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奇是位出类拔萃的实验主义者，善于探索新的声源和节奏结构（《虚构风景第一号》中的声源只有两只变速留声机转盘、弱音钢琴和铜钹），特别擅长探索不确定性。正是这种对偶然性的关注将他与达达主义相联系，又通过超现实主义的荒诞派戏剧，与肯宁汉发生交集。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出现之前，凯奇就试图打破（正如沃尔特· 本雅明预见的）艺术家和观众之间的屏障。凯奇认为，艺术家不应享有任何特权，在《音乐马戏团》（1968）这类作品中，他设法只做音乐事件的发起人，让观众完成大量工作，刻意放大音乐符号与演奏之间的鸿沟。[2326]“原型”实验创作就是前面提到的《4分33秒》（1952），这是一首三乐章的钢琴曲，但在实际演奏过程中，一个音符也没有奏响。凯奇说得很清楚，这首音乐可以用任何乐器“演奏”任意长的时间。其目的不仅是对常见的音乐会加以戏仿或搞笑，而且要让观众聆听周遭环境的声音，并在可以忍受的较短时间内对其加以思考。
他与肯宁汉的交集很简单。肯宁汉于1919年出生在华盛顿州的中心地区，曾经是玛莎· 葛兰姆舞蹈团的独舞演员，但是他对情感性和叙事性的内容感到不满，开始探索用独特的方式表现乐章。自1951年开始，与凯奇同一时期，肯宁汉也将偶然性引入舞蹈。他通过抛硬币、掷骰子或《易经》的线索选择舞蹈动作的先后顺序或舞步的安排，尽管这些舞步本身就是某些身体动作，但是肯宁汉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分解。这种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的《故事》和《事件》等作品中得到发展，肯宁汉会在演出开始前不久才决定当晚要表演舞蹈的哪些部分，即便如此，在表演过程中的某些地方，舞蹈演员依然可以临时决定下面该怎么跳。[2327]
这些作品还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首先，这些作品由凯奇或其他作曲家提供音乐，劳申伯格、约翰斯、沃霍尔或其他艺术家提供场景。不过，一般情况下，舞蹈、音乐和场景这三种元素直到首演前一天才能合成。肯宁汉不知道凯奇创作的内容，他们俩也不知道劳申伯格创作的内容。尽管肯宁汉为自己的一部著名作品取名为《故事》，但这极具讽刺性。肯宁汉认为，芭蕾舞不必讲故事，芭蕾舞实际上就是“事件”。他想让观众自行理解台上的舞蹈。[2328]凯奇强调沉默是音乐的一部分，肯宁汉则强调静止是舞蹈的一部分。有时候，舞台两侧的布告栏会提示某些舞蹈演员在指定时间段内离开舞台。服装和灯光每晚都会变化，有些布景也会变化，有时候道具会变换位置或完全撤掉。
这就是说，肯宁汉的舞蹈编排风格实际上是轻松而富有启发性的。用评论家萨利· 贝恩斯的话说，它传递了“轻松、弹性……是一种灵活、冷静、分析的智慧”。[2329]就像人们可以自行理解音乐、舞蹈和布景一样，肯宁汉的每段舞蹈本身都是完整的呈现，而不单单是某个序列中的一部分。肯宁汉与雅克· 塔蒂主张同样的创作方法，即最有趣的戏并不总是在舞台中央的正前方上演，在舞台上的其他地方，可能会有同样有趣的戏码上演，观众的反应由观众自己说了算。
对肯宁汉影响更大的是法国人马塞尔· 杜尚及他提出的几个问题：艺术是什么？艺术家是什么？艺术家与观众之间是什么关系？最明显的是《闲逛时分》（1968），贾斯珀· 约翰斯根据杜尚的大玻璃作品《新娘，甚至被光棍们剥光了衣服》装饰舞台，大卫· 贝尔曼根据杜尚的另一个作品《（从玻璃的另一侧）眯起一只眼，盯着看了将近一小时》制作了名为《将近一小时》的音乐。这部作品的创意来自约翰斯。有一天晚上，约翰斯和肯宁汉都在杜尚家里做客，他向杜尚提起了这个想法，杜尚回答道，“不过，这所有的工作由谁来做呢？”[2330]约翰斯说他来做，杜尚如释重负，同意由他来做，还说在演出过程中应该效仿画作，不断地移动。[2331]这段舞蹈的特点是，演员在舞台上不断走动，小组演员在飘忽的切分音节中舞动，像机器一样，在慢动作中绷紧身体，做出很小的、极易被忽略的动作。《闲逛时分》有着“机器般的优雅”，比《故事》更受欢迎。[2332]
与玛莎· 葛兰姆和妥拉· 萨普一样，肯宁汉是20世纪末最有影响力的舞蹈家之一。吉姆· 塞尔夫等人直接受到了他的影响，不过伊冯· 雷奈尔等人却反对他提出的偶然性方法。
肯宁汉、凯奇、抽象表现派和流行艺术家都更关注艺术形式，而不是艺术的意义或内容。小说家和评论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于1964年在《常青藤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便是谈论这种区别。在《反对阐释》中，她说，弗洛伊德、马克思和许多现代主义的遗产使艺术作品背负了太多意义、内容和诠释。她认为，人们欣赏艺术（无论是绘画、诗歌、戏剧，还是小说）不再是因为艺术本身，不再是因为艺术的呈现形式或风格，也不再是因为（如本雅明所说）艺术的神秘、夺目或“破碎”的特点。相反，所有的艺术都置身于意义的“虚幻世界”，使艺术和我们都走向赤贫。她看到了一种反向运动：“如果用‘艺术作品由一系列内容构成’这一高度可疑的理论来指导艺术的解读，那么这种解读亵渎了艺术。它使艺术变成一种可使用的物件，变成属于不同智力范畴的物品……逃离解读似乎因此成了现代绘画的特征。从一般意义上来看，抽象画试图抽离内容；因为没有内容，也就不能解读。而波普艺术采用的方法正相反，但结果相同，殊途同归；波普艺术的内容喧嚣艳俗、‘原本如此’，最终也无法解读。”[2333]她想还诗歌以沉默，还语言以魔力：“解读视艺术品的感觉经验为理所当然。……当务之急是恢复我们的感知……我们需要用艺术色情学取代解释学。”[2334]
