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私的基因》一书的作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来自牛津大学，他在一些重要章节中设想一个完全由鹰或鸽子组成的鸟群。鹰好斗，而鸽子总是退让，并接着引入了数学。道金斯为不同的遭遇附上相应的完全随意的分值。例如，两只鸽子打架，胜者得50分，但是因为它长时间地观望对方，要被扣掉10分，这样它一共得了40分。负者被扣10分，因为它浪费时间，观望不前。因此，一般来说，任何一只鸽子，在与其他鸽子争斗时，都有一半的胜算，因此，平均成绩就是+40与—10之和的一半，即+15。[2724]现在假设闯入了一只突变异种鹰。它从不退让，所以每战必赢，每次都得50分。与平均成绩只有+15的鸽子相比，它明显占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做一只鹰有明显的优势。但是，现在鹰的基因扩散到了整个鸟群中，很快，所有的争斗都成了鹰与鹰的争斗，此时，胜者得分+50，而负者严重受伤，因此得分为—100。如果鹰在所有的争斗中胜负各一半，那么它的平均成绩为+50与—100之和的一半，即—25。在这种情况下，闯入了一只突变异种鸽子，它每战必败，但它从不受伤，所以它的平均成绩为0。这个成绩似乎不怎么样，但要比—25好得多。因此，鸽子基因开始扩散。按照这种计划，鸟群最终将达到进化稳定策略（ESS），5/12是鸽子，7/12是鹰。在这个临界点上，鹰和鸽子的成绩是一样的，自然选择不会偏向任何一方。这个简单的例子想要说明的是，一群鸟可以呈现出某种特征，而自然选择却是发生在个体身上的。
道金斯接着举了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例子。这次他要我们假设他是一只动物，发现了食物——一丛蘑菇，共8只。他给每只蘑菇+6分（这些分值仍然是完全随意的）。他写道：“这些蘑菇很大，我只能吃掉其中3只。我要不要发出‘食物呼叫’，把我的发现告诉别的动物呢？谁能听到呢？兄弟乙（它与我的相关性是1/2，即它与我有一半的基因相同）、堂兄丙（它与我的相关性是1/8）和丁（没有特别的关系：它与我的相关性没有实际作用，可以忽略）。如果我对自己的发现缄口不言，那么我的净得利益是我吃掉了3只蘑菇，每只蘑菇得+6分，一共+18分。如果我发出食物呼叫，我的净得利益就需要稍微计算一下。我们4个人将分享8只蘑菇。我能吃到2只蘑菇，每只得分+6，我的总成绩是+12。但是当我的兄弟和堂兄分别吃自己的那两只蘑菇时，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基因，所以我也能得到一些分值。实际得分就是（1×12）+（1/2×12）+（1/8×12）+（0×12）= 19.5。自私行为获得的相应净得利益是+18：呼叫带来的结果只高了一点点，但结论是明确的。我应该发出食物呼叫；在这种情况下，对我而言，利他主义对我的自私基因有利。”[2725]道金斯最主要的观点是，我们必须把基因视为进化和自然选择的核心单位：基因是一种自我复制的单位，它“关注”自身的生存和兴盛，清楚了这一点，其实一切就一目了然了：昆虫、鸟类、哺乳动物和人类的亲属模式和行为就可以解释了；利他主义是明智的，非亲属群体（如种族）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如此。
道金斯颇有说服力的论点和威尔逊的观点共同激发了达尔文思想的复兴，成为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特点。道金斯和威尔逊的观点还有一个方面与汤姆· 沃尔夫、克里斯托弗· 拉什、约翰· 罗尔斯和经济学相关。这也是20世纪末各种知识走向综合的又一个例子。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沃尔夫的《我时代》和拉什的《自恋的文化》都强调个性化和自私。这些书各不相同，表面上有不同的目标，但引人注意的是，它们都有着自私的主题。与约翰· 罗尔斯的《正义论》的联系在于，“原初位置”和“无知之幕”实际上与自私的基因所处的位置完全相反：罗尔斯说的是，谁也不懂得遗传，正因为不懂，我们才希望走向真正公平的制度，拥有剔除自私的生活方式。在罗尔斯的原初位置，当然没有鹰或鸽子，也没有其他亲属。罗尔斯的体系很清楚道金斯类型的论点并努力避开它。丹尼尔· 贝尔已经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罗尔斯的观点抛弃了达尔文主义的一些矛盾之处。道金斯的观点与市场体系有相似之处，部分原因是他将行为结果与数值相联系，尽管简单化了，但结果（得失）十分真实。例如，鹰和鸽子的处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的价格垄断。为了获得最大利益，车行老板（打个比方）要确定一个（相对）稳定的汽油价格；这样所有的车行老板都会受益。但是，总有一只任性的“鹰”经不住诱惑，降低价格，赚取暴利。于是其他车行老板迅速跟风降价，直到情况稳定，重新定价。很多民主国家有相关法律，防止这类行为的泛滥，但不能抹杀的是，在某些方面，进化与市场经济有很多共同特征。
35 法国专辑
