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毕加索的朋友们开始从古董商人手里购买面具以及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小雕像。马蒂斯和德兰对这种艺术情有独钟。事实上，正如马蒂斯本人所说：“在雷恩街，我常常经过佩雷·绍瓦热的店铺。他的橱窗里摆放着黑人的雕像。我为它们的特质和纯粹的线条深深打动。这样的艺术足以与埃及艺术相媲美。所以我买了一个并带去给格特鲁德·斯泰因看。那一天毕加索也来了。他对它一见钟情。”[260]
他确实对它一见钟情，而且这尊小雕像似乎成了《阿维尼翁的少女》最初的灵感来源。正如评论家罗伯特·休斯告诉我们的，毕加索不久以后就订购了一张格外巨大的画布，大到甚至需要强化轮架来支撑。后来毕加索对作家兼法国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这样描述接下来发生的事：“我孤身一人待在那座可怕的博物馆里（即特罗卡德罗博物馆），周围满是面具、印第安人制作的玩偶以及落满灰尘的人体模型。《阿维尼翁的少女》一定是在那一天来到过我的身边，但完全不是因为这些形式。因为它是我第一次创作驱魔画——绝对如此。……那些面具并不像任何其他的雕塑。完全不像。它们是有魔力的。……这些黑人的作品是神与人之间的媒介，从那时起我知道了这个词在法语中的意思。它们反对一切——反对未知而危险的灵魂。我一直打量着这些物神。我理解它们；我同样也反对一切，我同样相信万物皆未知，万物皆为敌！……所有的物神都为了同样的目的。它们是武器，能够帮助人们避免再次受到灵魂的影响，能让人们变得独立起来。它们也是工具。如果我们给予灵魂一种形式，我们也会变得独立。灵魂、无意识（当时的人们还没有过多谈及此事）以及情感都是一体的。我也因此明白了自己身为一名画家的使命。”[261]
这里面夹杂着达尔文、弗洛伊德、弗雷泽和亨利·柏格森等人的思想，这些人我们将稍后在本章中提到。在毕加索这段充满虚无主义情结的真情流露之中，也有一点点尼采的成分：“万物皆为敌！……它们是武器。”[262]《阿维尼翁的少女》攻击了此前所有的艺术思想。与《厄勒克特拉》和《期待》相似的是，它是现代主义的杰作，因为它富于创意、惊世骇俗、刻意丑陋、绝对粗糙，并且同样破坏力十足。毕加索的天才也在于他让这幅作品变得不可抗拒。画面上的五位女子赤身裸体、浓妆艳抹，对自己的身份厚颜无耻：她们就是一群青楼女子。她们反瞪着观众的眼神中流露出毫不畏惧、充满对抗的情绪而非诱惑。她们的面庞犹如原始的面具，直指所谓原始人与文明人之间的异同。其他人在寻找非西方艺术的宁静之美的时候，毕加索却对西方关于美的假设，连同美与无意识和本能之间的联系，提出了质疑。当然，毕加索笔下的形象让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这幅作品让乔治·布拉克觉得“就像有人在吐火一样”。这样的评论并不完全是否定性的，因为它暗示着这幅作品里蕴含着爆炸性能量。[263]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弟弟利奥在第一次看到《阿维尼翁的少女》时强忍着尴尬的笑声，至少布拉克意识到这幅画植根于塞尚，但是加入了20世纪的理念，一如植根于瓦格纳和施特劳斯的勋伯格。
塞尚本人已于前一年逝世，直到生命的最后他才获得了世人的认可，因为评论家终于理解了他一直致力于将艺术化繁为简，回归本真的模样。大多数塞尚的作品都创作于19世纪，但他最后的伟大系列作品《沐浴者》创作于1904和1905年。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爱因斯坦也正好在同样的时间为发表他关于相对论、布朗运动和量子理论的三大论著进行准备。现代艺术与现代科学的精髓也因此在完全相同的时刻应运而生。此外，塞尚还通过画色彩斑点（或称量子）抓住了一道风景或是一碗水果的精髓之美。这些斑点小心地彼此相连，但都没有完全符合所要表达的形态。就像在真空中旋转的电子、原子与物质的关系一样，塞尚发现了确定现实之下闪烁而无常的特质。
塞尚逝世一年后的1907年堪称《阿维尼翁的少女》之年，艺术商人安布鲁瓦兹·沃拉尔举办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塞尚作品回顾展，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巴黎群众蜂拥而至。布拉克参观了这次展览，加之他在不久前刚鉴赏过《阿维尼翁的少女》，这两次体验使他转变了观念。在这之前他还是马蒂斯的忠实信徒，但现在他完全为毕加索所折服了。
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身高六英尺，面庞宽大而英俊，来自勒阿弗尔峡港。他的父亲身为室内装潢师却有着一颗当画家的心，布拉克本人则体格强健：他喜欢拳击，酷爱舞蹈，并因为能够演奏一手漂亮的手风琴而总能成为蒙马特高地各种派对的座上宾（虽然贝多芬其实更对他的胃口）。“我决定成为画家这件事情就像我决定呼吸一样自然，”他说，“在我的记忆中真的没有除画家以外的选项。”[264]在1906年的独立沙龙展上，他首次公开展出了自己的作品。到了1907年，他在画展上的作品已经与马蒂斯和德兰的作品比邻而居，其受欢迎程度之高，以至于他所有的参展作品全部售罄。尽管已小有所成，但在观摩过《阿维尼翁的少女》之后，他很快意识到毕加索的风格才是前进的正路，因此他改变了方向。随着立体主义逐步形成，有两年的时间，他俩相依为命，并肩思考和工作。“这些年里我和毕加索互相说的话，”布拉克后来说，“再也不会说第二次了。即便再次说起，也再没人能懂了。这感觉就像共用一根绳索的登山者。”[265]
