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布雷思认为，经济学这门学科，即所谓的“沉闷科学”，诞生于贫困之中。他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在人类社会中，大多数人遭遇严重的贫困、不平等，只有少数人特别富有。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不会发生变化，因为经济学有一个基本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一个人的工资上涨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另一个人的利润下降：“这就是传统观念中经济学思想的中心内容。在希望和乐观的表象之下仍然潜藏着对贫困、不平等、不安全的恐惧。”[1991]两种注解进一步完善了这种忧郁的中心观点，一种是右翼的，一种是左翼的。社会进化论者认为，竞争很正常，失败有时候也很正常，进化就是这样实现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私有化、不安全和不平等将进一步扩大，最终发展成摧毁一切的革命。对加尔布雷思来说，经济学“自古以来就关注”生产力、不平等、不安全感。[1992]但是，他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也是其著作名），在这个世界，人们的关注点变成了两个重要的方面。第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带来的“凯恩斯的巨大繁荣”之后，特别是在美国，不平等现象并没有表现出恶化的态势。[1993]因此，马克思预言的螺旋式推移从而导致革命的情况并未发生。第二，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以及其他一些没有充分估计到的情况，原因在于现代公司适应了经济不稳定的局面。达到这一点有众多途径，但从短期来看并非全靠职业道德，比如企业联合、关税、配额或法定价格等，所有这些都改善了资本主义竞争的原始后果。但是加尔布雷思认为，其长期影响是深远的。有史以来第一次，人们首先担忧的不再是经济不稳定了（仅就西方民主国家而言）。人们不再活得战战兢兢。“现代企业生活的风险其实是现代企业管理者无害的自负，这也是现代企业得到大力宣扬的原因。”[1994]
加尔布雷思认为，人类心理学的这种深刻变化解释了很多现代行为，这一观点再次与里斯曼产生共鸣，不过加尔布雷思从未提及他的名字。随着人们生活中巨大的经济不安全感逐渐消失，随着不平等现象暂时告一段落，“我们现在只关心商品的生产”。只有提高生产水平和生产力，才能维持和增加收入。当前生产的商品不再是生活必需品，这并不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外围产品），因为在“他人导向”的社会，一个重要社会目标是不能落后于左邻右舍，商品是否必需并不重要，“人们想要获得高级商品的欲望开始显现”。[1995]
加尔布雷思认为，这会带来四个重要后果。第一，新兴的广告变得非常重要。由于商品是非必需品，必须要创造需求：“商品的生产造就了商品想要满足的那部分需求”，广告因而成了生产过程不可缺少的部分。[1996]于是，广告既是大众文化的孩子，又是大众文化的老子。再者，要增加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就要刻意创造债务（就在加尔布雷思的作品发表的当年，信用卡诞生了，这个巧合很能说明问题）。第二，在这个制度中，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很可能发生通货膨胀（过去，通货膨胀一般伴随着战争发生）。加尔布雷思认为，这是制度性的，如果要让人们购买商品，那么商品生产者必须创造对同类商品的需求。经济处于发展中时，企业永远会满负荷或接近满负荷地运转，因此又会建立新的工厂，从而需要资本投资。在竞争的制度里，成功的企业就需要支付最高的工资，而且必须在资本投入带来回报之前完成支付。因此，消费型社会总是有上升的通胀压力。第三，它带来的后果是，公共服务总是滞后于私营的、市场驱动的商品，由于这些领域不存在市场，必须由政府买单。[1997]加尔布雷思发现并预言，在丰裕社会，公共服务总是没什么分量，而公共服务的从业者将是最不富裕的阶层。他提出的最后一点是，随着产品驱动型社会的到来，商人的时代，“更确切地说，可能是重要的企业经理人”的时代到来了。加尔布雷思说，只要不平等现象还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富豪至多拥有一个模糊的地位：“他起到了救急的作用，不过他会不断受到谴责，因为相对于他提供的服务，他攫取的太多了。随着不平等现象的消退，这种反应会消失。”
在对现代大众社会做出一番描述之后，加尔布雷思进而提出了著名的私人富足和公共贫困的观点，揭示了对私有产品的执迷导致公共服务的衰退，学校拥挤、警力不足、街道肮脏、交通不力。他认为“这些不足不仅存在于新的服务，也存在于旧的既有的服务”，因为造就需求的广告只在私有产品领域有效，为道路、学校，或警方做广告没有意义。因此，他总结道，暂时告停的不平等将被私人富裕和公共贫困之间的不平衡所取代。通货膨胀只会加剧这种不平衡，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上的情况更糟。（例如，与联邦调查局相比，地方警察局明显资金不足。[1998]）
