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瓦格纳（Otto Wagner，1841—1918）于1894年受命设计维也纳地铁，在此过程中他表现出了“比亚兹莱（19世纪末英国伟大的插画家）式的想象力”，因而声名大噪。[113]这项浩大的工程包括了超过三十座地铁站，加上桥梁、高架铁轨和其他城市结构。瓦格纳遵循着“功能决定形式”的格言，其突破在于不仅使用了现代材料，而且向大众展示了这些材料。比如，他在造桥时对铁梁的设计就颇具匠心。这些支撑结构不再像环城大道的建筑那样，用精巧的石雕加以掩盖和隐藏，而是涂上油漆并直接暴露在外。它们实用主义的外形，甚至铆接的细节，都为它们所从属的建筑物整体增色不少。[114]再就是瓦格纳为地铁车站入口处设计的拱门——四四方方或新古典主义的石质设计都被摈弃，取而代之的是铁路桥或高架铁轨的骨架式结构。因此即使相隔很远，人们也知道前方这座建筑是地铁站入口。[115]为烘托这样的主题，他的其他设计也体现了现代理念：现代社会中，每个城市人的生活总是行色匆匆，急于上班或回家。因此街道取代了广场、狭长通道或宫殿，成了城市的核心结构。对瓦格纳来说，维也纳的街道应当整齐笔直；街区应当规划有序，以使工作场所靠近住宅区；每个街区都应该有一个中心，而不是整个城市只有一个中心。瓦格纳设计的建筑外墙变得不那么华丽，更加朴素而富有功能性，反映着生活中别处发生的事情。通过这种方式，瓦格纳的风格预示着包豪斯建筑学派的兴起和国际建筑运动的发端。[116]
阿道夫·洛斯（Adolf Loos，1870—1933）的思想则更加尖锐。他与弗洛伊德、《火炬》杂志主编卡尔·克劳斯以及格林斯坦咖啡馆的其他常客都来往密切。他的理性主义与瓦格纳的理性主义不同：它更具革命性，但仍然保持了理性主义的本性。他宣称，建筑不是艺术。“艺术创作是艺术家的私事。艺术作品就是要将受众从他们的舒适区中赶出去。而房子却必须为舒适服务。所以艺术作品是革命性的，而房子则是保守的。”[117]洛斯将这一理解延伸到设计、服装，甚至生活方式上。他崇尚简单、功能性和朴实无华。他认为人类在物质文化中生活，很容易成为物质的奴隶，而他想重新建立艺术和生活之间的“适当”关系。设计不如艺术，因为设计是保守的，而当人们能明白两者间的区别时，就能得到思想的自由。“工匠为此时此地的用途制造工具，而艺术家则为世界每个角落的所有人创作作品。”[118]
魏宁格和洛斯所持的过渡思想与霍夫曼斯塔尔和胡塞尔并不相同。后两者不但质疑科学，而且质疑科学所描绘的图景。而魏宁格和洛斯则无独有偶地追随了理性主义的脚步。他们都采用科学的思想或措辞，并很快越过了证据的藩篱，构建起与他们所鄙视的非科学思想同样天马行空的体系。在没有被充分领会和理解的情况下，科学的方法是容易被胡乱运用的，而在维也纳这个思想的过渡阶段，情况正是如此。
在19、20世纪之交的维也纳，如果要为当时观察世界的这种迥异而分裂的视角做一个注解，最好的选择莫过于围绕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为维也纳大学所作的画作而催生的争吵。这些画的第一幅正是在1900年完成的。克里姆特于1862年出生在维也纳附近的鲍姆加登，和魏宁格一样也是金匠的儿子。但他俩的相似之处也仅限于此。克里姆特因运用巨幅壁画装饰环城大道的新建筑物而声名鹊起。这些工程都是在他弟弟恩斯特的帮助下完成的，但后者于1892年去世，古斯塔夫也因此隐退了五年，在此期间他似乎潜心研究了詹姆斯·惠斯勒和奥布里·比亚兹莱的作品，也和毕加索一样从爱德华·蒙克的作品中汲取了灵感。直到1897年他才重新出山，并成了维也纳分离画派的领袖。维也纳分离画派由19位艺术家组成，正如巴黎的印象派画家和其他柏林分离画派的艺术家一样，他们不落官方艺术风格的窠臼，追随着他们自己的新艺术主义。在德国的土地上，这就是我们所知的新艺术风格。[119]
克里姆特的新风格兼具大胆与复杂，展现出三大显著特征——匠心独运地运用金箔（他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技术），运用颜色绚丽、质地硬如珐琅的点状装饰，以及表现在女性身上的慵懒情欲。克里姆特的画风并没有弗洛伊德主义的色彩：他画中的女性一点也没有神经质的表现。与之相反，她们平静、温和，最重要的是淫荡好色，是“凝固在艺术中的本能生命”。[120]然而，在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女性的性欲时，克里姆特暗示，这种性欲迄今为止都没有得到满足。这使得女性在他的画作中表现出一种威胁感。她们呈现出贪得无厌而且恬不知耻的模样。克里姆特描绘出这样的女性形象，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在对常规思维模式的颠覆上与弗洛伊德难分伯仲。这些画作中的女性一如克拉夫特—埃宾书中所披露的女性性变态，既妩媚撩人，同时也令人憎恶。克里姆特的新风格立刻分裂了维也纳的审美，但它很快就因克里姆特受聘于维也纳大学而告终结。