桑塔格的警告是适时的。从某些方面来看，凯奇和肯宁汉是最后的现代主义者。在接下来的后现代时期，解读将一发不可收拾。
30 伟大社会中的平等、自由与正义
1964年春，约翰· F.肯尼迪总统遇刺几周后，他的继任者林登· 约翰逊总统在安阿伯的密歇根大学发表演讲。当天，他为美国社会的复兴描绘了一项宏伟的计划。他说，这个计划将正视贫困的存在和持续存在，以及贫困与国内持久的民权问题之间的关系；它将进一步关注环境，努力满足迅速发展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要求。他向民众承诺，美国经济将持续增长，多数人将过上富足的生活。他继而表示，美国人不仅关注自己的物质利益，还关注“全体公民的理想”。[2335]约翰逊是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明白肯尼迪遇刺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桩灾难性事情将促使20世纪60年代初期成为美国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他意识到，为了迎接这一时刻，他必须表现出极大的想象力和远见卓识。他交出的答卷就是伟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
且不说约翰逊的观点是否取得了成功，但他对那个时机的把握是正确的，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若干思想领域经历了集体转变。这十年往往被描述成“轻佻”的十年，充斥着时尚艳俗、音乐“令人神迷”、性放纵、毒品所引起的虚无主义，实际上在这十年里，除了战争年代以外，西方前所未有地面对着关乎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困境：自由、正义和平等，它们分别是什么？如何才能实现？在谈论约翰逊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审视密歇根演讲的背景，较之于1963年11月22日在达拉斯发生的肯尼迪被刺事件，这个背景回溯得更久远，范围也更广泛。
1961年8月17日，东德工人开始修建柏林墙。这道屏障封锁了通往西柏林的道路，阻止东德人逃往西方。此后，苏联领导人尼基塔· 赫鲁晓夫向美国总统肯尼迪提议召开德国和平会议，以达成协议，将柏林建成一座自由城市，苏联领导人同时还提出就禁止核试验的问题举行会谈。虽然有关禁止核试验的会谈从6月份就已经开始，但是一个月后，谈判破裂。因而柏林墙的建立标志着冷战的高潮已经到来，同时还在东方和西方划出一条长久的分界线。次年1月，关系进一步恶化，在经历了353次会议之后，三方（美国、英国和苏联）就禁止核试验问题的会谈宣告失败。接着，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爆发，此前，苏联同意向菲德尔· 卡斯特罗提供武器（包括导弹），而卡斯特罗在漫长的起义之后已于1959年在古巴掌权。肯尼迪总统下令封锁古巴，当苏联船舰接近古巴岛时，全世界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危机持续了十三天，直到10月28日，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已经下令从古巴撤出所有“攻击性”武器。这是世界最接近核战争的时刻。
截至1961年，共产主义已经从苏联蔓延到东德和七个东欧国家，到达了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中国、朝鲜、北越南、非洲的安哥拉、美洲的古巴。与此同时，意大利、智利、埃及和莫桑比克都有主要的苏维埃政党或局部的共产党。苏联还向其他国家提供武器、教育和培训，如叙利亚、刚果和印度。世界从未像当时那样严重地分化成两种敌对的制度，一边是中央集权的、国家领导的共产主义经济，另一边是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研究自由的基本概念的书籍就不足为奇了。说得婉转些，共产主义涉及高压统治。即使它不受欢迎，却非常成功。