对富裕社会的社会问题，加尔布雷思提出的解决方案一分为二。一个已经被广泛采用，这就是地方销售税。[1999]在现代社会，如果消费品取得成功，那么它同时就成了引起社会问题的原因，正如加尔布雷思所说，假使我们让消费品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也就有某种公道可言。他的第二个解决方案更加激进，甚至有悖常理，也不能说在哪方面真正有效果，不过他还是提出来了。加尔布雷思注意到，在丰裕社会里，很多人拿高工资不是因为他们需要高工资，而是因为高工资可以反映他们的成就和声望。这些人其实喜欢工作，工作不再是摆脱经济不稳定的渠道，而且还能从智力上愉悦自己。他认为需要培养一种新的有闲阶级。事实上，他觉得有闲阶级正在成长，不过他希望用政策进一步鼓励有闲阶级的成长。他的观点是，他所谓的新阶级（New Class）具备初始资本，将会有不同的道德体系。他们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对文学和艺术感兴趣，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已经赚了足够的钱，这种新阶级的成员可能放弃工作，改变生产的价值观念，帮助调整私人富裕和公共贫困之间的社会平衡，甚至可能会将职业生涯的后半部分奉献给公共服务事业。[2000]
《丰裕社会》也带动了其他书籍的面世，其中有很多都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类似观察。例如，W.W.罗斯托（W. W. Rostow）在1959年完成并于一年后出版的《经济成长的阶段》，这本书在某些方面显示了他与加尔布雷思和里斯曼的亲缘性。罗斯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经济学家，曾经在英国住了很长时间，主要是在剑桥。他认同里斯曼的观点，认为现代世界是分阶段发展的，一步步从传统社会发展到大众消费社会。他赞同加尔布雷思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不仅是物质变革的引擎，也是政治变革、社会变革和思想变革的引擎。他甚至认为经济发展诸阶段对战争负有部分责任，不过只是部分责任而已。[2001]
罗斯托认为，社会发展分成五个阶段。最初是“前牛顿世界”，即传统社会，包括中国的众多朝代、中东和地中海文明、中世纪的欧洲。它们都达到了生产力的极限，它们有能力变革，但是很缓慢。他说，在某个时间点，传统社会打破了现状，主要原因是出现了早期的现代科学，新技术使个人“得以享受由复合利息的发展而带来的众多福祉和选择”。[2002]这个阶段是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在这个阶段内发生了几件事，最重要的是出现了行之有效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贸易在全世界横向扩张，促进资本流动的银行登上历史舞台。有时候，较发达社会的入侵也会促进这种变化。罗斯托认为他所说的“起飞”是“近代社会中近代生活的分水岭”。[2003]这需要两样东西：一是技术创新，二是政治组织，即“视经济现代化为严肃、高端的政治事业”的一群人。在经济起飞期间，有效投资率和储蓄率成倍增长，即由5%升至10%甚至更多。这个阶段的经典例子是铁路大繁荣。按照罗斯托的说法，自经济起飞阶段开始大约六十年后，就到了第四阶段，即成熟期了。[2004]这一阶段发生了从诸如煤炭、铁、重型机器工业的铁路阶段到机械工具、化学品和电子设备等的转变。罗斯托设计了很多表格加以说明。这里列举了一张最有趣的表格：[2005]
至于起飞期和成熟期之间六十年的跨度，是因为罗斯托考虑到复息算法奏效需要这么长时间，或者在正常发展的政权下生活三代人需要这么长时间。在第五个阶段，即高度大众消费时代，出现了耐用消费品，如汽车、冰箱及其他家用电器。[2006]同时还出现了福利国家。[2007]《经济成长的阶段》并未止于追随加尔布雷思的观点，它还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产物。当时正值冷战最剑拔弩张的时期（柏林墙于次年建立，一年后又迎来古巴导弹危机），军备竞赛达到顶点，太空竞赛正热火朝天。罗斯托很清楚，他提出的阶段学说在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的分析方面优于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一定程度上与战争相关。他注意到了三种战争：殖民战争、区域战争和20世纪的大规模战争。[2008]他说，当社会或国家从一个发展阶段向另一个发展阶段过渡时，可能发生战争，在此期间战争可以满足和刺激正在释放的社会能量。反过来，经济停滞的国家，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和英国，则成为扩张势力的侵略目标。鉴于此书发表的时代背景，他最重要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很有趣，即向高度大众消费社会的转变的特点是人们最希望和平。[2009]不仅因为高度大众消费社会创造了不愿开战的满足型社会，而且还因为在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代，战争将使人们失去更多。他注意到，苏联不惜血本建设防御工事，结果苏联人民无法真正享受消费品；他希望苏联人有一天能明白这两个事实相互矛盾，并敦促苏联政府做出改变。[2010]罗斯托的分析和预测后来得到了证实，不过那是二十五年之后的事情了。
