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是第一个完整的太空年，这一年苏联一共发射了22次，但只有5次成功。科罗廖夫继续致力于竞争若干个“第一”，包括让无人驾驶宇宙飞船登陆月球和金星，1961年4月，尤里· 加加林成为绕地球轨道飞行的第一人。1966年1月，科罗廖夫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墙内，这是无上的荣誉。但在他生前，他的身份一直保密，后来才为世人所知晓。
说到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第五项重大科学进步，品格就变得很关键了，当然也不能排除运气的成分。实际上，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李奇夫妇（Louis and Mary Leakey）一直在非洲肯尼亚和坦噶尼喀（后来的坦桑尼亚）挖掘，但是没发现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东西。他们还在奥杜威峡谷（Olduvai Gorge）附近挖掘过。那是塞伦盖蒂平原上的一个300英尺深、30英里长的深坑，也是由北向南横跨非洲东部的东非大裂谷的一部分，学界一般认为这是两大构造板块的接壤处。[2200]自1911年被发现以来，奥杜威峡谷一直备受科学家的关注。当时，一位名叫威廉· 卡特温克尔的德国昆虫学家因为追赶蝴蝶差点掉了下去，才发现了这个地方。[2201]他爬下这个峡谷，穿过很多层沉积物，发现了无数骨骼化石。他将这些化石带回德国后，引起了轰动，因为其中包括一种已经灭绝的马的骨头化石。后期的探险发掘又发现了一些现代人的骨骼，由此，一些科学家得出结论，认为奥杜威是研究灭绝生命形态（可能包括人类的祖先）的理想之地。
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1959年，李奇夫妇都在奥杜威挖掘，但一直没有找到他们期望的重大发现，这本身就足以说明李奇夫妇品格坚韧。[2202]前面几章已经提过，直到那时，人们仍然认为早期人类起源于亚洲。路易斯· 李奇出身肯尼亚的一个传教士家庭，他12岁的时候第一次发现化石，从此走上这条道路。起初，由于他那种不切实际的性格，在获取科学证据方面似乎显得有些懒散，所以他一直未能获得正式的学术职位。[2203]一方面，在战前的道德氛围中，李奇与第一任妻子势同水火，最终以离婚收场，这也对他的职业十分不利，使他在严谨的剑桥大学谋求学术职位的希望成为泡影。[2204]另一方面，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在肯尼亚独立运动期间充当英国间谍，并现身法庭指证独立党领导人乔莫· 肯雅塔，即后来的肯尼亚首任总统。[2205]（肯雅塔似乎并未对此耿耿于怀。）另外，李奇本人还不断地拈花惹草。李奇不是单维度的，他的性格对他的发现和他取得的研究成果至关重要。
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发掘工作由于战争而中断，李奇夫妇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奥杜威挖掘。他们最著名的成就是发现了一大批早期的人造工具。路易斯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玛丽首先意识到，在非洲的那个地方不可能发现燧石工具，而欧洲全境都能发现，也就是说，非洲东部缺乏燧石。但是，他们发现了大量的“砾石工具”，特别是玄武岩和石英岩工具。[2206]这使李奇确信他们发现了一个“生命层”，即一种史前生活空间，早期的人类在那里制作工具，以便食用已经灭绝的物种，这些物种的化石在奥杜威及其邻近地区已经被发现。战后，他和玛丽直到1951年的肯雅塔审判后才重返奥杜威，并且50年代大部分时间都在那儿挖掘。在这十年里，他们发现了数千件石斧和很多灭绝了的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如类似猪、水牛、羚羊的物种，有些动物的体积比今天的物种大得多，令人产生巨型原始动物在非洲生活的美好想象。他们将这个“生命层”重新命名为“屠宰场”。[2207]李奇夫妇的传记作家弗吉尼亚· 莫莱尔说，当时，他们以为峡谷最低的河床应该有大约40万年的历史，而最高的河床则有1.5万年的历史。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探索，路易斯已经人到中年，虽然没有发现任何人类踪迹，但他的热情丝毫未减。1953年，他继续忘我地挖掘，由于长时间在非洲阳光下暴晒，他的中暑情况严重，头发“简直是一夜之间从棕色变成了白色”。 [2208]李奇夫妇继续挖掘着，偶尔会发现原始人的牙齿（由于牙齿很坚硬，所以要比人体其他部分更容易保存下来），所以路易斯相信他们终有一天会找到重要的头盖骨。
