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比报告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实质上采用了弗洛伊德的观点（母子关系），并加以科学研究，用客观的行为标准来理解事实，而不只关注“心智”的内在运作。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成果引领鲍比关注母子关系，并从中发现了重大的实践意义，但是《母爱与心理健康》只有一处引用了弗洛伊德，而且那一处与无意识、自我、本我或超我都毫不相关。实际上，鲍比更多地受到了他本人对动物行为研究的影响，包括20世纪30年代在纳粹德国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因此，鲍比的成果是绕开“心智”关注行为的又一个例子。他本人是位精神分析学家，这一事实更加说明传统的弗洛伊德观点存在不足。
自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陆续将儿童当作心理实体加以研究。1910年，《教育心理学》杂志在美国创刊，一年后耶鲁心理学诊所开业，开始系统地研究婴儿。但是，维也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研究儿童心理学，部分原因是当时弗洛伊德学说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比过去更受“推崇”，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国家贫困，导致儿童的境况更糟糕。不过到1926 年，维也纳也已经有四十家关注儿童发展的机构。
对于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来说，弗洛伊德的影响远远不如荣格来得重要。皮亚杰于1896年出生于瑞士纽沙特尔，儿时就聪慧过人，10岁时发表了第一篇科学论文，15岁时就因软体动物的系列报告闻名欧洲。他师从尤金· 布鲁勒（此人发明了“精神分裂症”术语）和卡尔· 荣格，研究精神病学，后来又在索邦大学与西奥多· 西蒙共事。[2266]西蒙曾经与阿尔弗雷德· 比奈合作研究智力测试，在巴黎，皮亚杰的任务则是检验西里尔· 伯特在英国设计的一种新测试。这种测试包含如下问题：“简比苏漂亮，苏比艾伦漂亮；那么简和艾伦谁更漂亮？”[2267]伯特感兴趣的是智力，而皮亚杰从这个测试中看到了不同的东西，这个想法最终使他比伯特更功成名就，也更有影响力。皮亚杰的中心观点有两个方面。首先，他声称，儿童实际上是一张白纸，没有内在的逻辑能力（如智力）；这些能力是在他成长过程中学会的。其次，儿童在发展过程中要经历一系列的阶段，渐渐掌握各种逻辑关系并运用于实际生活。这些理论源于皮亚杰于1955年在日内瓦建立的发生认识论国际中心里进行的大量实验，而他的发生认识论（Genetic epistemology）关注的正是人类知识的性质和源起。[2268]这里还要谈到一个实验。6个月大的婴儿就可以熟练拿取东西，拿起来，再扔掉。但是，如果把物体放在垫子下面，即使这个物体仍然唾手可得，婴儿也会对它失去兴趣。有争议的是，皮亚杰认为，这是因为6个月大的婴儿不懂得见不着的物体依然存在。到接近9个月大的时候，婴儿就不再有此类困难了。[2269]
多年来，皮亚杰一丝不苟地描述婴儿在类似游戏的一系列实验中培养起来的全部才能。[2270]虽然极富独创性，但评论家很难接受他的解释，尤其是孩子出生时没有任何逻辑能力，必须通过“与世界战斗”才能学会生活所需要的各种概念。[2271]很多评论家认为他无非是观察了一个走向成熟的过程，它基于出生时的大脑“布线”和乔姆斯基所说的婴儿遗传特征，只是儿童大脑还需要逐步发育而已。这些评论家认为，逻辑“是发育的动力，而不是发育的产物”，而皮亚杰却说逻辑是发育的产物。[2272]在其后的年代里，有关先天和后天及其它们对行为有何影响的论争日益激烈，但是皮亚杰的意义在于，他与斯金纳和鲍比一样，认为心理学家应该主要关注行为，并且表明早期生活对未来的发展极为重要。皮亚杰再一次让“心智”的概念往后靠了。
20世纪50年代另一大发展使传统的心智概念失去了权威：影响大脑活动的药物。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心理”病症被证实与生理有关，如痴呆症（精神错乱性全身麻痹症）和癞皮病（烟酸缺乏导致的神经紊乱），都可以用生物化学或生理学术语解释，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药物得到控制。[2273]
20世纪50年代以前，精神错乱的“硬核”（精神分裂症和躁狂抑郁病）缺乏任何生理基础。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这些疾病开始进入科学范畴，三种探究方法殊途同归，形成了一致的观点。[2274]通过研究神经细胞和控制细胞间传送神经刺激的神经递质，科学家能分离出特定的化学物质，这就意味着，修改这些化学物可能有助于加速或抑制神经刺激的传播。人们发现20世纪40年代发明的用于治疗运动疾病的抗组胺剂（antihistamines）有副作用，容易引起瞌睡，即对大脑产生了影响。此外，人们发现，西方人用印度植物罗根木的提取物治疗高血压，但在印度人们用它控制“兴奋过度和疯癫”。[2275]这种印度药物的作用相当于抗组胺剂，其有效物质是异丙嗪（商标名为非那根）。通过异丙嗪变体的实验，法国人亨利· 拉布洛提偶然发现一种叫氯丙嗪的物质，它能使激动或烦躁的患者进入明显的“迟钝或冷淡”状态。[2276]就这样，氯丙嗪成了最早的镇静剂（tranquiliser）。
