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塞克斯大学的荣誉教授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是新达尔文主义者的老前辈，早在1956年就出版了首部著作。他不像其他人那样有科普意识，却是最具独创精神的思想家和坚定的理论家。1995年，他与埃俄斯· 萨思麦利联合发表了《进化中的重大转变》，书中的章节标题清楚地概括了他的论证框架：
化学进化
模板的进化
转译的起源和遗传密码
原始细胞的起源
真核细胞的起源
性别的起源和物种的性质
共生现象
空间格局的发展
社会的起源
语言的起源[3013]
就在梅纳德· 史密斯和萨思麦利共同推出著作的同时，麻省理工学院的大脑和认知科学教授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发表了《语言本能》。梅纳德· 史密斯和平克二人的著作最终平息了斯金纳和乔姆斯基之间的论战，他们共同得出了同一个结论：语言能力大部分是遗传的。[3014]他们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主要是参考了不同形式的脑损伤对语言能力的影响，儿童的语言发展及其与已知的儿童神经系统的成熟变化之间的关系，早期语言对后期语言的派生，各种原始人头骨的相似程度，更不用说还有黑猩猩大脑的某些区域等同于人类大脑，似乎可以解释它们接收来自同伴的警报和其他呼唤的现象。平克也提出了家族语言障碍的证据（特别是阅读障碍）和一项名为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术的新技术。这项技术的应用是指，志愿者吸入有轻微放射性的气体，然后将头放入伽马射线检测器，接着由计算机计算出大脑的哪些部位被“照亮”了。[3015]至此，似乎可以肯定的是，语言是种本能，至少有强烈的遗传因素。实际上，其证据确凿到了简直难以理解为何有人提出质疑的地步。
与威尔逊、道金斯、丹尼特等人并驾齐驱，又偶尔针锋相对的是另一派生物学家，他们在很多事情上同意前者的意见，但是在少数根本论题上持不同意见。这派人物包括哈佛大学的史蒂芬· 杰· 古尔德和理查德· 莱旺庭、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尼尔斯· 埃尔德雷奇和英国开放大学的史蒂文· 罗斯。
这些人中最负盛名的要数史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古尔德是一名多产的作者，他的书名无不充满热情而又不失慈爱：《自达尔文以来》（1977）、《熊猫的拇指》（1980）、《人的误测》（1981）、《母鸡的牙和马的蹄》（1983）、《火烈鸟的微笑》（1985）、《奇妙的生命》（1989）、《为雷龙喝彩》（1991）、《八头小猪》（1993）和《列奥那多的蛤蜊山和食虫减肥餐》（1999）。古尔德及其同仁在四个方面有别于道金斯和丹尼特的派别。第一是所谓的“间断平衡说”（punctuated equilibrium），这个观点要回溯到1972年，当时尼尔斯·埃尔德雷奇（Niles Eldredge）和古尔德在一本古生物学著作中发表了一篇题为《间断平衡：另一种世系渐变》的论文。[3016]其主旨是，化石检验显示，虽然传统的达尔文主义者倾向于认为进化演变是渐进的，但实际上过去出现了很长一段停滞时间，什么也没有发生，接着就突然而迅速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认为，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缺少中间形态，也解释了新物种是如何形成的：原因在于生物环境突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度有追随者认为这个理论隐喻了突发革命是一种社会变革的形式（古尔德的父亲是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大约三十年后，间断平衡理论魅力不再。地质学上意义上的“突发”不同于人文意义上的“突发”——它涉及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的过程。可以预料，进化的速度会不时发生变化。
第二个分歧产生于1979年，当时古尔德和理查德·莱旺庭（Richard Lewontin）在《英国皇家学会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圣马可的三角壁和过分乐观的范式：对适应论纲要的批判》的论文。[3017]这篇论文解释了一种怪异的建筑范例，其中心观点是，三角壁（两个圆形拱门在恰当角度交叉形成的锥形三角空间）实际上并不是一种设计特点。古尔德和莱旺庭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见过这些特征，认为它是其他诸如拱门等更重要的特征的必然副产品。虽然看起来很协调，但它们并不是对结构的“适应”，只不过是主要设计到位后的自然产物。古尔德和莱旺庭认为生物学中也有类似的情况，自然界中看到的特征并不全是直接的适应现象；他们认为适应现象这种说法过于乐观了。相反，也存在生物学三角壁这样的副产品。古尔德和莱旺庭认为，与间断平衡一样，三角壁的方法是对达尔文主义的激进修正。