1959年7月17日早晨，路易斯醒来时发着低烧。玛丽坚持让他待在营地。他们新近发现了一块已经灭绝的长颈鹿的头盖骨，因此有很多工作要做。[2209]玛丽一个人开着路虎车离开营地，车上还带着两条名叫萨利和维多利亚的狗。那天早上，她检查了最低、最古老的1号河床（即弗里达· 李奇峡谷，弗里达· 李奇是路易斯的第一任妻子）。天气酷热难挨，大约11点，玛丽无意间发现了一片骨头，“不是松散地堆在地表，而是从地底探出来的，像是头盖骨的一部分……看起来像是原始人的头盖骨，但是这块骨头似乎很厚，无疑，不是一般地厚”，后来她在传记里这样写道。[2210]拂去表面的泥土，她发现“颚部嵌有两颗大牙齿”。终于，经过几十年辛苦挖掘之后，他们成功了。毫无疑问，那是原始人的头盖骨。[2211]她带着两只狗跳上汽车，冲回营地，喊着“我找到他了！我找到他了！”她激动地向路易斯说明一切。路易斯后来回忆说，那一瞬间他“神奇地好了”。[2212]
路易斯一见到这块头盖骨，立即根据牙齿形态判断出这不是早期的原始人，而很有可能是南方古猿，因为它比原始人更接近猿类。他们清理掉周围土壤时，这块头盖骨的形状显露出来了，很大，颚部坚固，脸型扁平，颧弓较大（或颧骨凸起），上面本该有大块的咀嚼肌。更重要的是，这是李奇夫妇发现的第三块南方古猿的头盖骨，旁边还有一堆工具。路易斯一直认为南方古猿是被原始人杀死的。但是现在路易斯改变想法了，他琢磨会不会制造工具的是南方古猿。制造工具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的特征，但是现在看来，南方古猿似乎也具备这一人类特征。
不久，路易斯认为这块新发现的头盖骨实际上介于南方古猿和现代智人之间，因此他称之为Zinjanthropus boisei（“东非人”）——Zinj是古代语，指东非，anthropos表示化石的类人特点，而boisei则来自查尔斯· 博伊斯的名字，这位美国人为他们的考察资助了很多钱。[2213]由于“东非人”很完整、古老又特别，李奇夫妇因此成名。这一发现成了全世界的头条新闻，路易斯也成了欧洲、北美和非洲各大学术会议上的明星。在这些学术会议上，李奇对“东非人”的解释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否定，他们认为李奇发现的这块头盖骨，除了块头更大，与其他地方发现的南方古猿并无多大差异，并且说，时间会证明这些批评家是对的，而李奇是错的。就在李奇等人就这块巨大扁平的头盖骨的意义展开辩论时，两位跨领域的科学家出乎意料地扭转了整个局面。“东非人”的头盖骨被发现一年后，李奇为《国家地理》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发现世界上最早的人类》，并在文中指出，他认为“东非人”大约生活在60万年前。[2214]事实证明，他错了。
直到20世纪中期，测定化石年代的主要技术还是传统的地层学手段，即分析沉积层。李奇运用这一技术，计算出奥杜威可以上溯到更新世早期，一般认为这一时期猛犸象等巨型动物与人类共同生活在地球上，大约是60万年前到大约1万年前。1947年以后推出了一种新的测定年代的方法，即碳—14（carbon—14）技术。碳—14测定法的实际依据是：植物从空气中吸收二氧化碳，其中一小部分二氧化碳遭到太空宇宙光的轰击，具有放射性；光合作用再将这种CO2转换成放射性的植物组织，并保持固定比例，直到这种植物（或食用这种植物的生物）死亡，放射性碳的摄入才会停止。放射性碳的半衰期大约是5700年，那么将古生物所含的放射性碳的比例与现代生物所含的放射性碳的比例相比较，就可以计算出该生物的死亡年代。但是，由于半衰期相对较短，碳—14仅用于测试大约4万年以内的人工制品。李奇的文章在《国家地理》上刊出之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名科学家杰克· 埃文顿和加尼斯· 柯蒂斯宣布他们已经采用钾—氩（K/Ar）法测定了发现“东非人”的奥杜威1号河床的火山灰的年代。原则上，这种方法与碳—14测定法类似，但是它利用的是不稳定的放射性钾的同位素钾—40衰变为稳定的氩—40的速度，将其与天然钾中已知的丰富的钾—40相比较，就可以通过半衰期计算出物体所处的年代。由于钾—40的半衰期大约是13亿年，这一方法更适合测定地质材料。[2215]
利用这一新方法，伯克利的地球物理学家惊讶地发现，奥杜威1号河床的年代不是60万年前，而是175万年前。[2216]这是一个新发现，也是第一条线索，证明早期人类比人们所猜想的要早得多。正如“东非人”的发现一样，这一新的发现使奥杜威峡谷进一步闻名世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人们在东非发现了更多早期原始人的头盖骨和骨骼，围绕早期人类是何时以何种方式发展的这一话题引发了更加激烈的争论。但是东非大裂谷的“寻骨热”确实源于“东非人”的惊人发现及其古老程度。最终，达尔文学说在其问世一百年后，迎来了一个惊人而大胆的观点：人类起源于非洲，随后散播到全世界。