镇静剂似乎是通过抑制神经递质（如乙酰胆碱或去甲肾上腺素）起作用的。人们自然会问，作用相反的物质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会不会缓解抑郁症？当时，治疗长期抑郁唯一有效的方法是电休克疗法（ECT）。许多人认为电休克疗法太过残忍，但它通常是有效的，其依据是人们认为癫痫和精神分裂症之间有某种对抗关系，并且相信人为的发作有治疗作用。实际上，最早的突破十分偶然。医生们发现，患者服用新型抗结核药物异烟肼后，身体明显好转，胃口恢复了，体重增加了，精神状态也好多了。精神病学家很快发现异烟肼及相关化合物与神经递质十分相似，特别是大脑中发现的胺类。[2277]一种叫单胺氧化酶的物质会使这些胺类分解；异烟肼是否通过抑制单胺氧化酶，防止它分解神经递质而起作用的呢？单胺氧化酶抑制物在缓解抑郁方面十分出色，却有很多的毒副作用，因此难以成为一种常备家庭用药。但是，不久之后，科学家又发现一种氯丙嗪的亲缘药物丙咪嗪是有效的抗抑郁药（antidepressant），还能增加患者接触社会的意愿。[2278]这种药物，即盐酸丙咪嗪，很快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所有这些药品都强化了学界关于化学物可以治疗“心智”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很多镇静剂和抗抑郁药投入使用。并非每种药物都对所有患者有效，而且都有一定副作用。但是，无论缺点如何，或者它们还存在哪些难点和复杂之处，这两类药物仍然缓解了大量痛苦，同时也对人性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它们证明，心理情绪是大脑内部化学状态的结果，从而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心智概念提出重大质疑。
罗纳德· 大卫· 莱恩试图糅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他的观点独树一帜，也在精神病学领域占得一席之地。当学界还未确定莱恩的方法是否能治愈患者时，他就早已备受追捧，原因何在？
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莱恩及其同仁（如英国的大卫· 库珀和美国的赫伯特· 马尔库塞）都关注大众社会的个人解放，在这方面他们有别于马克思主义通过革命解放受压迫阶级的观点。格雷戈里· 贝特森、马尔库塞和莱恩都认为，个人生活与大众社会相冲突，社会和无意识不断对抗，精神分裂症患者不过是这场战争中最显而易见的受害者。[2279]现代家庭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压力，导致著名的“双重束缚”（double bind），全能的家长在孩子面前说一套做一套，导致孩子在无休止的反抗中成长。实际上，莱恩等人想要表达的是，社会是疯狂的，面对复杂而混乱的世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回应与理性回应并无太大差别，要是能解读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个人逻辑就好了。莱恩认为，无论家庭是什么，它首先是“权力单位”，将其从权力结构中解放出来正是精神病学的部分作用。于是莱恩在专门诊所开展了一系列的实验，这些实验甚至废止了精神病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权力结构。
20世纪60年代初，莱恩风靡一时，不仅是因为他对精神分裂症的激进态度——反精神病学（anti-psychiatry）和激进的精神病疗法（radical psychiatry）成了流行词——还因为他对经验的态度。[2280]大约从1960年开始，莱恩就经常使用所谓改变心智的药物，包括迷幻药。与其他人一样，他相信“另类意识”（alternative consciousness）在临床上能帮助精神分裂症患者解除由其家庭培养的错误意识，他曾一度说服英国内政部，同意他用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正投入商业生产的迷幻药做实验（在他位于伦敦温波街的实验室内）。[2281]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推进，莱恩和库珀的观点被新左派吸收。在英国，将精神病学与政治联系起来似乎既新颖又激进，但这可以追溯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教义及其将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相结合的最初尝试。这也是“莱恩热”在美国较“马尔库塞热”逊色的原因。
