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 布卢姆和哈罗德· 布鲁姆各自发动一场反击，它们形式各异，但收获的回应有一个共同点：尽管他们都从个人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论题，口吻极尽挑衅、讽刺，甚或哀叹，但是他们得到的回应却平淡无奇，其中“悲哀大于愤怒”，只是学究式地加以反驳。
1996年，劳伦斯·莱文（Lawrence Levine）发表了《走向开放的美国精神》。[3132]莱文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学领域的荣誉教授，此前还发表过一本著作《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探讨了莎士比亚研究在美国的历史，并得出结论，在19世纪之前，美国各阶层和各种族群都喜爱“高雅文学”。只是到19世纪后半叶，由于“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之间的区别被强化，有关莎士比亚和大歌剧流派的一切才开始走向“神圣化”。《走向开放的美国精神》一书阐述了很多观点。关于经典和一般课程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因此，艾伦和哈罗德的观点毫无新意。莱文认为，在国家发生变革并调整自我认识时，这些论战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少数群体、种族群体和移民群体并不像他们所描述的那样排斥经典，他们只是想将先前被遗漏的或反映他们自身经历的作品补充入经典的行列。[3133]他说，美国有众多的移民和不同的种族，美国缺乏核心传统（比如法国那样的传统），因此他们所说的那种狭隘的经典不切实际，没有考虑到经历迥异的各种群体的丰富需求。他为大学辩护，认为大学至少努力关注变化中的美国社会结构，而没有盯着想象中的、也许从未存在过的过去。莱文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在于，他指出，事实上，有关“伟大作品”和“西方文明”经典的观点“只有短暂的优势”，至少美国的情况如此。他说，这个观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走向没落。他进一步指出，将莎士比亚和沃尔特· 惠特曼等人纳入“现代”作家的范畴，也“经历了漫长的争论，其激烈程度和分歧程度不亚于今天”。例如，莱文查阅了19世纪早期有关大学教育的各种记录，发现1829年获得哈佛大学文学学士的詹姆斯· 弗里曼· 克拉克抱怨说：“无人引导我们的学习兴趣。在《伊利亚特》这片沼泽中，我们只能艰难地涉水而过。……无人向我们提及这部不朽史诗的光荣和伟大、细腻和魅力，也没人向我们提及过六音步诗的美妙韵律。”[3134]查尔斯· 威廉· 艾略特曾于1869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他赞成多样性，反对单一性。1885年冬天，他与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詹姆斯· 麦考士就此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辩论。艾略特称，大学“在不忽略古代学识宝藏的同时，必须密切关注有新发现的领域，既要引领学生走老路，也要引领学生走新路。”1921年，哥伦比亚大学开设了著名的“名著讲读”课程，“使经典著作的观点与强调秩序和等级的亚里士多德式经院学派联姻”。接下来的问题是要将美国文学纳入经典。例如，20世纪20年代，康奈尔大学的英语教授莱恩· 库珀写信给同事说，“我已经尽力阻止美国文学课程遍地开花了”，这些课程“害处不少，转移学生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去关注更好的文学。……我在罗格斯大学读书时，就没有美国文学的课程”。[3135]莱文引证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了变革，认为阿尔弗雷德· 卡津的《论本土文学》（1942）有重要意义，它发现了大量的虚构文学和引人关注的“民族的自我发现经验”，这些经验正是经济萧条的十年的特征，同时又因为“美国在法西斯主义泛滥的世界里突然成为‘西方文化’的宝库”而得到强化。[3136]莱文不反对经典本身，他只是反对经典的不变性和不变的趋势，而这正是经典存在的根本。他承认美国经验不同于任何其他地方，美国是一个没有民族文化的移民国家，但是某些学者却试图掩盖这一事实。这里提到了著名的“带连字符的美国人”，即土著—美国人、非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意大利裔—美国人。因此，莱文认为，在美国，有关经典、历史、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的论战总会比其他地方更尖锐，因为这些恰恰是关于身份（认同）的争论。[3137]
