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罗素和怀特海已然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即大多数的数学（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可能来源于一些在逻辑上相互关联的公理。这种对数理逻辑的推动作用可能是他们最重要的遗产，因为它鼓舞着艾伦·图灵和约翰·冯·诺伊曼等数学家，于20世纪30和40年代早期对计算机做出了初步的构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素和怀特海堪称计算机软件的鼻祖。[443]
1905年，在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上，伦敦大学学院生理学教授E. H.斯塔林将一个新词汇引进了医学术语之中，而这个新词将彻底改变人们对自己身体的思考方式。这个词就是激素（hormone）。在当时，医学界正对“信使物质”这一医学新分支趋之若鹜，而斯塔林教授正是其中一员。数十年来，医生们一直都在观察这些物质，无数实验业已证明，虽然身体的无管腺体（脖子前部的甲状腺、大脑基底部的垂体和下背部的肾上腺）自身能产生分泌液，却看不出它们为何能将这些分泌物运送到身体其他部位去。这其中的生理奥秘直到后来才变得清晰。例如在1855年，伦敦盖伊医院的托马斯·阿狄森发现，死于一种消耗性疾病（现名为“阿狄森氏病”）的患者其肾上腺要么功能不全，要么已遭破坏。[444]后来，法国人丹尼尔·维尔皮安发现，将染色碘或氯化铁注入肾上腺腺体时，其中央部位会染上特定的颜色。他的发现还表明，能够产生同样显色反应的物质也存在于从肾上腺流出的血液中。再后来的1890年，两名来自里斯本的医生将一个看起来非常野蛮的方法付诸实践，他们将羊甲状腺的一半腺体埋入了一位甲状腺功能不良的女性患者的皮下。他们发现她的病情迅速得到了好转。读到这则来自里斯本的报道时，一位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英国医生乔治·穆雷注意到这位女患者的病情早在手术后的第二天就开始好转了，并认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连接移植腺体的血管还来不及再生。穆雷因此得出结论，腺体分泌的物质一定是被直接吸收而进入了患者的血液循环。通过将腺体碾碎制成溶液的方法，他发现对于甲状腺功能不全的患者来说，其效果与羊甲状腺的方法几乎旗鼓相当。[445]
这些证据表明，信使物质由身体的无管腺体所分泌。多家实验室，包括纽约和伦敦大学学院医学院的巴斯德研究所，都展开了对腺体提取物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实验由乔治·奥利弗和E. A.沙皮—谢弗于1895年在伦敦大学学院完成。在此期间，他们发现通过碾碎肾上腺提取出的“汁液”能够使血压升高。由于患有阿狄森氏病的患者大都同时患有低血压，因此该研究证实了肾上腺和心脏之间的联系。这种信使物质被命名为肾上腺素（adrenaline）。来自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约翰·阿贝尔是确定肾上腺素化学结构的第一人。他于1903年在《美国生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两页的文章，宣布了他的突破性发现。肾上腺素的化学结构出奇的简单，所以这篇论文也短小精悍。它仅仅包括为数不多的分子，每个分子仅由22个原子组成。[446]虽然人们理解肾上腺素的起效机理，以及明确对患者应用的正确剂量花去了一些时间，但肾上腺素的发现却并不算早。随着20世纪的推移，拜现代生活的压力所赐，越来越多的人成了心脏疾病和血压问题的易感人群。
20世纪之初，人类的健康仍然受制于“三大野蛮疾病”，这些疾病让发达世界失色不少，它们包括肺结核、酒精中毒和梅毒（syphilis）。多年以来各种疗法对于它们都束手无策。肺结核经常出现在戏剧和小说中。无论长幼贫富，都难以逃脱它带来的缓慢而绵延的死亡过程——这在《波希米亚人》、《死于威尼斯》和《魔山》中都得到了表现。安东·契诃夫、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弗朗茨·卡夫卡都死于这种疾病。酒精中毒和梅毒则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因为它们不单是需要治疗的疾病，更是充满了信仰冲突、态度冲突和谣言的争议焦点。它们造成的道德困扰与医学难题相比不遑多让。尤其是梅毒，就深陷在道德的迷宫之中。[447]