1960年，赫伯特·马尔库塞已经62岁，他曾经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与汉娜· 阿伦特一样，师从马丁· 海德格尔和埃德蒙· 胡塞尔。希特勒掌权之后，他与马克斯· 霍克海默和西奥多· 阿多诺一起移民美国，但是，马尔库塞没有像他们那样战争一结束就回国。他将语言学技能用于处理战时情报，1945年后还继续为政府服务了一段时间。[2282]作为一个前马克思主义者，希特勒、斯大林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马尔库塞的思想。他说，后来激励他的有三样东西：马克思主义没有预料到纳粹主义的崛起，即资本主义社会将出现非理性的野蛮运动；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特别是福特主义和泰罗主义；以及繁荣的美国仍然暗藏着许多令人不安的现象和矛盾。[2283]马尔库塞试图调和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相对于埃里希· 弗洛姆或莱恩，马尔库塞要圆滑得多。他觉得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处境的解释是失败的，因为它未能触及个体心理。在《爱欲与文明》（1955）和《单向度的人》（1964）中，马尔库塞审视了周围循规蹈矩的大众社会。在大众社会，高科技材料产品不仅是科学理性主义的缩影，还是统一思想和行为的方法，他还强调人类生活中的美学和感性。[2284]他认为，个体对大众社会最有价值的回应是否定（negation，这与萨特的“反抗者”相呼应）。美国是单向度的，因为它不容许有另类的思想或行为方式。他说，他只是进行“优势诊断”。由于科技的理性和“刻板”，生活凭借“科技进步”而“向前”发展。[2285]他说，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整体，能够与之抗衡的必须是想象、艺术、自然、“负面思想”，概括地说就是“大拒绝”（a great refusal）。[2286]马尔库塞认为，近几十年来循规蹈矩的社会会出现灾难性后果，大众社会与富裕社会的新心理学，以及所谓的实证主义科学和哲学的非人影响相结合，形成一个“不光彩的、有限的”单向度世界。[2287]很多人认为，莱恩和马尔库塞属于同路人，因为莱恩所说的精神分裂症是单向度社会的自然终点，是被泯灭人性的世界排斥的牺牲品，在这个社会，不服从的代价可能是发疯。这似乎是对托马斯· 曼和弗朗茨· 卡夫卡的观点的不安回响，甚至令人联想到希特勒的演讲，因为希特勒曾威胁要将他认为“堕落”的艺术家关进监狱。20世纪60年代早期，婴儿潮那代人已经到了上大学的年纪。大学迅速扩张，尽管莱恩、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与临床证据不相符，但在大学校园里依然大行其道。里斯曼曾经发现，“他者导向”人格的一大特点正是讨厌自己循规蹈矩的形象。莱恩和马尔库塞的大受欢迎印证了这一点。因而，这一阶段搭建起一个适合个人变化而不是政治变化的舞台。20世纪60年代即将来临。
29 转向曼哈顿
1960年5月1日晚上六点半，理查德· 克莱门特像往常一样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苏亚雷斯郊区的梅赛德斯奔驰工厂乘巴士回家。下车后不久，他被三个人抓住，旋即被塞进旁边的一辆汽车，接着被带到另一个郊区的出租屋。被问及身份，他立刻回答，“我是阿道夫· 艾希曼”，还说，“我知道我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情报局监视“克莱门特”已经有段时间了，并最终将他逮捕，这个新生国家不会遗忘也不会原谅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他们犯下的滔天罪恶。艾希曼被捕后，被秘密羁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九天，然后乘坐以色列航空的航班被秘密押往耶路撒冷。5月23日，总理大卫· 本—古里安在耶路撒冷国会大厦兴奋地宣布，艾希曼已经于当天早上被押解到以色列的土地上，赢得满堂喝彩。11个月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受审，被控15条罪状，“数罪并罚”，他犯下了反犹罪和反人类罪。[2288]
在采访审判会的大批新闻记者中，有一位代表《纽约客》杂志出席这次审判的记者，她便是汉娜· 阿伦特，她的文章后来结集发表，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议。[2289]争议源于书的副标题“一份关于平庸的恶（Banality ofEvil）的报告”，这个短语不胫而走。她的中心观点是，虽然艾希曼做了罪大恶极的事情，或者在人们对犹太人做出可怕之事时袖手旁观，但是他本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魔头。她坚持说，以色列法庭（或任何法庭都）不能审判艾希曼这样的人，他犯下的罪在任何法典上都找不到。特别是阿伦特还对艾希曼的良知抱有幻想。当然不是说他没有良知：在审讯期间，在囚室，有人给他一本《洛丽塔》，他还没看完就还了回来，并告诉卫兵：“这本书不健康。”[2290]但是，阿伦特在报告中指出，在整个审判期间，尽管艾希曼冷静地承认自己做过的事情，尽管他内心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是他并不感到愧疚。他说，在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谁也不能质疑最终方案，谁也不能谴责他。他只是服从命令，事实就是这样。“战后提出的公开不服从在当时是个神话：‘在那种情况下，那是不可能的。没人会那么做。’那简直‘不可思议’。”[2291]他在那些暴行中充当帮凶只是为了升职。