这些事件虽然形式不一，却均有其重要性，都改变了我们对自然世界的认知。然而，回顾这些科学历程，至少有四项涉及知识的进步（李森科最后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被打倒）都证明了科学是混乱的、情绪化的、令人着迷的、人性化的活动。科学远远不是冷静、自省、纯理性的工作，也并非只有追求真相、不偏不倚的科学家才能从事科学工作，科学与其他行业并无明显差异。如果说在今天，这一点已经不足为奇，那么这恰恰说明，自从20世纪40和50年代取得这些科学进步以来，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早在那个时代，克劳德· 列维—斯特劳斯就表达过对时代的总体看法。“哲学家不能自绝于科学，”他说，“科学不仅极大地扩展和改变了我们对生活和宇宙的看法，而且革新了知识界的运作法则。”[2217]卡尔· 波普尔在1959年发表的英语著作《科学发现的逻辑》中强调了这一心态，他说，科学家本质上以陌生人的身份邂逅这个世界，邂逅整个自然；科学工作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一切工作，是因为科学关注的是那些能够证伪的知识和经验。波普尔认为，正因为这个原因，科学有别于宗教和形而上学：启示、信仰或直觉之间没有关系，或者说没有哪个是主角；但是知识在递增，而且事物是可知的，这在一切时代都是真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永无“止境”。[2218]但是波普尔与列维—斯特劳斯一样，只关注科学的理性主义，即科学在前进过程中试图运用或成功运用的逻辑，完全没有考虑科学活动的外围环境——这些戏码（往往如同戏剧）中参与者的背景、竞争、野心和隐秘的议程，仿佛它们是与主要事件不相关的、不合时宜的过场戏。当时大家都深以为然。我们知道，迈克尔· 波拉尼在1946年就已经提出质疑，但是给出答案的是一名科学历史学家，而不是哲学家，他永远改变了人们对科学的看法。这位科学历史学家就是于1962年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库恩是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院出身的一名科学历史学家，他感兴趣的是科学领域的重大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他的观点主要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他没有采用现有的事例，而是研究更早的历史，如哥白尼革命、氧气的发现、X射线的发现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库恩的主要观点是，科学主要由相对稳定的时期组成，在这样的时期内，一切都平淡无奇，科学家在某个“范式”内工作、做实验，充实这种“范式”的内容。在这种模式下，科学家并非特别有怀疑精神的人，他们受到自身追随的某种范式或理论的思想束缚。但是，库恩发现，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许多反常现象。起初，科学家会尝试将这些反常与通行范式相整合，多少会取得一些成功。但是，这些反常现象迟早会扩大，导致某个科学分支即将出现危机，然后一个或更多个科学家将会提出全新的范式，为这些反常现象提出更好的解释。于是科学革命就此发生。[2219]库恩还注意到科学往往是一种合作型工作。例如，在氧气的发现过程中，很难说约瑟夫· 普里斯特利和安东尼· 劳伦· 拉瓦锡谁的贡献更大，离开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工作，都不可能那么准确地了解氧气。库恩还发现，发起科学革命的通常是年轻人或是处于边缘学科，没有接受全面训练，因此也没有全面接受学校教育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很特别。因此，他强调，在促进知识进步和促使其他科学家接受新知识方面，社会学和科学的社会心理学非常重要。库恩的另一个发现与马克斯· 普朗克的发现一致，库恩认为，多数科学家从不改变自身观点，新理论之所以获胜，是因为旧理论的追随者会逐渐去世，而新一代的人通常喜欢新的理论。[2220]实际上，库恩反复表明，他认为科学革命是一种进化形式，一些稍显逊色的观点会慢慢消亡，而更好（“更适合”）的观点将得以继续存在。库恩说，科学更有条理的观点实际上是科学教科书推动的。[2221]别的学科也使用教科书，但是在科学领域，教科书最盛行，这说明很多年轻科学家获得信息的渠道是简化版教材（因此也是重新包装过的信息），却没有读过原始的文献。所以，科学家往往不了解（或没有了解过）第一手的科学发现，不像一些对文学感兴趣的人，他们不仅要读原作，还要读文学批评的教科书。（在这一点上，库恩的观点回应了F. R.利维斯对C. P.斯诺的主要批评。）
非科学家和反科学家都很重视库恩的著作，因此，必须强调的是，他并非想要拆科学的台。库恩一贯认为，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科学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知识，一种以特殊的方式发挥作用且颇具成效的知识。[2222]对库恩著作的某些解读并未得到库恩的首肯。库恩留给后人的遗产是他重新定义了科学的概念，正如斯诺所说，科学不是文化，而是一种传统，很多科学家因循守旧，预先确定对哪类问题感兴趣，打算以何种方式追寻问题的答案。因此，科学传统远不及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理性。有些科学家不相信这一观点，显然，对于何为范式、何为常规科学，仍然有很大的争议空间。但是，对科学历史学家和众多人文历史学家而言，库恩的著作极大地解放了思想，科学知识由此比过去更具实验性了。
28 心智的祛魅
