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多数国家相比，法国更重视知识分子。法国人常常以哲学家甚至不太出名的作家的名字为街道命名。巴黎尤为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段时期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在被德国占领期间，全国法语作家委员会领导知识分子参加抵抗运动，《法国文学》是其战斗的号角。解放后，路易·阿拉贡接任编辑，“曾经的超现实主义者现在成了一位斯大林主义者”。他的第一个动作便是登出了一份名单，这份名单罗列了156位曾经通敌的作家、艺术家、演职人员和学者，呼吁给他们“公正的惩罚”。[1846]
如今，法国知识分子给人的印象往往是穿着黑色翻领毛衣，抽着呛人的香烟，这在某种程度上与萨特有关，那个时候，他与众人一样吞云吐雾，口袋里揣着各种小纸片。[1847]知识分子群体有各自喜欢的咖啡馆。萨特和波伏娃爱去圣日耳曼大道和圣贝诺街角的花神咖啡馆。[1848]萨特在那儿用过早餐（两杯白兰地酒）后上楼，在桌旁坐下，连写三个小时。波伏娃也是如此，不过他们不坐在一起。午餐后，他们回到楼上，再写三个小时。起初店主不认识他们，但是萨特成名后，由于打电话到咖啡馆找他的人太多了，于是店主为他安装了专线电话。对面的利普啤酒馆一度被冷落，因为其菜肴是德国人喜欢的阿尔萨斯菜（不过纪德曾经光顾过）。毕加索和多拉·玛尔喜欢去奥古斯丁大街上的卡塔兰咖啡馆；共产党人去广场北边的波拿巴特咖啡馆；音乐家喜欢去皇家圣日耳曼酒馆，对面的双偶咖啡馆，也是萨特爱去的地方。[1849]但是，不管怎么说，“清醒而淡定”的存在主义生活主要局限于这个区域：东至圣米歇尔大道，西至圣佩雷斯街，北至塞纳河岸，南至沃日拉尔路；这片区域又称“萨特大教堂”。[1850]那个时候，很多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不住公寓，而是租住在廉价旅馆，这也是他们喜欢去咖啡馆的一个原因。当时唯一一家夜间开张的咖啡馆是多菲街上的塔布餐厅，萨特、梅洛—庞蒂、阿尔贝·加缪和说唱乐女王朱丽特·格蕾科（Juliette Gréco）都是那里的常客。1947年，伯纳德·卢卡斯说服塔布的店主将地下室租给他，他把那个管状的房间改造成一间酒吧，配备了留声机和钢琴。塔布大受欢迎，从那以后，圣日耳曼大街和“萨特之家”便成了旅游景点。[1851]
不过，很少有游客读过《现代》，这本杂志于1945年创刊，由加斯东·伽利玛出资，萨特、波伏娃、加缪、梅洛—庞蒂、雷蒙·格诺和雷蒙·阿隆等人均给予支持。西蒙娜·德·波伏娃将《现代》看成是“萨特理想”的展示品，当然，他们都想把这本杂志做成思想变革时代的旗舰。当时巴黎的思想界已经复兴，这种复兴不仅限于哲学和存在主义。在戏剧方面，让·阿努伊的《安提戈涅》和萨特本人的《密室》于1944年面世；1945年，加缪发表了《卡里古拉》，同年，季洛杜发表《沙依奥的疯女人》；1946年，萨特发表《没有影子的人》。受到路易吉·皮兰德娄影响的尤金·尤内斯库和塞缪尔·贝克特也正蓄势待发。
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振奋，但是，在主导一切的斯大林主义这个问题上，巴黎思想界的氛围很快变得令人失望。[1852]我们知道，法国有强大的共产党。但是随着南斯拉夫按照苏联模式实行中央集权，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掌权及其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的离世，很多法国人开始觉得无法继续待在共产党内，有些人在表达这种反感情绪后被法国共产党除名。法国发生了多次灾难性罢工，破坏了法国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知识分子与工人的关系从来没有知识分子所想象的那么牢固。其后，又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萨特及“萨特之家”于1947年加入了民主革命联盟，这个政党的宗旨是发起一场独立于苏联和美国之外的运动。[1853]克里姆林宫对此十分重视，他们担心萨特的“颓废哲学”（他们这样理解存在主义）会发展成“第三势力”，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如今我们知道，安德烈·日丹诺夫想方设法使萨特处处受到批评，1948年8月于波兰弗罗茨瓦夫召开的和平会议上便是如此，当时毕加索也遭诬蔑。[1854]萨特后来改变了对斯大林主义苏联的论调，他说，无论有什么过错，为了大局都不应该计较。20世纪40年代，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斯大林的暴行，这种转弯抹角的论断显得越发重要，而对美国唯物主义的持续憎恨使萨特更愿意支持苏联阵营。1947年，萨特的这一立场遭受重大挫折，维克多·克拉夫琴科发表《我选择了自由》一书，他原是一位苏联工程师，于1944年随苏联贸易代表团出差途中叛逃美国。这本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被译为多种语言。[1855]这部苏联人撰写的著作首次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描述了斯大林治下的劳动集中营，斯大林对富农的迫害，以及他强制推行的集体化政策。[1856]