一个世纪之前，环绕梅毒的恐惧心理和道德上的否定态度彼此交织，以至于尽管梅毒问题愈演愈烈，人们却很少谈及此事。例如，在1906年10月号的《美国医学会期刊》上，一位作者撰文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公开探讨性病问题与私下寻求帮助相比，是对公共生活礼仪的更大违背。”[448]同年，《妇女杂志》的编辑爱德华·博克在其杂志上登载了一系列关于性病的文章，导致该杂志的发行量在一夜之间就锐减了75000本。牙医有时候也被指责为性病的传播途径，还有人认为理发师的剃刀，甚至乳母也难辞其咎。有些人认为性病来自新发现的美洲大陆；而在法国，一支强大的反教权组织则将矛头直指“圣水”。[449]普遍的卖淫并未促使人们跟踪性病的传播，而《维多利亚医学伦理》也助纣为虐，禁止医生向患者的未婚妻透露患者的病情，除非患者本人同意这么做。最关键的是，没有人知道梅毒是否具有遗传性或先天性。关于梅毒的警告，有时近乎歇斯底里。1901年一本名为《维纳斯》的“生理小说”问世，同年问世的还有知名剧作家尤金·白里欧的剧作《腐朽者》。[450]每天晚上，在巴黎安托万剧院的大幕拉开之前，舞台经理都要这样向观众致辞：“女士们，先生们，本剧的作家和导演很高兴地告诉您，本剧是关于梅毒和婚姻之间关系的研究。它不涉及任何丑闻的缘由，没有令人不悦的场面，也不包含任何下流的字眼。如果我们都承认，女性完全没必要为了所谓的贞洁纯良而走上愚昧无知的道路，那么我们所有人都能够理解这部剧的含义。”[451]尽管如此，《腐朽者》还是很快便遭到查禁，这也引起众多医学期刊纷纷在社论中表示惊愕和不解，并为这部剧鸣冤叫屈，质疑为何那些在整个巴黎大大小小的咖啡音乐会中公然上演的下流小品“完全没有受到处罚”。[452]
继1899年第一次国际预防梅毒和性病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之后，阿尔弗雷德·富尼耶（Alfred Fournier）医生开展了对梅毒的医学研究。他通过流行病学和统计学技术强调了一个业已显明的事实：梅毒并不只感染风月女子，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在其魔掌之下，其中女性较男性更早感染。而在那些因出身贫寒而被迫卖淫的妇女中，梅毒已经到了“肆虐”的地步。由于富尼耶医生的工作，关于梅毒研究的专门期刊得以创立，而这为梅毒的临床研究铺平了道路，进而在不久以后就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1905年3月3日，柏林的动物学家弗里茨·绍丁（Fritz Schaudinn）在一份梅毒患者的血样中通过显微镜观察到了“一种极其微小的螺旋体，具有活动性，非常难以研究”。一个星期以后，绍丁和细菌学家埃里克·阿希尔·霍夫曼（Eric Achille Hoffmann）在一位患者身体各处采集的样本中都发现了同样的螺旋体，这位患者后来出现了玫瑰疹的症状，而这种紫色斑块正是梅毒患者的典型皮损症状。[453]这种螺旋体非常难研究，因为它太过微小，但它确实是导致梅毒的微生物。它被命名为苍白（颜色苍白）密螺旋体（形似扭曲螺纹）。1906年，超显微镜的发明意味着与绍丁的预见相比，用这种螺旋体进行实验变得更容易了，而在当年年底之前，奥古斯特·瓦色曼就开展了一种特异性的诊断染色实验。这意味着梅毒现在已经可以被及早发现，这对于防止其蔓延大有裨益。但患者仍然需要有效的治疗方法。[454]
发现这种治疗方法的人正是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1854—1915）。埃尔利希出生在上西里西亚的斯特雷伦，他对传染性疾病曾有过切身体验：身为年轻医生的他在研究结核病时不幸被感染，并被迫在埃及静养。[455]正如科学研究中经常发生的一样，埃尔利希的最初贡献是从日常观察中推演而出的。他指出，与不同疾病相关的杆菌陆续得到发现，受到它们感染的细胞也对染色技术呈现不同的反应。显然，这些细胞的生化机理已经受到了感染它们的细菌的影响。正是这种推论带给了埃尔利希关于抗毒素（他将其称为“魔术子弹”，这是一种机体分泌用以对抗病原体入侵的特殊物质）的灵感。做出这种发现的埃尔利希实际上已经洞悉了抗生素和人体免疫反应的原理所在。[456]他进一步发现了通过接种能够应用于患者身上的抗毒素。除了治疗梅毒，他还在结核病和白喉等方面继续研究，并于1908年因其在免疫学领域的贡献荣获诺贝尔奖。[457]
