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尽管股市上场，但是与1973年以前的水平相比，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仍然毫无起色。同时，财富分配不均现象却又急剧恶化。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政治家，特别是西方政治家，经济学家更关注两大理论问题：那就是经济增长和不平等。
传统观点认为，石油危机后的经济增长减缓主要有三大原因。第一个原因出在技术层面。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是经济学家中准确揭示这一成因的第一人（他于1987年获诺贝尔奖）。在他看来，生产力的增长来自技术革新——今天经济学上称之为“索洛剩余”。[2828]很多技术突破成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随后的和平稳定时期，这些革新结出了累累硕果。然而，所有这些高科技产品，无论是喷气式飞机、电视机、洗衣机、慢转唱片、便携式收音机、汽车，一旦达到饱和，一旦达到一定的复杂程度，就无法再进行名副其实的革新了。1970年左右，技术进步的速度确实放慢了。保罗· 克鲁格曼在其经济史研究中以波音747飞机为例强调了这一点。直到2000年，很多航空公司的骨干机型仍然是这种1969年就开始交付使用的机型。经济增长减缓的第二个原因出在社会学层面。20世纪60年代，婴儿潮一代步入成年；在此期间，有关资本主义的很多设想受到了批评，一些时事评论员发现整体教育水平下降了。克鲁格曼写道：“下层阶级的扩大明显拖了美国经济的后腿。……有个貌似正确的观点认为，中产阶级的孩子没有经济动力、教育水平下降、下层阶级的崛起等社会问题在生产力减缓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说法与技术层面的解释迥然不同；但两者都有一种宿命论的意味。……［它］似乎在暗示我们，要学会接受低增长率的现实，不要奢求政府设法扭转局势。”[2829]第三个原因出在政治层面。这是弗里德曼的论点，他认为政府的政策是导致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只有降低税收和抑制调控才能释放经济复苏所需要的力量。在这三个原因中，最后一个原因最容易发生变化，因为它具有明显的政治可操作性。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都力图寻求货币主义者和供给派的政策。费尔德斯坦本人曾经获邀去白宫拜访里根总统。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保罗· 克鲁格曼所阐明的，1980年实际上是保守派经济学的高潮，自那以后，经济学观点进一步发展，关注经济增长和不平等背后的根本力量。[2830]经济学思想的两个主要中心当然都在美国，一处是哈佛大学的所在地，位于马萨诸塞州的芝加哥；另一处是麻省理工大学的所在地，坎布里奇。不过，芝加哥主要与保守派经济学相关，坎布里奇的经济学家则包括费尔德斯坦、加尔布雷思、萨缪尔森、索洛、克鲁格曼和森（现在去了英国剑桥），他们则接纳了两种世界观。
在发现了以其名字命名的“索洛剩余”（Solow residual）后，罗伯特· 索洛开始关注经济增长及其与福利、工作和失业之间的关联，这可能是理论经济学家涉足宏观经济学（相对于特定的封闭系统）最好的例子。索洛等人的观点流行于20世纪50和60年代，被纳入旧增长理论。[2831]本质上，它说的是，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但没人能预测何时会有创新，创新带来的收益将是暂时的，经济将一度繁荣，然后慢慢趋于平稳。斯坦福大学的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进一步完善了这种观点，他揭示说，创新还能再产生大约30%的深层收益——因为工人的工作也是一种学习，他们的技术越来熟练，工作速度越来越快，需要的工人数量减少了。这意味着经济繁荣持续的时间更长，但即使如此，收益递减的规律仍然适用，经济增长将渐渐趋于平稳。[2832]
新增长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由芝加哥的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率先提出，并由索洛加以完善。它的观点正好相反，认为政府的大量投资和私人的积极性可以确保经济持续增长，因为别的不说，它能使劳动力接受教育、积极性更高，能使他们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2833]这个观点很出色，原因有二。首先，卢卡斯来自保守主义的大本营芝加哥，却提出了加强政府干预和扩大政府开支的观点。其次，它标志着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大联合：它最终认可了大卫· 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里提出的论点，即“他人导向”的人喜爱创新。判断新增长理论正确与否还为时尚早。[2834] 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大爆炸，使得人们更易接受新思想，这也暗示新增长理论可能是正确的。更加有趣的是，玛格丽特· 撒切尔执政时曾痛骂大学，但实际上，大学是政府推动技术革新从而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之一。