在《阿维尼翁的少女》之前，毕加索只真正探索过两种色域的情绪变化——蓝色和粉红色。但在这幅画之后，他所使用的色彩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微妙和柔和。当时他在巴黎近郊的林荫道进行创作，这样的经历激发了他早期立体主义作品中秋之绿的运用。与此同时，布拉克已经南下来到了埃斯塔克，以及塞尚在艾克斯附近创作风景画的地方。尽管他们相隔很远，但这一时期布拉克在法国南部的作品与毕加索在林荫道创作的作品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不仅色调相近，几何学、地质学方面的简明性也很类似。画中的风景杂乱无章，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的风格尚处在较早期的发展阶段。要不然就是因为这是塞尚画中风景的局部特写，窥一斑但无法知全豹。[266]
虽然这些新作品极富革命性，但它们还是很快得到展出。德国艺术品交易商丹尼尔·亨利·坎魏勒对它们异常钟爱，他立即于1908年11月在自己位于维尼翁大街的画廊里组织了一场布拉克风景画的展览。受邀前来观摩的嘉宾中便有路易·沃塞勒，即那位开了关于多纳泰罗和野兽玩笑的评论家。他在回顾这场展览时，再次对自己所看到的图景进行了一番描述。他说，布拉克把所有的景物都简化成了“小小的立方体”。这本来是批判性的观点，但坎魏勒身为商人绝非浪得虚名，他将这一评价进行了剪辑，这一举动堪称断章取义式剪辑的早期范例。于是立体主义（Cubism）诞生了。[267]
作为一场运动和一种绘画风格的立体主义持续发展着，直到1914年的枪声宣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布拉克投笔从戎并负伤而归，在那之后他和毕加索的关系就大不如前了。与《阿维尼翁的少女》意在震惊传统审美观的目的不同，立体主义是一种更为安静而内省的艺术，并具有特定的目标。“毕加索和我，”布拉克说，“都致力于对匿名性格的探索。我们倾向于抹去自己的个性特征以发现创造力。”[268]这就是为什么早期立体派作品的作者签名都位于画的背面。他们借此保持匿名，并保持画面不被画家的个性所污染。因此在1907年至1908年间要区分哪幅作品出自哪位画家之手绝非易事，而这样的情景正是画家所期望的。从艺术史上看，立体主义居于中心地位，因为它是20世纪艺术的主要枢纽。以印象派为起点的艺术进程至此到达顶峰，而通往抽象艺术的大门也就此打开。我们已经看到，塞尚的伟大画作的创作时间与爱因斯坦准备其理论的时间正好相同。艺术领域发生的整体变化反映出科学领域的变化。两大领域都进行着对基本单位的探索，探索更深层次的现实，期待新形式的产生。矛盾的是，这一变化在绘画领域所带来的新兴艺术，其在形式方面的缺失竟然具有极其强大的解放效果。
抽象艺术（Abstraction）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古代，一定的形状和颜色，比如星星和新月，被认为具有神奇的属性。在穆斯林国家，从过去到现在都禁止展示人体，因此抽象图案（蔓藤花纹）在世俗和宗教艺术作品中都得到了高度发展。由于千百年来抽象通过这种方式为西方艺术家所熟知，所以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一些人在不同的国家逐渐向抽象艺术靠拢时，就显得非常古怪。这样的过程，与其他人朝着无意识的摸索，或对牛顿力学局限性的逐渐察觉，齐头并进。
在巴黎，罗伯特·德劳内（Robert Delaunay）和弗兰蒂泽克·库普卡（František Kupka）的画作都没有具体对象。库普卡是一位从维也纳艺术学校辍学的捷克漫画家，也是这两位之中较为有趣的那一位。虽然他一直坚信达尔文的科学理论，但他也相信神秘主义，认为宇宙中存在着隐藏的奥义，而绘画能将其昭然于世。[269] M. K. 屈尔里奥尼斯（M. K. Ciurlionis）是一位生活在圣彼得堡的立陶宛画家，他也开始创作一系列的“超然”画作。这些画同样缺乏可辨识的物体，并都以音乐节奏命名：行板、快板，等等。（他的一位赞助人是年轻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270]）美国同样也拥有自己的早期抽象艺术家阿瑟·达夫。他于1907年辞去了稳定的商业插画师工作，背井离乡来到巴黎。他完全为塞尚的作品所折服，以至于再也没能画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代表性作品。摄影师阿尔弗雷德·施蒂格利茨为他举办过一次展览，而这位摄影师同时也是纽约百老汇291号著名的“291”前卫画廊的创始人。[271]这些艺术家各自在三座不同的城市取得了新的突破，也在艺术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页。然而通常被视为抽象艺术之父的却另有其人，这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对其他人产生的影响最大。他就是瓦西里·康定斯基。
