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麦金太尔告诉我们，现代自由社会存在着与理性和正义相对的概念，它基于不同的假设，即人是个体，仅此而已：“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性中，作为公民的个人是理性的；在托马斯的实践理性中，作为探究者的个人探求本人和社会的善；在休谟的实践理性中，个人是互动互惠的社会中有财产的或无财产的参与者；但是在自由现代社会的实践理性中，作为个体的个人是理性的。”[2946]麦金太尔的结论是，我们的理性（和正义）观只是若干传统中的一个而已。在这些问题上，他没有提及进化论的观点，他的书中也没有提及达尔文或理查德· 道金斯。相反，麦金太尔认为，对经典的低劣翻译（包括一些学者）未能译出古代词语的古代含义，只是生硬地找到一些意义接近的现代词语，破坏了我们与过去的关系。他援引巴特的话说，为了理解过去，我们需要纳入古代人自身可能拥有的符号和其他符号学线索，就古人的理性和正义概念做到克利福德· 格尔茨（麦金太尔在书中参考了他的观点）所说的“深度描述”。他说，自由的理性概念带来的结果令人失望：“最后，学生普遍面临的……是在自然科学以外的所有争论中明显不得要领，这种不得要领似乎使他们全然陷入对前理性的偏好。因此，自由教育涌现出的学生拥有一系列技能、一系列偏好，此外别无他物，这种教育既是丰富的过程，也是剥夺的过程。”[2947]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著作《后现代的状况》与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书名惊人的相似。这本书首次发表于1980年，1989年再版时考虑到近十年里后现代主义取得了诸多进展，因而进行了大量修订。[2948]哈维对比了后现代性和现代性，一开始就引用了一本建筑杂志《Precis 6》的社论，“普遍现代主义，一般被认为是实证主义、技术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已经等同于线性进步、绝对真理、理想社会秩序的理性规划，以及知识和生产的标准化等信念。通过对比，后现代主义赋予‘异质性和差异性’以特权，使其成为‘重新定义文化话语的解放力量’。支离破碎、不确定性、强烈不信任各种普遍或‘总括性’话语（使用中听的字眼）是后现代主义思想的特点。哲学领域中实用主义的再发现（如罗蒂，1979）、库恩（1962）和费耶阿本德（1975）提出科学哲学的思想转向；福柯强调历史的不连续性和差异性并优先考虑‘多形态相关性取代简单或复杂的因果关系’；数学领域中开始强调不确定性（突变和混沌理论、分形几何）；伦理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再度关注‘他者’的有效度和尊严，所有这些都暗示着‘情感结构’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转变。所有这些事例都有一个共同点：拒绝‘元叙述’（即普遍应用的大规模理论诠释）。”[2949]然而，哈维超越了这一总结，进而作出了四项贡献。首先，他描述了建筑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其形式可能大多数人都见过）；其次，最有价值的是，他考察了引起并维系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再次，他研究了后现代主义对我们的时空概念的影响（他终究还是一名地理学家）；最后，他提出了后现代主义批评，这正是当时最需要的。
在建筑和城市设计领域，哈维告诉我们，后现代主义意味着与现代主义观念的决裂。现代主义认为规划和开发应“大规模地集中在大城市范围内，应当是技术上合理而高效的城市规划，绝无虚饰的建筑物则是规划的重点（简朴的‘功能型’外表和‘国际风格’的现代主义）。相反，后现代主义培植了另一种城市结构观，即一定是碎片式的，是过去形式的相互叠加，有‘擦拭’痕迹，也有很多转瞬即逝的当前潮流的‘拼贴’”。哈维认为建筑中的后现代主义始于1961年，那一年，简· 雅各布斯发表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见第30章），它是“反现代主义最有影响力的书”之一，它提出国际风格带来了“巨大的沉闷的阴影”，而且国际风格对城市而言太过静态了，因为城市的本质在于过程。[2950]雅各布斯认为，城市需要相互协调的复杂性，其主要成分是多样性，而这正是国际风格所缺失的。哈维说，建筑中的后现代主义实际上迎合了1973年以来全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1973年发生了石油危机、主要储备货币放弃金本位。他说，一系列的趋势有利于更多样、分裂、亲密而又匿名的社会，这种社会基本上由较小的不同性质的单元构成。在哈维看来，20世纪可以轻松地划分为福特年代（大体上从1913至1973年）和“弹性积累”年代。福特主义体现在弗雷德里克· 温斯洛· 泰勒在《科学管理原理》（1911）中表达的观点，在哈维看来，这完全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带来了大规模生产、产品标准化和大众消费[2951]：“福特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意味着全球大众市场的形成，共产主义世界之外的其他世界人口均被并入一种新型资本主义的全球动力学。”[2952]从政治上看，它依赖于由特殊利益集团的平衡达成的大众经济民主制的概念。[2953]石油价格调整，并达到战时的最高价，从而引起经济大衰退，这些变故促使福特主义瓦解，“积累制度”就此开启。[2954]