到了1907年，埃尔利希已生产出不下606种用来对抗各种疾病的“魔术子弹”。它们中的大多数并不神奇，但“制剂606”（“Preparation 606”，埃尔利希实验室里的叫法）最终在治疗梅毒上起了神效。它是一种砷盐，虽然砷有严重的毒副作用，它却是治疗梅毒的传统疗法，医生们也曾在一段时间内不停尝试不同的砷基化合物。埃尔利希的助手被委以“制剂606”的疗效评估工作，他报告说它对感染梅毒的动物没有丝毫效果，“制剂606”因此被放弃了。不久之后，这位研究制剂606的助手，同时也是一位相对年轻却受过良好培训的医生，被实验室解雇了。1909年春天，埃尔利希的一位日本同行，来自东京的北里柴三郎教授派了一名学生到欧洲与埃尔利希共事。这位秦佐八郎（Sachachiro Hata）博士对梅毒怀有浓厚兴趣并对埃尔利希的“魔术子弹”非常熟悉。[458]虽然埃尔利希此时已经从“制剂606”转向了别的研究方向，但他还是让秦佐再次试验这种盐的效果。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前助手给出的结论在两年后仍然让他不快吗？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秦佐用来试验的物质是已经经过研究并遭到放弃的。几个星期后，他向埃尔利希展示了自己的实验记录本，他说：“这只是初步试验，只是初步的概览。”[459]
埃尔利希翻阅着实验记录并频频点头。“非常好……非常好。”然后他看到了秦佐几天前刚完成的最后一批实验。他用带着一丝惊喜的声音大声读出了秦佐所写的内容：“认为606非常有效。”埃尔利希眉头一皱，抬起头来。“不对，肯定不对吧？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R博士已经详细地试验过了，他认为无效！”
秦佐眼睛一眨不眨。“我认为有效。”
埃尔利希思考了一会儿。作为北里教授的学生，秦佐不会千里迢迢从日本跑来，就为了在他的实验结果里造假。然后埃尔利希想起了R博士正是由于没有坚持严格的科学实践才被解雇。难道说，R博士的粗心导致他们错过了重要的发现？埃尔利希马上转向秦佐并要求他尽快重复实验。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埃尔利希一向凌乱的研究所更是被关于秦佐实验结果的文件堵得水泄不通，其中包括条形图、数据表格和图表等，但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那些用于实验的鸡、小鼠和兔子的照片，它们开始都被人为感染了梅毒，在接受“制剂606”治疗后都呈现出逐渐康复的状态。这些照片并没有造假，但出于安全的考虑，埃尔利希和秦佐在当年晚些时候将“制剂606”送往了其他几个实验室，以观察不同的研究者能否得到相同的实验结果。一箱箱魔术子弹被送到了位于圣彼得堡、西西里岛和马格德堡的同行手中。1910年4月19日，埃尔利希在威斯巴登举行的内科医学大会上首次发表了研究成果的论文，不过那时他的研究已经又前进了关键性的一大步。他告诉大会，1909年10月，24名人类梅毒患者已经被“制剂606”成功治愈。埃尔利希将他的魔术子弹命名为洒尔佛散（Salvarsen），其化学名为砷凡纳明。[460]
洒尔佛散的发现不仅是一项极为重大的医学突破，它还导致了社会变革的发生，而这种变革将在未来几年里从多个方面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例如，我们还没有充分探讨的梅毒和精神分析之间的联系。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20世纪之初，梅毒所导致的围绕着不正当性行为的恐惧和内疚心理远比现在强烈得多，这也为弗洛伊德学说提供了茁壮成长的温床。弗洛伊德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他在1905年发表的《性学三论》中写道：“在我所治疗过的重度歇斯底里和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等病患中，我观察，半数以上的患者的父亲在婚前就已确诊患有梅毒并曾尝试过治疗……我必须清楚地指出，这些日后患有神经疾患的孩子并不具有任何遗传性梅毒的体征……虽然我还完全不能断言患有梅毒的父母会给后代遗传神经疾病，但我相信我所观察到的这些巧合，既非偶然，也不是无足轻重的。”[461]