因而，罗斯托的观点基本上是乐观的，至少肯定比加尔布雷思的观点乐观，其他批评家则很少如此乐观。加尔布雷思在其著作的分析部分有一个主要观点，即广告业的重要意义在于，广告创造了私人消费品意欲满足的那部分需求。在加尔布雷思的书问世的几乎同一时间，美国一位记者出身的社会评论家凡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发表了三卷本著作，猛烈抨击广告业，他展开并深入阐述了加尔布雷思的观点，研究“权力、金钱和文字的交集”。凡斯· 帕卡德的三部曲分别是《隐形说客》（1957）、《攀缘社会阶梯》（1959）和《浪费制造者》（1960）。这些书全部都是《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冠军，当然也改变了帕卡德本人的命运。1956年圣诞节前，因为他供职的《矿工杂志》倒闭，他失业了。[2011]随后，1957年初，他拿到第一笔失业金，不过手头有一篇稿件等待发表。这份手稿命运相当奇特。1954年秋天，《读者文摘》杂志就当时广告采用的新型心理技术问题向帕卡德约稿，后来他说“他们显然撒了谎”。帕卡德进行了研究，并写出了文章，但是他得知《读者文摘》“最近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传统，决定刊登广告了。随后，杂志向他支付了稿酬，却没有发表他的文章。当他知道不能发文的原因是由于《读者文摘》刊登广告，而广告正是他的文章批评的对象时，他很愤怒”。[2012]于是他将这篇文章写成了一本书。
帕卡德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较新潮的动机研究（MR）技术，它主要依靠深度访谈、心理分析理论和定性分析，并且常常凸显性别差异。正如加尔布雷思强调过的，很多人从不质疑广告，他们认为广告很重要，有助于满足需求，而需求正是大众社会走向繁荣的基础。1956年，著名的动机研究倡导者欧内斯特·迪希特（Ernest Dichter）曾宣称：“霍瑞修· 爱尔杰已经死了。我们不再真正相信辛苦工作努力存钱是生活的唯一理想；但是潜意识里，辛苦工作努力存钱仍然是我们的道德标准。”迪希特认为，消费必须与享受相关，应该向消费者传递享受生活是“道德的”这一观念，并在广告中体现出来。[2013]
在《隐形说客》一书中，帕卡德旨在通过一连串的事例揭示美国消费者简直就是被新的心理学技巧左右的“没头脑的僵尸”。例如，在一不耐人寻味的个案中，他引用了迪希特本人的一项营销研究。[2014]这项研究题为“情人和妻子”，是为克莱斯勒公司研究为什么男人虽然喜欢跑车但还是会买轿车。这份报告说，男人被橱窗里闪亮的跑车吸引，走进了汽车展厅，但实际上他们买的车子并不抢眼，“就像他娶了一个平凡的女孩做妻子一样”。“迪希特怂恿汽车制造商开发一种硬顶轿车，这种车型能将男人在妻子那儿追求的实用功能和他们想象的情人的冒险感觉相结合。”[2015]帕卡德相信，动机研究技术是反民主的，普遍吸引非理性的、思想僵化的人。帕卡德认为，如果将这些技术用于政治，我们就离《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所描述的世界不远了。在这一点上，他是追随里斯曼的，认为“他人导向”型的大众社会危机四伏。广告不仅有助于创建消费型社会，还妨碍人们拥有自主权。
帕卡德的第二本书《攀缘社会阶梯》缺乏新意，主要是批评广告宣扬社会地位并利用害怕失去地位的心理兜售商品。[2016]他更重要的观点是：当时在美国，很多人正在争论美国的阶级意识是否真的不如欧洲国家那么强？或是美国有自己的一套阶级体系（因为相对于继承，美国人更多地通过商业手段获取财富）？（这个问题加尔布雷思也曾经提过。）帕卡德进一步深化了这个观点，他认为商业本质上是虚伪的。一方面，它声称在售的种类繁多的消费品使美国社会避免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其主要销售方法是利用社会地位的差异以及人们对这些差异表现出来的焦虑感来推销商品。他的第三本书《浪费制造者》开篇提到了普林斯顿大学一位名叫威廉· 扎贝尔的学生于1957年撰写的一篇有关计划报废的论文，也就是说，蓄意操控商品的卖相，使产品在实际使用寿命到期之前很久就显得过时，从而需要更换。[2017]最后这本书可能是帕卡德最夸张的一本书。即便如此，对他的一些信函研究显示，很多人已经对大众消费社会的内在本质不抱幻想，认为自己孤立无依，无所适从。正如他本人后来所说，给他写信的那些人都属于“孤独的人群”。[2018]
当然，商业界可不喜欢这些批评。《生活》杂志的一位编辑曾说：“最近有些著作危言耸听，提出‘孤独的人群’的概念……‘孤独的人群’以‘权力精英’为首，隐形说客一派胡言令他们威风不再，成了‘组织人’。”[2019]
一个概念的出现，使众多不同思想有了根基，并相互关联起来。作为工作场所变化以及大众社会确立的后果，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引起战争的诸多事件的后果，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心理学，即人类的新境况，由此发端。人们获得认同的传统渠道发生了变化，这带来了新机遇，同时也引发了新的问题。里斯曼、米尔斯、加尔布雷思等人各出珠玑，但是对此加以总结的另有其人，他用最契合的语言论述了这个时代的变革。