1977年1月31日晚，8点20分，不管谁到了，谁还没到，位于巴黎市中心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波堡画廊都关上了大门。瓦雷利· 吉斯卡· 德斯坦总统即将发表讲话，宣布蓬皮杜中心开幕。所有的楼层都是穿正装的男士和着礼服的女士，很多人想找杯饮料喝，但一无所获，因为总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下令禁止提供茶点。吉斯卡总统在讲话中首先赞扬前总统蓬皮杜（法兰西共和国前总统，正是他推动了这个项目），有意冷落了负责该中心运作的主管部门领导、巴黎市长雅克· 希拉克，只字未提建筑的设计者或建设者。聚集在一起的来宾们手中连酒杯都没有，被迫空手聆听总统的讲话，难免怀疑总统在演讲中没有面面俱到，是否意味着他并不喜欢这座建筑。[2726]
的确，很多人不喜欢这座建筑，他们觉得蓬皮杜中心（Pompidou Centre）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全世界最丑陋的建筑物。无论这一说法有多少真实性，其重要性却是毋庸置疑的。[2727]首先，它的设计初衷不是要建成一座美术馆或博物馆，而是要建成一座艺术综合体和图书馆，帮助巴黎重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纽约的崛起而失去的艺术之都的地位。其次，这个中心是一座重要的建筑，无论其外观如何，它无疑标志着为摆脱战后占主导地位的现代主义美学而进行的有力尝试。再次，这个中心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内设声学、音乐研究和协作学院，该院有意成为实验音乐的世界中心。人们将管理者职位预留给了皮埃尔· 布列兹，希望能借此吸引他从美国回来。[2728]
不过“波堡”的意义主要在于建筑。两位设计者意大利人伦佐· 皮亚诺和来自伦敦的理查德· 罗杰斯都是当代最具技术思想的人物，而选中他们的评审团成员包括菲利普· 约翰逊、约恩· 乌松和奥斯卡· 尼迈耶，他们分别是美国、丹麦和巴西的建筑师，曾经合作设计了一些战后最负盛名的建筑。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代表了包豪斯（沃尔特· 格罗皮乌斯、密斯· 凡· 德罗和勒· 柯布西耶）之后建筑界的主流。在1945至1975年的三十年间，多数西方建筑从功能上可以分为两种：公司建筑和大众住宅。建筑师如果追求国际风（菲利普· 约翰逊本人创造了这个术语），就主要通过直线和平面打造设计方案，建筑物往往要么完全采用黑色（例如密斯· 凡· 德罗设计的曼哈顿西格拉姆大厦），要么完全采用白色（例如数不清的住宅项目）。虽然有人大胆尝试，努力摆脱直线一统天下的局面（在20世纪60年代新大学的建设潮中，最成功的要数锯齿形和菱形），但是现代建筑经常陷入简· 雅各布斯所说的“乏味的大荒芜”或批评家雷纳· 班汉姆所说的“新野兽主义”。意大利批评家曼夫雷多· 塔夫里和弗朗西斯科· 达尔科指出，现代建筑的问题是“过度关注于为一系列无意义的传承形式重建意义的深度”。[2729]伦敦南岸的建筑群（包括国家剧院）和米兰大教堂附近的维拉斯加塔楼都是大型建筑的例子，给人以压迫感。
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ayer）和约恩·乌松（Jørn Utzon）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们努力摆脱这种传统。尼迈耶师从勒· 柯布西耶，因曲线形贝壳状混凝土屋顶而声名远扬，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巴西新首都，其景观令人想起乔治· 德· 基里科。约恩· 乌松设计了很多住宅项目，但他最著名的建筑是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Sydney Opera House），它试图用白色的巨浪式房顶重现不久前首次发现的澳大利亚帆船的线条。毫无疑问，公众喜爱这座建筑（无疑它极具原创性），但是悉尼歌剧院功能单一、地点独特（位于水边码头区，容易看到），无法被广泛仿效。然而，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尼迈耶和乌松努力摆脱约翰逊所概括的传统建筑智慧，理论上，“波堡”评审团应当十分专业才对，而威尔海姆·桑德伯格（Wilhelm Sandberg）的加盟更是锦上添花，威尔海姆· 桑德伯格是阿姆斯特丹市立（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也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博物馆长（阿尔弗雷德· 巴尔紧随其后）。评审团考查了681个有效方案，他们先是选出100个，然后再选出60个，最后选中了第493号方案（所有的图纸都是匿名的）：皮亚诺、罗杰斯和弗兰奇尼任建筑师、奥雅纳工程顾问公司（曾经参与过南岸建筑群和悉尼歌剧院的工作）担任顾问工程师。[2730]