弗里德曼夫妇和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总体上基于《国富论》作者、“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 斯密的重要见解。“亚当· 斯密的重要见解是，只要合作是严格自愿的，交换的双方就都能获益，只有双方都能获益，交易才能进行。”[2835]因此，自由市场经济学不仅奏效，而且还有伦理基础。
但是，还有一种对立的经济学思想，它并不认同弗里德曼夫妇对开放市场体系的信念。《自由选择》中几乎没有谈到有关贫困的思考，弗里德曼夫妇认为，无论如何，只要开放市场体系充分发挥作用，贫困现象将会大幅度减少。不过，很多其他经济学家对经济上的不平等感到忧虑，在约翰· 罗尔斯和罗纳德· 德沃金分别发表著作之后，这种忧虑更甚了。在这些其他经济学家中，有一位曾经在牛津和剑桥学习的代表性学者：印度人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森后来拥有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双重教职，撰写了相当多的论文和著作，努力使经济学脱离他所谓的弗里德曼夫妇和货币主义者的狭隘兴趣。他提出了“福利经济学”，它本质上越过市场运行，审视贫困机制和“需求”的概念。森的许多文章含有高度技术化的数学演算，因为他试图估量贫困和不同类型的需求。例如，森提出的一个经典问题是关于计算谁的境况更糟：一个人收入较高，但有慢性疾病，要定期治疗和付费；另一个人收入较低，但身体健康。
森的首要成就是，他发现的众多技术手段使政府能够计算出自己管辖的范围内有多少穷人，以及不同领域的确切需求水准如何。这些绝不是泛泛的成就，不过他本人将它们称为“工程学问题”，有“细致”的解决方案。在这里，经济学和社会学又走到了一起。宽泛地说，还有两种思想促成他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一是他实现了经济学和伦理学的联姻。森从他观察到的一个不合逻辑的推论出发：很多人并不穷，却关注贫困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其原因并不是他们认为消灭贫困可以提高效率，而是他们觉得贫困是不对的。换句话说，个人行为往往合乎伦理道德，自身利益并非头等大事。他指出，这不仅违背了弗里德曼夫妇等经济学家的观点，也违背了一些进化论思想家的观点，如E. O.威尔逊和理查德· 道金斯。在其著作《伦理学与经济学》（1987）中，森引用了著名的“囚徒困境”游戏，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也用过。森指出，在进化情境中，合作可能是更可取的，然而从理论上来说，在工业或商业背景中，自私策略是个人更可能采取的策略。但在实践中，人们总是采取各种合作策略，因为人们的观念中不仅有自己，也有别人；他们有集体观念，并想维持这种集体观念。换句话说，人们普遍具有不完全自私的生活伦理观。他认为，这些发现对社会经济组织、税收结构、针对穷人的经济援助和对社会需求的认可等都有间接的意义。[2836]
不过森真正引起全世界关注的著作是《贫穷和饥荒》，这是他于1981年为国际劳工组织的世界就业项目撰写的报告，彼时的他正担任牛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和万灵学院的研究员。[2837]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论权力和剥夺”，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德沃金有关权利的概念。森在报告中考察了四次大的饥荒：分别是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约150万人饿死；1972至1974年埃塞俄比亚饥荒（10万多人死亡）；1973年萨赫勒干旱和饥荒（10万人死亡）；1974年孟加拉国洪水和饥荒（约2.6万至10万人死亡）。他最重要的发现是，在每次饥荒中，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食物供应量并没有明显下降；事实上，很多情况下，在很多受灾区，粮食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实际上上升了（例如，在埃塞俄比亚，14个省中有6个省的大麦、玉米和高粱的产量超过正常水平）。[2838]相反，森发现，饥荒中常见情况是，洪水或干旱之类的自然灾害：（1）使人们认为食物会短缺；（2）同时影响某些人口（农民、劳工和农业工人）的挣钱能力。拥有食物的人囤积居奇，物价上涨的同时，大部分人收入锐减。洪水意味着土地上没有活儿可干，干旱迫使穷人离开居所，因为他们不能通过耕种挣钱，支付租金。但是，正如森所说，主要因素是“权利”的丧失：他们能用来换取食物的东西越来越少。这是市场体制的失败，因为市场体制的运行正是基于人们对当前情况和即将发生的情况的判断。但是，客观地说，从总的食物供应量来说，市场是错误的。森的分析令人吃惊，部分原因正如他自己说的，因为它违背常理、违背常识，还因为这表明市场会使糟糕的情况雪上加霜。他的经验主义研究成果不仅能切实帮助政府认识饥荒的成因，从而避免饥荒或降低饥荒的影响，而且还凸显了自由市场理论及其伦理基础的某些特殊局限性。饥荒可能是特殊情况，但确实能影响相当多的一部分人。
