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5年起，索尔仁尼琴开始整理自己在劳改营的经历，写出了《古拉格群岛》。在马克思主义理想幻灭之后，他又找回了“某种基督教信仰”。[2433]但是，苏联再次发生了变化；赫鲁晓夫垮台了，1965年9月，克格勃袭击了索尔仁尼琴几位朋友的住处，搜到了另一本书《第一圈》的全部三份手稿。这本书写的是一位数学家在莫斯科外郊的一所集中营内经历的四天生活，显然有索尔仁尼琴本人的影子。此时，形势变得非常紧张：索尔仁尼琴被迫东躲西藏，发表作品的机会渺茫。《第一圈》和《癌症楼》在西方的发表为他带来了极大的声誉，但也使他与苏联当局的矛盾更加公开了。这种矛盾于1970年达到顶峰，当时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苏联当局明确提出，如果他去瑞典领奖，就不许回国。[2434]因此，《古拉格群岛》问世后，索尔仁尼琴的人生呈现出了史诗般的特点。
这本新书工程浩大，但其题材也使其必须如此。[2435]古拉格以势不可挡的姿态深刻影响了数千万人的生活，只有这样一部鸿篇巨制才能公正地评说这起“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事件”。除去在劳动营度过的八年，索尔仁尼琴又花了九年时间（从1958年4月至1967年2月）撰写此书。[2436]有些故事已经被人遗忘，但是索尔仁尼琴的目标是展现大量确凿的材料，谁也不能质疑苏联曾经以如此丑陋、粗暴的方式伤害过自由。全书共1800页，毋庸置疑，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同时也是一部纪实作品，这正是索尔仁尼琴的目的。
1973年12月28日，这本书首次现身西方，在巴黎面世。1974年1月底，BBC全球广播频道及其德国同行一起开始用俄语播送《古拉格群岛》的节选。同一周，德语版问世，莫斯科也出现了走私的俄语版：人们手手相传，“每位读者最多只有24小时就必须读完整本书”。[2437]接着，2月12日，索尔仁尼琴被捕。14日（周三）早上8点半，波恩政府获悉，苏联打算驱逐索尔仁尼琴并询问德国人是否愿意收留他。德国总理维利· 勃兰特当时正在主持内阁会议，他中断会议，当即同意了苏联的请求。当年春天，《古拉格群岛》相继在英国和美国出版。根据《出版人周刊》的统计数字，到1976年，第一卷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销量达到800万至1000万册（美国销量为250万，德国100多万，英国、法国和日本略低，接近100万）。索尔仁尼琴的书总共卖出3000万册。[2438]
古拉格是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的缩写。全书中，索尔仁尼琴对细节的描述不厌其烦，从逮捕的技巧到审讯的恐怖，从布满群岛的“船舰”（运送囚犯的红色牲畜火车）到202座拘留营的地图，从尸体的处理到卫兵的工资，毫无遗漏。[2439]他讲述了如何将牲畜卡车改装成“红牛”，在车厢里凿上排水孔，四周封上钢条，谁也逃不走。[2440]我们得知，最先想出古拉格这个主意的是一位出生于君士坦丁堡附近、名叫那夫塔利· 阿罗诺维奇· 弗伦克尔的土耳其犹太人。[2441]我们了解到各个劳改营的死亡率，审讯期间使用的31种刑罚手段，有一种专门用来挤压指甲的机器，还有一种名叫“套马具”的刑讯手段，将毛巾布像套马笼头一样绑住囚犯的颚部，再绕过肩膀绑到脚跟上，使脊柱保持弯曲状态，再把犯人扔到一边，数天不给吃喝，只是偶尔从喉咙口给犯人灌点盐水。[2442]
不过，正如索尔仁尼琴的传记作者迈克尔· 斯卡梅尔所说，这部作品不仅仅是简单地罗列清单或统计数字。索尔仁尼琴再现了一种世界、一种完整的文化。他的笔调是讥讽的，没有自怜自哀，他给我们讲了集中营生活中的各种玩笑和行话，告诉我们集中营种类繁多，从勘探营到铁路修筑营，从过渡营到集中劳改营，从岛屿集中营到青少年集中营，什么都有。他还揭露了人们被送往集中营的各种荒诞理由。例如，艾丽娜· 图钦斯卡亚的罪名是“在教堂里诅咒斯大林早死”，一些人是因为亲近美国，还有些人是因为对国家贷款持消极态度。行话也是五花八门：dokhodyaga是指黔驴技穷的人，“无可救药的人”；katorga指苦工；他们说集中营里制造的一切都是用“屁力”造起来的；nasedha是指“密探”，他们刻意颠倒现实，把最糟糕的集中营说成拥有最多特权的地方。[2443]然而，随着故事一页页地（对古拉格人来说，则是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过去了，这正是索尔仁尼琴的意图），恐怖事件不断累积，读者渐渐意识到，尽管数百万人被杀害，但是人类精神永远不死，希望和黑色幽默让那些活下来的人即使不能散发活力，也绝不停止思考。在最后几章中，肯格尔集中营发生了为期四十天的暴动，尽管它最后遭到残酷镇压也在意料之中，但是读者为之振奋，相信理智、清醒和善良终将胜利。[2444]因此，这本书虽然恐怖、凄惨、令人窒息，但是正如索尔仁尼琴希望的那样，最终并非完全无望。它警告我们失去自由意味着什么，同时也警告独裁者他们最后的下场一定是失败。读者历经磨难，依然不会绝望。正如W. L.韦伯在《卫报》上评论这本书所说的：“生活在这个年代却对这本著作一无所知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的傻瓜，因为他们错过了时代意识中至关重要的部分。”[2445]