受维也纳大学之托，克里姆特创作了三幅巨型油画，分别是：《哲学》、《医学》和《法学》。这三幅作品都掀起了轩然大波，但围绕着《医学》和《法学》的争吵只是重复了《哲学》的纷争而已。维也纳大学委员会为第一幅画《哲学》设定的主题是“光明战胜黑暗的胜利”。克里姆特实际绘出的作品却是一堆不透明的、“模糊而纠结”的躯体，仿佛要从观众的视线中飘走，纷繁复杂的形体彼此纠缠在一起，所有的一切都被虚空包围。哲学系的教授震怒了。克里姆特被诬蔑为“通过模糊的形式呈现模糊的思想”。[121]哲学应当是理性的，它“通过确切的科学寻求真理”。[122]而克里姆特所呈现的画面与这一理念完全背道而驰，因此这幅作品遭到了否定：八十位教授联名上书，要求将克里姆特的画作永远拒于维也纳大学门外。而画家本人做出的回应则是退还所有佣金以示抗议，并将剩余的受聘画作永久封存不再示人。不可原谅的是，这些画作于1945年在伊门多夫城堡被纳粹党付之一炬。[123]但克里姆特与维也纳大学委员会之间斗争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让我们探本溯源，回忆起霍夫曼斯塔尔、施尼茨勒、胡塞尔和布伦塔诺。因为在维也纳大学所委托的作品中，克里姆特尝试传递一种重要的主张。当非理性和本能已经成为生活的主导，理性主义要如何才能成功？理性真的是正确的前进方向吗？本能是一种更为古老也更加强大的力量。是的，它可能更加返祖也更为原始，有时也是一种黑暗的力量，但否定它的益处何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始终是德国思想中一条重要的脉络。
如果这就是奥匈帝国在19、20世纪之交居于主导地位并从文学延伸到哲学和艺术的时代精神，那么与此同时，在维也纳（以及日耳曼的土地上）也存在着一系列完全科学且简约实用的思想与之分庭抗礼，例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普朗克、德弗里斯和孟德尔的成果。但维也纳最激烈、最令人印象深刻，也是截至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还原论者非恩斯特·马赫（ErnstMach，1838—1916）莫属。[124]马赫出生在小城布吕恩附近，而布吕恩正是孟德尔推演出遗传理论的地方。作为一个早熟并执拗地质疑一切的孩子，马赫先是在家由父亲辅导，后来转到维也纳学习数学和物理。在研究中，他做出了两个重大发现。首先，他与布罗伊尔同时但完全独立地发现了内耳中的半规管（semicircular canals）对维持身体平衡的重要性。其次，他运用特殊技术，用照片记录了子弹以超音速飞行的画面。[125]在此过程中，他发现子弹产生了两道冲击波，一道在前，一道在后，这是由于子弹高速运动产生的真空造成的。这一发现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能够制造出接近音速的喷气机至关重要，这也是人们使用“马赫数”（Mach number）来描述超音速（如协和式喷气机的速度）的渊源所在。[126]
然而，在取得这些引人注目的实证主义成就之后，马赫却对哲学和科学史产生了愈发浓厚的兴趣。[127]他与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势不两立，将启蒙运动推崇为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因为它暴露了那些他所谓“被滥用了”的概念，如上帝、自然和灵魂等。他将自我视为“无用的假设”。[128]在物理学中，他首先怀疑原子的存在，并希望以测量来取代“图示”，即人们对于事物理解的内在精神图像。他甚至摈弃了伊曼努尔·康德关于数字的先验论（即数字就是数字）。[129]马赫认为，“我们的”系统只是若干可能的系统中满足了我们需求的那一个，就像速算中的辅助手段一样（这当然是类似胡塞尔式的答案）。马赫坚持认为，所有的知识都可以简化为知觉，而科学的任务就是以最简单和最客观的方式描述数据。这意味着对他来说，基础科学是物理学（“能够为知觉提供原始素材”）和心理学（通过它人们能更加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感觉）。对马赫来说，哲学如果离开科学将不复存在。[130]他认为，通过对科学思想史的检视可以发现这些思想是如何进化的。他坚信思想的进化必然存在，并同样遵循适者生存的原则。而我们发展思想甚至是科学思想的目的，是为了生存。对他来说，物理学的理论仅仅是描述，而数学也只是组织这些描述的方式而已。因此对于马赫来说，与其探讨某种理论的正确与否，倒不如探讨它有用与否来得更有意义。永恒且一成不变的真理对他而言毫无意义。普朗克等人都对他颇有微词，理由是他的进化/生物理论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猜测，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跻身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行列。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如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和弗拉基米尔·列宁都拜读过马赫的作品，维也纳学派也是基于他和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才得以建立。霍夫曼斯塔尔、罗伯特·穆齐尔甚至爱因斯坦都承认受到他的“深远影响”。[131]
马赫于1898年罹患中风，此后他的工作量大大减少，但他直到1916年才去世，而当时的物理学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震惊的进步。虽然他从来没有完全适应那些更加奇特的理论（比如相对论），但他毫不妥协的还原主义无疑强烈地推动了新研究领域的发展，特别是电子和量子被发现之后敞开的未知世界。这些新的实体各有尺寸规格，都可以通过测量探知，这与马赫定义的科学本质不谋而合。在他的影响下，不少未来的粒子物理学家都将出自维也纳和哈布斯堡王朝的腹地。但是，由于与之对立的思想领域放任非理性主义，他们其中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在那里将他们的物理学真正付诸实践。