1919年，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出生于纽约下东区一个移民家庭（这个家庭来自介于俄罗斯和波兰之间的比亚韦斯托克市，家庭姓氏为波罗茨基），并在纽约时装区长大。贝尔说，因为他的成长环境太贫寒，所以为了阐释自己目睹的一切，他“毫无疑问”会成为一名社会学家。在纽约城市大学，他加入了一个读书会，会员包括麦尔文· 拉斯基、欧文· 克里斯托、内森· 格拉泽和欧文· 豪等众多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社会批评家。有些人是托洛茨基分子，不过后来他们大多改变了观点，并成为新保守主义运动的骨干。贝尔曾经当过记者，先后在《新领袖》杂志和《财富》杂志做过编辑（曾经与怀特同事）；战争结束后，他在芝加哥大学做过一段时间社会学家，与大卫· 里斯曼同事；1952至1956年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兼职教授社会学，后来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做全职教授，随后来到哈佛大学；1965年，他和欧文· 克里斯托一起创办了《公共利益》杂志，作为大型公众辩论的预演场。[2020]在哥伦比亚大学兼职期间，他写出了一部作品，使他第一次在社会学领域之外广为人知，那就是《意识形态的终结》。
1955年，贝尔在米兰参加了文化自由代表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当时几位知名的自由知识分子和保守知识分子发表了演讲，演讲题目是雷蒙· 阿隆拟定的“意识形态时代即将走向终结？”马尔科姆· 沃特斯在评论贝尔的时候提到，当时出席会议的还有爱德华· 希尔斯、卡尔· 波拉尼、汉娜· 阿伦特、安东尼· 克罗斯兰、理查德· 克罗斯曼、休· 盖茨克尔、马克斯· 贝洛夫、约翰· 肯尼思· 加尔布雷思、何塞· 奥尔特加· 伊· 加塞特、西德尼· 胡克和西摩· 马丁· 李普赛特。贝尔做了一个关于美国是大众社会的演讲。“意识形态终结”这个题目在20世纪下半叶一再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不过阿隆最初认为“意识形态终结”的辩论是件好事，因为他认为意识形态会阻碍人们建设一个进步的国家。阿隆特别指出，国家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社会主义这三大主要意识形态正走向穷途末路：国家主义走向没落的原因在于，国家变弱，变得相互依赖；自由主义走向没落的原因在于，它无法“给予集体感或认同感”；而马克思主义走向没落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错误的。[2021]贝尔认为，在美国，这整个过程走得太快太远了。他认为，意识形态不仅是一套执政观点，还应该是“充满激情”的，试图“改变整个生活方式”的观点。因此，意识形态就呈现出世俗宗教的某些特点，但是绝不可能取代真正的宗教，因为意识形态没能解答有关存在的重要问题，特别是死亡。贝尔认为，意识形态在整个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是奏效的，因为它有助于提供道德的引导，并且反映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和阶级之间的真实差异。但是多年以来，这些差异已经逐渐模糊，原因在于：福利国家出现、社会主义国家暴力压迫人民，以及新的禁欲主义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的出现（它打破了人类本性可臻完善的浪漫想象）。[2022]至少对贝尔以及对美国而言，大众社会是一个富足乐观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传统差异已经降至最小，还形成了思想共识。鲜血、汗水和眼泪已经远离了政治。[2023]
贝尔并不是要寻求药方，只是试图描述他所目睹的空前的社会变革，身处其中的人们不再受制于主导思想了。与弗洛姆或米尔斯一样，他勾画了一种正在形成的新的生活形式。今天我们很容易对那个社会习以为常，特别是我们还太年轻，什么都看不明白。
这些学者中，几乎没有谁与政党关系密切，但是至少有段时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左派，而不是右派。战争期间各行各业不分尊卑、万众一心，这一点意义重大，而且这意义绝非象征性。这不仅在设计和创建福利国家方面有所反映，在大众社会的各种分析中也有反映，它们都毫无保留地认为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向生活索取回报。这种平等也是人类新境况的一个方面。
但是这真的有道理吗？1958年，丹尼尔· 贝尔的朋友和同事、英国教育家迈克尔·扬（Michael Young）写了一部讽喻作品，嘲弄那些想当然的说法。[2024]《知识精英的崛起》表面上讲的是2034年的事情，主要内容是基于某个没有明说的“骚乱”而写的一份“官方”报告。[2025]讽喻的核心是摒弃生活中的传统原则，代之以成功原则（智商+努力=成功），即“贵族统治”被“精英统治”取代。引人深思的是，这本书的出版实属不易，它被十一家出版商拒之门外。[2026]有一家出版商建议说，只有把它改写成像《动物农场》那样的讽喻作品才有出版的价值（仿佛那本书的出版很轻松一样）。扬后来确实将此书改写成一部讽喻著作，但是出版商仍然拒绝出版。扬也因创造“知识精英”一词遭到批评，这个词既有希腊词根，也有拉丁词根。最后，纯粹出于友谊，一位在泰晤士与哈德逊出版公司工作的朋友帮忙出版了这本书，《知识精英的崛起》旋即卖出了数十万本。[2027]