与西方发生的任何事件相比，索尔仁尼琴和梅德韦杰夫兄弟描述的共产主义世界的不自由或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切要恶劣得多。其暴烈程度和受害者之众都凸显了自由、平等和正义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脆弱的。20世纪60年代初，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探讨了自由，在这十年接近尾声的时候，在人们经历了打着民权旗号的动乱之后，几位哲学家又谈起了同样的话题。
在1969年发表的《自由四论》一书中，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基于哈耶克的观点，提出要想获得自由，人们需要私人生活领域，在这个私人领域里，他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自由自在，不受任何限制。伯林于1909年出生于当时隶属沙俄的里加，6岁时迁往苏联。1921年，他和家人搬到英国，就读于牛津大学，做过全灵学院的研究员，后来任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是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的首位院长。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自由（liberty）就是指自由（freedom）。[2446]他有句名言是这样写的：“一切事物都有其本来面目：自由就是自由，不是平等或公平或公正或文化，或人类幸福或沉默的良知。”[2447]伯林极力指出，一个人的自由可能与另一个人的自由相冲突；这种冲突有时确实不可调和。他提出的第二和第三个观点是，在他所说的“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基于这种分析，他认为，消极自由是“一种绝对不能侵犯的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如果它受到侵犯，个体就会觉得自己所处的空间太狭窄了，甚至无法确保自身的天然才能获得最低限度的发展，而恰恰是这种发展使他有可能追求，甚至构想人们认为善良、正确、神圣的东西。由此他得出结论，必须在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划一道界线……离开应用自由的充分条件，自由的价值何在？”[2448]伯林认为，有关消极自由的学说是相对现代的（不是古已有之的），而且不受侵犯、不受干扰的愿望“已经成为高度文明的标志”。在伯林看来，消极自由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所代表的主张，更因为它是一个朴素的概念，因此，善意的人都能就此达成共识。
另一方面，积极自由要复杂得多。[2449]他说，这关系到围绕个人意欲“主宰自己”的所有问题。因此，这个概念涉及政府、理性、社会认同（种族、部族、教会）和真正自治的问题。如果说获得自由的唯一真实的方法是运用批判理性，那么影响批判理性的一切因素都会发挥作用，如历史学、心理学、科学。正如伯林所说，“所有的矛盾及最终的悲剧，都归因于理性与非理性或理性与欠理性之间的冲突”；只要人是社会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就取决于别人对他的看法和感受。他说，很多人没有得到认可，没能成为自己希望的样子，这在当时是某些国家、阶级、职业和种族之“大悲”。[2450]他说，这种情况与自由很相似，人们可能依然热切地需要自由，却不是自由本身。伯林说这些的目的是强调不存在“最终解决方案”（语出伯林），不存在“解开所有谜团、化解所有矛盾”的终极和谐，不存在“人类的各种目标都能一致实现”的标准答案。他说，人类有许多目标，并非所有的目标都一致，其中有些目标始终处于敌对状态。这是人类的处境，我们必须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自由，只有参与政治制度才能实现自由。获得自由总是不易的，对此，我们应该心如明镜。[2451]
雷蒙· 阿隆的《进步与幻灭》（1968）和赫伯特· 马尔库塞的《论解放》（1969）都认为20世纪60年代是至关重要的十年，这十年表明科技才是自由的真正威胁，不仅因为众多大学与军事扯上关系，进行武器设计和武器研发，还因为心理学的转型普遍支持了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和性革命。[2452]他们认为，整个自由观得到了扩展，特别是在第三世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还有待解放；借助电视的普及，西方消费品涌入，剥削新的一批人。同时，在西方发达的民主国家，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正在体验一种新的自由，即个人解放，在新心理学的帮助下洞察自己的个性。