他们甚至宣称语言是一种生物学三角壁，是大脑在其他方向发展过程中偶然发生的意外现象。这种说法太特别、太重要了，道金斯和丹尼特等人不可能置若罔闻。事实上，即使在建筑学中，三角壁也并非不可避免，当两个拱门在恰当的角度相遇时有其他处理方式；这种将语言看作三角壁、看作是其他适应现象的一种副产品的观点，与间断平衡一样，也没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古尔德及其同行的第三个分歧在于他1989年发表的著作《奇妙的生命》。[3018]这本书对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一种富含化石的岩石——伯吉斯页岩——的形成史进行重新研究和再解读。自20世纪初以来，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就对这种岩石非常熟悉了。古尔德从这些研究中得出结论，寒武纪时期曾经发生过生命形式的大爆炸，“生命形式的多样性远远超过今天的整个动物王国。这些生命形式多在大灭绝中消失，但其中脊椎动物和人类成了幸存者”。古尔德进而说道，如果能够重新播放进化“磁带”，其结果未必相同——如今看到的可能是另外一群幸存者。这显然属于异端，主流的科学观念再次站到了古尔德的对立面。在介绍丹尼特和考夫曼时，我们已经知道，任何问题都只有少量的设计解法；此时人们普遍觉得，如果有人能让进化重新来过，还是会出现类似人类的生物。就连古尔德对伯吉斯页岩的解读也遭到了批评。剑桥大学古生物学小组成员西蒙·康威·莫里斯（Simon Conway Morris）几十年来一直在研究页岩，他在1998年发表的著作《造物的严酷》中总结道，事实上，数量庞大的三叶虫确实符合广泛的进化观念，我们可以将其与现存的动物家族相比较，不过我们也许在动物分类方面出了点差错。[3019]
也许有些读者觉得古尔德在努力重塑古典达尔文主义的过程中一再受挫，会使其热情受到打击，但他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不过，古尔德、莱旺庭等人不同于新达尔文主义同行的第四个方面倒有点特别。1981至1991年间，古尔德和莱旺庭出版了三部著作，向“基因的教条”发起挑战，用莱旺庭的话说，新达尔文主义会“为社会内部和不同社会之间的不平等辩护，并宣称这些不平等永远不会变化”。在《人的误测》（1981）中，古尔德研究了智商的争议史、智商的意义及其与阶级和种族的关系。[3020]1984年，莱旺庭和史蒂芬· 罗斯、莱昂· J.卡明一起发表了《不在我们的基因中：生物学、意识形态和人性》，他们认为生物学源于19世纪的资产阶级政治心态，称诸如智商等量化概念是肤浅的，而将精神疾病说成仅仅是生化疾病则主要是为了避免政治麻烦。[3021] 1991年，莱旺庭在《基因的教条》一书中进一步论证，称DNA完全符合普遍意识形态；因果链也简单，主要是一对一的；目前的DNA研究也看不到能治愈困扰人类重大疾病的希望，如癌症、心脏病和中风；整个知识结构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回馈科学家，而不是促进科学或帮助患者。他写道，最危险的是，“自从分子生物学领域取得最初的发现以来，有一点很清楚：创建转基因生物秩序的‘基因工程’极有可能产生私人利润。……我所认识的杰出的生物学家没有谁不在生物技术行业占有股份”。[3022]他认为，E. O.威尔逊等进化论生物学家所描述的人性“纯属虚构”，不过是迎合理论家们固守的理论而已。
鉴于古尔德和莱旺庭的态度，也难怪他们会卷入1994年爆发的那场众所周知的生物学争论。当时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J. Herrnstein）和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合作发表了《钟形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力与阶级结构》。[3023]
《钟形曲线》的写作耗时十年，其主要观点有两个层面。在某些地方，它直接再现了迈克尔· 扬的《知识精英的崛起》，不过赫恩斯坦和默里不是讽刺作家，他们的态度极其严肃。他们说，随着20世纪越来越多的大学向普通民众开放，随着智商测试日益完善并且比其他指标（如大学成绩、面试或个人履历）更能预示工作表现，随着社会环境对大多数人而言更均衡，社会上出现了“认知精英”（cognitive elite）。这种筛选过程引起了三种现象，并且在未来会愈演愈烈：其他人还在努力挣钱糊口的时候，认知精英变得越来越富有；在职场和居住区，认知精英实际上与其他人离得越来越远；认知精英越来越倾向于内部联姻。[3024]赫恩斯坦和默里还重新分析了全国青年纵向研究的结果，这个数据库覆盖了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400万美国人。例如，他们得出结论，相对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背景，低智商更是贫穷的先兆；中途辍学的学生几乎全部来自智商成绩分布靠后的25%；低智商人群更可能在进入婚姻不久就离婚，从而拥有非婚生子女。他们发现，低智商的家长往往靠福利度日，其子女的出生体重偏低。低智商的男性更容易坐牢。接着就提到了种族问题。