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底，“阿波罗8号”全体人员完成危险的环月任务返回地球，他们通过广播与世人分享了《圣经》中的片段。弗兰克· 博尔曼引用《创世记》说：“地是空虚混沌。”[2556]比尔· 安德斯继续道：“渊面黑暗。”人们对此感到不悦，无数观众致电美国电视网，投诉说那一刻不该出现宗教。即使你不是哲学家，也应该明白，无论是在卫星出现之前或是之后，太空研究领域发生的革命与众多观测发现和理论鲜少能与传统宗教思想一致。人类是进化而来的，宇宙也是。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等现代科学并非现代世界中给宗教信仰带来最多变化的学科。不过二者也并非毫不相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主要宗教经历了三次发展。其中两次关乎基督教，第三次则涉及东方的宗教，特别是印度。（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源于1948年以色列建国。）西方人对东方宗教的兴趣日益高涨将在下一章探讨。这里，我们将考察批评基督教的两大思想领域。
简而言之，这两大领域便是存在主义和科学的新发现，特别是在所谓圣地的中东地区的考古发现。在以色列建国前一年，即1947年，发生了自1922年图坦卡蒙墓出土以来最壮观的考古发掘工作。这就是在库姆兰（Qumran）发现的“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当时一只任性的山羊顺着俯瞰内海的崖壁往上爬，一位名叫穆罕默德· 阿狄布的阿拉伯男孩因为追赶山羊而在一个洞穴中发现了它。这个男孩很难与发现拉斯科洞窟的几名男孩相提并论，因为穆罕默德发现古卷之后接着发生的事件涉及十分黑暗的交易。这一地区在政治上高度不稳定，本地商人甚至宗教领袖试图隐瞒真相，他们将古卷藏起来，掩埋在泥土中，导致很多古卷被毁。几个月后，事情才曝光，等到专业的考古学家终于走进穆罕默德最初无意间发现古卷的洞穴时，很多古卷已经面目全非。[2557]
即便如此，古卷的意义也不容小觑。在那之前，有关《圣经》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还是F. G.凯尼恩（F. G. Kenyon）于1940年发表的《〈圣经〉与考古学》。一般来说，它认为科学的要义在于证实《圣经》的记载，特别是耶利哥城，《圣经》上说，它存在于大约公元前2000至前1400年间，后被毁。古卷的意义则更加深远。它们属于巴勒斯坦的一个早期教派，这个教派存在的时间在大约从公元前135至前70年耶路撒冷毁灭前不久。[2558]古卷包含《圣经》的部分早期文本，包括《以赛亚书》。当时，在《圣经》是如何结集成书这个问题上，学者们存有分歧；很多学者认为，在头几个世纪，针对哪些应该被收录哪些应该被剔除，有过一场论战。换句话说，据此而言，《圣经》也是进化而来的。但是库姆兰古卷显示，在公元1世纪，《旧约》已经大致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了。库姆兰古卷的另一个也是更具煽动性的意义在于，正如研究显示的，它们属于一个名叫艾赛尼派（Essenes）的极端禁欲主义教派，这个教派有一位正义之师，其信徒自称扎多克之子或光之子。[2559]库姆兰古卷中没有提到耶稣，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耶稣的生活方式有明显的差异。但是，这个极端教派存在于我们一般认为耶稣业已经存在的年代，十分有助于说明基督教的出现过程。库姆兰古卷中提及的事件在《圣经》中要么得到确切的描述，要么在《圣经》中以稍加掩饰的寓言形式出现。因此，人们认为，耶稣很可能是一个类似的人物，起初是作为犹太教派的领袖开始传道生涯。[2560]
有关这段历史的背景，近年来又有学者加以补充，其权威性和煽动性574对基督教构成了严重的威胁。1950年8月12日，罗马教宗庇护十二世发布《人类》通谕，反对“进化主义、存在主义和历史主义等非基督教的极端哲学，因为它们在传播错误的观念”。[2561]这份通谕并不完全是防御性的：它号召天主教哲学家和神学家研究这些哲学“以便与之战斗”，同时它承认“每种哲学都包含一定程度的真理”。[2562]通谕还谴责一切“证伪《旧约》中有关《创世记》记载的企图”，认为进化观点是未经证实的事实，坚持认为不能教授（即接受）多元发生论（认为人类进化过程发生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而且不止一次），“因为在原罪这个问题上，多元发生论还不能与教会的传统教义相调和”。[2563]通谕批评了存在主义，谴责了海德格尔、萨特等人，因为他们的理论让很多人感到忧郁和焦虑。
对于存在主义、进化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更生动更独特的（当然也更有趣味的）批判，并非来自梵蒂冈，而是来自独立的神学家，他们自身在某些情况下也与罗马教会不和。例如，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是一名杰出的宗教存在主义者。他于1886年8月生于勃兰登堡附近的一座小村庄，曾经在柏林、图宾根和哈雷研究神学，并于1912年被授予神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德国军队担任牧师，后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马堡大学任神学教授，其间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影响。1929年，他到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教授，开始接触法兰克福学派。[2564]他的著作影响巨大，特别是《系统神学》（两卷本，1953—1957）和《存在的勇气》（1952）。蒂利希热烈拥护社会主义的目标，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很多方面，因此，纳粹掌权后旋即开除了他。所幸那年夏天雷茵霍尔德· 尼布尔恰巧在德国，于是邀请他去了纽约的协和神学院。