马尔库塞尤其期待一种新的政治“美学”，艺术和创作借此会使人们感到更充实，同时又能建设他所谓的更“美好”的社会、更美丽的国家。他说，到了那个时候，谈论乌托邦就变得恰当了。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则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自由观——自由是什么、自由的命运如何？麦克卢汉于1911年出生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市，1943年在剑桥获博士学位，并与F. R.利维斯和I. A.理查兹共事，后者是新批评的创始人，给予他思想上的自信并令他迸发极强的创造力。麦克卢汉的主要兴趣是新型“电子”媒介对人的自我意识和行为的影响，但是他又认为这会对自由产生重要影响。麦克卢汉对个体及个体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的看法与其他人大不相同。
麦克卢汉认为，历史上有三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字母表的发明、书籍的发明，以及首个电子媒介即电报的发明，不过他认为电视的诞生也是一次划时代的事件。他的写作风格是引经据典，大量使用格言警句，看得出来他学识渊博，但有时候又令人费解，不太容易读懂。他认为，字母表的发明本质上摧毁了部族人的世界。部族人的特点是口头文化，虽然这个世界主要是听觉的，但是各种感觉都处于平衡状态，“谁也不会明显地比别人懂得更多”。[2453]他写道：“即使放在今天，部族文化也无法理解个体的概念或分离而独立的公民概念。”语音学字母表的出现仿佛给这个世界“投放了一枚炸弹”。字母表不同于象形文字，其组成要素本质上是无意义的、抽象的；它们“削弱了听觉、触觉和嗅觉的地位”，提高了视觉的地位。其结果是，完整的人变成了支离破碎的人。“只有字母文化作为社会和心理组织的手段成功地掌握了相互关联的线性序列。”[2454]他认为，与“文明”人相比，部族人相互间的相似性更小，书籍的到来加速了人类日渐相似的过程，导致民族主义、宗教改革运动、“流水线及其产物工业革命、有关因果关系的整体概念、笛卡尔和牛顿的宇宙观、绘画中的透视、文学中的叙事年表以及内省的心理模式（它极大地强化了个人主义倾向）”。[2455]但是，随着电子媒介的出现，麦克卢汉认为，这个过程正被逆转，我们将看到一种复活的部族人。
使麦克卢汉声名大噪（抑或声名狼藉，这取决于你的态度）的观点是“媒介就是信息”以及他将媒介分为“热”（hot）媒介和“冷”（cool）媒介的做法。“媒介就是信息”有两层意思。第一，如上文所述，媒介决定生活中很多其他东西；第二，我们都设想媒体报道“故事”或“新闻”的方式与事件的实际内容同等重要。换句话说，内容只是故事的一部分：电子媒介还传播态度和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种集体体验，他认为这意味着一种部族化的回归。[2456]
面对一张高清照片，观众能毫不费劲地看出它所传递的信息，这就是“热媒介”。[2457]另一方面，面对一幅漫画，观众需要费点力气才能完全理解它所传递的信息，这就是“冷媒介”。收音机是热媒介，电视是冷媒介。讲座是热媒介，研讨会是冷媒介。在电视文化的时代，政治领袖比传统的政治家更像部族首领：他们不仅是追随者思想上的领袖，还要发挥情感和社交作用，使支持者/追随者感到自己是集体的一员。[2458]
麦克卢汉认为，所有这些完全改变了自由的概念：“开放社会是语音文字的视觉产物，与今天重新部族化的年轻人无关，而作为言语、耳鼓和听力技术产物的封闭社会就此获得了新生。……识字的人是异化了的、心灵干涸的人；重新部族化的人得以学会一种更加丰富、充实的生活……他们在情感上深刻意识到自己与全人类相互依赖。在陈旧的‘个人主义’的纸媒社会，个人只能‘自由’地被疏离、异化，是被剥夺了部族梦想的无根的局外人；新的电子媒介环境迫使人们承担义务、亲身参与，满足人类更为复杂的精神和社会需求。”[2459]麦克卢汉清楚如何换个角度看待熟悉的范畴，他预见到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意大利可能会每天减少五小时的电视播放时间以促进大选期间的报纸阅读量，或者委内瑞拉为了缓和政治紧张的局势可能会鼓励民众看电视。[2460]在麦克卢汉看来，所谓“公众”就是指“支离破碎的个体以特定的方式凝聚在一起，就像生产线上的齿轮一样，虽然各不相同但又能够以基本相同的方式运行”，这一概念不如“大众社会”的提法受欢迎，因为后者“鼓励个体多样性，与此同时，个体对每种刺激因素都会即时做出反应并相互影响”。[2461]
这似乎改变了独立个体的概念，但是麦克卢汉接着又大胆预言，在这个新世界，大城市行将消亡，汽车和股市将被淘汰，工作的概念将被角色取代。虽然麦克卢汉在众多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创造性，但（到目前为止）他是错误的。