阿伦特遭受诟病的原因有两个。[2292]其一，她强调很多犹太人在受死时并未反抗，他们当然不会欣然赴死，却十分顺从；其二，很多评论家认为，阿伦特否认艾希曼是个魔头，就贬抑和降低了大屠杀的意义。第二项批评绝非事实。在阿伦特的笔下，艾希曼用陈词滥调自我安慰，他还质问为何拖延审判，因为以色列人已经有充分的证据，够将他绞死数次了，但这些不过使艾希曼的所作所为变得更加骇人听闻。阿伦特客观地记下了她看到的情况，她报道说，他喝了半瓶红酒（还剩了一半）后，拒绝了牧师的帮助，一脸庄重地走向刑场。不过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他还在说着一些陈词滥调。阿伦特说，临终遗言的“怪诞愚蠢”更能证明他在“语言和思想上藐视平庸的恶”。[2293]
无论阿伦特的报告当时反响如何，她的书如今已是经典之作。[2294]在今天看来，她的分析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仍然是正确的，因此也更容易被接受。阿伦特的报告中，有一个方面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却绝非无关紧要。这篇报道是为《纽约客》杂志采写的，使用的语言是英语。与很多流亡的知识分子一样，战后阿伦特没有回到德国，至少没有回去定居。20世纪30年代的大批知识分子移民（大多来到美国），为战后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注入新鲜元素，带来了变化，到20世纪60年代初《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问世时，情况更为明显。从音乐到数学、从化学到舞蹈，一切都受到了影响，但最突出的是三大领域：精神分析学、物理学和艺术。
在心理分析学方面，美国经历了最初的迟疑，后来则变得比英国、法国或意大利要宽容得多。20世纪30年代，纽约、波士顿和芝加哥都建立了精神分析学院。当时，与欧洲同行相比，美国的精神病学不是那么有组织性。前面说过，传统上美国人更宠孩子，因此，他们对与儿童经历和成年人性格有关的观点持更为开放的态度。
美国很早就有组织地为流亡的精神分析学家提供援助，虽然实质上受援助的人数不多（估计约有190人），但是他们极具影响力。我们已经提到过卡伦· 霍妮、埃里希· 弗洛姆和赫伯特· 马尔库塞，其他著名的移民心理分析学家还包括弗朗茨· 亚历山大、海伦娜· 杜奇、卡尔· 亚伯拉罕、恩斯特· 齐美尔、奥托· 费尼谢尔、西奥多· 赖克和汉斯· 萨克斯，其中汉斯是“七戒指”成员之一，“七戒指”是弗洛伊德早年的同事，曾经发誓要发展和维护精神分析学，弗洛伊德各送他们一枚戒指象征这种执着与奉献。[2295]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暴露出来的各种精神病问题使精神分析学进一步为人接受。根据官方数字，在1942至1945年间，大约有185万人由于精神病原因被军方拒绝入伍，占到拒绝总量的38%。截至1946年12月31日，退伍军人医院里大约有54%的患者因神经性精神疾病接受治疗。
战后美国还有两名最有影响力的流亡精神分析学家，分别是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和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埃里克森是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关门弟子。虽然他有个丹麦名字，但他其实是北德人。他1938年来到美国，当时才21岁，在波士顿的一家精神病院工作。埃里克森并不是科班出身的临床医学家（美国不如欧洲严格，对精神分析学家而言，如果没有医学学位问题也不大），但是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在《童年与社会》（1950）一书中，他谈到青少年都会经历“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如何处理很重要，因为决定他们成年后性格的正是这种处理方式，而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童年期的经历。[2296]在20世纪50、60年代，随着第一批真正富足的“他者导向”的一代人到了青春期，埃里克森的观点开始广受欢迎。他的另一个观点同样得到广泛的接受：在弗洛伊德生活的维也纳城，主要的精神病是歇斯底里症，而在战后的美国，主要的精神病症则是自恋，他所谓的自恋是指人们特别关注自己的心理发展，尤其是在这个多数人认为宗教已死的世界里。[2297]布鲁诺· 贝特尔海姆也是一位非科班出身的精神分析学家，他最初是美学家，从维也纳来到美国，其间被关过集中营。他的这些经历在《极端情境中的个体与大众行为》一文中有生动的表述，艾森豪威尔将军将该文指定为军政人员的必读书。[2298]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贝特尔海姆因擅长治疗自闭症儿童而闻名，他还写了《空城堡》一书。[2299]这两部作品彼此相关，因为贝特尔海姆亲眼见到集中营里的人走向“自闭”状态，他觉得设法逆转这种经历可以有效治疗自闭症儿童。[2300]贝特尔海姆宣称，他的治疗方法治愈率高达80%，不过20世纪后期，有人开始怀疑他的方法。[2301]