在法国，由于共产党势力强大，各大出版社均不敢染指这本书（与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在英国的境遇相仿）。但是，该书真正在法国面世后，销量达到40万本，并且一举夺得“圣勃夫奖”。该书受到了共产党的批评，接着《法国文学》刊登了一篇署名“西姆·托马斯”（据称曾经是战略情报局的官员）的文章，他声称该书是美国情报员代笔，并非克拉夫琴科本人所写，因为克拉夫琴科说谎成性，而且还是个酒鬼。[1857]当时已经定居美国的克拉夫琴科控告西姆·托马斯诽谤。该案于1949年1月公开审理，在“苏联人民内务部”的帮助下，《法国文学》从苏联找来证人，包括克拉夫琴科的前妻季娜伊达·高洛瓦（Zinaïda Gorlova），因为克拉夫琴科曾说，很多暴行是他俩一起亲眼所见。由于高洛瓦的父亲仍被关押，她的证词多次受到质疑。尽管如此，看到证人席上的前夫后，她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一夜之间体重骤降，“蓬头垢面，无精打采”。她最终被带回奥利机场，由一架苏联军用飞机将她送回莫斯科。“西姆·托马斯”并未到场，此人根本不存在。克拉夫琴科一案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证人是德国共产党战前领袖海因茨·努曼的遗孀玛格丽特·布伯—努曼（Margarete Buber-Neumann）。希特勒掌权后，努曼一家逃往苏联，但是由于“政治观点异端”被送去了劳动集中营。[1858]1940年，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他们被遣回德国，关入雷云斯堡集中营。因此，玛格丽特·布伯—努曼在“铁幕”两边的集中营都蹲过：她有什么理由说谎呢？
判决于4月4日宣布，同一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签署成立。克拉夫琴科胜诉。他的损失很小，不过问题不在这里。那一年，很多知识分子退党，不久阿尔贝·加缪也萌生退意。[1859]但是萨特和波伏娃没有退党。他们认为，一切革命都有其“可怕的威严”。[1860]对他们来说，对美国物质主义的憎恨高于其他一切。
战后，巴黎似乎决心重掌其作为全世界的思想和艺术之都的地位，重现过去的“光之城”。布勒东和杜尚自美国归来后，又与科克托打成一片。这是一个星光熠熠的时代，阿努依带来了《可伦比》，纪德发表了《纪德日记》并获得了诺贝尔奖，马尔罗发表了《寂静之声》，阿兰·罗伯—格里耶创作了《橡皮》；沉寂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城市再次推出伊迪丝·琵雅芙、西德尼·波切特和莫里斯·切瓦力亚，我们看到了马蒂斯的《爵士》系列、年鉴学派史学家的重要作品（下文会谈到）、“尼古拉·布尔巴基”的新数学、弗朗兹·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以及雅克·塔蒂的《于洛先生的假期》。可可·香奈儿还健在，克里斯汀·迪奥才刚起步。严肃音乐方面，则是奥利维埃·梅西安（Oliver Messiaen）的天下。这位作曲家极具个性，他远非存在主义者，而是一位神学作家，“努力通过艺术媒介弥补人的不足，彰显神的荣耀”。梅西安憎恶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喜欢古代的亚述文明和苏美尔文明。由于深受德彪西和苏联作曲家的影响，梅西安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营造永恒的沉思情绪。虽然他尝试了十二音列法，但是他的作品时常出现大量的反复和奇特的创新，比如转录鸟鸣声。战后的十五年里，梅西安大胆采用新技法（包括划分钢琴键盘的新方法）、鸟鸣声和东方音乐，在音乐里营造新的宗教精神，创作了《图伦加利拉交响曲》（1946—1948）、《乌鸫》（1951）和《百鸟苏醒》（1953）。梅西安反对存在主义，其弟子皮埃尔·布列兹如此强调，他认为梅西安的音乐更接近东方哲学中的“存在”，而不是西方的“演化”。[1861]
然而，尽管如此，巴黎在20世纪50年代逐渐没落，纽约崛起了，伦敦也赶上来了。20世纪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使这座城市愈加暗淡。哲学、文学和艺术都是如此。阿尔伯托·贾克梅蒂创作了他最伟大的枯瘦至极的战后巴黎人物形象，那是众人眼中存在主义者的缩影；让·杜布菲画出了稚气而又世故的知识分子和动物（主要是牛）的形象，怪诞又文雅，反映了战后巴黎人怀着五味杂陈的急切心情审视自己的哲学和文学领域。贝尔纳·比费、雷内·马蒂厄、安东尼·塔皮埃斯和让·阿特朗等巴黎小众艺术家的作品在法国异常畅销，比英国和北美同时代的艺术家运气好得多。但是战争的苦难使艺术家和经销商变得目光短浅，引发了投机，最终导致了1962年的物价崩溃。法国的当代画从未真正恢复元气。事实上，当波伏娃提出巴黎零年的概念，认为巴黎重获新生时，仿佛巴黎又成了世界的前沿。又一次，日薄西山被误以为黎明初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光之城”经历了最后的绚烂。存在主义曾经在法国独具魅力、大受欢迎，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抵抗运动的产物，因此它体现了法国人（至少是法国知识分子）看待自我的方式。