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安吉洛（Maya Angelou）的著作与此截然不同。她传达的信息是，黑人已然获得了自由——可能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自由，而是其他意义上的自由。她更重要的、引起争议的观点便是她远离政治的意识。《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是她五卷本自传中的第一本，发表于1969年，安吉洛在这本书中记录了她在16岁生下第一个孩子之前的人生。[2376]我们领略到了阿肯色州斯坦普斯镇丰富多彩的黑人生活，斯坦普斯距离克利佛的出生地以及众多种族暴力事件的发生地小石城不到一百英里。安吉洛出色地重塑了儿时的世界，“浆洗过的围裙、浅黄色的连衣裙、花生馅饼和孩子们玩的掷刀游戏，洗澡水在火炉上冒着热气”。心情糟糕时，眼泪就像“温热的牛奶”一样顺着脸颊滚下来。[2377]当然，这个温馨的世界远不止拿一把玉米喂小鸡这样的事情。父亲在很多时候是缺席的，但他身后这个由母亲与子女构成的家庭在情感和精神生活方面却毫不贫瘠。在吉卜林和萨克雷与兰斯顿· 休斯、詹姆斯· 韦尔登· 约翰逊和W. E. B.杜波依斯等人互相争执的世界里，威廉· 莎士比亚“是我爱上的第一位白人”。[2378]玛雅（当时她还叫玛格丽特）真心喜爱哥哥贝利和妈妈。她的妈妈是位坚强、正直、美丽的女性，不惧制度的威吓。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成人世界的工作和歧视开始侵蚀他们田园诗般的生活，例如，牙医宁愿把手伸进狗的嘴巴也不愿伸入“黑鬼”的嘴巴。[2379]但是这种情况并未以悲剧的方式呈现。玛雅和妈妈持续关注着这个世界，从未停止思考。无论命运如何多舛，他们的生命是丰富的。安吉洛当然憎恨种族歧视制度，但她的书强调，生命有两种自由构成：一种是大的政治自由，另一种是来源于教育、性格、幽默、自尊和思想等的无数小自由。一次，有人问她母亲：“妈妈，你还好吗？”她答道：“嗯，听说，白人还是领先。”[2380]
《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既是黑人作家的作品，也是女性作家的作品。妇女解放运动虽然不像民权运动那么猛烈，但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还是能看到若干相似之处。这十年在性解放的几乎每个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1966年金赛研究所开始了一项重要的关于同性恋的早期研究，它发现4%的男性和2%的女性主要是或完全是同性恋者，至少37%的男性有过至少一次同性恋经历。[2381]同年，威廉· 豪威尔· 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 约翰逊合著的《人类性功能障碍》一书显示，大约一半的已婚人士遇到过这样或那样的性问题（男性勃起时间过短或早泄，女性无法达到性高潮）。[2382]一年后，即1967年，斯堪的纳维亚杂志商面对现代大众市场推出了赤裸裸的色情杂志。同年，《花花公子》的出版商休· 海夫纳一个月内售出了400万份杂志，还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2383]1968年11月3日，阿尔· 戈德斯坦推出《性交》杂志，自称要做成“性王国”的消费者报告。一年后，菲利普· 罗斯发表《波特诺的抱怨》，探讨男性手淫的“痛苦和兴奋”；伦敦和百老汇则上演《喔！加尔各答！》，演员正面全裸，演出中还有露骨的性对话。20世纪70年代，商业杂志《阁楼》首次登出阴毛图片。1970年，关于淫秽和色情文学作品的总统调查委员会报告称，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色情作品会引发性犯罪。1973年，这一领域中的一些传统观念也告一段落了。美国最高法院以7比2的投票结果裁定堕胎合法，同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将同性恋从诊断手册中除名，宣布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不属于心理失常。
虽然出版业（色情业）革命和同性恋解放运动主要是指性自由（美国很多州仍然视同性恋为非法），但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内容远不止于女性全新的性意识的觉醒。尽管性觉醒也很重要，但是女性对自身看法的改变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蒙娜· 德· 波伏娃时代就开始了，后又受到贝蒂· 弗里丹的影响，这些改变至关重要，影响深远。1970年，性革命遭到一记棒喝，三本书同时问世，都对两性关系持强硬态度。