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是热那亚人，生于1937年，他认为自己不仅是一名建筑师，还是一名工业设计师——奥利维蒂公司是他的客户。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于1933年生于英格兰，但是他来自一个意大利人为主的家庭——堂兄厄内斯托· 罗杰斯曾经在米兰教过皮亚诺。罗杰斯是一名富布莱特学者，曾就读于伦敦的建筑联盟学院，后赴耶鲁，并在那儿遇到了菲利普· 约翰逊和他之前的合作伙伴诺曼· 福斯特。皮亚诺和罗杰斯胜出的设计方案有两个主要特点。这个方案没有填满那块巴黎多年前清理出来的一处大约七英亩的空地。相反，它还在主建筑物前留下一块长方形地块，将其建设成露天广场，不仅方便游客，还方便街头表演：杂耍演员、吞火魔术师、杂技演员等。该设计另一个更具争议的特点在于其“内部结构”，特别是那些通常会隐藏起来的部分，如空调管、水管和电梯间等，都放在外面，刷上鲜艳的色彩，使其成为设计的一大特色。这么做的一个原因是灵活性：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开发该建筑物的用途，那么现存的机械就需要更换。[2731]另一个原因是避免巴黎又竖立一座“纪念碑”的说法，将本该隐藏的元素暴露在外，突出了中心的“工业”特点，增强了整个建筑物的都市感。
一部用玻璃管道保护起来的电动扶梯顺着大楼外部曲折上行，这一外观特色打动了菲利普· 约翰逊的心。他特别喜欢这一设计。[2732]蓬皮杜中心就像是一只用花彩管道装饰的鞋盒；但它看起来特别新颖，当然也不同于国际上流行的现代建筑。无论你喜欢它还是讨厌它，蓬皮杜是与众不同的，它打破了常规。虽然它并未激发多少复制品，但它却是促进变化的催化剂。
声学、音乐研究和协作学院（IRCAM）是蓬皮杜中心规划的一部分，旨在将其建成出色的世界级音乐技术中心，它拥有绝对没有回声的特殊音响设备、先进的计算机、声学研究实验室，以及能容纳500名观众的表演厅。这个中心后来被称为“小波堡”，最初的构想是地下5层，带玻璃房顶和图书馆，用蓬皮杜历史学家内森· 西尔弗的话说，要建成“全世界音乐研究者的工作室”。[2733]吉斯卡任总统后削减了经费，但是，即使如此，也足以吸引布列兹回国了。
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生于192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事音乐创新的少数几位作曲家之一，其他人还有卡尔海因兹· 斯托克豪森、米尔顿· 巴比特和约翰· 凯奇。我们知道，在20世纪50年代，严肃音乐家在作曲时主要有三大方向：十二音阶体系、电子音乐和各种即兴的奇想。布列兹、斯托克豪森和让· 巴拉克都曾经师从奥利维埃· 梅西安。在第23章我们看到，梅西安曾经尝试记下鸟鸣的音符，相信各种声音都可以转成音乐，他正是以这种方式对学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卡尔海因兹·斯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还受到了非洲音乐、日本音乐（1966年他曾在日本工作）和南美音乐的影响，但是布列兹在1952至1954年间创作《没有主人的琴锤》（Le Marteau sans maître）时，采用非洲黑人音乐的节奏谱写了电颤琴和宽音域木琴的乐曲。十二音阶体系在于1945年逝世的安东· 冯· 韦伯恩的晚期创作中发挥了重大影响。布列兹认为这些创作是个“开端”，斯托克豪森和美国的米尔顿· 巴比特对此表示赞同。在欧洲，达姆施塔特的克兰尼斯坦学院是践行这一方法的中心。夏天，好几个月的时间里，作曲家和学生们聚在一起探讨音乐创作的最新进展。斯托克豪森是其中的常客。[2734]
布列兹可能是音乐理论领域中最有思想的一位。对他而言，十二音阶体系是对“声音的客观艺术”的追求。他认为自己不仅是作曲家，还是研究声音的科学家、建筑师或工程师。在一篇题为《技术和作曲家》的论文中，他说，音乐领域的保守趋势阻止了新乐器的发展，他对此感到遗憾。按照评论家保罗· 格里菲斯的说法，正因如此，布列兹才认为梅西安的方法、电子音乐和计算机对其艺术形式的发展很重要。[2735]《结构》是他创作的一部非常著名的乐曲，这说明他也曾经关注过“结构”，他写道，结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布列兹在写作中多次提及克劳德· 列维—斯特劳斯、包豪斯、费尔南· 布罗代尔和毕加索，他们每个人都堪称典范。他频繁会晤雅克· 拉康和罗兰· 巴特（见下文），有些会晤是公开的。在一次著名的评论中，他说，仅仅给《蒙娜丽莎》加上八字须还不够：“应该干脆把它毁掉。”因此，他孜孜不倦地追求新的声音形式，在这方面，“研究”和数学模式并非不合时宜。[2736]布列兹和凯奇都采用数字图形确立节奏结构。
电子音乐（electronic music）包括对自然声音、金属和水的声音（具象音乐）的电子改编，为音乐创新提供了另一条探索途径，提出了颇受这个小圈子欢迎的新结构和表面上科学的元素。人们发明了新的记谱法，发明了新的乐器，带来了大量新的电子技术合成的声音，特别是1964年面市的罗伯特· 穆格的电子合成器。巴比特和斯托克豪森都创作了大量的电子音乐，后者甚至在1970年的大阪展览会上拥有一座特别为他建造的球形演奏厅（以获得最佳的音响效果）。
保罗· 格里菲斯认为音乐中的偶然性与艺术界杰克逊· 波洛克的滴画和雕塑界亚历山大· 考尔德摇摆的“动态雕塑”异曲同工。[2737]在美国，约翰· 凯奇是领军人物；在欧洲，即兴音乐于1957年随着斯托克豪森的《第十一钢琴曲》和布列兹的《第三钢琴奏鸣曲》而来到达姆施塔特。在斯托克豪森的乐曲中，音乐家看到的是一张纸，上面有19个片段，可以用任何顺序演奏。布列兹的作品还不算极端：整首曲子写满了符号，但音乐家要被迫在很多地方进行方向性选择。[2738]