除了萨特以外，巴黎最后的荣耀来自四个人，其中三人并非土生土长的法国人，第三位还对巴黎所代表的一切尤为厌恶。他们分别是阿尔贝·加缪、让·热内、塞缪尔·贝克特和尤金·尤内斯库。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是欧洲人，生于阿尔及利亚，在贫困中长大，对穷人和受压迫阶层满怀同情。简要来说，他是位马克思主义者，战争期间，曾经担任抵抗派报纸《战斗》的编辑。与萨特一样，他也痴迷于研究人在冰冷的宇宙中的“荒诞”处境，他毕生都试图揭示如何去面对可能（或必将）要面对的局面。1942年，他创作了《西绪福斯神话》，这本哲学随笔最初是本地下刊物。他认为，人必须认清两件事：人能依赖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头脑；宇宙是冷漠的，甚至怀有敌意，生活就是奋斗，我们都是推着石头上山的西绪福斯，一旦我们停下来，石头就会再次滚下去。[1862]这看似徒劳，也许确实是徒劳，但生活就是如此。他继而于1947年发表了《鼠疫》。这部小说可读性更强，故事开篇即提到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城爆发鼠疫。书中没有明显的哲学思考；相反，加缪研究了一系列人物（里厄医生、他的母亲，还有塔鲁）对这条恐怖消息的不同反应和表现，以及疫情的发展。[1863]加缪的主要目的是揭示社会做了什么，没做什么，也就是说，哪些是可以指望的，哪些是没有指望的。这部小说实际上感性地描述了孤独，即因鼠疫引起的隔离。书中有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及其社会观的影子，也能看到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对他的影响；无论如何，加缪凭借荒诞和隔离创作了一部杰作。这些能使他感到些许轻松吗？1957年，加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三年后，一场车祸夺去了他的生命。让·热内（Jean Genet，萨特传记中称之为圣热内）于1944年与萨特及其朋友初识于花神咖啡馆。他光头、塌鼻子，“但是眼睛会笑，嘴巴总是现出孩童般的惊奇”。[1864]他的长相大多与他在感化院、监狱和妓院成长的经历有关。他曾经做过男妓。热内未来的声誉离不开其出众的文笔和刺激的情节，但是存在主义者之所以对他感兴趣，是因为他是一名激进的同性恋者和罪犯，有过两种入狱经历（精神和肉体），生活在社会边缘，身处边界境地，他起码有机会比别人过得更鲜活、更真实。波伏娃也对他很感兴趣，因为热内是一名同性恋者，在狱中时曾经被迫扮演过“女性”角色（他在一次监狱婚礼中做过“新娘”），因此，他对性和性别的看法与众不同。热内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他甚至离谱地去亵渎教堂，看看上帝能拿他怎么办。“奇迹发生了，根本没有奇迹，上帝被揭穿了，上帝是只纸老虎。”[1865]
热内通过一系列的小说和戏剧向公众展示了他所了解的“同性恋者”和罪犯的生活，狱中邪恶的性等级制度，巴洛克式的性行为和颠倒的行为规范（骂别人“吹箫客”足以招致杀身之祸）。[1866]但是热内本能地抓住了处于暴力边缘的底层生活，非一般的边缘状态不仅勾起了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还唤醒了更深层次的同情。它展现了对某样东西的渴望，无论那是潜在的受虐倾向或是同性恋倾向还是暗中滋生的暴力渴望，无论那是什么，热内的作品广受追捧，这本身就揭示了资产阶级生活的空虚，它比萨特等人的评论深刻多了。《鲜花圣母》（1946）是热内在梅特莱监狱创作的，详细描述了自然和非自然的同性恋者在封闭世界中所经历的琐碎而重要的得失。《女仆》（1948）表面上讲了两个女仆密谋杀害女主人的故事，但是，热内坚持所有的角色均由年轻男性扮演，以强调故事的真实内涵，表现性欲的本质及其与肉体的关系。出于同样的原因，在《黑奴》（1958）中，他要求部分白人角色由黑人出演，并且每场演出过程中，必须有一个白人角色夹杂在观众席中。热内以这种方式进一步深化自己的观点，即生活“不只”关乎思想，还关乎感觉（即便这种感觉是羞耻或难堪）。[1867]作为一名曾经的罪犯，他清楚叛逆者不一定是革命者，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微妙的，这一点萨特似乎还未领悟。
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最重要的创作期与加缪和热内重合。同一时期，他完成了《等待戈多》、《终局》和《克拉普最后的录音带》。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终局》和《克拉普最后的录音带》世界巡演的首发站是伦敦。当时，巴黎日益没落。贝克特生于1906年，父亲是一位富裕的新教徒，居住在都柏林附近的福克斯洛克。正如以赛亚·伯林关注彼得格勒的十月革命一样，贝克特也关注发生在爱尔兰首都郊外山区的复活节起义。[1868]和詹姆斯·乔伊斯一样，他也上过圣三一学院，还在那儿教过书，随后赴欧洲游历。[1869]在巴黎，他遇到了这位《尤利西斯》的作者，与他成为朋友，并为这位老者后来创作的作品辩护（乔伊斯当时正在写《芬尼根的守灵》）。