在以后的岁月里，这段话似乎已经被遗忘，但它非常重要。没有患病的人对梅毒怀有的长期恐惧，加上梅毒患者怀有的长期内疚，这在20世纪初的西方世界促成了一幅心理学景观，并很快孕育了被称为深层心理学的学科。细菌、螺旋体和杆菌的概念与电子和原子并非迥异，因为基本粒子虽不是病原体，却也无法通过肉眼观察。总之，自然隐秘的一面让精神分析的无意识概念变得易于接受。19世纪科学所取得的进展，加上宗教的衰微，共同造就了符合大众需求的“科学神秘主义”氛围。这是科学主义达到极盛的时期。在其中，梅毒也发挥了作用。
我们当然全无必要将所有科学家和他们的理论归入同一个模子里去。然而，不难发现的是，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其中大多数人物身上都有体现：罗素可能是个例外，但其他每个人都相当孤独。爱因斯坦、卢瑟福、埃尔利希和贝克兰等人在其职业生涯早期都是默默地埋头耕耘，而不是在格林斯坦咖啡馆和红磨坊里与人谈笑风生。真正重要的是通过会议或是专业期刊，将他们的工作成果传达给民众。这就是（并且将一直是）科学“文化”与艺术领域之间的显著区别，而这也很可能促成了几十年来许多人对科学怀有的敌意。科学的自给自足、科学家的心无旁骛和科学本身令人难以企及的复杂程度使得它不像艺术那样平易近人。在艺术领域，虽然先锋派的理念仍有争议，却也逐渐为人熟知并稳定下来：凡是先锋派在这一年推崇的东西，布尔乔亚（资产阶级）都会在下一年买下来。但新的科学观点受到的待遇却大相径庭；只有极少数布尔乔亚能够完全理解科学的每个细枝末节。硬科学和后来的怪诞科学，其硬和/或怪诞的方式也与艺术不尽相同。
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科学的难以理解其实无关紧要，或者说并不十分要紧，因为作为严肃科学产物的技术是切实有用的，这也反过来巩固了物理学、医学甚至数学的权威地位。我们将会看到，硬科学发展使得20世纪思想生活的两大不同流派更加泾渭分明。科学家继续辛勤地耕耘，为实证主义问题找寻更多和更根本的答案。艺术和人文科学则通过它们力所能及的方式，对这些基本发现做出回应。但赤裸而尴尬的事实却是，这样的交流几乎完全是单向的。科学为艺术提供信息，反之则不成立。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时，这已经是明确的事实。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科学是否能形成一种特殊的知识，能否比其他知识拥有更为稳固的基础，这一命题将成为哲学需要回答的当务之急。
7 血之阶梯
1909年5月31日星期一的上午，在离纽约阿斯特广场不远的慈善组织会社大楼的演讲厅里，三个经过防腐处理的大脑正放在木架上进行展示。一个是猿脑，一个是白人的大脑，还有一个是黑人的大脑。这些大脑是康奈尔大学神经学家伯特·怀尔德博士所作演讲的主题。怀尔德教授展示了各种各样的图表和照片，就“所谓的黑人大脑前额叶缺陷”的刻板印象报告了相关的测量结果。结束后，他再次向台下来自不同种族的观众保证，最新的科学研究并没有发现白人和黑人的大脑之间存在任何差异。[462]这次演讲举行的时间（虽然看似年代久远，其内容却非常现代）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历史意义。此时正值为期三天的“全美黑人大会”开幕日的上午，而此次大会是为建立一个致力于维护美国黑人民权的常设组织所迈出的第一步。举办这次大会的想法源自白人社会工作者玛丽·奥文顿，她为此付出了近两年的心血。此前她曾读到过一则威廉·沃林撰写的报道，描述了1908年夏天摧毁了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市的种族骚乱，从那时起，召开这次大会的念头就萦绕在她的心头。斯普林菲尔德市在当年8月14日晚上爆发的骚乱标志着美国的种族问题已不再局限于南方。正如沃林所写的，不再是“桃红色幕布后面上演的一出原始而血腥的剧目”。暴乱的导火线是一起指控，一位体面的黑人被控涉嫌强奸一名白人女子，后者是一名铁路工人的妻子。（铁路在当时是一个敏感领域。一些南方州设有“吉姆·克劳”车厢：一旦来自北方的列车进入州界，黑人将被强行从不分种族的车厢集中到黑人的专门车厢。）随着当晚涉嫌强奸的消息散布开来，两宗私刑、六宗枪击命案、八十人受伤、超过二十万美元的损失等接踵而至。在国民警卫队恢复秩序之前，两千名非裔美国人逃离了斯普林菲尔德市。[463]