赫恩斯坦和默里大费周章地为其观点做铺垫，他们表示高“智商”不见得使一个人受人艳羡或珍惜，不同种族的智商差异正在缩小。但是，在将受教育程度和贫困状况相对比之后，他们仍然发现，有亚洲血统的美国人智商高于“白人”，“白人”的智商高于黑人。[3025]他们还发现，刚到美国的新移民智商成绩低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最后，他们表示忧虑，认为美国人的智商水平正在下降。他们认为，部分原因在于种族退化的趋势，即智商低的人会生更多孩子，但这还不是唯一的原因。实际上，美国的学校教育体系已经降低难度（dumb down），以满足中等或中等以下学生的需求，这意味着中等学生没有受到负面影响，这与公众看法相反。受影响最大的是优秀学生，在1972至1993年间，他们的SAT（学业能力测试）成绩下降了41%。他们责怪家长不要求孩子用功读书，责怪电视取代报纸成为信息来源，责怪电话取代书信成为自我表达的新方式。[3026]而且，他们还认为，平权运动并没有帮到弱势人群，反而使他们的境遇恶化。但是，赫恩斯坦和默里认为，认知精英的出现，这种“无形的迁移”和“成功者的分化”，以及富裕阶层和认知精英的利益融合才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最重要、最悲观的部分。他们表示，认知精英将惧怕正在形成的“底层阶级”（underclass），将“善意”地对其加以控制（这正是默里的对手约翰· 肯尼思· 加尔布雷思在《心满意足的文化》中的基本观点）。他们将为底层阶级提供福利，只要后者能让他们眼不见、心不烦。不过，他们暗示，这些措施可能会遭遇失败：“种族主义将以更恶毒的新形态再现。”[3027]
赫恩斯坦和默里都是传统爱好者。他们乐于看到旧式家庭、小型社区和熟悉的教育形式的回归，乐于看到学生们学习历史、文学、艺术、伦理学和科学，并且能够按照严格的标准权衡、分析和评价论点。[3028]他们认为智商测试不仅奏效，而且还将成为人类社会的分水岭。智商测试与民主政治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普遍成功相结合，将推动R. A.费希尔所说的逃离的进化，促使社会迅速按照智商分层，当然，这种分层大体上也会遗传下来。实际上，我们正在见证精英阶层的崛起。
《钟形曲线》在大西洋两岸引发了一场重大争议，这并不奇怪。整个20世纪，白人一直站在过去所说分界线的“正确”的一边，如今竟然有两位学者得出结论，称白人都是傻瓜。他们期望什么样的反应？很多人反击赫恩斯坦和默里的说法，在1995或1996年，至少有六本书研究（主要是驳斥）《钟形曲线》观点的图书问世。1996年，史蒂芬· 杰· 古尔德的《人的误测》再版，新增了回应《钟形曲线》的章节。他的要点是，这是一场需要专业技术知识的论战。例如，加入论战的众多评论家（该书引发了两百多篇书评或相关文章）都不太擅长使用统计资料。古尔德却办到了，并对此加以驳斥。他特别批评赫恩斯坦和默里注重统计学的形式而非效果。他对此加以研究后认为，他们发现的关联只能解释不到20%的偏差，“通常低于10%，甚至低于5%。这就意味着你不能根据一个人的699智商成绩预测其行为”。[3029]这正是克里斯托弗· 詹克斯在三十年前得出的结论。
就在《钟形曲线》引发的争论甚嚣尘上之时，一项生物学计划已经基本就位，它将引起一场规模更大的争议。这便是绘制人类基因组图谱，准确描述构成人类遗传的所有核苷酸的宏大计划。未来，该计划将为人类干预基因组成提供基础。
整个20世纪80年代，人们持续关注此事。此前，波士顿医生维克托·麦库西克（Victor McCusick）曾广泛收集医疗记录，并首先于1966年发表《人类孟德尔遗传》一文，列举各种已知遗传疾病。可以说，从此以后，人类基因组计划（HGP）就开始持续升温。[3030]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科学家们相继认识到绘制完整基因组图谱的意义。1986年3月7日，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克学院院长雷纳托·杜尔贝克（Renato Dulbecco）在《科学》杂志上撰文，宣布了一条震惊同行的消息：如果遗传学家能确定人类基因组序列，那么人类对抗癌症的战争将会更快结束。[3031]这引起了包括能源部和国家卫生研究院在内的众多美国政府部门的关注，也引起了意大利、英国、日本和法国（大致是这个次序，德国落后些，主要是因为生物学在纳粹时期扮演的角色富有争议）科学家的关注。1986年7月，霍华德· 休斯医学研究所召集相关各方到华盛顿出席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产生了两个影响。1988年2月，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发布了《人类基因组的绘图与排序》报告，该报告提出了一项年预算高达2亿美元的合作研究计划。[3032]同年，詹姆斯· 沃森被任命为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副主管，这是再合适不过的安排了；当年晚些时候，他专门负责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1988年4月，人类基因组组织成立。这是一个国际科学家联盟，由各国科学家分担研究任务，尽量避免重复研究，其目标是在21世纪尽早完成人类基因组的图谱绘制。人类基因组项目进展并不顺利。1992年4月，由于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个别科学家就其基因组序列申请专利，詹姆斯· 沃森提交了辞呈。与其他很多人一样，沃森认为人类基因应该属于每一个人。[3033] 1988至1989年间，基因组项目继续运行。其时，苏联共产主义走向崩溃，柏林墙被拆除，这些事件开启了政治意义上的新时代，知识界同样如此。人类基因组组织并不是1988年唯一重大的创新，那一年还见证了互联网的诞生。