[1870]在父亲过世并为他留下一笔年金之后，贝克特先在伦敦定居。1934年，在塔维斯托克诊所，受心理治疗师威尔弗雷德·比昂的启发，他开始接触精神分析。那时他还写作短篇小说、诗歌和评论。[1871] 1937年，他回到巴黎，最终经由罗德里奇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莫菲》，在此之前，这部小说曾被42家出版社拒绝。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抵抗运动中表现出色，荣获两枚勋章。不过有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与小说家娜塔丽·萨洛特一起）藏身维希法国，正如很多评论家所说，他因此经历了丰富的等待过程（到他返回时，南希·库纳德觉得他颇有些“阿兹特克雄鹰”的神气）。[1872]贝克特此时完全醉心于法国文化，他是一位普鲁斯特研究专家，与《转型》杂志圈交往，阅读象征主义诗人的作品，不由自主地受到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贝克特的主要剧作都用法语创作，然后译回英语，主要由他本人翻译，偶尔请人帮忙。[1873]评论家安德鲁·肯尼迪认为，他体验到的“语言之痛”无疑有助于写作。
从1948年10月至次年1月，贝克特花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创作了他最著名的作品《等待戈多》。但是，四年后，它才在巴黎的巴比伦剧院首演。尽管各方观点不一，朋友们仍帮他大力宣传。这种等待是值得的，《等待戈多》成了20世纪最受关注的剧目，爱它的人和恨它的人同样多，至少起初如此；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声誉水涨船高。[1874]《等待戈多》是一部平实简单的剧本；舞台显得空荡无物，只有两位主角（一共五个角色）和一棵孤零零的树。[1875]这两个主要人物通常被认为是文学流浪汉形象，他们经常戴着圆顶礼帽，不过舞台指导并没有这样要求。该剧的特点是长时间的沉默，重复的对白（有对白时），在形而上学的思考和平庸的陈词滥调之间徘徊，上下半场戏的情节接近重复，以及直至剧终戈多都未现身。其独特的形式、自我标榜的特点，以及对观众的要求，都使其成为现代主义的最后一击。一位评论家给予了巧妙的总结，“啥事都没有，还来了两次！”[1876]表面看是如此，不过那绝对是曲解。与现代主义的所有杰作一样，就戏剧而言，就作品的感受而言，《等待戈多》的形式都是完美的，所以哪种说法都不可能做到公正客观。这是一部后《荒原》、后奥尼尔、后乔伊斯、后萨特、后普鲁斯特、后弗洛伊德、后海森堡、后卢瑟福戏剧。通过仔细观察，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不少20世纪的痕迹，正是这些痕迹使其拥有丰富的内涵。两个流浪汉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在等待戈多。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等、在哪里等、等了多久、还打算等多久。等待这一行为，以及众多的沉默和啰唆协力将时间问题带入人们的视野。当然，观众们其实也在沉默和啰唆中等待。在迷惑和撩拨观众的同时，《等待戈多》带来了一种未曾有过的体验，促使观众思考。（该剧的法文标题是En attendant Godot；“attendant”这个词包含了“关注”的意思，突出了等待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等待戈多》与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正相反。普鲁斯特是无中生有，而贝克特是有中生无，但是结果是一样的，都迫使观众思考有或无到底是什么、有何区别（令人想起沃尔夫冈·泡利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世界是有而不是无？）。[1877]
两幕戏都因为有人到来而中断，先是“幸运儿”和“波卓”，然后是“男孩”；前两位有点像是在玩杂耍，前者是聋人，而后者是哑巴。[1878]“男孩”是戈多先生派来的信使，但他没有口信，这使人想起卡夫卡的《城堡》。当然，戏中还有很多其他东西：大量的咒骂、传帽子的例行动作、靴子坏了以及身体不好了等问题。不过这出戏剧主要还是谈空虚、沉默和意义。人们会想起物理学家在谈论原子时所打的比方：核（所占的质量最多）在电子壳层结构中的大小不过相当于剧院里的一粒沙子。贝克特谈道，这不仅仅是苍白；交流不仅愚蠢、无用、荒诞，而且好笑。我们得到的要么是陈词滥调，要么是臆测，游离于现实之外，以至于我们无法搞清它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是受到了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虽然贝克特喜爱卓别林，但是他的用意完全相反；剧中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跟英雄沾不上边，他们的滑稽搞笑无法引起我们的共鸣。它令人毛骨悚然，它有意如此。贝克特打破了所有的界限。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占据了空间和时间；在早期的法语版本中，“波卓”和“幸运儿”被说成是“斯大林式的滑稽角色”；这出剧关乎人性（宇宙）堕落、衰退、冷漠；正如存在主义者所说，剧中人物被扔进了一个没有目的或本质，只有感觉的世界。[1879]他们必须耐心等待，因为对于未来即将发生什么，甚至是除了死亡还有没有别的未来，他们一无所知。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一直相伴，直至剧情最高潮，这是该剧谱写的一个积极乐观的调子——这是戏剧家艺术的范例，简直无法超越。弗拉季米尔喊道：“咱们已经履行了约定，一切都结束了。咱们不是圣人，可是咱们已经守了约。有多少人能吹这个牛？”