按照哈维的说法，针对新现实作出调整的主要有两大因素。第一，弹性积累“显然与福特主义的刻板僵化相对，主要仰仗劳动流程、劳动市场、产品和消费格局的弹性，其特点是出现了全新的生产领域，提供金融服务的新途径、新市场，尤为重要的是，商业、技术和组织创新的速度大大提升”。[2955]第二，时间和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强调瞬时性、短暂性和多变性。“福特主义式的现代主义相对稳定的审美让位于动荡的、不稳定的、短暂的后现代主义审美，后者重视差异性、瞬时性、壮观、时尚和文化形式的商品化。”[2956]在哈维看来，这一趋势在1985年巴黎蓬皮杜中心的“非物质”展览达到巅峰，而利奥塔则是顾问之一。
前面已经说过，哈维并非对后现代主义毫无批判。他相信，虚无主义因素受到了鼓舞，狭隘的宗派政治有所抬头，“派际之争破坏了对他人的尊重”。[2957]旅行，甚至是想象的旅行，不一定会拓宽思路，却只能证实偏见。最重要的是，他质问，如果知识和意义被还原为“一堆符号的碎片”，我们如何能进步呢？[2958]他对后现代状况的结论并不完全是溢美之词：“将科学判断与道德判断相联系的信心已经崩溃；美学作为社会和思想关注的主要焦点，战胜了伦理学；图像主导了叙述；短暂和分裂高于永恒的真理和统一的政治；对物质和政治经济基础领域的解读也已转向对自治的文化和政治实践的思考。”[2959]
39 “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思想”
那柏如是英国东部地区莱斯特城以南10英里的一座小村庄。1983年11月21日晚，一名15岁的女孩琳达· 曼恩遭到性侵后被掐死，尸体被扔在离她家不远的地里。排查行动就此展开，但是调查毫无进展，人们对此案的关注也日益转淡，直到1986年夏天，案情发生转机。同年8月2日，有人在那柏如附近的一片黑刺李灌木林里发现了另一位15岁女孩唐· 艾希渥斯的尸体，她也是在受到性侵后被人掐死。
这次排查很快锁定了一名嫌犯，名叫理查德· 巴克兰，是附近一所医院的勤杂工。[2960]在唐的尸体被发现后一周，他被逮捕，被捕前他已经认罪。两起案件的受害者年龄相仿，作案手段相同，作案地点都距离那柏如很近，这些都使警方怀疑理查德· 巴克兰可能也是琳达· 曼恩一案的凶手。带着这个想法，他们向一位刚刚研发了一项被公众和警方称为“基因鉴定”的新技术的科学家求助。[2961]这一技术是莱斯特大学亚历克·杰弗里斯（Alec Jeffreys）教授的研究成果。与很多科学发现一样，杰弗里斯也是在做其他研究时偶然取得了这项突破。他当时正在鉴别肌红蛋白基因，将氧气输送往肌肉的组织就归它管理。杰弗里斯鉴别肌红蛋白基因的目的是寻找“标志基因”，即DNA的特征构造，它们能鉴别某些家族，帮助科学家弄清不同的村庄、不同的国家人口的基因发生了什么变化。杰弗里斯发现，这种基因有一部分DNA会不断地重复。很快他在研究其他染色体的实验里也一再发现这种重复的现象，也就是说他注意到了别人没有注意到的现象，DNA中似乎存在一种普遍的缺陷导致这种无意义的复制发生。正如沃尔特· 博德默和罗宾· 麦凯所描述的那样，这个过程类似于口吃的人在同一个音节上磕磕巴巴。而且，这种缺陷因人而异。这个关键的重复段大约有15个碱基对那么长，杰弗里斯借助一台显微镜就能对其加以分辨。他首先冷冻DNA，再将其解冻，这样就破坏了红血球上的细胞膜，但含 DNA的白细胞的细胞膜却不受影响。将红血球的残余物洗掉后，他加入一种蛋白酶K，使白细胞破裂并释放出DNA螺旋。然后再加入另一种名叫Hinf的酶，分离出含有重复片段的DNA带。最后，通过电泳过程将DNA片段分成不同长度的带并转换成尼龙片，此时用放射技术或荧光技术即可获取属于每个个体的独一无二的图像。[2962]
杰弗里斯受邀将这项技术用于调查理查德· 巴克兰。他得到了从琳达· 曼恩和唐· 艾希渥斯的尸体上采集的精液和巴克兰的几滴血液。杰弗里斯事后说这次分析是他人生中最紧张的时刻。此前，他曾经用这项技术验证那些依照英国法律获准来到英国投奔近亲的移民是否真如他们所说与英国居民有近亲关系。这起双重谋杀案显然更引人关注。他实在等不及第二天早上，于是当天深夜就回到实验室，结果让他大吃一惊。他从显影液中取出胶片，立即确认从琳达和唐身上提取的精液来自同一个人，但凶手不是理查德· 巴克兰。[2963]警方得知这个结果后非常恼火。巴克兰已经认罪了，警方认为，这意味着这项新技术有瑕疵。杰弗里斯一开始也很沮丧，但是内政部法医专家的独立测试也证实了同样的结果，于是警方被迫调整思路。最终巴克兰被无罪释放，他也因此成为受益于DNA检测的第一人。警方接受了这一惊人的结果，转而测试那柏如地区所有男性的DNA。总共有4000人接受检测，但无人匹配。后来，一位住处离那柏如稍远些的面包师伊恩· 凯利告诉朋友，说他曾经代替附近村子的朋友科林· 皮奇福克接受了测试。凯利的朋友对此感到不安，随即报警。皮奇福克被逮捕并接受了DNA测试。凯利朋友的担心不无道理：结果显示皮奇福克的DNA与从被害人琳达和唐身上提取的精液相匹配。1988年1月，皮奇福克成为通过基因鉴定（genetic fingerprinting）被定罪的第一人，他被判终身监禁。[2964]