1866年，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出生在莫斯科。他本来打算成为一名律师，却半路出家前往慕尼黑改读了艺术学校。慕尼黑虽然不像巴黎或维也纳那样激荡着文化的洪流，却也不是死水一潭。托马斯·曼和斯特凡·格奥尔格定居于此。由弗兰克·韦德金德主创并演唱的著名夜总会歌舞剧《十一豪侠》也在这里上演。[272]在整个德国范围内，这座城市的博物馆仅屈居柏林之后，而自1892年以来，慕尼黑艺术家的分离派也诞生于此。表现主义浪潮席卷德国之时，由弗朗茨·马尔克、阿列克谢·雅弗伦斯基和康定斯基组成的“慕尼黑方阵”也风生水起。康定斯基不像毕加索那样年少成名，毕竟毕加索在26岁时便已绘就《阿维尼翁的少女》这样的名作。事实上，康定斯基直到30岁时才画出自己的第一幅作品。1911年的除夕夜，时年45岁的他参加了一场由两位艺术家组织的派对。康定斯基的婚姻在当时正濒临崩溃，所以他独自一人来到了派对上，在那里他遇到了弗朗茨·马尔克。他俩一拍即合，接着一起去听了一场音乐会。他们两人对这场音乐会的作曲家都很陌生，但这位作曲家也曾创作过表现主义的绘画作品。他就是阿诺尔德·勋伯格。所有这些影响最后都对康定斯基至关重要，一如布拉瓦茨基夫人和鲁道夫·施泰纳的神智论对他的影响。布拉瓦茨基预言了一个精神化程度更高而物质化程度更低的新时代的到来，而康定斯基（像许多集结成准宗教团体的艺术家一样）也感觉到这个新时代需要一种新的艺术，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73]另一个影响则来自他在19世纪90年代在莫斯科观摩的法国印象派画家展览。他在克劳德·莫奈的一幅草垛画前伫立良久，虽然他并不确定这幅画的主题所在，却被“调色板的未知力量”所攫住，他开始意识到实物不再是一幅图画必备的“基本要素”。[274]在他的圈子里，其他画家也开始朝着同一方向摸索前进。[275]
然后就是来自科学的影响。从表面上看，康定斯基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总戴着厚厚的眼镜。他行事虎虎生风，但他相信神秘主义的一面使得他有时容易过度解读某些事件，比如他对电子的发现就是如此。“在我的灵魂中，原子的崩溃与整个世界的崩溃是等同的。突然间，最坚固的壁垒崩塌了。一切都变得无常、摇摆而脆弱。”[276]一切果真如此吗？
有如此之多的影响作用于康定斯基，那么由他来“发现”抽象艺术也许就不足为奇了。抽象艺术的诞生有着最终的诱因以及精确的时间点。1908年，康定斯基住在慕尼黑以南一座叫穆尔瑙的乡村小镇。这座镇子临近小小的施塔费尔湖和巍峨的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脉，再往前就能到达加米施，施特劳斯正是在那里凭借《莎乐美》赚来的酬劳修建别墅。一天下午，结束了阿尔卑斯山麓的素描后，康定斯基若有所思地回到家中。“在打开工作室大门的瞬间，我突然撞见了一幅难以形容、光彩夺目的美丽画面。我停下来，茫然地盯着它。这画面没有任何主题，没有可辨识的实物，完全由鲜艳的色块组成。最后我走近观看，才看清了这幅画的真面目——是我自己的作品，只不过斜放在那里……我明白了一件事：客观性以及对实物的描绘，在我的作品中不应该有一席之地，它们对我的作品有害而无益。”[277]
在这段插曲之后，康定斯基创作了一系列的风景画，每一幅都与前作略有不同。形状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模糊，色彩则更加鲜艳、更加突出。树木只能依稀看出是树木，火车烟囱里飘出的烟雾也只能被勉强认作是烟雾。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他朝着抽象前进的步伐不紧不慢、深思熟虑。这个过程一直持续，直到1911年，康定斯基创作了三大系列的作品，分别名为《印象》、《即兴创作》和《构图》，每幅作品都有编号，并且都彻底抽象。当他完成这些系列作品时，离婚带给他的痛苦也安然过去了。[278]因此在个人生活上，康定斯基创造抽象绘画风格的历程与勋伯格创造无调性音乐的历程颇为相似。
在19、20世纪之交活跃着六位伟大的哲学家。除去1900年之前逝世的尼采，剩下的五位分别是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贝内代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埃德蒙·胡塞尔、威廉·詹姆斯和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时，罗素和詹姆斯分别在欧洲和美国最受人们怀念，但柏格森可能是20世纪头十年里最易于理解的思想家，而在1907年后，他也必然是其中最著名的思想家。
柏格森于1859年出生在巴黎的拉马丁街，与埃德蒙·胡塞尔同年。[279]也正是在这一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柏格森自幼就非常独立。他身形纤弱，额头高耸，语速很慢，句子间伴随着很长的呼吸。这样的说话方式令人略感不快，他就读于巴黎的孔多塞中学时，也给人留下了非常拘谨的印象，以至于他的同学们觉得“他好像没有魂儿似的”。这样的评价堪称对他后期理论的绝妙讽刺。[280]但对他的老师们来说，他的数学才能完全可以抵消他所有的古怪行为。他顺利从孔多塞毕业，并在1878年被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录取，比埃米尔·涂尔干晚一年，而涂尔干日后将成为其时代最著名的社会学家。[281]在几所学校有过任教经历后，柏格森两次向索邦大学提出求职申请，但两次都失败了。传言认为涂尔干嫉妒柏格森的才能而从中作梗，导致他申请失败。柏格森并未因此气馁，他先后撰写了自己的第一和第二本书：《时间与自由意志》（1889）和《物质与记忆》（1896）。柏格森受弗朗茨·布伦塔诺和胡塞尔影响颇深，他主张物质和心理过程之间应当有一道鸿沟般的分野。他说，用来探索物质世界的方法并不适用于研究精神生活。这些书深受好评，柏格森也于1900年超越涂尔干，先他一步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教授。