另一种非常类似的看法来自法国作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于1967年发表的《景观社会》，这部著作很久之后才被译成英语。德波认为景观（主要是电视主导的社会，同时还包括体育运动、摇滚音乐会、精心安排的政治）是现代社会的主要产物。他说，景观基本上包括统治阶层“连续不断的自夸式独白”和其他人的顺从：“观众仅仅与中心保持单向联系，观众之间相互隔离……观众在哪儿都不自在，因为景观无处不在……景观的社会功能是具体制造异化……与景观相对应的是这个历史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商品完成了对社会生活的殖民……满眼都是商品；我们看到的世界是商品的世界。”在德波看来，景观社会远谈不上是一种自由的形式，而是异化的最终形式，之所说最终，是因为人们认为自己正在充分地享受自由，但实际上他们不过是消极的看客而已。书中还有大量篇幅涉及历史，谈到了黑格尔、马克思和乔治· 卢卡奇，德波在其中认为景观社会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最终之平庸的胜利。（他研究的一个“文本”是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的第一幕：“哦，先生们，人生是短暂的！……如果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践踏国王。”）在后来的版本中，他说他认为可敬的国会图书馆长丹尼尔· 布尔斯廷（于1972年出版著作《形象》）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因为他认为商品在真实的个人生活中“被消费”了，而德波则认为即使是在做广告的剧院中，个人商品的消费本身也是一种景观，这就否定了以往的“社会”观。因此德波认为，景观社会意味着人类在朝着更高的自我意识前进时最终遭遇失败。人类不仅殚精竭虑、备受奴役，而且连生命都遭到否定；人类受到以景观社会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的诱骗，误以为自己是自由的。[2462]
在以赛亚· 伯林看来，相较于积极自由，多样性的消极自由才是基本的自由形式。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则认为，正义先于自由，哪怕就领先那么一点点。罗尔斯在1971年完成并于一年后发表的《正义论》，被同为哲学家的罗伯特· 诺奇克认为是自约翰· 斯图尔特· 密尔以来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罗尔斯认为，正义的社会应该在事实上保障绝大多数人享有最大的自由，因此，了解何为正义，如何获得正义就变得至关重要。他特别反对功利主义传统（行动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其有用），试图用“更理智”的东西取代洛克、卢梭和康德的社会契约论。这使他提出这样的观点：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正如真理在思想体系中头等重要”，对正义的最好理解是“公平”。罗尔斯提出的实现公平的方法广受关注。为了实现公平，他提出了“原初位置”（originalposition）和“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观念。[2463]
在原初位置，假定订立契约（用契约规则治理社会）的个人是理性而无知的。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富裕还是贫穷、老迈还是年轻、健康还是柔弱；如果有神的话，他们不知道要追随哪个神；不清楚自己属于哪个种族，是聪明还是蠢笨，不了解自己缺乏或是拥有哪些天赋。在原初位置，谁也不清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因此人们是“在无知之幕的背后选定了”正义的原则。[2464]罗尔斯认为，用这种方法，无论选择何种社会制度，参与选择的人“会告诉彼此，他们是在大家一致同意的条件下相互合作的，即在自由、平等、公平的情况下会一致同意的条件”；“一个社会如果用公平面对正义，那么这个社会要形成自发方案也就为时不远了，因为它符合自由和平等的人在公平的情况下都会赞成的某些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成员是独立自主的，他们承担的义务也是自愿的”。罗尔斯还说，在原初位置和无知之幕的前提下，还有两个正义原则，其顺序是这样的：（1）每个人都平等享有最广泛的基本自由，又不妨碍他人的自由；（2）社会和经济领域的不平等应得到妥善的安排，（a）使人们有理由希望这两种不平等对自己有利，（b）使其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责相关联。[2465]换句话说，罗尔斯写道：“一切社会价值（自由和机遇、收入和财富、基本的自我尊重）都应该是平等分配的，除非这些价值中任何或所有的不平等分配都符合每个人的利益。”他的后一个观点更具争议。例如，他认为自我尊重是“善”，是正义社会中理性的人自然应有的品质。他谈到了妒忌和耻辱。这些直接导致他与哈耶克等人产生了分歧，罗尔斯认定社会正义实际存在；而以赛亚· 伯林则认为，对于某些特定群体而言，不存在充分的积极自由，因为人们没有像处于原初位置和无知之幕后的理性人那样对待这些群体。因为正义的第一原则（正义视同公平）优先于第二原则，所以弱势群体的基本自由应优先于财富或收入的不平等，无论这种不平等是多么地对所有人有利。换句话说，假定黑人在白人的统治下比黑白混合的统治下（比方说）状况好得多，如果与白人相比，黑人被剥夺了更多的自由，那么这仍然是错误的（非正义、不公平）的。权利的平等高于一切。
