与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莫里斯·梅洛—庞蒂一起，创办了一份新的政治、哲学和文学刊物，即《现代》，其箴言是：“人是完全的：完全受约束，又完全自由。”[1837]这个群体实际上聚集了大批思想家，包括柏格森、斯宾格勒和海德格尔。他们认为实证主义、科学、分析理性和资本主义正在缔造一个物质主义、理性，却又粗鄙的世界，人类毫无生机可言。这些最终使萨特产生了同样粗鲁的反美情绪（在他之前，斯宾格勒和海德格尔亦是如此），不过，他先在《存在主义》（1947）一书中宣称“人只是环境的产物”，这是他最重要的名言之一。他说，人都有“一个遥远的目标”，即实现自我，为成为自我而做出取舍。为此，他必须将自己从资产阶级的理性中解救出来。[1838]萨特无疑是一位颇具天分的语录创作者，也是一位有力的哲学家。战后，很多人被他的观点吸引，特别是他认为达到存在主义的存在的最佳途径，或做到“真实”的最佳途径，就是反对一切，海德格尔可能也会这么说。他说，与凡事赞同应和的人相比，批评家的人生更圆满。（他晚年时，甚至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1839]正是这种态度使他于1948年建立了革命民主协会，试图将知识分子及其他人抽离令人窒息的困扰：冷战。[1840]萨特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解释说：“如果现实是马克思主义的，那可不是我的错。”不过《现代》杂志的另外一位创办者莫里斯·梅洛—庞蒂一度赶超了他。20世纪30年代，梅洛—庞蒂也曾参加过科耶夫的讲座，也受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影响。但是，战后，他在推行“反教条”方面比萨特更进一步。在1948年发表的《人道主义与恐怖》一书中，梅洛—庞蒂在最后的存在主义辩论中，将萨特和斯大林捆绑在一起。[1841]他的中心观点是，“冷战”是传统的“边界情境”（boundary situation），它要求“人们在危机四伏的处境中做出根本的决定”。他认为，成功的革命不会像资本主义帝国那样带来这么多流血事件，因此，前者优于后者，有“人道主义前途”。照此分析，斯大林主义尽管有其缺点，但是，与构成自由资本主义的暴力相比，斯大林主义却是一种更为“坦诚”的暴力形式。梅洛—庞蒂说，斯大林主义有勇气承认暴力，而西方帝国反倒矢口否认。至少从这个方面来看，斯大林主义更可爱。[1842]
因此，存在主义、萨特和梅洛—庞蒂是战后主流思想界的概念之父，特别是在法国，在欧洲其他地区亦是如此。当时阿瑟·库斯勒（其著作《正午的黑暗》揭露了斯大林暴行，仅在法国的销量就达到25万册）等人斥责他们，说他们是骗子。[1843]后来萨特等人辩称，苏联人以暴力为耻，所以掩盖事实，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对暴力心照不宣、肆无忌惮。法国之所以拥有苏联阵营之外最强大的共产党，萨特和梅洛—庞蒂是关键因素之一（1952年，《现代》杂志除了保持其名称之外，内容上已经成了一份共产主义党刊），直到1968年学生骚乱之后，他们的影响才开始真正减弱。他们的立场也导致了法国哲学领域对美国的敌意，当然，欧洲思想从来不乏对美国的敌意，但是现在这一敌意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恶意。1954年，萨特访问了苏联，回国后，他声称“苏联完全享有批评自由”。[1844]他明白事实并非如此，但他觉得比批评苏联更重要的是反美。萨特等人坚持这一态度，也明确显示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反美事业的支持：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和胡志民领导的越南。当然，在近在咫尺的祖国，萨特很自然地成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抗议和反对法国与阿尔及利亚交战的领袖，他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激进分子，这种支持促使他与弗朗兹·法农建立了友谊，后者使萨特的思想迈出了更重要的一步。[18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