就在詹姆斯· 沃森主持基因组项目时，他的老同事、双螺旋结构的共同发现者弗朗西斯· 克里克也在主持意识研究，这可能是迈入21世纪时最热门的生物学课题。1994年，克里克发表了《惊人的假说》，倡议学界对这个终极谜团/问题发起大规模研究。[3034]意识研究（consciousnessstudies）自然与神经学研究有所重叠。神经学研究在识别大脑的不同结构（如语言中心）方面取得了很多进展；另外，在神经学研究中使用磁共振成像技术可以看出譬如说当人们只思考语词意义时用到了大脑的哪些部分。但是无论是哲学家还是生物学家，都同样重视意识研究。正如约翰·马多克斯（John Maddox）在其1988年著作《科学并未终结》中所说：“即使再怎么反省也无法弄清自己头脑中哪个部分的哪些神经元执行了哪个思维过程。这些信息似乎都瞒着人类用户。”[3035]
有些科学家认为意识没什么好解释的。他们相信，当你把“一堆神经元”放到一起时，就自然呈现一种“凸显特征”（emergent property）。其他人则认为这种观点很荒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的米尔斯讲席荣誉教授约翰·塞尔（John Searle）就以水的流动性为例，较好地解释了“凸显特征”。水分子群聚时的表现解释了流动性，但是单个分子却并非液态。当时，我们对意识问题的理解很不成熟，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就此展开讨论，即使是在“大脑的十年”之后，情况依然如此。1990年1月1日，美国国会采纳了“大脑的十年”这一词条。[3036]这一提法引发了很多革新和会议，强调采用新方法从事意识研究。例如，1994年4月，位于图森的亚利桑那大学召开了意识科学的第一届国际研讨会，与会代表超过1000人。[3037]同年，第一期《意识研究杂志》出版，其参考文献包括1000多篇最新论文。同时，市面上还出现了大量有关意识的书籍，其中最重要的有：杰拉尔德· 埃德尔曼的《神经达尔文主义：神经元组选择理论》（1987）、埃德尔曼的《记忆中的现在：意识的生物学理论》（1989）、罗杰· 彭罗斯的《皇帝新脑》（1989）、柯林· 麦克金的《意识问题》（1991）、丹尼尔· 丹尼特的《意识的解释》（1991）、约翰· 塞尔的《心灵的再发现》（1992）、埃德尔曼的《明亮的空气，炫丽的火焰》（1992）、弗朗西斯· 克里克的《惊人的假说》（1994）、罗杰· 彭罗斯的《思想的阴影：寻找失去的意识科学》（1994）和大卫· 查默斯的《有意识的心灵：寻找基本理论》（1996）。其他研究意识的期刊也开始出现，剑桥大学耶稣学院针对该议题举办了两次国际会议，结集发表了《自然的想象》（1994）和《意识与人类身份》（1998）两本论文集，编辑都是约翰· 康威尔。
就这样，意识研究在这十年中如火如荼。客观地说，这一主题的研究者又分为四个阵营。英国哲学家柯林·麦克金（Colin McGinn）一派认为，意识基本上是无法解释的，而且是永远不能解释的。[3038]我们之前谈到的部分哲学家（如托马斯· 内格尔和希拉里· 普特南）也声称，就目前（可能直到永远）来说，科学无法解释qualia（即我们理解为意识的第一人称感知体验）。接着，还有两类还原论者。一类以丹尼尔· 丹尼特为代表，他们宣称科学发展不但可以解释意识，而且距离制造有意识的人工智能机器的时代也不远了，这些人可以算是“强硬的”还原论者。[3039]另一类温和的还原论者以约翰· 塞尔为代表，他们相信意识依存于大脑的物理特性，但是认为我们根本不清楚意识的产生过程，并据此认为机器不会有意识。[3040]最后，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的派别则认为需要引入二重法则的新概念，认为大脑中可能运行着一套能解释意识的全新的物理法则。[3041]彭罗斯的特殊贡献在于，他指出量子物理学作用于被我们称作细管的微小结构，作用于大脑神经细胞，以目前尚不明确的方式产生我们所说的意识现象。[3042]彭罗斯实际上认为我们生活在三种世界中——物理世界、精神世界和数学世界：“物理世界是精神世界的基础，精神世界是数学世界的基础，数学世界又是物理世界的基础，如此循环往复。”[3043]许多人认为这种说法很有趣，但又觉得彭罗斯并未证实什么。他的猜想很动人也很有创意，但终究只是猜想。
相反，在当前环境下，那两类还原主义最引人关注。在丹尼特等人看来，人类意识和认同缘于自身生活的叙述，这关系到具体的大脑状态。例如，越来越多的证明表明，“人类普遍有能力对他人使用有意图的谓语词”，这种能力与大脑的特定区域（眼窝前额皮质）有关；在某些自闭症状态下，这种能力则有缺陷。也有证据表明，当人们“处理”有意图的动词时，相对于无意图的动词而言，眼窝前额皮质的供血会增加，大脑这一区域受损会使人失去自省能力。[3044]这些发现虽然有启发性，但是大脑的显微解剖仍然因人而异，大脑中若干不同部位呈现出某种显著的经验，这显然需要整合。但是，将经验与大脑活动相关联的任何“深度”模式还有待发现，而且看来还得有个漫长的过程，不过这仍然是最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前进之路。