1944年，弗里德里希· 冯· 哈耶克发表了《通往奴役之路》，其中心观点之一是，生活中存在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它是经过许多年或几代人发展而来的，事物的存在是有其原因的，试图干涉这种自发的秩序将注定失败。1960年，在冷战高潮期，哈耶克发表了《自由宪章》；这部著作超越了他早期作品的重心（计划体制），将触角延伸至道德领域。[2336]他的出发点是，我们借以调整和经营人生的价值观与我们的智力以相同的方式发展着。由此，自由（正义的法则）“必定优先于任何明确的福利主张”，因为正是自由和正义创造了福利，“如果想让个人最大限度地自由应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和资源，那么他们必须在已知的一般法律规范的框架下从事这件事情”。哈耶克说，个人自由“是法律的产物，它只存在于文明社会”。因此，法律必须尽可能普遍适用，还应抽象——也就是说，应基于普遍概念和广泛接受的概念，而不能基于个案。[2337]他还提到了两个重点：自由与财产权密切相关；“社会正义”的概念在未来几年将十分流行，一定会为伟大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过去和现在它都是个神话。哈耶克认为，人们愿意靠自己的私有财产生活，同时不会妨碍他人的权利，那么这样的自由是至善之事。哈耶克认为，不断发展的法律“是人类发展史的一部分；法律的产生源于人们的相互交往，与社会同时产生，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法律的出现早于国家。由于上述原因，法律当然不是任何政府机构的产物，当然也不是任何君王的命令”。[2338]因此，哈耶克反对社会主义，特别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因是在这样的社会，法律由政府或国家制定，不存在上议院，而他认为上议院是法律领域的天然解药。苏联共产主义不允许任何私有财产的存在，而自由的普遍原则却是借由私有财产变成人人都能理解的实实在在的东西；由于苏联实行中央计划，法律没有发展的空间，不可能维护最多数人民的最大自由。简而言之，社会主义干预了法律的自然发展。最后同时也最具有争议的是，哈耶克认为，对近些年酝酿的法律来说，“社会正义”的概念是最强大的威胁。哈耶克说，社会正义“将正义和非正义的特征归因于社会生活的整体模式及所有构件的得失，而不是归因于其组成个体的行为，这就颠倒了自由原先本真的意义，而按照这个意义，自由只与个体活动相关”。[2339]换句话说，要真正做到法律平等，法律应该以匿名的方式待人；如果区别对待，就会造成严重的不平等。而且，他认为，有关“分配”公平的现代概念涉及社会对“公平”分配的标准是“需求”还是“价值”的概念。[2340]他发现，“并非所有的需求都是相对等的”，例如一种医疗需求是缓解疼痛，但是在资源稀缺而产生竞争的情况下，另一种医疗需求可能是维持生命。[2341]其他一些需求也很难满足，据此推断，“解决争端没有理性原则”；它“具有不确定性，依赖于无法预料的官僚干预”，“影响”市民生活。[2342]哈耶克的观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富有影响力的，不过学界主要存在两种批评意见。其中一种涉及自发秩序。为什么会产生自发的秩序？为什么不会产生自发的无序？我们如何能确信已经发生的就一定是最好的？为什么自发的秩序（作为进化结果）不是一种过于乐观的假设？不是在假设我们已然生活在最好的世界，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了？
《自由宪章》主要是一部关于法律和公正的著作，其中不乏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内容，但只是背景材料。1950年，哈耶克离开英国，担任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和道德科学系教授和社会思想委员会委员。继哈耶克之后，另一位芝加哥的同事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为这场辩论添加了一种经济学的维度。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提出了当时并不流行的观点，即自由主义的意义在20世纪已经发生了变化，它在19世纪时是指经济自由主义，信奉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如今则信奉具有善意的中央政府会带来平等。[2343]他的首要目标是要为自由主义恢复过去的原义，其次是指出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必须回归真正的市场经济，只有当人类获得经济自由时，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2344]这一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因为在1962年，凯恩斯的经济学还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弗里德曼的观点比传统经济学更关注市场。弗里德曼认为大萧条并不是源于经济崩溃，而是因为美国政府在经济崩溃后对经济管理不当；他认为，回到真正的市场经济有助于解决卫生、教育和种族歧视等问题。他觉得，全科医生在医生的培训和执照方面占据垄断地位，不利于医疗卫生行业的发展。其影响是医疗从业人员数量减少，提高了医生的赚钱能力，对患者不利。他还列举了一些可以由技术人员完成的“医疗”职责，如果允许这些技术人员存在的话，他们的薪水应该比受过高水平训练的医生低得多。