至此，关于维也纳的描述基本已告结束，但也并不尽然。因为这座丰富多彩的城市仍有两大重要的侧面被按下未表。其一是音乐。维也纳第二音乐学院群星云集，古斯塔夫·马勒、阿诺德·勋伯格、安东·冯·韦伯恩和阿尔班·贝尔格，还包括以霍夫曼斯塔尔为御用编剧的理查德·施特劳斯（而非约翰·施特劳斯）都是其成员。他们的故事放在第4章“现代主义的少女”中更为恰当。第二个侧面涉及科学和政治的特定组合，也涉及对于进入新世纪以来不断酝酿的浓厚的悲观主义。它在奥地利最引人夺目，但实际上源自许多国家的许多思想，包括遥远的美利坚合众国，甚至中国。这种悲观主义声称其科学依据是达尔文主义；其敲响警钟的社会学过程是“退化”；而其政治后果往往是某种形式的种族主义。
3 达尔文的黑暗心灵
1900年有三位重要的人物与世长辞。约翰·罗斯金于1月20日死时已精神失常，享年81岁。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艺术批评家，他对19世纪的建筑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现代画家》中，他还影响了人们对J. M. W.透纳作品的鉴赏。[132]罗斯金憎恨工业主义及其对美学产生的影响，推崇拉斐尔前派画家，他偏爱的风格是如此的不合时宜。奥斯卡·王尔德于11月30日去世，享年44岁。随着20世纪的流逝，王尔德的艺术和才智，他反对将古怪行为标准化的运动和试图“用充满同情的道德来替代严苛的道德”的努力已使他显得更加现代，也让人们对他倍加思念。但在这一年去世的最重要的人物（当然也与本书的主题密切相关）无疑是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他于8月25日去世，享年56岁，同样死时已精神失常。
毫无疑问，尼采的身影笼罩着整个20世纪的思想。尼采继承了阿图尔·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并赋予它现代的、后达尔文主义的转向。他的思想依次影响了许多后世人物，包括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T. S.艾略特、马丁·海德格尔、让—保罗·萨特、赫伯特·马尔库塞，甚至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和米歇尔·福柯。然而在他去世时，尼采已几乎是个植物人，而之前的十多年里也一直如此。1889年1月3日，他离开自己在都灵的公寓时，看见一名马车夫正在卡洛·阿尔贝托广场上鞭打一匹马。尼采急于阻止马儿所受的虐待，却突然晕倒在街上。他被围观者带回住处，并开始陷入间歇性的狂乱。他大声呼喊，猛烈敲打钢琴的琴键，而前一秒钟他可能还在安静地演奏瓦格纳的乐曲。登门为他诊疗的医生将其诊断为“心理退化”。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诊断。[133]
尼采当时正遭受三期梅毒的折磨。起初他被幻觉疯狂地迷惑着。他坚持说自己是皇帝，并相信监禁他的人是俾斯麦。这些妄想交替肆虐，难以控制。然而渐渐地，他的病情稳定了下来，而他也被解除禁足，先由他的母亲，后来由他的妹妹伊丽莎白·弗斯特—尼采（Elisabeth Förster-Nietzsche）负责照看。她对哥哥的哲学理念很感兴趣。作为瓦格纳知识分子圈的一员，她嫁给了另一位瓦格纳的追随者伯纳德·弗斯特。后者在1887年曾设想过一个离奇的计划，试图在巴拉圭建立一个雅利安日耳曼人的殖民地，其目的是要在新大陆重建“血统纯正的日耳曼先驱者”的领地。但这种乌托邦式的计划遭遇了惨痛的失败，之后伊丽莎白回到德国（伯纳德则自杀身亡）。但她并没有被悲惨的经历所击倒，转而开始积极推动她哥哥的理念。她迫使母亲签署文件，将尼采事务唯一的法定控制权转移到自己手里，并建立了尼采档案馆。她还撰写了一部两卷本的歌颂尼采的传记，并重新布置了他的家，将那里变成了供奉尼采作品的圣殿。[134]她的做法大大简化了她哥哥的思想，令其变得粗糙，省略了所有政治敏感性太强或争议太大的内容。但实际上剩下的部分仍然非常有争议。尼采的主要思想（虽然他从未系统地予以阐述）是：所有的历史都是两大集团之间形而上学的斗争。其一是表达“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领导集团，他们是文明的基石（创造价值）所必需的重要生命力。另一集团则是缺乏“权力意志”的被领导者，主要包括由民主所造就的普罗大众。[135]他说，“那些贫穷弱小的可怜虫会使文化枯竭”，而“富有强大的人能够使文化繁荣昌盛”。[136]所有文明之所以能够存在，都要归功于“那些文明的掠夺者。他们具有坚定的意志力，充满对权力的渴望。他们奋力扑向那些更为弱小、文明而和平的种族……掠食那些灿烂的古老文化，即使它们最后的活力仍然在精神与腐朽的绚丽烟火中发出耀眼的光芒”。[137]他将这些文明的捕猎者称为“雅利安人”（Aryans），他们将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或集团。而且这些“高贵的阶级总是野蛮的阶级”。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拥有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能量。他说，相较于“他们掠夺的那些疲惫的经纶世务者而言”，他们是“更完整的人类”。[138]他认为，这些充满活力的贵族能为自己和他们周围的社会“自发地创造价值”。这些强大的“贵族阶层”创建了属于自己的是非观、荣辱观，定义了真理与谬误、美与丑，而尼采认为，征服者将他们的思想强加于被征服者，这是天经地义的。而另一方面，道德则“是下层阶级发明的玩意”。[139]它从怨恨中生根发芽，滋养着畜群一样的低等阶级。对尼采来说，“道德否定生命”。[140]他认为，传统而成熟的文明（即“西方人”）势必导致人类的灭绝。这正是他关于“末人”（the last man）的著名描述。[141]
