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研究的开展，马斯特斯意识到自己需要一名女搭档，最好要了解女性性生理，并且能正确提问。就这样，1957年1月，弗吉尼亚·约翰逊（Virginia Johnson）加入，她是一名歌手，不是科班出身，马斯特斯认为这很有利，她可能会提出与自己不同的问题。她与马斯特斯一样投身于这项“事业”，为了深入研究，他们一起发明了很多新的设备，例如测量阴茎内血压变化的设备，还有一种“透明的合成树脂阴茎，长约9英寸，阴茎头部可以射出一束冷光，使阴茎柱中内置的照相机镜头”可以拍摄到能反映女性性高潮的阴道壁。此前，人们认为性的主要奥秘在于不同的女性有阴蒂性高潮或阴道性高潮之说，比如弗洛伊德等人就这么认为。[1915]金赛反对这种说法，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也未能找到证据支持弗洛伊德的理论。不过，他们的一项初期发现证实，阴茎在一段时间内只能有一次性高潮，其间有不应期，而阴蒂却能反复达到高潮。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用约翰·海登瑞的话说，这“几乎达到哥白尼的高度”，因为这一发现对女性心理学（性满足不再以男性标准来衡量）和性治疗都有重要意义。[1916]在这个颇具争议的领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最具争议的革新是使用性用品。最初他们用在妓女身上，因为她们有时间、有经验，但是学校高层对此持反对意见，因此，他们发广告，从学生中招募女性志愿者。
随着研究及相关疗法的推进，他们在专业杂志（如《妇产科》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早期研究成果，还计划将来出一本大部头的书。但是，1964年11月，精神分析学家莱斯利·法勃在《评论》上发表了数页长文批评他们，嘲弄并质疑他们的动机，他们保守了十年的秘密被揭开了。[1917]作为回应，1966年4月，他们发表了《人类的性反应》。在写作过程中，他们刻意不露声色，所以这本书显得乏味、沉闷，但这并未带来不利影响，该书出版后一周内售罄；最终销量达到30万本。[1918]幸运的是，《美国医学会杂志》表态，认为他们的研究很有价值，因此，多数主流媒体对其研究成果持尊重的态度。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的长远意义超越了金赛，因为他们向过去一直处于黑暗和无知的领域照射光芒，使人们得以公开谈论性问题。很多人反对这一变化，但是不包括那些多年来遭受某种性功能障碍折磨的人群。例如，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发现，大约有80%性功能障碍者在寻求医疗帮助后，尽管可能复发，但是通常都有很大改善。他们还发现：由酒精、疲劳或紧张引发的男性继发性阳痿可以轻松治愈；淫秽作品的后果之一是人们对自身性行为的预期过高。《人类的性反应》非但不是淫秽读物，它还指出了淫秽读物的不良影响。
《第二性》、《金赛报告》，以及《人类的性反应》改变了人们的态度，而这些作品本身也是态度变化的产物。在英国，由于战争，民众态度的变化尤为深刻。例如，战争期间，私生子数量明显上升，从1942年的11.8%上升到1945年的14.9%。[1919]当时，由于橡胶短缺，男用护套（即避孕套）和女用护套等供应紧张，而且质量低劣。与此同时，计划生育协会面临的主要难题是生育能力偏低。这个问题得到了多方关注，1943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向全国发表的广播演讲中，鼓励“我们的人民……要千方百计多生孩子”。鉴于这一担忧，英国于1944年组建了皇家人口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f Population）。此事直到1949年才被报道，当时，无论是政府的关注度，还是人们的行为都已经有所变化。例如，皇家人口委员会发现，实际上，在持续下跌大约半个世纪之后，英国家庭规模已经在近二十年里维持相对稳定，保持每对已婚夫妇有2.2个孩子的水平，这意味着英国人口在缓慢增长。[1920]但是皇家人口委员会也很清楚，虽然中央政府似乎没有打算控制生育（例如，新建的英国家卫生署没有要求设立计划生育门诊），但是多数人，特别是女性，却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清楚孩子的数量关系到生活质量，所以会主动学习相应的避孕知识。这又属于性行为的另一个领域，其中有很多个人行为，但整体情况如何谁也不清楚。尤为特别的是，皇家人口委员会得出结论：“小家庭观念在各个阶层蔓延，这是在适应现状，其最重要的特点是逐渐认可并控制家庭规模，尤其是通过避孕来实现，并将其作为人们应当承担的责任。”[1921]