鉴于近年来的其他发展，也许有一种与此相关的途径值得期待，那就是以达尔文主义的眼光看大脑和意识。从哪种意义上说，意识是适应性的？这种途径产生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大脑实际上是在进化过程中“偷工减料制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各种不同的任务。从这一观点来看，至少有三种器官：爬行动物的神经中枢（奠定了我们的基本动力）、远古哺乳动物的神经网络（产生诸如对后代的喜爱之类的感情）和新哺乳动物的大脑（奠定了推理、语言和其他“更高级的功能”）。[3045]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凸显特征”存在于整个进化过程中（以及身体各部位，例如，某些生理现象一直有种生化解释——越过隔膜的钠/钾流也可能是神经活动。[3046]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我们目前还不能充分理解意识，但是意识实际上并不是新鲜事物。
动物王国的神经活动研究也显示，无论神经是否受到刺激，它都在工作；神经的紧张程度表现为刺激的频率：刺激越强烈，某一神经的开关就越迅速。这与二进制信息的计算机工作方式很相像，一切都以0或1的配置呈现。计算机并行处理的概念促使哲学家丹尼尔· 丹尼特想到，大脑在某一进化阶段是否发生过类似的过程，从而引发意识。这种推测同样吸引人，却仅仅止步于最初的探索。目前，科学家似乎还没有想出下一步该怎么走。
弗朗西斯· 克里克的目标已经实现，人们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视意识研究。但是如果就此预言意识研究将很快在新世纪取得进展，未免太过轻率。诺姆· 乔姆斯基曾经说过，“很有可能，我猜是极有可能，未来某一天相对于科学心理学，我们将更多地从小说中了解人类的生命和个性。”
40 帝国的回音
1975年，华盛顿特区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马库斯· 坎利夫教授发表文章，他认为就文学而言，“截至20世纪60年代，过去的盎格鲁——美国之间的文化关系发生了重要的逆转：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主要贡献者变成了美国。”[3047]他还注意到，美国在商言商，出版商要想生存，就必须赢利，在这样的环境下，“最可靠的支柱是……非虚构：励志、大众宗教、性科学、卫生、烹饪、历史、传记、投资建议、丑闻纪实、探险记、回忆录等”。[3048]他也注意到，截至1960年，“美国每年漫画书的消费量超过10亿册；估计年消费金额为1亿美元，相当于公共图书馆综合预算的四倍”。[3049]随着这种“中产阶级文化”的繁荣，消极的、日益商业化的大众文化受到美国作者的敌视，他们越来越多地刻画“异化”。“在先锋派小说中，人们会发现过去主人公具备的优秀品质逐渐消失。即使在海明威的作品中，主人公也走向失败。受害者或庸人占了大多数。”[3050]
他说，这种变化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源头是一系列政治事件和经济事件，如频发的暗杀事件和石油危机。坎利夫因此援引理查德· 霍夫施塔特的观点。霍夫施塔特于1970年逝世，继第3章提到的《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后，他还发表了《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1963），1967年，他还在丹尼尔· 贝尔和欧文· 克里斯托创办的《公共利益》杂志上撰文写道：“一个负责任的社会很少或压根不从现代文学中获益，却从历史学、新闻学、经济学和社会评论中汲取养料，这不太可能吧？艺术越是冷酷地肯定自我，就越是直率地探查人性，它所触及的社会现状问题实际上可能就越少。”他特别提到了沃尔特· 李普曼、詹姆斯· 赖斯顿、约翰· 肯尼思· 加尔布雷思、保罗· 萨缪尔森、内森· 格拉泽和丹尼尔· 帕特里克· 莫伊尼汉等人。[3051]
坎利夫和霍夫施塔特看法一致。重心点发生了转移；非虚构蓬勃发展。但是美国的天才不断地重塑美国的形象，所以美国小说的命运又一次发生变化也不足为奇。玛雅· 安吉洛最早预示即将发生的变化。虽然她的作品是自传性质，但读起来却像小说。在20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以往由理查德· 赖特、拉尔夫· 艾里森、詹姆斯· 鲍德温和艾尔德里奇· 克利佛等人为代表的美国黑人作家群体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黑人女性，如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和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在《秀拉》（1973）、《柏油娃娃》（1981）和《宠儿》（1987）等作品中，托尼· 莫里森树立起属于她自己的非裔美国风格，运用民间传说、寓言、口述历史、众所周知的或私的神怪故事构成匠心独具的叙事手法，主要关注美国黑人（女性）暗无天日的处境，其目的不是要详细揭露这种黑暗，而是要“愉快地消除它”，这与安吉洛的自传十分相像。