蒂利希对基督教神学进行了彻底的反思，他首先着眼于常识性的命题——最基本的事实是：人们对于上帝存在的感受是有而不是无；很多人感受到了上帝的存在；有原罪（他认为弗洛伊德提出的欲望是原罪驱动力的现代版）；赎罪是接近上帝的一种方法。[2565]蒂利希认为这些感受或想法很自然，不需要复杂的解释；事实上，他认为它们也是理性的形式，与科学的或分析的理性一样——他谈到了“狂喜的理性”和“理性深度”：“理性深度表现的是非理性的东西，但是它先于理性并通过理性得到彰显。”换句话说，他想说的似乎是，直觉是一种理性，是神存在的证据。狂喜的理性就像启示，如同“神性的惊讶”，它传达的是“陷入神秘而又兴奋敬畏”的感受。[2566]《圣经》和教会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了；它们不需要解释；它们只是反映上帝存在的现实。蒂利希追随海德格尔，相信人要创造自己的人生，像上帝那样，从无到有，以基督独特的奇迹为指引，展现存在的自我和本质的自我之间的差异，在此过程中，使人远离在他看来已成为人类主要困境的“虚无的焦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蒂利希重访欧洲，他这样总结对神学界的印象：“今天的欧洲已经不是昔日的欧洲，那时卡尔·巴特（Karl Barth）还是言论的中心；如今鲁道夫·布特曼（Rudolf Bultmann）取而代之了。”[2567]战后二十年间，布特曼提出的“去神话”（demythologising）理论对神学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特的影响相媲美。巴特认为，人的本性不会改变，不存在道德进步，生命的中心事实是原罪和恶。他反对关于人类一直在进步的现代信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使巴特的观点变得极为可信、大受追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严酷岁月里，他的理论被称为“危机神学”（Crisis Theology）。按照巴特的说法，由于人的原罪性，人类永远处于危机之中。人类获得拯救的唯一办法是赢得上帝的爱，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圣经》的字面信仰。这种新的经院神学对一些人颇有帮助，成了破除纳粹德国伪宗教的一剂解药。
布特曼对《圣经》的态度完全不同。他很清楚，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考古学家和一些神学家试图在圣地寻找证据，证明《旧约》和《新约》中记载的事件。（这场运动的一个高峰是阿尔贝特· 施韦泽于1906年发表的《寻找历史上的耶稣》。）布特曼没有像《人类》通谕那样对这些寻找行为提出“警告”，而是指出是时候停止寻找了。这种寻找从一开始就是徒劳的，不能期望它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解决问题。他指出，《新约》应该“去神话”，这个术语后来很有名。他说，科学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其中一个影响就是，它暗示《圣经》中的奇迹（复活，甚至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历史上可能从未发生过。布特曼知道，《圣经》中有关耶稣的很多信息是从犹太人的《圣经》注释和传说故事流传下来的。因此，他的结论是，我们只能从神学上去理解《圣经》。历史上可能出现过耶稣，但是与他传播福音，“宣讲上帝对基督的决定性行动”相比，他的生活细节并不重要。[2568]布特曼说，如果人们有信仰，就能进入“恩典”期，接受神的“启示”。布特曼还修正了海德格尔（而不是萨特，因为布特曼是德国人）关于存在主义的若干观点。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所有的理解都涉及诠释，为了成为基督徒，人们必须在《圣经》的指导下，决定（存在主义行为）走哪条路（这正是信仰的含义）。[2569]布特曼承认，历史为这种分析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基督教中的重要事件发生在久远的过去？他的答案是，要少用科学方式，甚或少用一些东方宗教采用的循环方式，而要以存在主义的方式，以每位信徒加诸自身的意义回顾历史。布特曼没有宣扬“一劳永逸”的哲学——评论家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讨论《新约》中的哪些内容能够去神话，哪些内容不能去神话。[2570]他说，人们不能通过研究宗教史或历史本身，也不能通过科学调查获得信仰。宗教体验很重要，只有用他提出的“去神话”的方式研读《圣经》，才有可能得到福音。他极富争议的重要观点是，基督教是世界上一种特殊的宗教。他认为，基督教，即基督作为上帝行为在凡间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具有确定性特点”。他认为，在19、20世纪之交，“当西方文化日渐成为第一个世界性文化时，基督教……似乎对所有人来说也渐渐获得了最权威的地位”。但是，这种预言当然没有实现，到20世纪50年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同的宗教有可能需要共存于这个世界”。[2571]这几乎是在说，宗教也是进化的，只是基督教是其中最为先进的。[2572]
