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还发生了更深层的变化，欧文·查德威克（Owen Chadwick）在《19世纪欧洲精神俗化运动》（1975）一书中描述和分析了这种变化。[2680]查德威克这本书包括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社会问题”中，他思考了经济自由化、卡尔·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普遍的反教权主义的影响。这种“混乱”也源于新机器、新城市和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在第二部分“思想问题”中，他研究了科学对精神的冲击，新的历史（包括考古学）研究和孔德哲学的影响，以及由种种变革发展而来的伦理学。他说，有些趋势就像清点礼拜人数那样一目了然。在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德国和英国，做礼拜的人数都有下降趋势；城镇规模越大，去教堂做礼拜的人口比例越低；由于印刷成本低廉，更多的无神论读物得以流传。但是查德威克提出了一个新观点：随着19世纪的推进，世俗化这个观点本身发生了变化。首先，它被描述成反教权主义，而且是非常激进的反教权主义。[2681]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各种新知识的涌现，基督教的影响无疑被削弱了，到19世纪末，世俗世界实际上成了一个游离于信仰之外的领域。有些生活领域或经验（如哀悼或节约）还有宗教色彩，但是总的说来，争论中的狂热和愤怒情绪已不复见。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追随马克思、达尔文或激进历史学家，各行其道；宗教在科学中进出自如，选择性地接受科604学。[2682]世俗世界以为它懂宗教，认为宗教是通往完全世俗社会的一个阶段，而宗教界又否认科学和历史有能力解决信仰问题。撇开书名，查德威克的书实际上记载的是：宗教紧紧控制了很多人，宗教的存在需要灵性奥秘。
一边是加尔布雷思、贝尔、罗萨克和拉什的作品，另一边是托马斯、希尔和查德威克的作品，实际上，二者是相互补充的。有两样东西在史学研究中很突出，同时也是感性变化的特点：一是新的沟通方式（有助于改变自我意识）；二是新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它对过去的解释构成了威胁。
加尔布雷思和贝尔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就在他们的分析问世后不久，他们所做的最重要的预测就得到了证实。1975年春，两位年轻人辞职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为新一代小型计算机编写软件，其中一位曾是波士顿霍尼韦尔公司的一名计算机程序员，另一位则是一名哈佛的大学生。几个月后，1976年，旧金山一位年轻的微生物学家和一位同样年轻的风险资本家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用脱氧核糖核酸（DNA）链合成某种蛋白质。前两位分别是保罗·艾伦（Paul Allen）和比尔·盖茨（Bill Gates），他们为公司取名微软（Microsoft）。后两位分别是赫伯特·波伊尔（Herbert Boyer）和罗伯特·斯万森（Robert Swanson），由于无论是波伊尔和斯万森公司或斯万森和波伊尔公司的名字都不太合意，他们为自己的公司取名基因工程技术公司（Genentech）。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里，新的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先后迅速发展起来。世界将再一次天翻地覆。
34 遗传学一览
197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由三个人共同获得。其中二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属于不同的阵营，或支持或反对纳粹政府。卡尔· 冯· 弗里希曾经遭到纳粹学生的毒手，因为他有八分之一犹太血统。他得以幸存的唯一原因是，他是研究蜜蜂的世界权威，而当时德国的蜜蜂感染了一种病毒，威胁到蜜蜂的存活数量，为了维持食品生产，急需他的帮助。另一方面，康拉德· 洛伦茨完全赞同当时蔓延的纳粹思想，即德国犹太人是“劣等民族”，自愿参加各种高度可疑的实验，特别是波兰的实验。战争快结束时，他被俄国人俘获，1948年才获释。后来他为自己在战前和战时的行为道了歉，同行们接受了他的道歉，其中最重要的要数1973年与之分享诺贝尔奖的另一位，即荷兰人尼古拉斯·廷伯根（Nikolaas Tinbergen）。战争期间，廷伯根被关进纳粹集中营，由于参加了荷兰地下活动面临被枪决的危险。如果说廷伯根都接受了洛伦茨的道歉，那么他的道歉肯定是真诚的。[2683]诺贝尔奖的授予表明一门相对新的学科得到了认可——动物行为学，而这门学科正是由获奖的三位科学家共同创立，采用相当可靠的实验数据研究动物的行为。动物行为学家感兴趣的是：动物行为是如何反映本能的；如果人类与其他生命有所不同的话，那么人类与其他生命的区别是什么。