但真正为柏格森建立起世界声誉，并使之远播学术界之外的，是诞生于1907年的《创造进化论》。这本书很快就被翻译成英语、德语和俄语出版，而柏格森每周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也变成了拥挤而时尚的社交活动，不仅吸引了巴黎本地的名流，还包括远道而来的国际精英。1914年，宗教法庭，即颁布天主教教义的梵蒂冈办公室，决定将柏格森的著作列为禁书。[282]这种防范措施很少强加在非天主教作家身上，那为什么罗马教廷要如此大惊小怪呢？柏格森曾经写道：“每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只有一件事要说，却往往止步于表达的尝试而无法真正表达。”柏格森的中心观点是，时间是真实的。这算不上原创或是激动人心，但细节中却暗含骚动。吸引人们注意力的是，他声称未来完全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这样的观点争议颇大，因为在1907年，有了近期科学发现撑腰的科学决定论者声称，生命仅仅是对一段业已存在的事件序列的展开，时间仿佛不过是一卷巨大的电影胶片，而未来只是还没有被播放的部分而已。在法国，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伊波利特·丹纳大肆宣扬的狂热的科学至上主义。他声称如果一切可以细分到原子，那么根据定义，未来完全是可预见的。[283]
柏格森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对他来说，时间分为两种类型，即物理时间和实际时间。他说，根据定义，我们通常理解的时间涉及记忆；而另一方面，物理时间由“一长串近乎完全相同的片段”组成，其中属于过去的片段几乎瞬间消亡。然而，“实际”时间是不可逆的——相反，每一段新片段的色彩都来自过去。他最后的结论，同时也是人们最难以接受的观点是，由于记忆对时间至关重要，时间本身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属于心理学范畴的。（这也是宗教法庭最为反对的观点，因为这是对上帝领域的干涉。）以此为基础，柏格森进一步认为已知的宇宙演化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心理学过程。柏格森由此呼应了布伦塔诺和胡塞尔，他认为进化远不是“遗世独立”的真理，其本身就是心理的“意向”和产物。[284]
柏格森真正吸引法国人，继而影响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是他不可动摇的信念：他坚信人类选择的自由，以及生命力（élan vital，即活力）超越科学的影响力。柏格森博览群书，对科学典籍同样学富五车。对他来说，理性主义永远没有尽头。一定有更高的某种东西存在，它们是“理性难以触及”的“生命现象”，只能通过直觉来理解。生命力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人类从性质上不同于其他的生命形式。柏格森认为，动物当然是某种专家，换句话说，它们对于某项活动非常擅长（类似哲学家）。而另一方面，人类则不是专家，这是理性的结果，但也是直觉的结果。[285]这一观点使柏格森吸引到法国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把柏格森的讲座现场挤得水泄不通。他还被誉为“解放者”，变成“将西方思想从19世纪的‘科学宗教’中救赎出来”的人物。柏格森的一位英国追随者T. E.休姆承认，柏格森驱散了“宿命论的噩梦”，从而为“整整一代人”带来了“救赎”。[286]
要说整整一代人略显夸张，因为针对柏格森的批评声仍不绝于耳。狂热的理性主义者于连·邦达说，如果他的观点能够噎死柏格森的话，他早就已经“很愉快地杀掉他”了。[287]对理性主义者来说，柏格森的哲学是堕落的象征，是一种返祖观念的集合体，在其中，科学的精确性被神秘主义的漫谈所取代。此外，柏格森也因为过于关注科学而遭到教会的谴责。可是，这种批评如螳臂当车。《创造进化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T. S.艾略特甚至不吝将柏格森主义称为“一种传染病”）。[288]美国人对这本书同样激动万分，威廉·詹姆斯承认“柏格森的独创性实在太丰富了，他的许多思想完全让我迷惑不解”。[289]“生命力”一词也成了广泛使用的流行语，但“生命”不仅意味着生命，还包括了直觉、本能等理性的对立面。结果，那些似乎已经被科学赶尽杀绝的宗教和形而上学的神秘，再次打着“体面的”幌子借尸还魂。威廉·詹姆斯自己也曾写过一本关于宗教的书，他认为柏格森已经“确定地杀死了理智主义，没有任何复原的希望。我看不出它如何能够以其古老的、柏拉图式的角色再次复兴，并自命为现实的本质最真实、最深刻和最详尽的定义者”。[290]柏格森的追随者相信《创造进化论》已经表明，理性本身只是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不是所有事物重要与否的评价尺度。这样的观点与弗洛伊德相符，而在20世纪更晚些时候，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也将与之交相呼应。
