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上面一行是“硬科学”，中间那行是心理分析活动和哲学活动，最下面那行是包括本章所有思想家在内的批评理论。福柯、德里达等人都赞同，对知识和权力之关联的理解是最有利于解放的思想层面。
法国思想家（以及哈贝马斯）所提出的观点在本质上是后现代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有些作者似乎不愿放弃马克思的观点，有些作者似乎热衷于修正他的观点，但是没人愿意全然弃置他的观点于不顾。与经济决定论或基于阶级的动机相比，他的“虚假意识”观点更多地被沿用，这个观点是指，知识和理性向来由社会的权力关系所打造和调和——知识、阐释和理解总是为目的服务的。康德说，不存在纯粹的理性；欧洲大陆的思想家告诉我们，不存在纯粹的知识，理解这一点就意味着解放。不过并不能说这些思想家反科学（尤其是皮亚杰、福柯和哈贝马斯，他们知识渊博，不至于如此肤浅），但他们的确感到，科学绝不是唯一值得掌握的知识类型，用它来解释我们知道的许多内容是远远不够的。这些作者并没有完全忽视进化，但他们不太了解自己的理论是否适用于快速发展的遗传学研究和行为学研究。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他们几乎全部接受并支持心理分析学的证据。在英语世界的读者看来（当然很多批评家也已经指出），关于近年来欧洲大陆对弗洛伊德的关注，有些情况相当不真实。最后，人们还有一种感觉，福柯、拉康和德里达只是拔高了小范围的观察结果，无疑误用了过去的罪犯或精神患者资料，拉康则异想天开地将语言应用于整个哲学。最终，就看人们怎么看待他们观点的可信度了。事实上哪一种观点都没有被普遍接受。
他们推翻了在看人和叙事方面存在普遍标准或方式的观点，但他们在摧毁这一观点时所采用的方法无疑有很大影响。不说别的，他们引进了艾略特和特里林会赞同的怀疑主义。1969年，在《耶鲁法国研究》杂志的特刊上，结构主义跨越大西洋来到了美国。我们将看到后现代主义思想对美国哲学界产生的巨大影响。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普遍被看作是一名后结构主义批评家。1915年，他出生于瑟堡，是一名海军上尉的儿子。因为小时候有肺病，所以他的童年时代痛苦而孤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因身体原因不宜服役，因此，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初，他是一名文学教师。巴特是位同性恋者，由于爱人早逝（死于肺结核）和自己经历的各种病痛，他转而攻读医学学位。不过在疗养院期间，他阅读了大量书籍，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有段时间还差点进入萨特的圈子。战后，他曾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当时还属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和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工作过。后来，他回到法国，在法国外交部的文化部门任职。强烈的孤独感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游历，使巴特对文学的兴趣大增，尤其迷上了语言，并因此成名。自1953年起，巴特写下了一系列篇幅不长的关注语言的作品，主要是杂文，逐渐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影响力。到20世纪70年代，又成了文学研究领域的主流正统。[2780]
巴特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以拉康为代表的弗洛伊德主义迟迟来到法国。某种意义上说，法国的巴特相当于剑桥的雷蒙德· 威廉斯。巴特的观点是，现代文化比我们的眼睛看到的还要丰富，现代男女被各种象征和符号包围，这些象征和符号传达的有关现代世界的信息不亚于传统的文字形式。在《神话学》（1957年出版，但是到1972年才译成英语）中，巴特主要探讨了当代社会的具体领域，他选择的主题与他短文的内容一样引人关注。[2781]本质上，他指出了当代文化的某些领域，并称我们不应该既不考察又不反思，就让这些现象从我们身边掠过。例如，他分别写过文章谈人造黄油、牛排和薯条、肥皂粉和清洁剂，追寻这些现象的“细微意义”。他的散文《塑料》开篇是这样的：“尽管塑料有着希腊牧羊人式的名字（Polystyrene，Polyvinyl，Polyethylene），各种塑料产品遍布展会，但它本质上是一种神奇的物质……其日常名称显示，塑料随处可见……与其说它是种物体，倒不如说它是一种运动轨迹。……但是这种成功所付出的代价是，塑料在运动中得到升华，几乎不以物质的形式存在。……在富有诗意的主要物质体系中，它是一种失宠的材料，迷失在橡胶的热情奔放和金属的乏味坚硬之间。……最能反映其本来面貌的是它的声音，空洞而乏味；噪声是败笔，颜色也是，因为它似乎只能保持最像化学物的颜色。黄色、红色和绿色只能使塑料更刺眼。”[2782]