[2345]至于学校，弗里德曼首先明确谈到了教育的“相邻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能接受社会运转所必需的公民基本技能教育，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能从中受益。弗里德曼认为，这种教育应该由中央政府免费提供，但是其他形式的教育，特别是职业课程（牙医术、理发、木工手艺），就应该收费。[2346]即使最基本的公民教育，也应该推行教育券制度，家长可以用教育券让孩子在中意的学校接受教育。他认为这样可以通过教师对学校产生影响，原因在于，教育券能反映说谁是好老师，同时也能增加他们的收入。[2347]至于种族歧视，弗里德曼持长远观点，他认为，在整个历史过程中，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一直是少数族裔的朋友，无论这些族裔是天主教国家的黑人、犹太人，还是新教徒。因此，他的看法是，假以时日，自由市场将有助于解放美国的黑人。[2348]他认为促进种族融合的立法与支持种族隔离的立法并无伦理上的优劣之分。
学界对弗里德曼的观点有一种批评，即缺乏紧迫感，而我们从约翰逊的密歇根演讲中无疑能看到这种紧迫感。肯尼迪遇刺事件在这一点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然20世纪60年代黑人与执法部门之间的骚乱和僵局也有一定的影响，另外还有共产主义的无情攻击。但是到了1964年，又多了一个因素：美国社会“重新发现”了富裕的瑕疵，即贫困，以及贫困与所有美国人亲眼看到的城市（特别是内陆城市）的衰落之间的联系。虽然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著作都在冷静和深思的格调下充满争议，但是，两本内容迥异的书同时发表，更具争议性，并且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富有讽刺意味和争辩力。迈克尔·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的《另一个美国：美国的贫困》则完全充满愤怒。[2349]
从引发政治法案的能力来看，《另一个美国》应该是最成功的笔战。这本著作发表于1961年，并被《纽约客》杂志连载，采用的标题是《看不见的贫困》。次年底，肯尼迪总统就解决国内贫困问题征求具体提案。[2350]哈灵顿的风格是好斗的，但是他比较谨慎，避免言过其实。例如，他承认，从绝对意义上来说，第三世界的贫困比北美更糟糕。他也承认，尽管富裕社会滋养了“精神空虚和疏离……但是傻瓜才会舍弃饱足选择饥饿；物质至少提供了丰富和充实生活的可能性”。[2351]但是，他又说第三世界有一个优势：大家同在一条船上，齐心协力，努力奋斗，谋求出路。另一方面，美国有一种“贫困文化”，存在于富裕社会内的“欠发达国度”，这一情况是隐藏的、看不见的，比任何人想象的更为普遍。他声称，美国的贫困人口多达5000万人，大约相当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2352]这就引发了相关的辩论：划定贫困线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美国的贫困状况是在加剧还是有所缓解，还是保持稳定。但是，哈灵顿想要揭示的是，尽管贫困规模如此之大，美国的中产阶级却对此完全熟视无睹。部分原因是，贫困发生在偏远地区，发生在农场中的季节工人中间，发生在偏远的岛屿或者像阿巴拉契亚山脉那样的地方，或者是中产阶级不会涉足的黑人聚居区。[2353]他让美国社会吃惊地意识到它一直忽略了发生在自家后院的问题。他还提出“贫困文化”，即失业、贫民窟、健康状况差、犯罪率高和离婚率高等相生相伴的问题。贫困的原因不单是缺钱，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系统性变化引起了各种问题，如矿区（阿巴拉契亚山脉地区）和农场（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地区）的破产。因此，我们不该指责说，穷人应对其困境负责，贫困问题的解决不能依靠个人行为，而要依靠政府。哈灵顿认为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是要改善住房条件，在这方面联邦政府应该起带头作用。因此，他的书是写给“富裕的盲人”看的，他刻意对贫困文化进行尖刻而具体的描述，目的是要消除美国人对贫困的冷漠和无视。他提出的短语“贫困文化”（the cultureof poverty）和“贫困循环”（the cycle of deprivation）已经成为日常语汇的一部分，仅此一点就能说明他取得了成功。在伟大社会演讲的四个月前，在1964年1月发表的国情演讲中，约翰逊宣布了一项十三条计划，“向贫困……向威胁国家强盛和人民福利的国内敌人无条件开战”。[2354]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与哈灵顿的论战型著作《另一个美国》同一年发表，对美国社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2355]但是，奇怪的是，尽管很多人从过去到现在都赞同她的观点，但是这本书所产生的长期影响却并非雅各布斯所愿。