在人工避孕这个问题上，各个教会的态度各不相同。1918年，英国国教投票赞成人工避孕，但是罗马天主教会还没有采取类似的行动。因此，这件事情就显得特别尖锐：哈佛医学院妇产科主任、科学家约翰·罗克（John Rock）博士于1944年首次在试管中实现人工受孕，他也是首批将人类精子冷冻长达一年时间而不损伤其活力的科学家之一，但他是一名天主教徒。他的最初目标不是避孕，而是要帮助不孕妇女怀孕。[1922]罗克相信，服用黄体酮和雌二醇可以促进怀孕，还能稳定月经周期，这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夫妇就可以采取“安全期避孕法”。[1923]遗憾的是，当时人们还不完全了解此类激素的作用，例如，黄体酮有效果是因为它能抑制排卵，但是具体怎样抑制还不清楚。不过罗克注意到，当他让众多所谓的不孕女性服用黄体酮时，起初黄体酮似乎没有效果，但是，她们中相当多的人在治疗一结束就怀孕了。[1924]其后他得到了格雷戈里·平卡斯（Gregory Pincus）博士的帮助，后者是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也对不育感兴趣。他最终确定，结合使用雌二醇和黄体酮能抑制促性腺的活性，从而阻止排卵。因此，在适当的日子服用药品可以防止怀孕，同时还干预了正常的月经过程。1956年，罗克和平卡斯在波多黎各的两百名女性中进行首次临床试验，因为当时节育在马萨诸塞州还是非法的。[1925]他的工作性质一经披露，就有人想将罗克逐出教会，但是在1957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使用罗克—平卡斯避孕丸治疗月经不调。接着他们又进行了一次临床试验，这次参加试验的样本有将近九百位妇女，结果非常成功。1960年5月10日，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准许使用异炔诺酮—炔雌醇甲醚片（Enovid），这是由芝加哥的瑟尔公司生产的一种女性口服避孕药。[1926]《纽约时报》长篇累牍地报道了避孕药研发的新闻，但这是值得的：到1961年底，大约40万名美国女性服用该药片，第二年和第三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到1966年，已经有600万美国女性服用该药片，全世界其他地区也有大约600万妇女使用该药片。[1927]这种药物大获成功，英国的统计数据可见一斑（英国计划生育传统悠久，志愿者见多识广、有耐心，另外世纪初的一场优生运动也带来了良性的结果，这些都使英国的统计工作十分出色）。1960年，在计划生育协会的诊所里，97.5%的节育客户得到的指导意见是使用子宫帽（在英国，口服避孕药到1961年才获准销售）；到1975年，58%的客户得到的建议是服用口服避孕药。[1928]对性的统计研究显示，公众对亲密行为的观念总体来说是错误的、陈旧的。人们私下悄悄地改变着，聚沙成塔，就迎来了一场性革命，因此波伏娃、金赛、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作品才那么畅销；成千上万的人看了他们的书，激动地从中读到了自己。
出版商和作家也读懂了这些信号。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几本文学作品谈到性问题的时候要大胆得多。这些作品包括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1953）、J. P.唐利维的《姜人》（1955）、弗朗索瓦丝·萨冈的《你好，忧愁》（1955）、威廉·巴勒斯的《裸体午餐》（1959），以及艾伦·金斯堡于1956年发表的诗作《嚎叫》。1959年，金斯堡的《嚎叫》和D. 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9年起在法国市面上就能买到）在英国和美国成了著名的淫秽物审查的对象；鉴于其艺术价值，二者最终都通过了审查。此外，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还逃过了法院审查，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像其他作者那样进行露骨的性描写。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主题最“变态”，讲的是位中年男性对未成年的“性感少女”的迷恋。
不过，在那个时候，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已经出人头地。他生于圣彼得堡的一个贵族家庭，他们家在革命中失去了一切，他在剑桥接受教育，曾经生活在德国和法国，1941年起定居美国。他的俄语写作和英语写作同样出色，他痴迷于国际象棋，还是公认的蝴蝶研究权威。[1929]《洛丽塔》诙谐、悲伤、动人。故事谈到了年龄和性，谈了与成长相伴的忧伤，谈了性生理和性心理的差异，性、爱和激情之间的差异，还谈了爱情何以成为伤害，成为桎梏而非自由。洛丽塔就是一只蝴蝶，美丽、柔弱，有中年人羡慕的原始生命力，但她也很庸俗，绝非理想的情人。[1930]当然，那位中年“男主角”失去了她；当然，他还失去了一切，包括自尊。虽然洛丽塔意识到了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但她完全不清楚有没有失去什么，如果有，那是什么？是他内心的温暖造就了她内心的冷漠，还是这根本就无关紧要？小说《洛丽塔》尽可能地避开了性描写。