廷伯根在战后（在他从莱顿迁到牛津以后）撰写的经典著作阐述了洛伦茨有关“固定行动模式”和“先天释放机制”的观点。通过雄性三棘鱼的实验，廷伯根揭示了三棘鱼有时候头朝下向雌鱼展示红色腹部的重要意义：刺激交配响应。同样，他还证明了银鸥喙部存在红斑的意义：引诱雏鸟。[2684]后来有证据表明先天释放机制要复杂得多，但是廷伯根细致的实验引发了科学家和公众的想象力。约翰· 鲍比从事的恋母研究就是从这种动物行为中获得了灵感；这种动物行为还促使人们开始对其他动物进行大量的实地研究，这些实地研究的对象动物与人的亲缘关系要比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研究的昆虫、鸟类和鱼类近得多。此类实地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哺乳动物和灵长类动物。
自从玛丽· 李奇于1959年发现“东非人”以来，李奇夫妇在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还获得了一些其他重要的发现。其中最重要的要属同时存在的三种原始人：南方古猿、直立人（路易斯此时承认东非人实际上是特别大型的北京人）和20世纪60年代早期新发现的能人，“能干的人”，因为研究者发现他们会使用稍微先进一点的石制工具。在其名为《奥杜威峡谷》的科学著作中，玛丽· 李奇分析了37000件奥杜威文物，包括20具原始人残骸、20000具动物残骸，以及大量石制工具。[2685]所有这些都表明，奥杜威的早期原始文化正从直立人让位于使用的工具虽然原始却更精细的能人和很多已经灭绝了的动物（如早期河马）。
美国作者和剧作家罗伯特·阿德里（Robert Ardrey）很关注奥杜威和非洲。在系列作品《非洲人的起源》（1961）、《领地法则》（1967）和《社会契约》（1970）中，阿德里谈到一个观点，即所有的动物——从狮子、狒狒到蜥蜴和寒鸦——都有领地，大小不一，蜥蜴的领地只有几英尺，而狼群的领地有一百英里，它们会拼命捍卫自己的领地。他还注意到动物社会中存在等级，存在极为丰富的性组合，即使灵长类动物也是如此，他认为这有力地驳倒了弗洛伊德的观点（阿德里写道：“弗洛伊德生得太早了。”）。在普及人类起源于非洲这一观点时，阿德里还强调，他认为智人在情感上是一种很难自我驯化的野兽。他认为人最初是森林中的猿，由于被别的大个头猿类击败而被迫来到灌木丛林，从食草的粗壮型南方古猿进化为食肉的南方古猿非洲种，然后（甚至更早之前）进化成智人，逐渐使用工具——阿德里喜欢用“武器”这个词。阿德里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够存活和繁荣是因为他内心从未忘记自己是野兽。[2686]阿德里书中至关重要的实地研究确立了一个观点，即人类不是起源于亚洲，而是起源于非洲，而且总体来说，人类起源是在东非大裂谷的某处一次性发生的，而不是在不同地点发生若干次；这一观点与战前流行的观点完全相反。这种转向多了一份紧迫感，因为行为学研究已经证明可以在野外研究动物，而且很多动物数量在减少。因此，行学为大大推动了生态保护运动。
在使广大公众认识到动物行为学的价值方面，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在非洲工作的三位非凡女性，她们无比的想象力和敢于深入丛林的勇气使她们大获成功。她们是：在肯尼亚研究狮子的乔伊·亚当森（Joy Adamson）、在坦桑尼亚冈贝河研究黑猩猩的珍·古道尔（Jane Goodall）和花费数年时间在乌干达研究大猩猩的戴安·弗西（Dian Fossey）。
乔伊· 亚当森和乔治·亚当森（George Adamson）夫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是非洲探险的老手了，也是李奇夫妇的朋友（自1929年起，乔治· 亚当森曾经是肯尼亚的蝗虫防治官员和金矿勘探者）。乔伊出生于澳大利亚，“是位有过多次婚姻，自负，任性，有时情绪不稳定的女性，不过精力充沛，极具独创性”。[2687] 1956年，在他们的驻地附近，一只狮子攻击并捕食了一名当地男孩。乔治· 亚当森与其他人一起搜捕那只食人狮，按照惯例，那只狮子必死无疑，否则尝到“甜头”的狮子会再次来犯。他们找到了那只雌狮子，并及时射杀了它。但是，他们在附近发现了三只幼狮，眼睛还没能完全睁开，于是亚当森夫妇决定喂养这三只小狮子。其中两只狮子最终去了动物园，亚当森夫妇留下了一只“长相一般”的狮子，并以一名同样平凡的亲戚的名字为它取名艾尔莎（Elsa）。[2688]于是亚当森夫妇开始观察狮子的行为。从实验室意义上说，这种观察算不上系统，但是，人和动物之间的亲密关系却是新鲜的，它使进一步了解哺乳动物的行为成为可能，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例如，“艾尔莎曾经展现了它出色的理解力和克制力。