威廉·沃林关于这次暴乱的文章《北方的种族战争》并没有在暴乱发生后三周内登上《独立报》的版面。但当它问世时，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一则普通的公正客观的报道。虽然沃林将这次暴乱及其直接起因巨细靡遗地付诸文字，但真正感动玛丽·奥文顿的却是他字里行间的满腔热情。他表明了自南北战争以来，白人对待黑人态度的依然如故；他揭露了南方各州一些州长的顽固不化，并试图为种族问题朝北方蔓延的原因作出解答。沃林的文章让玛丽·奥文顿感到震惊。她联系了他，并提议他们携手建立某种形式的组织。他们召集了其他对黑人心怀同情的白人并开始在沃林的公寓集会。随着团体逐渐壮大，集会地点改到了东十九街的自由俱乐部。当他们在1909年5月一个温暖的日子召开第一次全美黑人大会时，出席人数刚刚过千，其中黑人占绝对少数。
上午的科学议程结束后，黑人和白人与会代表都来到附近的联合广场酒店共进午餐，“以加深彼此间的了解”。虽然南北战争距离当时已有近半个世纪之遥，但即便是在北方的大城市，黑人和白人同桌进餐仍是非同寻常的，所以出席者都冒着被嘲弄，甚至更糟对待的风险。不过，那一次的午餐进行得很顺利，时长也恰到好处。餐后，代表们步行回到会议中心继续议程。当天下午，主讲人是少数黑人代表中的一员，一位来自菲斯克和哈佛大学的小个子学者。他留着胡子，态度孤傲。他的名字叫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
许多人（尤其是针对他的批评家）常常将W. E. B.杜波依斯描述成一个傲慢、冷漠和目空一切的人。[464]当天下午他的表现确实名副其实，但这并不重要。对于许多白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面对面地认识到杜波依斯一个更为关键的特点：他的非凡才智。他并没有明确地自我夸耀，但在他的讲话中，他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当天上午讲座的主题（白人是否比黑人更聪明）只是一个次要问题。他熟练地运用着学术文章的措辞，他赞赏白人对黑人的住房、就业、健康和道德状况的关切，但他们“错把结果当成了原因”。而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他说，即黑人已经牺牲了自己的自尊，因为他们没能拥有选举权，而没有选举权就意味着“新奴隶制”可能永远不会被废除。他提出了一个简单但非常重要的信息：经济力量（及因此带来的自我实现）只有在黑人的政治力量得到确立的前提下才会到来。[465]
1909年时的杜波依斯已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公共演说家；他对细节和情绪的掌控已臻化境。但在全美黑人大会召开的时候，他个人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身处从学者向政治家和活动家的转型途中。杜波依斯弃文从政的原因颇具启发性。美国南北战争后，重建运动已经在南方生根发芽，目的就是要让奴隶制卷土重来，即使不能在法律上，也要在实际上重建曾经倡导种族隔离的南方邦联。甚至到了19、20世纪之交，有些州仍想要剥夺黑人的公民权，而在北方，很多白人也将黑人视为劣等民族。自南北战争以来，黑人的境遇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实际上反而倒退了。第一位重要的黑人领袖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曾是阿拉巴马州的一名奴隶）的理论和实践也没能有效改善这样的状况。他认为种族关系的最佳形式是与白人和解，并相信黑人境遇的改变终将到来，而其他任何方式都有可能导致白人对黑人的对抗情绪。因此，华盛顿宣扬的观点是黑人“应当是一种劳动力，而非政治力量”。基于此观点，他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附近创立了塔斯克基学院（Tuskegee Institute），致力于向黑人提供主要适用于南方种植园的工业化技能培训。白人发现这种思想着实具有很强的安抚效果，于是向塔斯克基学院注入巨资，而华盛顿的声誉和影响力也水涨船高，以至于在20世纪初的若干年中，几乎所有对黑人的联邦职务委任都由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白宫征求了华盛顿的意见之后才予以执行。[466]