1959年底，电影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正在绝密的状态下制作一部电影。在洛杉矶环球电影公司下属的“时事讽刺剧摄影棚”里只能看到这部电影的场记板，在公司里，这部电影的代号是“懦夫”。影片拍摄完成后，希区柯克致信新闻界的电影评论家，请求他们不要泄露影片的结局，同时宣布电影自开拍后，从未允许任何公众踏足片场。
《精神病患者》创造了众多个“影史第一”。在此之前，希区柯克导演过许多优秀的谋杀故事，配合异域的场景、鲜明的色彩。仔细对比一下，就能发现《精神病患者》似乎成本很低，它是部黑白片，聚焦于一个地区丑闻。[2223]片中史无前例地出现了很多暴力画面。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对癫狂状态的表现。实际上，电影的真实原型是艾德· 盖恩案件。艾德· 盖恩是一名“威斯康星州的食人凶手”，另有两部影片也是基于他的恶行拍摄的，即《德州电锯杀人狂》和《癫狂》。在《精神病患者》中，希区柯克非常前卫，他确定诺曼· 贝茨成为杀人狂的根源在于他狭隘苍白的家庭生活和性经验。[2224]
安东尼· 珀金斯和珍妮特· 利因为这部电影一举成名，他们俩为了能与讲故事的高手希区柯克共事，只收取了很低的片酬（利扮演的角色在影片一半时就被杀身亡，这也是一大创新）。为了表现疯狂，特别是精神分裂，这部电影的视觉符号很丰富。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姜饼屋汽车旅馆的哥特式场景中，每个人都藏着事情：幽会、偷钱、伪造身份或者有谋杀事实但尚未被揭发。为了变换影像，希区柯克大量使用了镜子，碎成两半的镜子暗示现实颠倒、砍杀、暴力疯狂的分裂世界。[2225]安东尼· 珀金斯假装是自己受到母亲的束缚，其实多年前他就将母亲杀掉了，他还“填塞鸟类”（夜间活动的鸟，如猫头鹰，鸟儿也在注视着他）打发时间。所有这些紧张气氛酝酿出电影中最著名的场景：凶手没头没脑地砍向淋浴中的珍妮特· 利，“在那幕象征强奸的场景中，刀子就像阴茎一样，穿透身体”，观众紧张地盯着屏幕、毛骨悚然，鲜血顺着淋浴室的下水道汩汩流淌。[2226]《精神病患者》实际上是一种电影手法的杰出典范，这种手法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变得习以为常，它高明地操控了影院观众，在某种程度上，观众能理解并能感受到分裂人格的冲突情绪。希区柯克很狡黠，他让珀金斯（饰谋杀犯贝茨）将珍妮特· 利的尸体放在汽车里沉入沼泽地。汽车慢慢陷进沼泽地的时候，突然熄火了。观众不由自主地希望汽车消失，此时观众简直成了这桩罪案的同谋。[2227]
影片发行时受到了严厉的批评，部分原因是评论家痛恨自己的观点被人左右。希区柯克说：“我记得《精神病患者》公映时受到了严苛的批评，那简直是场灾难。”但是公众的反应恰好相反，虽然影片的制作成本仅为80万美元，但是希区柯克最终赚回了2000多万美元的票房。这部电影风靡一时。希区柯克说：“我的电影跳过了简单的成功阶段，直接从烂片变成了杰作。”[2228]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试图理解精神疾病患者，认为他们的疾病不是身体疾病，而是一种逻辑或哲学病理的适应不良，这也是精神病学中精神分析学派的基础。就在希区柯克这部电影问世的同一年，英国出版了一本精神分析的书，迅速受到追捧。作者是位年轻的来自苏格兰格拉斯哥的精神病专家，此人将自己描述为一名存在主义者，继而成了一名新派诗人。这种特殊的职业道路在他的精神疾病理论中也有所反映。在《分裂的自我》中，罗纳德·大卫·莱恩（Ronald David Laing）将萨特的存在主义运用到明显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尝试理解他们缘何发疯。莱恩是一个精神病学派（其他人包括大卫· 库珀和亚伦· 埃斯特森）的领袖，该学派认为精神分裂症不是器质性疾患（尽管当时已经有证据表明有些家庭精神分裂症高发，因此某种程度上是遗传性的），而是患者对其成长环境的私人反应。莱恩及其同仁相信，家庭是导致或产生“精神分裂症”的实体。在《分裂的自我》及其后的几本书中，莱恩认为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背景调查显示出他们有若干共同点，最主要的一点是其家属（特别是母亲）的行为方式表现出自我的感觉和身体的感觉相分离，生活不过是一系列的“游戏”，这极有可能吞噬患者。[2229]
且不谈莱恩理论的效果，以及这些理论在治疗上的成功与否，莱恩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临床意义：他的方法表明他试图将存在主义哲学与弗洛伊德心理学相结合，他的理论是1948年至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一个重要转折。在这一时期，19世纪所理解的那种形而上学已经死亡。而置之于死地的正是哲学家；讽刺的是，罪魁祸首便是牛津大学的形而上学教授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在1949年出版的《心的概念》一书中，赖尔猛烈攻击了传统的笛卡尔身心二元论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精神活动与身体活动之间存在本质区别。