《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可能是有关城市描述的最切合实际的著作。首先，它批评了埃比尼泽· 霍华德及其花园城市的观点（在雅各布斯看来，这个语汇本身就是矛盾的），批评了刘易斯· 芒福德及其城市生活阶段的观点（“病态”而又“充满偏见”），尤其批评了勒· 柯布西耶及其“光辉城市”的观点，指责说他要为遍布城市的巨大的“沉闷、丑陋的建筑”（“Blight of Dullness”）负责。[2356]她首先强调城市的基本要素是街道，特别是人行道。她指出，忙碌的人行道和街道更安全；它们本身就是社区，是完全自然的社区，这个社区里面有相互认识的居民，也有陌生人，是儿童学习以及融入成人生活的地方（她发现，“街上”的混混往往聚集于公园或学校）。当且只有当街道成为各种利益群体的家园时，它们才会全天既繁忙又安全，即占据街道的不仅有办公室或商店，还包括住宅区在内的混合建筑。[2357]她认为公园和学校比街道更“复杂”，很难说公园会不会成为贫民窟或是“性变态者”（她的用词）逗留的地方，也很难判断学校能否起作用。[2358]她认为“社区”是个感性的概念，但很难说它是个真实的概念。除了街道，城市还被划分为不同的区，但这些应该是自然的区域，与大多数居民心目中的城市划分方法一致。划区是出于政治目的，不是心理目的，也不是个人目的。设区的目的是要完成太小或太弱的街道无法完成的事情（她举的例子是毒品贩子从一条街道流窜到另一条街道）。区的存在可以使警方在有限的时间内进入某条街道解决问题。她说，至于区的大小，从这端到那端，不应该超过1.5英里。[2359]
人们见面谈话的街道，特别是人行道，其本质是使人们能够控制自己的隐私，这是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她相信，人们对隐私没有那么坦率，所以经常会让别人“少管闲事”。这反映了谣言的重要性，人们喜欢传播各种谣言，但往往又假装自己不喜欢传谣或者不赞成传谣。这样，他们就可以随时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只管自己的事”，而不觉得失面子。她说，这在心理学上很重要，也许对于保持城市的活力来说也十分重要。只有当这些心理需求得到满足，即同时兼顾隐私和社区（城市的一个特点）时，人们才会安于现状。[2360]
雅各布斯还提出了她所谓的“边缘真空”——铁路、高速公路、水路，以及像纽约中央公园那样的巨型公园。她说，这些设施有各自的缺陷，城市规划者们应该明白它们“好坏参半”，需要特别设计以降低其负面影响。例如，可以在巨型公园周围规划旋转木马或咖啡馆，增加亲切感，鼓励人们来此游览。她认为，应该保留老建筑，部分原因是它们具有审美价值，可以弥补单调的城市风光，而且新老建筑物的用途各不相同。例如，剧院要搬进新建筑，但为剧院服务的工作室则没有必要，因为它们负担不起入驻新建筑的费用，却可以负担早就收回成本的老建筑的费用。超市要搬进新的大楼，书店则不必。她认为只有当城市居民数量达到10万以上时，城市才是名副其实的城市，那样它才具备足够的多样性，而多样性正是城市的本质，由于人口基数大，人们才能够找到足够多的志趣相投的朋友（比如大约30个）。[2361]她说，了解这些动态条件有助于保持城市的生机。资金当然重要，有了资金城市才可以自助。雅各布斯发现，房地产业的资金筹措事宜往往被委托给专业（即私营）公司，因此，最终的资金需求决定了受抵押的房地产的类型，而不是相反，这种情况屡见不鲜。[2362]她说，她相信，如果遵循她的四项基本原则，城市中心的负面影响将会消除，同时还能开展“拆除贫民窟”的工作。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每个区都必须至少具备一到两项主要功能（企业、商业和住宅），而且这些不同的功能应当给人们提供每日应当做的事项；街区不能太长，“拐弯要多”；不同年代的建筑物相互穿插；因相同原因在此定居的人口密度够高。[2363]雅各布斯的著作是乐观的，同时还充满了此前从未有人指出过的常识。关于种族问题，她丝毫没有提及，仅有为数极少地几次提到了种族隔离和“黑人贫民窟”，除此之外，她严格地以一个建筑设计师/城市规划者的身份写作。
对于哈灵顿和雅各布斯提出的问题，约翰逊总统并非一无所知。不过，毫无疑问，迫使他发表伟大社会演讲的主要原因，除了冷战这一“深层背景”以外，还有种族问题，特别是美国黑人的处境。1954年，针对布朗诉托皮卡地方教育委员会一案，最高法院曾经作出了里程碑式的判决：种族隔离违宪，否定了“隔离但平等”的教条。到1966年，十二年过去了。约翰逊意识到，在实施干预的年代里，黑人生活的统计数据是令人沮丧的。与1952年相比，1963年美国种族隔离学校中的黑人数量更多。与1954年相比，黑人的失业人数更多。更重要的是，1954年黑人的平均收入是白人收入的57%，但到1963年，这一数字降到了54%。在这种背景下，米尔顿· 弗里德曼有关资本主义对种族关系会产生长期有利影响的观点显得不可靠了，1963年，约翰逊意识到亟须采取行动了。