这本书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精英的崛起”以积极的口吻描述了高智商人士走向权力中心的过程；第二部分“下层社会的衰落”则轻松谈及这些社会系统工程何以眼看就要带来适得其反的后果。扬没有表态；他只是为双方的争论添把火：如果我们真的全心全意地高唱“机会均等”的颂歌，将会出现什么情况。他的主要观点是这种做法将使优生概念走向畸形，新的下层社会（即愚蠢人士）将没有名符其实的领袖，而新的高智商的上层社会将想方设法维系权力。在此，他“揭示”到了2034年，人们已经能够预知三个月大婴儿的智商；结果可以想象，婴儿黑市出现了，高智商的家长把自己生的笨孩子卖掉，换取笨家长生的高智商孩子。[2028]这个做法一经报纸披露，即引发了“骚乱”，一帮群龙无首的愚笨暴民旋即发起松散的反抗，最后当然不可能成功。
扬的观点与贝尔等人有相同之处，他所表达的是，人类的新境况存在风险，可能会成为无情、冷漠、令人厌恶的官僚主义的温床。其时，暴政的形式不再是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善意的官僚主义。[2029]他说，科学至上也是一个因素。科学也许可以测出智商，但测不出教养，也无法给出准确的数值判定一个人将来能做艺术家还是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且，任何此类尝试带来的问题可能都要比解决的问题多。
扬将贝尔、里斯曼和米尔斯的论断推向了极致，并得出了相应的逻辑结论：人的身份将不再由政治决定，人也不再是存在主义的生物。人的身份是心理的、生理的，是在出生前就已经确定的。如果我们不小心，意识形态的终结就意味着人性的终结。
26 经典的裂隙
1948年11月，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T. S.艾略特。对他而言，这一年是获奖年，因为在不久前的1月份，他被英王乔治六世授予荣誉勋章。斯德哥尔摩传来获奖消息后，艾略特接受了普林斯顿一位记者的采访，被问及因哪部作品获奖时，他说估计是“因为自己的全部作品（corpus）”，记者竟然追问道：“这本书何时出版的呢？”[2030]
在《荒原》发表之后，获得诺贝尔奖之前，艾略特那坚定、清晰而富有诗意的作品以及对现代生活中弥漫的空虚和平庸的绝望想象，已经为他树立了极佳的声誉。他还创作了很多剧本，里面大多是些悲观的角色，迷失在疲惫的世界里，这些剧本都深受欢迎。正如他的传记作者彼得· 阿克罗伊德所说，1948年，艾略特愈发意识到，他的作品是“一种垂死的文化的成就，具有明显的欺骗性”。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这个原因，在到斯德哥尔摩拜谒瑞典国王并接受颁奖的当月，他还发表了最后一部重要的文集。[2031]《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并不是他最出色的作品，但是，这部作品之所以引人关注，一是由于出版的时机，二是由于它是战后出现在大西洋两岸的为数不多的、为定义和保护传统“高雅”文化做最后尝试的第一本文集，当时艾略特等人认为“高雅”文化已经受到致命的威胁。[2032]
在本书第11章中我们看到，《荒原》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自然风光作了可怕的想象，它还是基于高雅文化的，引经据典，尤为艰深晦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环境中，艾略特清楚地感到自己需要改变批评或辩护的形式，他需要不加掩饰地、坦率地表达自身观点，不用担心被误解或忽视。《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首先罗列了“文化”一词的各种含义，包括人类学角度（“原始文化”）、生物学角度（细菌培养、农业），以及更常见的角度，指的是一个人文明、有学识、熟知艺术、能轻松驾驭抽象概念。[2033]他先谈论了这些概念的相通之处，然后进入他自己的主题，即在他看来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这里，艾略特为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段落：“文化这个词……涵盖了一个民族所特有的一切活动和喜好：德比赛马节、亨利皇家划船赛、考斯帆船周、开猎松鸡日、足球赛、赛狗、弹球台、飞镖板、干酪、美味佳肴、哥特式教堂和埃尔加音乐。读者尽可以开出自己的清单。”[2034]