《兜售繁荣》是一部关于20世纪最后二十多年经济史的著作，在其中，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保罗· 克鲁格曼记录了右派经济学的崛起，又在20世纪80年代影响日渐消退，最后谈到了20世纪80和90年代凯恩斯主义改头换面之后的复兴。[2839]在克鲁格曼笔下，“经济周期”理论等右翼经济学教条遭遇了失败，巨额预算赤字为美国经济带来了阻碍，以及罗纳德· 里根实施多项货币主义政策也自食其果。在《零和社会》（1980）中，他同样批评了近来更自由的经济学家莱斯特· 瑟罗等人的观点和加拿大经济学家詹姆斯· 布朗德及其合著者芭芭拉· 斯宾塞提出的“战略性贸易”观点。战略贸易视国家为类似公司的实体，将其经济“置”于与其他经济体相对的战略地位。这种观点在克林顿时期的白宫占统治地位，至少一度如此，直到1999年5月拉里· 萨默斯担任财政部长才告一段落；但是，克鲁格曼说，这是一种错位，因为国家不是公司，不一定需要通过竞争求得生存和繁荣，这种看似聪明的思想注定要失败，因为20世纪80和90年代的很多研究表明，人们的行为不像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完全理性，而是以一种“近似理性”的方式行事，主要是根据短线思维，采用轻易就能获取的信息。对克鲁格曼而言，这种新见解是个进步，因为它意味着即便是每个人都能做出明智的决定，仍可能产生灾难性的集体后果（简言之，这就是出现衰退的原因）。因此，克鲁格曼与新凯恩斯主义者站到了同一阵线，他们相信，政府有必要对宏观经济事务进行某些干预，以便对发明创造、通货膨胀、失业、国际贸易等施加影响。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克鲁格曼得出的结论是，两大突出的经济问题依然如故，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速缓慢，另一方面是贫困现象加剧：“其他一切要么是次要的，要么无足轻重。”[2840]这使我们想起了一个熟悉的名字：约翰· 肯尼思· 加尔布雷思。
在众多职业经济学家中，加尔布雷思不时受到贬损是因为同行们认为他在业内的影响力远不及在公众中的影响力那么大，这对他来说是一种不公的伤害。他在很多著作里，利用自己专业经济学家的“知情人”身份，对变化中的社会性质和经济学在这种变化所发挥的影响作出了一些令人不快的评述。虽然加尔布雷思生于1908年，但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他的这一性格丝毫没有收敛。1992年，他发表了《心满意足的文化》，四年后又发表了《美好社会：人类议程》，分别是他的第18本和第20本书。（1999年他还出版了一本回忆录《攀亲带故》。）
《心满意足的文化》是一个故意错用的书名。加尔布雷思在这里运用了一种略带挖苦的讽刺手法。[2841]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这种文化完全是在自鸣得意。他认为，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前后，西方民主国家才接受了混合经济的观点，从而取得了经济社会的进步。但是，从那以后，社会上出现一个突出的阶层，他们在物质上舒适，甚至非常富有，但是他们不仅不帮助穷人，反而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想出了一整套办法，对穷人进行边缘化甚至妖魔化。这些办法包括降低富人的税收，减少穷人的福利，发动小规模“易操纵的战争”来维持对付共同敌人的凝聚力，信奉“绝对自由是自由的体现”，希望缩减政府开支。加尔布雷思说，所有这些办法会带来一个更为重要的集体后果，即“满足”者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他们乐意花钱打败相对弱小的敌人，甚至已经以自己的名义花了数万亿美元出去（卡扎菲、诺列加和米洛舍维奇），然而却极不情愿在家门口的底层阶级身上花钱。其中有一段，他引用了令人震惊的数据证明“在十年时间里，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的数量从1978年的2450万增加到1988年的3200万，增长率达28%。到1988年，美国每五个新生儿中就有一个出身贫困，这一数值是加拿大或德国的两倍多”。[2842]