如果说在对存在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回应方面，布特曼是最具新意、最强硬的神学家，那么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在进化论方面与他旗鼓相当。皮埃尔· 德日进生于1881年5月1日，他有十个兄弟姐妹，其中七个早夭，他排行第四。他就读于耶稣会学校，十分聪慧，但与功课相比，他更痴迷于岩石。1890年，他在艾克斯成为耶稣会的见习修士，1901年首次宣誓修行。[2573]他把对岩石的痴迷化为对地理学、古生物学和进化论的热情。德日进本人曾经在宗教和科学之间、《创世记》和达尔文主义之间进行过激烈的心理斗争。20世纪20、30和40年代，他曾经因为宗教事务去过中国，并参与了周口店文明遗址的发掘工作。他遇见了北京人和北京人文化的两位发现者步达生和裴文中。他结识了步日耶神父，后者带他参观了西班牙北部的很多洞窟和洞穴壁画；他与乔治· 盖洛德· 辛普森和朱利安· 赫胥黎关系很好，正是在这两位的帮助下，他形成了关于进化论的综合看法；他还与李约瑟私交不错，后者自1954年起发表七卷本著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他认识玛格丽特· 米德并与之保持通信联系。这些背景特别重要，因为德日进所选择的领域，即人的起源和人性的诞生，将会深刻影响他的神学。他的天赋才华使他在调停教会和科学的矛盾，特别是和进化论之间的矛盾方面无人能比。
德日进认为，达尔文的观点表明，世界已经从柏拉图时代适用的静态宇宙迈进了进化中的动态宇宙。因此，宗教也是进化的，正是人类对进化的发现表明，在发掘人性根源的过程中，人类在精神上取得了进步。宇宙中的最高事件是基督的道成肉身，德日进将其当作事实接受下来。他说，不言而喻，基督事件属于非进化事件，在宇宙的历史中仅此一件，这反映了它的重要性；因此正如《圣经》所示，基督的本质有助于揭示人类进化的方向。[2574]他相信，进化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因为它不仅指向过去，还与基督事件一起，揭示未来。尽管德日进本人没有就此大做文章，他愤然宣称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但他明确说过：“有些种族是进化的先锋，有些则已经没有出路。”[2575]
终其一生，德日进计划撰写一部综合宗教和科学的巨著，名为《人的现象》。此书于20世纪40年代完稿，但是作为耶稣会信徒和牧师，他首先将此书呈给梵蒂冈。梵蒂冈从未真正拒绝出版此书，只是一再要求他修改，1955年德日进去世时此书仍未发表。[2576]此书最终问世时，人们才明白，德日进认为，进化是原罪之源：“没有探索，没有意想不到的干预，就不可能有进化；结果，出现对的和错的情况都有可能。”[2577]他说，基督的道成肉身这一事实就是证据，人类已经走到一个特定的进化阶段，能够正确理解这件事的含义。德日进相信，还会有进一步的宗教的和生物学的进化，将会出现一种更高级的意识形式、一种群体意识，在这方面他倾向于荣格的群体无意识观点（同时他嘲笑弗洛伊德的理论）。法兰西学院拒绝向德日进提供教授职位（步日耶神父曾经在那里任教），但是他当选了法兰西研究院院士。
不过，教会不仅关注神学，它还是一个牧师组织。在反思教会的牧师工作方面，最应提及的是另一位极具影响力的战后宗教思想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heinhald Niebuhr）。值得注意的是，牧师工作在本质上比神学事务更务实、更实用，而尼布尔是个（讲求实际的）美国人。他来自美国的中西部，早期在汽车业之都底特律市从事牧师工作。在《虔诚的人与不虔诚的人》（1958）一书中，他试图将战后的美国从他所谓的毫无结果的虔诚主义中拯救出来，同时重新定义基督教，重申科学所不能触及的生活领域。[2578]这本书的很多章节名反映了尼布尔内心的忧虑：“虔诚而世俗的美国”、“20世纪中期的挫败”、“美国的高等教育”、“自由和平等”，还有一些章节谈到黑人和反犹主义。尼布尔认为，在某些方面，美国仍然是个天真的国度，甚至有点多愁善感。他承认天真有一定的力量，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觉得美国的很多宗派教会仍有边疆心态，一种使他们远离世界而不是走近世界的虔诚心理。他决心以身作则，将宗教与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结合起来。他说，这就是基督徒表现爱的方式，是他们在世上找寻意义的方式。他认为高等教育应该承担部分责任，美国大学开设的课程过于标准化、过于内省，培养出了老于世故的学生，因此他在黑人和犹太人的章节里谈到了不宽容。他坦率地说，虔诚的美国人看到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就一概贴上“对神不敬”标签，这对谁都没有好处。[2579]