[2230]通过细致的语言分析，赖尔说，他承认这大致上是一种行为主义的观点。赖尔说，没有哪种精神生活能够使“心”独立于动作、思维和行为而存在。当我们“心痒痒”地想做某件事的时候，我们不会真像被蚊子叮了那般痒；当我们用“心”“看”事物时，我们不是像看一片绿叶那般地看。他说，这些例子都是在草率地使用语言，他的书大多在克服这种草率。头脑清醒，感觉到自我，这不是心智的副产品；而是心智在行动。实际上，心不是在“窃听”我们的思想；有思想是因为心智在活动。[2231]简而言之，机器里面只有机器，没有灵魂。赖尔以这种方式研究了意志、想象、智力和情感，不断驳倒传统的笛卡尔二元论，并以心理学和行为主义的章节收尾。他认为，心理学更像药物（将关系松散的问题和技术相结合），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严肃科学。[2232]结果，赖尔的这本书在剔除笛卡尔的二元论方面，比起它对心理学的贡献，要重要得多。
当赖尔在牛津大学完善自己的观点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也在剑桥大学做着类似的事情。自1921年发表《逻辑哲学论》后，维特根斯坦有十年没有碰过哲学，但是在1929年，他回到了剑桥，起初他想继续拆解《逻辑哲学论》中的观点，尽管它曾经很有影响力，他还是想代之以新的、从某些方面看截然不同的观点。20世纪30和40年代，他没有发表任何作品，他感到自己已经“远离”当代西方文明，想通过教书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如图灵曾经参加过的“躺椅”研讨班）。[2233]维特根斯坦第二部代表作《哲学研究》发表于1953年，他本人于1951年死于癌症，终年62岁。[2234]他的新作深化了赖尔的观点。本质上，维特根斯坦认为很多哲学问题是伪问题，主要原因是我们受到了语言的误导。P. M. S.哈克曾经为《哲学研究》写过四卷评注，他说，类似的语法掩盖了深奥的逻辑差异，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哲学问题经常不是为了追求答案，而是为了找寻意义。‘哲学是一场反对语言迷惑理解力的斗争。’”例如，“动词‘存在’看起来与‘吃’或‘喝’这类动词没有区别，但是，如果我们问学院里多少人不吃肉或不喝酒，是有意义的；而如果我们问学院里有多少人不存在，这就无意义了。”[2235]
这不只是个语言游戏。[2236]维特根斯坦的根本观点是哲学的存在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让问题消失，就好像绳子上的结，拆开了就消失了。换句话说：“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提供新的信息，而是［重新］整理我们已有的知识。”[2237]维特根斯坦认为，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重新彻底整理语言。[2238]凭一己之力，谁也办不到。于是，正如赖尔的做法一样，维特根斯坦首先关注身心二元论。他进一步将身心二元论与他所说的身脑二元论联系起来。他说，这两种二元论都是误解。当意识与“大脑中的自我审查机制相比较的时候，意识就被误解了”。[2239]他举了疼痛为例。他解释说，人有痛苦的“有”不同于他有一分钱的“有”。“疼痛不会周游世界，而一分钱可以，它不受任何拥有者的支配。”同样，我们在说自己疼痛之前，不会先去检查是否呻吟，从这个意义上说，呻吟是痛苦的一部分。[2240]维特根斯坦接着说，“内在”生活、“内省”和私人经验都被误解了。这个人的疼痛与那个人的疼痛相同，就好像两本书都拥有红色的封面一样。而红色不是抽象的存在，疼痛也不是。[2241]关于内省，维特根斯坦认为，所谓的心智活动并不需要“心智”：“下定决心是指做决定，犹豫不决是指还有待决定……有一个说法叫内省，但它不是一种内心感知……它只是唤起记忆，设想可能的情境，想象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情感……”[2242]“我想赢”不是对心理状态的描述，而是反映。[2243]维特根斯坦认为，“精神”生活的“内在”和“外在”只是隐喻。我们可以说牙痛是身体的痛，而悲伤是心理的痛。但是悲伤的痛不同于牙痛，它不像牙痛那么“伤人”。[2244]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并不需要心智的概念，我们对待“大脑”要慎重。感觉到痛苦、希望和失望的是人，而不是他的大脑。
《哲学研究》有得有失。但是，按照维特根斯坦本人的标准，它确实使一些问题消失了，心智问题就是其中之一。这本书是促使人们关注意识的几本书之一，不过维特根斯坦没能很好地解释意识，而意识恰恰支配了20世纪末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注意力。