加尔布雷思对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心怀怒意。我们来看看其中的缘由。默里是华盛顿特区右翼智囊团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名布拉德利基金研究员，他在1984年发表了富有争议但资料翔实的著作《失去根基》。[2843]该书考察了1950至1980年间美国的社会政策，并提出虽然我们普遍认为20世纪50年代美国黑人的境况得到了改善，但是很多统计数据则显示出完全相反的结果：他们依旧很穷；20世纪60和70年代，少数黑人的情况得到改善，大部分黑人处境依然落后；总的来说，伟大社会的社会措施不仅失败了，而且情况变得更糟，因为这些措施本质上是虚假的，提供虚假的激励、虚假的学校课程、虚假的大学文凭，其实什么都没改变。默里与他所谓的“大众智慧”站在同一阵线，他没有选择知识分子或社会科学家的智慧。大众智慧有三个核心前提：首先，人们对激励或抑制措施有回应（大棒和胡萝卜都奏效）；其次，人们并不是天生勤劳或品行端正的（只要缺乏负面刺激，人们就会偷懒、不分是非）；最后，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要社会正常运转，他们能否在基本的哲学或生物化学意义上负责就不成问题）。[2844]他用图表举例说明，在1955至1980年间，黑人劳动力数量一直在稳定地增长，或黑人工资在上升，或黑人儿童入学数量增加，这与当时盛行的（专家）智慧完全背道而驰；他对非婚生育的分析也是如此：分析显示，非婚生育现象部分源于行为“不端”，部分源于“种族”因素。[2845]但是，总体而言，他要传达的信息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情况当然不算完美，但是正在飞速进步，如果任其发展，情况可能会好得多，然而伟大社会的干预把事情搞砸了。
在加尔布雷思看来，默里目的明确：他打算把穷人踢出联邦政府的预算和税收体系，“远离富裕阶层的良心”。[2846]他在《美好社会》（1996）中证实了这一点。加尔布雷思绝不是一名“易怒”的作家，他很克制，几乎可算得上是位契诃夫式的人物。但是在《美好社会》中，在客气的表象下，他对对手的蔑视丝毫不亚于《心满意足的文化》。《美好社会》的意义，及其与本章探讨的众多观点之间的关联在于：它是一本由经济学家撰写的著作，不过作者在书中把经济学视为人民的奴仆而非火车头。[2847]加尔布雷思关于美好社会的议题显然是左翼的；他认为1975至1990年间的右翼正统派或准正统派已经进入死胡同。现在是时候回归正轨了，即重建“后二战时代”的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的社会，不是为建而建，而是因为那个时代文明程度更高，取得了社会和道德的进步，可惜后来却陷入了自私、贪婪和伪善的小型黑暗时代。[2848]加尔布雷思的观点是否如他所愿地被许多人听进去了，或者是否得到他早年获得的那么多的关注，都很难说。贫困，特别是美国的贫困，在20世纪末的最后几年里仍然是个“隐蔽”的话题，似乎无法触动或震动那个心满意足的阶层。
种族问题则更复杂。人们无法“无视”种族问题，无论在媒体、政界还是文学领域，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在大众社会，媒体刻画的情况往往前后矛盾。在大众社会，真理越深奥，揭示真理的形式往往越平淡无奇，特别是采用统计数据。在这种环境下，安德鲁· 海克于1992年发表《两国两民：一黑一白，隔离、敌对、不平等》（Two Nations），震惊了世人。[2849]它使我们回想起本章开头有关权利的讨论，也使我们想起民权运动，想起贡纳尔· 默达尔、查尔斯· 约翰逊和W. E. B.杜波依斯。海克告诉我们，在美国，有些情况并未改变。
安德鲁·海克（Andrew Hacker）是纽约市皇后学院的政治学教授，除了政府人员外，他可能是最了解美国人口普查数据的人，所以他在论述中用数字说话。许多年来，他一直在分析美国的社会和种族数据；他从不煽风点火，是个稳重内敛的学者，不喜欢过于夸张或华丽的辞藻。他主要在《纽约书评》上发表那些骇人（坦率）的结论，但是《两国两民》比《纽约书评》上的内容还要令人胆寒。由于观点惊人，海克及其编辑都觉得有654必要先安排几章“温和一些”的介绍性文字，再推出重点章节，把数据置于上下文中，设法用故事的形式解释种族主义和黑人的实际情况，让读者做好准备接受下面的观点。论述包括两个部分。数据显示，在经历数十年，乃至一个世纪的努力之后，美国仍然是分裂的，虽然民权运动取得了进步，但是自默达尔时代以来，在很多方面，情况却恶化了。随意翻到海克著作的任何一页，都能发现他的研究成果包含令人不安的事实。
女性主导的家庭
换句话说，相对而言，1993年的情况比1950年好不到哪里去。[2850]
海克写道：“我们时代的真正问题是越来越多新生黑人婴儿出生时，他们的母亲是未成年的穷人。与年龄大些、经济情况好些的白人妇女相比，黑人妇女在怀孕期间患上贫血症、无法获得产前护理，以及生下体重不达标的婴儿的可能性均为白人妇女的两倍。她们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发生哮喘、耳聋、发育迟缓和学习障碍等健康问题的人数，以及由于她们在孕期吸毒或酗酒引发孩子罹患其他疾病的人数，均为白人妇女所生孩子的两倍。”[2851]“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对美国的任何种族来说都是不幸的年代。在1970至1992年间，用定值美元计算，白人家庭的平均收入从34773美元上升到38909美元，增加了11.9%；同一时期，黑人家庭的收入还有所下降，从21330美元下降到21161美元。相对而言，白人家庭每赚到1000美元，黑人家庭的收入就从613美元下降至544美元。”[2852]