与在欧洲的境遇相比，心理分析学在美国变成一种更为乐观的学说，它体现了这样一个观点：每个人都有办法自助，纠正人生中某些出了错的心理状态。这与欧洲人的看法不一样，欧洲人认为社会学的阶级与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有很大关系，离开普遍的社会变革，个人很难改变自己的处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件事情使物理学家走向分化。首先是氢弹（hydrogen bomb）的研制。曼哈顿计划是一项协作型事业，来自英国、丹麦、意大利等地的科学家和美国科学家共同合作。但毫无疑问，牵头的是美国人，出资的也几乎全是美国人。另外，德国被占领，英国、法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境内又都遭受了长达六年的战争破坏，这项研究由美国人牵头并不奇怪。哥廷根被毁；哥本哈根被迫放弃了国际学者中心的地位；在英国剑桥，卡文迪许实验室人员流失，研究重点转向了分子生物学，后来证明这项策略出了很多成果。战后几年里，有四位移居美国的核科学家获诺贝尔奖，极大地提升了美国在科学界的声望，他们是：费利克斯· 布洛赫（1952）、埃米里奥· 西格雷（1959）、玛丽· 梅耶和尤金· 魏格纳（1963）。《1954年原子能法》设立了自己的奖项，并以第一位获奖者恩里科· 费米的名字命名，在1963年前，有五位移民科学家获奖，分别是：费米、约翰· 冯· 诺依曼、尤金· 魏格纳、汉斯· 贝特和爱德华· 泰勒。同时获奖的还有三位美国本土科学家：欧内斯特· 劳伦斯、格伦· 西博格和罗伯特· 奥本海默，这些都说明美国在物理学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
其中很多人（包括少数女性）在“原子科学家运动”中表现出色，这项运动旨在影响原子时代的公众思维，还发行自己的刊物《原子科学家公报》，讨论相关问题。这份公报有个著名的标识，即设置为午夜前数分钟的末日之钟，编辑视世界接近毁灭的程度来回调校指针。战后，奥本海默、费米和贝特等科学家不愿在和平时期从事武器研究，退出了曼哈顿计划。但是爱德华· 泰勒对氢弹依旧感兴趣，因为1942年，费米在一次午餐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一旦研发出原子弹，能否用这种爆炸启动类似太阳内部的热核反应？1949年9月，俄国成功爆炸原子弹的消息使一些科学家陷入反思。原子能委员会决定向奥本海默主持的顾问委员会征求意见。顾问委员会一致决定美国不应率先研制氢弹，但是委员们群情高涨，这在费米身上有所反映，他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了变化。他认为在氢弹问世前就应该宣布它非法，不过他也承认，在冷战气氛弥漫的情况下，不太可能达成这样的一致；“如果办不到，就应该将研究遗憾地继续推进下去。”[2302]美国科学界举棋不定的时候，1950年1月，克劳斯· 富克斯在英国供认他在洛杉矶工作期间将情报传给了共产党的特工。四天后，杜鲁门总统撇开科学家的意见，决定美国将继续推进氢弹研究计划。
氢弹的本质是：当原子弹与氘或氚一起爆炸时，会产生地球上闻所未闻的高温，熔化两个氘核，并释放出大量的结合能。早期计算显示，它引起的爆炸相当于1亿吨TNT，同时将3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变成废墟（为了方便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使用的炸药总量大约相当于300万吨TNT）。[2303] 1952年11月1日，在太平洋小岛伊鲁吉拉伯岛（Elugelab）上，世界上第一个热核装置（氢弹）投入测试。观察员们在40英里外看到数百万加仑的海水变成蒸汽，形成一个巨大的泡泡，火球绵延3英里。爆炸结束后，伊鲁吉拉伯岛完全消失，人间蒸发了。炸弹的威力相当于1040万吨TNT，比投向广岛的原子弹厉害一千倍。爱德华· 泰勒在给一位同事发的电报上用暗语写道，“是个男孩”，这一隐喻充满讽刺意味。九个月后，苏联也爆炸了自己的氢弹装置。[2304]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多数物理学家还是渴望恢复“正常”的研究工作。这一时期正常的工作指的是两大物理会议，一次于1947年6月在纽约附近长岛海面上的谢尔特岛（Shelter Island）召开，另一次于1956年在纽约州北部的罗彻斯特召开。
谢尔特岛会议的高潮是威利斯· 兰姆提交的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了证明氢原子的能量存在微小变化的证据，如果保罗· 狄拉克将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相联系的方程式完全正确，那就不应该出现这种微小变化。“兰姆移位”修正了数学方法，促使量子电子动力学的诞生，科学家们额手称庆，称之为“物理学上最精确的理论”。[2305]在这次会议的同一年，掌握物理学和数学知识的宇宙学家和天文学家开始研究从宇宙传往地球的宇宙射线，发现了新的亚原子微粒，但是它们的表现与预想的不完全一样，例如，它们不会像预想的那样很快衰变成其他微粒。这一异常现象导致粒子物理学进入新的阶段，这一阶段贯穿了20世纪的下半叶，综合了物理学、数学、化学、天文学，以及看起来有点奇怪的历史学。它取得的两大成就分别是：弄清楚宇宙是如何形成的，元素是如何形成的，以什么顺序形成的；粒子还可以进行比电子、质子和中子更细微的系统分类。