这一时期出现的最后一份报告则基于早些时候的调查和事件，并有所推进，这就是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于1963年发表的《女性的奥秘》。弗里丹（婚前姓哥德斯坦）毕业于史密斯学院，做过记者，住在纽约的格林尼治村。1947年，她与卡尔·弗里丹结婚，很快搬到了郊区，成了一名全职母亲，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她喜欢抚养孩子，但她也想拥有事业，于是她试图重操旧业，做个记者。1957年正逢她的大学同学毕业十五周年聚会，她决定就此为《麦考尔》杂志写篇文章。为了收集相关信息，她设计了一套调查问卷。[1931]她提出的问题主要关注昔日同学自己身为女性的感想以及性或性别对其生活有何影响。她发现：“绝大多数女性感到遗憾、孤独，羡慕她们的丈夫能拥有自己的生活、朋友和同事，能拥有家庭以外的事业。”
但是她被《麦考尔》拒稿：“那位男编辑说这不可能是实情。”她撤回稿件，转而投给《妇女家庭杂志》，结果他们改写了这篇文章，完全颠倒了她所要表达的意思。她继而转投《红书》杂志，这一次编辑对她的经纪人说，“这位贝蒂肯定疯了”。[1932]他认为只有女“神经病”才会认同她的文章。后来，弗里丹终于意识到自己写的东西“威胁到了女性杂志生存的基础”，于是她决定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书。[1933]起初，她采用的书名是《团结的女性》，后来改成了《女性的奥秘》。选用这个书名，弗里丹暗指一般观点认为女性喜欢待在家里当主妇、生儿育女，对广大社会、政治或思想问题不感兴趣，也不需要事业。她惊讶地发现，情况并非一贯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那些曾经将其稿件拒之门外的杂志所刊登的文章大不相同。“1939年，女性杂志故事中的女主角并非总是年轻人，但在某种程度上，比如今杂志上的虚构人物年轻……四大女性杂志（当时是《妇女家庭杂志》、《麦考尔》、《巧妇》和《妇女居家指南》）的女主角多为职业女性……昂扬、勇敢、独立、果敢。她们在护士、教师、艺术家、演员、撰稿人、推销员等工作中所展示的性格力量是她们的魅力所在。当时的氛围很明确，人们欣赏她们，是因为她们有个性，而不是因为她们能够吸引男性；对男性而言，她们独特的精神和性格与漂亮的长相具有同等的魅力。”[1934]
她觉得战争改变了一切。整整一代男人为了自己的最高理想背井离乡、奔赴战场；但他们还是回到了等在家中的“小女人”身边，通常她们还抚养着男人离家前特意孕育的孩子。这些男人回来了，找到了好工作，或者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获得了良好的教育机会，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模式，住到郊区也于事无补，只会使女性感到更加孤独。但是，弗里丹说，如果她收回来的调查问卷可信的话，到1960年，女性的挫败感到达了极限；女性的愤怒和神经过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有个问题是，它无法名状；就在此时，弗里丹的书发表了，这一无法名状的问题造就了《女性的奥秘》。
弗里丹批评的范围广泛，有大量研究支撑，她的愤怒（这本书冷静地探讨了一个极具争议的主题）不仅直指女性杂志和麦迪逊大街——因为它们将女性群像刻画为“养尊处优”，周围全是洗衣机、吸尘器和其他省力的设备，而且直指弗洛伊德、玛格丽特·米德，以及教育女性努力迎合老套的完美形象的大学。[1935]她认为，弗洛伊德提出的阴茎嫉妒理论，只是变着法子说女性比男性低等，不过他拿不出任何证据。她还认为，米德的人类学研究虽然揭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女性之间的差异，但她所提出的理想女性的形象本质上仍然是顺从的，这又迎合了陈旧的女性形象。她指出，米德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职业、两任丈夫、一位同性恋人、一段互不干涉的婚姻）完全不符合她自己作品中的描述，反而是现代西方女性的良好范式。[1936]弗里丹的研究成果作为当时颇受欢迎的作品，还引导人们关注女性重要的基本细节。她研究了众多女性如何20岁不到就结婚，导致她们既没有事业，也没有思想；她惊讶地发现很多女性支持丈夫获取各种资质，她讽刺地称之为“培养丈夫”学位。[1937]她也较早注意到，这种艰难环境最终往往导致母亲殴打或辱骂孩子。
弗里丹的书大获成功，不仅销量巨大，而且推动了妇女地位问题总统委员会的成立。1965年，该委员会发表报告，详细阐述女性获得的报酬如何低人一等（女性平均工资是男性平均工资的一半），以及从事专业和管理工作的女性比例如何在下降。华盛顿的官僚机构没有重视这份报告，于是一群女性决心行动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贝蒂·弗里丹也是其中之一，她们在华盛顿集会，创立了全国有色人种妇女协进会。[1938]这个组织最终演变为全国妇女联合会（NOW）。现代女权运动自此拉开了序幕。[1939]
25 人类新境况
金赛的报告和弗里丹的调查都传递出一种信号：战争结束后西方社会正从根本上发生变革。美国是最前线，不过这种变革同样发生在其他国家，只是变革程度可能稍弱。战前，人类学是给公众带来最多遐想的社会科学，这要感谢弗朗茨· 博厄斯、鲁思· 本尼迪克特和玛格丽特· 米德。但是，现在，西方社会发生的变化主要集中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