[3052]莫里森笔下的人物回到过去，然后从某种意义上重新上路。《秀拉》讲述的是一个浪荡女孩，但她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荡妇”：她成功地挥霍自己的感情、热情和身体，她光彩照人：她周遭了无生机的社区也因此发生了变化。莫里森为我们讲述的是黑人和女人。《宠儿》是她最具野心的一部作品。[3053]小说发生在美国南部的重建时期，在这个故事中，当昔日的奴隶主想让一位黑人母亲回到过去的奴隶制生活时，她杀死了自己年幼的女儿。不过这是一本小说，小说中的女儿，即标题的“宠儿”，以幽灵的形象再现，为母亲带来新的内在生命——爱的力量使女儿复活了。这里，同样是在悲惨、耻辱的奴隶制中，莫里森采用非洲的神话、仪式和口头传说等技巧炮制欢乐：不是煽情的欢乐，而是赢得的欢乐。
艾丽斯· 沃克也描写贫穷，她成长于南方的佃农家庭，所以她了解贫穷，但是她最著名的小说《紫色》（1982）不是追忆过去，而是展望未来，展望更开放的都市美国如何给黑人和女性带来希望。这本书获得了普利策奖，通过一系列书信叙述了一群黑人女性如何摆脱贫穷、摆脱施虐的男人，而种族主义却准备颠覆她们取得的一切进展。与莫里森和安吉洛一样，沃克也很乐观，她认为女性取得的不仅是政治上的进步，也是个人的进步。她们笔下的女性不可撼动，有着完整的人格。[3054]
莫里森和沃克都是又都不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作家。她们对黑人身份、“他者”和女性境遇的探究以及对非洲文学形式的运用都成为20世纪最后25年里小说领域的特点。在《英语：全球通用语》（1997）一书中，大卫· 克里斯特尔这样总结自己的观点：“从来没有哪种语言像英语这样普及，拥有如此之众的使用者。”[3055]他说，这是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他认同印度作者萨曼· 鲁西迪的观点。鲁西迪曾经写道：“不久前，英语不再为英国人独有了。”[3056]克里斯特尔说：“实际上，即使是最大的英语国家美国，其讲英语的人口也仅占全世界英语人口的20%［克里斯特尔本人曾经在另一本早期著作中加以佐证］，很明显，谁也不能声称自705己拥有独占权。”[3057]他进而引用作者拉贾· 拉奥、钦努阿· 阿契贝和鲁西迪的观点，他们都认可英语是世界语言，但又警告说，今后英语的用法将层出不穷。
如果说在1970年以前，还有可能写就20世纪（至少有关西方国家）的“伟大著作”，那么在1970年以后，这件事就愈加困难了。原因在于人们对文学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主题莫衷一是。过去看法一致的局面如今已经走向崩溃，起因有三：后现代主义理论；前殖民地国家人才不断涌现；以及1979至1980年以来自由市场经济取得成功并带来影响，导致新媒体渠道激增，同时打击BBC和艺术理事会（以英国为例）等机构，从而破坏F. R.利维斯、T. S.艾略特和莱昂内尔· 特里林等人所推崇的国家文化（即共有传统）的理念。结果是，说句公道话，20世纪末的文学大纲，不管是谁提出来，都必定会引起争议。不过，适当的概括仍旧是可能的，我们将仅仅关注对其他各派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派、后殖民主义文学（尤其是英语创作）的崛起、取代传统文学课程的“文化研究”的兴起，以及美国虚构创作的持久力量，美国文学的兴盛展示了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的风采，与其他各国人民相比，美国人将生命之可能发挥到了极致。
拉丁美洲作家中，最著名的要数米格尔· 安基· 阿斯图里亚斯（危地马拉）、豪尔赫· 路易斯· 博尔赫斯（阿根廷）、卡洛斯· 富恩特斯（墨西哥）、加布里尔· 加西亚· 马尔克斯（哥伦比亚）、巴勃罗· 聂鲁达（智利）、奥克塔维奥· 帕斯（墨西哥）和马里奥· 巴尔加斯· 略萨（秘鲁），他们都来自现在不属于后殖民地的国家，大多在19世纪已经取得独立。那时，拉美作家习惯上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甚至到欧洲寻求庇护。欧洲战争使这种形式的流亡告一段落，但是南美洲的无数革命和政变迫使作家们在政治上寻找新的适应方式。尽管他们自视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不过本土群体的出现使他们强烈关注社会的边缘成员。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对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一种审美回应，魔幻现实主义（magic realism）得以成长并繁荣。20世纪初期，拉美作家一度视改良社会为自身使命。魔幻现实主义的目标则更谨慎：以全世界都能理解的方式记述拉丁美洲的普遍生存境况。除了纯粹的文学力量之外，拉美文学的魅力还在于它比欧洲文学更有志向，它超越了纯个人的性质，从不忘记社会的理想。