对基本粒子的研究迅速回到了宇宙起源的问题上。关于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始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乔治· 勒梅特和埃德温· 哈勃的研究成果。谢尔特岛会议后，1948年，英国的两位奥地利移民赫尔曼·邦迪（Herman Bondi）和托马斯·戈尔德（Thomas Gold）与剑桥大学教授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一起，提出了另一个“稳恒态”（steady state）理论，设想宇宙中的物质在局部“能量活动”中悄然形成。只有少数几位科学家重视这一理论，其中20世纪30年代叛逃到美国的俄罗斯人乔治·伽莫夫（George Gamow）在同一年提出了新的计算方法，显示大爆炸早期发生的核反应形成了膨胀的宇宙，又将氢转变成了氦，并对这些元素在古老恒星中的比例加以解释。伽莫夫还说，如果在宇宙中寻找，一定能找到以背景辐射的形式存在的、低密度的早期爆炸证据。[2306]
伽莫夫的理论，尤其是“恒星的个体生命”那一章，使物理学家对“核合成”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核合成”（nucleosynthesis）是指最轻的元素氢如何构成较重的元素，以及在此过程中不同形式的基本粒子所承担的作用。这就开启了宇宙射线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现的新粒子在地球上几乎都不是天然存在，只能使自然形成的粒子加速，在粒子加速器和回旋加速器中与别的粒子相互碰撞，从而加以研究。这些设备非常庞大、价格昂贵，这也是“大科学”在美国繁荣的另一个原因：不仅因为美国在知识上领先，还因为美国比别的国家对知识更感兴趣，并愿意为此提供必要的资金。在谢尔特岛会议之后的十年里，科学家发现了数百种粒子，最突出的有三种。1953年，加州理工学院的默里·盖尔曼（MurrayGell-Mann）把那些没有按照早期理论描述的方式运动的粒子命名为“奇异粒子”（strange particle，物理学中为粒子取古怪名字的第一例）。[2307]1956年，于曼彻斯特召开的第二届物理学会议开始关注“奇异粒子”的不同方面。1961年，盖尔曼搜罗了各种有关“奇异粒子”的概念，并制定了粒子分类表，他称之为“八重法”（Eight-Fold Way），让人联想到周期表。八重法依据的是数学而不是观察结果，1962年，数学引领盖尔曼（同一时间还有乔治· 茨威格）提出了“夸克”（quark）的概念，夸克是比电子更小的基本粒子，几乎所有已知物质都由夸克组成（茨威格称之为“埃斯”，但是“夸克”沿用了下来。直到1977年，才有实验证实夸克的存在）。夸克有六种变体，分别随机命名，如“上夸克”、“下夸克”或“粲夸克”。[2308]它们有分数式的电荷（电子中的一个电荷加上或减去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正是这种非常重要的零碎电荷进一步减小了自然的基础构件。现在我们知道所有的物质都有两种粒子组成：一种是重子（baryons），包括质子和中子，是较重的粒子，可分解为夸克；另一种是轻子（leptons），质量很轻，包括电子、缈子、陶子和中微子，不能分解为夸克。[2309]例如，质子由两个上夸克和一个下夸克构成，而中子则由两个下夸克和一个上夸克构成。对于物理世界以外的人而言，这些可能令人费解，但是请记住，地球上天然存在的基本粒子与1932年的情况没有区别：电子、质子和中子。其余的要么从来自太空的宇宙射线中发现，要么是在粒子加速器的人工环境中发现的。[2310]
物理学家的主要目标是将所有的发现整合成一个包含两类答案的大综合。首先它可以解释宇宙的进化，描述基本元素的产生及它们在行星和恒星上的分布，解释使生命成为可能的碳是如何形成的。其次，它还将解释使物质成其为物质的根本力量。撇开上帝，它实际上能够解释一切。
1960年年中的一天，儿童图书插画家伦纳德· 凯斯勒走出纽约一家艺术用品商店时，碰到了大学同学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后者手里拿着画刷、颜料和一些油画布。凯斯勒看着他，问：“安迪！你在干什么？”
“我刚开始搞波普艺术。”沃霍尔答道。
凯斯勒能想到的就是问他：“为什么？”
“因为我恨透了抽象表现主义。恨透了！”[2311]
艺术运动就是从那个时刻开始的吗？也许波普艺术（pop art）就始于那个时刻。我们看到，它不仅完全改变了艺术，还改变了艺术家的角色，这种变化本身就是20世纪后期思潮的缩影。但是，如果说安迪· 沃霍尔讨厌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m），那是因为他妒忌他们在1960年取得的成功。随着巴黎在艺术界的没落，纽约开始成为先锋派的栖息地。沃霍尔也将改变人们对先锋派的看法。