对“经典”最根本的批评出现于1987年，来自一位从事汉语研究的英国学者马丁· 贝尔纳，他同时也是美国康奈尔大学从事政府研究的教授。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的父亲J.D.贝尔纳（J. D. Bernal）是一位出生于爱尔兰的卓越学者、马克思主义的物理学家，1953年获得列宁和平奖，曾经写过一部四卷本著作《历史中的科学》。
20世纪70年代中期，马丁· 贝尔纳感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即将终结，开始意识到地中海东部将成为“全世界最危险的中心和瞩目的焦点”，于是着手研究犹太历史。他说，自己的祖先有“犹太人血统”，对家族血统的兴趣引导他研究古代犹太历史及其周边民族。他进而开始研究地中海地区的早期语言，因为它们有助于研究史前时代，特别是古希腊的祖先。研究耗时十年，最终以书的形式出现。这本书一经发表，就被认为极具颠覆性。最终，贝尔纳满意地论证道，希腊文化（正是经典的基础）并未像传统学术界认为的那样于公元前400年左右在古希腊自然发展起来，其实它发源于北非民族，而北非民族却是黑人。
《黑色雅典娜》是三卷本巨著，囊括了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历史编纂学、《圣经》研究、种族研究、社会学等很多学科的资料，因此，公正地评价贝尔纳的复杂论点实属不易。[3138]不过，基本上，他谈了如下几点：以古埃及（它的几个王朝都是黑人建立的）形式出现的北非对古希腊产生了主要影响；北非与古希腊之间有贸易联系；古埃及是该地区的军事强国；希腊的很多地名反映了北非的影响；不能简单地认为古希腊遗址所发现的原产于北非的物件来自偶然的贸易交换。同样引起争议的是，贝尔纳还声称，这是对希腊“标准的”看法，它一直盛行于欧洲学术界，后来北欧的“种族主义”学者于19世纪早期将其“消灭”，他们企图表明：欧洲（特别是北欧）在创造性和想象性思维领域独领风骚，我们所知晓的文明诞生于欧洲；这是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开脱的众多策略之一。[3139]
贝尔纳相信，曾经有个民族会讲一种原始的非亚印欧语，才产生了今天在这些大陆上能找到的民族和语言。他认为非亚语系和印欧语系之间的断裂始于公元前9000年，非亚语的传播是文化的扩张，在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的最后一次冰河时代的末期，这种文化已经深植于东非大裂谷。人们养牛、种植谷物、捕猎河马。渐渐地，随着撒哈拉沙漠的扩张，他们继续迁徙，一些人迁到尼罗河谷下游，一些人进入沙特阿拉伯，然后进入美索不达米亚，最初的“文明”随即在此诞生。[3140]此外，文明，包括文字，在从印度延伸到北非的横穿亚洲的狭长地带发展起来，于公元前1100年或更早些时候基本成形。贝尔纳延引一连串上埃及的黑人法老为证，他们有相同的名称“Menthope”，将鹰神和牛神、Mntw或Mont作为神圣的守护神。“正是在这个世纪，克里特岛宫殿建成，有人在这儿发现了公牛崇拜的起点，宫墙上能看到公牛崇拜的证据，这是希腊的米诺斯王和克里特岛神话的核心。由此，似乎可以设想克里特岛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埃及中古王朝的崛起。”[3141]但这才刚刚开始。贝尔纳继而研究了古希腊戏剧，如受到埃及影响的埃斯库罗斯的《祈援人》、各自的神灵及其功能的对应性、外来语、河流和山川的名字（Kephisos是河川和溪流的名字，在希腊俯首可拾，却不知何义，他认为这个名字源于Kbh，是“常见的埃及河流名‘清新’”）。在关于雅典的章节中，他认为“雅典”源于埃及语Ht Nt：“在古代，人们一直认为雅典娜等同于埃及女神Nt或Neit。二者都是专管战争、纺织、智慧的女神。Neit崇拜以尼罗河西三角洲的塞斯城为中心，本地市民感到他们与雅典人有特殊的亲缘关系。”[3142]同样，贝尔纳还研究了陶器造型、军事术语及狮身人面像的意义。
贝尔纳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接着研究了诸如哥白尼和布鲁诺等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作品，他的研究表明，与后代学者相比，他们更乐意接受埃及对希腊的影响。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贝尔纳发现，基督徒感觉到了埃及“智慧”的威胁，发起了一场反抗行动，并且兴起“希腊热”。他谈到了德国、英国和法国的一系列学者，他们的观点或多或少都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反黑人和反犹太人），他认为，这些人刻意贬低了埃及和北非的重要性。他特别提到了卡尔· 奥弗里德· 缪勒，他“采用新的考据批评手法质疑古代埃及殖民的文献，淡化有关腓尼基人的参考资料”。[3143]在贝尔纳看来，缪勒是反犹太主义者，他全盘否定腓尼基人在古希腊创作中的作用，而1880至1945年间的其他学者均据此认为，希腊人被赋予了“半人半神的地位”。贝尔纳说，本质上而言，我们今天所知的古典研究是19世纪的产物，它们都是伪造的。