DNA鉴定是分子生物学（molecular biology）领域革命中最广为人知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末，这一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移民、父子关系和强奸案的检测。在DNA的双螺旋结构被发现之后，DNA鉴定很快又在实践中获得成功，催生了基因材料的克隆和排序技术的新思潮。伴随着这些实践进步，大量的遗传学理论修正并完善了我们对进化的理解，尤其是有生命以来的各种进化阶段和进化的哲学含义。
1985年，格拉斯哥大学有位化学家A. G.凯因斯—史密斯（A. G.Cairns-Smith）发表了《生命起源的七条线索》[2965]。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有点标新立异，关于生命的起源，它给出的观点与多数生物学家的观点截然不同。关于生命起源的传统观点已经在20世纪50年代由S.L.米勒（S. L.Miller）和H.C.尤里（H. C. Urey）通过一系列实验加以总结。他们假定早期地球上存在着一种原始大气，由氨、甲烷和蒸汽（但没有氧气，原因接下来我们会谈到）组成。他们认为闪电在这种早期大气中产生了超乎想象的“丰富”的有机化合物，包括大量的氨基酸，氨基酸是构成核酸的基本原料，而核酸构成DNA。这些丰富的化合物以某种复杂的方式形成了“生命分子”。格雷汉姆· 凯因斯—史密斯认为这种观点很荒谬，因为DNA分子极其复杂，从构造和工程学意义上看都太复杂了，很难像米勒和尤里设想的那样发自偶然。书中有个令人注意的部分，他通过计算认为，要形成核苷酸，大约要同时发生140种过程，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仅为1/10109。因为10109这个数字远远超过宇宙中电子的数量（即1080），凯因斯—史密斯认为核苷酸要是以这种方式进化，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或者说宇宙还不够大。[2966]
他自己的版本则迥然不同。他认为进化早于我们所知的生命，地球上的化学“生物体”先于生化“生物体”而存在，其构造为复杂的分子如DNA提供了条件。环顾四周，他看到自然界有若干种能够生长和复制的结构——如，某些黏土在达到水饱和状态时就会形成的晶体结构。这些晶体不断生长，有时分裂为更小的单元，再继续生长，这个过程被称为复制。[2967]这些晶体形成不同的形状（如长柱形或平垫形），由于这些形状是因为适应微观环境而产生，所以我们可以说它们已经发生了改变或已经进化了。同样重要的是，晶体垫可以形成电离程度不同的层，凯因斯—史密斯相信，正是在这些层之间，在阳光的作用下，由于光合作用，已经形成了少量的氨基酸。这个过程会将碳原子融入无机生物体，很多物质（如二氧化钛）能够在阳光下将氮合成氨。通过同样的过程，在紫外线照射下，溶于水中的铁盐可以将二氧化碳合成甲酸。黏土的晶体结构与外形（显形）相关，这些都已经全部被碳基结构取代。[2968]正如莱纳斯· 鲍林的经典著作所示，碳结构有着惊人的对称性和稳定性，凯因斯—史密斯认为，无机复制生物体正是这样循序渐进地被有机生物体取代。
这种观点很新颖，也有其合理性，但存在着一些问题。生命链的下一步是细胞组织和细菌的诞生，这就需要外皮。此时最有可能的选择是脂囊泡，一种能自动形成薄膜的小泡。这些化学物通常自然形成于陨星中，很多人认为，是陨星把最初的有机化合物带到了年轻的地球。照此推理，生命，至少生命的某些元素，发源于地球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是，被外皮包围的最原始的细菌，其活跃程度仅相当于杆状菌或盘状菌，主要出现在海底的火山道，我们知道，地球炙热的内部喷发促使海底扩张（有些细菌只能在沸点以上才会大量繁殖，所以有人说生命始于地狱）。因此，这很难与生命源于较浅水体中受阳光照射的黏土晶体结构的观点相调和。[2969]
无论生命的真正起源是什么（普遍观点认为它发生在大约38亿年前），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最初的细菌生物体是厌氧菌（anaerobes），只在缺氧条件下活动。假设地球早期大气的含氧量极低甚至没有，这并不令人惊讶。但是，我们知道，大约25亿年前，地球岩石中就存在赤铁矿堆积物，赤铁矿是一种氧化铁。这似乎意味着当时就有氧气，但是起初被世界上的其他矿物质“耗尽”了。制造氧气的最佳选择是蓝绿细菌，在阳光能照射到的较浅水域中，光作用于叶绿素，蓝绿细菌将二氧化碳分解成碳和氧，也就是光合作用。地球上的矿物质吸收过一部分氧气（石灰岩遇到氧气变成碳酸钙，铁会生锈，等等），但最终矿物世界达到饱和。此后，大约10多亿年间，几十亿细菌不断喷出氧气，逐渐形成了地球大气中的氧。[2970]