华盛顿和杜波依斯在各方面都有着天渊之别。杜波依斯生于1868年，此时南北战争已结束三年。作为北方黑人的后代，他还带有一些法国和荷兰的血统、他在马萨诸塞州的大巴林顿长大，那里有着被他称为“孩子的天堂”的丘陵和河流。在学校他聪慧过人，直到一12岁时才第次遭受歧视。当时一个同学拒绝和他交换名片，如他所说，他感到被“巨大的罩子”孤立了。[467]在某些方面，那个罩子从没被解除。但杜波依斯的天才足以让他在大巴林顿学校的白人学生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菲斯克大学的奖学金。菲斯克大学是南北战争后由美国传教士协会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创办的一所黑人大学。从菲斯克毕业后他进入哈佛大学深造，师从威廉·詹姆斯和乔治·桑塔亚那研读社会学。毕业之初，他在找工作时遇到了困难，但在一段时间的教学工作之后，他被邀请到费城的黑人贫民区开展一项社会学研究。这正是他职业生涯起步阶段最亟须的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杜波依斯完成了一系列社会调查：《费城黑人》、《商界黑人》、《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美国黑人间的经济合作》、《黑人工匠》、《黑人教会》，等等，以及最后，在一1903年春天完成的《黑人的灵魂》。美国第份黑人报纸的老板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同时也是一位歌剧作曲家兼律师，他是南北战争前一位自由人的儿子。他认为这本书在美国黑人中产生的巨大影响是“自《汤姆叔叔的小屋》以来这个国家出版的任何其他书籍都无法企及的”。[468]《黑人的灵魂》（Souls of Black Folk）总结了杜波依斯近十年来的社会学研究和思考。它不仅证实了美国黑人被蚕食的投票权和逐渐增长的幻灭情绪，更毋庸置疑地证明种族歧视在住房、健康和就业等方面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影响。他的调查传达出的讯息旗帜鲜明，呈现出整体上日益恶化的局面，这让杜波依斯确信，布克·T.华盛顿的思想实际上弊大于利。因此在《黑人的灵魂》中，杜波依斯对华盛顿的思想进行了攻击。他这样做冒了巨大的风险，而这两位领袖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急转直下。他俩的争端由于双方力量的悬殊而显得更加突出：华盛顿大权在握、腰缠万贯，还有对他言听计从的罗斯福总统。但杜波依斯倚仗的是聪明才智和研究证据，这些都为他树立了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即美国黑人中将成为未来种族领导者的“十分之一的才俊”必须将高等教育视为自己的奋斗目标。[469]这样的思想对白人具有威胁性，但杜波依斯完全不接受华盛顿“拘拘儒儒”的做法。他认为，只有对白人施加压力才能让他们发生改变。
有一段时间，杜波依斯认为提出反对白人的理由要比和自己的同胞斗争更为要紧。但这一想法在1905年7月发生了改变。当时随着敌对阵营间的对抗情绪日益高涨，他和其他二十九人在安大略省的伊利堡秘密集会，组织了日后闻名的“尼亚加拉运动”（“Niagara movement”）。[470]“尼亚加拉运动”是首个公开的黑人抗议运动，比华盛顿构想过的任何方案都更具攻击性。其目的是要组建一个具有资金支持的、为黑人的公民权及其他合法权利做斗争的全国性机构。其下属的委员会涵盖健康、教育、经济、媒体和公众意见等方面，还包括一个反私刑基金会。而当华盛顿听说这一切时，他被激怒了。“尼亚加拉运动”站在了他所有主张的对立面，因此从那时起，他就决心要搞垮它。