他指出了“三大谜团”的存在，并认为它们将永远存在下去。它们分别是有关创世、自由和原罪的谜团。他说科学也许会把创世的时间不断倒推，但科学所不能及之处谜团永存。自由与原罪相关联。“理性说明无法轻易解开人之恶的谜团，因为恶是对善的败坏，也是对人类自由的败坏。”[2580]他并没有指望解开任何谜团。他认为，美国人满脑子想的都是商业，这实际上是对自由的剥夺；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即要真正战胜恶，需要以虔诚的精神与同胞一起参与社会和政治事务。尼布尔的分析早就预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教会将更广泛地参与社会政治事务，但是尼布尔本人，正如他冷静的文风一样，并不是激进主义者。[2581]
天主教也被同一种精神所感召，至少理论上如此。1962年10月11日，2381名枢机、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在罗马集会，参加一次大型会议，意欲为天主教注入新的活力，介入当时社会面临的重要社会事务，促进宗教的复兴。1959年，当时的新任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宣布筹备这次会议，即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Second Vatican Ecumenical Council）。若望二十三世俗名叫安吉洛·朱塞佩·隆卡利（Angelo Giuseppe Roncalli），当年在第十一轮投票后才当选教宗，距离他77岁生日仅差一个月，人们认为选隆卡利做教宗不过是个权宜之计。但是这位矮胖的教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自然务实的风格非常贴合时代氛围，作为电视时代的首位教宗，他迅速为全世界所熟知，获得了前任教宗从未有过的知名度。
人们对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寄予厚望，但是依据传统观点，起初召集这次会议颇为令人咋舌，因为第一次梵蒂冈大会于九十二年前召开，当时最重要的决议是，教宗在神学事务上永远正确——所以对纯粹主义者而言，此后再也没有召开大会的必要了。会议向所有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发出问卷，邀请他们去罗马开会，恳请他们就即将提交大会的众多事务提出意见。到大会召开时，又补充了1000名助手、至少100名其他宗教的官方观察员和数百名新闻记者。这是20世纪同类会议中规模最大的一次。[2582]
会前，圣座成员准备了一份包括69项议题的议程，后缩减为19项，最后变成13项。每项议题都草拟了一份纲要，讨论稿上则列出了教宗及其直接助手的观点。会前，1961年5月15日，教宗颁布了《慈母与导师》通谕，概述了教会应如何更好地参与到全人类面临的社会问题中去。不止一名观察员注意到，通谕或是会议都没有很快产生效果；法属多米尼加人依福斯· 孔加尔写道，1961年，“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每三个人里面就有两个在挨饿，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每两个基督徒中就有一个不是天主教徒”。[2583]实际上，这次会议远谈不上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第一轮会议于1962年10月11日开始，直到当年12月8日结束，主教们每天上午花两到三个小时讨论。次年4月，教宗颁布第二份通谕《和平于世》，特别谈到了冷战时期的和平问题。当年6月3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不幸去世，但是他的继任者乔瓦尼·巴蒂斯塔·蒙蒂尼（Giovanni Battista Montini），即保禄六世，继续执行计划，分别于1963、1964和1965年秋天召开了另外三轮会议。
在那段时期，密切观察梵蒂冈动向的人们（全世界都在关注着）发现，天主教会正努力现代化。然而，尽管天主教在很多方面显得越来越强，但是罗马却显得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用旁观者的话说，教会蹒跚着从中世纪迈进17、18甚至19世纪。但是没人认为它已经现代化了。从他们辩论的风格就能看出端倪。[2584]多数问题上都有“进步”派和“保守”派，这在意料之中，但是公开的讨论和争执屡次被教宗的命令打断，相应的话题则交由一个小型教宗委员会关起门来讨论。主教牢牢掌握着教义，俗人被明确排除在外；在与新教和东正教讨论泛基督教时，他们明确认定天主教居首位。会议允许礼拜仪式从拉丁语改为本地语，并且承认了一些历史错误。不过，教会固执地反对避孕，用保罗· 布兰沙德（他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大会全部四次会议）的话说，这是教会“在思想上的最大失败”。[2585]在《圣经》研究、圣母玛利亚的地位和教会内的女性等问题上，天主教显得不愿改变，完全听命于罗马的权威。也许在召集会议之初，人们对这次会议寄予了太高的期望：它似乎预示了更大的民主。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事务、同时也在教会事务上的一个强国，相较之下，罗马的处事方式显然不能被大西洋彼岸所接受。[2586]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对全世界的天主教徒产生了什么影响，目前尚不清楚；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离婚率继续攀升，在天主教国家也是如此；至于避孕问题，妇女私下里开始自己拿主意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错失了良机。