杰曼·格里尔（Germaine Greer）从研究生时代起就定居英国，这位澳大利亚人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关注，是因为她在《吸吮》杂志上撰文批评传教士体位（她认为，在性交过程中，如果采用女上体位，则女性能自如地控制姿势，获得更多愉悦）。她的著作《女太监》没有忽略妇女经济状况，不过全书三十章，仅有一章的篇幅在谈工作。确切地说，格里尔在书中不遗余力地将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女性、爱情和婚姻的表现方法与实际情况相比较。她写道：“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之父，但精神分析学没有母亲。”[2384]从简· 奥斯丁的作品到拜伦勋爵的作品再到《妇女周刊》，格里尔批评道，男性形象较之于女性形象一般是居高临下、有社会优越感、成熟、富有、个子高（格里尔本人就很高）。她批驳说，爱情和浪漫（分别各辟一章加以阐述）是种幻觉，完全脱离惨淡的现实，这可能是她最独创之处。事实上，她说，“女性根本不清楚男性有多么憎恨她们”。在题为“悲惨”的那一章，她叙述了女性服用的性辅助药物，这些药物对很多女性来说是一种负担，使她们心生怨恨。[2385]她大胆号脉，也提出了解决办法，即彻底重新评估女性，不是评估她们与男性相对的经济和心理地位，而是从根本上重新评价爱情和浪漫到底是什么。格里尔也承认她本人没有完全摆脱成长过程中形成的浪漫观念，但是她也怀疑这些观念是否完全没有根据。与真正的解放一样，这一观点既悲又喜。
朱立叶·米契尔（Juliet Mitchell）的《妇女地位》则完全谈不上振奋人心。[2386]米契尔是英国的新西兰移民，起初在大学学习英语，后来转而研究精神分析学。米契尔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声称尽管社会主义者对妇女也不是很友好，但社会主义不像资本主义那样压迫妇女，资本主义的思想是“核心家庭”，女性的本分就是获取消费品，抚养“小消费者”。[2387]米契尔进而认为，女性需要经历两种革命，即政治革命和个人革命，她提出可以借鉴黑人的经历和精神分析学。[2388]她说，妇女在政治上重新组合的同时，还要像黑人（特别是像美国黑人）那样，提升自我意识水平。她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和弗洛伊德一直教导说女性情感丰富，但是实际上，她们的阅历也是无限的。她主张女性效法中国革命的“诉苦”会，组成6至24人的“意识提升”（consciousness-raising）小组。[2389]结合她所研究的其他国家的女性成就，米契尔的目标是要营造一种情境，使女性面临困难时不再感到孤单，同时还要传播心理分析学的功能：“说出难言之隐，当然也是严肃心理分析学工作的目的。”[2390]
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的《性政治》与格里尔的著作一样，实质上也是对文学文本的考察，同样具有博学和生动有趣的特点，不过她的研究更为彻底。[2391]书名显示，她感兴趣的主要是两性关系中固有的权力，不过她也质疑这种权力是否确实是“固有”的。她本人在13岁时曾经受到性骚扰，她一直为此保密了十年，后来在一个妇女组织里，她发现几乎所有其他成员都有过类似经历，这激怒了她。她在书中简要介绍了社会学、生物学、人类学，甚至是神话学对于性别差异的解释，然后转向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英国，谈到约翰· 斯图尔特· 密尔、约翰· 罗斯金、威廉· 华兹华斯和阿尔弗雷德· 劳德· 丁尼生，接着又谈到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和托尔斯坦· 凡勃伦的家庭理论以及家庭与国家、私有财产和革命理论的关系。米利特讨论了克里斯蒂娜· 勃朗特、托马斯· 哈代和奥斯卡· 王尔德（《莎乐美》）作品中的教化、卖淫和性欲，并认为在纳粹、斯大林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反革命”之前，这些作品是我们尚且存有希望的一些思想。无须多言，纳粹和斯大林主义对女性不利，但是米利特将弗洛伊德主义与这两者结合起来，成功地颠覆了旧的价值观，正如她呼吁废除家庭一样。但是，令米利特满腔愤怒的是三位作家，D. H.劳伦斯、亨利· 米勒和诺曼· 梅勒，她还将这三位作家与让· 热内进行比较。她说，D. H.劳伦斯在小说中“操控”女性，米勒“蔑视”女性，梅勒与女性“撕打”。[2392]她的观点之所以有力，是因为她的分析基于文本细读，她还发现某些主题贯穿这些作家的多部作品（例如，劳伦斯作品的主题是父权制和工作，梅勒作品的主题是谋杀）。她将这三位作家与热内比较，目的是要证明男性可以持有女性气质型观点，而且她赞成热内将性别和种族角色相互联系的思考方式。[2393]最后，米利特还关注了男性气质在“现实政治”和性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她还指出，“异化”不再是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使用的模糊字眼，它已经变成了女性、黑人、学生和穷人感受到的各种具体的不满，这一点可能是最有价值的。这种提炼本身就是一大进步。[2394]
类似的思考在另外两名女性的著作中达到顶峰，她们是安德丽娅·德沃金（Andrea Dworkin）和“雪儿·海特（Shere Hite）。德沃金自称肥胖的丑小鸭”，她的父亲是名教师，他的培养使她成长为爱思考的人。但是，1969年，她嫁给了一个左翼激进分子，后来发现此人是个“凶残的强奸犯”，经常殴打她，打得她不省人事。[2395]最终她鼓起勇气离开他，成了一名作家，提笔书写米利特留下的悬而未决的问题。1974年，她发表了《女人恨》，并为全国妇女组织在纽约主办的“说出来”活动致辞，那次讲话题为“放弃两性‘平等’”。演讲结束后，掌声持续长达十分钟，一千多名听众中很多人“哭得浑身颤抖”。德沃金关注色情作品，她认为色情作品的创作动机是憎恨女性，而她则以激进的憎恨男性的思想加以反击。她认为自己为女性的唯一出路树立了一个榜样：她与一位男同性恋者过着一种公开的、无性的非婚姻生活。[2396]