正如人们可以预料到的，黑人对自己的前途也众说纷纭。一些人更急迫，一些人认为必须使用暴力，另一些人则认为非暴力运动才能产生更大的影响。1963年3月，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发生黑人骚乱，市内商业区发生经济抵制，警察署长，外号“公牛”的尤金· 康纳下令警方包围教堂，阻止人们离开。事后（在耶稣受难节）被逮捕的人中有来自亚特兰大的34岁的牧师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他因为发表演讲鼓吹非暴力行动而闻名。在狱中，金受到一群白人牧师的谴责。他的回应是《伯明翰狱中来信》（“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长达19页，字迹潦草地写在信封、厕纸和报纸边缘空白处，由他的支持者偷偷带出监狱。它生动而雄辩地阐述了伯明翰人（白人）如何“使黑人群体别无他法”，只能采取不合作主义和非暴力抵抗。[2364]“伯明翰可能是美国种族隔离最彻底的城市。……比起国内其他城市，伯明翰有更多尚未侦破的黑人家园和教堂的爆炸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准备直接采取行动……亚洲和非洲国家正以喷气式飞机的速度冲向政治独立，而我们却仍以老牛拉破车的速度争取在快餐台前喝上一杯咖啡。”[2365]
从伯明翰监狱获释后，金的名望如日中天。当年夏天，他在向华盛顿进军的历史性游行中担任主要演讲人，这次游行是黑人领袖们经过深思熟虑后所做的决定，他们希望此次游行能够成为民权运动的转折点。游行示威声势浩大，尽管是和平的游行，但它依然隐约传达了威胁的信息：如果美国不做出改变，不采取措施尽快废除种族隔离，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这是种刻意模糊过的威胁。1963年8月28日，大约二十五万人聚集到华盛顿广场，其中有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人是白人。游行的人群态度温和，排好队伍，还有一队纽约黑人警察志愿维持秩序。琼· 贝兹、鲍勃· 迪伦、“彼得、保罗和玛丽”合唱组和马哈丽亚· 杰克逊等人在现场有出色的表演，还有很多其他名人到场支持，包括马龙· 白兰度、哈里· 贝拉方特、约瑟芬· 贝克、詹姆斯· 鲍德温、莉娜· 霍恩和小萨米· 戴维斯。不过，那天人们真正记住的是金的演讲。他在过去的演讲中曾经用过一个短语“我有一个梦想”，收到了很好的反响，这一次，他更是格外用心。[2366]有些人幸运地拥有出众的脸蛋，而金则拥有一副好嗓音，是颇有特色的微微颤抖的男中音。结合文字的力量，这种颤抖使金的声音听起来既强大又脆弱，与普通美国黑人当时的心境和政治情势完全吻合，同时对白人来说也具有普遍的感染力。很多人认为，金当天的演讲是民权运动中最令人难忘的部分，或者说是他们最愿意记住的部分。“一百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签署了解放黑奴宣言，今天我们就在他的雕像前集会。”他那近乎经典的声音一开篇就直指主题，深入美国的历史。“然而，一百年后，然而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正视悲惨的事实，黑人还没有得到自由。……黑人得不到公民的权利，美国就不可能有安宁或平静。”他进而提出展望，“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2367]即使在今天，金的演讲录音依然感人。
金经历了一个动荡的时代，某种程度上说，他推动了这个动荡的时代（越南战争也是一个因素）。1955年11月，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美国黑人罗莎· 帕克斯因为在公共汽车前部为白人保留的座位上就座而被捕（照惯例，黑人只能坐在公共汽车后排），到1973年洛杉矶选出了第一位黑人市长，其间发生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社会、政治和立法革命。这场革命在美国最引人注目，它还蔓延到了欧洲、非洲和远东地区的其他国家，请看下面这份列表，当然它并非详尽无遗：
1958年，阿肯色州小石城发生骚乱，原因是州长试图阻止黑人小学生入学。
1960年，《民权法案》通过，如果被剥夺选举权，黑人有权起诉。
1961年，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发起“自由乘车运动”，迫使公共汽车取消种族隔离。
1962年，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成立，副总统约翰逊任主席。在联邦政府的保护下，黑人学生詹姆斯· 梅瑞狄斯被密西西比大学牛津校区录取。《英联邦移民法》限制某些联邦国家的移民进入英国。
1963年，华盛顿游行。美国立法，男女“同工同酬”。
1964年，美国《民权法》禁止用工、就餐、工会和公共设施等领域的种族歧视。《经济机会法》和《食品券法》通过，《美国教育机会监督法案》实施。
1965年，伟大社会计划的提案包括：为穷人和少数族裔提供教育支持的启蒙计划；为穷人和老人提供医疗支持的医疗补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城市发展计划；以及其他福利措施。女性可以担任法官。
1966年，美国全国妇女组织成立，同时成立的还有主张“黑人权利”的准军事性质黑人组织黑豹党。《美国儿童营养法》实施，由联邦财政为贫困儿童提供食物。英国推行最低收入补助金，为患者、残疾人、失业者和丧偶人士提供帮助。市中心区得到重建。