尼采的许多作品都是在他已然罹患早期梅毒的时期撰写的，这一事实似乎使其思想的正确性与接受度打了折扣。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哲学（无论疯狂与否）一直极富影响力，至少对许多人来说，它与查尔斯·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的进化论非常契合。尼采提出的超人（Ubermensch）概念，凌驾于下层社会之上对其生杀予夺。但不管这对某些个体的影响如何恶劣，它听上去与进化、丛林法则以及为了人类整体利益而以“适者生存”为准则的自然选择是非常相似的。但领导能力、创造价值的能力以及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能力——这些本身并不是进化论对“适者”的定义。“适者”应当是那些繁殖能力最强、后代最多的种群。尼采的思想本质上陷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后者则常常犯这样的认知错误。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之后，他的思想很快由生物学扩展到人类社会的运作。达尔文主义首先在美国大行其道。（1869年，达尔文被授予美国哲学学会名誉会员称号，这比他的母校剑桥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还要早十年。[142]）美国的社会学家，包括耶鲁大学的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和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n Veblen），布朗大学的莱斯特·沃德（Lester Ward），芝加哥大学的约翰·杜威（JohnDewey），以及哈佛大学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约翰·菲斯克（William Fiske）等人，都在达尔文“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的背景下辩论和探讨政治、战争以及人类社会划分为不同阶级的问题。萨姆纳认为，达尔文看待人类的新视角事实上已经为世界提供了终极解释与理性。它解释了深受商人欢迎的、不受约束的自由放任经济存在的原因。其他人则认为，进化论解释了主流的权力体系，作为“适者”的白人“自然地”凌驾于“退化的”其他有色人种之上。另一种稍有不同的意见则认为，进化论暗示着变化都是缓慢发生的，需要经历漫长的地质年代，这也给同萨姆纳持类似观点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政治改革的自然隐喻：即快速的、革命性的变化是“非自然的”。自然法则只是逐渐地带来变化，正是这种渐进性才造就了世界本来的模样。[143]
凡勃伦于1899年发表了《有闲阶级论》。他和菲斯克一道，对萨姆纳认为富人阶级等同于生物学上的适者的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凡勃伦实际上将这一推论颠倒了过来，他认为商业世界中“被挑选出来居于统治地位”的阶层几乎和野蛮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是更加原始的社会形态的“返祖者”。[144]
英国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有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于1820年出生在德比郡一个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下游中产阶级家庭，终其一生都对国家政权怀有仇恨。早年他曾是《经济学人》杂志的工作人员，该期刊对自由放任经济抱有近乎狂热的支持立场。实证主义科学家也对他影响颇深，尤其是查尔斯·赖尔爵士，赖尔于19世纪30年代出版《地质学原理》一书，对距今百万年之久的各种化石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因此当达尔文的理论横空出世，并似乎能够打通早期生命形式与后期生命形式的连贯性时，斯宾塞也就对它全盘接受了。实际上，正是斯宾塞而非达尔文，创造了著名的“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格言，而斯宾塞也很敏锐地意识到达尔文主义可以如何应用于人类社会。在这一点上，他的意见是不容妥协的。例如，对于穷人，他反对所有形式的国家援助。他说，穷人是不适应社会的，他们应该被淘汰。“自然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摆脱这样的群体，将他们从世界清除出去，从而为更好的群体腾出空间。”[145]他在开山之作《社会学研究》中阐述了自己的理论，该著作对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兴起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来源于生物学的基础则似乎让社会学与科学更加沾亲带故）。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斯宾塞是受众最广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英美两国有着同样巨大的影响力。