《海特报告》发表于1976年。海特出生于密苏里州圣约瑟市，本名雪莉· 格利高里。雪儿· 海特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很快离婚了，但她保留了夫姓。为了攻读哥伦比亚大学文化史硕士学位，海特辞掉工作，靠打零工为生。作为一名前拉斐尔风格的红发女郎，她做过模特，为《花花公子》及时尚婚纱杂志拍过裸照。真正改变她的人生的却是下面这件事。当时她为一家意大利打字机公司奥利维迪拍摄广告，画面里是一名秘书坐在打字机前，配有旁白“有了如此灵巧聪明的打字机，还需要她干什么？”拍完广告后，海特在报上看到一个妇女团体计划到该公司示威。她加入了这次活动，很快卷入了妇女运动。在这次事件中，她特别注意到，当时的医疗行业认为女性在性交中无法达到性高潮是一种“健康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为了了解女性对性高潮的看法，她筹钱发出了十万份调查问卷，收到了三千多份回复。她的《报告》一经问世，简直被当作启示。[2397]她最重要的发现是，大部分女性不能通过阴道性交获得性高潮；而且，对性高潮的不切实际的期望为女性（和男性）带来了巨大的心理负担。这并不是说女性不喜爱性交，而是说她们更享受亲密接触和抚摸。此外她还发现，女性通过手淫能更快达到性高潮，但是女性自慰是社会禁忌。《海特报告》使雪儿· 海特一夜暴富，因为很多女性从中获得共鸣，它传达的信息使女性获得了解放，很多女性发现原来她们遇到的那些情况、窘境、问题或无论称之为什么，都不是自己独有的，而且统计数据还显示，这是“正常”的。这就暗示女性与男性在性行为方面一样有着自身特性。[2398]海特的统计被证明是一种解放，是对一种“异化”的切实回应。雪儿· 海特的作品当然包含一定程度的讽刺意味——对性高潮和手淫的简要统计一定会获得商业成功。即使如此，这份报告仍然标志着妇女解放运动一个阶段的结束，它反映的观点是：只要女性去追求，她们完全能够获得真正的独立，包括性独立和经济独立。
并非人人都乐于看到这些巨大的变化。1963年，内森· 格拉泽（与大卫· 里斯曼合写《孤独的人群》的年轻作者）和帕特里克· 莫伊尼汉一起发表了一份报告《超越熔炉》，这本书揭露了“中产阶级美国”的真实面目，称其有一种“统一的心态”，“其特点是反对民权运动、反对和平运动、反对学生运动、反对‘福利知识分子’等”。[2399]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约翰逊总统力求展开他的伟大实验。他在一系列演讲中宣布了“伟大社会”的方案，这些方案与马丁· 路德· 金的“梦想”一样亲切：为老人提供医疗保险，为年轻人提供教育，为企业提供退税政策，提高劳动者最低工资，为农场工人提供补助，为非熟练工人提供职业培训，为饥饿的人提供食物，为无家可归的人安置住房，为穷人提供贫困拨款，为上下班的人提供干净的道路环境，为黑人提供法律保护，为印第安人提供更好的教育，改善失业人员待遇，提高退休金，让消费者明明白白地消费。大量的特别工作组成立起来，往往由学者挂帅。一批法律法规得以很快通过。约翰逊坚持认为，伟大社会应该满足所有的期望，还要胜过罗斯福新政。
这可能是共产主义世界之外的社会领域中最伟大的实验了。[2400]自1965至1968年期间，约翰逊宣布不再寻求总统连任，越南战争使国家走向分裂，战争的开支对经济造成了恶劣影响，大约五百多个社会计划得到立项，其中有些项目比较成功（例如，约翰逊的传记作者多丽丝· 基恩丝总结说，医疗保障制度和选举权制度非常成功，模范城方案不尽如人意，社区活动则“适得其反”）。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战役是有关教育的努力，这场战役还没有结束，可能还要持续很多年，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应该获得更好的学校教育，平等的教育机会头等重要，因为在这个社会，自由意味着不被忽略，公平和个人主义的民主态度意味着男性和女性公平地站到人生的起跑线上，各自开创属于自己的人生。这些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及其后的岁月里引发了数以千计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项目，研究人的经济、社会和种族背景对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最具争议的是智商测试。尽管不断受到批评，比如它不能确切测量智力高低，又比如与其他任何人群相比，它的测试结果对中产阶级白人家庭的儿童更有利；但是，在学校和职场，智商测试仍然作为一项研究工具得到广泛应用。