1943年，皮埃尔· 马蒂斯画廊推出“流亡艺术家”展览，费尔南· 莱热、皮特· 蒙德里安、马克· 夏加尔、马克斯· 恩斯特、安得列· 布勒东、安德烈· 马松及众多欧洲艺术家都展出了作品，这次展览对美国艺术家产生了巨大影响。[2312]很难说这次展览是否改变了美国绘画发展的进程，但是，它必定加快了当时的进程。这些后来被称为抽象表现主义者（这个词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才出现）的画家都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创作，并且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杰克逊· 波洛克、马克· 罗斯科、阿希尔· 戈尔基、克利福德· 斯蒂尔和罗伯特· 马瑟韦尔都迷上了精神分析学及其对艺术的影响。吸引他们的是荣格的精神分析学（波洛克曾经花了两年时间研究荣格的精神分析学），特别是原型理论和集体无意识理论，这使他们成为超现实主义的热心追随者（和评论家）。在大萧条年代，在那个总体上忽视艺术家的世界，他们历经锤炼，很多抽象表现主义派艺术家经历了极度的贫困。这又造就了第二个特点，即艺术家是社会的叛逆。他们与大众文化为敌，而大众文化中大部分内容（广播、有声电影、《时代》等杂志）在20世纪30年代尚属新生事物。换句话说，抽象表现主义者是天然的先锋派。[2313]
从军械库艺术展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艺术展览在美国稳步开展，这主要归功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阿尔弗雷德· 巴尔。1929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创建时，巴尔曾经组织塞尚、梵高、修拉和高更等人的画展。[2314]他还参与举办了1934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国际现代艺术展和 1937年的包豪斯艺术展。但是在1935至1945年间，由于前面提到的欧洲精神分析学家的涌入，美国人着手研究精神分析思潮，特别是它与艺术的联系。例如，精神分析是玛莎·葛兰姆（Martha Graham）和摩斯·肯宁汉（Merce Cunningham）编排的芭蕾舞剧的核心要素，《黑暗草原》和《死亡与入口》都将原始神话（美洲印第安人）与荣格式的主题相结合。真正探究精神分析学的首场艺术展也发生在战时。1943年11月，佩吉· 古根海姆美术馆举办的杰克逊· 波洛克艺术展首开先河；接着，1945年3月，朱利恩· 利维画廊举办阿希尔· 戈尔基画展，并由安德烈· 布勒东撰写序言。[2315]抽象表现主义运动是美国第一场有影响力的先锋派运动，但是其重要性远不止于此。评论家艾萨克·罗森菲尔德（Isaac Rosenfeld）和西奥多·索罗塔洛夫（Theodore Solotaroff）注意到艺术领域发生了“地动山摇的变化”，他们认为，由于大萧条和世界大战，艺术家已经“从马克思转向了弗洛伊德”。艺术的基本准则不再是“改变世界”，而是“适应世界”。[2316]
这正是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显得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他们可能自视前卫（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他们确实是这么看待自己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如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总是拒绝赞助人和艺术商人的谄媚，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想画什么就画什么。问题是，艺术家想要表现的东西变了。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批评也是个人的、心理学的、内部指向的，不再指向周围的外部社会，正如保罗· 克利在1915年所说：“世界越可怕，艺术就越抽象。”从某些方面看比较特别的是，就在此时，冷战开始了，美国已经成功投掷过两枚原子弹，并且正在研制氢弹，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艺术应该回归艺术本身，避开社会，忽略政治，关注某种表面上看无法理解的自我（无意识），它们或者可以通过零碎的方式，费力而迂回地得到理解。这就是戴安娜· 克兰所著的《先锋派的嬗变》一书的主题，书中不仅记录了纽约艺术市场的兴起（画廊从1949年的90家增加到1965年的197家），还记录了艺术家的地位变化和自我看法。现代主义的先锋派视自己为一种叛逆，此外还用新的技术和科学知识扰乱和挑战资产阶级，这种做法改变了社会的整个阶级秩序。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评论家哈罗德· 罗森伯格写道：“艺术不是叛逆、绝望或自我放纵，艺术将要回归正常化，成为社会内部的职业活动。”[2317]克利福德· 斯蒂尔则更加尖锐：“对于我所处的这个时代，我毫无兴趣……我们的时代是科学的时代，是机械的时代，是权力和死亡的时代。这个时代本就无比自负，在我看来，再用绘画对其进行赞美没有任何意义。”[2318]结果，由于抽象表现主义缺乏明确的意义或社会内涵，它不断受到批评，一场长期变革的序幕就此揭开。