与萨特一样，巴特因为马克思主义而憎恨资产阶级，他对现代日常生活的象征和符号（后来被称为符号学）分析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使他开始批评结构主义者的科学姿态。拉康有关无意识的观点鼓励了巴特，他坚定地批判文学、电影和音乐的人文主义解读。他最著名的文章《作者已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发表于1968年，不过也是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译成英语。[2783]这与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所谓新批评相呼应，新批评的主要观点是“意图的谬见”。按照巴特的理解，这个观点就是，在诠释文本时，文本作者的意图并不重要。在读一篇新的文章之前，我们都已经读过了很多作品，这些作品已经赋予了言语特别的意义，每个人对意义的理解有细微的差异。因此，作者无法预知自己的作品在别人看来是何意义。在《文之悦》（1975）中，巴特写道：“在文本的舞台上没有脚灯：文本的背后没有主动者（作家），观众席里面也没有被动者（读者）；不存在主体和客体。”[2784]“当我们的身体追求自身观点的时候，文本的愉悦就产生了。”[2785]与雷蒙德· 威廉斯一样，巴特知道，一切写作和创作都受制于作品的文化语境，他想帮助人们冲破桎梏，使阅读摆脱被动行为，变得更主动，最后变得愉快。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他受到了众多负面评价，不过他变得更有影响力了。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他的观点并不像当时看来那么独特。[2785-0]但是因为他是一名活跃的作家，会侃大山，又有敏锐的观察力，所以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不会简单地无视他。[2786]他试图表现语言的各种可能性，使语言更自由舒畅，不那么局限。关于此，数年后出现了一个特别好的例子，苏珊· 桑塔格研究了疾病的隐喻，特别是癌症和艾滋病。
在巴特关注的象征和符号系统中，电影占了一席之地（嘉宝、爱森斯坦、曼凯维奇的《恺撒大帝》），这里存在第一个讽刺，而且是一个重大的讽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三十年里，好莱坞的地位并不如今天这般重要：最有趣的创新发生在别的地方，那些地方的发展才是至关重要的。第二，这里还存在着另一个讽刺，欧洲电影工业，特别是最具创意的法国电影工业，正在构建导演（不是作家，不是演员，也不是摄影师）即作者的观念。
战后的好莱坞经历了数次变革。1946年是第一个完全和平的年份，这一年的票房收入达到了美国电影史上最高，即使除去通货膨胀的因素，仍有可能是一个相当持久的记录。但随后，好莱坞的繁荣开始消退了；观影人数持续减少，1946至1957年间的十年间，4000家影院关门歇业。原因之一生活方式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迁往郊区，同时电视时代来临了。20世纪60年代，好莱坞顺应电视潮流，一度好转，但是好景不长，1962至1969年间，八大电影制片厂有五家易手，其间的损失大约有5亿美元（超过现在的40亿美元）。20世纪70年代，好莱坞复兴，新一代的“电影小字辈”导演们引领电影工业继续发展。为此，他们要感谢成熟于欧洲的“电影导演即作者”的观念。
当然，在电视出现之初，这一观念就已经存在。但战后不久，法国人重拾这一理念并广泛传播，批评家们一直在争论：就一部成功的电影而言，谁的功能更大：是优秀的编剧还是优秀的导演？1951年，雅克·多尼奥—瓦克罗兹（Jacques Doniol-Valcroze）创办月刊《电影手册》，其理念是电影“属于”导演。[2787]埃里克· 侯麦、克劳德· 夏布洛尔、让—吕克· 戈达尔和弗朗索瓦· 特吕弗等批评家都在《电影手册》上发表各自的观点。特吕弗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谈到了仅仅按照编剧创作内容拍摄的“筹划”型电影导演和真正的作者型导演之区别，他认为堪称作者的导演有让· 雷诺阿、罗伯特· 布列松、让· 科克托、雅克· 塔蒂和马克斯· 奥菲尔斯。法国人强调导演即作者，这一观念推动艺术电影进入黄金时代，贯穿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
罗伯特·布列松（Robert Bresson）的早期战后电影富有宗教性或精神性，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日渐悲观，开始关注年轻人日常生活中遭遇的问题。[2788]《温柔女子》（1969）是一部寓言电影，讲述一位单纯女子莫名其妙地自杀了。悲恸的丈夫回想他们共同经历的酸甜苦辣，意识到自己非常爱她，然而为时已晚。布列松告诉我们，不要让生命在淡漠中流逝，要把握生命，不然悔之晚矣。《很可能是魔鬼》（1977）是布列松拍的一部极简的电影。主人公又自杀了，但是这部电影的“亮点”是布列松的导演技巧，他赋予电影以神秘和不安的气氛，使观众质疑自己的生活。