海克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谈论犯罪，不过有关学校种族隔离情况的数字更加惊人。20世纪90年代早期，63.2%的黑人儿童仍然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学校接受教育，这个数字接近黑人儿童总数的三分之二。在有些州，这个数字高达84%。海克的结论令人沮丧：我们应该弄清楚谁应该为此负责。让黑人处于境遇如此惨淡的正是美国白人。合法的奴隶制也许已经成为历史，但种族隔离和隶属关系却被允许继续存在。即使在今天，美国的黑人儿童一出生就被钉在耻辱柱上。……巨大的种族鸿沟依然存在，也看不到这种鸿沟行将终结的任何迹象。奴隶制已经结束了一个多世纪，美国白人却继续要求黑人再耐心一点，再坚持一下，然后他们从未对自己提过类似要求。因此，美国白人身上的问题本质上关乎道德：降低整个种族的生活起点，然后要求他们自己解决困难，这难道对吗？你们怎么从没向自己的种族提过同样的要求？[2853]
1973至1974年的石油危机至少在一个方面证实了弗里德里希· 冯· 哈耶克和米尔顿· 弗里德曼的观点是正确的。经济自由即使不像罗纳德· 德沃金所说的是最基本的自由，那么也是很基础的自由。自从石油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转型以来，西方生活的很多领域——政治学、心理学、伦理学和社会学——都已经重新洗牌。加尔布雷思、森和海克的著作，或准确地说，这些著作未能引发20世纪60年代初迈克尔· 哈灵顿的《另一个美国》所激起的那种大众（相对于学术）辩论，很能说明当前公众的心态。个人主义和个性化备受推崇，以至于发展到了自私的地步。中产阶级忙着发财，无心行善。[2854]
37 压制的代价
1981年9月的第二个星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迈克尔· 戈特利布博士来到华盛顿，参加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会议，他乐观地以为美国医学界的权威终于开始重视一种新的疾病了，他担心这种疾病可能很快会发展成流行病。国家卫生研究院是全世界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医疗组织，它位于华盛顿特区西北10英里的贝塞斯达地区，占地面积300英亩，到20世纪末，它每年的预算达130亿美元，其中还设有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国家心肺血液病研究所和国家癌症研究所。
戈特利布参加的会议由国家癌症研究所召集，研究对象是在美国爆发的一连串罕见的皮肤癌病例，又叫卡波济氏肉瘤（Kaposi's sarcoma）。[2855]参会者中有位名叫琳达· 劳本斯坦的医生，她是纽约大学的血液专家。1979年9月，她第一次在患者身上发现卡波济氏肉瘤，当时的症状是皮肤上有常见的皮疹，伴有淋巴结肿大。那时她还没听说过卡波济氏肉瘤，在一位皮肤科医生将其诊断为癌症之后，她一直在查阅资料。这种病最初于1871年在地中海沿岸居民和犹太人身上发现，其后一个世纪里，大约有500至800个病例记录在案。非洲班图人中也发现过这种病，发病者多为男性，年龄在40至50岁之间。通常是良性的；病变是无痛的，患者往往很久之后死于其他病症。但是，正如劳本斯坦和戈特利布现在知道的，美国发现的卡波济氏肉瘤多是恶性的：已经报告的120个病例大多伴有罕见的寄生性肺炎——肺孢子虫，且其中90%是男同性恋者。[2856]他们还患有一种令人担忧的并发症，这些患者都有奇怪的免疫系统缺陷——面对各种感染，血液中的抗体毫无反应，由于患者的身体已经被癌症侵蚀，无论患者感染上哪种疾病，都会导致死亡。
贝塞斯达会议令戈特利布深感震惊。他来时听说国家卫生研究院终于打算资助一项研究计划，研究这种新疾病。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疾病控制中心一直在跟踪疾病暴发的源头及其传播方式，但是在与疾病作战的过程中，疾病控制中心不过是支“突击队”，现在是时候进行基础性研究了。因此，当戈特利布等人安静地听取关于该疾病在非洲的治疗情况的报告时，国家卫生研究院似乎没人知道这种疾病已经登陆美洲，而且其形式比大西洋对岸的非洲更致命，这令他大感惊讶。他疑惑而又沮丧地离开了会场，回到洛杉矶，着手就他观察到的卡波济氏肉瘤与卡氏肺孢子虫之间的关联写文章，计划向《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投稿。但是接着他发现，这家杂志对于发表他的那篇文章“不太热心”，一遍又一遍地让他修改论文。这种搪塞使戈特利布感到，在当权者那里，至少在医疗界的当权者那里，新爆发的疾病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其原因无非是大多数感染者是同性恋者。[2857]
又过了一年之后，这组症状才有了名字。起初叫GRID，即同性恋免疫缺损症，后来叫ACIDS，即获得性群体免疫缺损综合征，最终到1982年定名为艾滋病，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正确的命名至少意味着对这种疾病有了一定的认识。次年3月，曼哈顿同性恋报纸《纽约当地人》刊出了大标题，“1112人，统计进行中”。这是死于这种疾病的男同性恋者人数。[2858]众多人死于艾滋病，当然很不幸，不过除此之外，艾滋病之所以重要，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它涉及（除精神病药物以外）在战后主导医学界思想的两大类研究；二是死于艾滋病的人中有不少与艺术和知识界有交集。