1967年，瑟古德· 马歇尔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一位黑人大法官。美国70个城市暴发种族骚乱，加速了“白人向郊区迁移”的过程。科罗拉多州成为第一个允许堕胎的州。同性恋在英国合法。在美国，民权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要加快种族融合的步伐，改变非裔美国儿童成绩不理想的现状。英国设立教育优先地区制度，应对不平等现象。堕胎在英国合法。
1968年，城市研究所成立。研究上个年度种族骚乱的《科纳报告》发出警告，美国正在变成“两个社会，一黑一白，两者互不往来，高低有别”。约翰逊总统宣布“平权政策”，要求所有的政府承包商都要向非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提供“优待”。房屋销售和租赁中如有种族歧视，则为违法。雪莉· 切斯霍姆成为第一位黑人女性国会议员。《移民与国籍法》取消配额制，转而提出技能要求。西班牙裔工人抗议他们在美国受到的待遇。英国的《种族关系法》规定种族歧视违法。
1969年，由于被提名人的“种族主义倾向和无能”，最高法院取消任命。在芝加哥的一次警方突袭中，几名黑豹党人被击毙。土地回到美洲印第安人手中。美国终止审查制度。
1970年，女性获得公民权；联邦契约公司必须雇用一定数量的女性。英国通过《同工同酬法》。离婚在意大利合法。美国出现首批废除种族隔离的班级。
1971年，实施校车接送制度，确保美国学校中的“种族平衡”。瑞士承认女性享有选举权。英国清理贫民窟小学。加拿大实行医疗保险。第一批妇女被授予牧师职务（香港圣公会）。
1972年，安德鲁· 扬成为重建后南方选出的第一位非裔国会议员。印第安人到华盛顿特区游行示威。纽约证券交易所迎来第一位女性掌门人。
1973年，堕胎在美国合法。洛杉矶选出第一位黑人市长。[2368]
当然，变化并未就此结束（次年，美国出现了首位西班牙裔州长、首位女州长以及首位女主教）。不过，动荡的年代结束了（相关因素还有越南战争结束和1973年石油危机后经济低迷，见第33章）。但是并非所有的变化都朝着为少数族裔群体、女性和同性恋者带来更大自由的方向。请525看下一份列表：
1964年，南非推出《班图法律修正案》，限制非洲人在周边地区定居。
1966年，种族隔离蔓延到非洲西南部（纳米比亚）。
1967年，南非加速实施安置村计划。
1968年，教宗通谕《人类生命》颁布，禁止罗马天主教徒采取避孕措施。
1969年，纽约石墙警方突袭一家同性恋俱乐部，连续多天暴力事件不断，在警员尚在俱乐部内执行公务时，有人焚烧了俱乐部。反对平等主义的“黑皮书”在英国出版。阿瑟· 詹森在《哈佛教育评论》上发文，称非裔美国人的智商测试成绩始终低于白人。
1970年，在南非，所有的非洲黑人都被遣往各个“班图黑人聚居区”。有关种族问题的图书在南非遭禁。
1971年，南非班图地区受中央政府管辖。
1972年，南非禁止在市议会中出现有色人种代表。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南非社会反自由主义思想的滋长和美国社会中伴随黑人状况得到改善而出现的暴力活动同样令人不安，正如默达尔所说，二者处于相同的困境，这些情形激起了有关种族问题的敏锐思考。不过，这些作者也许在辞藻上与金不相上下，但是在基督教信仰方面，他们很难与金相提并论。
詹姆斯· 鲍德温在巴黎时读过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的作品。法农于1925年出生于法属西印度岛屿马提尼克岛，是位黑人精神病学家。在巴黎接受精神病学培训之后，法农来到法属北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一家医院工作，此时殖民地爆发了反抗法国人的运动。这段经历使他震惊，他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就像鲍德温支持美国南方各州一样，法农写了几本著作，为那些遭受痛苦压迫的人代言。在最初用法语发表的《垂死的殖民主义》（1959）和《黑皮肤，白面具》（1960）中，法农能言善辩，批评了帝国主义，认为其末日即将到来，他还参加了民族解放阵线的运动，并在1956年发表了致第一届黑人作家代表大会的演讲，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2369]当年晚些时候，他被迫离开阿尔及利亚，去了突尼斯，继续担任反殖民主义的杂志《圣战者报》的编辑。在创作他最尖锐的作品《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时，他已经身患白血病，这部作品耗尽了他最后的精力。[2370]