这样，罗尔斯写下了书中最具争议的章节，“公民不服从的正当性”。[2466]他在书中指出，如果大多数人，也可能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政党，拒绝给少数人同等的自由，那么公民就有理由不服从。他说，首先要努力修订法律；公民不服从应该始终是最后一着，要考虑到其他少数群体也有可能采取公民不服从的手段，那样的话，就可能威胁到全局，带来完全丧失自由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不服从就不是正当的。不过这些都是技术性问题。他认为自尊是天然的善，在一个自由和公平社会里，理性的人都追求和期待自尊，这样，罗尔斯为曾经在哈耶克手中遭受荼毒的社会正义的观点正名了。
罗尔斯提出原初位置和无知之幕是为了得出正义（公平）的社会所要遵循的原则。他在哈佛大学的同事罗伯特·诺奇克（Robert Nozick）对此提出了批评。诺奇克更多地继承了哈耶克的传统，倾向于首先考虑事物的实际情况，社会的实际组织情况，而不是像罗尔斯那样首先假定存在某种完美的世界。[2466-0]1974年，他发表了《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罗尔斯《正义论》的回应。诺奇克在书中指出，一切“模式化”的正义（如“平权行动”）从道义上看都是错误的；与放开的权利相比，它侵犯的个人权利更多，因此，相对于它惠及的人数，弊大于利。[2467]诺奇克认为，罗尔斯的论点中有诸多逻辑错误，但是他最重要的实质性观点是向任意社会情境提供“权利”的概念。[2468]处在罗尔斯的原初位置、身处无知之幕后、建立社会规则的个人完全不清楚自己的特征——财富、地位、智慧等。诺奇克认为，实际生活中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罗尔斯的原初位置学说不充分。逻辑上同样重要的是，人们拥有各种与生俱来的天赋才能。你可以说这是一种不平等，但这属于特殊类型的不平等，正如一个人拥有较多某样东西（比如智慧）在本质上不等于社会上的其他人拥有的就少、情况就会更糟糕。一个人拥有的天赋才能较多并不意味着其他任何人会被剥夺那种才能。因此，强迫社会成员消除天赋差异及由此引起的不平等，是错误的，诺奇克如是说。而如果拥有特别天赋的人还用这天赋为社会谋利（这是常事），那么强制消除天赋差异就是错上加错了。诺奇克刻意举了许多荒诞的例子突出罗尔斯论点中的错误。例如，他将医疗服务与理发服务相比。谈到医疗，我们一般认为提供医疗服务时优先考虑的是患者的“需求”而不是支付能力。这适用于理发吗？是不是该先向有刮脸需求的人提供理发服务？还有个例子，假定四个男人追求一个女人。我们该让她自己选择嫁给谁还是该让这些追求者投票决定？如果说获得成功的那个追求者比其他人更“需要”这个女人，这说得通吗？诺奇克举这些例子的目的是要证明罗尔斯提出的安排事情的理论太简单了，其次，还要强调生活中很多领域应该留待个人去行动或决定，让个人自由地运用天赋才能，因为这些才能既没有侵害别人，也没有影响社会运转。这些思考使他得出这样的观点：只有发挥最基本的保护功能的低限度国家才可能在道义上是合理的。[2469]
在哈佛大学，从哲学系走几百码就能看到心理学系的威廉· 詹姆斯教学楼，这幢楼因纪念伟大的实用主义者威廉· 詹姆斯而得名。正是在这里，B.F.斯金纳（B. F. Skinner）于1972年发表了谈论自由的杰作《超越自由与尊严》，当时也正值罗尔斯和诺奇克驻校期间。斯金纳不是以哲学家的身份，而是以一名心理学家的身份在写作，他异常清楚地表明，很多传统的哲学观点是错误的。[2470]不过，他首先关注的不是平等及平等与自由的关系，而是自由的基本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著作极具哲学性。作为一名科学家和生物学家，斯金纳认为人性是进化的产物（因此，很大程度上有遗传学根据）和对环境的适应。在斯金纳看来，改变（意指改善）人类的唯一办法是改变环境。他的第二个论点是，真正的自由实际上从未存在过，也不会存在。人性是人的（进化）历史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人本身就受到一定的控制。对斯金纳而言，自由只是一种状态，一种人不觉得自己受到控制的状态。[2471]他说，自由主要不是指感觉，而是指行为。换句话说，自由是指环境中缺乏令人厌恶的刺激物，我们所说的自由感实际上源于这种刺激物的缺席。对拥有不同历史的不同人群来说，这些负面刺激物是不一样的，不过他在书的末尾几章中试图勾勒出一种负面刺激物处于最低水平的文化。[2472]斯金纳希望看到人类发展出一种行为技术，这种技术承认：人性，即由众多个人组成的集体的天性，是影响基因构造的各种偶然性发生作用（奖惩）的结果。斯金纳认为，不存在自主的人，或确切地说，如果我们想获得真正的自由，轻松面对自己的真实天性，那么我们就要弄清自主的限度。