这份清单似乎过于宽泛，艾略特很快澄清，文化还有多个层次。他没有无视这个事实：文化创造者（比如艺术家）本人不必有很高的才智。[2035]但是他认为，文化只有通过精英（文化精英）才能繁荣，没有宗教，文化就无以立足；他的观点在于宗教有一整套共通的信息，从而保有一种生活方式。因此艾略特深信民主和平等理念必然危及文化。虽然他经常提到“大众社会”，但是他的主题是家庭和家庭生活的崩溃，因为他认为文化是通过家庭传播的。[2036]最后他谈到了欧洲文化的统一以及文化与政治的联系。[2037]他说，欧洲文化的统一很重要，因为文化与宗教一样，是一个共享的语境，是欧洲各文化保持活力的方式，它会吸收新元素，同时识别出其中为我们所熟悉的部分。他引用艾尔弗雷德· 诺思· 怀特海在《科学与现代世界》（1925）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人需要从邻人身上看到某些东西，如果与自己相近则便于理解，如果与自己迥异，则会引起关注，如果特别优秀，则会心生敬意。”[2038]不过，艾略特认为，也许文化最重要之处在于它对政治的影响。他认为权力精英需要文化精英，因为文化精英是最好的解药，能够为任何社会的权力掮客提供最好的批评，批评会推动文化进步，防止文化停滞或衰退。[2039]因此，他认为社会必须有阶级，阶级是个好东西，不过他希望不同阶级之间充满变数；他认为达到理想状态的主要障碍是家庭，家庭很自然地想为后代获取特权。他认为，文化显然在发展，有些文化比其他文化优秀，但这不值得忧虑，也不是种族主义的借口（不过后来有人指责他是反犹主义者）。[2040]艾略特认为，在任何一种文化中，较高的、发展更好的层次将运用自己掌握的怀疑主义的知识对低层文化发挥积极影响。艾略特认为，这就是知识的目的，也是知识对幸福和公益的最大贡献。
在英国，F. R.利维斯深受艾略特的影响（我们在第18章中已经提过），加入他的行列之中。利维斯生于剑桥并在剑桥大学接受教育，他是一名有良心的反战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当过担架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回到剑桥，从事学术工作。起初他发现英国没有独立的英语系，于是他和妻子昆妮以及少数批评家（并非小说家、诗人或戏剧家）着手将英语学院的研究升华为“整个人类智识的核心院所”（语出利维斯）。利维斯的一生展现出很高的道德水平，因为他深信那是实现“生活中各种可能性”的最佳途径。他认为作家（特别是诗人，还有小说家）比其他人“更具活力”，大学老师和批评家有责任说明为什么有些作家比其他作家伟大。“英语是通往其他学科的路径。”[2041]
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其学术生涯早期，利维斯就拓展了英文教学大纲，将对广告、新闻和商业小说等的评析纳入其中，“帮助人们抵御我们今天所说的‘媒体’的影响”。1948年，他发表了《伟大的传统》，1952年又发表了《共同的追求》。[2042]请注意“传统”和“共同”这些词都有“共享”的意思。利维斯满腔热情地相信，人性有共通点，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去发现，其代表人物就是他在两本书里所提到的作家：亨利· 詹姆斯、D. H.劳伦斯、乔治· 艾略特、约瑟夫· 康拉德、简· 奥斯丁和查尔斯· 狄更斯。他还认为严肃文学批评是练习判断力的绝佳（超验）机会，这种批评“既是‘个人的’又远不止于个人”。[2043]这种超验经历正是文学和批评的目的，也是文学之所以成为人类智识核心，诗人之所以“揭示心灵成长”的原因。利维斯的文学批评是运用艾略特的高层次怀疑论的最明显范例。[2044]
在纽约的时候，艾略特和利维斯就发现他们与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和亨利·康马杰（Henry Commager）怀有某种相似的精神。像艾略特一样，哥伦比亚大学的犹太裔教授特里林在《自由的想象》一书中关注大众社会的“原子化”效应或大卫· 里斯曼所谓的“孤独的人群”。[2045]但是特里林的主要观点是告诫大家，他发现思想生活正面临新的危险。在《自由的想象》序言中，他着重谈到了“自由主义”，他说“自由主义”不仅是战后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传统，而且实际上还是唯一的思想传统：“因为今天的大环境中没有保守观点或反动观点，这是明摆的事实。”且不说这种观点是否属实（举例来说，艾略特就持反对意见），特里林感兴趣的主要是这一新形势对文学的影响。他特别预见到经验的粗浅化现象。他说，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在自由民主的土壤里萌发了某些主导思想，且被公众接受了，最后又将有关人性的观点推向一系列的桎梏。他提醒读者注意这些桎梏：首先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其次是社会学，最后是萨特的哲学。[2046]他并不反对这些观点，实际上总体说来，他对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持肯定态度。但是他坚持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伟大的文学都应该超越任何一种想象，文学应该指出为人类经验提供包罗万象的注解的任何尝试都有其不足。他很清楚，在一个原子化的大众民主社会，文学观很容易迷失方向。由于大众社会走向了共识和整合（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特别是美国在发生了麦卡锡聆讯事件之后，这一倾向更加突出），特里林写道，文学该做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码事。他还谈到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的一些最伟大的作家都不是自由的民主主义者，他列举了庞德、济慈、普鲁斯特、乔伊斯、劳伦斯和纪德，说他们的强大源于他们身处敌对阵营。特里林认为，这才是问题的根源。他认为，批评家的任务就是找出共识，以便艺术家弄清该反对什么。[2047]