贝尔纳的著作招来了详尽的回应，1996年，《重访黑色雅典娜》发表，两位编辑分别是韦尔斯利学院的玛丽·莱夫克维茨（Mary Lefkowitz）和盖伊·麦克莱恩（Guy MacLean）。[3144]来自美国、意大利和英国的一批学者（包括黑人学院霍华德大学从事古典文化研究的著名教授弗兰克· 斯诺登在内）均认定马丁· 贝尔纳完全错了，可能其唯一正确之处是促使古典学者用更加怀疑的精神审视自己。他们得出了如下结论：（1）古埃及人不是黑人；（2）古埃及对古典希腊的影响，即使存在，也不是主要的；（3）历史上宣传“印欧语系”观的学者绝不全是反犹太主义者或浪漫主义者。贝尔纳对埃及—希腊史中某些既定的关键事件的年代测定进行了修改，其基础是错误的放射性碳读取数据；对古埃及人骨骼和头骨的分析显示，古埃及人包括众多民族，最接近苏丹的人种，而不是最具黑人特征的西非人种。对古代艺术、古希腊、古罗马和其他语言的分析显示，埃及人迥异于传统的“黑人”群体埃塞俄比亚人。[3145]弗兰克· 斯诺登表示，在古典时期，希罗多德等人曾经将埃塞俄比亚人的黑肤色和“卷曲”的头发视为标志性特征。努比亚人的肤色没有埃塞俄比亚人那么黑，但是又比埃及人肤色深，埃及人又比摩尔人肤色深。贝尔纳声称，各种希腊城市名（Methone、Mothone和Methana）都可以追溯到埃及语mtwn，意为“斗牛、斗牛场”。但是别的学者指出，methone意为“类似剧场的港域”，而且贝尔纳提到的城市确实如此。[3146]在种族主义问题上，盖伊· 罗杰斯批评贝尔纳将乔治· 格罗特视为反犹太主义者，实际上，格罗特与伦敦大学的建立休戚相关，这所大学于1829年建立，它的一大目标就是为进不了牛津和剑桥的群体提供高等教育，包括非英国国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人。[3147]
人们指责贝尔纳的所为弊大于利，认为他与C. A.迪奥普等作家为伍，而迪奥普曾经在《文明的非洲起源》（1974）中“篡改”了历史，罔顾与推论相左的证据（如，希腊花瓶上的很多神兽源于近东主题的启发，而不是北非主题），说埃及人是黑人。[3148]很多学者赞同《重访黑色雅典娜》的编者玛丽· 莱夫克维茨的看法，认为贝尔纳的观点不外乎“非洲中心主义的幻想”，说埃及人是黑人更是“错误至极”。“对美国黑人而言（其中很多人更愿意称自己为非裔美国人），古希腊文明的非洲起源制造了一种自我认同和自我贴金的神话，而苏格拉底认为，他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所描述的乌托邦国家需要的就是这种‘高贵的谎言’”。[3149]双方的辩论到最后也没有解决，也许没有指望解决，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场思想辩论。对理论化背后的所谓种族主义问题的探索既是贝尔纳“计划”的一部分，也是其实质性结果。
伴随这些“文化战争”的还有“历史战争”和“课程战争”，但是其本质是一样的，即传统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之间的对抗。
1995年，一场更为艰苦的战役在种种计划中展开。人们打算在华盛顿史密森学会下属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NASM）布置一些展品，纪念1945年8月向广岛和长崎投掷两枚原子弹五十周年。展品中有复建的“艾诺拉· 盖号”，当年向广岛投掷炸弹的波音B—29轰炸机。[3150]在完成那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之后，“艾诺拉· 盖号”命运曲折。多年来，它的零件散落在马里兰州郊区的一座仓库里，预约方可参观，实际上等于被隐藏了起来。在B—29老兵一再陈情之后，军方于1984年底开始复原这架飞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日的临近，陈列这架飞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即便如此，鉴于“艾诺拉· 盖号”承载的意义，仍然有人对此持谨慎态度。在很多人看来，人们之所以对这架B—29特别感兴趣，并不在于其航空意义，而在于它曾经完成的作战任务及其“武器装备”。
在航空航天博物馆做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五十周年的决定之后，史密森学会有人提出，此次展览不仅要庆祝军事和技术胜利，还要审视核武器的运用和核时代的开启。问题随之而来，很多老兵和服务机构希望宣传造势、庆祝胜利，而不是审视问题。当众多服务机构看到300页厚的展览文案（展览前18个月就可以领取）时，他们很不满：太“沉闷”了。《空军杂志》首先刊文反对，接着媒体、五角大楼和国会纷纷提出反对意见。[3151]看起来，除了历史学家以外，人人都想把这次展览办成庆典，对于投掷原子弹的决定是否正确这种令人不快的问题，则无人提及。四十位历史学家致函克林顿总统，恳请获得他的支持，希望展览能严肃看待历史，但这无济于事。1995年1月，展览宣布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一场鲜有争议的庆祝性质的展出活动。同时，史密森学会的主管辞职。取消展览的决定受到媒体和国会的广泛欢迎，纽特· 金里奇称，“人民”从精英手中“夺回”了历史。[3152]