针对伟大社会种种努力的首个重要研究是詹姆斯·科尔曼（JamesColeman）等人于1966年通过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办公室发布的《教育机会的均等》（也叫《科尔曼报告》）报告。[2401]《科尔曼报告》全面研究了美国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学校，它得出的结论是，除了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水平以外，影响学生成就的最重要因素是学生所在学校的社会经济水平。换句话说，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学校，黑人的受教育情况有明显改善，因为这些学校的学生大多属于中产阶级。如果废除种族制度仅仅是指将黑人转入同样贫穷的白人学校，那么这些黑人的状况就不会有明显改善。英国采纳了美国人的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设立了“教育优先地区”；顾名思义，其目标是提高社会经济水平偏低地区的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但是，J.W.B.道格拉斯（J. W. B. Douglas）等人随后在1968年发表了一项题为《我们所有的未来》的研究，其结论是这些社会工程的实施并没有明显地缩小中产阶级小学生和工人阶级小学生之间的差距。[2402]
真正引起争议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阿瑟·詹森（Arthur Jensen）在《哈佛教育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智商和学业成就能提高到什么程度？》。这篇评论文章（没有新的研究内容，只是重新分析已有的研究结果）开宗明义，“试行的补助式教育显然失败了”。詹森认为，高达80%的智商差异源于基因，因此，白人和黑人的平均智商成绩相差15%，主要原因是遗传的种族智力差异。詹森接着说，任何社会计划都不能使白人和黑人的社会地位平等化，“黑人应该多多学习他们生来就擅长的机械工作”。[2403]这样的论调令人觉得，似乎自从杜波依斯时代以来，黑人的处境就没有取得任何进步。
另一项没有争起太大争议、但从长远来看更具影响力的研究来自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詹克斯（Christopher Jencks）和他的七名同事。[2404]詹克斯也是大卫· 里斯曼的学生，他一直对学校教育的局限性很感兴趣，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初写过一本书。《科尔曼报告》问世后，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Moynihan）和托马斯·佩蒂格鲁（Thomas Pettigrew）在哈佛大学设立了一个研讨会，重新进行数据分析。莫伊尼汉是约翰逊的劳工部副部长，于1965年3月写成《莫伊尼汉报告》，称半数黑人有“社会病”。佩蒂格鲁则是黑人心理学家。詹克斯等人也参加了这个研讨会，该研讨会几年后发展为“教育政策研究中心”，第一个重要成果就是詹克斯的著作《论不平等》。
不夸张地说，《论不平等》的发现震惊和激怒了大西洋两岸的众多人士。这份哈佛调查用了大量篇幅研究认知技能对成功的影响，及其与学校和种族的联系，其主要结论是，与其他可变因素相比，基因和智商“对经济成就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学校教学质量对成功或经济成就的影响不大”，从而认为“教育改革不会带来经济或社会上的平等”。这项研究还特别总结道：“我们不能将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人的抽象推理能力的遗传差异，因为在测试结果相同的人群中，经济不平等的现象与总体人群的不平等程度是一致的。我们不能将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家长将不利条件遗传给了孩子，因为即使家长的经济地位相同，孩子的经济地位也存在很大程度的不平等，与总体人群的不平等程度一致。我们不能将经济不平等归咎于学校差异，因为学校差异对学生的可测量素质影响不大。……经济成功似乎取决于运气和工作能力，与家庭背景、学校教育或标准化测试的成绩关联性一般。工作能力的含义也随工作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但多数情况下，与技术和技能相比，个性对工作能力的影响更大。因此，很难想象有哪种策略可以使工作能力平均化，更不用说使运气平均化了。”[2405]
《论不平等》的影响无疑源于哈佛小组对数据量的执着追求，每章后面都有冗长的注解，还有三篇附录，都对智商、代际变化和统计数据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例如，詹森主持的一项哈佛研究发现，智商的遗传概率不是80%，而是大约25%至45%，但是他们还是谨慎地补充道，承认智商的遗传因素并不意味着种族主义。[2406]他们评论说：“如果我们假定黑人的标准化测试成绩可以跟白人一样出色，那么这种假设似乎具有象征意义。但是如果黑人或白人得出结论认为种族平等主要是指阅读成绩均等，那么他们是在自欺欺人……黑人和白人即使测试分数相同，他们的职业地位和收入仍然有很大差距。”[2407]关于废除种族隔离，哈佛小组认为，如果全面废除种族隔离，那么白人和黑人在智商上的差异可能会从15分降至12至13分。这不算小事，他们说，“当然它也不会对美国种族不平等的整体状况产生多大影响”，不过，“支持还是反对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不应该视学习成绩而定。如果想要种族隔离的社会，我们就会有种族隔离的学校。如果想要废除种族隔离的社会，我们就该有废除种族隔离的学校”。他们认为，只有政治和经济发生变化，才可能促进更大的平等。“这在其他国家通常被称为社会主义。”[2408]