1945年以后，主导医学界思想的两大类研究分别是免疫系统的生化研究和癌症性质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出现有关吸烟与癌症相关的报告，很快，有观察表明抽烟与心脏病同样密切相关。与不吸烟的人相比，吸烟的人群中突发性心脏病即冠状动脉血栓症的病发率更高，尤其是男性，这导向了医学研究中的两种方法。就心脏病而言，关键因素是血压，引起血压异常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吸烟伤肺，并降低肺从空气中吸收氧的效率，每呼吸一次，身体获得的相应的氧气都更少，为了达到同样的效果，心脏必须使劲工作。时间一长，就对心脏肌肉造成额外的负担，最后筋疲力尽。在这种情况下，血压会降低。但是高血压也不好，因为，人们发现，富含动物脂肪的食物会导致胆固醇在血管中沉淀下来，使血管变窄，严重的时候会完全堵塞血管。这就增加了心脏和血管的压力，因为同样体积的血液被挤进了更小的空间。在极端情况下，它会损伤心脏肌肉和/或撑破血管壁，如果撑破脑血管壁，则会发生脑溢血或中风。医生们的反应是努力研发提高或降低血压的药物，部分通过“稀释”血液达到，如果心脏的损伤已经无可修复，则要完全更换心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实际上不存在降血压的药物。到1970年，至少有四类降压药物得到广泛使用，其中最著名的是β—受体阻滞剂（betablockers）。这些药物的研制要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人们发现，参与神经冲动传递的物质即乙酰胆碱（见第28章，第501页）也会影响控制心脏和血管的神经结构。[2859]在最终通往冠状动脉系统的神经通道中，会释放一种类似肾上腺素的物质，这种物质控制着心脏和血管的运动。因此医生们就要设法对这一活动加以干预。1948年，佐治亚大学的雷蒙德·阿尔奎斯特（Raymond Ahlquist）发现，这一机制涉及的神经有两类，因为它们对不同的物质做出响应，他随意地将其分别命名为α和β。阿尔奎斯特所谓的β受体同时刺激心跳的频率和强度，英国医生詹姆斯·布莱克（James Black）由此想到，限制肾上腺素的活动会不会有助于降低神经的活跃度。[2860]他采用的第一种物质丙萘洛尔被证明有效，但是他很快发现服用这种药物的老鼠会长肿瘤，于是停用了。它的替代物普萘洛尔没有那些缺点，所以成了众多“β—受体阻滞剂”中的第一种。后来陆续发现，这些药物还有广泛的用途：除了降低血压，还能防止心律不齐，能帮助心脏病突发的患者存活下来。[2861]
心脏移植是更激进的干预心脏病的形式，但是医生们也在关注分子生物学，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克隆将会成为可能，那么心脏移植的选择就更有吸引力了。除了涉及复杂的外科手术及从刚去世的人那里获得供体是否合乎伦理之外，移植手术还面临一个核心知识问题，即免疫学问题：植入的器官对人的生理体系来说实际上是个异物，因此会出现排异现象。
免疫抑制剂的研究源于癌症研究，特别是白血病的研究。白血病是一种淋巴球肿瘤，病症发生时，白血球会迅速繁殖，抵御病中的异物。[2862]战后，甚至直到人们发现DNA结构之前，白血球的繁殖显示它可能有利于癌症研究（癌症本身就是恶性细胞的迅速繁殖）。早期研究显示某种嘌呤（如腺嘌呤和鸟嘌呤）和嘧啶（胞嘧啶和胸腺嘧啶）确实影响细胞的生长。1951年，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名为 6—巯基嘌呤（6—MP）的物质，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缓解某些白血病。虽然好消息没有持续多久，但是6—巯基嘌呤的作用足以说明它有助于免疫抑制。20世纪50年代末，新英格兰医学中心进行了关键实验，罗伯特·施瓦茨（Robert Schwartz）和威廉·戴姆谢克（William Dameshek）决定用两种白血病药物（甲胺喋呤和6—巯基嘌呤）测试老鼠的免疫反应。米尔斯· 韦瑟罗尔在现代医药史中谈到这件事时说，这个重大突破来得十分偶然。施瓦茨写信给莱德利实验室（Lederle Laboratories），希望他们提供甲胺喋呤样品，也写信给勃罗·韦尔康实验室（Burroughs Wellcome），请他提供6—巯基嘌呤。[2863]他没有得到莱德利实验室的回音，但是勃罗· 韦尔康很慷慨，寄给他大量6—巯基嘌呤。因此，他拿着6—巯基嘌呤继续研究，几个星期后发现这种药物确实是一种很强的免疫抑制剂。随后，人们发现，甲胺喋呤在老鼠身上没有效果，因此，正如施瓦茨本人所说，如果两家单位给他的回复倒过来，那以这次成功的探索就可能变得一无所获，也就不可能取得如此重大的突破。[2864]1967年12月，南非的克里斯蒂安·巴纳德（Christiaan Barnard）医生进行了世界上第一例人与人之间的心脏移植手术，术后患者存活了18天；一年后，巴纳德进行了第二例心脏移植手术，术后患者存活了24天。1970年，德国进行了一场神经移植手术，到1978年，免疫抑制药物已经进入商业销售，用于外科移植手术。1984年，在加州罗马林达大学医疗中心，一只狒狒的心脏被移植给一名两星期大的女婴，虽然术后她只存活了20天，但是“器官培植”的前景已经打开了。[2865]