斯金纳说，控制与惩罚是人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环境必须具备的方面，但不要把控制与惩罚看成坏事，它们只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自由的途径——当自由是指不存在负面刺激物。（这段话写于学生运动高潮期。）创造更好的环境，我们就会变成更好的人。因此他批评了有关（学生）“精神危机”、毒品问题和赌博问题等众多观点。这些问题不是源于人性，不像侏儒的产生是源于胚胎的缺陷，而是源于社会控制方面的管理不善：“所谓自主的人是用来解释我们无法用其他方法解释的东西的一种策略。我们的无知造就了他，随着我们的理解日益增多，构筑他的材料就消失了。科学不会使人类丧失人性，只会为人类增加光辉。”[2473]
斯金纳的影响力从来没有能够与罗尔斯或诺奇克或哈耶克相提并论，部分原因是他几乎没有阐释如何改善自由，但是主要原因是，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大背景下，大多数人认为自由和正义是一回事。
“漫长的60年代”于1973结束，它完全不像通常所刻画的那样轻佻肤浅。一种正面的看法认为，它是战后最重要、最关键的时期，当时由于人类的心理和自我意识正在发生改变，人们的基本状况，如自由的天性，受到了威胁和管制。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学开始向个人心理学转变，旗帜鲜明的（种族、性别、学生）新型团体的出现不仅改变了自我意识，还改变了政治，一如汉娜· 阿伦特所预言的。本书后续篇幅中发生的很多事情和20世纪最后25年中涌现的很多思想，必须置于这一背景下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31 长时段
1965年9月至11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埃尔塔宁号”考察船行驶在太平洋—南极洋的边缘地带，收集海床的常规数据。这艘船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拉蒙特—多尔蒂地质观测站的实验室。由于需要掌握海军潜水艇及其所处的环境，海洋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此后，深水核潜艇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海洋学的突飞猛进。拉蒙特研究所是该领域最活跃的机构之一。[2474]
在1965年的那次航行中，“埃尔塔宁号”蜿蜒往返于位于南纬51度的深海地质结构太平洋—南极洋海岭（Pacific-Antarctic Ridge）。船上有专门的设备用来测量海床岩石的磁性。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发现，由于某种原因，该地区岩石的磁极有规律地逆转，每一百万年左右逆转一次，这种逆转规律向地质学家们提供了有关地表历史的大量信息。负责“埃尔塔宁号”航行第19、20、21航段的科学家是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沃尔特· 皮特曼三世（Walter Pitman Ⅲ）。他在船上忙得不可开交，反复察看仪器是否正常工作；回到拉蒙特以后，他拿出图表查看信息。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系列黑白条纹，记录了一段海底的磁场异常情况。每当磁场异常地改变方向时，记录设备就从黑变白再变黑，不断变化。在11月的某天，某页记录“埃尔塔宁号”从太平洋—南极海岭以东500公里处往太平洋—南极海岭以西500公里处航行过程的打印数据清晰地显示，海岭附近的图像呈现出完全的对称。[2475]这种对称只有一种解释：海岭两侧的岩石在同一时期形成，“并占据了各自的位置，因为它们发源于海岭，后来才扩张到海床。换句话说，地球深处出现岩石，并越过海底向外扩张，将大陆推移开去，才形成了海床。最终，海底扩张（seafloor spreadin）的说法证实了大陆漂移学说”。[2476]回想起来，1915年阿尔弗雷德· 魏格纳才首次提出了大陆漂移说，用以说明世界大陆的分布和生命形成的模式。基于他收集到的证据，他认为这一学说理所当然，但是很多地质学家对此不以为然，特别是美国的地质学家。他们是“固定论者”，相信大陆是坚硬的、静止的。实际上，多年来，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地质学家是有分歧的。但是随着核潜艇的出现，美国海军迫切需要有关太平洋的大量信息，因为这片水域位于美国及其主要敌人苏联之间。这项研究的基本结果是太平洋下面的磁场异常，形似巨大的“厚板”，以大致平行的线条散开，主要是北南走向，每块为15至25公里宽，数百公里长。这就引发了一道数学题：每100万年（地球磁极发生变化的平均时长）扩张25公里，那么每年就扩张2.5公分。这意味着太平洋正每年以这个速度扩张着吗？[2477]