与奥尼尔和艾略特的作品一样，贝克特的作品也是重在用心体会。他不是愤世嫉俗的人。我想，有关贝克特的内容，最理想的结束方式就是引用他自己的话。他的故事结尾总是最棒的。《等待戈多》的结尾是这样的：
弗拉季米尔：嗯，咱们该走了吧？
爱斯特拉冈：好，走吧。
［他们都没有动。］
或者我们也可以引用贝克特写给剧作家同行哈罗德·品特的信：“如果你坚持［从我的剧本中］找寻形式，那么我来讲给你听。我曾经住过院，隔壁病房住了个垂死的喉癌患者。在寂静中，我能听到他不间断的尖叫声。我的作品就属于那种形式。”
对于20世纪中期的贝克特来说，萨特的思索毫无意义；它们只是简单陈述表面现象。科学制造了一个冰冷、空虚、黑暗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抓住的细节越多，消耗的画面越大，即便是语言也不足以说明我们知道的东西或者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在《等待戈多》中，人的尊严几近消失。意料之外的是，在沉默的努力中还残存了些许幽默，这种幽默充其量也是不确定的。这多少令人感到宽慰，但贝克特看不出尊严的意义。至于幽默……嗯，充其量可以这么说，它有利于等待。
贝克特和热内都不是法国人，但是巴黎为他们提供了成功的舞台。当时获得成功的第三位剧作家尤金·尤内斯库（Eugène Ionesco）的情况则稍有不同。尤内斯库有罗马尼亚背景，成长于法国，在苏联占领期间，他在罗马尼亚住过几年，后来回到巴黎，并于1950年发表了第一部戏剧《秃头歌女》。随后迅速发表了更多作品，包括《椅子》（1955）、《空中行人》418（1956）、《如何摆脱它》（1958）、《杀人者》（1959）和《犀牛》（1959）。贝克特有一本传记的副标题是“最后的现代主义者”，不过这个标题同样也适用于尤内斯库，因为他在某些方面是维特根斯坦、卡尔·克劳斯、弗洛伊德、阿尔弗雷德·雅里、卡夫卡、海德格尔和达达/超现实主义者等的完美综合。尤内斯库承认，他的很多戏剧观点源于梦境。[1880]他说，他的主要目标（当然是指其早期戏剧）是表达他感受到的惊讶，针对存在和缘何世界是有而不是无的惊讶。随后他开始关注语言，发现人们过度依赖陈词滥调，在描述现实时语言极度贫乏，他对此尤为不满。随后他迷上了心理学，特别是现代社会大城市里大众文明的新群体心理学，研究它如何影响我们对孤独的看法，以及是什么使人性有别于动物性。
《秃头歌女》中的人物对话仿佛是德·基里科描绘的风景，机械、毫无情感、语言单调。[1881]这里，尤内斯库的目的在于展现语言的真正魅力，要我们关注语言是什么，又是如何产生的。《空中行人》是一部基于飞行之梦的戏剧，其中主角能清楚地看透别人的生活。但是，这种单向的本领，提供了很大的喜剧可能性，结局却是悲剧，因为正是行人所拥有的这种独特视角使他体会了其他任何人都无法体会的更深刻的孤独。在《椅子》中，数把椅子被快速搬上舞台，以创造一种言语无法描述的情境，因此，观众必须看懂情境，并理解它所要表达的语言。最后，在《犀牛》中，角色逐渐变成了动物，将人类个体心理变成一种更为“原始”、更加群体中心的东西，不断驱使我们探询这种分裂有多么巨大。[1882]
尤内斯库十分关注科学成就，特别是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学，还有生物学，这造就了他独有的悲观主义烙印。“我想艺术还没有进入死胡同，”在20世纪70年代，他说，“从目前的表现形式来看，它确实还没有进入死胡同。曾经，人们将作家和诗人尊为先知和预言家。他们有某种直觉，比同时代人更加敏感、更加敏锐，他们的发现和想象甚而超越科学本身，比科学发现提前二十五年甚至五十年。在心理学方面，普鲁斯特是先驱……不过，迄今为止，科学和潜意识心理学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作家的经验主义阐释却鲜有进步。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还能算是获得知识的渠道吗？”他还说：“电视卫星本身是一项惊人的成就，但是它只是用于播放泰伦斯·拉提根的戏剧。同样，与在剧院播放的电影相比，电影院也是一项更有意义的成就。”[1883]
尤内斯库的这些言论与其戏剧一样及时。20世纪50年代的巴黎见证了现代主义的最后一次浪潮，这也是高雅文化最后一次主导其他一切主流文明。正如我们将在第25和第26章看到的，知识分子生活即将迎来颠覆性的变化，山雨欲来，隐约有感。
24 女儿与情人