这些研究中，第一本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是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后来去了斯坦福大学）于1950年发表的《孤独的人群》。里斯曼首先强调社会学应该超越人类学。他说，与社会学相比，人类学很“贫乏”，它不算是一个大学科，这个领域的研究不过是个别人展开的考察，原因是他们不具备足以启动庞大项目的资金。这样一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就显得业余，更重要的是，“它还出现了这样的倾向：从原本贫乏的材料中得出过于笼统的结论”。相比较而言，社会学家主要依靠民意调查。盖洛普（Gallup）民意调查公司于20世纪30年代创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即广泛采用民意调查的办法评估公众的态度，同时统计学在数据处理方面也取得了进步，所以无论在数量、详细程度以及样本的典型意义方面，民意调查都能提供丰富的资料。除了调查数据，里斯曼还说，诸如广告、梦、儿童游戏、养育孩子的习惯等此类研究现在已经“毫无新意”。因此，他和他的同行能够断言美国人的民族性，其准确性是人类学家无法匹敌的。（特别要说明的是，他后来被迫收回了一些一概而论的话，也对这种过于自信的论调表示懊悔。[1940]）
里斯曼师从埃里希· 弗洛姆，因而他间接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跟法兰克福学派一样，他的很多观点受到弗洛伊德和马克斯· 韦伯的影响，《孤独的人群》是将个体心理学和家庭心理学与整个社会相关联的一种尝试。他的观点分为两个部分。首先，他声称，社会的发展要经历与人口变化有关的三个阶段。在久远的社会，人口数量处于较低水平，呈稳定状态，人是“传统导向”的。在第二阶段，人口规模迅速增长，人变成“内在导向”。在第三阶段，人口规模在较高水平趋于平稳，人是“他人导向”的。其次，他认为随着其他各种情况的发展，构成性格的因素也发生变化。他特别观察到家长的权威和家庭生活的影响在下降，大众媒体和同辈群体的影响在扩张，在涉及年轻人的生活时，情况尤甚。[1941]
里斯曼认为，到20世纪中叶，像印度、埃及和中国这样的国家仍然停留在传统导向的阶段。这些国家的很多地区人烟稀少、死亡率高，人民的文盲率较高；那里的生活被已经存在了好几代的固有习俗和姻亲礼节所左右，人的青年时代显然是训练期，经过某种正式的启动仪式后才进入成人社会，这是人人都要经历的。这些仪式不仅使人享受更多的特权，同时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种社会有三大事项，分别是仪式、规矩和宗教，‘几乎没有精力为旧问题寻找新解法’。”[1942]里斯曼没有谈及传统导向的社会如何发展或演变，但是他认为下一个发展阶段有明确的标志，人口迅速增长，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得相对稳定，这种情况又转而成为其他社会变革的原因或后果，这种不平衡给整个社会的传统处事方式带来了压力。个体流动性增强，资本迅速积累，以及不断地发展是新社会的特点。里斯曼说，这种社会（例如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时期）培养的典型人格是“不需要严格而明确的传统指导就具备与人打交道和相处的能力”。“内在导向”的概念涉及众多个人，但他们都有共同的经历，即左右他们生活和行为的价值观均是早年由长辈灌输的，其结果便是鲜明的个人主义倾向，即使在不同的处境中也表现一致。内在导向的人了解传统，甚至了解各种传统，但他们每个人都忠于自己所属的传统。里斯曼说，这就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在陀螺”。典型的内在导向型社会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1943]
当出生率随着死亡率一起下降时，人口再次趋于稳定，但人口数量已经水涨船高。靠土地讨生活的人变少了，更多的人拥进城市，人们的生活变得富裕、闲适，社会日趋集权化和官僚化，渐渐地“物质环境不再是问题了，他人成了问题”。[1944]人与人的交往更广泛，相互之间变得更加敏感，这一社会造就了他人导向的人。里斯曼认为，在20世纪的美国，他人导向型人格最常见。美国缺乏封建传统，美国城市更是如此，人们大多能读会写、受过教育、生活殷实。[1945]他觉得，在新的富裕环境中，家长的管教作用被削弱，因为在新的、生物学上更稳定的小型家庭里，家长的管教并非必不可少，这就产生了两种后果。第一，在社交影响方面，同辈群体（指与孩子同龄的其他孩子）变得与家庭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第二，社会上的儿童被纳入了营销范畴；儿童用品生产商和宣传儿童产品的媒体都视儿童为目标群体。孩子们希望获得他人的指导或认可，这就形成了现代社会的从众性，他们最希望讨人喜欢，想要受人欢迎。[1946]里斯曼认为，相对于个人得失或各方利益，这种新的他人导向群体更关注自己的精神发展；他们想要的不是被尊重，而是被喜爱；他们最重要的目标是与他人“相处”。