漂移学说者还有其他证据提供支持。1953年，法国地震学家让·皮埃尔·罗泰（Jean Pierre Rothé）在伦敦皇家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出示了一张地图，上面记录了大西洋和印度洋地震的众多震中位置。[2478]这一证据展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表明很多地震与大洋中的海岭有关。而且，火山距离海岭越远，就越古老，越不活跃。战争的另一个副产品就是，科学家分析了原子弹爆炸引起的影响全球的地震波，其研究结果惊人。人们发现，洋底厚度仅为4英里，而大陆厚度为20英里。就在“埃尔塔宁号”航行一年前，英国的地球物理学家爱德华·克里斯普·布拉德（Edward Crisp Bullard）爵士用最先进的水下声学探测方法重新测量了大西洋边缘，这种方法不仅用到海平面等高线，还用到1000米深的等高线，在这个深度，大陆之间的对称性竟然更加完整。[2479]纵使有这些证据，但是直到“埃尔塔宁号”记录的对称图表问世后，“固定论者”才被最终打败。
在此基础上，1968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威廉·杰森·摩根（WilliamJason Morgan）提出了一种更为极端的“移动”（mobilist）论。他认为大陆是由一系列球形板块或“构造”板块在地表缓慢推进形成的。他认为这些板块（厚度大约为100公里）的运动可以解释地球上发生的大多数地震活动。这一有争议的观点很快得到了支持，当时在太平洋海底发现了很多“深海沟”（deep trenches），即俯冲带（subduction zones），达700公里深。就是在这些地方，海底又被并入基本地幔（其中一条海沟从日本延伸到俄罗斯的堪察加半岛，长1800公里）。[2480]
大陆漂移和构造板块漂移起初仅受到地质学界关注。但是地质学是一种历史。而对遥远过去的发现正是一20世纪在科学领域的大成就。虽然这些发现仍旧是零散的，但它们是一致的，甚至用某种浪漫的一致性为以人类活动为高潮的历史故事、历史叙述提供依据。这也许是20世纪思想的最高成就。
在与“埃尔塔宁号”航行发现的同一年，来自六个国家的27位科学家在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参加会议，讨论早期美洲的人口构成。与会者都是来自国际第四纪协会的会员，是对四大基本地质时期中的最后一个时期感兴趣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地理学家和人种学家，他们提交的论文都涉及一个主题：白令陆桥（Bering land bridge）。虽然克里斯托弗· 哥伦布因为在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而举世闻名，但是不管你接受与否，很多学者相信，中世纪的北欧海盗维京人早就发现了美洲，而新大陆上遍布的“土著”居民早在一万多年前就已经来到此地了。我们知道，1959年左右，古生物学家开始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智人于数十万年前发源于东非大裂谷。构造板块研究显示，这片山谷处于板块边缘，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人类起源于此，只是我们对其中的缘由还不清楚。从那以后，人们认为，除非人类在世界上不同的地区各自进化，不然人类必然以某种至少理论上可循的顺序在地球上扩散。距离东非最遥远的大陆是澳大利亚、南极洲和美洲。早期的人类要到达美洲，他们要么经历遥远的航程，并且拥有足够多的船只，有一定数量的人口，以便在目的地繁衍（而他们事先对这个目的地并不知情），要么就必须翻越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之间的狭长（56英里）隘口。斯坦福会议正是要讨论这种可能性。
这些观点并不新鲜，但是这次会议上出现了考古学和地质学方面的证据，这些证据首次使迄今为止模糊的画面生动了起来。这些证明表明，人类穿过陆桥的过程一共有三波（three waves），前两波发生在40000年前至20000年前之间，第三波发生在13000年前至12000年前之间。[2481]这段漫长的迁移主要是由于冰河时代，它冻住了极地冰川的大量水域，海平面降幅达100米（白令海峡深50米）。有关三次迁移的观点最初源于对手工制品和殡葬技术的分析，后来则源于对艺术、语言和基因的分析。斯坦福会议一年后，丹佛的C.万斯·海恩斯（C. Vance Haynes）通过计算指出，一个由30位猛玛象捕猎者组成的部落，在500年内可以发展出425个部落，人数多达12500人。第三波迁移大潮主要是克洛维斯（Clovis）捕猎者，他们将颇具特色的矛头（最初发现于新墨西哥的克洛维斯，靠近德克萨斯州边界）带到了大陆各地。按照海恩斯的计算，他们要在500年内到达墨西哥，只要每年向南迁移4英里就能水滴石穿。于是乎，在美洲早期人类的研究领域内，地理学和人种学的证据也能够相互印证，也非常符合“一则大故事”的叙述。
与对美洲的研究相比，对非洲历史的发现毫不逊色。这期间，影响深远的作品有巴兹尔·戴维森（Basil Davidson）于1959年首次出版的著作《古老非洲的再发现》，这本书颇受欢迎，到20世纪60年代初，已经多次再版。[2482]它源于非洲研究领域的爆炸性成果，被戴维森加以系统性的整合。他的成就是，揭示“黑暗大陆（非洲）”根本不是那么黑暗；虽然曾经遭到西方一些著名史学家的否认，但是它确实有着灿烂的历史，从公元前2000年以来，非洲曾经出现过若干有着相当复杂程度的文明。