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来说，《哲学研究》所带来的影响从未被穷尽过，但是维特根斯坦将“内在”和“外在”视为隐喻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弗洛伊德的核心思想。20世纪5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批评弗洛伊德，马丁· 格罗斯对此做了详细的记录。虽然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曾经是弗洛伊德学说的顶峰，但是资料显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人对精神分析疗法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当时一项针对柏林精神分析学院诊所472名患者的研究表明，只有42%的患者可以被认定治愈。随后，20世纪40年代，对伦敦诊所、芝加哥心理分析学院和堪萨斯州梅宁哲诊所的研究同样表明，平均“治愈率”仅为44%。20世纪50年代的一系列研究基本上一致表明“患者出院时精神状态比刚入院时好一点的机会接近一半”。[2245]但是，最具杀伤力的研究来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自由哈里· 温斯托克医生领导的美国精神分析协会的核心事实收集委员会。该委员会收集了美国精神分析协会成员治疗的1269个精神分析案例。这项研究的样本在当时数量最多、涉及面最广，因此人们对研究结果翘首以盼，但是1957年12月，协会决定不公开发表这份报告，认为“宣传争议毫无益处”。[2246]于是，这份报告的副本开始在治疗领域传播，精神分析行业则受到流言困扰，最终美国精神分析协会同意发布研究结果，但那已经是十年以后的事情了。延迟公开的原因终于水落石出。这份“争议材料”显示，在最初接受治疗的人中，治愈率只有六分之一。作为来自本行业的报告，这是极具毁灭性的；但是饱受威胁的不仅仅是精神分析学是否有效，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论也在劫难逃。他认为人都是轻微的双性同体的观点受到挑战，俄狄浦斯情结和婴儿期性欲是否存在也受到质疑。例如，精神分析学家认为婴儿阴茎勃起是婴儿期性欲的确切证据，但是H. M.霍尔沃森观察了9个婴儿，每个婴儿观察期为10天，发现其中7个婴儿每天勃起至少一次。[2247]“勃起不是快感的信号，反而倾向于说明孩子不舒服。85%的勃起伴随着哭闹、烦躁或僵硬地伸直腿部。勃起现象平息之后，孩子才感到放松。”霍尔沃森得出的结论是，勃起的原因是腹部压迫了膀胱，“只是一种身体需求，而不是弗洛伊德式的需求”。同样，睡眠研究显示，忘记梦的现象很好解释，不过心理分析学则认为它属于被压抑的状态。我们在特定的睡眠阶段做梦，现今称为快速眼动睡眠（REM sleep），因为在此期间，眼球快速运动。如果患者在快速眼动阶段被弄醒，她或他很容易记起梦，但是如果频繁被叫醒，会变得烦躁，这表明快速眼动睡眠有益健康。但是，如果在快速眼动睡眠之后，即在睡眠周期的稍后阶段把患者弄醒，那么患者就很难记起梦境，不过也较少出现烦躁现象。梦本质上是容易消散的。[2248]最后，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反弗洛伊德的人类学证据。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哺乳很重要，它有助于在亲子之间建立基本的心理学纽带，当然这本身也是婴儿性心理发育的一部分。但是，1956年，人类学家拉尔夫· 林顿报告了马库赛斯群岛妇女的情况，称“由于乳房在本地文化中的重要性，她们极少哺育婴儿”。她们只是简单地让婴儿躺在石头上，随便喂些椰子汁和面包果的混合物。[2249]但是，马库赛斯群岛的孩子成长期间却没有表现出什么特殊问题，亲子关系并未受到损害。
20世纪50年代开始，弗洛伊德和荣格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原因是他们的理论不科学，而且他们总是选择性地使用对他们有利的证据。
其他形式的心理学也没能逃过批评。就在《哲学研究》面世的同一年，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伯尔赫斯·弗雷德·斯金纳（Burrhus Fred Skinner）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具有争议性的作品。弗雷德· 斯金纳成长于宾夕法尼亚州沙士魁海纳河畔的一座小镇，曾经立志要当一名作家，并在汉密尔顿学院学习英语文学，在那里，罗伯特· 弗罗斯特说他擅长“观察事物的细微差异”。但是，斯金纳之所以没有成为作家，是因为“他发现自己没有什么想说的”。他还放弃了萨克斯管，因为他认为这种乐器“不太适合心理学家”。[2250]放弃作家梦之后，他成功转入哈佛大学学习心理学，并于1945年成为一名教授。