例如，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出于表达需要，发展了一种新文体，介于描述真实人物的随笔和描写虚构故事的短篇小说之间。博尔赫斯将哲学观点和美学观点相揉合，玩弄花招，意在“搅乱读者对事实和现实的信心”。[3058]例如，他在一个故事中虚构了一个名叫“特隆”的星球，虚构了其方言、宗教和建筑乃至其玩牌方法。这个星球不是和拉丁美洲一样奇怪吗？在强调差异的同时，他清楚地阐述了普遍的人性。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的小说《城市与狗》（1963）中的主要人物是军事学院的学生，他们团结起来对付老生的欺凌。[3059]这种争斗很快变了味，发展成堕落和死亡，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这些学生走出军校后随即进入文明程度更高的世界。与“特隆”星和“马孔多”一样，军校与主流社会隔绝，同拉丁美洲如出一辙；《绿房子》也是如此，故事发生在被雨林（也可以算作绿房子）环绕的皮乌拉城的一所妓院。[3060]这本书可能是巴尔加斯· 略萨的最佳作品，连句子中都包含时间的变化，暗示时间和关系不断变化的本质，以及存在的不可思议和不可预见性。[3061]
1967年，米格尔·安基·阿斯图里亚斯（Miguel Angel Asturias）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位荣获诺尔奖的小说家。但是，当年更重要的事件是“拉美小说界最突出的成就”——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的不朽作品《百年孤独》面世。[3062]这部作品一度每周重印一次，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原因不难想象。有人将马尔克斯与塞万提斯、乔伊斯和伍尔夫相提并论，他本人则承认受到福克纳的影响，但这些不足以解释其原创性于万一。此前，从来没有哪部小说能如此成功地实现莱昂内尔· 特里林的主张，即跳脱常见思维方式、想象别的可能和别的世界。马尔克斯不仅做到了，而且他采用的方式非常特别。
在你所能想象得出的任何层面，《百年孤独》都有其独特的意义。[3063]马尔克斯虚构了一座名叫马孔多的小镇，马孔多地区的特色是沼泽地和茂密的雨林。马孔多与世隔绝，主人公奥雷良诺· 布恩地亚独立做出了很多发现（比如地球是圆的），他不知道世界上其他地方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知道了这些。马孔多的道德还处于原始阶段，男性可以和阿姨辈的人通婚，居民还没能为这个小“宇宙”的事物一一命名。故事讲述了马孔多的兴衰、内部冲突、政治腐败和外来侵略，叙事线索是布恩地亚家庭的命运，不过，由于几代人共用某些名字，其年代往往不太清晰。外界的观点和事物不时传到马孔多（如铁路），但这座小镇总是很快重回隔绝状态，布恩地亚家族也随之退回孤独之中。
马尔克斯通过不动声色、不厌其烦地关注细节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幽默感。“奥雷良诺· 布恩地亚上校策划了32次武装起义，但都失败了。他和17个女人生了17个儿子，最大的儿子尚未年满35岁时，这些孩子们就在同一天晚上全被杀害。他经历过14次暗杀、73次埋伏和1次死刑枪击，有人在他的咖啡里放了马钱子碱，剂量足以毒死一匹马，然后他却活了下来。”[3064]布恩地亚家族周围还有一群怪人。例如有一次，布恩地亚家族的年轻人梅梅从学校带了68位朋友回来度假。“这些学生们到达的那天晚上，临睡前争着去洗手间，到凌晨一点，最后一批还在往里进。于是费尔南达买了72个便壶，但其结果是，晚上的麻烦改到了早上，从拂晓开始，女孩子们就拿着便壶开始排长队，等着冲洗。”[3065]在马孔多，游荡的吉卜赛智者梅尔加德斯死后复活，原因是他无法忍受死亡的孤独；在马孔多，黄色的花朵如雨点般落下，而真实的暴风雨则持续了数月之久。
马孔多的故事有其神秘性，其中充满20世纪观点的暗示。正如贝尔托· 布莱希特所说，马尔克斯刻意将故事年代安排得久远，使读者与故事保持距离。同样，它再次试图迷惑世界：马孔多发生的一切不可能在其他地方发生。虽说这不是金科玉律，但也不相伯仲；我们可能不相信发生的一切，但我们却能够认可它。这种幻象使人想到卡夫卡，不过是个非常开朗的卡夫卡。从某种意义上说，何塞· 布恩地亚和妻子乌苏拉是一对离开丛林、寻找大海的原始夫妇；有些人物的年龄极其夸大，这与《圣经》的早期版本很像；梅尔加德斯送给这家人一本用梵文符号撰写的手稿：这令人联想到对早期文明的解读和印度的英籍法官威廉· 琼斯爵士有关“母语”的言论。书写密码的羊皮纸原来也是一面镜子，它反映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和雅克· 德里达的观点。这种对时间的把玩不仅令人想到相对性，而且还令人想起费尔南·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观点及左右这种观点的各种因素。无论如何，卡洛斯· 富恩特斯指出，《百年孤独》提出了疑问：“马孔多对自身的创始了解多少？”换言之，这正是使20世纪科学界倍感困扰的问题。[3066]关于马孔多的终结，马尔克斯甚至提出了“熵”的概念。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提醒我们，生命不会再来一次，这正是事情的“官方说法”总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重要原因”。这部作品可以说是20世纪下半叶同类作品最伟大的一部。