对很多人而言，20世纪最美的画面不是来自毕加索、波洛克、包豪斯的建筑设计师，或是好莱坞的摄影师，这最美的画面是一张照片，出自一篇简短的新闻报道，却充满独创性。那就是从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由于大气中含有水汽，图片中的地球呈浅蓝色；这张图片令人感动，因为这是从地球之外看到的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一个有限的，没有那么大580的世界，这一点使很多人为之动容。人类登月使我们意识到世界人口不能一直膨胀下去，地球资源是有限的。生态保护运动与太空竞赛同时展开，或者说当太空旅行成为现实时，生态保护运动也达到了高潮，这两件事绝非偶然。
生态保护运动始于19世纪中期。最初的oekologie（生态学）一词为德国人恩斯特· 海克尔首创，刻意与oekonomie（经济学）相关联，并用希腊语oekos做词根，意为“家庭单位”。生态学和经济学向来关系密切，20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对生态学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从而形成了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要点）。[2587]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无论是在德国、英国或美国（这三个国家的学者最关注生态学），这只是一种思潮的分支，它推崇贴近自然的乡村生活，反对都市生活。这一点在海克尔的作品、英国规划师的规划（如埃比尼泽· 霍华德规划的城市花园及费边主义者的作品）、森林知识团及D. H.劳伦斯、亨利· 威廉森和J. R. R.托尔金等作家的作品中都能看到。[2588]在德国，海因里希· 希姆莱进行了怪异的有机农场实验，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现代人开始对此感到忧虑，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的人口爆炸此时才得以显现；二是福利国家往往制定一些浪费的、不合理的计划程序，大规模破坏城镇；三是太空竞赛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地球是“宇宙飞船式的地球”。
1964年春天，约翰逊总统在密歇根发表“伟大社会”的演讲时，提到我们必须行动起来的一大理由是自然环境日益贫瘠恶化。一定程度上，他了解人们对城市的破坏和简· 雅各布斯批评过的“乏味的大荒芜”。不过另一位女性的作品使他震怒，她勇敢地揭露了杀虫剂产业和商业的贪婪给农村带来的破坏，并且不遗余力地想要唤醒全世界的良知。这部揭露性作品就是《寂静的春天》，其作者是蕾切尔· 卡尔森。[2589]
1962年，蕾切尔·卡尔森（Rachel Carson）发表这部著作时，她并非无名之辈。她是一名专业的生物学家，曾经在创建于1940年的美国鱼类和野生动植物服务中心工作多年。早在1951年，她发表的《海洋传》就在《纽约客》杂志上连载，还是每月读书会的推荐书目，也曾经连续数月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不过，那本书并未引起多大的争论，因为它直观地描写海洋，展现生物间如何相互依存，达到自然界的平衡，而这种平衡对生命的延续和美好至关重要。[2590]
《寂静的春天》则大相径庭。正如卡尔森的传记作者琳达· 利尔所指出的一样，这是一本愤怒的书，只不过她竭力克制住自己的愤怒。20世纪50年代，作为科学家的卡尔森从杂志和同行那里逐步收集到杀虫剂破坏环境的大量证据。50年代是经济增长的年代，很多战时科研成果被用于和平目的。这个时期也是冷战日益紧张的时期，《寂静的春天》问世时，冷战达到了高潮。在这部作品的背后，作者的个人生活也很不幸。大约在《海洋传》出版时，卡尔森经历了乳腺癌手术。在收集材料创作《寂静的春天》时，她又备受十二指肠溃疡和风湿性关节炎的折磨（1960年她53岁），癌症又复发了，需要再次手术和放疗。这本书大部分是在病榻上写就的。[2591]
20世纪50年代后期，对那些想看到证据的人来说，事情愈发浮出水面，随着时间的流逝，日常生活中的很多污染物开始产生毒副作用。最令人担忧的是烟草，因为它直接影响人体。西方人抽烟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但是直到1950年，人们才充分了解抽烟与肺癌之间的关联，当时有两份报告都显示“抽烟是引发癌症的一个因素、一个重要因素”，一篇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另一篇发表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2592]结果令人惊讶：进行了实验的英国医生认为，其他环境因素（比如汽车废气或公路上的柏油）也会导致肺癌发病率上升。在英国和美国的研究结果出现后不久，德国和荷兰也在同一年证实了这些研究。