按照理查德· 福泰有关地球历史的观点，接下来的飞跃是形成微生物黏液群落，构成接近二维层的“平垫”。这些现象今天在热带的盐滩依然可以看到，因为那里没有放牧牲畜，所以才得以保留到现在，不过在南非和澳大利亚的岩石中也发现了35亿年前的化石，这些结构也称“叠层石”（stromatolites）。[2971]类似于“层状卷心菜”，它们可以长得很长——10米长很常见，100米长也不少见。但是它们主要由原核生物（prokaryotes）或仅靠分裂繁殖的无核细胞构成。下一个飞跃就是核的出现了。美国生物学家林·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指出，当一个细菌吞噬另一个细菌，使它成为自己的细胞器，最终也就形成核子。[2972]叶绿体也是一种细胞器，在细胞内完成光合作用。核子和细胞器的形成是关键的一步，为更复杂的结构提供了条件。接下来，就应该是性别的演化，这大概发生于20亿年前。之所以出现性别是因为它能促进基因变异，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已经加速的进化（此后的化石记录渐渐变得越来越丰富）。细胞变得更大、更复杂——出现了黏质物。黏质物的形式丰富，有时候会在其他物体的表面移动。换句话说，它们既有生命又无生命，这表明特殊组织的初步发展方式隐约类似于动物。
7亿年前，出现了埃迪卡拉生物群（Ediacara）。[2973]这些最原始的动物形式在全世界从苏格兰的莱斯特到澳大利亚的弗林德斯山脉的很多地方都有发现。它们形状各异，但总体来说其特点都是辐射对称的，皮肤壁有两个细胞的厚度，有原始的胃和嘴，外表看起来像原始的水母，因此不难令人想起黏质物。最初的真正多细胞生物埃迪卡拉并没有存活下来，至少没有存活至今。尽管它们形式繁多，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它们绝迹了，根本原因可能是因为它们没有骨骼。接下来似乎是进化史上的又一个重要时段，古生物学家对此信心满满，因为大约5亿年前，地球上的动物生命发生巨变，出现了所谓的寒武纪大爆发（Cambrian Explosion）。在仅仅1500万年之后，出现了有壳动物，其形状在今天看来依旧熟悉。这种三叶虫有握爪，腿部有关节，有些还有初步的背侧神经，有些有早期的眼睛，还有些则有难以描述的古怪特点。[2974]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进化综合论，它填补了生物重要发展的顺序并提供了更确切的年代。按照地质学年代继续发展，从寒武纪大爆发向后跳跃4亿多年，一直行进到了大约6500万年前。人类登月及其后的其他太空探索活动也为地质学带来了丰硕的成果，使得地质学从一个研究单一星球的学科变成了一个突然拥有丰富的基础数据的学科。月球和其他行星区别于地球之处在于，它们的表面似乎有更多的环形山，由于受到太空天体即小行星和陨星的撞击而形成。[2975]这在地质学上很重要，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门学科已经习惯于以数百万年为单位缓慢推进的年表。但是，这种状况也有例外，那就是K/T界线 （K/T boundary），即大约发生在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和第三纪之间的分界线，化石记录表明当时发生了巨大而突然的破坏，主要特点是地球上的很多生命形式突然消失。[2976]其中最重要的是恐龙灭绝，恐龙是此前1.5亿年间地球上最主要的大型动物，但是其后的化石记录中有关恐龙的部分却完全缺失。传统上，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认为这次大灭绝的原因在于气686候变化或海平面下降。但是，很多人认为这一过程太过缓慢了。大多数植物和动物应该能够适应，但是事实上，在白垩纪和第三纪之间，地球上大约一半生命形式突然消失了。在研究了月球和其他行星上的众多环形山之后，一些古生物学家开始思考6500万年前发生的类似灾难事件会不会真的引起大规模的灭绝（mass extinctions）。这样，一段令人惊奇的科学探索历程就开始了，直到1991年才算完成。