华盛顿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他不仅有自己的宣传技巧，还将这场为了黑人灵魂的战斗定义为黑人“负责任的领导者”与“落魄者”（即参加抗议者）之间的斗争。华盛顿的运动吓跑了“尼亚加拉运动”的白人支持者，这个组织的成员数量也从没达到过四位数。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一次奇妙的巧合，现在已经没人记得“尼亚加拉运动”了。1908年9月2日，该运动在俄亥俄州奥柏林的最后一场年会因只有二十九人参加而被迫休会。前景一片黯淡，不久前发生在斯普林菲尔德的骚乱也没有什么帮助。但是就在第二天，威廉·沃林关于种族暴乱的文章在《独立报》发表，玛丽·奥文顿接过了运动的火炬。[471]
在以关于黑人和白人的大脑几乎没有差异的讲座勉强拉开序幕之后，奥文顿和沃林组织的这次大会并没有以失败告终，结局恰恰相反。第一次全美黑人大会（NNC）选举产生了“四十人委员会”，也称“全美黑人促进委员会”。虽然它主要由白人组成，但该委员会选择与布克·T.华盛顿分道扬镳。也是从那时起，华盛顿的影响力开始减弱。在开始的一年里，NNC的活动主要涉及行政和组织：寻求资金支持和建立全国性的组织架构。到1910年5月重新聚首之时，他们已经为有组织地对抗种族歧视做好了准备。[472]
但在此之前，情况却不容乐观。私刑致死案仍然以平均每年92起的数量发生着。罗斯福总统曾经作秀给少数黑人委以联邦职位，但1909年就任总统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关紧了水龙头”，他坚持认为自己不能像前任总统一样，因为“任命不合适的黑人”而疏远了南方各州。[473]因此，“剥夺黑人权利及其对黑人的影响”这一杜波依斯的主要研究内容成为第二次黑人大会的主题也就顺理成章。斗争和论战都指向了白人。为此，会议通过了一份由“预备组织委员会”制定的报告，决定成立“全国百人委员会”以及一个由三十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其中十五人来自纽约，另外十五人由其他州遴选。[474]最重要的是，筹得的资金已经足够支持五名全职人员的开销：一名全国主席、一名执行委员会主席、一名财务主管及其助手，以及一名出版和研究主任。除了W. E. B.杜波依斯以外，所有这些职员都是白人。[475]
在第二次大会上，代表们对组织名称里的“Negro”（黑人）一词表达了不满，认为他们的组织应当代表所有有色人种开展运动。因此，组织的名称发生了变更，从“全美黑人大会”变成了“全美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476]该协会的确切形式和方法主要归功于杜波依斯。这位孤傲的黑人知识分子泰然独立，不仅对美利坚民族，也对全世界产生着影响。
杜波依斯选择忽略了与美国种族问题相关的生物学争论，这样做有着充分的实际性和策略性依据。但这并不意味着白人比黑人更加高等的生物学阶梯思想就会自然消亡：社会达尔文主义仍在繁荣兴旺。这种思想的鼎盛在1903年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世界博览会上展露无遗，并持续了六个月之久。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是新大陆所见证过的最雄心勃勃的知识分子聚会。事实上，它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博览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477]
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的前身是路易斯安那购地展览会，用以纪念杰斐逊总统于1803年从法国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州一百周年。这次购地行动开发了密西西比河流域，并使得内陆港口城市圣路易斯一跃成为纽约、芝加哥和费城之后，美国人口数量第四的城市。这次展会堪称雅俗共赏。例如，当年9月下旬国际艺术与科学大会在此召开。（它被形容为“科学天才的群英会”，虽然文艺人才也同样济济一堂。）与会者包括行为主义的创始人约翰·B.沃森、普林斯顿大学的新任校长伍德罗·威尔逊、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历史学家詹姆斯·布赖斯、经济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和昂利·庞加莱以及遗传学家胡戈·德弗里斯和T. H.摩根。此外虽然弗洛伊德、普朗克和弗雷格本人未能亲临现场，但是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得到了探讨。当然对于一些人来说，也许更值得注意的是拉格泰姆之王斯科特·乔普林的到场，以及为展会特地发明的蛋卷冰激淋。[478]