这些另类世界具有广泛的双重意义。首先，它们是拉丁美洲自身作为“他者”场所的隐喻，而“他者”正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概念。其次是其“幽默的成熟”，这一点可能更重要，这些艺术家们远离日常琐碎和政治生活，使拉丁美洲小说真正具备影响力，令其母国西班牙无法望其项背。马尔克斯明确指出，拉美小说本质上谈的正是孤独，而拉美大陆本身就隐喻了这种困境。
在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之后，以复杂著称的印度小说开始初具规模。20世纪的印度英语小说至少要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拉贾· 拉奥和穆尔克· 拉吉· 安纳德的作品，但是，以R.K.纳拉扬（R. K. Narayan）的“马尔古蒂”系列故事（Malgudi stories）为例，此后发表的小说主要有两类：对印度生活的细微观察和评论；以及摆脱这种生活的各种努力。这些小说为我们奉上了许多如今常见的英语习语，突显英语不再为英美所独有的现状。
R. K.纳拉扬的很多小说以他钟爱的“马尔古蒂”小镇（也称“迈索尔”）为背景。1967年发表的《甜品贩子》是对灵性的研究，不过不是基督徒所理解的灵性。[3067]贾甘卖了60年的甜品，突然决定改变生活：他打算帮助一名石匠雕刻一座“纯粹的女神像”，使人们从她的冥想中发现灵性。当然，他丢不了自己的小毛病（另外还带上了支票簿），结果令人捧腹。其实，贾甘改变生活的愿望很狂妄——对其个性缺陷而言太狂妄了：他就像拉金诗中的人物，不能真正面对自我的挑战。抽离生活并非易事；但是，他的儿子比他更加西化，喜怒无常，还有位朝鲜裔妻子（实际上是情妇），贾甘与她时常发生冲突。纳拉扬其实是在以严肃的方式嘲弄印度和印度的精神性（或精神虚妄），她妄想成为世界大国却又做不到自给自足（贾甘制作“零食”），对西方的态度是轻蔑又艳羡。
安妮塔·德塞（Anita Desai）的小说表面上讲的是家庭故事，看似涉及的面很窄，但是她每部小说的人物都未能对独立后的印度生活做好充分准备，因为那往往涉及某些西化的标准。在《海边村庄》中，政府提出要在图尔村附近建一座化肥厂，村民们为此感到忧心忡忡。[3068]主人公哈利不同于其他墨守成规的村民，为了应对新情势，他逃到孟买，做了一名修表匠，希望村里戴表的人都来找他。其他村民则确保村子依旧是鸟类的天堂。但是哈利的生活——他的追求——已经被打乱了，他在孟买生活郁闷，却回不了头。新的沉默不同往日。德塞要表达的是改变不仅关乎事件，还关乎态度和心态。《囚禁》的主人公德温志向远大，在应邀担任乌尔都语大诗人努尔的秘书后，他计划用磁带把诗人的智慧录下来。[3069]实际上，这个计划困难重重；诗人本人远远算不上完美——他对鸽子、摔跤和娼妓的喜爱不亚于他对智慧的喜爱，但是德温技术上的不足也是一个因素，因此，整个计划毫无头绪。德塞的故事都是些小悲剧，但对于经历这些悲剧的人物来说，这些悲剧够他们受的。印度本来就是这样吗？还是殖民占领把她变成这个样子？德塞故事中的人物似乎无从知晓答案。
萨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的小说迥然不同。他创作的人物或情节与弱小沾不上边。他最著名的两部作品——《午夜之子》（1981）和《撒旦诗篇》（1988）辞藻丰富、激情洋溢，象征、隐喻和笑话层出不穷，就像原子弹爆炸时的蘑菇云一样翻腾。[3070]鲁西迪与祖国印度的关系及其与英语语言的关系十分复杂。他创作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多样的印度，大多严酷、衰败、割裂。英语语言至少为克服长期割裂提供了可能，没有英语就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只有亲身经历一段难以置信的、离奇的狂想之旅，他才有可能获得实际上已经被吞噬的交流。《午夜之子》讲述的是撒利姆· 撒奈伊的故事，他出生于1947年印度独立那天的午夜，同时出生的还有1000个孩子。因为这个原因，孩子们被赋予了魔力，他们出生的时间距离“钟表上指针合掌致意”的午夜越近，魔力就越大。撒利姆的鼻子很大，这使他能够“看透人的内心”。他的主要对手是希瓦，希瓦膝部硕大，极具战斗力。这本书主要以撒利姆的回忆录形式写就，鲜有传统的人物刻画方法。不过，鲁西迪的叙述丰富，跌宕起伏，夹杂着日常政治和个人爱好（其中有个人物在拍摄有关咸菜厂生活的纪录片），同时又富含妙不可言的隐喻、笑话和语言结构。最精彩最恐怖的笑话出现在小说中间，两位主角发现自己在婴儿时就被交换了，鲁西迪对纯洁、魔力、国家、自我和社会以及贯穿其中的独立等基本思想的含义表示怀疑。所有这些都有着“象皮病”的风格，颇像远古的印度说书人，但又有现代感，让人想起君特· 格拉斯和加西亚· 马尔克斯。《午夜之子》不是完全东方的，也不是完全西方的。这才是关键，也是其成功所在。[3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