“萨特之家”是围绕在萨特这位哲学家、小说家和剧作家周围的作家和知识分子群体的别称。它不无讽刺意味，当然这也与他的主要伴侣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有关，因为到20世纪40年代末，他们的家庭关系已经变得非常复杂。这对伴侣于1929年相识于德萨意中学，当时波伏娃在那儿进修师范课程（与莫里斯·梅洛—庞蒂和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一起）。她格外聪明，非常引人注意，因此，她后来被吸纳加入学校的精英知识分子团体，领导人正是萨特，从而开启了两人之间长期的、某种程度上不寻常的关系；之所以不寻常，是因为他们的恋情刚开始不久，萨特就告诉波伏娃自己对她的肉体无甚兴趣，但是波伏娃调整自我，始终将自己看作他的主要伴侣，甚至帮他发展其他情人。在萨特确立了存在主义理论后，波伏娃还担任他的主要代言人。[1884]萨特则慷慨大方，在早期的小说和戏剧获得成功后，就在经济上支持波伏娃（他也支持过其他几位情人）。他们的关系没有秘密，波伏娃也不缺乏仰慕者。她还是同性恋作家薇奥莱特·勒迪克热情追逐的对象。[1885]
全世界都视萨特和波伏娃两人为存在主义者，而且仅仅是存在主义者，两人始终对这一事实感到恼火。但是有时这种局面也有好处。1947年春，波伏娃离开法国去美国参加一段横贯大陆的演讲旅行，她被冠以“法国第二号存在主义者”的名号。在芝加哥，她遇到了纳尔逊·艾格林（Nelson Algren），这位作家坚持要带她体验普通观光内容之外的“真正的美国”。他们旋即成为情人（他们一起只待了两天），波伏娃事后承认，她体验了“第一次完美的性高潮”（那时她39岁）。[1886]她说，与他在一起，她明白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爱情可以变得何等炙热”。尽管她不喜欢美国（在这一点上，她和萨特一样），她动了不回法国的念头。事实上，她后来还是回了法国，不过她变了个人。在那以前，她的穿着还比较俗气过时（萨特称她“海狸”，别的人则称她“伟大的女萨特”）。但是她并非没有吸引力，而且她与艾格林的经历使她更具魅力。那个时候，她写的东西（发表在《现代》杂志上的文章和小说《人皆有死》）并未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她回到法国时，脑袋里装下了与存在主义不一样的东西。这些想法并非她原创，最初是由克列特·奥德里介绍给她的。克列特·奥德里是她的一位长期朋友，二人曾在鲁昂的同一间学校任教。[1887]奥德里总是声称要动手写本书，但是她知道她的朋友更擅长写作。[1888]奥德里想写的是一本研究战后女性境况的书，在若干年的推诿搪塞之后，波伏娃似乎开始着手这个研究计划了，原因有两个。一是美国之行让她看到了美国女性和欧洲女性（特别是法国女性）之间的相似性和显著的差异。二是她与艾格林相处的经历反衬出她与萨特之间的微妙关系。他们关系稳定，朋友和同事都视他们为“伴侣”（“伟大的女萨特”很能说明问题）；但是他们没有结婚，没有性，而他又从经济上给她以支持。这种“边缘”地位使波伏娃的情况不同于“正常”的女性，同时也使她具有一定优势，她认为这有助于她客观、公正地书写性别。“有一天我想剖析自己。我开始审视自己，令我惊讶的是，我首先说的是：‘我是个女人。’”同时，她也在思考一些更宽泛的事情：1947年法国女性获得选举权，当阿尔弗雷德·金赛发表第一部男性的性学报告时，她的著作几乎同时面世。毫无疑问，男女之间境况发生了变化，战争不无关系。波伏娃的研究于1946年10月开始，到1949年7月结束，其间她于1947年在美国待了四个月。[1889]随后，她回到了“萨特之家”，这项特别的研究有别于她的其他研究，某种程度上说，有别于她自己。若干年后，有位批评家说，她理解女性处境，因为她自己便是从中逃离的，对此，她表示赞同。[1890]
波伏娃的写作基于自身丰富的经历、广泛的阅读，还有对众多陌生人的采访。她的书分为两个部分，法语版分两卷发表。第一卷是《事实与神话》，主要是女性历史概述，分为三个部分。“命运”部分从生物学、心理分析学和历史学等方面审视女性境遇。例如，在历史部分，她描述了原始社会、中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女性状况，最后谈到了当代女性问题。在有关神话的部分，她剖析了五位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亨利·蒙泰朗、D. H.劳伦斯、保罗·克洛岱尔、安德烈·布雷东和司汤达。她不喜欢劳伦斯，认为他写的故事“乏味”，不过她承认“他写出了爱情的朴素真理”。另一方面，她觉得司汤达是“最伟大的法国小说家”。第二卷，或者第二册，叫作《当代女性》，探讨了女性的童年、青年、壮年和老年时期。[1891]她谈到了爱情、性、婚姻和女同性恋。她动用了大量的朋友和熟人，花了好几个早晨与列维—斯特劳斯讨论人类学，向雅克·拉康讨教心理分析学。[1892]在这本书中，艾格林对她的影响显然与萨特不相上下。这位美国人曾建议她关注偏见社会中的黑人女性，向她介绍了美国黑人、种族文学，包括贡纳尔·默达尔的《进退维谷的美国》。起初，她想将她的书命名为《另一性》，后来使用的标题是《第二性》，是由萨特最早的追随者之一雅克—劳伦·博斯特在左岸咖啡馆的一次夜饮中向她提议的。[1893]