如果一颗陨星或小行星能带来如此具有毁灭性的冲击力，那么它必须有一定的最小体积，而它所造成的撞击坑应该很难被忽略。[2977]这一点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很快科学家们取得了首个突破，他们意识到陨星的化学结构与地球不同，特别是铂属元素。因为这些元素被铁吸引，而地球有一个巨大的铁核。另一方面，陨星尘埃富含铱这样的元素。果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路易斯·阿尔瓦雷茨（Luis Alvarez）和沃尔特·阿尔瓦雷茨（Walter Alvarez）测试了白垩纪/第三纪边界的裸露岩石层，发现铱大量存在，如果没有发生碰撞，铱的总含量应该是现在的1/90。[2978]正是1978年6月的这次发现使这对父子（后来儿媳也加入了）团队开始了十多年的探索。1981年他们取得了第二个突破。当时荷兰科学家吉安·斯密特（Jan Smit）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报告了他在西班牙境内卡拉瓦卡（Caravaca）K/T界线遗址的发现。[2979]他描述了一种小而圆的物体，砂粒样大小，他说这种小球体在当地很常见，分析表明它含有“羽毛”状的晶体，其组成成分是透长石，一种钾长石。[2980]这些小球体由橄榄石（辉石和富钙长石）的早期结构发展而来，其意义在于它们是典型的玄武岩，即海底地壳的主要构造岩石。换句话说，陨星撞击地球时，撞到的是海洋，而不是陆地。
这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说它是好消息，在于它确认了6500万年前存在大规模的撞击。说它是坏消息，在于它指引科学家们去寻找海洋中的环形山，及其后必定会发生的大规模海啸或浪潮的证据。计算显示，接近大陆海岸线时，这种巨浪应该达到1公里高。然而这样的探寻一无所获，不过20世纪80年代开始积累了一些撞击证据，发现了100多个地区铱含量异常，但是确切的撞击地点还是难以确定。直到1988年，隶属于亚利桑那大学的加拿大科学家艾伦·希尔德布兰德（Alan Hildebrand）率先着手研究德克萨斯州的布拉索斯河，长达十年之久的探寻终于走到最后阶段。[2981]当时，人们已经知道布拉索斯河在流经韦科附近一段坚硬的沙床时，会遇到多处激流，并认为这是海啸泛滥时的遗迹。希尔德布兰德认真考察了布拉索斯河，按照环形的路线寻找它与该地区其他特征相关的证据。他仔细考察地图和重力异常的情况，最终发现一个可能是撞击坑的圆形结构，位于哥伦比亚以北的加勒比海海底，一直延伸到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起初其他古生物学都持怀疑态度，但是当希尔德布兰德的看法得到了熟悉尤卡坦半岛的地质学家的支持以后，他们很快确定这个地区就是撞击地点。人们感到疑惑的原因在于，撞击坑，即希克苏鲁伯陨石坑（Chicxulub），被埋在年代更近的岩石下面。[2982]希尔德布兰德及其同事于1991年发表论文，并引起轰动，至少在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之间如此，现在所有相关学者都必须完全修正看法：灾难性事件可能会影响进化。[2983]希克苏鲁伯陨石坑的发现也带来了其他惊喜。第一，它证明撞击坑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沼穴布局，而这种布满泉水的湖区地形构造为玛雅文明提供了条件。[2984]第二，此时古生物学家还发现了另外三次动物大规模灭绝的时期，分别是3.65亿年前、2.5亿年前和2.05亿年前。恐龙的消失解放了哺乳动物。直到K/T界线之前，哺乳动物都是小型动物。这也有助于它们在撞击后得以存活，毕竟它们的数量实在太多了。但是不管怎么说，K/T界线之后，霸王龙和三角龙及其兄弟姐妹都不复存在时，才出现了大型哺乳动物。在K/T陨星与地球相撞之前，可能根本没有人类。
谈到人类的起源，20世纪80年代见证了两次关键的发掘工作，不过这一时期与其说是考古发现的黄金期，倒不如说是考古解读和分析的黄金期。
1984年8月，理查德· 李奇在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湖附近发现了“图尔卡纳男孩”（Turkana Boy），其身材比人们想象的更高更瘦，这是第一个体形接近现代人的原始人。[2985]他的椎管窄，胸腔自下而上呈锥形，解剖学家因此认为图尔卡纳男孩只向胸腔传递有限的神经信号，对呼吸的控制能力较弱，所以他不可能像我们这样发声讲话。换句话说，图尔卡纳男孩没有语言。同时，锥形胸腔也说明他的两只手臂相距很近，便于悬挂在树上。李奇认为图尔卡纳男孩属于“直立人”，确定其生活在160万年前。两年后，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唐· 约翰逊在奥杜威发现了一具能人的骨架，只比图尔卡纳男孩早20万年左右。这具骨架体形明显不同：身材矮胖，有类似于猿类的长手臂。[2986]并非所有的古生物学家都能接受这个观点：200万年前同时生活着不止一种原始人，但它似乎也有道理，正是这一时期发生的变化迫使原始人离开森林。耶鲁大学的伊丽莎白· 韦尔伯认为，大约250万年前发生了其他引起进化的发展。[2987]例如，由于极地冰川的作用，地球温度降低，海平面下降，气候变得更加干燥，植被数量减少。这一观点得到了佐证，观察报告指出，这段时期的森林羚羊化石稀少，取而代之的是在干燥开阔的大草原上食草的各种动物。[2988]大约250万年前出现了石器工具，这说明原始人在250万年前至150万年前离开了森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长高了，变得灵巧了，而且开始使用原始工具。更“精细”的工具可见于大约20万年前，大约这个时候，出现了尼安德特人。关于他们的观点也随之改变。现在我们知道他们的大脑我们的一样大，不过位于脸的“后方”而不是“上方”。他们似乎会埋葬死者，会用赭色修饰尸体，会帮助群体中的残疾成员。[2989]换句话说，他们并不是维多利亚时代人想象的野蛮人，他们出现在5万年前至2.8万年前之间，与智人共存。[2990]