鉴于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和中国）传出的自由和平等的消息，哈佛小组的最终结论没能流传开来可能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民权运动的领导者注意到了他们提出的学校不会带来黑人期望的平等的观点，转而开始猛烈抨击工作场所的种族隔离和歧视，现在看来，与学校教育相比，工作场所的种族隔离和歧视对不平等的影响更大。
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的《非学校化社会》从另外的角度批评了传统学校，伊里奇是维也纳人，曾经在罗马的格里高利大学学习，后在纽约市的爱尔兰—波多黎各教区担任助理牧师。他的主要目标是为贫穷的拉美国家规划教育制度（他曾经在墨西哥工作过）。他认为，学校远远不能帮助学生摆脱无知，也无法让学生充分发挥能力。实际上，到1971年为止，学校都是无聊的没有特色的资产阶级“加工厂”，生产“消费社会的猎物”。[2409]他说，教师是监护人、道德家和临床医生，而不是给人们带来丰富生活的知识传播者。因此，伊里奇认为，应该从四个“层次”上完全废除学校及其替代物。第一，他认为，孩子们应该到农田里学习耕作、地理学和植物学，到机场学习飞行或到工厂学习经济学。第二，他呼吁“技能交换”，孩子们应该向“技能模范”学习，比如，向吉他手、舞蹈家或政治家学习他们感兴趣的科目。第三，他提倡“同伴配对”，特别是成立各种不同兴趣的俱乐部（钓鱼、摩托车、希腊语），为对方取得的进步和存在的问题提出表扬和批评。[2410]第四，他说，由专业的教育者，实际上就是前三级网络中提到的经验丰富的人，就孩子的培养问题向家长提出建议。但是教师本身和学校本身都应该取消。《非学校化社会》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它详细诊断并描述了病情，并且成为反文化思潮的一部分，但对学校并没有产生实质影响。
1968年3月，约翰逊总统宣布不再寻求连任，伟大社会失去了舵手，接着又迷失了方向。越南战争是一大原因。到1968年，美国在亚洲部署的兵力接近50万，其中每年死亡人数达到2.5人。约翰逊在离职前宣布了“平权”政策，要求所有的政府承包商都要向非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提供优待。尽管在1968年，社会各条战线都陷入了暴力和冲突，但他对这一政策持乐观态度。
2月8日，在南卡罗来纳州奥兰治堡市，三名黑人学生因反抗保龄球馆的种族隔离制度被杀害。4月4日，马丁· 路德· 金在孟菲斯市遭枪杀，美国若干城市因此爆发抗议活动，骚乱持续了一周。6月，罗伯特· 肯尼迪在加利福尼亚州遭枪杀。“美国小姐”竞选遭到女权主义者破坏。但是美国并不是孤军奋战。英国认为有必要推行新的种族关系法案。7月，苏联拒绝在《华沙条约》生效后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兵，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自由改革措施，促进新闻报道自由，取消审查制度，支持宗教集会。这一年，世界各地，如美国、英国、德国（有人试图杀害学生领袖鲁迪· 多茨克）、意大利，都爆发了学生反抗运动，反对越南战争，反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反对严苛的学费政策。在法国，学生与工人联合行动，占领了工厂和校园，封锁了大城市的街道，迫使政府更改若干政策，包括将最低工资额提高33%。
学生反抗运动是引发众多思想后果的社会现象的一个侧面。这种社会现象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爆发的“婴儿潮”，这意味着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富裕社会的到来（以及电视的普及），出现了随处可见的、人数众多的一代学生。1963年，在有关英国高等教育的《罗宾斯报告》发布之后，政府几乎一夜之间将大学数量翻了一番（从23所大学扩张到46所）。丹尼尔· 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和赫伯特· 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等著作，加上斯大林逝世后更多暴行得以公开以及1956年苏联悍然入侵匈牙利，使得传统左翼政治的幻想破灭了，所有这些使得新左派在1960年左右初具雏形。新左派的实质，是若干国家形成了一股力量，关注马克思的异化观点。新左派认为，政治应该更关注个人，更关注心理层面；其支持者认为反对异化的最佳方法是参与；与工人阶级相比，学生、妇女和黑人这些敏感群体更能推动社会产生根本的变化。早期的（单边）核裁军运动在古巴导弹危机的背景下得到了很大的推动。但是作为激进战斗的焦点，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也很快卷入了冷战的旋涡。1968年发生的示威和叛乱使这一过程走向高潮。同样，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的另一股学生思潮：人的解放不仅是政治层面的，还包括新心理学、新音乐、性解放和毒品等各种体验，即后来的“反文化”运动。