雅克·塔蒂（Jacques Tati）踉跄的职业生涯与其电影主人公于洛先生有几分相似：他破产了，并且失去了对电影拷贝的发行权。[2789]塔蒂的电影包括《假日》（1949）和《于洛先生的假期》（1953），但最著名的是《我的舅舅》（1958）和《游戏时间》（1967）。在《我的舅舅》中，于洛先生重返荧幕，再次由塔蒂本人扮演，这是一位躲在雨衣雨伞下顽强生活着的笨拙人物。他以这种形象出现在姐姐、姐夫家，那个家里充满各种现代化的小玩意，关于这些省事省力的设施，塔蒂想出了各种笑话，因为这些设施实际上阻碍了生活的进步和改善。[2790]于洛与自己的侄子，一个漠视周遭一切的敏感男孩杰拉尔德，建立了友谊。塔蒂的创新在于其与众不同的镜头运用，有时候一组镜头里不止一个包袱，充分显示了他的机智。有一个著名的场景，于洛的姐夫在圆形卧室窗台前来回踱步，让人感觉像是房子本身眼波流转。《游戏时间》（1967）的创新性不亚于塔蒂或布列松创作的其他作品。影片没有主人公，几乎没有情节。和《我的舅舅》一样，它讽刺了现代社会闪亮的钢制配件。其中有个典型的塔蒂式场景，运用了多种视觉元素，但都不明显，观众必须仔仔细细地看。不过，一旦你学会了欣赏，你就会明白塔蒂所观察到的世界就是我们身处的平凡世界，没有情节，但我们却有各自不同的理解。这一观点显然与巴特和德里达异曲同工，也更有趣。
法国的新浪潮或“左岸”派导演都受到了《电影手册》的影响，它反映了缘于婴儿潮而繁荣起来的青年文化。电影文化也趋于成熟，20世纪50年代末，强调国际性的国际电影节纷纷涌现：1957年的旧金山电影节和伦敦电影节、1959年的莫斯科电影节、1963年的阿德莱德电影节和纽约电影节、1965年的芝加哥电影节和巴拿马电影节、1966年的布里斯班电影节、1967年的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电影节和伊朗的设拉子电影节。戛纳电影节是众多电影节的法国母亲，创办于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后，戛纳电影节曾一度中断，后于1946年恢复。
新浪潮导演以技术革新而著称，主要原因是摄影机更为轻巧，便于运用各种镜头：不寻常的特写、意想不到的拍摄角度、远距离的长镜头拍摄。但他们的主要成就是一种新的直接性，一种类似纪录片的即时感。这个黄金时代为我们带来了众多经典作品，如《四百击》（特吕弗，1959）、《广岛之恋》（阿兰· 雷奈，1959）、《筋疲力尽》（戈达尔，1960）、《扎奇在地铁》（路易· 马勒，1960）、《去年在马里昂巴德》（雷奈，1961）、《朱尔与吉姆》（特吕弗，1962）、《五至七时的奇奥》（阿涅斯· 瓦尔达，1962）、《柔肤》（特吕弗，1964）、《法外之徒》（戈达尔，1964）、《瑟堡的雨伞》（雅克· 德米，1964）、《阿尔法城》（戈达尔，1965）、《华氏451》（特吕弗，1966）、《我略知她一二》（戈达尔，1967）、《慕德家一夜》（埃里克· 侯麦，1967）、《日以作夜》（特吕弗，1973）。[2791]
最著名的技术创新要数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nt）的“跳切”（jump-cut），从一组连续的镜头中除去某些画面，形成冲突效应，暗示时间流逝（特别是短时间），同时又突出情绪变化。静止镜头也得到广泛运用，最著名的是《四百击》的最后一个场景：男孩站在海边，转身面对观众。通常这样的电影结尾是开放性的，加上跳切营造的紧张感，使得这些电影有时会被贴上“存在主义”或“解构主义”的标签，让观众思考导演的用意。[2792]《电影手册》的撰稿人当然受到了萨特等存在主义者观点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布罗代尔有关“长时段”观点的影响，这在布列松的作品中比较明显。反过来，新浪潮导演采用的自由解读也推动了罗兰· 巴特“作者已死”的著名思想。[2793]
各种电影指南普遍认为《广岛之恋》在电影史上的重要性堪比《公民凯恩》。与所有杰出的电影一样，《广岛之恋》实现了故事和形式的无缝对接。影片改编自玛格丽特· 杜拉斯的小说，讲述了一名已婚法国女演员与一名已婚日本建筑师之间为期两天的爱情故事。广岛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死亡，这位法国女演员忍不住回想起她早年的一段爱情，那是在德军占领法国期间，她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德国士兵，后者在她所在的小镇获得解放的前一天被杀害。由于爱上敌人，她被家人关入地窖，受到了排斥。在广岛，当她爱上这名建筑师时，同样的痛苦再次袭来。温柔、销魂的做爱场景和残酷战争的连续镜头准确地表现了她的心情。[2794]
《四百击》被公认为有关青春的最佳电影。它是五部系列电影的第一部，最后一部是《爱情狂奔》（1979）。《四百击》（法语词汇，意指不学好、走极端，字面意思是一个人能承受的最大惩罚）讲述了12岁男孩安托万· 达诺的故事。在被父母抛弃后，孤单的安托万遇到了麻烦，他逃走了，最后被送往少管中心。特吕弗认为，安托万不算太坏，也不算太好，他只是个孩子，被他不明白的力量弄得晕头转向。影片想要表现一种自由，既是地理的自由，也是思想和艺术的自由，这孩子瞥见了自由，却对此一知半解，旋即自由又一扫而空了。在学校时，他从来没有真正地快乐过（我们看到了其他人懵懂的快乐），在他成年之前，就已经受到了“摧残”。有人认为影片结尾那个著名的静止画面模棱两可，但是《四百击》无疑是一部关于真实生活的悲伤电影。[2795]