伊恩· 塔特索尔总结了1975至1995年间的各种发现，制成化石年代表，得出了修正版原始人进化史：
尼安德特人为什么会消失？很多古生物学家认为答案只有一个：智人发展了语言能力。语言使现代人在觅食和获取其他资源方面具备了优势，其对手瞬间被打垮。
细胞器内有一种线粒体DNA（mitochondrial DNA）。细胞器位于核外，实际上就像是细胞的电池——它们产生一种物质，即三磷酸腺苷（ATP）。1987年1月，伯克利的阿伦·威尔逊（Allan Wilson）和瑞贝卡·卡恩（Rebecca Cann）在《自然》杂志上披露了将线粒体DNA用于考古学环境的开创性分析。引起威尔逊和卡恩关注的是，线粒体DNA只能遗传自母体，它不会像核DNA那样通过交配发生变化。因此，线粒体DNA只能通过突变发生缓慢的变化。威尔逊和卡恩机敏地想到比较不同种群的线粒体DNA，其思路是，线粒体DNA差异越大，他们从共同的祖先那里分离出来的时间就越久远。突变往往以非常恒定的速度发生，所以这种变化也能为不同种群的分离时长提供一些线索。[2991]
首先，威尔逊和卡恩发现，世界分成两个主要阵营：一边是非洲人，另一边是非洲以外的人。其次，非洲人种比其他任何人种的突变都稍多，这证实了古生物学家得出的结论，即非洲人种更古老，人类很可能发源于非洲，再从非洲大陆扩散到世界各地。最后，通过研究突变的速度以及反向推导，威尔逊和卡恩得以证明，我们已知的人类历史不超过20万年，这再次宽泛确认了化石证据。[2992]
威尔逊和卡恩的论文引起关注的一大原因在于，其成果不仅与古生物学家在非洲的发现相吻合，也与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近期研究成果相吻合。早在1786年，在加尔各答高等法院工作的英国法官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爵士发现，梵文和拉丁文及希腊文有明显的相似之处。[2993]这个发现使他想到了“母语”（mother tongue）的概念，它可能是很多年前的单一语言，所有其他语言都源于它。1956年起，约瑟夫·格林伯格（Joseph Greenberg）开始重新审视威廉· 琼斯爵士的假设，将其应用于美洲大陆。1987年，他结束了覆盖从南美洲南部到北部的爱斯基摩人的大量土著美洲语言研究，发表著作《美洲的语言》，并得出了美洲语言基本分为三种的结论。[2994]第一种也是最早的一种是“美洲印第安语”（Amerind），覆盖了南美和美国南部各州，比北方语言更丰富，说明它更古老。第二种是纳得内语（Na-dene），第三种是阿留申—爱斯基摩语（Aleut-Eskimo），覆盖加拿大和阿拉斯加。纳得内语比阿留申—爱斯基摩语更多变。格林伯格认为，这些都指向前往美洲的三次移民大潮，分别是三种不同语言的群体。基于语言的“突变”现象，他相信，讲美洲印第安语的人在1.1万年前到达这片大陆，讲纳得内语的人在9000年前到达，讲阿留申—爱斯基摩语的人则在大约4000年前分离出来。[2995]
格林伯格的结论极具争议，却与牙科研究和遗传变异研究得出的证据相吻合，特别是与斯坦福大学的卢卡·卡瓦利—斯福扎（Luca Cavalli-Sforza）教授的原创成果相吻合。在《文化传播和进化》（1981）、《非洲侏儒》（1986）、《人类大迁徙》（1993）和《人类基因的历史和地理》（1994）等一系列著作中，卡瓦利—斯福扎及其同事研究了世界范围内基因和血液的变化，特别是Rh因子的变化。该研究与早期人类向全球扩散的时间点达成了一致，同时也引出了人类漫长历史上的众多显著的可能性。例如，纳得内语、汉藏语系、高加索语系和巴斯克语系似乎有着原始的相关性，它们可能同属于某一超级语系，到了某一时期，该语系遭到外族分裂，而后来讲纳得内语的人被赶到美洲。这一证据还证实了讲巴斯克语的人种极其古老，他们的语言和血液与周围的人群迥然不同。卡瓦利—斯福扎注意到巴斯克民族邻近早期欧洲洞穴壁画遗址，他怀疑这可能是古代人在洞穴墙壁上记录狩猎和采集技巧，抵挡中东种植人口扩散的一个证据。[2996]
最后，卡瓦利—斯福扎试图回答两个最令人着迷的问题——语言最早何时产生？是否存在某种单一的古代语言，即真正的母语？前面已经提到，一些古生物学家相信尼安德特人因为没有语言而在2.8万年前消亡。但是卡瓦利—斯福扎又指出，我们大脑中负责语言的区域位于眼睛后面的左侧，这使得两侧颅骨稍微有些不对称。这种不对称现象在猩猩身上没有，却在200万年前的能人头盖骨中存在。而且，我们的脑壳在30万年前就停止发展了，因此，语言的历史应该比很多古生物学家设想得更古老一些。[2997]另一方面，就语言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其速度大体为人所知）的问题而言，研究也指出主要的超级语系于4万年前至2万年前才分裂。这一矛盾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关于母语的问题，卡瓦利—斯福扎赞同格林伯格的看法，后者称至少有一个词在所有语言里面都是共通的。这就是词根tik。[2998]