布列兹的作品反映了战后作曲家的激进特点，他甚至激进到了质疑与音乐有关的一切：音乐会的性质、管弦乐队的组成、音乐厅的建筑设计，以及最重要的一点，现有乐器的局限性。正因如此，才有了创办声学、音乐研究和协作学院的想法。20世纪50年代初，约翰· 凯奇曾经在洛杉矶做过类似的尝试，但是直到1968年5月法国发生五月风暴时，布列兹才得以广泛传播他的理念。[2739]他的目标远大（他曾经说，“我要做的是改变整个人类的心智”）。确实，布列兹领先于同时代的其他人，甚至领先于斯托克豪森，在某种意义上，他以“布罗代尔式”眼光看待自己，认为自己亦是“长时段”的一部分，是音乐发展的一个阶段。因此，他希望声学、音乐研究和协作学院在使用机器（能够“制作”音乐的“4X”）、追求创造性的同时能制作出更“理性”（语出布列兹）的音乐。[2740] 1977年5月，布列兹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发表观点。“科学家和音乐家协作是必要的，他们应该忠于本来就涵盖大量专业范畴的两个通用名称，不过从外部看来，似乎科学家和音乐家也不是非合作不可。一种直接反应可能是，音乐创作不需要相应的技术；科学界的很多代表也不觉得这种说法有什么错，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他们会摆出事实：艺术创作属于直觉和非理性的范畴。他们怀疑火与水的乌托邦式联姻能否产生有用的东西。如果事关神秘，那就让它保持神秘吧：对音乐和科学的交汇点的任何探寻都很容易被视为亵渎。许多科学家们由于不清楚音乐家们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什么，不清楚双方可以合作的领域，他们只是觉得事情荒谬，就选择提前退出。”[2741]不过，他接着说：“最后，音乐创作总得学会甚至借用技术性语言。……音乐家要创作，就得切实了解当代技术；不然，科学家、技师和音乐家虽然密切往来，甚至互相帮助，但是他们的活动在对方看来却处于边缘位置。因此，我们今天的构想，就是要为整合他们做准备，通过日益中肯的对话，形成兼顾音乐创作之需要和技术优先的共同语言。……未来的实验很可能依据中肯的对话进行，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能够担此重任？”[2742]
《法国贩毒网》是威廉· 弗莱德金于1971年拍摄的有关毒品流入美国和黑手党的电影，其实说的不是法国的事情（其中有些恶棍是讲法语的加拿大人），但是片名很受欢迎，它抓住了哲学、心理学、语言学、认识论以及历史学、人类学和音乐等领域一些值得关注的内容。这就是法国思想和盎格鲁—撒克逊思想之间的明显差异，不过二者同样硕果累累又富有争议。在美国、英国和其他英语世界，达尔文的元叙事方兴未艾，但在法国，特别是20世纪60年末以及70和80年代， 19世纪的另外两种元叙事再度兴起：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区分这些理论并非易事，因为有些作者同时支持两种理论，还有些德国和法国的作者文风深奥、矛盾，他们的作品翻译后语言显得更加笨拙、晦涩。下文中，除了引用原作之外，我还会引用一些注释，尽量避免晦涩难懂的语言，因为这些法国思想家确实代表了一股明显的潮流。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是一位秉承弗洛伊德传统的精神分析学家，他的成长经历非常特别。拉康于1901年生于巴黎，20世纪30年代与雷蒙· 阿隆、让—保罗· 萨特、安德烈· 布雷东、莫里斯· 梅洛—庞蒂和雷蒙· 格诺等人一起参加过亚历山大· 科耶夫主持的有关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研讨会（见第23章）。在法国，精神分析学并没有像在美国一样迅速获得承认。1953年，拉康开始举办公开研讨班，这种研讨活动持续了26年，至此，精神分析学才在法国受到重视。他的研讨班思想前卫，设计容纳650名听众的空间挤进了800名听众，其中还有很多知名的知识分子和作家。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 阿尔都塞高度评价拉康，并于1963年邀请他将研讨班转至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但是拉康还是被迫从巴黎精神分析学协会辞职，并遭到国际精神分析学会驱逐，原因是他采用了“折中”的方法。1968年5月之后，樊尚大学的精神分析系（属于巴黎大学）得以重组，成为弗洛伊德学派的阵地，拉康担任科学主管，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此交流。[2743]