无独有偶，德国也有着属于自己的斯宾塞式人物：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作为耶拿大学的一名动物学家，海克尔就像接纳自己的第二天性一样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他将“奋斗”称为“时41代的口号”。[146]不过，海克尔是获得性性状的遗传原理的热情拥护者，而且与斯宾塞不同的是，他支持强大的国家政权。正是他的这一观念，加上他好战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主张，致使人们将他视为纳粹的支持者。[147]相比之下，法国则对达尔文主义相对慢热。但当达尔文主义在法国传播开来时，积极的倡导者也随之应运而生。克莱芒丝·奥古斯特·罗耶（Clemence August Royer）在其著作《人类与社会起源》中就采取了强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立场，将“雅利安人”视为优于其他种族的群体，而为了发展的利益，与低等种族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48]在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1842—1921）于1902年发表了《互助论》，在其中他采取了不同的路线，认为虽然竞争是不争的事实，但合作也同样如此。这在动物王国也非常普遍，并构成了一部天然的律法。与凡勃伦一样，他提出了不同于斯宾塞的另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暴力是错误的，将遭受谴责。社会达尔文主义总是很自然地被拿来与马克思主义相比较，而这样做的并不仅局限于俄国知识分子。[149]无论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都没有发现这两个系统之间的任何冲突。在马克思的墓旁，恩格斯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150]但是，其他人看到了其中的冲突。达尔文主义的基础是永恒的斗争，而马克思主义则期待新的和谐时代的到来。
如果有人要为19、20世纪之交时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论点列一张清单的话，他必须承认，那些热情的斯宾塞哲学的信奉者（其中包括达尔文家族的若干成员，但从不包括达尔文本人）更得其要领。这有助于解释在当时广为流传并公开宣扬的种族主义观点。例如，根据法国贵族诗人阿瑟·德·戈比诺的理论，种族杂交会导致“种族退化”，进而导致文明的崩溃。而另一个法国人乔治·瓦谢·德·拉普热（Georges Vacher de Lapouge，1854—1936）则将这种理论发展到了极致。拉普热在对古代人类头骨进行研究后认为，种族是处在形成过程中的物种，种族差异是“先天的、不可磨灭的”，任何认为不同种族能够整合为一体的想法都是违背生物学规律的。[151]拉普热将欧洲人口分为三大种族群体：欧洲人身材高大，皮肤苍白，头颅较长（长头）；阿尔卑斯人身材较矮小，皮肤颜色较深，头颅较短（短头）；以及地中海人，虽有较长的头颅但身材还要矮于阿尔卑斯人，肤色也更深。这种将种族差异标准化的尝试将一次又一次地在20世纪出现。[152]拉普热视民主为灾难，并认为短头人种将接管世界。他认为由于移居美国的原因，长头人在欧洲的比例在不断下降。他还主张免费供应酒类，寄望于劣等的种族可以因此纵欲无度并自相残杀。这不是在开玩笑，他真的是这么想的。[153]
在众多德语国家里，科学家和伪科学家、哲学家和伪哲学家、知识分子和伪知识分子都在争取公众关注的斗争中试图压过对方。身兼动物学家和地理学家的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认为，所有的生物体都为生存空间展开竞争，竞争的优胜者将失败者扫地出门。这场斗争延伸到人类社会，成功的种族必须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才能避免种族的衰退。[154]而对于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1855—1927）来说，种族斗争“对于‘科学地’认识历史和文化是非常重要的”。[155]他与身为英国海军上将的父亲断绝了父子关系，来到德国并娶了瓦格纳的女儿。张伯伦将西方的历史描绘成“精神和文化的创造者雅利安人，与唯利是图、物质至上的犹太人（虽然他的第一任妻子有一半的犹太血统）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史”。[156]张伯伦认为，日耳曼民族是雅利安人硕果仅存的后裔，但他们也已经随着与其他种族的杂交而衰弱了。