在乌拉尔河中她撞翻一头野牛，并成功地将其淹死，就在她怒气未消之时，一个名叫努鲁的穆斯林冲过去抢在野牛死去之前割开了它的喉咙，以便他和其他非洲人能吃点肉。在短暂的瞬间，艾尔莎向他扑过去，但是她突然意识到他不是来偷取猎物，而是来分享猎物的。”[2689] 1958年，由于各种原因，比如艾尔莎的力量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制服（她曾将乔伊的头咬在嘴里），这头母狮子被放回野生环境。对艾尔莎来说，这是种危险的尝试，却十分成功，不过此后她曾经带着她的新家人再次出现过，多数情况下表现温驯、友好。正是在这段时间，乔伊· 亚当森构思了一系列令她声名远播的著作：《生来自由》（1959）、《活得自由》（1960）和《永远自由》（1961）。[2690]除了文本本身的影响力，书中还有大量亲切友善的狮子图片，这套书以十多种语言出版，销量达到500万册，另外还有一部电影大片和若干纪录片。起初乔伊收养幼狮是因为它们是“孤儿”，我们知道，母爱缺失是战后20世纪50年代的重要问题。在20世纪60、70和80年代，亚当森夫妇继续与狮子近距离生活，以随意而又独特地方式研究它们的真实本性。由于这些狮子对人友善，有人批评他们“毁”了狮子，使狮子变得不像狮子了；但是亚当森夫妇有能力证明，狮子无疑是凶猛野性的，它们的暴烈并非绝对，并非百分之百的本能；它们起码有能力表现出喜爱、尊重或亲密；营养的需要对它们而言并不总是头等大事。英国桂冠诗人泰德· 休斯看过《生来平等》后如是说：“一头母608狮子，本该是喜怒无常的攻击者，竟然呈现出艾尔莎那样的品性，与其说是狮子接受了训练，倒不如说它受到了人的教化。”[2691][2691-0]
与后来的戴安· 弗西一样，珍· 古道尔也是路易斯· 李奇的门生。李奇很有才华，同时也是个情场老手，他与许多女助手有暧昧关系。早在1959年，即发现东非人那年，古道尔就开始接触李奇，希望与他共事。他俩见面后，李奇注意到古道尔在动物领域学识渊博，于是他酝酿已久的一个计划诞生了。他知道噶尼喀湖滨基格玛附近的冈贝河地区（Gombe Stream）有一群黑猩猩。李奇的想法很简单：非洲有大量的猿；而人类从猿进化而来；所以我们对猿的研究发现越多，就越有可能弄清楚人类（人性）是如何进化的。李奇认为古道尔适合从事这一工作，因为她有学识又不过于学究，头脑没有“被理论搅乱”。当时因为行为学是门新的学科，这一领域还没有多少理论，而且古道尔热爱这份工作。她于1971年发表了《在人类的阴影下》，既是正式报告又是通俗读物，既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又令人动容。[2692]
古道尔发现，黑猩猩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接受她，但是一旦被它们接受了，她就能在野外近距离地观察它们的行为，一一分辨每只黑猩猩。这种朴素的观察极其重要。她为每只黑猩猩起了名字——灰胡子大卫、福娄、福林特、弗雷姆、格莱斯，后来遭到一些学院派科学家的批评，称她应该采用中性的数字编号；她对黑猩猩行为的动机解读也受到了批评。但是与书中丰富的材料相比，这些批评就太逊色了。[2693]她第一个重要发现是：她看到一只黑猩猩为了抓白蚁，将一根细棍子插入白蚁窝，使白蚁粘在棍子上，然后黑猩猩将这根细棍送到嘴边。这是一只使用工具的黑猩猩，此前使用工具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的特点。几个月后，这些灵长类动物的社交/集体生活也开始显露出来。最引人注意的是雄性黑猩猩之间的等级制度和为重新划分等级偶尔发生的几次袭击，这种等级制度总体上决定了群体中的性特权，与采收食物的优先权没有必然关系。古道尔还记录了相当多的攻击行为只是一种表演，一旦稍弱的雄性黑猩猩表现出恭敬或顺从的姿态，占优势的动物就会拍拍对手，似乎要给对方以安慰。古道尔还观察到母子间的亲子行为、互相梳理毛发的行为（从对方的毛发中捉出讨厌的异物）和其他传递亲密感情的行为。因故失去母亲的幼年黑猩猩会变得束手无策或神经紧张——我们称之为神经症；黑猩猩兄弟之间经常打架或者漠不关心，有时候又会相互寻求慰藉。富有争议的是，她认为黑猩猩有基本的自我意识，孩子们会从母亲那里学习很多行为。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她观察到一只腹泻的母亲抓起一把树叶擦屁股；很快，她两岁大的小黑猩猩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其实它的屁股是干净的。[2694]
戴安· 弗西的《迷雾中的大猩猩》主要讲述了她于20世纪70年代在卢旺达、扎伊尔、乌干达边境观察到的一种特殊的山地大猩猩。这种猩猩体格比黑猩猩强壮得多，但是从数量上看，这种灵长类动物无论在过去或是现在都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卢旺达是人口最密集的非洲国家之一；二十多年来，大猩猩的数量一直以年平均3%的速度递减，已经到了只剩250只的地步。因此，弗西的著作既具有生物学意义，也有生态学意义。[2695]