从卡尔森收集的证据来看，她发现，有些杀虫剂比烟草的毒性大得多。最臭名昭著的是DDT，1945年由于效果良好投入使用，但是现在，十多年后，不仅引起鸟类、昆虫和植物的死亡，还导致人类罹患癌症死亡。卡尔森研究的一个特别鲜活的例子是加利福尼亚的克利尔湖。[2593]为了灭杀一种折磨渔民和游客的蚊虫，这个地区于1949年开始引入DDT的变种DDD。施药很谨慎：浓度为0.014 ppm（浓度单位，即百万分比浓度）。但是，五年后，蚊虫反扑，于是施药浓度被提高到0.02 ppm。鸟类开始死亡。起初人们还不知道其中的关联，但是，1957年，湖区使用了更多的DDD。大量的鸟类和鱼类开始死亡，于是人们着手调查，调查显示，一种叫的水鸟身上DDD的浓度达到1600 ppm，鱼类则高达2500 ppm。此时人们才意识到，有些动物体内会累积化学物的浓度，甚至达到致命的程度。[2594]但是，使卡尔森感到震惊的不仅仅是意想不到的化学物累积；每个案例都不一样，而污染往往涉及人类活动。在除草剂氨基三唑的案例中，蔓越莓湿地关于氨基三唑的禁令只适用于蔓越莓收获之后。这一禁令的适用时序很要紧，因为实验室研究显示，氨基三唑在老鼠身上引发了甲状腺癌。有些种植者在收获蔓越莓前喷洒农药，那么该受到责难的就不该再是除草剂本身了。[2595]因此，1962年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在《纽约客》杂志上连载时引起轰动。卡尔森不仅研究了杀虫剂科学，发现它们的危害远超过人们的认识，她还研究了行业指导原则，指出这些指导原则原本就不充分，还经常被无视。她揭露了何时何地哪些人因为种种原因死去，并点出了该为此负责的公司，有时候还指责它们的贪婪，只看重利润，对野生动植物和人类漠不关心。[2596]当时还爆发了镇静剂丑闻，即母亲在妊娠初期服用的一些药物（用于镇静或失眠）可能导致婴儿残疾。[2597]因此，与《海洋传》一样，《寂静的春天》迅速窜至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卡尔森逝世之前欣慰地看到肯尼迪总统于1964年4月召集科学顾问委员会特别会议，就她的著作展开讨论。[2598]而她留给后人的真正遗产要到五年后才揭晓。196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环境政策法案》，要求政府作出每项决策时就其对环境的影响加以说明。同年，美国正式禁止将DDT用作杀虫剂。1970年，环境保护署在美国成立，《清洁空气法修正案》获得通过。1972年，美国通过了《水污染控制法案》、《沿海地区管理法案》和《噪声控制法案》。1973年又批准了《濒危物种保护法案》。
1969年，39个国家在罗马集会，讨论污染问题。会议报告《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于结语处这样写道，“时机已晚”，下个世纪的某个阶段，整个世界将达到增长极限，地球有限的资源将被消耗殆尽，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将面临“灾难性”的衰退。[2599]要解决这一日益显现的问题，全人类必须即刻行动。同年，芭芭拉·沃德（Barbara Ward）和雷内·杜博斯（René Dubos）向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提交了一份题为《只有一个地球》的报告，传达了相同的信息。[2600] 1970年，德国成立了“农民代表大会”。1973年，在法国和英国，生态保护人士参加了竞选。在这种情况下，1973年又发生了赎罪日战争，结果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大幅提升油价，由此引发的石油危机迫使一些国家实施汽油配给制，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必须采取此类措施。正是这些事件凸显了地球资源之有限，而且此类增长的限制还将带来政治影响。
查尔斯·瑞克（Charles Reich）曾任教于耶鲁和伯克利，他宣称环境革命的意义不止于此；它是人类历史真正的转折点，是人性改变的枢纽。在《美国的绿化》（1970）一书中，他提出美国至少存在三种意识：“第一种意识是想要获得成功的美国农民、小商人和工人的传统观点；第二种意识代表了组织化社会的价值观；第三种意识则属于崭新的一代。……第一种意识形成于19世纪，第二种意识形成于20世纪上半叶，第三种意识才刚刚显现。”[2601]
除此之外，瑞克的观点包含一种巧妙的综合：谈到他的论点时，他提及了很多流行文化作品，说明为什么某些歌曲或电影能够产生影响或能够流行。相对而言，他对第一种意识关注较少，却不遗余力地批判第二种意识，其论点本质上继承了赫伯特· 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和W. H.怀特的《组织人》。瑞克说，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开始恶化；除了大规模的组织，如今我们拥有了“公司化的国家”，它具有普遍的、匿名的、很多情况下近乎专制的权力。他认为，雷蒙德· 钱德勒的作品，如《长眠不醒》或《再见，吾爱》，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们刻画的世界没人值得信任，人们只能靠耍小聪明过日子。詹姆斯· 琼斯的《从这里到永恒》描写了一个年轻人与匿名的大型组织（军队）做斗争的故事，与菲利普· 罗斯的《波特诺伊的抱怨》类似。他说，《卡萨布兰卡》的魅力其实在于“亨弗莱· 鲍嘉扮演了一个能通过行动改变命运的男子汉。也许《卡萨布兰卡》之后，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再相信此类事情了”。[2602]