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1849—1923）出生在布达佩斯，是一名犹太教拉比的儿子。他最著名的著作是两卷本的《堕落》。尽管长达六百页，它仍成了国际畅销书。诺尔道深信“一种严重的精神疫情、类似黑死病的堕落和歇斯底里”正在影响欧洲，削弱欧洲人的生命力，并表现出一系列的症状：“斜视、失聪、生长缓慢……悲观、冷漠、冲动、情绪化、神秘主义以及是非判断能力的丧失。”[157]他所观察过的每个地方都在衰退。[158]他说，印象派画家的产生就是生理退化的结果。因为他们的眼球震颤才导致他们只能通过模糊而朦胧的方式进行绘画。从夏尔·波德莱尔、奥斯卡·王尔德和尼采的著作中，诺尔道发现了“唯我独尊的自大狂”，而左拉则“痴迷于藏污纳垢”。诺尔道认为堕落是由工业化社会导致的——从字面上讲就是铁路、轮船、电话和工厂等所带来的损耗对人类领袖也产生了影响。弗洛伊德在拜访诺尔道时发现他“自负得令人无法忍受”，并且完全缺乏幽默感。[159]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奥地利的发展胜过其他欧洲各国，而且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阶段。格奥尔格·里特尔·冯·舍纳尔和卡尔·卢埃格尔这两个政治领袖，就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酒调制出了他们自己的理论鸡尾酒，并依此发起了强调两大目标的政纲。第一是要将权力交给农民（因为他们还没有接触腐败的城市，不曾“受到污染”）；第二则是恶毒的反犹主义，犹太人在其中被定义为堕落的化身。而当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在1907年首次抵达维也纳就读艺术学院时，迎接他的正是这思想的瘴疠之气。
从大西洋的另一端，美国的南部也没有传来什么不同的声音。达尔文主义认定所有种族都有共同的起源，因此这本可以用来作为反对奴隶制的依据，正如切斯特· 劳瑞 ·布雷斯（Chester Loring Brace）所主张的一样。[160]但其他人的看法则与之相反。约瑟夫·勒孔特（Joseph le Conte，1823—1901）与拉普热和拉采尔一样，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一位训练有素的地质学家。当《南方的种族问题》于1892年问世时，他已是美国科学促进会德高望重的主席。然而，他的论调充斥着野蛮的达尔文主义。[161]两个种族一旦开始接触，其中一个就必定要统治另一个种族。他认为，如果较弱的种族仍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像黑人），那么奴隶制就是恰当的，因为“原始”的心态是可以塑造的。但是，如果该种族已经发展到了更加复杂的阶段，像“北美印第安人”，那么“种族灭绝将是不可避免的”。[162]
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直接的政治影响，就是随着20世纪到来而兴起的优生学运动（eugenics movement）。上述所有作家都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场运动最直接的发起者和真正的始作俑者是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1822—1911）。他于1904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优生学的本质在于“劣等”和“高等”是可以被客观地描述和测量的——这就是拉普热描述种族间头骨差异之所以重要的原因。[163]当时的现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种说法，因为欧洲人口正处在下降的时期（部分是缘于移民美国）。这也增加了人们对于“退化”的担忧——人们担心城市化和工业化会使人的生殖意愿或生殖能力下降，并鼓励“不适者”以比“适者”更快的速度繁殖。自杀、犯罪、卖淫和性变态的增长，以及诺尔道看到的那些斜视的眼睛和失聪的耳朵，似乎都支持这种解释。[164]根据一项针对1899至1902年间参与布尔战争的英国士兵的调查显示，这一观点似乎获得了决定性的支持，因为该调查暴露出城市工人阶级的健康状况和受教育水平都低得惊人。
于是，德国种族卫生学会于1905年宣告成立，英国优生学教育学会也在随后的1907年成立。[165]类似机构也于1910和1912年在美国和法国相继成立。[166]关于种族的争论屡次发展到狂热的境地。例如，牛津大学教授F. H.布拉德利建议，疯子和患有遗传性疾病的人都应该被处死，他们的孩子也不能放过。[167]美国的印第安纳州也于1907年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对州立监狱内“精神错乱的、愚蠢的和低能的”犯人或“被定罪的强奸犯”实行全新的惩罚措施：绝育手术。[168]