因此，艾滋病出现时，人们已经比较了解人体免疫系统了，包括免疫抑制和癌症之间的联系。1978年，贝塞斯达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研究医生罗伯特·盖洛（Robert Gallo）发现一种能导致白血病的新病毒，即逆转录酶病毒。[2866]他一直在研究这种病毒，因为当时人们知道猫身上的白血病（即猫科白血病）是导致猫死亡的主要原因，它是由一种破坏猫的免疫系统的病毒引起的。日本研究者研究了T细胞白血病（T细胞是刚刚被发现的白血球细胞，是免疫系统的关键成分），不过认识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或HTLV并取得实践和理论突破的却是盖洛。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吕克·蒙塔尼（Luc Montagnier）教授沿袭他的方法，于1983年2月宣布，他确信他已经发现一种引起细胞病变的新病毒，这种新病毒能杀死某些种类的细胞，包括T淋巴细胞。它很像猫科白血病病毒，引发癌症的同时，也破坏免疫系统——跟AIDS艾滋病的症状一样。蒙塔尼觉得他发现的病毒不是白血病毒，它们的症状稍有不同，因而有不同的基因特点。随后发生的情况使他更相信自己的看法，因为他从一个同事那里得知有种病毒叫慢病毒，这个病毒的名字源于拉丁文lentus，意为“缓慢”。[2867]慢病毒在发作之前潜伏在细胞中，这似乎更像艾滋病病毒，而不是白血病病毒。因此，蒙塔尼将这种病毒称为LAV，即淋巴病相关病毒，因为这种病毒是他从患者的淋巴结获得的。[2868]
从知识层面来说，当前的癌症研究有五个方面。[2869]病毒是其中之一，其他还有环境、基因、个体性（对环境的反应）和自身免疫机制。自身免疫机制的观念是指身体中有癌细胞生长的可能性，但是免疫系统会加以阻止，直到年老体弱，自身免疫系统衰退。毫无疑问，癌症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突破，如盖洛有关病毒的发现，以及抽烟和癌症之间的联系，但是1993年，华盛顿特区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198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哈罗德·瓦尔姆斯（Harold Varmus）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温伯格（Robert Weinberg）在他们合著的作品《基因和癌症生物学》中公布了癌症的惨淡真相。[2870]他们的结论是，在美国死于癌症的人中，吸烟致癌占30%，饮食致癌占35%，其他原因占7%。但是，如果在总数中减去与吸烟相关的肿瘤病例，大多数癌症的发生率和死亡率继续持平或有所下降。[2871]因此，瓦尔姆斯和温伯格基本不再关注致癌环境的研究，而是专注于研究癌症的生物学原因：病毒和基因。最新研究显示：存在原型致癌基因；病毒会发生突变，导致异常生长；如果缺乏肿瘤抑制基因，人体就无法阻止异常生长。虽然这可能意味着人类知识的进步，但是就连瓦尔姆斯和温伯格也承认，这些进步还没有转化成有效的治疗手段。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年里，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并无太大变化”。[2872]这种失败本身已经成为一个知识问题，政府和癌症研究所倾向于认为癌症是可以治愈的（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真的），而医学杂志则时不时地发出独立的声音，强调说，虽然有例外情况，但癌症的发病率和存活率并没有变化，或者说，多数研究进展都是数年前取得的（也是真的）。
这些争论有时候很尖锐，使癌症看似比其他疾病可怕得多，正因如此，苏珊·桑塔格写了一篇有关疾病的著名文章，她本人曾患癌症，后康复。在《疾病的隐喻》（1978）中，她的主要观点是，20世纪末的一般疾病，特别是癌症，已经被用来隐喻各种政治、军事和其他活动，这些活动又妖魔化了疾病，更重要的是，还将患者与其家人、朋友和生活隔离开来。[2873]在一些火药味很浓的段落中，她将当今的癌症比作几代之前的肺结核。她说，疾病“是生命中的黑夜面，是一份更为棘手的公民权”。[2874]癌症确实被认为是一种特别可怕的东西，因此，即使在今天，在法国和意大利还有一条规则，医生应将癌症诊断结果通知患者家属，而不是患者本人。由于罹患癌症会危及人们的感情生活、晋升机会甚至工作机会，人们学会了保密。她指出，在文学作品里，肺结核代表瓦解（那是“一种液体的疾病”）而癌症而象征恶化，“身体组织变得坚硬……仿佛孕育了魔鬼”。[2875]肺结核影响肺部，即身体中的“精神”部分，而“癌症则恶贯满盈，因为它影响到各种难以启齿的身体部位（结肠、膀胱、直肠、乳房、宫颈、前列腺、睾丸）。”患上肿瘤通常会让人觉得丢脸，“身体器官似乎有某种层级结构，肺癌似乎没有直肠癌那么难堪”。[2876]她说，肺结核和癌症之间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与激情有关的疾病——肺结核反映内心像火一般燃烧的、浪漫的激情煎熬，而癌症则“被人们设想成压制激情的代价”。从《鸽之翼》、《背德者》、《魔山》到《长夜漫漫路迢迢》以及《死于威尼斯》，她研究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并且发现肺结核的意义发生了“离奇”的变化，从可怕的疾病转变成某种浪漫的事物，在她看来这是一种扭曲，她希望这一种转变不要重现于癌症。