瑞克指出，大量流行作品把矛头对准第二种意识主导的社会的某个方面。接着，在斯坦利· 库布里克的《一2001：太空漫游》中，名太空游客身处一间类似旅店或汽车旅馆的房间，里面有昂贵和新奇的东西，但他无事可做，“不需要工作，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你给出反应”。[2603]“［美国电影中］有工作的人都在做一些显然是现代工业社会［即公司化的国家］之外的事情。他可能是牛仔、拓荒居民、私家侦探、强盗、像詹姆斯· 邦德那样的冒险家，或是娱乐记者。但是没有哪部影片尝试赋予普通人的劳动以满足和意义。相比之下，乔治· 艾略特、哈代、狄更斯、豪威尔斯、加兰和梅尔维尔的小说则表现了普通劳动者的生活，通过艺术赋予它丰富的意义。我们的艺术家、广告商和领导人没有教会我们怎样在这个世界上工作。”[2604]他认为，第三种意识的开端要数J. D.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1951），不过鲍勃· 迪伦、奶油乐队、滚石乐队以及克罗斯比、斯蒂尔斯和纳什乐队的音乐和歌词赋予了第三种意识更多的力量。瑞克说，迪伦的《我没事，妈妈（我只是在流血）》是对警察暴行的社会批评，比其他任何社会学论文都更早、更有力。《埃莉诺· 里格比》和《永远的草莓地》对疏离感的讨论比任何一位心理学家都更深刻。他说，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飞鸟乐队的《应征入伍的早晨》、谁人乐队的《汤米》或奶油乐队的《我感到了自由》等作品。他认为毒品文化、Procul Harum乐团的神奇声音以及喇叭裤一起形成了一个新思想群体（他说，喇叭裤让人想入非非，给了脚踝足够的自由，引人跳舞）。瑞克说，肯· 克西等作者表现出全新的意识，肯· 克西创作的《飞越疯人院》（1979）讲的是精神病院的一次骚乱；汤姆· 沃尔夫虽然在《康提科洛舞薄橘型婴孩》（1965）中对新意识的许多方面作了批评，但他至少承认，赛车和冲浪等亚文化的出现表明人们开始选择属于自己的另类生活方式，不再像父辈那样因循守旧。瑞克说，所有这些汇集成一场“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反对越南战争是进一步的因素，不过即使在这一点上，战争背后的根本力量还是公司化的美国和科技；凝固汽油弹在消灭敌人的同时也破坏了环境。人们担忧环境，认识到资源的有限性，排斥公司化的国家，所以回避可能代表第二种意识的技术。瑞克说，人们开始选择自己烤面包，或者只购买用有机原料和环保方法烘烤的面包。实际上他描写的正是后来被称为反文化的现象（关于反文化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他并不天真；他不相信第二种意识（即公司化的美国）会倒过来投诚，但他确实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环境，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绿色政党，人们会把对环境的关注从职业回归到“天职”，致力于保护世界，使其免受以第二种意识为主体的公司的掠夺。
经济学家弗里茨·舒马赫（Fritz Schumacher）的两部著作《小即是美》（1973）和他逝世那年（1977）出版的《迷途指津》也提出了相关的论断。[2605]舒马赫于1911年出生于波恩的一个外交管和学者家庭，父母给了他世界主义的教育，送他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学习。舒马赫有个密友亚当· 冯· 特罗特参与了1944年7月刺杀希特勒的行动。20世纪30年代末，他在伦敦工作，战争时期他在英国度过，克服了敌对国侨民身份带来的不便。战争结束后，他结识了尼古拉斯· 卡尔多和托马斯· 巴洛夫（20世纪60年代他们二人担任过首相哈罗德· 威尔逊的经济大臣），后在英国国家煤炭委员会（NCB）出任高级职位。舒马赫思想独立，早就洞察地球资源是有限的，人类必须为此做些什么。但是，多年来，他的观点没有受到重视，因为他有主见，人们认为他的立场古怪，甚至反复无常。他深信不明飞行物的存在，对佛教不以为然，他年轻的时候拒绝宗教，却于1971年皈依了天主教，当时他已经60岁。[2606]
舒马赫一生喜欢周游世界，特别是去比较贫困的国家，如秘鲁、缅甸和印度。渐渐地，他的宗教感情日深，周围的环境危机日益严重，他意识到西方的大型公司不可能有办法解决那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问题，因此，他产生了另一种观点。对他而言，1971年是个转折点。他刚刚当选英国土壤协会主席（他是位热情的园艺师），加入了教会，还辞去了国家煤炭委员会的职务，他开始撰写一部他一直想写的著作，书名暂定为《归乡人》，因为他觉得世界正在走向危机。他认为，最重要的现实是，西方的富裕是“一种异常现象，‘时代的迹象’表明它行将终结”。开始席卷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就是一种迹象。舒马赫说，派对结束了，但是，“那究竟是谁的派对呢？是少数国家的少数人的派对”。[2607]正如大家所想，这些少数人把持了权力，但是公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持续贫困却无动于衷。这些国家不可能一夜之间从欠发达国家一跃成为繁盛的国家。他说，他们需要迈出很多步，而这是可能办到的，在此，他提出了“中间技术”（intermediate technology）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英国曾经有一个中间技术发展集团，试图在印度或南美开发技术，这些技术比传统技术更高效，但是又没有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那么复杂。