这种变革的极端例子是波普艺术，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Greenberg）和法兰克福学派批评家都认为波普艺术本质上不利于先锋艺术的传统功能。很少有流行艺术家经历过抽象表现主义者经历过的贫困。弗兰克· 斯特拉的父亲约瑟夫事业有成，安迪· 沃霍尔本人尽管来自移民家庭，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每年的广告收入已达5万美元。沃霍尔（或他们中的任何人）有什么可反抗的呢？[2319]波普艺术的重要特点是，它不仅不批评而且还赞美流行文化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所有的波普艺术家（罗伯特· 劳申伯格、贾斯珀· 约翰斯、詹姆斯· 罗森奎斯特、克拉斯· 奥尔登堡、洛伊· 利希腾斯坦和沃霍尔）都对大众文化、广告、连环画和电视中出现的形象做出回应。不过，20世纪60年代初主要是沃霍尔的时代。罗伯特· 休斯这样写道，与其他画家相比，沃霍尔不遗余力地“把艺术界变成艺术生意”。[2320]在他对自己感到厌倦之前，有几年时间，他总有办法让自己的艺术（或者说作品）既颠覆又赞美大众文化。沃霍尔抓住了流行文化（不是书本世界，而是视听文化）的本质：复制而非创新。他喜欢机器生产出来的一成不变的平庸形象，但他在某种意义上又是马歇尔· 杜尚的继承人，因为他意识到，某些物品，比如一把电椅或一罐汤，只要被作为“艺术品”呈现出来，其含义就发生了变化。艺术家乔德· 加雷特这样概括这种新的美学：“我觉得自己不必很有眼光。那没什么大不了。每次读到艺术家笔下的过去，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前的文章，我就觉得很好笑，我嘲笑这些东西：文化的精神和文化的变革。文化的改变是可能的，但是我想除了视觉变化以外，艺术不是尝试变化和发生重大变化的地方……在当今这个时代，艺术不可能撼动世界……无论哪种视觉描述，都要先通过时装设计和家具设计，然后投入批量生产；最终，因为你的一幅画，气泵看起来就有点特别。但这不是艺术家该费心的事情……人人都在重新评估，如何才能严谨地概括高雅艺术的要素。时尚走进艺术或是艺术走向时尚确实是种奇妙的发展。时尚和艺术走得很近，这不是坏事。”[2321]
尽管波普艺术始于抽象表现主义，但是此后，艺术家却不再提出“另类看法”，或者不再以提出“另类看法”为己任。相反，他们已经成为构成当代的他者导向的富裕社会中“相互竞争的各种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1968年，在位于联合广场的自家“工厂”，沃霍尔遭到一名女权主义女演员的枪杀，在医生宣布临床死亡之后，他活了下来，紧接着他的画作价格飙升，从平均200美元涨到15000美元。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种情况完全说得通。从此，艺术品的价格变得与其内容同等重要。
当时的美国艺术（以曼哈顿为甚）还有一个特点，艺术、诗歌、舞蹈和音乐等不同形式之间相互交叠、相互联系。大卫· 莱曼认为，先锋派这个观念本身已经转往美国，而且不仅限于绘画。于是，针对20世纪50年代初颇为活跃的纽约诗派，他写了一本书，书名是《最后的先锋派》。[2322]在艾略特等人的“旧秩序”和“垮掉的一代”的新文化之间，诗歌走出了一条实验性道路；除了诗歌以外，约翰· 阿什贝利、弗兰克· 奥哈拉、肯尼斯· 科赫和詹姆斯· 舒伊勒都对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德· 库宁、简· 弗瑞里切、费尔菲尔德· 波特和拉里· 里弗斯十分友善。阿什贝利还受到了作曲家约翰· 凯奇的影响。同样，凯奇后来也与罗伯特· 劳申伯格和贾斯珀· 约翰斯等画家和舞蹈家摩斯· 肯宁汉共事过。
在20世纪中期的严肃音乐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大主旋律。一是不再追求调性，另一个是十二音阶体系未能获得广泛认可。[2323]调性继续存在，特别是在谢尔盖· 普罗科菲耶夫和本杰明· 布里顿的作品中（布里顿1945年的作品《彼得· 格莱姆斯》甚至预示了20世纪50年代所谓愤怒的青年的“反英雄”主题）。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以外的多数国家的作曲家都想弄清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出现的“两大反差强烈的原则”：“理性”的十二音阶体系和“非理性”的达达主义。此外，音乐家还探索了新的音乐技术：磁带录音、电子合成和计算机技术。[2324]在这些方面，约翰· 凯奇的影响最为深远。
约翰·凯奇（John Cage）于1912年出生在洛杉矶，1935至1937年间师从勋伯格，不过他受到的影响不完全来自理性的十二音阶体系，他的另一位老师亨利· 考维尔向他介绍了东方的禅、佛教和密宗思想。1938年，凯奇在西雅图的一次舞蹈课上遇见了摩斯· 肯宁汉。1942年，肯宁汉建立了自己的舞蹈团，从此开始他们一起工作。1948年，他俩应邀前往北卡罗来纳州的黑山学院暑期班讲学，1952年再次应邀前往，这回他们遇到了罗伯特·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画家和作曲家相互影响：劳申伯格承认凯奇关于日常生活的艺术观点对他的绘画创作产生了影响，而凯奇则说，1952年他在黑山学院看到的劳申伯格的白色画作使他有勇气在同一年用钢琴呈现自己的“无声”音乐《4分33秒》。从1954年开始，劳申伯格在肯宁汉的舞蹈团担任艺术顾问。[2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