柏格森哲学的一大核心原则在于未来是不可预知的。然而在他立于1937年2月8日的遗嘱中，他说：“假如我没有看到历经多年酝酿，并将横行于世的可怕的反犹主义浪潮，我可能已经皈依［天主教］。我想和未来将要遭受迫害的人们站在一起。”[291]1941年，柏格森因肺炎去世。当时在纳粹军事占领下，他和其他犹太人一起被迫排队数小时去当局登记，在此过程中不幸罹患肺炎。
纵观整个19世纪，所有的有组织宗教，特别是基督教，都受到了来自科学领域的持续攻击，因为科学发现与《圣经》对宇宙的解释大相径庭。许多年轻的神职人员敦促梵蒂冈对这些发现做出回应，而传统主义者则希望教会将这些发现驳倒，并让他们回到熟悉的真理中去。在这场预示着深刻分歧的论战中，年轻的激进分子即是现代主义者。
1907年9月，传统主义者终于得到了他们一直为之祷告的福音。教宗庇护十世（Pius X）在罗马发表了《牧尔主羊》（Pascendi Dominici Gregis）通谕，毫不含糊地谴责了所有形式的现代主义。如今，教宗通谕（给教会所有主教的信件）已经很少成为头条新闻，但它们曾经令忠实信徒颇感欣慰，而《牧尔主羊》正是20世纪的第一道通谕。[292]庇护十世所回应的思想可以归为四类。第一类思想发源于启蒙运动，是科学的一般态度。启蒙运动改变了人们对周遭世界的看法，呼唤以科学为代表的理性和经验，并构成了对既有权威的挑战。第二类思想包括达尔文的具体科学及他的进化概念。这包括两方面的影响。首先，进化论将哥白尼和伽利略的革命进一步深化，意在将人类拉下这个有限宇宙的神坛。它表明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本质上与动物并无区别，与动物相比并没有多么鹤立鸡群。其次，进化论是一种比喻：这些思想就像动物一样，不断演化、变革和发展。现代派神学认为，教会（和信仰）也应当进化。在现代世界，教条这种东西没有栖身之所。第三类思想是伊曼努尔·康德的哲学。他认为，理性没有极限，人类对世界的观察“从来不是中立的，从来无法逃脱先前强加的概念性判断”。正因为如此，人们永远无从知晓上帝的存在。最后一类则是亨利·柏格森的理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实际上支持精神性概念，但这些概念与传统教义相去甚远，而与科学和理性紧密地交织在一起。[293]
现代派神学认为教会应该提出“为自身谋利”的理性形式，比如圣灵感孕说和教宗绝对正确说。他们还希望依据康德哲学、实用主义和最新的科学成果，重新审视教会的布道内容。在考古学领域，德国学派对历史上的耶稣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他们的发现和研究证实了耶稣真实而短暂的存在，却不包含基督教教友所希冀的重大意义。在人类学领域，詹姆斯·弗雷泽爵士的《金枝》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巫术和宗教仪式的普遍性，以及它们在各种文化中的相似之处。这种宗教上的极度多样性也因此破坏了基督教自称拥有唯一真理的论调。正如一位作家所说，人们很难相信“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沉浸在谬误之中”。[294]得益于后见之明，我们现在可以饶有兴味地将《牧尔主羊》看作“上帝之死”的又一阶段。然而，当时大多数参与这场神学现代主义争论的年轻神职人员并不想离开教会；相反，他们希望教会能“进化”到一个更高的层面。
罗马教宗庇护十世（即后来的圣庇护）出身于意大利北部威尼托省里斯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他生性质朴，最开始只是一名乡村牧师，因此他成为毫不妥协的保守派，并对进入政治全无畏惧，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他对于年轻神职人员的反应也不是安抚其要求，而是与他们正面对抗。他对现代主义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彻底谴责，认为现代主义只不过是“错误哲学信仰的集合”。[295]对教宗和传统天主教徒来说，现代主义被定义为“对现代事物的夸张热衷和对现代理念的痴心迷恋”。一个天主教作家甚至不惮将其称为“对现代的滥用”。[296]然而《牧尔主羊》只是梵蒂冈组织的反现代主义运动中最突出的部分。宗教法庭、梵蒂冈国务卿、枢机会议的法令以及颁布于1910年的第二道教宗通谕，一致对现代主义思潮表示谴责，庇护十世也在致枢机和巴黎天主教学院的教宗信中重申了这一观点。在他的教令中，他挑选并谴责了不下65项现代主义的特有主张。此外，“高阶神职的候选人、新任命的忏悔者、传教士、教区神父、教士和主教”都必须依据“拒绝现代主义原则”的信条宣誓效忠教宗。天主教教义的主要任务也得到了重申：“信仰是一种在意志支配下做出的理智行为。”[297]