学术界曾经是艾伦· 布卢姆最初攻击的焦点，也是斯坦利· 费希等人为之辩护的对象。果然，人们开始密切关注大学，大学接受了一系列的考察，特别是它们教什么，以及怎么教。罗杰·金博尔（Roger Kimball）首先于1990年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著作：《获终身教职的激进分子：政治如何腐蚀了高等教育》。[3153]金博尔是保守主义文化思想杂志《新标准》的总编，他设法参加了许多高校的各种研讨会，将会上的各种思想记录下来汇编成书。这些会议包括1988年普林斯顿建筑学院举办的为期一天的“建筑与教育：回顾过去的25年并设想未来”专题研讨会，1989年威廉斯学院召集的专题讨论会，以及1986年斯坦福大学召开的“重建个人主义：西方思想中的自主、个性和自我”会议。[3154]金博尔觉得这些会议乏善可陈，或者对所见所闻感到不满。他认为多数后现代主义者不过是“折中地”糅合了左翼思想，即激进的20世纪60年代的思想残余，这要大大归因于马尔库塞提出的“压抑的宽容”概念。他用了一章的篇幅谈论保罗· 德曼和斯坦利· 费希，热衷于嘲笑后现代主义思想中的一些公认的过分之处。[3155]他承认，政治会影响艺术判断，但在最后的分析中又否认政治左右艺术判断。
金博尔的著作实际上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反应，是新闻报道式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更有深度的回应来自印度人迪内希·德索萨（Dineshd'Souza），他于20世纪70年代末移民美国。他撰写的《非自由的教育：校园中的种族和性别政治》1991年出版，考察了美国六所大学（伯克利、斯坦福、霍华德、密歇根、杜克和哈佛）在招生和教学中如何处理性别和种族问题。[3156]德索萨采用了统计学方法，但又不过分；他恰当地使用了数字，但又不受制于数字。例如，在谈到伯克利时，他引用了保密的内部报告，报告说，经过五年的学习后，因平权运动而被录取的黑人只有18%能修完课程，而正常录取的黑人中有42%顺利毕业。但是，德索萨的回应不是歇斯底里的。他认为我们可以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些数据——有成功也有失败。他认为，这些“加州最出色的黑人学生和西班牙裔学生”到别的大学去可能会表现得更加出色，“他们可能更容易适应，能与旗鼓相当的同学竞争，毕业人数会更多、比例会更大”。[3157]接着他又研究了斯坦福大学。在激烈的争议声中，斯坦福的教员们把西方文明的课程换成了“文化、思想和价值观”课程，同等重视西方之外的文化、思想和价值观。他列出了“欧美”部分的著作清单。
德索萨强调这张清单并非强制性的：“只要确保能在‘实质上体现’第三世界，斯坦福的教授们可以灵活调整。” [3158]不过，他对将莎士比亚视作“殖民、种族和性别力量”之函数的教授方法颇为不满，他还挑出了《我，吉戈贝塔· 门楚》，这部所谓的新文本副标题是“一名印度女人在危地马拉”，这是一部口述作品，因为吉戈贝塔本人并不会写字。书中大多是日常信息，特别是她的家庭生活，其间穿插着她的政治觉醒。德索萨对这本书的代表性、感人性或审美表示怀疑；据说吉戈贝塔为全体美国土著居民代言，但她也有去巴黎参加国际会议的经历。（后来，1998年，吉戈贝塔· 门楚被爆出她在书中谈及的许多经历都是捏造的。）
德索萨还提到了斯坦利· 费希和马丁· 贝尔纳，并引用了大卫· 里斯曼、E. O.威尔逊和威拉德· 冯· 奥曼· 蒯因等著名学者的观点，他们称美国高等教育的潮流令人担忧。[3159]德索萨的最后一个观点是，如果将平权运动引起的糟糕后果与第三世界文化和思想的新课程联系起来，就会发现新种族主义取代旧种族主义的重大风险。“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的种族主义有所不同。旧的种族主义基于偏见，而新的种族主义基于推论。……新的偏见不是源于无知，而是源于经验。持有偏见的人并非不学无术之人，而是学生，他们在大学里与少数族裔极为接近，有直接的一手经验。‘新种族主义者’并不认为自己不了解少数族裔；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唯一愿意面对真相的人……他们并未对自己的观点感到不安。……他们认为自己占据了优势，而其他人只是在表演原地旋转和翻筋斗，规避显而易见的东西。”[3160]
并非人人都觉得美国校园生活了无希望。芝加哥大学法律和伦理学院的恩斯特· 弗罗因德杰出讲席教授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曾经在这块大陆上到处讲学。她于1997年发表著作《培养人性》，书中提到了十五所“核心高校”，分别代表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精英派常青藤大学联盟、大型州立高校、小型文理学院，以及宗教大学（如圣母大学、布兰迪斯大学和杨百翰大学）。[3161]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从古典学角度为通识教育改革辩护”；作为一名古典学者，她认为古代雅典对多元文化主义的保守评论家而言是个关键的参考点，但是古代雅典人对另类见解的态度也比这些评论家承认的更为开明。纳斯鲍姆选取苏格拉底和斯多葛派学者为典范，认为是他们创建了通识教育的三大“核心价值观”——批判自省、树立世界公民的理想、发展叙事想象力。[3162]