《筋疲力尽》被认为是电影中的《春之祭》或《尤利西斯》；它是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第一部代表作，它改变了电影的一切。表面上看，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罪犯最后的日子，他因为枪杀一名警察而引发了一场大追捕，影片根据他［由让—保罗· 贝尔蒙多扮演］的逃亡行动展开，他以著名演员亨弗莱· 鲍嘉为榜样，并经常模仿他在好莱坞警匪片中看到的亨弗莱· 鲍嘉的形象。[2796]他遇到了一位美国女学生，并爱上了她（由珍· 茜宝扮演），这位女学生可怜的法语烘托出他局限的世界和个性。他们在疯狂行动的间隙所讨论的不同的人生观使影片具备一种深度，从而区别于它既尊崇又嘲弄的鲍嘉式影片。贝尔蒙多扮演的米歇尔· 博依卡非常清楚安托万· 达诺刚刚省悟的失败的人生。这部电影依然没有逃脱生活的真实。[2797]
由阿兰·雷奈（Alain Resnais）导演、阿兰· 罗伯—格里耶编剧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是一部荧幕上的新小说。它讲述的是一名男子X力图说服一名女子A，他们去年曾经在度假酒店马里昂巴德相遇，当时她答应（或曾经答应过）今年与他私奔。我们不知道先前的相遇是否真实存在，A含糊其词，因为她丈夫就在附近；我们也不知道X的“回忆”是否实际上预示了未来。这个情节写得似乎不可信，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导演雷奈通过华美的场景、漂亮的镜头，成功地令观众感到疑惑但又一直兴趣不减。其中最著名的场景设定在巨大而整齐的花园里，人物投下了影子，而高耸的灌木丛却没有。[2798]
《朱尔与吉姆》“对体会过痴迷又毁于痴迷的情人而言，是一座神殿”，它讲述了两位作家朋友和他们遇到的一名女子，这名女子先和其中一位有了孩子，又爱上了另一位。[2799]这部作品是特吕弗的代表作，凯瑟琳的扮演者让娜· 莫罗也表现出色。她扮演的作为两人友谊中的第三者的角色很可信。在朱尔和吉姆背着她讨论斯特林堡戏剧时，她就一头跳进塞纳河，这个情节似乎非常自然。
《我略知她一二》被评论家詹姆斯· 帕洛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可能最重要的导演所拍摄可能是最伟大的电影”。[2800]情节并不动人，也不算特别有新意：它讲述了一个兼做妓女的家庭主妇的故事。这是一部出了名的难以理解的电影，人物众多，不断地提及马克思、维特根斯坦、639布罗代尔、结构主义等一切与电影有关的抽象观念，谈到我们该如何看待电影，电影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什么位置——这是戈达尔和特吕弗所有作品的基本主题。人们认为，《我略知她一二》也是“巴特式电影”，它创造和反思了世界的“神话”，使用新旧符号，揭示符号如何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2801]这是法国电影复兴的重要因素，它愿意与当代思想的其他领域联系起来，视自己为集体活动的一部分：戈达尔的代表作很难，这意味着他把思想内容置于首要位置，娱乐价值则居其次。这是问题的关键。在20世纪走到第四分之三时，就电影而言，传统的好莱坞价值观退居次要地位了。
1980年，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在巴黎的国际戏剧创作中心（Centre Internationale de Créations Théâtricales）获得纽约戏剧评论奖。获此殊荣，他当之无愧。从许多方面看来，戏剧之于布鲁克如同音乐之于布列兹。他们都非常有个性，在自己的创作领域辛苦耕耘，具有国际视野，有实验精神。在国际戏剧创作中心，布鲁克将“研究”元素带入戏剧，类似于布列兹的声学、音乐研究和协作学院对音乐的贡献。[2802]
布鲁克1925年生于伦敦，父母是俄国后裔，16岁时，他离开学校。战时，他在王冠电影公司短期工作过，后来在家长的劝说下到大学接受教育。在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他开始执导戏剧，后来还加入了伯明翰轮演剧目剧团。在电视出现之前，这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戏剧形式，其流行程度现在几乎无法想象：剧院每两周左右就要推出新剧，分别有新剧目和经典剧目，轮演剧目剧团拥有一群固定的比较熟悉的演员，在思想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伦敦以外的地方城市。1961年，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福特成立，布鲁克受邀参加，他的知名度也因此水涨船高了。在伯明翰，他将阿瑟· 米勒和让· 阿努伊介绍给英国，还促成约翰· 吉尔古德（《一报还一报》）和劳伦斯· 奥利弗（《泰特斯· 安特洛尼克斯》）导演经典的莎士比亚戏剧。[2803] 1962年，他和扮演李尔王的保罗· 斯科菲尔德合作，重新演绎了《李尔王》，这被普遍认为是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曾经帮助创立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和国家剧院的彼得· 哈尔邀请布鲁克加入，布鲁克同意应聘，条件是他要有“独立的研究组”。