一位美国作家就此撰写著作，概括了许多主题，归纳出了一条贯穿十年的主线，他就是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20世纪下半叶的地位相当于乔治· 奥威尔在20世纪上半叶的地位。与奥威尔一样，梅勒也是记者和小说家，并且曾经亲赴前线打仗。20世纪60年代，他写下一系列著作：《一场美国梦》（1965）、《食人者与基督徒》（1967）、《夜幕下的大军》（1968）、《迈阿密和围困芝加哥》（1968）、《我们为何在越南？》（1969），这些书名说明这十年是动荡的十年。在《一场美国梦》中，中心人物（绝非英雄主角）史蒂夫· 罗雅克是一名功勋卓著的退伍军人和国会议员，故事开篇时，他还是一位电视名人，简直拥有了美国人梦想拥有的一切。[2411]然后小说开始没多久，他勒死了自己的妻子，蹑手蹑脚地穿过过道与女仆发生（暴力）性关系，然后将妻子从公寓窗口推下，希望高空坠落和车辆碾压令尸体严重受损，从而销毁她被勒死的证据。他虽然并未得逞，但是由于秘密交易，他逃脱了惩罚。电视节目抛弃了他，但是在小说开始的三天后，另外两个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性黑人）遭遇了更悲惨的命运，成为罗雅克暴力活动的牺牲品。贯穿小说的事实是，无论罗雅克有什么样的遭遇，都无法真正触动他，他完全是一个自537恋狂。梅勒说，这正是美国存在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还有一本书是亨利· 斯蒂尔· 康马杰的《美国是个错误吗？》，梅勒想必认为史蒂夫· 罗雅克正是个不折不扣的错误。[2412]
《夜幕下的大军》的副标题是“作为小说的历史/作为历史的小说”。表面看来，这本书主要讲的是1967年10月20日，75000名反越战示威者在五角大楼前示威游行的内幕。[2413]梅勒在书中用第三人称指代自己，并把读者带到故事的幕后——游行组织的幕后和梅勒本人的幕后，只有从这种意义上说，他的作品才是部小说。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都确有其人，包括罗伯特· 洛威尔、诺姆· 乔姆斯基和斯波克博士。梅勒描述了自己的各种妒忌（比如对洛威尔的妒忌）；游行前一晚他在演讲中的尴尬表现；以及他对妻子的爱。因此，他实际上是为后来的激进主义提供了早期实例。毋庸置疑，读者大众感兴趣的是名人如何看待政治事件的内幕；读者不用多想就明白名人也是政治运动的参与者，如果读者认出其中的某个人，而这个人又颇有几分忏悔的口气，那么读者就会更关注故事的发展。其间，游行者被袭击；梅勒（与大约一千名示威者一起）被逮捕，在牢房里待了一晚，结果他错过了纽约的一个聚会。梅勒在一章中谈到了越南战争，阐述了他缘何认为美国卷入越战是错误的。第二部分“作为历史的小说：五角大楼的战役”概括叙述了同一桩事件，很多地方引用了报纸。在这一部分，梅勒谈到报纸往往篡改事实、捏造消息，他也揭示了报纸发布消息时会如何添油加醋地揣测他在第一部分想要表达的内容。梅勒以游行示威为例描述和分析了当代美国生活和思想的若干潮流：暴力就快要浮出水面；媒体和“想象”同真实事件同样重要；新闻业既是不可或缺的光明使者，又是夜幕下的大军之一；最重要的是，无论采用何种方法都不足以揭露真相。[2414]将《夜幕下的大军》与《一场美国梦》相联系的是梅勒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最终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盛行的思维模式），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梅勒是一位反存在主义者。他认为，暴力是边缘状态，使思维陷入迟钝；人们不再相互倾听。思考是最强烈、最具创造性的生存形式，但是一旦被暴力包围，观点就会两极分化、僵化。越南战争正在僵化的美国人思想。
20世纪60年代初，冷战的紧张态势进一步加剧。60年代后期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反映了共产主义国家对自由、平等和正义的截然不同的态度。
1965年11月10日，上海一位年轻的文艺批评家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北京副市长吴晗四年前撰写的戏剧《海瑞罢官》。这部戏讲的是明朝一位正直的官员因反对皇帝的土地政策而直言进谏并最终获罪的故事。虽然故事背景是久远的过去，但是毛泽东认为这出戏是对他本人的批评，以此为借口发起了大规模的运动，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它是由毛泽东发起的一大政治运动；第二，这场运动给中国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学者带来了毁灭性影响，他们因此被剥夺了思想和行动的自由。