然而，如果我们就此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仅仅是彻头彻尾的粗暴和邪恶，那也是不正确的。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专栏副刊是19、20世纪之交的维也纳的新闻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它是报纸的增补部分，其位置并不显要，其中包含的不是新闻，而是一些闲谈文章（说得好听点就是诙谐文章），或就任何话题发表看法的散文。格林斯坦咖啡馆的常客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1860—1904）便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专栏作家。赫茨尔是一名犹太商人的儿子。他出生在布达佩斯，后赴维也纳研读法律专业，并将这里当作第二故乡。在大学就读期间，赫茨尔就开始向《新自由报》投稿讽刺短文，并且很快就自创了一种诙谐的散文风格，这也和他时髦的打扮非常搭调。他结识了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阿图尔·施尼茨勒和斯特凡·茨威格。他尽力无视周围日益增长的反犹主义，认同自由的帝国贵族阶级，否定那些丑陋的群众，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的“乌合之众”。他认为犹太人应该像他自己一样尽力融入社会主流，或是在极少数情况下，在他们遭受歧视之后，通过决斗的方式来恢复他们的荣誉（在当时的维也纳，决斗是很常见的解决分歧的方式）。他认为，经过几次决斗（这也是最佳的达尔文主义策略），犹太人将重获自己的荣誉。但是，他的生活在1891年10月发生了变化。他因出色的新闻报道荣升《新自由报》驻巴黎记者。然而，在他抵达法国首都之时，巴黎正盛行着因巴拿马丑闻而泛滥的反犹主义，巴拿马运河管理公司的腐败官员也正接受审判。而接下来的1894年又发生了德雷福斯事件，即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犹太军官被误判犯有叛国罪。赫茨尔从一开始就质疑这位军官是否真的有罪，但持类似意见的人寥寥可数。赫茨尔原以为法国代表着欧洲所有的进步和高贵，但在短短几个月内，他已经发现法国和维也纳实际上是一丘之貉，当时恶毒的反犹主义者卡尔·卢埃格尔正在成为维也纳市长的道路上平步青云。[169]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赫茨尔发生了转变。1895年5月底，他在巴黎歌剧院观看了歌剧《唐怀瑟》的演出。他通常对于歌剧并不热衷，但那天晚上，正如他后来所说，他被那场表现人民政治不合理之处的演出“电到了”。[170]他回到家，“兴奋得发抖”，开始坐下来制定策略，以使犹太人能够脱离欧洲，建立独立的家园。[171]从此以后他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从他观看歌剧《唐怀瑟》直到1904年去世，赫茨尔组织了不下六次世界犹太人大会。从罗马教宗到土耳其苏丹，他向每个人游说他的伟大理想。[172]那些久经世故、受过良好教育的犹太贵族一开始并不愿意听他的话，但最后他的思想打动了他们。在此之前也曾有过犹太复国运动，但通常它们只是出于个人的一己私利。与它们相反，赫茨尔拒绝接受历史的理性概念，即支持“以纯粹的心理能量作为原动力”。他说，犹太人必须有自己的麦加，自己的卢尔德。“伟大的事业不需要坚实的基础……其秘诀在于运动。因此我相信在某个地方人们将发现一部可操纵的飞行器，因为通过运动我们也能克服万有引力。”[173]赫茨尔并没有将锡安指定在巴勒斯坦，即便在非洲或阿根廷的某地也完全没问题，他也认为没有必要将希伯来语定为官方语言。[174]正统派犹太人谴责他为异端（因为他显然不是弥赛亚），但十年之后，经历过六次犹太人大会，在他去世时，他帮助建立的、可以成为任何新兴国家中坚力量的股份制公司——犹太殖民信托基金，已经拥有135000名股东，远远超过当时其他所有企业。来自欧洲各地的10000名犹太人出席了他的葬礼。犹太人的家园梦想尚未实现，但这个梦想已不再是离经叛道之举。[175]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因为和赫茨尔具有同样的经历而与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类似马克斯·诺尔道和意大利犯罪学家切萨雷·龙勃罗梭，他也为现代社会中“堕落”的性质感到不安。与这两位不同的是，他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并不都是坏的。他对于现代生活可能诱发的“异化”现象并不陌生，他认为要让人们能够承受现代城市生活的压力，群体认同是其中的核心因素，但其重要性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忽视。由于患有严45重的抑郁症，在19、20世纪之交的几年间，韦伯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的学术成果（他任教于弗赖堡大学），而直到1904年他的病情才显示出好转的迹象。一旦开始好转，其康复速度之快也堪称罕见。他于同年出版的著作与自己之前所有的作品大相径庭，正是这本书彻底改变了他的声誉。[176]
在韦伯患病之前，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生涩的学术专著，内容涉及农业史、经济学以及经济法学，包括中世纪交易法以及东德农村劳工境况等研究，而这些题材也很难畅销。不过他的学者同行对他的日耳曼研究方法颇有兴趣。他的方法与英式研究方法有着鲜明的区别，更注重在相应的文化背景下关注经济生活，而不是将经济和政治作为独立的实体分离开来，因为后者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自限性。[177]