《第二性》面世后，批评家（总有那样一些批评家）抱怨说，波伏娃没有写出什么新东西。但是更多的人认为她抓住了其他人、其他女性当时正在思考的东西；而且，她通过自己的研究向人们提供了新的武器：“她为一代女性发出了声音。”[1894]该书很快被译成英文，原因是出版商阿尔弗雷德的妻子布兰奇·克诺夫（Blanche Knopf）在访问巴黎时注意到了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考虑到当时的美国学生对“左岸”地区放荡不羁的文化人很感兴趣，布兰奇和阿尔弗雷德相信这本书一定有市场。他们的判断是对的。1953年2月，这本书在美国面世，总体来说，反响不错，不过有几位评论家（如史蒂夫·史密斯和查尔斯·罗洛）不喜欢她的口气，认为她“女权主义者的牢骚有点过火了”。[1895]但是，最有趣的反应来自《星期六文学评论》杂志的编辑，他认为这本书的主题太大了，一位评论员无法应付，于是他找了六位评论员，其中有精神科学者卡尔·梅宁哲、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以及阿什利·蒙塔古。米德发现这本书的中心观点非常正确，即社会浪费了女性的天赋，但是她补充说，波伏娃选择材料时有失偏颇，违反了科学规则。然而，最重要的是，波伏娃的书受到了重视，这意味着人们认真思考了书中提出的问题，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波伏娃认为女性代表社会上的“他者”，这一观点广受欢迎，并为后来若干年的女性运动注入活力。布兰登·基尔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夏娃不再》的评论，以令人瞩目的方式总结了他的看法：“我们面对的远不止是一部学术著作；它是一件艺术品，其中蕴含的胆识像撒了一把盐一样使艺术感到刺痛。”[1896]
布兰奇·克诺夫在访问巴黎期间偶然看到《第二性》，有人告诉她这本书读起来像是“横跨了哈维洛克·艾利斯和《金赛报告》”，她的胃口被调起来了。[1897]哈维洛克·艾利斯已经不新鲜了，他的《性心理研究》最初发表于1897年，1928年就已经停版，而且作者本人已经于1939年去世。不过，《金赛报告》是新近的著作。与《第二性》一样，《金赛报告》的第一卷《人类男性性行为》反映了战后世界的剧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的一代人几乎立即安定了下来。他们抓紧时机学习、结婚，然后比父辈生育更多的孩子，因此迎来了婴儿潮。但是，他们见识过生活；他们知道生活有喜乐也有哀愁。与他人近距离生活常常令他们身处险境，因此他们明白亲密关系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特别清楚在人们应该怎么做和事实上怎么做之间有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许在性这个领域是最大的。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也有性，但是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随处谈论性。20世纪20年代，当林德夫妇着手米德尔敦研究时，他们打算研究婚姻和恋爱，而不是探讨性问题。事实上，他们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重要社会变化，这个变化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胜过其他一切，那就是汽车的出现。青少年开着汽车离家，摆脱家长的监管，他们去会朋友，通常会去播映好莱坞爱情电影的电影院。更重要的是，汽车提供了另一种场所，一种可能发生亲密行为的私人场所。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到20世纪40年代末，人的行为已经发生了变化，而公众对这种行为的感知还没有跟上。正是出于这个原因，1948年问世的这本厚达804页、题为《人类男性性行为》的枯燥学术报告才会风靡一时。作者金赛是印第安纳大学（距曼西城不远）的动物学教授。[1898]发行这本书的医学出版商起初只印了5000 本，但他们很快意识到自己预判有错，[1899]最终销量接近25万本，而且这本书连续27周蝉联《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单。动物学教授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一夕成名，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1900]
这本书的科学风格显然发挥了作用。其精确的图表图示、对采访过程的方法讨论以及对“数据”有效性的思考使它有别于情色作品，人们可以深入细节讨论性，又不会显得好色或淫荡。而且，金赛这个人物也不大可能引起争议。他因研究黄蜂而知名，一20世纪30年代末，因教授门婚姻和家庭方面的课程，从而对人类性行为产生兴趣。他发现学生渴望了解“准确的、不带偏见的性知识”；实际上，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发现关于人类性行为缺乏“可靠而客观的资料”，为此感到失望。[1901]因此，他开始记录学生的性行为，积累统计数据，后来还建立一个研究小组，教研究员采访的技巧，这样他们只要花大约两小时就能了解受访者的性生活。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收集了18000名男性和女性的资料。[1902]