里斯曼继续深入展开这部分内容，他用了好几章阐述家长、教师、报刊媒体和电子媒体等的角色改变，以及经济学的作用，工作特点的变化。他认为，他观察到的和论述的变化有着私人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意义，无论个体属于哪种人格类型，都逃不脱三种命运：调整、反常和自治。[1947]后来他修正了部分观点，承认自己对美国的变化言过其实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无疑是正确的：他观察到，美国人最关心“人际关系”，这预示着20世纪晚期，人们将痴迷于关乎生活领域的各种心理学。
《孤独的人群》发表的当年，参议员约瑟夫· 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威灵市的女性共和党俱乐部宣布“我手上有”一张潜伏在国务院内的共产党间谍名单。在此之前，麦卡锡还是一位籍籍无名的、好酗酒的中西部政客。[1948]这一说法在美国引起了“道德恐慌”，据说有151名演员、作家、音乐家、广播和电视艺人被指与共产党有关，美国司法部长还发布了一份名单，罗列了179个“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颠覆分子组织”。[1948-0]麦卡锡和美国司法部长担心的是共产主义者和“颠覆分子”，其他人则为全面的道德恐慌及其对美国的影响忧心忡忡。实际上，很多人（特别是来自欧洲的避难学者）开始忧虑美国有可能变成法西斯国家。正是对此类问题的关注促成了一种心理学研究，它与《孤独的人群》不谋而合，且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现。
早在1939年，在伯克利民意调查机构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合作的一个有关反犹主义的研究项目中，《权威型人格》的构思便开始初具雏形。[1949] 这个项目试图用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潜在的法西斯性格”的心理状态能否被识别。这是专事批判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一次使用量化的研究方法，其结果是“F（代表法西斯）”指标“完全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1950]“结果，普通美国人的很多‘传统’的‘种族优越感’姿态和对各种权威的令人不安的顺从态度所反映出的不良人格恰恰是反犹主义的表现。”[1951]这就与里斯曼联系起来了：这些潜在的法西斯分子是“他人导向”的、标准的、传统的美国人。《权威型人格》以这样一句警告作结：战后美国面临的首要威胁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在大西洋西岸找到了“新家”，资产阶级美国及其大城市是“现代文明的黑暗心脏”。[1952]《权威型人格》的另一个结论是：引发大屠杀的原因不单单是纳粹思想及其“种族退化”理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理性也难辞其咎。法兰克福的流亡者、该报告的主要作者西奥多· 阿多诺发现，左翼分子情绪更稳定，往往比保守派更愉快，资本主义倾向于产生不良人格，产生集理性与权力于一身的权力主义的反犹分子；对他们而言，大屠杀就是权力的极端表现。[1953]如果说《孤独的人群》是一种早期尝试，为了弄懂整个民族，它将民意调查材料与社会心理学及社会学相结合，这一做法即便算不上完全成功，至少也是一种吸收新知识的理性方案；《权威型人格》则是对弗洛伊德和斯宾格勒的德国传统的抛弃，它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意图是贬低西方/大西洋的理性主义，以及科学和民主之间的结盟。这是一个引人关注的论题，尤其是在研究了麦卡锡事件的背景之后。但事实上，它随即遭到其他社会科学家的批评，他们毫不留情地、有条不紊地拆解其研究成果。不过，那时候，“权威型人格”这个不甚确切的短语已经流行开来。
关于极权主义的源起及其在战后世界（特别是在美国）可能有何表现，汉娜·阿伦特给出了更清晰的论述。自从1941年逃离法国之后，她就一直住在纽约。有段时间，她住在曼哈顿，生活潦倒，学会英语后，开始写作，辗转于《党派评论》的知识分子圈。她曾经在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授，还定期为《纽约客》杂志撰稿。后来，她长期在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任教，直到1975年去世。[1954]新学院是20世纪30年代为逃离法西斯主义而来到美国的一批欧洲知识分子的家园，其办学宗旨便是努力融合欧洲思想和美国思想。阿伦特成名于三部有影响力，也极具争议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人的境况》（1958）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1963）。[195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她开始写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前后花了七年时间。[1956]她的主要目标是说明这个在世界政治中与“犹太问题”或“反犹主义”一样“无足轻重”的问题为何能够成为“众多问题的导火索，首先引发纳粹运动，然后引发世界大战，最后还导致死亡工厂的设立”。