纳斯鲍姆研究的高校数量比其他从事类似研究的任何人都多，她为我们提供的信息表明：大学里的极端主义者数量远远低于人们的猜想；学生们对哲学、其他文化和其他生活方式抱有浓厚的兴趣和爱好；这些课程正日益增加，原因在于它们广受学生欢迎，而不是左翼教员强加给学生的；而任课老师在教授这些课程时，也往往具备难能可贵的学术严肃性。纳斯鲍姆说，想象力丰富的老师往往有很多办法让学生深刻认识经典与哲学之间的相关性：例如，在哈佛大学课堂上，老师提了一个问题，苏格拉底会不会抵制兵役？她认为，雅典重视世界公民的观点，并引述希罗多德的说法，认为雅典可能会向埃及和波斯学到一些社会价值观。[3163]她发现，阿玛蒂亚· 森在哈佛大学教授“饥饿和饥荒”课程这件事并不足为奇，这门课程提出了有关经济学标准的新观点。她感到，叙事想象力中的悲剧形式在跨越文化边界这一方面特别有力，其普适性和抽象性特别有利于召集人732群。[3164]她再次注意到，在古代雅典，道德和政治携手前进，并且质疑是否有可能心无旁骛地阅读乔治· 艾略特或狄更斯并完全领略其含义。她还提到莱昂内尔· 特里林和《自由的想象》，她从中得到的启示是：“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在形式上服务于自由主义，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和隐私。”[3165]她说，非西方文化的研究有利于对抗她所谓的“描述性瑕疵”和“规范性瑕疵”，“描述性瑕疵”是指沙文主义和浪漫主义，“规范性瑕疵”是指沙文主义（同样在列）、田园诗意和怀疑论。她指出，西方很多人传统上高估了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程度和东方文化的非个人主义程度，并且大费周章地揭示非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大概在何种程度。在非裔美国人研究和女性研究中，她也采用了相同的方法（例如，她认为社会生物学家的理论某种程度上基于黑猩猩，却从未涉及1929年才发现的另一个原始品种倭黑猩猩，倭黑猩猩的“优雅和友善”与黑猩猩有天壤之别）。她发现，谈到一些理论上会构成思想威胁的事情，圣母大学（天主教）比杨百翰大学（摩门教）更开明，结果，前者气象万千、备受欢迎，而后者却日渐衰落。[3166]换句话说，纳斯鲍姆想说的是，一旦你真正进行校园调查，真相远不如新闻标题那么耸人听闻，那么令人担忧，却更有价值。她发现，证据是对抗偏见的有力武器，也是学术圈与纯粹新闻业的区别所在；当然，她并非有此发现的第一人。
对文化战争的最具原创性的回应要数大卫·邓比（David Denby）于1996年发表的杰作《伟大的著作》。邓比是《纽约》杂志的影评人，也是《纽约客》的特约编辑。他曾于1961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当时修了两门基础课，“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3167]到1991年秋天，他打算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再修这两门课程，他想看看这两门课有什么变化，看看老师们如何授课，以及这些课程对他本人和对20世纪90年代入学的新生们有什么影响。一1969年以来，他直从事影评人的工作，他说虽然他热爱这份工作，但是他厌烦了“景观社会”以及永远充斥着二手挖苦言论的媒体世界：“媒体本该提供信息，但是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瞬息万变。前一分钟还好好的，后一分钟可能变得支离破碎。……谁的信息都不完整，这是令美国人焦虑不安、近乎疯狂的一大原因。那时的我与很多人一样，感到厌倦，但又饥渴；我感到自己被丢进了一种生活在媒体里面的现代状态，或者说一种被恶心刺激起来的兴奋状态。”[3168]邓比引领我们穿越他所喜爱的经典（荷马、柏拉图、维吉尔、《圣经》、但丁、卢梭、莎士比亚、休谟、密尔、马克思、康拉德、波伏娃、伍尔夫），对他不喜欢的作家则干脆不提（伽利略、歌德、达尔文、弗洛伊德、阿伦特、哈贝马斯）。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有些章节非常精彩，他描述了自己对伟大著作的理解，偶尔还将它们与电影联系起来，还谈到了他担心儿子马克斯的世界充斥着俗艳、琐碎的媒体，而那些古老作品发出的声音根本无法与媒体对抗。他注意到有时候少数族裔学生会反抗这些著作的“白人性和欧洲性”，但是这些反抗往往带有浓厚的尴尬、悲伤以及愤怒的色彩。总之，他的主要观点是：学生，无论是白人、黑人、拉丁裔或亚裔，“进大学的时候很少带有良好的阅读习惯”，他们与往昔的接触大多是有名无实：“绝大多数白人学生对于那些据说属于他们的智识传统的了解并没有好过黑色或棕色人种。”荷马、但丁、薄伽丘、卢梭和马克思现在看来很陌生、很异常，他从中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基础课程科目与学生的众多习惯相冲突，与众多同时代的虔诚表现相违背，向各种形式的懒惰行为发起挑战，因此，它们根本算不上保守，实际上倒成了本科阶段最激进的科目。”[3169]邓比发现，他所研读（重读）的伟大著作可以进行富有个性的、特别的阐释，虽然这种阐释未必是文化权威所希冀的，但这无关紧要。学生们领会到的是“它们都生动地展现了我们都极有可能陷入的爱情、痛苦和学识等的终极境界”。也许最棒的事情是，西方经典可以被用来攻击它自身。“［非白人］汲取先辈‘白人’文化，将其变为己有，这对他们没有坏处。”[3170]