（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使用发条装置的收音机，这种收音机不用电池，只要上发条就可以工作，原因在于偏远地区很难买到电池或者电池容易腐蚀。）他选用“归乡人”作标题，是说未来人们将从工厂回归家庭，回归简单技术，因为简单技术更有人性、有人情味。出版商不喜欢这个书名，安东尼· 布伦德想出了《小即是美》，同时保留了舒马赫的副标题“以人为本的经济学”。这部著作发表后，一开始只有零星的评论，但是随着口口相传，它很快大受欢迎，从德国到日本，都大受追捧。[2608]舒马赫触及了问题要害；他主要关注的是第三世界，但是显然，很多人与他一样憎恶大公司，渴望不同的生活方式。直到舒马赫1977年去世，他已经成为一位世界名人，美国州长争相宴请他，卡特总统在白宫款待他，印度人喜爱他，称他为“务实的甘地”。他的根本观点是，如果世界事务得到正确的处理，那么地球上人人都能各得其所。但是，世界事务的处理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道德问题，在他看来，正因如此，经济学才与宗教相互关联，才是最重要的两门学科。[2609]舒马赫的观点实际上阐述了瑞克的第三种意识。
20世纪70年代，人们越来越担忧人类活动给我们这个星球带来的影响，特别是1976年，意大利塞韦索附近的一家杀虫剂工厂发生严重的二噁英气体泄漏事件，致使周边地区很多家畜和动物死亡。1978年，美国禁止将氯氟烃用作喷雾剂，以减少对臭氧层的破坏，而臭氧层能过滤来自太阳的紫外线辐射。人们相信，破坏臭氧层会形成“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变暖。1980年，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启动，具体研究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预测气候的变化趋势。
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没有人再去过月球。我们失去了阿波罗计划带来的对科学的普遍乐观态度。
第四部 从反主流文化到科索沃：由本然观之，由各处观之
33 新感性
1973年10月6日星期六，这一天是犹太历中最神圣的节日——赎罪日，埃及和叙利亚分别从南北两线突然袭击以色列。仅仅48小时之内，以色列国的存亡变得岌岌可危。它在西奈的“巴列夫”防线被突破，很多军用飞机还未起飞就被阿拉伯人的导弹击毁。美国反应迅速，在两天内送去20多亿美元的武器，使以色列最终得以挽回损失，并加以反击、夺回失地。10月24日宣布停战时，以色列军队已经接近大马士革，足以炮轰它，并在苏伊士运河西岸建起了一座桥头堡。
但是这场赎罪日战争可不仅仅是一场战争。它是一种催化剂，直接引发了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亨利· 基辛格所说的“本世纪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战争期间，在10月16日，阿拉伯及几个非阿拉伯产油国家停止石油生产，将油价抬高70%。圣诞节前两天，涨价再次来袭，涨幅达128%。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原油的价格几乎翻了两番。[2610]所有国家都受到了“石油危机”的影响，无一例外。非洲和亚洲很多比较贫穷的国家遭到毁灭性打击。在西方，荷兰等很多国家一度实行汽油配给制度，到处可见加油站前排着长龙。石油危机引发了凯恩斯没有预料到的一种现象：滞胀。在赎罪日战争之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是5.2%，轻松高过4.1%的平均物价增长率；但经过石油冲击之后，增长率下降到零甚至是负数，但是通货膨胀却上升至10%至12%。[2611]
用历史学家保罗· 约翰逊的话说，石油危机是“1945年以来破坏性最强的经济事件”。但是石油生产国决定提升油价和限制产量并不仅仅因为战争或以下事实：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致使他们最终战败并丧失了领土。无论如何，虽然不太明显，但是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讽刺的是，在叛乱之年，即1968年，美国黑人和学生暴力达到高潮，同时美国经济在全球的影响力达到顶峰。那一年，美国经济产量超过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达到了34%。但是，与许多功成名就的故事一样，它掩盖了一些早期问题。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担心美国会在危机时刻截留他们赚取的美元，因此，他们把美元存在巴黎。多年来，其他国家仿效中国人，逐渐形成了“欧洲美元”的市场。反过来，又培育了一个不受华盛顿或任何人控制的欧洲信贷和欧洲债券市场，导致货币比以往更不稳定。同时虎视眈眈的还有两个因素：一是地球资源有限的生态学观点，意味着商品价格将稳定上升；二是上述观点的具体事例，从1970年开始，美国自身的石油产量达到顶峰，接着开始走下坡路。1960年，美国进口石油占10%，到1973年，这一数字增加到36%。[2612]发达国家的性质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变化越来越快，越来越明显，只是战争使这种变化显露无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