亨利· 斯蒂尔· 康马杰的《美国精神：19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的思想和性格阐释》也发表于1950年，与特里林的著作同一年问世。[2048]表面上看，康马杰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线，试图弄清到底是什么使美国人的思想不同于欧洲人。康马杰这本书就是他本人思想的导读。该书的重点不是那个时代的“伟人”或君主（当然美国没有君主），不是政治家（全书共二十章，仅有第15和16章谈到政治），也不是普通大众及其生活（虽然提到了林德夫妇的《米德尔敦》，但是完全没有提及他们的统计方法）。相反，康马杰主要谈的是那个阶段在哲学、宗教、文学、历史、法律以及被他视为新科学的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熠熠生辉的大人物。[2049]康马杰在整个论述及方法澄清的过程中，指出达尔文及其进化论如何影响了美国的思想生活。在引用19世纪末的一些文献资料后，康马杰在谈到赫伯特· 斯宾塞的影响（见本书第3章）时认为，达尔文主义已经以实用个人主义的形式融入了美国精神。他暗示道，美国人认可社会进步是通过杰出个人取得的成就所实现的；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所有历史学家有责任认可这些个人及其取得的成就；文学的作用就是为传统和变革提供案例，推动辩论；作家和学者也有责任揭示个人主义病态的一面，这种负面特征必须受到约束，还其本来面目。[2050]例如，他认为很多作家（如杰克· 伦敦和西奥多· 德莱赛）过于崇拜达尔文的决定论，而宗教派别在美国的激增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个人主义的病态拒绝（雷茵霍尔德· 尼布尔也谈过同样的观点），常见的“非理性膜拜”也是如此，是对科学决定论的反叛。他认为，美国最大的成功是法律的务实发展，美国法律认识到，社会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静态的制度，社会应该变革，应该促进变革。[2051]换句话说，艾略特将高层文化精英的怀疑论视为即将出现的政治家泛滥的首要良方，康马杰则认为美国法律制度是后达尔文的实用主义社会的最大成就。
这四种观点实质上都相信理性，相信进步观点，相信严肃文学的作用在于促进不同文化的自我阐释。广义上说，它们甚至在什么是严肃文学（高雅文化）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这些著作一经发表即受到质疑。说“质疑”可能太客气了，因为他们的观点实际上受到各方的批评、攻击和痛斥。这些攻击来自人类学、历史学及其他学科领域；来自社会学、自然科学、音乐界和电视媒体的批评持续升级；就连利维斯所在的剑桥大学英语系也传出批评声。这一思想运动还在继续，并形成了20世纪下半叶思想界的主要潮流之一。这也是诠释个人主义崛起的一个背景因素。大众社会的来临为这一变革提供了最初也是最主要的发动机，特别是在大卫· 里斯曼、C.赖特· 米尔斯、约翰· 肯尼思· 加尔布雷思和丹尼尔· 贝尔所预见和描绘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变革。但是发动机只提供动力，不能控制方向。里斯曼等人阐述了大众社会的人们正在大体发生的变化，但是具体的变革方向还有待指明。本章将接着介绍左右这一变革的主要人物。
1955年10月，当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在旧金山朗诵他的诗篇《嚎叫》时，谁也不曾想到，他将以星火燎原之势引发一种另类的“垮掉的一代”（Beat）文化。但是，细细品读他本人，还是能发现一些端倪。金斯堡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英语文学，师从莱昂内尔· 特里林，他认为特里林为美国自由主义的辩护“既振奋人心又令人大倒胃口”。在创作《嚎叫》时，金斯堡是一名自由职业的市场研究员，因此，他非常了解传统态度和行为模式。既然他清楚常规，他就明白如何才能做到与众不同。[2052]
另外，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金斯堡的生活处境完全不同于特里林的世界。金斯堡出生于新泽西州帕特森市的一个诗人和教师家庭。20世纪40年代，他就已经结识小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 Jr.）和杰克· 凯鲁亚克，当时他们正在纽约的公寓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袖手旁观”。[2053]小巴勒斯比他年长得多，来自圣路易斯一个富有的新教徒家庭，曾经在哈佛大学学习文学，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医学，后来他几乎是掉入贼窝，流连于曼哈顿时代广场和格林威治村的波希米亚社区。