邓比认为，更大的危险来自媒体。“面对图像和音响的洪流，多数中学无力招架，这股洪流使过去的一切变得怪异、苍白、了无生气。”[3171]他说，现代世界其实已经完全颠倒了。大约1961年，他初次接触流行文化，那简直是一股解放力量，也是沉闷课堂的一剂良药；但是现在“电影式微；流行文化领域弥漫着从众和自鸣得意；而传统的高雅文化则变得陌生而晦涩，令学生们感到古怪，甚至震惊。……［伟大］著作不是一支占领军，反倒是一群桀骜不驯的野兽，他们相互撕打着，也与读者撕打着”。[3172]
1999年，哈罗德· 布鲁姆重拾至爱。他在《莎士比亚：人的发明》中提出，这位伟大的诗人“发明”了我们，“我们所理解的个性是莎士比亚发明的”。[3173]布鲁姆称，在莎士比亚之前，人物谈不上成长和发展。“莎士比亚的作品不仅呈现了人物，还反映了人物的发展，因为他的人物懂得重新审视自己。有时候这种审视表现为，他们会在自言自语中或在与他人的谈话中窃听自己的内心。自我窃听是一条通往个性化的坦途。”[3174]布鲁姆的书完全不合潮流，无论其传达的信息还是行文风格都是如此。这是一种膜拜。他坦承莎士比亚崇拜成为“世俗宗教”已经有两百年了，他喜欢这一传统，因为他相信莎士比亚的成功超越了任何对他加以研究的方法：他太耀眼、太智慧，女权主义者、文化唯物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将其阐明。“通过哈姆雷特这个人物，莎士比亚把我们变成了怀疑论者，怀疑一切与我们有关的人，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不相信情感世界中的说法。……如同嘲笑别人一般，我们能够随时准备嘲笑自己，这要归功于福斯塔夫。……通过克利奥帕特拉这个人物，这位剧作家教会我们情爱有多复杂，要辨明假装沉醉于爱情和真正沐浴在爱河二者几无可能。……她奔放的情感中，不变的是多变，这种多变性剔除了忠诚，因为它与情爱无关。”[3175]“如果我们是完整的人，如果我们了解自身，我们就变得与哈姆雷特或福斯塔夫极为相像。”[3176]
这位“恋爱中的布鲁姆”很了不起，他对批评者和反对者完全不予理会，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不屑提及。这么做违背了科研的精神，但是布鲁姆的观点是：这是艺术应该仿效的东西，这正是伟大艺术赖以存在的情感。个性化可能是20世纪的一个大问题，但是莎士比亚早就捷足先登了，而且至今无人能与之比肩。他是一个值得膜拜的人，而我们始终都生活在他的作品中。
加入布鲁姆阵营的另一位著名斗士是学术圈的波阿狄西亚，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她是《公共利益》杂志的创始人欧文· 克里斯托（另一位创始人是丹尼尔· 贝尔）的妻子，是一名历史学家，而她批评的对象更宽泛。在《看进深渊》（1994）中，时任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荣誉历史教授的希梅尔法布抨击了披着各种外衣（从文学理论、哲学到历史）活动的后现代主义。[3177]她反对文学理论的论点是，文学理论本身已经取代文学，成为研究对象，在此过程中，它剥夺了读者在阅读伟大著作时获得的“深刻的精神和情感”体验，她称之为“潜伏在‘深渊’底部的怪兽”。[3178]她说，其结果就是“现代主义的怪兽突变成后现代主义的怪兽：相对主义突变成虚无主义，非道德突变成道德败坏，非理性突变成疯狂，性向偏差突变成各种性变态”。[3179]她极度反感德里达和保罗· 德曼等“解构主义先驱”以及他们对文学的所作所为，认为其目标的政治色彩大于文学色彩（这一点他们本人应该也同意）。她抨击年鉴学派：她欣赏费尔南· 布罗代尔在集中营里凭着记忆撰写第一部著作的不屈精神，但她认为其“长时段”概念使他在诸如大屠杀之类的事件上不可避免地保持了歪曲的视角。她认为自由主义的新敌人正是自由主义本身。她感到自由主义如今已经自由到不要求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学家们探寻真理的程度了。“后现代主义者不仅否认绝对真理，而且否认偶发的、局部的、渐进的真理。……用这个学派的术语说，真理是‘极权的’、‘霸权的’、‘理性中心的’、‘男权主义的’、‘专制的’、‘蛮横的’。”[3180]她批评理查德· 罗蒂，后者称没有“本质的”真理或真实；她批评斯坦利· 费希，后者称客观性已死，“我无须追求正确”。[3181]不过，她最主要的观点是，“后现代主义以解放和创新的海妖呼唤来魅惑我们”，然而“绝对自由”却有“破坏它所努力维护的自由”的趋势。[3182]她特别注意到周围存在一种危险的趋势，即对大屠杀的重要程度和恐怖程度轻描淡写，认为这是“制度”之祸，不是人祸。人祸要有真实的个人为之735负责，人祸本来不该发生却发生了，每一代人都应当对人祸有所认识或重新认识。