[1957]她的回答是大众社会走向了隔离和孤独，即里斯曼书名所说的孤独的人群。她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政治生活变质了，而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却日益强大，并形成了一种政治形式，其公众生活如下：穿制服，站队；有具体的头衔，便于辨认和致敬；大规模集会，提供参与的体验。[1958]这是积极的一面。同时，她认为“孤独”等同于“恐怖”，“而恐怖是极权政府的实质”。[1959]这就引起了争议，因为尽管她把斯大林主义等同于纳粹主义，让很多人认为新兴的美国生活方式无可替代，但她仍然暗示社会“大众化”向“极权主义跨出了一步”，迈向“根本恶”，认为“新的西方大众社会有与极权主义东方接轨的危险”。[1960]
在《人的境况》一书中，阿伦特试图为其早期著作阐述提出的问题给出答案。[1961]她觉得，现在社会面临的基本困难是，现代人在政治上有疏离感（相对于心理学角度）。普通人无法获得政治精英所拥有的信息，官僚现象比比皆是，一个人、一张选票并没有多大意义。这种情况现在变得更加突出，因为随着巨型公司的发展，个人更难掌控其工作，能使人感到愉悦的技术工作越来越少，收入也更难保证。人类日趋孤独，但又清楚自己无法孤立地行动和生活。[1962]正如她的传记作者伊丽莎白· 扬—布鲁尔所说，她给出的方案是超前的；阿伦特认为社会将逐渐向她所说的政治人格化方向发展，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单一问题政治（环境、女权主义、转基因食品）。[1963]她说，这样的话，人们能够像专家一样知识广博，可以努力主宰自己的生活，并能收到一些效果。有关政治人格化的问题，阿伦特的观点是正确的：20世纪后期，它将成为集体生活的重要元素。
与汉娜· 阿伦特一样，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也是位德国犹太人。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一1934年与该学派的其他成员起移民到美国，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工作。弗洛姆的家人笃信宗教，他本人曾经与马丁· 布伯一起组建犹太思想研究院，这在法兰克福变成了一个项目，研究阶级意识的形成，研究心理学和政治学之间的联系。弗洛姆基于问卷调查收到的一千多份回复发现，人群不能如他原先设想的那样分成“革命”的工人和“不革命”的资产阶级。也有保守的工人和革命的资产阶级；经常有左翼工人承认自己在很多一般认为非政治的领域存在“极不革命的权威态度”，如育儿和女性时尚。[1964]这使得弗洛姆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人相信，马克思主义必须根据弗洛伊德的意见加以修正。
弗洛姆写于20年代的作品直到80年代才被译成英语，因此，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但是它表明，他和里斯曼、阿多诺和阿伦特等人持有相近的观点；事实上，1955年《健全的社会》一书的出版证明他才是走得更远的那个人。[1965]他没有盯着大众社会的缺点，而是考察了一个更为极端的观点，即我们能否认为全社会都处在不健康的状况。对很多人来说，弗洛姆的中心概念过于狂妄、毫无意义。但是他正面处理了这个问题。首先他承认他的书吸收了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和托尼在《贪婪的社会》中提出的一些观点（他提醒读者，这本书最初的名字是“贪婪社会的疾病”）。弗洛姆从人们熟悉的统计数据入手，他发现，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美国和其他新教国家（如丹麦、挪威、瑞典）的自杀、谋杀、暴力、吸毒和酗酒比例更高。[1966]因此他认为，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这些社会的病情更严重。他的其他观点则掺杂了精神分析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他认为，最重要的现实是，“19世纪，上帝死了，而20世纪，人也死了”。[1967]资本主义有种种优点，它本身也是众多自由的产物，但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它会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后果。他的措辞相当简洁：“工作可以定义为执行机器完成不了的动作。”他用现代的方式提出了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观点：对大多数人来说，20世纪的工作毫无个性、无聊、没意思，而且引发了各种问题。诸如“反常”和“异化”等词汇再次出现，但是弗洛姆的批评意义主要在于，他认为现代工作的束缚型体验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精神健康。他写道，大众社会将人变成商品。“人的价值在于他的销路，而不是爱和理性等人文素质或艺术能力。”