韦伯身材高大但有点驼背，他和布伦塔诺一样，拥有偶像般的外表，但他也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178]他不苟言笑，脸上甚至经常愁云密布。他罹患抑郁症的经历，或仅仅是他在患病期间做的反思，似乎造就了他身上发生的改变，并帮助他创造出虽然富有争议但无疑非常强大的思想。韦伯在康复之后从事的研究要比之前的研究题材（诸如东德的农民之类）更为广阔。依据这项研究，他撰写了题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伟大作品。
韦伯在这本书中表达的论点所引发的争议几乎不亚于弗洛伊德理论引发的争议。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指出的，它立即招致了许多同类型的尖锐批评。他自己则将这本书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的驳斥。如果缺乏对韦伯知识背景的了解，要理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主题将会十分困难。[179]他与布伦塔诺和胡塞尔沿袭着同样的传统，即格式塔研究者的传统，坚持从研究人的角度对自然科学进行分化研究：[180]“虽然我们可以依据因果律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发生，但人类的行为自有其内在意义，而‘解释’或‘理解’人类行为的方式在自然界中是找不到相似之物的。”[181]对于韦伯来说，这意味着社会和心理问题比纯粹的经济或物质问题更为重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开篇就显示了具有韦伯特色的思维方式：“粗看一下包含多种宗教构成的国家的职业统计，就会发现一种十分常见的情况，即现代企业的经营领导者和资本所有者，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在技术和经营方面受过较高训练的人中，新教徒都占了绝大多数。天主教的报章和文献以及在德国天主教会议都对这种情况进行过多次讨论。”[182]
对韦伯来说，这一观察结果是问题的症结，也是需要解释的关键矛盾所在。在书的前几章中，韦伯明确表示，他所讨论的不单单是钱的问题。对于他来说，资本主义企业和对利润的追求完全是两回事。人们从来都想成为富人，但这和资本主义并没有什么联系，他认为这只是“一种通过（名义上和平的）经济交流实现盈利的倾向”。[183]他指出，在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和中世纪的欧洲都存在非常成功且颇具规模的商业活动，而自宗教改革以来，仅仅是在欧洲，资本主义活动才与正式自由劳动力的理性组织联系在了一起。[184]
韦伯的观察结果也以一个令人费解的悖论为开端，这个悖论让他非常着迷。他发现在很多情况下，男性（和少数女性）表现出积累财富的动力，但同时也表现出“极度的禁欲主义”，对于他们所积累的财富所能换来的世俗快乐完全不感兴趣。其实很多企业家追求的生活方式是“厉行节约”。[185]这是不是很奇怪？为什么要为了这么少的奖励而努力工作呢？经过患病期间的深思熟虑，韦伯认为他已经找到了答案。答案来自他所谓的“现世禁欲主义”的清教主义，这是一个他参考了“感召”的概念后扩展出的新概念。[186]这种思想在古代并不存在，而且韦伯认为，它同样不存在于天主教的教义之中。它仅仅起源于宗教改革，而它背后的思想在于，个人道德责任的最高形式以及向上帝履行其义务的最佳方式，是去帮助他此时此刻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同胞们。换句话说，天主教徒的最高理念是通过出世和冥想来净化自己的灵魂（正如隐修的修士所为），而新教徒则恰恰相反：成就感源自帮助他人的举动。[187]韦伯进一步提出了支持此论点的证据，除非资本主义早期阶段财富的积累，是通过“适度而勤劳的职业生涯”实现的，否则都会受到道德制裁，尤其是在加尔文主义国家。不能传播福祉的闲置财富，以及没有运作的资本，都被谴责为罪过。对韦伯来说，不管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什么阶段，它最初都是由宗教狂热引发的。如果没有那场狂热，那么将资本主义与此前所有制度区别开来的劳动组织形式就无法成为现实。
对于欧洲之外地区（如印度、中国和中东）的宗教和经济实践，韦伯都非常熟悉，而这也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树立了富有知识底蕴的权威。他认为，比如在中国，经济合作的主要形式是由广泛的具有亲属关系的单位提供的，这自然地限制了行业协会和企业家个人的影响力。[188]在印度，印度教在历史上始终与巨大的财富联系在一起，但其对于来世的信条也让能够产生同类能量的新教没有了容身之处，因而资本主义从来没有在印度获得适当的发展。相比而言，欧洲的优势还在于继承了罗马法的传统，比其他地区提供了更加整合的司法实践，使思想的转化更加缓和，也促进了对契约关系的理解。[189]有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争议持续发酵，人们开始尝试将其基本思想转移到其他文化（比如儒家思想），而新教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即使是在如今天主教占据主导地位的拉丁美洲仍然显而易见，这些都说明了韦伯论题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