世界各地虔诚的天主教徒纷纷对梵蒂冈有其自身紧密逻辑的论点和坚定的立场表示感谢。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间，科学发现接踵而至，而艺术领域的变化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扑朔迷离、充满挑战。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中，有着坚如磐石的立场是一件好事。然而除了天主教教会成员之外，很少有人还会听信梵蒂冈的观点。
中国就是一个对梵蒂冈的观点置若罔闻的地方。1900年的中国虽然已历经几个世纪的传教工作，但皈依基督教的人数也只有区区百万。事实上，中国发生的思想变化与世界其他地方差别很大。这个巨大的国家终于与外面的现代世界达成了妥协，而首当其冲的代价就是摈弃儒学。儒学曾经引领中国走在人类发展的前沿（造就了第一个发明造纸术、火药和很多其他重要发明的社会），但在那之后其创新性便长期陷入停滞，儒学甚至成了一种桎梏。然而，摈弃儒学要比西方超越基督教的零散尝试更加令人望而却步。
儒学最初从天地秩序中吸取根本能量和基本类比。简单地说，儒学是由等级分明的尊卑关系构成，进而形成生命的管治原则。“父尊子卑，男尊女卑，君尊民卑。”依此，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履行的社会角色；社会中存在着“个体行为应符合的社会期望，而该期望是按照惯例固定下来的”。孔子本人描述的层次结构是这样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实际上意味着，“君尽君的责任，臣尽臣的义务。父尽父的仁慈，子尽子的孝道”。只要每个人都履行自己的角色义务，则可保天下太平。[298]儒家学者重视“举止得体”，遵循礼教。礼教是一种道德准则，强调耐心、和平、忍让、尊老、尊师等美德，最重要的是文雅的人道主义，即以人为本，将人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儒家还强调人虽然生来并无区别，但并不完美，而个人可以通过努力“成仁”进而成为他人的楷模。成功的先贤都是视“仁义”高于一切的人。[299]
然而，虽然儒学为中国带来了不容置疑的成功，但儒家的生活态度仍属于一种保守主义的形式。鉴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动荡变化，这一系统的衰败已经无法隐藏太久了。世界各地随着科学的进步、现代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出现而不断前进，中国所需要的变革则更为深远，精神和道德的发展道路也更加曲折。古老的耐心和忍让的美德不再能够提供真正的希望，守旧和传统的知识分子也不再能为社会问题提供答案。除此之外，恰恰是知识分子阶层和学者，这些新儒家信仰的卫道士，他们的道德堕落尤为显著。
从理论上讲，中国的现代化自17世纪起就已发端，但截至20世纪初，现代化在实践中已演变成由少数高官掌控的游戏。他们虽然意识到大势所趋，但缺乏实行这些改革的政治资本。在18和19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翻译了超过四百本西方作品，其中包括超过半数的基督教教义和约三分之一的科学著作，但中国的学者仍然保守，容闳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子。容闳是一名学生，受耶稣会之邀于1847年赴美留学并于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历经八年西方文化的熏陶之后，他回到中国，却被迫蹉跎了又一个八年，才得到了政府的任用，得以施展其口译和笔译的专长。[300]当然变化也并非没有。过去的儒家学者关注哲学思考，而这一重点自19世纪起已让位于“考据”，即对古代典籍的具体分析。[301]这样的变化有两个重要后果。其一是学者们发现许多所谓的典籍是伪造的，因此儒家思想内容本身的真实性也陷入了疑问。同样重要的是，“考据”还扩展到了数学、天文学、财政和行政事务以及考古学等领域。这可能尚不足以被形容为一场科学革命，但的确是一个良好的开始，然而为时已晚。
摈弃儒学的致命一击来自义和团运动，它兴起于1898年，并在两年后随着中国共和革命的开端而结束。其产生原因再一次被归结于儒家的生活态度。这意味着，虽然中国的学术活动曾有过一些变化，但古典儒学所倡导的等级隔离仍然是至高无上的，而其最重要的后果是，许多顽固而强大的满族皇亲国戚因为封闭的宫廷教育而“不谙世事并以此为荣”。[302]这种极端的无知使得他们中的很多人资助义和拳这一农民秘密社团，而这种社团只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破败最明显和最悲惨的迹象。义和拳发端于山东地区，具有狂热的排外性质，以两种农民传统为特征——武术技巧（即“拳”）和神灵附体（或萨满教）。没有什么比这二者更为恶劣了，而这种致命的组合也导致了一系列悲剧的发生。中国被十一个国家（它眼中的弹丸之邦）的联军击败，也因此被迫在四十年间支付3.33亿美元作为赔偿（现值至少200亿美元），并遭受了整个民族历史上最严重的屈辱。义和团运动被镇压的那一年也因此成为儒学漫漫长路的最低点。海内外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激进、根本和思想的变革必将到来。[303]