1965年，布鲁克及其同事一度埋头苦干，当他们向公众提交实验成果的时候，他们将自己的作品称为“残酷戏剧”（Theatre of Cruelty），表达对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的敬意。[2804]残酷一词在这儿有特殊的意义，布鲁克本人曾在《60年代宣言》中说：“我们要关注莎士比亚。布莱希特、贝克特、阿尔托的所有出色见解都能在莎士比亚那儿找到。我们要坚持一个观点，光口头上说说是不够的：必须融入我们的记忆。《哈姆雷特》就是这样一个观点。”[2805]
在“残酷戏剧”演出季中，最著名的作品是布鲁克导演、彼得· 魏斯编剧的《马拉/萨德》。这部戏剧的全名透露了其情节：在萨德侯爵的带领下，夏雷顿精神病院的患者们对让—保罗· 马拉执行了迫害和谋杀。魏斯本人认为这出戏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布鲁克并不看重这一点。相反，他关注的是戏剧传达的强烈体验（布鲁克承认，他的一个目标是帮助戏剧抵挡20世纪中期主力媒体即电视的冲击）。布鲁克认为，增加戏剧张力的最大技巧是使用韵文，特别是莎士比亚的韵文，它有助于演员、导演和观众关注重点。不过他还意识到也需要一种20世纪的技巧，他认为那是布莱希特的发明，“被简单地称为‘异化’。异化是一种艺术，即将某个情节置于一定距离之外，供人得出客观的判断，了解它与周围这个世界或众多世界之间的关系”。《马拉/萨德》展示了布鲁克对这一技巧的运用。开始排练时，他要求演员即兴表演疯癫，结果演员们搬出了翻白眼、口吐白沫等老套的表演手法，于是他带大家去了一所精神病院，让他们自己观察。“结果，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我亲眼目睹精神病院、老年病房和监狱恶劣的物质条件——真实生活的影像是电影画面无法替代的。那里有犯罪、疯狂和政治暴力，他们敲着窗户、试图推开大门。你无处可逃。待在隔壁房间或站在门槛的另一侧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不同的参与方式。”[2806]
1970年，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因莎剧《仲夏夜之梦》再获成功，布鲁克（此前他还在法国导演过众多作品）因此获得创立国际戏剧研究中心（CIRT）所需的经济资助，这个中心后来发展为国际戏剧创作中心（CICT）。布鲁克之所以创办这个中心，是为了摆脱商业戏剧的束缚，而这些束缚是他在工作中经常不得不做出妥协的。[2807]布鲁克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演员，他不仅对表演感兴趣，而且关注戏剧的创作和接受，研究如何增加戏剧体验的张力。
《欧尔盖斯特》（1971）改编自普罗米修斯神话，在波斯波利斯上演，经由英国诗人泰德· 休斯（1984年被授予桂冠诗人称号）用一种独创的语言加以改编。这出戏特别探索了台词的表达方式（很多是用咒语唱出来的），这也影响了人们对这出戏的接受程度。休斯发明的新形式运用了诺姆· 乔姆斯基的观点和语言的深层结构。[2808]
北方剧院建于1847年，但1952年以后一直呈空关、废弃状态，布鲁克搬进去后，启动了一项绝无仅有的宏大实验。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试图运用戏剧寻找通用的全球语言，他让来自南美、日本和欧洲的不同传统背景的演员演出他的作品，同时让这些实验性的作品面向不同传统背景的观众，看看观众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如何。这意味着布鲁克要处理一些难以置信的想法。例如，《群鸟大会》（1979）改编自一首12世纪的苏菲派诗歌，是一则有着喜剧色彩的悲伤寓言，讲述的是一群鸟开启一段艰苦的旅程，寻找隐匿的王鸟——西牟鸟。[2809]当然，旅途变成了撕开每只鸟/每个人的外表和防御的过程，布鲁克以此为基础展开即兴创作。第二部著名作品是《摩科婆罗达》（1985），这是一首梵文史诗，篇幅相当于《圣经》的15倍。这部长达6小时的作品将史诗精简成两个敌对家族的“核心叙事”，布鲁克在印度展开研究，后来他充满感情地回忆道：“也许印度是仅有的各种时期历史能够共存的地方，在这里，丑陋的霓虹灯照耀着古老的庆典，而这些庆典的形式和使用的服装自印度教成立以来从未更改过。”[2810]他带着主要演员们前往印度的圣地，让他们尽力感受自己将要刻画的吠陀世界。（这部剧本有众多版本，花了十年时间才精简下来。）布鲁克改编的第三部杰出的非西方传统的作品是《伊克》，讲述的是非洲的饥荒。向后，它可以追溯到人类学家科林· 特恩布尔的著作，他曾经发现了遍布世界的众多离奇的部落；向前，它可以联系到199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人阿玛蒂亚· 森的经济学，他的著作阐述过20世纪80年代饥荒的发展过程。为了补充这些非西方的观点，布鲁克又带队进行了三次远途旅行，分别去了伊朗、非洲和美国，不仅是为了娱乐和求知，还为了研究不同地方的观众对其作品的反应。这些旅行的初衷是检验布鲁克有关全球戏剧语言的观点，也想看看如果不受商业束缚驱使的话，剧团会如何发展。[2811]