她富有说服力地引用了大卫· 亚伯拉罕于1981年发表的著作《魏玛共和国的瓦解》中的献辞，“献给我的父母——他们在奥斯威辛和其他地方遭受了最令人发指的苦难，我唯有将之记录下来。”在希梅尔法布看来，读者会猜想作者的父母死在集中营里，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后来一名历史学家娜塔莉· 泽蒙· 戴维斯研究了这种奇怪的措辞，并得出结论，亚伯拉罕的作品意在提示大屠杀不是“魔鬼所为”，而是“历史的力量和历史的参与者所为”。[3183]希梅尔法布无法接受，她认为这种说法弱化了丧失理智的恶。这正是后现代困境的缩影：是过度自由要将我们带往何处去的绝佳例证。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战争是俄国革命的大爆炸遗留下来的一种背景辐射。随着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和柏林墙的同时坍塌，后现代主义大获全胜。至少在当时，地方性知识的倡导者们已经占有优势。无论格特鲁德· 希梅尔法布的警告多么及时、多么让人有共鸣，也不过是试图将张牙舞爪的妖怪收回瓶中而已。
42 深层秩序
1986年，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走出去的学生丹· 林奇创办了一场名为Interop的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商品交易会。当时，通过计算机网络互通有无的不过只有几百位“核心”科学家和学者。但是从1988至1989年间，Interop快速发展：这个交易会原本是仅限于专家，渐渐更多人参与，因为他们发现这种新的沟通方式（通过可以访问众多数据库的遍布世界各地的远程计算机终端相连，即互联网）必定会成为未来的大势所趋，不仅带来知识进步，也承诺着商业回报。来自加州的温特·瑟夫（Vint Cerf）自称“电脑迷”，每年要抽几天时间重读《魔戒》，他是少数几个可以被称为互联网之父的人之一。他参加过林奇的交易会，当然注意到这个巨变。直到那时，从某种程度上说，互联网不过是个实验，仅此而已。[3184]
至于互联网起源于何时，众说纷纭。最早的说法可以追溯到1945年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的想法。布什在原子弹的制造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他曾经设想有台机器能够全面“访问”人类掌握的知识。但是直到1957年10月，俄国人成功发射了震惊世界的“斯普特尼克号”时，我们今天所知的“网络”才蹒跚迈开了第一步。卫星的发射（详见第27章）带来了相关的技术：为了把卫星送进太空，俄国研制了火箭，这种火箭能够准确抵达美国，如果在上面安装核弹头，就可以从事巨大的破坏活动。至此，交战规则发生了变化，这项成就刺激了美国，随后美国启动了一批研究项目，其中一项研究的就是如何将美国的（军事方面的和政治方面的）指挥系统和控制系统分散于整个国家，如果一地受袭，仍然可以通过其他地方使美国正常运转。出于各种考虑，美国政府还设立了一些新的机构，包括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3185]正是这一整套机构担起了调查核打击之后的指挥和控制机构的安全性的职责。其中ARPA拥有大约70名员工、5.2亿美元拨款和20亿美元的预算资金。[3186]
那个时候计算机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不过它们价格高昂、体积庞大（当时哈佛大学有一台计算机，长15米、高2.4米）。在高级研究计划署招募的专家中，有一位约瑟夫·利克莱德（Joseph Licklider），他身材高大，说话简明扼要，是位来自密苏里州的心理学家，曾于1960年发表过一篇论文，题为《人机共生》，他在文中展望了计算机的整体部署，反讽地称其为“星际间网络”。这似乎预示了某种方向。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保罗·巴兰（Paul Baran）提出“包交换”技术的设想，第一次突破发生了。[3187]巴兰是位波兰移民，其灵感源自人脑，人脑有时会将它传递的信息转移到新的路径，从而使病体恢复健康。巴兰打算将信息分成更小的信息包，然后通过不同路径将它们传至终点。他发现，这样不但能加快传输速度，而且还能避免因一条路径出错导致信息全部丢失的情况。这样，他们开始设想一种技术，这项技术能够在信息包抵达时将其重组，并检测网络的最快路径。当时在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工作的唐纳德·戴维斯（Donald Davies）几乎也在同一时间产生了相同的想法，事实上，“包交换”这个术语是他首创的。新硬件带来了新软件；排队论随即出现了，这是一个全新的数学分支，其目标是要发现最合适的替代方案，防止信息包在中间节点不断累积并发生堵塞。[3188]