拉康的处女作《文集》发表于1966年，对弗洛伊德主义进行了重大修改，纳入了诸如自我这样的东西根本不存在之类的观点。[2744]拉康理论中引起广泛关注的部分是他对语言的关注，这一点继承了路德维希· 维特根斯坦和罗纳德· 大卫· 莱恩。[2745]与莱恩一样，拉康相信发疯是面对无法忍受的情况时做出的理性回应；与维特根斯坦一样，他相信语言是不确切的，相同的语言对于说话者和听者而言，其意义多少有些出入；精神分析学家的工作就是要理解无意识地经由语言透露出来的意义问题。同样，拉康并没有给出解决方案；在他看来，精神分析是一种倾听和探求“欲望”的技术。本质上，精神分析过程中展现的语言是“以被拷问的形式”无意识揭开的语言，即欲望。拉康说，无意识不是我们内心的私人地带。相反，它是我们用语言调停的彼此相互关系的基本而未知的模式。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和费迪南· 德· 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拉康迷上了语言机制。他认为，有四种“话语模式”——主人话语、大学话语、癔症患者话语和精神分析师话语，不过它们极少以单纯的方式出现，之所以这样分类，是为了便于分析。最后，拉康还有一个重要观点，即不存在完全的真相，等待完全真相的出现是毫无意义的。拉康喜欢说，当患者意识到治疗能永远继续下去时，患者就会结束精神分析治疗。这就体现了在意义获取过程中的语言应用：语言使患者认清了自身处境的真实性（或者说真实意义）。拉康的追随者说，这就是他的写作风格缘何如此笨拙或者说晦涩的一大原因。读者必须透过字面“重构”自己的意义，就像诗人写诗一样（不过一般来说，诗人重构的意义也许要比患者重构的意义易懂得多）。[2746]这当然过于简化了拉康的理论。拉康晚年的时候，甚至在作品中使用了数学符号，不过，多数人并没有因此觉得他的观点更明确易懂，当然他为数众多的批评家同样如此，他们认为拉康古怪、糊涂，甚至一派胡言。尤其有一种批评认为，虽然他的职业生涯有很长一段岁月在巴黎，曾经不断尝试将弗洛伊德和黑格尔、斯宾诺莎、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综合起来，但他却忽略了生物学和医学领域取得的最基本的发展。如果说拉康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不朽的遗产，那要数他是“解构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即语言没有内在意义，讲话者表达的意思与他本来的意义多少有出入，听者/说话者必须尽自己的本分。正因如此，他的观点一度在心理学、哲学、语言学、文学批评，甚至电影和政治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精神学家中，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政治和影响力方面无人能敌。他的职业生涯和他的观点同样有趣。保罗—米歇尔· 福柯于1926年10月生于普瓦捷，曾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这所特别有名的全寄宿制高校是“法国大学校”成员之一，其毕业生称为“高师学生”，为大学输送师资。福柯在那里收获了路易· 阿尔都塞的友谊、保护和帮助，阿尔都塞身材瘦削，有种“孱弱的忧郁之美”。阿尔都塞经常接受分析甚至是电击治疗，身体远谈不上健康，但是作为一名重要的理论家，他声名显赫。[2747]起初，福柯因为考试不及格而惊慌失措，但是后来，他渐渐喜欢上了精神病学，特别是赶上了这个专业的兴起和发展，于是他的职业生涯风生水起。作品的成功使他得以结交法国思想文化界的很多名人：克劳德· 列维—斯特劳斯、罗兰· 巴特、费尔南· 布罗代尔、阿兰· 罗伯—格里耶、雅克· 德里达和埃马钮埃尔· 勒华拉杜里。1968年事件之后，新的樊尚大学选中他主管哲学系。[2748]樊尚大学的正式名称是樊尚实验大学中心，“是1968年五月风暴和埃德加· 福尔的产儿”，福尔时任法国教育部长。“它绝对跨学科，引进了有关电影、符号学和精神分析等全新的课程，是法国第一所向未获得高中毕业文凭的申请者敞开大门的大学。”“因此，它（一度）成功吸引了很多工薪人士和未能被大学招生办录取的人。”“学校的气氛……就像一只嘈杂的蜂窝。”[2749]福柯的这段职业生涯，加上他广为人知的吸毒经历、参与反越战示威、参与监狱改革运动和他在同性恋解放运动中发挥的作用，都表明他是一个典型的反主流文化的中心人物。然后，1970年4月，福柯被选入法国社会的主要阵地法兰西学院负责思想体系史，这简直是一个为他量身定制的职位，也反映了福柯当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2750]
福柯、拉康和莱恩都相信，精神疾病是一种社会构建，与其说它确实存在，不如说是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和医生认为它存在。他特别指出，现代社会委派人文科学工作者作出决策，进而控制和监督其人口。[2751]他说，这些人文科学“已经颠覆了基于主权和人权的古典政治统治秩序，代之以通过规范人类行为行使权力的新政权”。正如马克· 菲尔普所说，我们现在知道，或者我们认为自己知道，“正常的孩子”是什么样、“心理稳定”是什么样、“好公民”是什么样或“完美的妻子”是什么样。科学及科学家在描述何为正常的同时，也定义了何为不正常。这些规则——“言语规则、经济理性规则和社会行为规则”——定义了我们是谁。在福柯看来，“人类作为一种普遍范畴，内部就有‘存在规则’，这种观点是……启蒙运动的发明”，这既是错误的又是不可靠的。他著书的目的是帮助解构这个观点，他认为不存在“单一的、连贯的人类境况”。福柯的作品有一种罕见的一致性。他最重要的著作研究的都是社会机构的历史：《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1964）、《知识考古学》（1969）、《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1971）、《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认知考古学》（1972）、《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1975）、《性史》（1976）。