这种变革以一套“新政”的颁布而展开（清政府为此投入了巨大财力）。其中最不寻常的（也最具启发作用的）是教育改革。根据这项计划，大量现代学校将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设立，教授一套日本风格的新旧混合科目（之所以效仿日本文化是因为该国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击败了中国，而儒家思想认可成王败寇。于是在19、20世纪之交，大量中国学生赴东京留学）。[304]其目的在于将中国的许多老式书院转变为新式学校。传统上，中国有成百上千所书院，每所书院都由数十位本地学者组成。他们思想高深，但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形式的协调配合，其思想内容也与国家的需求风马牛不相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已经成为一小部分掌管地方事务的精英，从墓葬到水利无一不涉足，但没有产生整体而系统的影响。教育改革的初衷也是对这些书院进行现代化改革。[305]
然而事与愿违。基于日本和西方科学成果的现代新式科目对中国学生显得过于怪异且困难，尽管儒学无法满足中国需求的事实已经昭然若揭，大多数学生仍然固守更容易也更熟悉的儒学课程。人们很快发现，摆脱这一古典知识系统的唯一方法就是将其彻底废除，而这正是四年之后的1905年所进行的改革内容。作为中国面临的一个伟大转折点，教育改革中止了其造就高等精英，即士绅阶层的功能。其结果是，旧的秩序失去了思想基础及其附属的思想凝聚力。人们可能会觉得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算好。然而，用费正清的话说，取代旧的学者士绅阶层的学生阶层接受的是“一筐混杂的”中西思想。它将学生们引入了技术专长领域，然而他们与现代之间仍然隔着一层道德秩序的藩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再堪用，然而可以取而代之的思想却仍不见踪影。”[306]对于中国，需要把握的思想要点是，这样混杂的思想形态自那时起便是这个国家所一直延续的状态。多年以来，中国可能呈现出许多类似西方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但自儒家思想让位之后，其社会中心留下的道德真空，从来没有得到填补。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要想象现代主义带来的全面影响也许是困难的。生活在当今世界上的人们都生长在科学世界中，对很多人来说大城市的生活是他们唯一所知的生活方式，而日新月异的变化也是他们所知的唯一变化。只有少数人仍葆有与土地或自然的亲密关系。
而在1920、世纪之交，这一切都尚未来临。大城市对许多人来说还是相对较新的体验；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到位，因此道德败坏和贫困也远比现在更甚，由此形成了巨大的社会阴暗面；这个不确定的新生世界所哺育的基础科学发现造成了一种更为尖锐也更加广泛的困惑、孤寂和失败感。这种感觉之强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组织宗教的崩溃只是这一理智的地震性转变的诸多因素之一：国家主义、反犹主义和种族理论的增长，人们对现代主义艺术形式的热情接纳，力图将经验分解为基本单位的尝试，都构成了相同反应的一部分。
最大的悖论和最令人担忧的转变是：根据进化论，世界发展的自然步伐是极其缓慢的。而根据现代主义，一切的变化都同时发生，完全彻底，几乎只在一夜之间便沧海桑田。因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现代主义带来的期许和威胁旗鼓相当。它所呈现的美好暗藏恐惧。
5 美国的实用主义智慧
1906年，以艾哈迈德·福阿德亲王为首的埃及团体发表了一则宣言，为建立一所埃及大学而募集公债。这所新的大学旨在“建立类似欧洲大学的教学实体并适应国家之需求”。筹款计划很成功，这所大学（开始阶段是一所夜校）也于两年后开学，师资包括两名埃及教授和三位欧洲教授。这样的计划非常必要，因为开罗爱资哈尔清真寺学院（曾贵为穆斯林世界主要学府）已经名誉扫地，原因在于它拒绝更新和调整其中世纪的教育方法。其造成的一大后果就是，在整个19世纪，埃及和叙利亚一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307]
1900年的中国仅有四所大学；日本有两所（第三所将于1909年建立）；伊朗仅有几所专科院校（德黑兰政治科学学院成立于1900年）；贝鲁特仅有一所；土耳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仍是一个强国）也仅有一所：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前身“学习之家”，它始建于1871年，但不久即被关闭，直至1900年才重新开放。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有四所大学：开普敦大学、位于布隆方丹的格雷大学学院、位于格雷厄姆斯敦的罗得岛大学学院以及纳塔尔大学学院。澳大利亚也拥有四所，新西兰则有一所。在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孟买大学和马德拉斯大学创建于1857年，阿拉哈巴德和旁遮普大学则建于1857和1887年之间。此后直到1919年，印度都没有诞生任何新的大学。[308]俄国在20世纪初拥有十所国立大学，在芬兰（芬兰在当时是自治区域）还有一所，以及莫斯科的一所私立大学。