约翰·戴梅里和埃丝特尔·弗里德曼在《美国性学》中认为：“除了科学的叙述，《人类男性性行为》详尽描述了普通美国白人（此意义上的任何人）业已养成的性习惯。金赛制作了一个详细的表格，记录手淫、婚前的爱抚和性交、婚内性生活、婚外性生活、同性恋和人兽性行为等发生的情况和频率。为了尽可能避免类似作品的说教口吻，金赛采用了‘计数和分类’的方法：多少受访者在什么年纪做过什么、做了多少次。他的发现震惊了传统的伦理学家。”[1903]例如，他对美国男性的研究显示，手淫和异性爱抚“普遍存在，90%的男性有过婚前性行为，一半有过外遇，成年男性中超过三分之一有过至少一次同性恋经历”。15岁时，几乎所有的男性都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性宣泄方式，“95%的男性为了达到性高潮至少违法过一次”。[1904]1953年，同系列的第二卷《人类女性性行为》发表，同样引起轰动。尽管女性数据偏低（不像男性数据那样惊人），但是60%的女性曾经手淫，一半有过婚前性行为，四分之一有过婚外情。[1905]综合来看，金赛的研究统计指向了性生活的隐匿世界，与公开信奉的规范极不相称，他的报告成了文化地标。[1906]但是，最值得关注的是公众的反应。总体而言，美国人对这份报告并没有感到震惊和惊骇。相反，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公众认可有关性行为的科学研究，并渴望了解更多的性知识。无疑，这份研究揭示了观点和实际行为之间的巨大反差，缓解了很多人的焦虑，他们曾经担心自己的私人行为不同于他人。
回顾过去，金赛的三大发现不论好坏，的确产生了持续的社会、心理和智力影响。第一，他发现许多人沉溺于婚外情，如果同时考虑男性和女性的话，可以说是多数人沉溺于婚外情。金赛的研究发表十年后，我们可以看到，基于这一发现，人们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在此之前，人们只是有婚外情，但是他们没有罢手，他们离婚，又再婚。第二，他发现“女性通过婚内性行为获得性高潮的比例明显地稳定上升”。[1907]看一下女性样本的年龄，金赛发现，大多数出生于19世纪末的女性从来没有达到性高潮（前文提过，西蒙娜·德·波伏娃到39岁时才体验性高潮），而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女性“在性交中总是能达到［性高潮］”。尽管金赛不愿意将女性性高潮等同于愉悦的性生活，但是这些发现以及大量的样本明确鼓励更多没有体验过性高潮的女性追求性高潮。在之后的十年中，这一现象愈演愈烈，这绝不是妇女运动的唯一追求，却是原因之一。第三个被证实有持续影响的重要发现是同性恋活动的比例远高于预期，三分之一的成年男性表示有过同性恋经历。[1908]金赛的报告似乎再次显示，大多数人曾经自以为怪异和不正常的行为其实比他们所了解的正常得多。[1909]因此，金赛的报告不仅减轻了人们的焦虑，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还有可能鼓励了更多的同性恋行为。
金赛的继任者是一位谢顶的妇产科医生，来自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名叫威廉·豪威尔·马斯特斯（William Howell Masters），出身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富裕家庭。马斯特斯的性学研究方法与金赛不同。金赛感兴趣的是调查研究，而马斯特斯是位生物学家、医生，他感兴趣的是生理学性高潮，特别是性高潮障碍，以期发现性生理对不育夫妇的影响，并针对性地研究对策。[1910]
从1941年起，马斯特斯开始对性研究产生兴趣，当时他与乔治·华盛顿·柯那博士在巴尔的摩的卡耐基实验胚胎学研究中心工作。柯那既是阿尔弗雷德·金赛的导师，也是马斯特斯的导师，他后来发现了两种雌性激素之一的黄体酮。[1911]为了进行性学研究，马斯特斯做了充分准备，他知道自己在玩火，但他必须那么做，在他进入这一领域之前，他必须令自己在专业上“无可怀疑”。20世纪40年代，他获得了若干学位和学术资格，在有关类固醇替代疗法以及男性和女性的正确剂量方面发表了出色的研究成果。其间，他还结了婚。1953年，金赛的两份报告均已发表，马斯特斯终于与学校的理事会建立联系，希望从事人类性行为的研究。学校对此并不热心，但是有金赛的先例摆在那儿，出于学术自由的考虑，一年后，马斯特斯的项目获批。不久，他发现可供参考的资料太少，很快找到校长希望获得初期研究的许可，即对妓女（因为她们了解性）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他再次获得批准，条件是必须与一个评议小组合作，这个评议小组的成员包括当地警长、当地天主教区负责人，以及当地报纸发行人。[1912]获得他们的支持之后，马斯特斯花了18个月调查中西部、西海岸、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男妓和妓女的各种性经历，“包括所有已知的各种性交、口交、肛交和各式各样的恋物癖”。[1913]他向妓女询问性交过程中自身性器官的反应以及她们对性高潮的看法。在第二个研究阶段，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马斯特斯在学校附属的产科医院顶楼开设了一个有三间房的诊室。除了办公室以外，里面两间屋子由单向镜隔开，透过这面镜子，在一段时间内，马斯特斯拍摄了382位女性和312位男性的性交过程，获得了10000个性高潮片段。[1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