但是，也不能据此认为，福柯只写精神病学、刑罚学、经济学、生物学或哲学的历史。他还努力揭示：知识结构是如何反映社会权力结构的，对正常人、正常思想或正常身体的定义为何既反映了“真相”，又是一种政治建构。[2752]福柯写道：“我们臣服于权力制造的真相。”他说，人文科学告诉我们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它可以合法地管控人口，找出疾病、骚乱和偏差的征兆并对它们加以治疗，使它们在种种监控体系的密切注视下恢复正常功能”。很明显，这些正是菲尔普强调过的“纪律”。正如拉康认为意义是一种“重构活动”，福柯之所以称自己的作品是“考古学”而不是历史学，是因为福柯也认为自己的作品是一种发掘，它们不仅描述了过去，还进而重现“被埋葬了”的知识。福柯身上有种“反抗者”气质；他相信只有当人“反抗”人文科学规范的压力时，人才得以存在，他认为，不存在一贯的或不变的人类“境况”或“本性”，不存在理性的历史进程，不存在“人类理性对自然的渐进胜利”。斗争是存在的，却是“无规律可循的”。在这方面，他最后一个论点是要说明资产阶级的人和人文主义的人“已经成为过去”。他说，自由人道主义业已经被证明是种假象，当它作为阶级权力和社会特权者的工具的本来面目被暴露时，它就走向了崩溃。[2753]有良知和理性的个人主体在现代已经过时，它在思想上、道德上和心理上均已被解构。
福柯最后一本重要著作是有关性史的研究。他在书中称，除了强奸和与儿童发生性行为，其他行为都不应受到限制；这与他的其他作品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对他而言，遗憾的是，他积极支持的同性恋酒吧和澡堂的发展（他喜欢加州并且经常去那儿）可能要为他的离世负责。1984年6月，他死于艾滋病。
现在我们从精神病学来到心理学。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感兴趣的不只是儿童的发展和智力行为的系统发育。后来，他进一步拓宽兴趣，运用福柯和拉康的观点，成为结构主义思维模式的主要倡导者。皮亚杰的观点借鉴了诺姆· 乔姆斯基的成果，但是结构主义其实是在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世界发展起来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对盎格鲁—撒克逊英语世界的更多实证发现一无所知。因此，法国以外的很多人发现，要说清楚结构主义为何物并非易事。皮亚杰的《结构主义》（1971）算是将结构主义阐述得比较清晰的一本书了。[2754]福柯选择用“考古学”而非历史学这一词汇表明他的发现，即结构是业已存在的东西。皮亚杰也表示，在基因和行为之间存在“心理结构”。例如，他的一个出发点是，“代数学不会‘蕴含’在细菌或病毒（它们比较相似）行为中，当然也不会孕育在基因中。”[2755]按照皮亚杰的观点，无论是细菌（分裂）还是人类做加减法，这种数学能力只有一部分来自遗传，还有一部分则源于有机体在发育过程和接触世界的过程中建立的心理结构。皮亚杰认为，语法结构就是心理结构的完美例子，因为它部分来自遗传，部分来自后天“习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康认为患者通过分析获得意义。
“要是被问及如何‘安置’这些结构，”皮亚杰写道，“我们会将其安排在神经系统和意识行为之间的某处（无论哪里）。”[2756]让人困惑的是，皮亚杰宣称这些结构并未以物理形式存在于有机物中；结构是理论性的演绎，是一个过程。他的这本著作涉猎广泛，从路德维希· 冯· 贝塔朗菲的数学观点到凯恩斯的经济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再到塔尔科特· 帕森斯的社会学。但是，他主要关注心理结构，他认为，有些心理结构的形成是无意识的，而这就需要心理学家去研究了。皮亚杰推动人们关注心理结构，是要阐明，通过研究观察到的行为或研究心理活动的过程都不足以理解人类经验，还需要“其他东西”。[2757]皮亚杰比多数欧洲同行更清楚当代人在进化生物学和心理学方面取得的进步：谁也不能指责他是门外汉。但是他的作品仍然是高度抽象的，这让盎格鲁—撒克逊的批评家们意犹未尽。[2758]皮亚杰认为完美的生命是一种生物范围内的获得性结构，各具创意。心智会逐渐发育或成熟，但是其过程却急不得。随着一个人的成长，他对生命的理解会受到数学和语言知识的调节，本质上说，数学和语言是两种思维逻辑系统，有利于我们应对世界，反过来又利于改造这个世界。在皮亚杰看来，心理结构的发育程度及其与世界匹配的程度影响着我们的幸福感和适应力。本质上，无意识可能是系统内的骚乱，这个问题有待心理分析学家研究。
结构主义获得成功之后，无疑会引发对抗反应。阿尔及利亚犹太人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发起了批评。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时，大批犹太人离开阿尔及利亚，法国突然成为欧洲大陆苏联以西犹太人最多的国家。