[1968]在书的末尾，弗洛姆强调了爱的作用，他认为爱是一种“艺术形式”，因为超级资本主义的一大灾难是“人”与同胞之间的关系受到伤害。异化的工作损害友谊、公平和信任。里斯曼曾经说过，年轻人更关注人际关系和受欢迎程度，但是弗洛姆担心，人们会变得更加冷漠；如果人人都是商品，那么人与物品就没有区别。[1969]他明确表示，自己研读了各种文献，发现生活之所以枯燥无味，是因为工作淹没了一切，人们自然就对艺术丧失了兴趣。弗洛姆的目标与其说是帮助人类重拾理性，不如说是找回尊严，他特别提到了阿瑟· 米勒的作品《推销员之死》的主题。[1970]虽然弗洛姆采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将战后世界诊断为疯狂的社会，但他并没能提出心理疗法。相反，他大大方方地面对事实，认为想要消除他所看到的发生在身边的严重的心理损害，就必须改变工作的性质，完善工厂、办公室的社会角色以及管理决策的参与方式。
社会之所以出现弗洛姆描述的情况，主要是因为巨型公司或“组织”，W.H.怀特（W. H. Whyte）在次年发表的《组织人》中特别谈到了这一问题。与弗洛姆的书相比，这本书更尖锐、更具煽动性，但是两本书的主题有大量交叉。[1971]怀特的书文笔更好（他曾经是《财富》杂志的记者）、更直截了当，他只阐述战后美国人民“他人导向”的生活和文化，没有给予过多的同情。怀特认为大型组织吸引并培养某一类型的个体，因此就应该有一种心理学来适应公司或组织的生活。首先，他看到组织内部的新教伦理在衰退，某种意义上说，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都有明显衰退。[1972]人们知道加入一个组织的办法是成为群体的一员，要合群，不要“给人添麻烦”。怀特说，组织人比较保守，而且组织人是为别人工作，不是为了自己。[1973]怀特认为这是美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他认为公司的主要动机是“归属感”和“团结精神”。怀特的其他观点也有充分阐述。当时美国教育系统刚刚经历历史性变革，他曾制作过一张教育课程图表，清晰地说明这些变化。1939至1946年和1954至1955年间，选修基础课程（人文和自然科学）的人越来越少，而选修应用课程（工程、教育、农业等）的人则越来越多。[1974]他认为这一点比较遗憾，因为这说明生活面在变窄；人们掌握的知识不如以前丰富，而且只与兴趣相同的人交往，无法开阔眼界，生活日趋单调。[1975]怀特进而批评了人力产业和有关“人格”及人格测试的概念，他认为这些概念进一步鼓励趋同和保守。他最反对为人格测试提供心理分析的解释，认为这比占星术强不了多少。他强烈批评郊区，认为郊区是组织的“分支机构”，是集体心理的整体延伸。他引用了郊区开发的略图，指出郊区的社会生活极度受限，人们的活动囿于邻里（一连串的桥牌聚会、垂钓野餐、情人节化装舞会）；这一看法突显了他的中心观点，即组织人在“温和的暴政”体制中过活。[1976]在这种暴政下，人们必须“外向”，这是最重要的素质。他们牺牲自己的隐私和嗜好，取而代之的是愉快而草率的生活方式，人们漫无目的地从一个集体活动奔向另一个集体活动，而且，一年内，这样的家庭有三分之一会搬到数百英里外的类似社区。正如里斯曼所说的“他人导向”的人一样，怀特认为，组织人宽容、不贪婪、对其他形式的存在也不是一无所知。他们的笼子是镀过金的，但那仍然是个笼子。
怀特不喜欢他所看到的这些变化，但他并未对此大光其火，反倒很率直。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却不是这样。米尔斯喜欢将自己说成是“学术好汉”。[1977]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德克萨斯人，加上他喜欢骑硕大的摩托车，他倒是很符合这个形象。他接受过专业的社会学教育，战争期间曾经在华盛顿任教，接触过20世纪30年代末产生并在战争期间走向成熟的新的社会调查手段。通过这些调查，米尔斯认识到美国社会正在发生变革（某种程度上，其他西方国家也是如此），但他痛恨这一事实。不过，与里斯曼或怀特不同的是，他不满足于描述社会变革。他视自己为参与新战争的斗士，他的任务就是指出美国面临的危险。这迫使他走向学术同仁的对立面，而他们也认为米尔斯越界了。从这一点来看，他确实是一个好汉。
米尔斯出生于1916年，战争期间在马里兰大学任教，他在华盛顿的时候曾经参与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ersfeld）的研究，后者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为政府做了很多调查。拉扎斯菲尔德用统计方法佐证自己的观点，这一方法迅速发展，政府部门也出钱开展一些与战争相关的实践性社会研究。[1978]这种战时经验给米尔斯带来了两种影响。他更清楚冲击美国社会的种种变化，同时他也因此也建立了长久的信念，即社会学必须务实，不仅要努力理解社会运转的方式，还要为人们提供信息，以便人们在知情的情况下作出合理的决断。当时在伦敦的卡尔· 曼海姆实际上也持相同的观点。战后，米尔斯搬去纽约，并与众多知识分子交往，包括《党派评论》杂志圈的菲利普· 拉夫、德怀特· 麦克唐纳和欧文· 豪，以及《新领袖》杂志的编辑丹尼尔· 贝尔。[1979]在哥伦比亚大学，他认识了罗伯特· 林德，林德因研究“米德尔敦”而闻名，不过当时林德的光芒已经开始黯淡。在1948至1959年间，米尔斯撰写了一系列著作，思想上罕见地一致。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由于《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出台，大批学生得以接受高等教育。这在总体上提升了大众素质，也缔造了一个新社会，就业机会更多，出现了各种趣味性工作，更多技能走向职业化。米尔斯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应该阐释新形势并加以批评。