如果说大学数量的匮乏显示出西方世界之外精神生活的特征，那么美国的主要特征则是英式大学的拥趸和德式大学的支持者之间的纷争。起初，大多数美国院校都是按照英式风格建立。美国境内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哈佛大学，其前身是创立于1636年的一所清教徒学院。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合伙人中有三十多人都毕业于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因此他们在波士73顿附近建立的大学也自然地效仿了伊曼纽尔模式。苏格兰模式也具有同样的影响力，尤以阿伯丁模式为甚。[309]苏格兰大学为非寄宿制，校风民主，宗教气息淡薄，由当地政要负责管理——堪称大学董事会的先驱。然而直到20世纪，美国的高等院校实际上都只是学院（致力于教学），而非严格意义上以知识增长为己任的大学。只有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于1876年）和克拉克大学（1888年）可以划入大学之列，但这两所学校也很快就被迫加入了本科课程。[310]
众所周知，最初构想出现代大学的人是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化学教授。1869年，年仅35岁的他被任命为哈佛大学校长，那里是他度过本科时光的地方。艾略特到任时，哈佛只有1050名学生和59名教职员工。而当1909年他退休时，哈佛的学生人数已经翻了两番，教职员工数量则增长了十倍之多。但艾略特在意的不只是规模的扩大：“他大力修改了课程模式；建立了专业学院并使之成为大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后还推动了研究生教育，成了所有有志涉足研究生教育的美国大学的楷模。”[311]
最重要的是，艾略特遵循了德语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这一系统为世界培养了马克斯·普朗克、马克斯·韦伯、理查德·施特劳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群星璀璨的人才。19世纪后期德国大学的卓越成就可以追溯到1806年的耶拿战役（经此一役，拿破仑终于到达柏林）。他的到来迫使僵化的普鲁士人发生改变。在思想领域，约翰·费希特、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和伊曼努尔·康德等重要人物将德国学术界从对神学的愚钝依赖中解放出来。因此，德国学者在哲学、语言学和物理科学等领域与欧洲同行相比取得了明显的优势。例如，德国是第一个将物理、化学和地质学列为与人文学科平起平坐的学科的国家。无数的美国人，以及杰出的英国学者如马修·阿诺德和托马斯·赫胥黎等，都曾到访德国，并对其在德国大学的所见所闻大加赞赏。[312]
从艾略特的改革开始，美国大学开始效仿德国的制度，尤以研究领域为甚。然而，这一德国模式虽然在推进知识和生产新技术工艺方面令人印象深刻，却破坏了“大学的生活方式”，以及本科生和教师之间密切的个人关系，而在采用德国模式之前，这些一直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德国模式造就的人才被威廉·詹姆斯称为“章鱼博士”：耶鲁大学于1861年颁发了大西洋西岸的第一个哲学博士学位（Ph.D.）；到1900年已发展到每年颁发超过三百个博士学位的规模。[313]
遵循德国模式的代价就是与英式大学系统的彻底决裂。在许多大学，学生宿舍和集体食堂被一并取消了。哈佛在19世纪80年代对德国模式的沿袭已经到了盲从的地步，以至于学生不再需要到堂听讲——只有考试的表现才是决定成绩的标准。这一切终于起了反作用。芝加哥大学首先于1900年“冒整个美国中西部之大不韪，不惜被看作中世纪的英式专制学校”而建造了七幢学生宿舍。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很快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哈佛也在20世纪20年代按照英式房屋模型重组了校园。[314]
由于美国的大学已成为思想的温床，孕育出本书后面章节将要讨论的许多内容，所以美国大学的历史也与其自身息息相关。但确定哈佛、芝加哥、耶鲁以及美国其他高等学府之核心思想的斗争也与另一方面有着紧密联系。德国和英国教育模式的融合既是明智之举，也是美国大学在面临20世纪之初的形势时做出的务实响应。实用主义在美国是一套非常强大的思想体系。美国并没有沉溺于欧洲的教条或思想观念。它有着自己的“开拓性思想”：它拥有并把握了自己的机会，甄选并吸取旧世界中的精华，同时去其糟粕。值得注意的是，由此产生的部分成果，即本章所考量的事物，从摩天大楼、垃圾箱画派的绘画、飞行到电影，都与20世纪初的唯美主义、精神分析、生命力、抽象主义、激进的实践发展和对于不断进化的世界的直接而冷静的实用反应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