德里达首先要批评具体的作品。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克劳德· 列维—斯特劳斯不仅是一名人类学家，还是一名哲学家、一位思想领袖，他的结构主义观点从人类学拓展到心理学、哲学、历史、文学批评，甚至建筑学。[2759]我们还要感谢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新名词“人文科学”，即有关人的科学，他称人文科学抛弃了“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关注”，为研究人类境况提供了更可靠的视角。结果，哲学作为“人类知识的特殊综合”的传统角色似乎日益受到削弱：“人文科学不需要此类哲学，它可以独立思考。”[2760]让—保罗· 萨特和语言学家费迪南· 德· 索绪尔也受到了批评。列维—斯特劳斯看不起存在主义的“主观偏见”，认为基于个人经验的哲学“绝不会告诉我们跟社会或人有关的任何基本知识”。作为一名人类学家，他还批评了很多欧洲思想的民族中心主义特点，称其局限自己的文化范围内，很难成为普适观点。
德里达对列维—斯特劳斯提出批判，认为后者从根本上囿于自己的观点。在其自传性著作《忧郁的热带》中，列维—斯特劳斯讲述了自己缘何选择人类学并谈到了他在巴西的早期实地研究工作，研究了南比克瓦哈等原始部落中书写和内在知识之间的联系。[2761]由此，列维—斯特劳斯概括说，“几千年来”，书写一直是权力精英的特权，关系到社会地位和阶级分化，“其主要功能”是“奴役和征服”。列维—斯特劳斯说，在发明书写和出现科学之间，不存在“知识的增长，不过是知识的上下起伏而已”。[2762]
德里达提出了一个相关却更为根本的观点。他说，纵观历史，人们并不像尊重口语那么尊重书写，认为书写不够可靠、不够权威、不够真实。[2763]另外，书写还具有“支配”性，这使书写显得“异化”，对经验“施暴”。与拉康和福柯一样，德里达被诟病“用词不精密、不准确、自相矛盾”，但他认为这些缺点在哲学上很重要。他深入列维—斯特劳斯的文本，强调逻辑上的前后矛盾导致其论点和观念有局限或不恰当。德里达说，南比克瓦哈部落有各种“修饰”，在民族中心主义观较弱的人看来，这可以称之为“书写”。这些修饰包括画葫芦、家谱图、泥地上的图案，等等，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有意义。德里达说，列维—斯特劳斯的书写根本没能抓住这些意义。在写作自传的过程中，他有自己的日程，这或多或少使他写出了自己的工作。但是，即使如此，他还是出了错：他自相矛盾，使事情过于黑白分明，很多语句词不达意。再者，还都是些常识。德里达并不满足于此。在他看来，这种不完全表达同样重要，也是不可避免的。德里达的看法与拉康、福柯和皮亚杰一样，他认为语言是最重要的心理建构，它（可能）使人区别于其他有机体，语言是基本的思维工具，因此大概是理性所必须具备的（不过也可能出错）。[2764]在德里达看来，一旦我们怀疑语言，“怀疑它能否准确表述现实，一旦我们意识到所有的个人都是民族中心主义、前后矛盾、某种程度上不合逻辑、过于简单化……那么我们就会对人有新的认识”。意识不再是其表象，理性、意义，甚至意图都不是。[2765]德里达质疑，一个人所表达的单一话语即使对他本人而言是否只具有单一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无论是对讲话人而言，还是对听者或读者而言，话语的实际意义可能多于或少于其表象。
德里达将这种意义上的差距或“近似”称为“延异”，进而提出了他所说的“解构”（deconstruction），后来解构风行了很多年，直至声名狼藉。正如克里斯托弗· 约翰逊在评论德里达的思想时所说，解构是后现代论点或观点的重要元素，它使一个文本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种解读方法。[2766]德里达并非完全武断或乖张。他想说的是（固然危险），不仅人们的话语有无意识的成分，而且跟任何人对那些话语的经验相比，话语本身的历史更丰富，所以几乎任何人说的任何内容都比他要表达的意思更为丰富。这也只是常识的延伸。德里达引发争议之处或不合常识之处在于，他认为语言的性质使说话者对他所说的或所写的内容有何意义丧失了权威。[2767]相反，他认为“意义存在于语言结构本身：我们用符号思考，而符号与其表示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是随意的”。[2768]在德里达看来，这破坏了我们（认为我们所）理解的哲学的概念。他认为，人类事务不可能取得进步，也绝不存在知识的“积累”，不存在“我们今天掌握的知识比昨天的知识‘更好’、‘更全面’”，原因很简单，旧的词汇已死，不过“那也是一个可能会发生变化的意义”。由此看来，即便是哲学这个词语也不准确、不合逻辑，因此它是个几乎没用的词汇。
德里达认为，人类处境的主要方面是它的“未定”性质，我们不断地赋予经验以意义，但从不确定这些意义是否“真实”，无论如何，“真实性”本身是个无用的概念，它本身也在不断变化。[2769]“真理是多元的。”不存在进步，不存在“我们只要多读书、好好过日子就能掌握的真理：一切都是未定的，而且永远如此”。无论我们说什么，我们永远不会准确知道我们要表达什么意思，别人永远不会如我们所愿、或像我们以为的那样理解我们。这（可能）是后现代的一种失范。