但是彼得· 布鲁克不只关注实验，不只具有法国倾向，比方说他认为戏剧在英国“至关重要”。[2812]国际戏剧创作中心继续推出莎士比亚和契诃夫的作品，他本人也推出了一些主流电影和戏剧：《蝇王》（1963），改编自威廉· 戈尔丁的小说，讲述的是一群少年被放逐到荒岛后很快“回到”原始野蛮状态的故事；《与奇人相遇》（1979），改编自唯灵论者乔治· 伊凡诺维奇· 葛吉夫的自传；以及《卡门的悲剧》（1983）。他还写了一本有关戏剧的原创著作，其中提到了四类戏剧体验：致命的、神圣的、粗犷的和即时的。文末，布鲁克说：“戏剧原本是种治愈行为，是治愈城市的行为。根据基本的熵行为，任何城市都免不了必然的分裂过程。但是，当人们在特定条件下聚集在特定地点，分享一种神秘时，散乱的肢体聚到了一起，瞬间的治愈重新连接了整个机体，每位成员再次成为部件，找到了各自的位置……饥饿、暴力、无缘由的残忍、强奸、罪恶，这些现象在当前时代往往结伴而行。戏剧可以穿过恐怖和绝望最黑暗的地带，原因无他：它既不提前，也不拖后，而是恰在当时，它肯定光亮存在于黑暗中。进步也许是个空洞的概念，但进化不是，然而进化可能需要几百万年，而戏剧却使我们摆脱了时间的桎梏。”[2813]
随后，布鲁克改编了奥利弗· 萨克斯创作的《错把妻子当帽子的人》，刻画了一些神经质的怪人。这无疑突显了布鲁克在战后世界的重大影响力。他试图超越狭隘的民族界限，在科学中发现人性，在艺术创作中运用科学技术，这些都显示了他对于现代社会有哪些问题必须治愈有着不一般的见解。[2814]布鲁克也是一位存在主义者，不过他本人可能会避开这个词。让我们回到他的文章：“我没有见证过奇迹，但我见到过活生生的出色的男性和女性，他们之所以出色，是因为他们在工作中极其投入。”[2815]这话同样适用于彼得· 布鲁克。尤其是，他罕见地表明，在他那个时代，一个人完全有可能同时跨越法语文化和英语文化的藩篱。
36 发财与行善
1944年，贡纳尔· 默达尔曾经在《进退维谷的美国》中预言，为了改善美国黑人的状况，法院需要有所作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法院确实有所作为，却也因此引出了反对的声音。总统理查德· 尼克松和副总统斯皮罗· 阿格纽质询美国最高法院：（1）有没有越权决定本应属于政府工作的事情，将政治决定乔装成法律决定；（2）做出决定时是否悍然无视“沉默的大多数”，总是优先考虑少数派的意见，因此加剧了社会的紧张状态。
尼克松总统和阿格纽副总统后来因“水门事件”不光彩地下台了，他们卷入这场争论，个人也受到过中伤。但是问题是真实存在的。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在1977年出版的《认真对待权利》一书中详细谈到了这些问题。[2816]德沃金在书中考察了法律的发展方式，而该书也正是法律发展的一例。它综合考察了法律、道德哲学、语言哲学、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思考了近年来的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和同性恋解放运动等的发展情况，以及路德维希· 维特根斯坦、赫伯特· 马尔库塞、威拉德· 冯· 奥曼· 蒯因，甚至罗纳德· 大卫· 莱恩等人的理论和观点。但是德沃金的主要目标是澄清民权运动之后的某些法律概念、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以及伯林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观点。在此期间，德沃金为公民不服从辩护，认为它是逆向歧视的法律依据；最根本地说，他还辩称，假如“自由”意味着“特许”，那就无权获得普遍的自由。相反，德沃金称，最基本的权利（只要这个词语还有意义）是个人反对国家的权利，而对这一权利的最佳理解是每个人都有权享受与他人同等的待遇。德沃金认为，换句话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高于其他一切，高于自由的任何其他意义。
除了思考当时的宏观社会/法律问题，德沃金在其著作中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民主国家如何保障多数人的权利、少数人的权利和国家的权利。他就像罗尔斯和诺奇克之间的早期交流一样，比较了有利于理想的（视公平为最大的共同利益）功利主义概念（某种法律对最大多数人有利）。他对以赛亚· 伯林提出的“消极”自由是自由的基本形式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2817]我们记得，伯林将消极自由定义为不受干扰、不受束缚的权利，而积极自由是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德沃金认为，倘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伯林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就是错误的，因而，某种意义上，法律先于政治。（这不禁让人想起弗里德里希· 冯· 哈耶克的观点，即人们创建法律体系的“自发”方式先于任何政党。）根据德沃金的分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排除了一般财产权，而哈耶克和伯林却认为一般财产权是自由的必要条件。德沃金之所以得出这一观点，是因为正如他的书名所暗示的，他认为现代社会中权利是严肃的，不认真对待权利，就不会有法律的严肃性。