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时任全军“文化顾问”，坚决支持这一运动。江青身边簇拥着一群年轻的积极分子，她首先批判“学术界的反动权威”运用“晦涩的语言”试图使阶级斗争走向沉寂。更糟糕的是，她说，大学强调“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谬论，试图在辩证法的斗争中置身事外。[2415]起初她遇到了一些困难（《人民日报》拒绝发表她的声明），但到1966年5月底，江青争取到了一股新兴力量的支持，即“红卫兵”。红卫兵基本上是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攻击“戴眼镜的人”，即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他们成群结队地走上街头，首先冲击了清华大学，然后冲击了其他学校，攻击学术权威。[2416]后来街头暴力爆发了，红卫兵看到谁的头发或衣服不顺眼就抓谁。他们勒令商店和餐馆整改橱窗或菜单，不允许出现任何西方倾向。他们毁掉霓虹灯广告牌，在街上燃起篝火，焚烧“违禁品”，如爵士乐唱片、艺术品和奇装异服；他们关闭了咖啡厅、剧院、马戏场，禁止举行婚礼，甚至不许握手和放风筝。一位京剧女明星这样回忆自己的经历：她被下放到农村，每天偷偷去偏僻的树林里练嗓子，以免被人听到；她还把自己的戏服和化妆品埋了起来，直到“文革”结束。保罗· 约翰逊这样描述那场可怕的灾难：“图书馆被关闭，书籍被焚烧。”还有一件事众所周知：“文革”期间，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所，只有四名科学家敢使用图书馆。[2417]江青醉心于自己的角色，在无数群众集会上发言，谴责“爵士乐、摇滚乐、脱衣舞、印象派、野兽派”，她声称现代艺术的一切“主义”，包括资本主义本身，摧毁了艺术。她反对特殊化。[2418]到1966年下半年，中国的重要文化机构几乎都受到军队的控制。当年12月12日，包括剧作家、演员、电影和戏剧导演、诗人、作曲家在内的众多“公敌”被押往拥有一万多名观众的工人体育馆示众，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一块牌子。接着，江青控制了电视台和广播台，没收设备、剧本、乐谱和电影，对后者加以改编，重新发行。她命令作曲家为“大众”创作，后来又改成根据大众的需求创作。她禁止芭蕾舞中出现“兰花指”和掌心向上翻转的手势，要求舞蹈演员握紧拳头，以激烈的动作表现“对地主阶级的仇恨”。[2419] 对大学和艺术家的批评酿成了暴力，高校出现了武装队。比较有名的是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公社和北京航空学院的“天派”组织。[2420]很多科研机构的教授被下放到农村，与农民一起劳作，将科研成果投入实际应用。在北京的遗传学研究所（1949年前中国没有遗传学研究院），李森科的理论在中国存续得比在苏联还久，部分原因就是红卫兵。“文化大革命”提出的最绝的观点可能要数交通信号灯了。红卫兵忧心的是，红色是革命的颜色，应该改成向前进，换句话说，应该是“红灯行”，而不是“红灯停”。周恩来用一句玩笑扼杀了这个主意，他说，在浓雾中更容易看清红色，因此红色是最安全的颜色。但是“文化大革命”本身绝非玩笑。[2421]“文革”给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来了灭顶之灾。
苏联对知识分子的审讯并没有随着斯大林的故去而绝迹，虽然其范围早已没有20世纪30年代那么广泛，但其凶残程度毫不逊色。[2422]1965年，随着瓦列里· 泰西斯《第七号病房》的发表，西方人才开始详细了解苏联精神病院的黑暗内幕。此后，欧洲和北美的许多精神病专家将调查苏联精神病院的活动当成自己的事业。1970年5月29日，乔尔斯· 梅德韦杰夫被关进莫斯科南部的卡卢加精神病院，全世界开始关注苏联以精神病治疗的名义所从事的镇压活动。
乔尔斯·梅德韦杰夫（Zhores Medvedev）及其兄弟、职业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Roy Medvedev）合写了一部作品《疯癫之问题》，读来颇像卡夫卡的小说。1970年早些时候，克格勃在搜查乔尔斯朋友住处时，没收了乔尔斯所写的一部手稿，当时这本书还没有写完，也不是机密，所以他并不紧张。但是，当他被叫到卡卢加精神病院谈谈他儿子的“不端行为”时（当时其子正处于“奇装异服”、“令人不安”的时期，全家人为此牵肠挂肚），他变得十分焦虑。乔尔斯一到医院就被关进候诊室。透过窗户，他看到儿子被送走了，他意识到当局关注的实际上是他自己。于是他开锁逃了出去，但是一周后，三名警察和一名医生来到他家。[2423]梅德韦杰夫从谈话中得知，他之所以惹怒当局，是因为他写过一本书，原名叫《生物学和个人崇拜》，后来改名为《特罗菲姆· 李森科的兴衰》，他在书中揭露了苏联遗传学不光彩的历史。这本书于1969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在西方发表，当时李森科还在世（他死于1976年）。乔尔斯被带到卡卢加，在那里，医院的精神病医生和中央政府派去的一个委员会试图将他确诊为一名早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很可能对自己和他人造成危险。[2424]但是，当局没有知会乔尔斯的家人和朋友。首先，他的兄弟罗伊和他是同卵双胞胎。精神分裂症是（部分）遗传的，因此严格来说，如果乔尔斯有患病的迹象，那么罗伊也该有。这显然不是事实。很多学者向当局投诉，说他们认识乔尔斯很多年了，从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症状。彼得· 卡皮察、安德烈· 萨哈罗夫和亚历山大· 索尔仁尼琴一起声援乔尔斯，结果这件事引起了西方的广泛关注。