与德里达一样，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也生于阿尔及利亚。苏珊· 詹姆斯曾评价说，阿尔都塞和德里达一样，比马克思本人更像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相信即使伟大的革命家也“不完全清楚自己作品的意义”。这使阿尔都塞质疑起意识形态世界与经验主义世界相互关联这一观点。例如：“有关古拉格恐怖的经验数据未必会让人反对斯大林或苏联。”阿尔都塞和德里达想到了一起，经验数据的意义不是单一的，因此，尽管斯大林统治的国土上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事情，他（阿尔都塞就是如此）仍旧忠诚于斯大林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阿尔都塞还认为，过多因素决定了历史：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或政治因素在内的众多因素共同作用于同一件事情或同一个现象，所以不可能弄清具体原因：“换句话说，人们没有办法确定历史事件的原因。因此，一个人可以自行确定历史上起作用的是什么，由此构建他的意识形态。正如经济决定论不能被证实一样，它也不能被证伪。历史理论是个人自己得出的结论；一定如此，因为它不容许经验主义的、理性的论证。”[2770]阿尔都塞说，不管怎样，个人是他们身处的社会结构的产物，以至于他们的意图被认为是社会实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2771]通常所有的社会都有他所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例如，家庭、媒体、学校、教学，它们宣传和接受观点，以至于我们不可能真正拥有自我意识。“这些机器作用的结果是，我们借由它们获得了身份。”[2772]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阿尔都塞思想的中心是超结构的相对自治，他剔除了马克思很重视的虚假的阶级意识，“换掉了虚假的意识形态意识和个人身份意识，目标是使人们摆脱意识形态的无知，创造接纳变化的环境”。[2773]遗憾的是，1980年他谋杀了妻子，法庭宣布他的精神状况不宜接受审判，他的学术观点也就此戛然而止。
雷蒙德· 威廉斯概括说，谈到对语言的怀疑，特别是在追求意义的过程中语言与知识的关系和与权力的联系时，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这两种理论都属于文化研究的范围，只不过其背景中马克思赫然在列。它们一起批评资本主义/物质主义社会和由自然科学产生的知识形式。
对科学的最正面的批评也来自欧洲大陆，他就是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最新涌现的重要哲学家，他秉承学派的传统，遵循霍克海默、本雅明、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的研究路线。与这些前辈们相同的是，他的目标在于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现代综合。哈贝马斯承认，马克思在世时的社会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例如，工人阶级早就“融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再是一种革命力量”。[2774]安东尼· 吉登斯注意到，哈贝马斯与阿多诺观点相同，都认为苏联社会是“畸形”的社会主义社会。哈贝马斯说，将人类社会生活当作一门等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来研究，犯了两个错误。第一，现代思想文化有高估科学地位的倾向，认为科学是“就自然世界和社会领域而言，我们能掌握的唯一有效的知识种类”。[2775]第二，科学“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观点，以为人类是能干的、理智的行动者，非常了解其行动的原因”。哈贝马斯批评马克思与自然科学家无异，他说，不可能有关乎人的“铁律”，否则，就没有人这种东西了。他说，相反，人类会反思、自省，他们做什么都有目的、有原因。自然科学再怎么也解释不了这一点。他另一个观点更具原创性，他认为，知识是有助于解放的：“人类越了解自身行为的根源和行为所处的社会制度，就越有可能逃离之前支配他们的樊篱。”[2776]关于这一点，哈贝马斯说，精神分析领域有个著名的例子。分析者的任务是阐释患者的感受，如果成功，患者就能更大程度地用理性控制其行为——意义和意图变化，这是自然科学无法阐释的情况。[2777]他希望有一个解放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人人都可以“更加了解自身所处的环境”，从而把握自己的命运。[2778]哈贝马斯说，事实上，不存在各种知识都适用的单一模式。相反，知识有三种不同的形式，于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三分论点，概括如下，引自吉登斯：[27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