弗西以惊人的细节记载了偷猎者的凶残，他们有时候诱拐动物卖给动物园，有时候杀死动物，以原始的仪式砍下动物的头和脚。这本书在1983年发表后，世界为之震惊，人们开始采取行动保护这种数量日益减少的野生动物，尽管它外表凶猛，有“金刚”的坏名声；另一方面，她的某些论点遭到了不公平的诋毁。弗西能够接近卡里索凯研究中心附近的一些大猩猩群体，一个重要因素是她学会了所谓的“打嗝发声法”（belch vocalisations），那是一种轻柔、低沉的喉头颤动声“呶嗷姆，呶嗷姆”，就像肚子咕噜咕噜地叫。她发现，这种声音在大猩猩中间是自在满足的意思，用这种声音预告她的出现，会让动物们感到安心，最终她得以坐到它们中间，与它们通过声音交流，近距离地观察它们。她发现，与黑猩猩相比，大猩猩的家庭结构更加接近于人类的家庭结构。大猩猩生活的群体相对固定，数量大约在十只左右。“一个典型的群体包括：一只银背大猩猩，即一只15岁以上、性成熟的雄性大猩猩，它是这个群体不容争辩的领袖，体重大约在375磅左右，相当于雌性大猩猩的两倍；一只黑背大猩猩，即一只尚未性成熟的雄性大猩猩，年龄在8至13岁之间，体重250磅左右；三到四只8岁以上、性成熟的雌性大猩猩，体重大约为200磅，它们一般终生与统治者银背大猩猩结合；最后还有三到六只不足8岁、未成熟的小猩猩。……小猩猩与父母、同辈和兄弟姐妹之间漫长的联系为大猩猩提供了一个特有的安全的家庭组织，其核心是牢固的亲缘关系。随着雄性幼崽和雌性幼崽渐渐性成熟，它们往往离开自己出生时所在的群体。大猩猩到了求偶交配期会离开，这种现象可能是一种进化，目的是减少近亲繁殖的不利影响，不过，当出生时所在的群体内没有繁殖机会时，成熟的个体倾向于迁移。”[2696]
弗西发现，不同的大猩猩性格迥异，它们使用大约七种不同的声音：包括警戒呼叫、行走时发出的像猪一样的呼噜声、表示异议的声音、成年猩猩和幼崽之间的训诫声。遗憾的是，戴安· 弗西未能进一步研究；与亚当森夫妇一样，1985年底她被谋杀。她的黑人挑夫和白人研究助手均被起诉，但是后来法院撤销了对挑夫的指控。由于担心受到不公平的审判，白人助手逃离该国，后来尽管他缺席审判，仍然被判有罪。[2697]短期看来，弗西反偷猎的斗争比动物行为观察更重要，她的不幸遇害也证明了这一点。她以感性的笔触描述了大猩猩伊卡洛斯面对另一只大猩猩玛切萨死亡的反应，使人们就大猩猩的“悲伤”和非人类对死亡的理解等复杂问题展开了讨论。在很多方面，大猩猩的进化心理甚至比黑猩猩更具启发性。
乔治·夏勒（George Schaller）是纽约动物学协会野生动物保护处主任，他把研究世界上受到生态威胁的大型动物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希望能够为动物的生存做出贡献。在漫长的研究生涯中，他研究了熊猫、老虎、鹿和大猩猩，但是他最著名的研究成果是1972年发表的《塞伦盖蒂的狮子》。[2698]这本书部分章节谈到猎豹、花豹、野狗和土狼，论述了亚当森夫妇所留下的一些问题。夏勒的研究方法更系统更科学，他记录了狮子的数量，在捕猎的日子里一天会捕猎几次，交配的次数，以及它们划分自己领地范围用到了几棵树。[2699]虽然这部著作并没有因这些记录更引人入胜，但是他对非洲食肉动物和猎物之间的微妙平衡的总体描述对生态保护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告诉我们，食肉动物的存在不仅不会损害其他野生动物（当时是这么认为的），实际上还有积极影响，因为它们剔除了猎物中的薄弱个体，使兽群保持健康、机警。他还指出，尽管从物种史方面来看，狮子与人的关系不如黑猩猩或大猩猩那么亲近，但从生态学方面来看，它们非常接近，比如说，接近于南方古猿。他认为，狮子的捕猎技巧与早期人类很相似，而且他的研究也表明，狮子有令人骄傲的资本，它们可以在不发出任何复杂的声音或语言的情况下高效捕猎。因此，他认为，人类的语言未必是在打猎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而有些学者也同意这种观点。[2700]
在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边境进行的这场伟大的科学研究还包括伊恩·道格拉斯—汉密尔顿（Ian Douglas-Hamilton）进行的大象研究。道格拉斯—汉密尔顿是尼古拉斯· 廷伯根在牛津的学生，他最初打算研究狮子，却得知乔治· 夏勒已经先行一步了。道格拉斯—汉密尔顿的研究成果《在象群中》发表于1975年，其研究方法介于亚当森—古道尔—弗西的方法和夏勒保持距离的研究方法之间，主要原因是人类在野生环境中很难接近大象。[2701]他观察到大象的固守家庭和亲缘关系，对其他家庭成员有感情，它们之间还用一种特有的象鼻子对着象嘴的姿势表达感情。虽然他从未拟人化地称之为“亲吻”，但是很难找到更恰当的说法。若干家庭单位构成亲缘单位。有时候，雨季过后，食物供应充足，大象会聚到一起，形成数量为200头左右的大规模象群，但在旱季，它们会分解为较小的家庭群611体。大象特别关注死去的同类，小象会在死去的母亲身边逗留数日，象群有时候会肢解前同伴的尸体。道格拉斯—汉密尔顿在研究中细心地编号，记录哪头象站在哪头象旁边，证明大象之间存在长期的“友谊”。[2702]道格拉斯—汉密尔顿观察到，与非洲其他大型哺乳动物一样，大象具有明显的个性。