戴维森研究了非洲各地，从北部的埃及和利比亚向西至加纳、马里和贝宁，再到东部的赞吉（或辛吉）海岸，及中南部的罗得西亚（今天的津巴布韦）。他谈到，“黑人”大约在前5000至前3000年出现，为其判断提供支撑的是在王朝统治前埃及遗址中发现的约800块头盖骨的分析研究，以及早期迁移的证据——例如，从尼罗河到西非（“40天的路程”）的迁移。他还描述了埃及王朝没落时崛起的库什文化和距离现代喀土穆大约100英里远的梅罗伊（“非洲的伯明翰”）的巨大熔渣堆。除了宫殿和寺庙，只有一小部分得到了挖掘，熔渣堆能证明梅罗伊有强大的炼铁能力，这也是该地区得以积聚巨大财富的原因。[2483]戴维森描述了伟大的海滨文明贝宁、基卢瓦、布拉瓦、桑给巴尔和蒙巴萨，不过他最出色的章节谈论的是伟大的内陆文明桑海、杰贝尔乌利、恩加卢卡、大津巴布韦和马邦谷布韦，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方远离外来文明的影响，不曾受到国际贸易和随之而来的思想的复杂影响，最能反映非洲的成就。恩加卢卡（Engaruka）位于肯尼亚和坦噶尼喀（现在的坦桑尼亚）的边境，1935年，一位地方官员首先发现这个地方，后来路易斯· 李奇对其进行挖掘。李奇发掘出一座主城，包括将近7000间房屋，他认为，常居人口至少有30000到40000人。房屋结构良好，有露台和雕刻，他认为这些雕刻是“部落标志”。[2484]恩加卢卡距离海滨300英里，东非大裂谷的陡峭悬崖为它构筑了天然的屏障，因此它保存状况良好，李奇认为，它所处的年代应该是17世纪。另外还有些石结构，他认为是灌溉水道和单独殡葬的证据。后来的挖掘工作表明，这座城市周围还有8000英亩曾经盛产谷物的土地，人们把多余的谷物经由道路销往北方和南方——道路两边是上百所房屋构成的众多村庄。大约公元500年起，炼铁技术经由非洲这一地区向南传播。
大津巴布韦（Great Zimbabwe）是一大群石结构遗址，距离连接哈拉雷（戴维森的著作出版时还叫索尔兹伯里）和南非的约翰内斯堡的主要道路仅几英里远，以“卫城”和椭圆形“寺庙”为特色。所有建筑物使用的材料都是从当地岩石层上开采的花岗石、平石、砖石等。防御工事的形状和带有露台的城垛都与数百英里外的杰贝尔乌利的建筑物有着某些相似之处，这说明当时很可能存在远距离的商业贸易和思想交流。大津巴布韦和马邦谷布韦都靠近大矿区中心（金矿、铜矿、铁矿和锡矿），这些矿区北至赞比亚和比属刚果（现在的扎伊尔），南至比勒陀利亚和德兰士瓦省的约翰内斯堡。一些学者相信，大津巴布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主要兴盛时期为公元600至1600年间。[2485]
马邦谷布韦（Mapangubwe）不如大津巴布韦有名，却更具神秘色彩。它在200英里以南、林波波河对岸的一座平顶山上被发现。当地人将其视为“恐怖之地”，但最终还是有人亲赴此地（经过一条狭窄的“烟囱”——上面凿有相互对称的小孔，使“烟囱”内壁构成一部梯子），平顶山的顶部大约有数千吨从周围乡村运来的泥土，显然证明了农耕文明的存在。但是最吸引发现者们关注的是黄金制品和骨架。[2486]其中一具骨架（一共出土了23具）的手上戴着黄金做的镯子。对这些骨架的分析没有发现黑人特征，他们极有可能是“前黑人”。殡葬仪式是班图式的，但是骨架与霍顿督人有相似之处，也与海滨地区发现的人骨有些类似。他们埋葬人和牲畜，这是宗教存在的证据。
戴维森谨慎地强调，非洲还有很多东西等待发掘。但他已然达成自己的目的，他与钦努阿· 阿契贝、沃莱· 索因卡等人一起，为证明非洲有自己的声音和历史贡献了力量。而且，戴维森还为覆盖全球的人类历史补上了浓墨厚彩的一笔——他还在书中研究了石器工具和冶金技术的传播方式。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一样，超越个人的更为强大的力量将决定非洲的历史进程。[2487]
在20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历史学学科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乃是，它不再关注显赫人物的个人行为，而是关注更大范围的历史力量——经济、社会、地理、气候等。在这种整体范式中，出现了两个最多产的思想学派，即法国的年鉴学派和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20世纪6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发表了三本极具影响力的作品：菲利普· 阿里耶斯的《儿童的世纪》（1960）、埃马钮埃尔· 勒华拉杜里的《郎格多克的农民》（1966）和费尔南· 布罗代尔的宏大著作三卷本《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1967）。20世纪60年代，年鉴学派经历了第三次繁荣（第一次是在20世纪20年代，第二次是在20世纪40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