至于从西欧延伸至印度的印欧语系，剑桥考古学家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将格林伯格的方法发扬光大，利用碳—14在断代方面的革命性突破验证了他的学说。在《考古学与语言》（1987）中，伦弗鲁的目标是不仅要考察语言的起源，还要将这些发现与考古学的其他发现相比较，看看能否达成一致，最有争议的是还要鉴别印欧人的最早家园，看看这对总体的人类发展而言有何启示。伦弗鲁先按民族介绍规则语音的演变：接着继续研究语言变化的速度，思考最早的词汇可能是什么。伦弗鲁一边比较关键词（如眼睛、雨和干燥）的用法变化，一边分析早期陶器，了解农耕方法，还考察了欧洲及邻近地区的农耕传播。他得出结论，印欧人的主要家园，即母语“原型印欧语系”（proto-Indo-European）出现的地方，位于公元前6500年安纳托利亚的中部和东部；这种语言的分布与农耕的传播有关。[2999]
所有这些都说明考古学、语言学和遗传学之间存在惊人的吻合。人类分布到世界各地，尼安德特人消亡，人类来到美洲，语言出现并伴随艺术和农业传播，语言与陶器相关联，今天我们周遭的不同语言，这一切的一切都各有其次序，也由此开启了进化综合论的最后篇章。
在如此强劲的研究或经验背景下，有关进化的理论研究工作一派繁荣也就不足为奇了。20世纪80和90年代，生物学著作一度成为文坛现象，这倒有点奇怪。生物学家、古生物学家和哲学家写出的众多畅销书遍布书店的书架，这表明阅读趣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下一章我们会谈到的物理学和数学的发展。按照字母顺序，在这轮达尔文主义研究的复兴中出现的主要作者有：理查德· 道金斯、丹尼尔· 丹尼特、尼尔斯· 埃尔德雷奇、史蒂芬· 杰· 古尔德、理查德· 莱旺庭、史蒂芬· 平克、史蒂芬· 罗斯、约翰· 梅纳德· 史密斯和E. O.威尔逊。这些人合称新达尔文主义者，他们唤起了公众的热情，也招来了敌意：新达尔文主义者的书都很畅销，但是在1998年，道金斯一度被认为是“英国最危险的人物”。[3000]
新达尔文主义者传达的是一种双重讯息。一种观点以威尔逊、道金斯、史密斯和丹尼特为代表，另一种观点则以埃尔德雷奇、古尔德、莱旺庭和罗斯为代表。威尔逊本人著有两类书。第一类是《社会生物学》（1975）、《论人性》（1978）和《论契合》（1998）。这些书都含有某种坚定的新达尔文主义，其中心观点在于，威尔逊认定“基因牢牢地掌控着文化”。[3001]威尔逊想在C. P.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之间架起桥梁，他认为这种桥梁是存在的，他还想证明科学能洞察人性，从而解释文化：“这个论点的本质在于，大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能帮助那些负责组装大脑的基因存活下来并实现复制。”[3002]威尔逊相信，生物学最终将能够解释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所有这些学科将实现更密切的融合。在《论人性》中，他进一步阐述了《社会生物学》的观点，认为人类经验的很多方面能够用相应的术语解释。例如，他谈到了高攀婚姻的概念，即女性与拥有财富和地位相当或稍高的男性结婚；他指出，世界上的伟大文明虽然互不接触，却以大致相同的顺序发展出相似的特征；他相信，长期的肉类短缺可能导致了伟大宗教的诞生，因为随着早期人类离开野味丰富的地区，精英集团发明了宗教规则，仅限某一宗教集团能食肉；他还引用西弗吉尼亚州阿尔德森联邦女子管教所的犯人为例，在那里，有一对妇女性关系活跃，互称“丈夫”和“妻子”，其他女性则以这对夫妻为核心组成了类似于家庭的单位，相互之间称“兄弟”和“姐妹”，年长一些的则称“叔叔”和“阿姨”，他指出男性犯人从未出现过这种组织方式。[3003]我们可以看出，威尔逊的作品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主题，那便是揭示人类的文化生活，甚至伦理生活都可以从生物学和遗传学角度加以解释，他的措辞欢快、乐观，却强硬而不容妥协。