[2425]但是三周后他才被释放，从梅德韦杰夫兄弟合写的书看来，在此期间，他经历了精神病学的炼狱。多名精神病学家声称乔尔斯“精神高度紧张”，“精神反常”，“无法适应环境”，有类似“臆想症患者的妄想症状”和“自大”。受到其家人质问后，这些精神病医生又说，只有经验丰富的医生才能诊断出这些精神病的“初期”症状。[2426]“特别委员会”还召集了其他精神病专家参与此病例的调查，包括安德烈· 斯涅日涅夫斯基教授、丹尼尔· 伦特教授和谢尔布斯基法医精神病学研究所（Serbsky Institute of Forensic Psychiatry）所长乔治· 莫罗佐夫博士。后来，经过揭露之后人们才发现，谢尔布斯基法医精神病学研究所是最臭名昭著的一家苏联精神病研究所，深度参与了苏联的精神病——政治恐怖活动。尽管如此，乔尔斯的朋友们最终解救了他。6月17日，乔尔斯获释，在朋友的帮助下，他恢复了列宁农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的职务，继续研究氨基酸。这次事件圆满收场。但是后来的研究显示，在1965至1975年间，出现了210桩“完全真实的”精神病恐怖案，有14家研究机构参与了以收治精神患者的名义软禁政治犯的行动。[2427]
虽然这些事实令人不寒而栗，但是苏联的精神病专科医院涉及的对象仅几百个人。相比较而言，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揭露的事实涉及大约6600万人，它与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一起，堪称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事件之一。
《古拉格群岛》是一部三卷本巨著，1969年完成，但直到1974、1975和1976年才陆续以英文分卷发表。此前，索尔仁尼琴就因为其他作品闻名西方世界，特别是《伊万·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和《癌症楼》（1968）。[2428]他是个遗腹子（在他出生前6个月父亲死于一次枪击事件），于1918年12月出生于高加索地区，当地有很多白俄罗斯人反对布尔什维克。索尔仁尼琴成长于20世纪30年代初，经历了斯大林的大镇压之后，共产党加强了对国家的控制。[2429]尽管生活贫困艰难，他在学校表现出色，随后进入大学，学习物理学、数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2430]他很会打仗（曾经升至上尉，并获四枚勋章），但1945年初被秘密警察逮捕，原因是他的信件遭到截留和拆阅：他的罪状是在一封信中称斯大林为“那个留八字须的541人”，秘密警察还在他的行李中发现了尼古拉二世和托洛茨基的照片。他被控以“危害社会”的罪名，在不同的监狱间辗转，后来被发配去了“新耶路撒冷”的一座集体劳改营，接着又到了一座专门关押科研人员的集中营，好在这里有图书馆。到1955年，他居住在一处泥坯棚屋中，这已经不是监禁，而是流放了。正是在这里，他得了癌症，不过得到了治疗。这些经历成就了他的第一部杰作《癌症楼》，这部作品直到1968年才以英文发表。
1956年6月，事隔十一年之后，他回到莫斯科，当时还不到38岁。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在莫斯科郊外教书，根据他在集中营的经历写了一部小说，起初名为《Sh-854》。这部小说令人震惊，但故事写的是劳改营24小时内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他所描写的那种状况，那样的营地生活，在营地居民看来，是正常的、永久的。集中营内的心理状态与外部世界完全不同，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因为他们当初也是由于各种武断随意的原因被带到此地的。索尔仁尼琴将手稿寄给他在文艺杂志《新世界》做编辑的朋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已经报道过许多次了。[2431]读过手稿的人无不感到震惊和动容；杂志社的人都希望这本书能够出版，但是赫鲁晓夫会持什么态度呢？1956年，赫鲁晓夫在党代会上发表了鼓舞人心（却保密）的讲话，暗示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将迎来更大的自由。凑巧的是，就在这位苏联领导人招待美国诗人罗伯特· 弗罗斯特时，索尔仁尼琴的朋友们将手稿呈给了他。得到赫鲁晓夫首肯之后，1963年，《Sh-854》以英文发表，名为《伊万·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受到全世界的赞誉。[2432]这标志着索尔仁尼琴人生的辉煌，持续了几年时间（尽管是短暂的几年），他在苏联备受推崇。但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取缔了他本人发起的自由化进程，索尔仁尼琴落选了他本该获得的列宁奖，因为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苏联共青团负责人声称他曾经在战争中向德国人投降，还说他曾经犯过刑事罪（具体罪名不明）。这两项指责都是不实的，却表明他们对索尔仁尼琴及其主张的反对情绪已经到了十分强烈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