如果将米尔斯的众多著作按发表时间排列，它们依次是：《权力新贵》（1948）、《白领》（1951）、《权力精英》（1956）和《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这些著作都反映了他的主要观点，即本质上劳动力已经不再是社会的大问题：“劳动力问题在国内政治中走向终结，同时，苏联从盟友变成敌国，共产主义也成为一大威胁。当劳工运动从社会运动变为利益集团时，理想国的终结也是意识形态的终结。举足轻重的政治问题不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而是极权主义与自由。”他感到汽车已经使郊区生活成为可能，主妇成为家庭中心，她“精于消费，善于打造家庭凝聚力”。[1980]作为私人领域的家庭已经取代工作场所和工会大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由于大萧条引发了很多政府干预，这个时代是个转折点。他率先将“名人”视为一个群体。[1981]他说，这一切的结果是，从前“粗犷而特立独行的”美国人成了“普通大众”，成了“习惯性从众的生物”，不再“积极地自由思考”。[1982]在《组织人》中，怀特关注的是公司的中层，在《权力新贵》中，米尔斯则主要讨论领导人物。他提出，新型劳工领导已然出现，他们是大型官僚组织的首脑，是新的权力精英的一员，也是主流社会的一员。在《白领》中，他主要讨论美国中产阶级的转型，他将中产阶级描述成“漂泊不定的、没有组织的群体，他们的地位和权势根基不牢……他们完全是中间阶级，具有不确定性”，精神颓废，动辄需要服用当时刚出现的镇静剂。[1983]“白领人士悄悄地迈入现代社会。无论他们有怎样的历史，那历史都没有事件；无论他们有哪些共同利益，都不可能走向团结；无论他们的未来如何，都不是自己亲手缔造的。”[1984]“工人阶级将是一个新的、更加进步的社会的中流砥柱，这个观点首先出现于19世纪初，并在20世纪30年代走向成熟”，但是，米尔斯总结道，这种观点行将灭亡。在思想部分，他介绍了一种颠覆性的观点，即实际上与其说白领阶层是新的中产阶级，不如说他们是新的工人阶级。[1985]
米尔斯有关美国社会的理论阐述在1956年出版的《权力精英》中达到高峰。20世纪60年代，很多革命派学生认为“权力精英”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措辞和论题。基于马克斯· 韦伯的观点（他曾经参与韦伯作品的英文翻译工作），米尔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凝聚力是一种新的支配形式，是一种社会制度，与早期的各种社会秩序相比，在这种社会制度里，权力更分散、更隐蔽。不同于工厂主对其员工及独裁者对其臣民的直接权力，现代权力已经制度化，因此，难以发现和辨认。……在大众社会，权力呈现出一种新面孔，即集体权力和内在关联的层级制度。”[1986]在传统的美国，米尔斯写道，“家庭、学校和教堂是构建社会秩序的主要结构。而在现代美国，公司、国家和军队取代了这些结构，分别被植入了一种技术、一种相互关联的过程体系”。[1987]
《社会学的想象力》是米尔斯的最后一部作品，书名别致巧妙，意在提供审视世界、评判经验的新方法，帮助现代人“摆正自己的历史角色，理解自身经历、把握自身命运……通过了解周围环境中的各色人物，明白自己的各种人生机遇……”（再次令人想起曼海姆。[1988]）与汉娜· 阿伦特一样，米尔斯意识到，由于旧的范畴被打破，政治学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个体作为群体成员的身份已经崩溃，不再适用。因此，至少对他而言，社会学的一大任务是创建新的实用主义，“将个人烦恼变成公共议题，将公共议题变成适用于众多个人的有人类意义的话题”。[1989]米尔斯的想法令人耳目一新，它并非基于自己的偏见，或者说不仅仅基于偏见，还基于调查材料。他的分析与其他学者相互补充，他将知识投入实际应用的热情引领很多学者（特别是社会学家）在其后的数十年里直接参与政治。米尔斯算是学院派的萨特式的反抗者，这是他偏爱的角色，也是那些没能取得同样成就的人试图仿效的角色。[1990]
对美国社会乃至其他西方社会正在经历的变革，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有不同的看法。加尔布雷思身高6.5英尺，是一名出身哈佛和普林斯顿的学者，曾经负责战时物价控制和美国战略轰炸调查。他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领域发生了显著变化，大众社会即将来临。从他提出的观点来看，他可能是无意中追随了卡尔· 波普尔的观点，即从科学意义上而言，真理只是暂时的：也就是说，待日后经验修正，才成其为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