在距离奥杜威更远的北面、仍然属于东非大裂谷的地方，这个大山谷一分为二：Y形的一个分叉向东北延伸到亚丁湾，另一个分叉向西北延伸至红海。Y形大裂谷两个分叉之间的部分被称为阿法尔三角地区，属于埃塞俄比亚。
本来阿法尔地区已经被李奇一家挖掘过了，特别是李奇的儿子理查德。他们是应海尔· 塞拉西一世的邀请前去挖掘的，塞拉西皇帝本人对人类的起源感兴趣，1966年在对肯尼亚进行国事访问期间遇到了路易斯· 李奇，并鼓励他到北方去。早期的发掘强化了人类起源于更南方的观点，但是竞争对手法美考察队的一个发现为这一说法蒙上了阴影。这支队伍的核心人物是地质学家莫里斯·泰伯（Maurice Taieb），他专门研究阿法尔三角地区（它在地质学上非常独特）。他找来一位他在埃塞俄比亚见过的古生物学家、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唐·约翰逊（Don Johnson）。泰伯发现了一个名叫哈达尔的地区，并认为这个地方会很有收获——其面积达到数千平方千米，拥有丰富的化石。于是他们成立了一支考察队，起初李奇一家也是成员。这次考察中发生的事情后来成为古生物学界最有争议的事件之一。
1974年11月，在距离营地4英里的地方，约翰逊发现斜坡上露出了一块手臂骨头的碎片。起先他以为那是猴子的骨头，但“它缺乏猴子特有的骨质凸缘”。[2703]他的视线落到了斜坡上面一点的另一块骨头碎片——接着他发现了一块下颚、肋骨、一些椎骨。实际上，他发现了当时发现的最完整的原始人骨骼，大约占到整个骨架的40%，从盆骨的形状来看，基本确定是名女性。当晚，回到营地后，考察队喝啤酒、烤羊庆祝这个发现，约翰逊还一遍遍地演奏甲壳虫乐队的歌曲《天空中佩戴钻石的露茜》。这个正式编号为AL288—I的骨架很不符合科学规律地以“露茜”闻名。[2704]露茜在当时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在于，解剖学研究表明她能够直立行走，可以准确推算出她所处的年代大约为310万至320万年前。她的头盖骨并不完整，但足以让约翰逊推断出它与猿的头盖骨大小相当。她的臼齿类似于人类，但是前面的臼齿不像我们的那样有两个尖头。
1974年9月，海尔· 塞拉西一世在一次政变中被推翻，导致埃塞俄比亚出现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独裁。这使工作难度加大，但是约翰逊设法继续工作，并于1975年再次做出更加非凡的发现：他在一处遗址，即著名的第333号遗址，发现了一个由13位成员组成的“第一家庭”：男性、女性、成年人、少年、孩子以及大约200块化石。第二年，即1976年，他与法国考古学家海林· 罗什一起，发现了玄武岩工具，年代可以追溯到250万年前。这些都意味着有关人类的起源要彻底改写。人类制作工具的历史和直立行走的历史要比想象的久远得多；而且很明显，这个人类指的是南方古猿而非智人。
埃塞俄比亚政治局势进一步恶化（亚的斯亚贝巴又发生了一次政变），阻碍了哈达尔的深入发掘和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东非大裂谷的南端再次引人瞩目。20世纪70年代中期，玛丽·李奇一直在距离奥杜威30英里远的拉托里遗址（Laetoli）进行发掘工作，这是一个砂岩沟壑流经的高原地区，不同于峡谷地貌。多年来她不断去那儿发掘，不久前刚发现了年代在360万至380万年前的两块颌骨。1976年7月份的最后一周，又来了四位科学家，其中有安德鲁· 希尔和凯· 贝雷斯梅耶。新来的科学家们兴致高昂，他们到达后的第二天早晨就绕着遗址走了一圈，并围绕大象粪便爆发了一场争吵。为了寻找攻击对方的新证据，希尔和贝雷斯梅耶跳进了一座平坦的峡谷，结果发现了一层坚硬的火山灰——进而在其中发现了大象的脚印。他们跪下来仔细观察，然后叫来了其他人。这些脚印不是新鲜的脚印，而是化石脚印，在大象足迹附近还分布着野牛、长颈鹿和鸟类的脚印，甚至还有一些古代的雨滴痕迹。一定是附近的火山喷出的火山灰落下来以后被雨水浇过，变成了一种水泥样的东西。这种“水泥”还没干透的时候，动物们在上面行走，接着上面又一层火山灰落下来。若干个世纪过去了，顶层风化了，露出了化石脚印。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发现，但是玛丽· 李奇让大家去寻找原始人脚印——那将一定是条大新闻。整个8月他们都在寻找，一直到9月的一天，他们才找到了一些看起来像是原始人的脚印，其中有大脚趾的痕迹。在他们发现的两组脚印中，其中一脚稍大些，在这块古代“水泥”上大约持续了18英尺的距离。1978年2月，玛丽· 李奇信心十足地宣布了这一发现。特别引人关注的是这些火山灰可以追溯到370万年前，比埃塞俄比亚的遗址稍早。从凹痕图样来看，一些专家认为无论这位原始人是谁，他都始终没有直立行走。那么，这是不是人类最初走向直立行走的时期呢？[2705]