在其第二批作品中，特别是在《热爱生命的本性：人类与其他物种的纽带》（1984）中，威尔逊的目标是要揭示，相较于其他任何方式，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能够更为深入、全面地解释我们的生活。[3004]他认为生物热爱生命的本性可以解释人的审美观（相对于都市景观，我们更喜欢草原风光），可以解释为何科学地理解动物生活能够丰富我们对自然诗篇的解读，也可以解释为何不同民族的人们都害怕蛇（因为它很危险，无须搬出弗洛伊德的理论）；此外，他还带领读者加入科学发现之旅，不仅说明科学发现在思想上如何令人振奋，而且说明科学发现如何赋予生命以意义（诚然是指部分意义）。例如，他向我们揭示他如何证明一个岛屿的大小与它能容纳的物种数量有关，从而深化我们对环境保护的理解。《热爱生命的本性》一书引发了读者的共鸣，也催生了很多研究。十年后，即1992年8月，马萨诸塞州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召开了一场专门会议，将这些研究成果汇集到了一起。会议还收到了更为系统的研究成果，例如，如果可以选择，人们更喜欢在不起眼的乡村山水中生活；一项监狱研究表明，比起囚室面向操场的犯人，囚室面向田野的犯人相对不容易生病；研究还发现了一系列可能引发身心失调疾病的生物群（苍蝇、蜥蜴、秃鹰），而且这种现象与食物禁忌有关。这次会议还探讨了詹姆斯· 拉夫洛克于1979年发表的盖亚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整个地球生物群是一个相互调节的体系，相较于物理学，它更接近于生理学（即，大气中的气体、海洋的盐度和碱度等都通过调节保证最多数量的生物存活，如同一个庞大的有机体）。生物热爱生命的本性是社会生物学的延伸，是其不太反传统的版本，却不如社会生物学那么流行。[3005]
提出新达尔文主义世界观的理查德· 道金斯在科普热情方面仅次于威尔逊。道金斯于1986年发表作品《盲人钟表匠》，并于次年获得英国皇家学会文学奖，后于1995年成为牛津大学公众理解科学领域的查尔斯· 西蒙尼荣誉教授。他的其他作品还有《延伸的表现型》（1982）、《伊甸园之河》（1995）、《攀登不可能之山》（1996），以及1989年再版的《自私的基因》。与道金斯的很多其他作品一样，《盲人钟表匠》仍然反映了他希望一劳永逸地消除进化论中模糊的概念。[3006]一位反进化论者诘问说：如果进化属实，为什么不存在中间形式的生命，眼睛或翅膀等复杂的器官如何不经中间形式直接形成？总得有个上帝一样的设计师来安排这一切吧？因此，道金斯煞费苦心地驳斥这些反对意见。以翅膀为例，“今天存活的很多动物出色地表现了连续进化中的每个阶段。青蛙利用脚趾间的蹼滑行；树蛇身体扁平，能拍击空气；蜥蜴身上有副翼；还有若干哺乳动物利用肢体间延伸出来的膜滑行，这些都告诉我们，蝙蝠必定是采取这种行动方式的始祖。与神创论文献相反，不仅拥有‘半只翅膀’的动物很常见，而且拥有四分之一只翅膀或四分之三只翅膀的动物也很常见”。[3007]道金斯的第二个目标是强调自然选择确实发生了，他引用了一些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其中最好的例子是蝉，它的生命周期总是质数（十三年或十七年），问题是蝉的成熟期不可预料，这意味着它们赖以生存的物种永远都无法适应它们的到来时刻，因为这一时间在数学上是随机的！但是道金斯的主要原创性贡献在于他提出了“文化基因”概念，这个新词描述的是基因的文化对等物。[3008]道金斯认为，人类认知发展的结果是，诸如思想、观点、书籍、旋律和文化实践等事物逐渐变得类似于基因，越成功的事物（那些使拥有者蒸蒸日上的东西）就越容易存活下来，并加以“复制”供后人使用。
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任教于波士顿附近的梅德福的塔夫茨大学，他也是一位坚定的新达尔文主义者。在《达尔文的危险观念：进化和生命的意义》（1995）一书中，丹尼特直言不讳地说：“如果要我就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思想颁奖，我不会颁给牛顿和爱因斯坦或其他人，我会颁给达尔文。自然选择进化的观点轻松地将生命、意义和目的的领域与空间、时间、因果、机制和物理法则的领域相结合。”[3009]与威尔逊和道金斯一样，丹尼特炮轰了进化论的反对者：“达尔文的危险观念是还原论的体现。”[3010]他的著作试图说明，生命、智慧、语言、艺术，最后还有意识，本质上只是“工程问题”。我们还不能够解释自然选择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微小步骤，但丹尼特毫不怀疑将来某天我们能够奉上清晰的解释。也许其著作的核心（因其内容丰富，故而至少是一大核心）是审视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 Kauffman）写于1993年的著作《秩序的起源：进化中的自我组织和选择》。[3011]考夫曼批评自然选择，因为他认为有机体之间的相似性未必暗示血统；所谓的血统相似性可以轻松地归因于一个事实，即任何问题都只有少量的预设方案，这些“内在的”方案塑造了有机体。[3012]丹尼特承认，考夫曼的观点比反对自然选择的其他任何理论都更中肯，但是他认为这些“设计限制”实际上只是增加了进化的可能性，并用诗歌予以类比。他指出，当诗人按照韵律写诗时，会发现他能够施展的天地要比写购物清单大得多。换句话说，秩序可能起初是限制，但是最终却是自由的状态。除了强调生命是通过自然选择塑造的物理工程现象之外，丹尼特的另一个主要目标是理解当时生物科学尚未解决的最重要的谜团：意识。这一点本章后面部分会详细谈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