与鲍德温相比，法农是个论战型作家，但不太擅长发明新术语。但是，与这位美国人相同的是，法农的作品使白人感到惊慌，同时使黑人确信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必将获胜。《全世界受苦的人》之所以独特，是因为法农运用了自己作为精神病医生的经历。法农决心向黑人同胞揭示，被他们认作殖民主义结果的精神错乱的确是殖民主义引起的后果，并非黑人种族天生低劣。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叙述了他在诊所看526到的许多精神病例，并认为这与国内为了争取独立而发起的游击战争直接相关。其中一个病例是，一名阿尔及利亚出租车司机，同时他也是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他的妻子在受审期间遭到法国士兵的殴打和强奸，后来他患上了阳痿。在另一桩病案中，两名年龄分别是13岁和14岁的阿尔及利亚年轻人杀死了他们的欧洲伙伴。13岁的年轻人说：“我们一点也不讨厌他……一天，我们决定杀了他，因为欧洲人想杀光阿拉伯人。我们杀不了大人，但我们可以杀他那样的人，因为他和我们差不多年纪。”[2371]法农写了很多年轻人精神错乱的故事，特别是遭受酷刑的受害者。他指出受过酷刑的受害者可以分为两类：“多少知道一点的人”和“一无所知的人”。他说自己从来将那些多少知道一点的人视为患者（他们没病；从某种意义上说，受刑是他们“自找”的），但是那些一无所知的人会出现各种症状，通常与所受刑罚的类型有关：用警棍殴打或用燃烧的香烟头灼烫、电刑，还有被迫服食所谓的吐真药。“例如，受过电刑的人可能会恐惧电，不敢接触电气开关。”[2372]
法农的目的与罗纳德· 大卫· 莱恩相同，就是要证明精神疾病只是对无法忍受的境况做出极端却又本质上理性的反应，不过他还是认为欧洲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关于“非洲思想”（the African mind）和非洲文化的观点过于简单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世界卫生组织委托苏格兰的精神病专家J.C.卡罗瑟斯（J. C. Carothers）博士进行了“非洲人正常心理和病态心理”的调查研究。卡罗瑟斯曾经在肯尼亚担任过管理监狱的卫生官员。他的调查结论是：“非洲人鲜少使用大脑额叶。非洲精神病的所有特点都可以归结为大脑迟钝。”卡罗瑟斯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观点，即“正常”非洲人相当于“接受过额叶切除手术的欧洲人”。[2373]法农对此不屑一顾，认为卡罗瑟斯根本未得要领。他说，非洲文化的内涵（就像美国黑人文化，如鲍德温的作品）是努力争取自由，斗争（暴力）是阿尔及利亚人共同的文化，也占据了他们的大部分想象力。与金一样，他们已经成了“有创造力的行动主义者”。法农没能活着看到阿尔及利亚走向自治、重获和平。他忙着写书，耽误了白血病的治疗。1961年底，他被送往华盛顿，但已经太晚了。就在作品发表后数周，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终年36岁。
法农所写的辩论作品正是20世纪60年代黑人需要的精神食粮，在美国，当詹姆斯· 鲍德温在系列小说《另一个国度》（1962）、《黑人怨》（1964）和《去见那个人》（1965）中改变立场之后，他的地位就被艾尔德里奇·克利佛（Eldridge Cleaver）取代了。克利佛于1935年出生于阿肯色州的小石城，他喜欢说自己“接受的教育来自洛杉矶黑人聚居区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圣昆廷监狱、福尔松监狱和索莱达监狱”。这个说法虽然不无讽刺意味，却是真实的，克利佛在狱中阅读广泛（他因私藏大麻入狱），还遇到另外一些狱友，从而形成了他的叛逆个性。他最后成了非裔美国人的准军事组织黑豹党的情报部长。他的第一本作品《冰上灵魂》在金遇刺的同一年发表，对鲍德温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克利佛写道：“在鲍德温的作品里，最令我们感到可憎和痛心的是他对黑人（特别是他本人）的憎恨，还有对白人的最可耻的、狂热的、奉承的、谄媚的爱，这种爱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一位著名的美国黑人作家的作品中都不难找到。”[2374]与法农一样，克利佛认为非裔美国人面临的形势极为紧迫，不允许作家奢求成为广泛意义上的艺术家；这一问题过于突出，在克利佛看来，鲍德温经常采用的无论是置之不理的态度或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语境的办法，都是逃避的行为，简直无异于种族犯罪。这部创作于狱中的《冰上灵魂》交织着三大主题。第一是监狱中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白人对黑人的虐待行为。第二是克利佛对国际种族政治、白人种族神话、非洲、黑人历史、黑人食物、黑人音乐等问题的看法，说明该如何构建与此针锋相对的、同时又能赢得支持的神话。第三是克利佛的进步思想，他谈到了不同种族之间的性，在第一篇文章中就坦承他本人作为一名年轻人觉得白人女性比黑人女性更有魅力，最后又以抒情地笔调赞美“黑色之美”——“请让我从源头品尝你那爱的河流”。[2375]尽管当时克利佛对鲍德温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是相对而言，鲍德温的作品却更好地留存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