答案并非来自玛丽· 李奇。拉托里遗址发现的骨头和颌骨被交给了美国古生物学家蒂姆·怀特（Tim White），他的任务是仔细描述这些骨头。但是，怀特是个很难相处的人，他与理查德和玛丽· 李奇闹翻了。在李奇看来，更糟糕的是，怀特后来与唐· 约翰逊合作，继续研究和分析来自拉托里和哈达尔的全部化石，年代介于300万年前和400万年前。1979年，他们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声称他们发现的是一种不同的原始人，是其他原始人的祖先。[2706]他们将这种原始人命名为南方古猿阿法尔种，他们认为这些古猿是两足动物，有明显的雌雄差异（雄性比雌性大得多），不过即使雄性也不超过1.37米高；他们的智慧类似于黑猩猩，面部突出，像猿一样；牙齿介于猿和人之间。最具争议的是，约翰逊和怀特声称南方古猿阿法尔种是南方古猿和人类种群的祖先，“因此，后两者应该是在300万年前的某个时间内分化出来的”。[2707]
起初，约翰逊和怀特打算让玛丽· 李奇成为共同作者，但是由于他们将玛丽发现的化石贴上了南方古猿的标签，玛丽相当不满。科学界的传统是发现者在发布其所发现的化石时有第一“发言权”，并由发现者为之命名。然后，其他科学家可以自由地提出赞同或反对意见。但是，将玛丽的发现用于自己的论文，约翰逊和怀特打破了惯例，而且当时他们清楚自己的观点与玛丽的解释相悖。但是，他们急于宣称南方古猿阿法尔种几乎是所有已知的原始人化石的祖先，总之他们那么做了。这就引发了一场无法弥补的宿怨。[2708]
不过，除却个人恩怨外，南方古猿阿法尔种的发现促使更多的人们重新思索。[2709]在其获得命名时，主导观点认为直立行走和使用工具是相互关联的：早期的人用两条腿走路，使双手得以解放，从而可以使用工具。但是，根据约翰逊和怀特的说法，早期人先学会直立行走，然后才开始使用工具，两者之间的时间差至少有50万年。最新的观点是，直立行走与非洲干旱期有关，当时森林衰退，大片的萨瓦纳草原扩展开来。在这种环境中，直立行走有很多优势——直立的早期人类行走速度更快，身体散热更快，活动距离更远，可以用解放的双手带食物回家或给孩子。因此，尽管矛盾让人感到不快，但是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它确实激发了一些有益的新观点。[2710]
自从1953年发现DNA的螺旋结构以来，1961年又迎来了一次理论进展，当时剑桥的弗朗西斯· 克里克和西德尼·布伦纳（Sidney Brenner）已经证明构成生物蛋白质的氨基酸实际上由DNA链条上三个一组的碱基对编码组成。也就是说，（A）腺嘌呤、（C）胞嘧啶、（G）鸟嘌呤和（T）胸腺嘧啶四个碱基中的三个以一定的排列组合编码成为某种氨基酸，如CGT或ATG。但是更务实的进步包括控制DNA的两种方法，这是后来的基因工程所必需的。首先是克隆，其次是基因序列。
1972年11月，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聆听了旧金山加州大学微生物学家赫伯特·波伊尔在夏威夷作的讲座，讲座内容涉及被称为“限制酶”（restriction enzymes）的某些物质。当这些物质遇到某种DNA碱基模式时，会将其切分成两个部分。例如，每次它们遇到后面跟着（A）腺嘌呤的（T）胸腺嘧啶时，一种限制酶（有好几种）就会切断DNA。但是，正如波伊尔在会上所说，限制酶所能做的不止于此。它们在切割时没有形成钝端，使双螺旋体的两条链同时终止；相反，它们形成了齿形端或阶梯端，一部分凸出，比另一部分稍长。因此，科学家们将这些端点标示为“黏性”，因为附翼能吸引互补的碱基。[2711]在参加波伊尔的讲座时，科恩本人正在研究质粒，即潜藏在细菌染色体外面并且独立复制的DNA微观螺圈。科恩听懂了波伊尔讲的东西，突然发现这与他自己的工作有直接且革命性的关联。因为质粒是环形的，如果被波伊尔所说的限制酶切断，就会变成断裂的环，断裂的两端成为彼此的镜像。因此，如果将其他动物身上取下的DNA片段，无论是什么动物（例如狮子或昆虫）都可以，以“开裂的环”状放入细菌中，它们就会自我繁殖。科恩这一想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每个细胞中的质粒可以自我复制很多次，同时细菌每20分钟分裂一次。随着这种复制和分裂，一天内就可以产生100多万个粘连的DNA副本。[2712]
讲座结束后，科恩就找到了波伊尔。沃尔特· 博德默和罗宾· 麦凯在讲述基因组计划的历史时是这么说的，两位微生物学家来到威基基海滩附近的一家熟食店，一边吃着咸牛肉三明治一边交谈，最后同意合作。1973年11月，他们在《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了初期成果，公布了首例成功克隆的报告。自此，有足够的DNA可供实验使用了。[2713]
下一步是研究DNA分子中的碱基序列，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很重要。排序很必要，因为如果生物学家想要弄清楚哪些基因控制着哪些功能，就要理解准确的顺序。英国剑桥的弗雷德·桑格尔（Fred Sanger）和哈佛的沃尔特·吉尔伯特（Walter Gilbert）发现了寻找基因排序的方法，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但是，桑格尔的方法先获得认可，所以应用更广泛。[2713-0]