巴勒斯迥异的两面，即良好的教育和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令金斯堡着迷。像这位前辈一样，金斯堡深感自己接近美国社会的主流，在他师从特里林的时候，这种感受更为强烈。[2054]由于不喜欢特里林的形式主义，金斯堡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写作形式，其主要特点是自发性和自我表达。[2055]金斯堡的风格近乎原始，旨在颠覆一种在他看来过于官方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基于中产阶级的礼仪和成功观念；由于新兴电视商业广告的出现，这种观念虽然只是社会的一个方面，却比以前更显眼了。不过，首次朗诵《嚎叫》的那个晚上可算不上顺利。当金斯堡站在旧金山楼上某个房间的时候，现场一百多人看出他很紧张，还喝了很多酒。[2056]据一位当时在场的人说：“他的声音低沉、紧张，但是由于酒精的作用和诗歌的强烈情感迅速弥漫，他迅速沉醉于诗歌的有力节奏，像犹太领唱一样高声吟唱起来，气息控制得当，肆无忌惮地玩味语言。”[2057]当时在场的还有他的纽约故友凯鲁亚克，金斯堡每念完一行诗，凯鲁亚克都欢呼喝彩，高呼“继续！继续！”很快大家一起高呼起来，群情高涨，金斯堡本人甚至有点恍惚了。那晚金斯堡的诗篇风靡一时，那个时刻也将留下印记：
我看见这一代最出色的头脑毁于疯狂，
挨着饿，浑身赤裸，歇斯底里，
拖着身躯在黑人街区游荡到黎明，
目光逡巡，找寻着注射器，
戴着天使头饰的时尚客渴望在机械暗夜中，
与那星光熠熠的永动机沟通古旧厚重的美妙关系。
旧金山诗歌复兴中的评论家和关键人物肯尼斯· 雷克斯罗斯后来说，《嚎叫》使金斯堡在“两桥区域”（意指从纽约的三区大桥到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声名远扬，无人不知。[2058]这低估了金斯堡诗歌的现实意义，最要紧的是其诗歌的形式和创作方式。《嚎叫》的原创性不仅在于它的标题和它所使用的隐喻，还在于它重拾“前现代口头文学传统”。在这种传统下，表演与诗句的具体意义同等重要。这样，金斯堡促使“文化意义从教化和理性的内涵转向更普遍的集体体验”。[2059]金斯堡是刻意为之的。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想过要刊载在思想评论类杂志上，而是积极接触《时代》、《生活》等大众媒体，宣传自己的观点；别忘了他是个市场研究员啊。他还利用更广阔的平装本市场推销自己的作品，《嚎叫》的出版商是劳伦斯·费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即美国第一家平装书店“城市之光”（City Lights）的老板。[2060]（当时，平装书仍被视为一种另类的、稍显激进的信息传播形式。）在《嚎叫》被大众媒体接受之后，“垮掉的一代”文化才作为一种另类生活方式进入大众的视野。“垮掉的一代”的文化主要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另类的文化观，另类的经验观（借助毒品），以公路文化为代表的前沿心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有这些都试图传达伟大的个人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给美国传统一记耳光。但是“垮掉的一代”自认为是一种激进文化。关于公路文化，最能引起人们共鸣的例子是杰克· 凯鲁亚克于1957年创作的《在路上》，它同时也是“垮掉的一代”的另一个重要标志。
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原名让—路易· 乐比利· 德· 凯鲁亚克，1922年3月12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洛威尔市，并不具备日后成为一名作家的良好家庭背景。他的父母是来自加拿大魁北克法语区的移民，因此，英语不是他的母语。1939年，他凭借足球奖学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2061]因为结识了金斯堡和巴勒斯，他才萌生出当作家的念头，但是直到他35岁的时候，他才会发表他最出名的著作（也是他的第二部作品）。[2062]凯鲁亚克的书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部分原因是在它出版的两周前，金斯堡的《嚎叫及其他诗集》成了旧金山著名的“猥亵审判案”的主角，当时还没有下达最后判决（最后法官断定这些诗“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于是人们竞相谈起“垮掉的一代”。凯鲁亚克向无数打听“垮掉”有何含义的采访者解释道，部分灵感来自时代广场上的一名妓女，她用这个词“形容兴奋后的疲惫状态”，另外在凯鲁亚克心中这个词还与天主教的至福幻象相关联。[2063]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凯鲁亚克透露，他疯狂地写了三周就完成了《在路上》，他将打印纸前后相接，粘成很长一串，以免中断工作，影响思维。虽然很多批评家觉得这种技术很有趣，或者很潇洒，但是杜鲁门· 卡波特却评论道：“那不是写作，是打字。”[20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