1968年，第一组“网络”建成，它只有四个站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斯坦福研究院、犹他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3189]促成这一进步技术突破是所谓的接口信息处理机或IMP的概念，它的任务是将零碎的信息输送到指定位置。换句话说，不将“主”机相互连接，而是只连IMP，每个IMP与一台主机相连。[3190]计算机可能有不同的硬件配置，使用不同的软件，但是IMP使用相同的语言，能够识别终点。高级研究计划署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一家名叫博尔特—贝拉尼克—纽曼（BBN）的小型咨询公司签订了生产IMP的合同，后者于1969年9月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生产了第一批处理机，同年10月为斯坦福研究院生产了第二批处理机。至此，两台不相干的计算机第一次出现了“对话”的可能。到1970年1月，四个节点建成并运行，全部位于美国的西海岸。东海岸的第一个节点位于博尔特—贝拉尼克—纽曼公司的总部，于3月建成。此时，这个网络已经横贯了整个大陆，后来称为阿帕网。[3191]到1970年底，阿帕网一共包含15个节点，全部设在大学或智囊机构内部。
到1972年底，有三条横跨全国的线路投入运行，IMP簇群主要集中在四个区域，分别是波士顿、华盛顿特区、旧金山和洛杉矶，一共囊括40多个节点。至此，阿帕网基本形成，虽然其功能有严格的防御倾向，但还是能看到一些非正式的用途：棋类游戏、智力测试、美联社有线服务广播。私人信息沟通已经不再遥远。一1972年的天，电子邮件（email）诞生了，当时博尔特—贝拉尼克—纽曼公司的一名工程师雷·汤姆林森（Ray Tomlinson）开发了一个计算机地址程序，它最突出的特点是区分用户名与用户正在使用的机器名。汤姆林森需要一个从未在任何用户名中出现过的字符。他环顾键盘，恰好看到了“@”符号。[3192]这个符号非常完美：意为“在”，且没有其他用途。事情的进展非常自然，阿帕网社区纷纷效仿。1973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在阿帕网的50个IMP，其中四分之三的信息流量为电子邮件。
到1975年，网络社区的用户已经增长到一千多名。下一个突破来自温特· 瑟夫的设想，当时他正在旧金山一家酒店的大厅里坐着，等待开会。那个时候，阿帕网已经不是唯一的计算机网络：其他国家也拥有了自己的网络，美国的一些科技公司也开始建设自己的网络。瑟夫开始思考如何通过一系列他所谓的网关把这些网络整合起来，创建一个大型网络，即链式网，其他人称之为互联网。[3193]这不需要添置机械设备，但要求设计一种传输——控制协议（TCP），即通用的计算机语言。1977年10月，瑟夫及其同事演示了第一台可以访问一个以上网络的系统。我们今天熟知的互联网终于诞生了。
网络加速发展，变得不再是单纯的演练式网络。不过，到1979年，它仍然主要局限于（大约120所）大学和其他学术/科研机构。因此，美国高级研究计划署安排国家科学基金会接手，建立了计算机科学研究网络（CSNET），并于1985年创建了一个由五家分散在美国境内各处的超级计算机中心和十多个地区网络构成的“框架”。[3194]这些超级计算机是网络的中枢和蓄电池，也是巨大的记忆库，可以吸收用户扔进去的各种信息，并防止堵塞。大学每年花在网络连接上的费用为2万至5万美元。越来越多的人如今看到了互联网的潜力，1986年1月，西海岸召开了一个大型峰会，整理电子邮件秩序，并创建了7个域名或“Frodos”，分别是大学（edu）、政府部门（gov）、公司（com）、军事机构（mil）、非营利性组织（org）、网络服务提供商（net）和国际条约组织（int）。正是这一新秩序在1988至1989年有力地促进了互联网的大发展，丹· 林奇的Interop便是明证。最后的转折发生在1990年，当时日内瓦附近的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创建了万维网（World Wide Web）。[3195]它采用了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设计的特别协议HTTP，使互联网变得更易浏览或操作。Mosaic是第一款真正流行的浏览器，它由伊利诺伊大学开发，并于1993年投入使用。从此，互联网才在商业领域变得可行而易操作。
互联网也不乏批评者，如布莱恩· 温斯顿，他在1998年撰写的媒体技术史中警告：“互联网代表了20世纪下半叶信息商业化理念的最终灾难性应用。”[3196]但是几乎无人质疑，互联网的确是一种新的沟通方式，人们同时也相信，一种新的心理学即将因为“网络空间”的虚拟人际关系而诞生。[3197]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1988年也可以说是科学的转折点。这一年，互联网和人类基因组组织走上正轨，引领人类进入了超现代世界，也使21世纪的发展初现轮廓。也是这一年，一本书面世了，在科技图书出版史上，它获得的商业成功是其他任何书籍所无法比拟的。它为科学的普及打上了烙印，不过，正如我们将在结语中看到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也代表了科学最受欢迎的那个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