之前，桑格尔在发现胰岛素时，曾经研发出一种方法，鉴别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并因此获得了他的第一个诺贝尔奖。但是这个方法太慢了，不适用于分子很长的DNA。而且，DNA只有四个子单位（A、C、G和T）组成，所以要了解它们的性质，就要弄清长序列。他取得的突破是，创造性地运用一种叫双脱氧的化学物，又叫链终止剂。[2714]这些材料实际上是不完整的腺嘌呤、胞嘧啶、鸟嘌呤和胸腺嘧啶；如果混入DNA聚合酶，即DNA复制酶，就会形成序列，不过并不完全——事实上它们停止了，被终止在A、C、G或T上。[2715]结果，它们形成了长度不一的DNA，每次都停在相同的碱基上。为了便于论述，我们设想这样一个DNA片615断：CGTAGCATCGCTGAG。如果用腺嘌呤（A）终止剂处理，就会形成在4、7、15位置停止生长的片段；如果用胸腺嘧啶（T）终止剂，就会形成在3、8、12位置停止生长的片段，等等。这一技术实际上可以分离不同的DNA链，就是将DNA放在一盘特殊的凝胶上，再在凝胶的两端接上电场，带负电的DNA被吸引到正电极，小的片段移动速度比大的片段快，这就意味着最终DNA链按大小顺序分离出来了。再给DNA染色，就能读出序列了。1977年2月24日，这一技术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此后迎来了克隆实验的高潮，基因工程学就此兴起。[2716]
一年多以后，1978年8月24日，波伊尔和一位年轻的风险资本家罗伯特· 斯万森一手创建的基因工程技术公司宣布，他们已经用基因排序和克隆的方法生产了人类胰岛素，并且已经和制药行业的巨头礼来公司达成协议，大批量生产这种药品。两年后，1980年10月，基因工程技术公司向公众发售110万股股票，微生物革命就此进入崭新的阶段：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35美元，发行后迅速涨到89美元。1974年初，波伊尔仅向公司投资了500美元，如今他见证了自己92.5万股的股票市值涨至8000万美元。从来没有哪位物理学家拥有如此之高的身价。[2717]
与电子和其他基本粒子相比，人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才将基因分离出来，并进而了解其组成部分。不过，在物理学的帮助下，有关基因的实验和理论工作开始先后展开。
20世纪70年代，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开始出现。它源于罗伯特· 阿德里的作品，却走得更远。那是些生物学著作，却带有明显的哲学意味。不过，作者不是诸如阿德里或《生物定时炸弹》的作者戈登· 拉特雷· 泰勒等人的记者或剧作家，也不是《裸猿》的作者德斯蒙德· 莫里斯这样的科普作家，而主要是科学家。这些书谈的主要内容都是复杂的生物学，却有更远大的追求。
第一本著作首先于1970年以法语发表，一年后推出了英语版。其作者是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他曾因揭示基因材料合成蛋白质的机制而获得1965年诺贝尔奖。在《偶然性和必然性》一书中，莫诺谈到了自沃森和克里克发现双螺旋体以来的最新生物知识，努力探寻生命的定义，思考生命到底是什么，进而探索生命对伦理学、政治学和哲学的意义。在我们现在看来，这本书比其初版的时候影响更加深刻（企鹅出版社于1977年再版）。这是因为莫诺的思想影响了很多现在知名度比他高得多的生物学家和哲学家的观点，包括E. O.威尔逊、史蒂芬· 杰· 古尔德、理查德· 道金斯和丹尼尔· 丹尼特。
莫诺虽然是位生物学家，但他的重要见解是：生命在本质上是一种物理学现象，甚至是一种数学现象。他最初的目的是要揭示宇宙中的实体如何在遵循宇宙法则的同时又“超越”这些法则。或者，正如他所说的，进化没有赋予存在的“义务”，但是它的确赋予了存在的“权利”。在莫诺看来，20世纪两项伟大的知识成就（自由市场和晶体管）都显示了生命的重要特点：扩充。这一规律允许组成部分自发且自然地在其所属的系统中产生更多的组成部分。照此推理，原则上生命并不独特。
在其著作的技术部分，莫诺揭示了所有生命的两个组成部分：蛋白质和核酸，它们自发采用三维形式，正是这种三维形式决定了很多其他东西。莫诺认为，这种自发组合是生命最重要的因素。他说，这些物质具有物理学和数学的特征。“伟大的思想家，包括爱因斯坦，往往……惊异于这个事实，即人类创造的数学单位即便与经验毫不相关也能如此忠实地反映自然。”莫诺再次暗示，这一点并无特别“神奇”之处——生命的数学和物理学特征丝毫不逊色于其生物学特征。（我们将在最后一章讨论这部预示性的著作。）