[2818]（他这本书也是对阿格纽副总统的具体回应，这位副总统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辩称“权利会引起纷争”，自由主义者对个人权利的关注“是吹向国家巨轮的逆风”，这与尼克松总统对沉默的大多数的看法相差无几。）德沃金在核心章节的结尾指出：“如果我们希望法律和法律制度提供质疑这些［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基本原则，那么这些基本原则必定不是统治阶级强加于弱者头上的征服者的法律，正如马克思设想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必定如此那样。确定和实施社会、经济和外交政策的大多数法律不可能是中立的，它应该最大范围地阐述共同利益的大多数人的观点。因此，权利制度至关重要，因为它代表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承诺，即他们将尊重少数人的尊严和平等权利。……如果法律不能主张尊重，那么政府就不能重建对法律的尊重。如果忽视法律区别于有序暴行的这一特点，那么政府就做不到重建对法律的尊重。如果政府不认真对待权利，也就不能认真对待法律。”[2819]德沃金的结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的现代，享受政府平等对待的权利是一切自由的先决条件，这一观点获得了多数自由主义者的赞同。
有关20世纪60和70年代的传统以及这一时期产生的自由和平等观，还有另一种看法，他们对业已通过的一些法律也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这些观点主要来自芝加哥的两位保守派经济学家。米尔顿· 弗里德曼和罗丝· 弗里德曼夫妇认为，法律面前当然应该人人平等，却又认为，只有获得经济自由，只有当男人和女人都能“自由选择”谋生的方式、想要购买什么价格的商品以及愿意向雇员支付多少工资，自由才能得到保障，这些观点出自他们在1980年出版的名为《自由选择》的著作。[2820]二十多年前，在1962年发表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米尔顿·弗里德曼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本书第30章已经谈过。弗里德曼夫妇表示，他们之所以旧话重提，是因为他们感到焦虑，在过渡时期，“大政府”发展过快，法律机构急剧膨胀，相当多的机构在抢夺“权利”，严重妨碍了人们的生活；因为在西方，失业和通货膨胀已经发展到不能接受的程度；他们觉得“潮流在改变”，人们厌烦并怀疑西方经济学和西方政府的“自由”道路，开始寻找新的方向。[2821]
正如作者竭力指出的，《自由选择》比《资本主义与自由》更务实、更具体。弗里德曼夫妇的世界观目标明确、问题具体。他们首先重新分析了1929年的股市崩盘和接踵而来的大萧条。他们的目标是要反驳认为这两起事件促使资本主义走向崩溃的观点，也反驳如下观点：资本主义制度是众多银行倒闭和世界范围内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的罪魁祸首。他们认为，一些银行管理不善，特别是于1930年12月11日关门的美国银行，是美国历史上倒闭的最大规模的金融机构。虽然政府曾经制订过援助计划，但是该援助计划未能实施，部分原因是纽约“银行协会主要成员”的反犹主义思想。美国银行是犹太人经营的，主要服务于犹太社区，援助计划也设想将其与另一家犹太银行合并。但是，根据弗里德曼（他本人是犹太人）的说法，“这个行业比其他任何行业都要保护出身优越的有身份的企业”，所以这是无法容忍的。[2822]与其说这是经济学的失败，不如说这是社会学的失败，其后果接二连三：1931年，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度；联邦储备系统管理不善，无法应付各种危机；1933年，在赫伯特· 胡佛的总统任期和富兰克林· 罗斯福任期之间长达三个月的过渡期内，二人均未能在经济领域有任何作为。因此，根据弗里德曼的分析，股市大崩盘和经济大萧条的原因，不在于资本主义本身，而在于技术上的管理不善。
但是，大崩盘/大萧条是重要的，因为接着很快就发生了世界大战，知识界的气候发生了变化：人们看到，或者以为自己看到，合作比竞争更奏效；战争期间，有关福利国家的设想甚嚣尘上，为1945至1980年间的政府定下了基调。不过，弗里德曼夫妇这本书的要点是，他们所谓的“新政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不管用（但是他们对凯恩斯比较宽容：就连尼克松总统也曾经宣称，“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他们研究了学校、工会、消费者保护和通货膨胀等情况，发现在所有情况下，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不仅产生了更高效的社会，而且总的说来，创造了更大的自由、更大的平等和更多的公共利益：“与不允许自由市场的社会相比，实施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并没有扩大贫富差距，没有出现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现象。与由世袭身份决定社会地位的欧洲中世纪社会、独立前的印度，以及很多现代南美国家相比，情况确实如此。相对于中央计划社会（如苏联、中国或独立后的印度），情况也同样如此，在这些国家，同政府的关系决定人们的社会地位。即使在与这三个国家一样以平等的名义引入中央计划的国家相比，情况依然如此。”[2823]弗里德曼夫妇说，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也出现了一个“新阶层”：政府官僚和因相关研究项目受到政府资金资助的学者，他们享受了特权却在那里鼓吹平等，这与欧文· 克里斯托最先观察到的现象是一致的。“这让我们想起了一句可能不太恰当的贵格会古谚语：‘他们到新世界来行善，结果自己却发了财。’”[2824]