《疾病的隐喻》源于苏珊· 桑塔格的个人经历，《新闻周刊》称其是“我们时代最具解放性的著作之一”。十年后，即1989年，桑塔格发表了《艾滋病及其隐喻》，再次提出批评。[2877]她认为艾滋病是一种“承载了过多意义”的疾病，她的目标是“剔除”艾滋病的部分隐喻。桑塔格激烈反对加诸艾滋病的惩罚，并对“意料之中的使某些艾滋患者拒绝接受抗病毒化学疗法的既迷信又顺从的想法”提出质疑。[2878]她特别痛恨基督教右派人士，他们认为艾滋病是对20世纪60年代的罪孽、沉沦以及“道德放纵和沦丧”的一种报应；她也痛恨那些认为同性恋者是变态的人。她说，这种“文化争端”已经超出美国的范围。在她住过一阵的法国，一位右翼政客称其对手得了“艾滋病似的”或得了“精神上的艾滋病”。但是，她质问道，难道不能把艾滋病看成是消费社会的资本主义类疾病吗？在这种社会，“欲望被认为是无节制的。……考虑到消费规则和几无争议的自我表达的重要性，对某些人来说，性为什么不能成为一种彰显自由和日益增长的流动性、冲破限制的消费选择？很难说一种男同性恋亚文化的出现和娱乐的、无风险的性不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2879]她认为，艾滋病的隐喻贬低了我们每个人。例如，因为这些隐喻，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种可悲的亲密关系——电话性爱，如果可以用“优点”这个词的话，那么它的优点是安全。她说，有关使用安全套和清洁针头的广泛宣传进一步贬低了我们，“感觉这是在容忍和教唆发生不正当性行为和使用非法药物”。[2880]桑塔格认为是时候认识到疾病、癌症和艾滋病的本来面目了：它们是身体疾病，不具备任何道德、社会或文学意义。
其他因素也促使人们改变了对艾滋病的看法。艾滋病感染者自身的性格和品质也与之有关系。1985年7月23日，《好莱坞报道》刊登一则新闻，称英俊的电影演员洛克· 哈德森感染了艾滋病，最终使得这种严重的疾病受到了应有的广泛关注。[2881]哈德森是大多数人认知中第一位死于艾滋病的患者，他的演员身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接下来的几年中，艺术和人文领域失去了数百位杰出人物，尽管死于不同疾病，但真正致命的，却是艾滋病：米歇尔· 福柯，哲学家，死于1984年6月，享年57岁；埃里克· 布鲁恩，芭蕾舞演员，死于1986年，享年58岁；布鲁斯· 查特文，游记作家，死于1989年1月，享年48岁；罗伯特· 梅普尔索普，摄影师，死于1989年3月，享年42岁；基斯· 哈林，涂鸦艺术家，死于1990年2月，享年31岁；候司顿，时装设计师，死于1990年3月，享年57岁；托尼· 理查森，电影导演，死于1991年11月，享年63岁；安东尼· 珀金斯，演员，死于1992年9月，享年60岁；丹霍姆· 艾略特，演员，死于1992年10月，享年70岁；鲁道夫· 努里耶夫，彼时最著名的舞蹈家，1991年叛逃苏联，曾经做过巴黎芭蕾舞剧院的导演，为世界上所有著名的剧团跳过舞，死于1993年1月，享年54岁。在20世纪的知识界和艺术界，再也没有哪种疾病引起过这么大的一场屠杀。[2882]
另一场屠杀发生在精神病房里。1983年3月29日，约翰· 罗森医生在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放弃了医生执照。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逃避国家医学教育委员会和宾夕法尼亚州执照部的制裁，后者准备指控他违反《宾夕法尼亚医疗实务法》达67次，违反医学委员会的规章制度达37次。[2883]罗森对患者滥用医生权力的行为令人发指，最糟糕的案例莫过于珍妮特· 卡特科，当时她被父母送去看医生（下面的细节摘自法院文书，部分是公开纪录）。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罗森当着卡科特父母的面问她是否有过性经验。她没有回答。当她说起想回到科罗拉多群山环绕的家中时，他立刻进行“深度解读”，说那些白雪皑皑的山峰是“仅次于母亲充满乳汁的乳房”的“最美好的事物”。“被告接着告诉原告的母亲，他有更好的东西给原告吮吸，同时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腹股沟。”[2884]在接下来的七年里，罗森逼迫卡特科在治疗期间吮吸他的阴茎。这些过程总是使她呕吐，他解释说，她是在呕吐母亲的乳汁。罗森的另一个患者克劳蒂亚· 艾尔曼则由他的两位助手治疗，于1979年12月26日被发现死在病房中，迹象显示她在治疗过程中曾经遭到其助手的毒打，“为了迫使她开口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