斯金纳的《科学与人类行为》与赖尔和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有很多重合之处。[2251]和他们一样，斯金纳认为“心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落伍之物，认为科学家应该主要关注的对象是行为。和他们一样，斯金纳也认为语言常常曲解现实，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有责任净化语言的使用。斯金纳首先用鸽子和老鼠做了一系列实验，实验证明，如果严格控制环境，特别是实行奖惩，那么它们的行为就会朝着可预知的方向发生巨大改变。斯金纳认为，这种快速学习的证据在哲学和社会学方面都很重要。他认为本能可以解释大量的人类行为，但是，在《科学与人类行为》中，他的目的在于为其余的各种行为提供简单理性的解释，他认为许多行为用巩固原则就可以解释得通。本质上，斯金纳想要证明的是，大部分行为（包括信仰、某些精神疾病，有时候甚至包括“爱”）都可以通过个人经历，以及过去受到奖惩的程度来理解。例如，“你应该带把伞”可以意味着“你将被强化带伞这一行为”。“这句话可以清楚地解读出至少三层含义：（1）保持干燥对你有益；（2）带把伞可以使你在下雨的时候不被淋湿；（3）可能要下雨……‘应该’是个讨厌的词，如果听者不带伞，会觉得内疚。” [2252]基于此类行为解读，斯金纳认为酗酒是后天养成的坏习惯，因为酗酒者可能发现了酒精的奖励效果，酒精可以使他在社交情境中感到放松，离开酒精他可能感到不安。他反对弗洛伊德，因为他认为精神分析对“深度”心理学的关注是一种执迷不悟；它自我宣称的目标是要发现“内在的、其他情况下不易察觉的矛盾、压抑和突发行为。生物的行为往往被认为是在精神表象掩盖下发生激烈挣扎而引发的相对不重要的副产品”。[2253]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症行为是根源性原因表现出来的症状，而斯金纳认为，神经症行为本身就是研究对象，一旦消除了神经症行为，也就消灭神经症了。斯金纳详细研究过一个例子，即两兄弟争夺父母的关爱。其中一个孩子经常招惹兄弟，结果受到家长或兄弟的惩罚。设想这样的事情反复发生，直到此事引起的焦虑使“惹事的”兄弟感到愧疚，他就会自我控制。斯金纳认为，这说明这孩子在“压抑”自己的攻击性。“如果攻击性行为被有效替换，从而很少会达到引发焦虑的原初状态，那么这种压抑就是成功的。如果焦虑频繁发生，那就不成功。”接着他进而思考其他可能的后果并分别用精神分析法解释。作为反应形成的结果，这个孩子可能会从事社会工作，或表达某种“兄弟之情”；他也可能参军或到屠宰场工作，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攻击性；他也可能“意外”伤人，转移自己的攻击性；他还可能成为一名职业拳击手。但是，斯金纳认为，我们不必编造什么深层神经症来解释这些行为。“其精神动力不是巧妙地谋划攻击的冲动以努力摆脱个体或社会的潜意识稽查，而是分解各种复杂的变量组合。治疗不是要释放惹麻烦的冲动，而是要引入变量，以弥补或修正产生不良行为的过往。情绪压抑不是造成失常行为的原因，而是行为失常的症状。无法唤起早期记忆并不会产生精神病症状，它只是一例无效行为。”[2254]在这部处女作中，斯金纳旨在解释行为，最后他还谈到了现代社会的很多管理机制，例如政府和法律、有组织的宗教、学校、心理疗法、经济学和金钱，他认为很多奖惩机制业已存在，而且多多少少是有效的。后来，到20世纪60和70年代，他的理论风行一时，很多诊所采纳了“行为疗法”。这些机构在治疗中并不关注所谓的潜在问题。例如，有个人总是觉得自己脏，不断强迫自己用毛巾清洗，那么医生并不追究他内心为什么觉得自己“脏”并且需要使劲地洗，而是就他哪天不取毛巾清洗给予奖励（食物）。在教学手段的发展方面，斯金纳的理论也受到追捧，后来又纳入计算机辅助教学，学生根据课堂指令学习，回答正确就给予奖励，形成各自不同的学习进度。
当时很多人认为，斯金纳提出的行为研究及其对人的理解是革命性的，甚至有人将他与达尔文相提并论。[2255]他的方法把赖尔和维特根斯坦与心理学联系起来了。例如，他认为意识是“社会产物”，源自人在言语社会中的交际。但是言语行为，或1957年发表的《言语行为》却令他走向没落。[2256]与赖尔和维特根斯坦一样，斯金纳认为，要想让自己的理论令人信服，就需要解释语言，所以他在1957年发表的书中开始这项工作。他的主要观点是，社会群体通过社会强化的过程“筛选”并微调我们的口头话语，即我们“选择”说的内容，而这个系统贯穿一生，决定我们使用何种语言。反过来，这一言语行为强化系统有助于塑造我们的行为（“性格”）以及我们看待自身的方式，即我们的意识。斯金纳认为我们可以根据与周围偶发事件的关系，给不同种类的言语活动分组。例如，“祈使语”是带来特定后果的言语行为，而“得体”是通过事物或事件实现社交强化的言语行为。[2257]本质上，在这种体系下，人是受外部影响的行为“主体”，不是自主性的主体。这与弗洛伊德的观点相左，也与更为传统的形而上学的人类观相悖，因为形而上学认为人源自内在。遗憾的是，1959年，31岁的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语言》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评论，严厉批评了斯金纳的激进观点。乔姆斯基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父亲是一名希伯来语学者，受父亲的影响，他对语言很感兴趣。乔姆斯基的作品《句法结构》也发表于1957年，与斯金纳的作品同一年，但是人们之所以注意到这位年轻的学者，却是因为他在《语言》杂志上发表的那篇书评及文中刻薄的语气。由此，心理学领域发生了乔姆斯基革命。[2258]