弗里德曼夫妇举了很多例子，说明资本主义促进自由、平等和福利。在批评工会时，他们没有固守“劳工”工会，还关注医生工会等中产阶级工会，并引用了加利福尼亚州某区引进“医护辅助人员”的例子。医生们强烈反对这项措施——表面上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经过正规培训的医护人员才能参与工作，但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想设置行业门槛，保证他们的高工资。然而，在引入医护辅助人员之后的六个月里，心搏骤停的存活率从1%上升到23%。在消费者权利方面，弗里德曼夫妇声称，美国存在很多政府立法干预自由市场的现象，其中一个后果就是“药品滞后”：美国在推出新药方面落后于英国——他们特别提到了β—受体阻滞剂。他们说，自1962年以来，市场推出的新药数量下降了大约50%，主要原因是在消费者身上进行药效测试的成本激增。弗里德曼夫妇认为，政府对蕾切尔· 卡尔森等人曝光的问题反应太过热情了；“过去二十年来的所有运动，无论是消费者保护运动、生态保护运动、返土归田运动、嬉皮士运动、有机食品运动、保护荒野运动、人口零增长运动、‘小即是美’运动、反核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反增长。它们反对新发展，反对工业革新，反对进一步利用自然资源。”[2825]现在是时候大喝一声“够了”，主张控制和“权利”的势力已经走得太远了。但是，弗里德曼夫妇在书的结尾写道，他们认为，变革就要发生了，许多人希望“大政府”得到抵制。他们特别指出1979年英国玛格丽特· 撒切尔因为承诺“要减少政府干预”而当选首相的例子和美国民众反抗政府垄断邮政服务的例子。最后，他们呼吁通过一项美国宪法修订案，它便是后来的经济权利法案（Economic Bill of Rights），迫使政府限制联邦开支。
公众心态缘何发生这样的变化？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主要原因是在1973至1974年的石油危机后，西方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人们越来越感到不满。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说，西方经济的“魔力”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1973年停止了。这些趋势的出现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在此过程中，一些学院派经济学家（特别是哈佛大学的马丁· 费尔德斯坦）开始记录征税和政府在投资和储蓄方面的支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2826]弗里德曼实际上预言过，伴随着通货膨胀，即将出现一段时间的停滞——零增长，而古典经济学认为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将这种现象命名为“滞胀”，弗里德曼因这一见解获得了诺贝尔奖，实至名归。弗里德曼和费尔德斯坦因此领先，其他人也迅速跟上，到一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了批坚定的“供给派”经济学家，他们拒绝凯恩斯主义，相信如果大幅降低税收，就会有更多的钱“供给”经济领域，经济将会快速增长，也就不用担心支出了。与此同时，1979年，英国的玛格丽特· 撒切尔上台，一年后，美国的罗纳德· 里根当选总统，随后这些经济观点得到了贯彻。在美国，里根年代的一大特点是庞大的预算赤字，直到90年代美国还在填补这些赤字，其二是华尔街的行情惊人反弹，1987至1992年间一度疲软，但随即恢复了迅猛的增势。在英国，股市也出现了类似的增长，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私有化政策创新，让公共事业大多回到了私人手中。[2827]就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而言，私有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些别扭、过时的企业被改造成高效率的现代化公司，至少有些情况下，消费者承担的成本确实下降了。私有化观点很快被广泛传播到西欧、东欧、亚洲和非洲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