他进而提出，由于核酸能够“精确地”自我复制，进化才得以发生，因此，这意味着只有偶然因素才能产生突变。从这种意义上说，宇宙曾经具有、现在仍然具有偶然性（从统计学的角度，因此也是数学的角度来看）。他感到，这一点具有深刻的意义。首先，进化不仅仅适用于有生命的物体：适应是时间的另一种表述，相当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另一功能。生物作为孤立的、完备的能量系统，似乎违背了熵的内涵，只可惜进化不可能倒退，这便是时间的功能。这就意味着，生命是暂时的，因其本质上是物理现象：不同的生命形式相互对抗，直到形成更大的无序状态。
同样富有争议但又没有末日论嫌疑的是，早在E. O.威尔逊和理查德· 道金斯等人的著作之前，莫诺就提出，观念、文化和语言是生存的工具，神话（他避免使用宗教这一术语）中含有生存的价值，不过它们终会被取代。（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基督教和犹太教比印度教更“原始”，并认为后者比犹太基督教更长久。）他觉得，进化理论是“盲目”的过程，不指向任何目的性结论，它所概括的科学方法是最“客观”的世界观，原因在于没有哪些人会比另一些人更接近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科学驳斥并取代了一些观点，如泛灵论、伯格森的活力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它自认是社会历史的科学理论）。因而莫诺认为科学不仅是一种研究世界的方法，还是一种其他社会机构能够从中受益的伦理姿态。
他并非看不到这种姿态引发的问题。“现代社会靠科学维系，依存于科学产品，它对科学的依赖不亚于瘾君子对毒品的依赖。它把必要的物质推给知识的根基——基本伦理，把道德弱点推给已经被知识毁坏、但它仍想参照的那些价值体系。这种矛盾是致命的，我们看到，这使我们陷入困境。创造了现代世界的知识伦理是唯一能与现代世界共存的伦理；一旦被理解和接受，它就是能够引导世界进化的唯一伦理。”[2718]
莫诺的视野宽广，他的语气是试探性的，好像一名刚刚接触哲学的新人，没有接受过学科训练，正在摸索前行。他有关“客观知识”的观点极大地忽略了托马斯· 库恩的研究，因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不断受到哲学家的批评。但是莫诺之后的生物学家们可没有这么谦逊。20世纪70年代中期又有两本书面世，更直接地探讨基因、社会组织和人性之间的关系。
在《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1975）一书中，哈佛大学的动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Edward O. Wilson）意图揭示生物学、基因以何种彻底的程度控制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的社会行为。[2719]威尔逊对生物学各个领域涉猎广泛，还是一名研究昆虫的世界权威。他论证说，昆虫、鸟类、鱼类和哺乳动物的所有社会行为模式都能做出如下解释：出于生物体与环境之关系的需求或出于生物体与某种特殊生物要素（比如气味）之关系的需求，而这显然是遗传决定的。他揭示了领地权何以关系到食物需求，种群规模何以不仅关系到食物供应，还关系到性行为，性行为反过来又与支配模式相关。他研究了大量鸟鸣声，发现鸟类继承了一种“基本”的鸣叫方法，但如果鸟类迁徙，它们还能学会一定的“方言”。[2720]他证明了蚕蛾醇（雄蚕体内的一种化学物质）的重要性，它刺激雄蚕去寻找雌蚕进行交配，按照威尔逊的说法，它使雄蚕看起来有点像“受性指引的导弹”。[2721]他说，这种物质只要一点点就足以使蚕兴奋起来，这说明了进化可能是这样发生的：只要蚕蛾醇或同样敏感的受体发生微小的变化，就足以从性方面驱使许多个体离开原群。威尔逊考察了本章前面提到的有关大猩猩、黑猩猩、狮子、大象，以及南方古猿的众多研究之后，在其著作后面附上了说明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如何进化的表格，这些表格引起了争议。它创造了一种层级制，顶部是美国、英国和印度这类国家，中间是夏威夷和新几内亚，底部是澳洲土著居民和爱斯基摩人。[2722]
评论家不同意威尔逊的论点，认为他的观点过于简单，有种族主义（他来自美国南方）倾向，在哲学上靠不住，而且也还质疑了自由意志的整个概念。争议还涉及一个在哲学上很重要的技术领域，主要涉及他对于利他主义和群体选择的讨论。评论家质问道，利他主义指的是个体把他人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如果进化以传统方式作用于个体，那么怎么会出现利他主义呢？怎么会发生群体选择呢？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版的又一部作品给出了更为明确的答案。生物学领域之外的人可能会感到惊讶，《自私的基因》有相当多的篇幅谈到了基础数学。[2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