乔姆斯基当时在距离哈佛大学两站地铁远的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授，他认为，大脑中有普遍的、与生俱来的语法结构；换句话说，大脑的“布线”以某种方式管理着语言的语法。为了证实他的观点，他提到了若干国家的儿童研究，这些研究表明，无论儿童的抚养方式如何，他们发展语言技能的顺序和进度都是一样的。他认为，幼儿自发地学习讲话，不需要任何实质的训练，他们学习何种语言，取决于他们成长的环境。而且，儿童在语言上很有创造力，在很小的时候就能使用全新的、与生活经验无关的句子。因此，这些句子不可能是用斯金纳等人所说的方法学会的。[2259]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有基本结构，这种结构有两个层次，表层和深层，不同的语言在深层结构上比在表层结构上更为相似。例如，我们学习外语，实际上是在学习表层结构。因为深层结构大致相同，所以这种学习才是可能的。说德语或荷兰语的人可能会把动词放在句尾，而说英语或法语的人却不会，但是德语、荷兰语、法语和英语都有动词，在这些语言里，动词与名词、形容词等的关系也是相对等的。[2260]乔姆斯基的论证是革命性的，不仅仅因为他的观点有悖于行为主义的正统观点，还因为他的观点似乎暗示大脑中存在着某种遗传结构，暗示着大脑似乎具备某种先天能力，并且部分程度上决定了人类体验世界的方式。
乔姆斯基—斯金纳事件与斯诺—利维斯事件一样，却具有个人倾向。斯金纳显然从未读完那篇评论，就认为是有人完全（或者故意）误解了他。对乔姆斯基的观点，他从未回应过。[2261]但是，结果，乔姆斯基的评论比斯金纳的原作更为人所熟知和了解，因此，斯金纳的影响式微了。实际上，斯金纳从不否认很多行为是本能的；但是他感兴趣的是这些行为是如何改变的，或者在必要的情况下，又是如何进一步改变的。斯金纳的观点一直有少数重要的追随者。
无论乔姆斯基的批评对斯金纳有何影响，弗洛伊德或心理分析并未从中受益。虽然传统的精神分析在个别地区（比如曼哈顿）还很流行，但是有些知名的科学家，一方面没有完全抛弃弗洛伊德观点，另一方面也开始基于经验对其加以修改和拓展。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是约翰·鲍比（John Bowlby）。
1948年，联合国社会委员会决定针对无家可归的儿童的需求做一项调查：战后，有许多国家发现，由于男性大量战死，许多儿童缺乏完整的家庭。世界卫生组织于是提出就这一问题展开精神健康调查。鲍比博士是来自英国的精神病专家和精神分析师，在战争期间，他曾经协助挑选部队军官。1950年1月，他接受世界卫生组织的临时委派，在那年的隆冬和初春，访问了法国、荷兰、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与从事儿童托管和儿童指导的工作人员交流，并于1951年发表了《母爱与心理健康》，这份著名的报告击中了公众的神经，大大改变了我们对童年的看法。[2262]
这份报告第一次证实，对很多人而言，婴儿期的头几个月十分关键，特别是育儿质量，对儿童今后的心理发展至关重要。鲍比在书中引入一个重要短语，用于说明常见的儿童发展疾病的源起，即“母爱缺失症”（maternal deprivation），其影响十分广泛。幼小的婴儿，如果没有得到母亲的抚爱，就会“无精打采、安静、不悦、不理会微笑或逗弄”，将来就显得不太聪明，有时候甚至出现缺陷。[2263]同样重要的是，鲍比还注意到，大量研究表明，缺失母爱的孩子很难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容易感到愧疚。这些孩子要么“渴望得到关爱”，要么“冷酷无情”。鲍比还提到了对西班牙内战时期的研究、对美国的研究，以及对哥本哈根妓女的抽样调查，这些都证实，相当一部分犯罪群体的成员来自破碎的家庭，他们普遍缺乏母爱。[2264] 这一研究主要有两种后果。从积极的一面来看，鲍比的研究无疑提出了一个观点：即使一个糟糕的家也要比好的孤儿院强。当时很多国家的普遍做法是将私生子或弃儿安置到孤儿院，同时关注孤儿院的营养、卫生和医疗情况。但显然，这种环境远远不够，还缺少影响心理健康的东西。因此，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公布后，一些国家开始改变对待弃儿的方式：领养优于寄养；有慢性病的孩子在接受治疗期间不再与家长分离；母亲可以带着婴儿服刑。在职场，产假得到延长，不仅包括生产假，还包括婴儿出生后十分重要的最初几个月。总体而言，人们更加在意母子的关系。[2265]
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发现，早期破碎的家庭生活与后来的违法犯罪或人格缺陷之间的联系并不是那么简单，其影响往往会恶性循环，因为这些来自“破碎”家庭的孩子往往自己又成了问题家长，因而先是形成了“系列缺失”，继而演变成“循环缺失”。并不是所有缺失母爱的孩子都会违法犯罪，也不是说所有犯罪的孩子都来自破碎的家庭（但大部分是）。这种联系的确切性后来还被用来证明智力出众的现象，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母爱缺失而导致的破碎家庭和违法犯罪之间的联系使很多西方国家看到了曙光，认为有希望改善战后面临的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