博览会上还有一场“人类发展”的展览。该展览本打算展示“西方（即欧洲）”各种族所取得的成功，后来却演变为有史以来世界最大规模的非西方民族的集中展示：包括北极的因纽特人、南极圈附近的巴塔哥尼亚人、南非的祖鲁人、人称“进化史上缺失的一环”的菲律宾尼格利陀人以及超过五十一个不同部落的印第安人。这些“展品”每日都全天展出，而参加博览会的白人并不觉得这样的展览有任何侮辱意味或政治错误。然而，这种恶趣味（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并没有就此打住。由于世界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圣路易斯也被选定作为1904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借此东风，一场美其名曰“人类学日”的另类“运动会”在博览会上粉墨登场。在这里，民族大展览的所有成员都必须在一场由白人组织的竞赛中互相竞争，因为主办方似乎认为这不失为展示人类各种族具有不同“适应性”的一种方式。结果一位克劳族印第安人拿下了一英里跑冠军，苏族印第安人在跳高项目折桂，而来自菲律宾的摩洛人获得了标枪比赛的冠军。[479]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在美国荼毒尤甚。1907年，印第安纳州出台了针对在押强奸犯和智障人士实施绝育手术的法规。无独有偶，类似思想的温和版本也已在别处生根发芽。1912年，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优生学大会（International Eugenics Conference）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政府在生育领域采取力度更大的干预措施。但这对法国人夏尔·里歇（Charles Richet）来说还远远不够，他在《人类的选择》（1912）一书中公开主张杀死所有携带遗传缺陷的新生儿。对于年龄超过婴儿期的遗传病患者，里歇认为阉割是最好的对策。但舆论的大惊失色让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转而主张禁止具有一系列“缺陷”的患者进行婚配，包括结核病患者、佝偻病患者、癫痫患者、梅毒患者（他显然没听说过洒尔佛散）、“太矮或太孱弱的人”、罪犯以及“不会读、写或计算的人”。[480]达尔文的儿子伦纳德·达尔文（Leonard Darwin）少校于1911至1928年间担任英国优生教育学会会长。他虽不至于如此激进，但主张鼓励“优等”民族尽量生育，而“劣等”民族则应减少生育。[481]在美国，直到20世纪20年代，优生学仍然是一项强大的社会运动，而印第安人绝育法直到1931年才被废除。在英国，优生教育学会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仍在活跃。而德国的情况则独立而特殊。
保罗·埃尔利希没有让当时这些盛行的社会观点影响到自己对梅毒的研究，许多遗传学家却不敢这么说。在这一历史主题的早期阶段，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对城市中不断增长的酗酒、疾病和犯罪忧心忡忡。他们将这些现象理解为人种的退化，并因此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公开支持过优生学会及其工作。美国遗传学家查尔斯·B.达文波特（Charles B. Davenport）发表了一篇至今仍被引用的经典论文，证明亨廷顿氏舞蹈病这种渐进性的神经紊乱是通过孟德尔显性性状进行遗传的。他是正确的。然而，几乎与此同时，他呼吁实行优生绝育法，之后又号召美国在种族和其他生物/遗传依据方面对移民进行限制。这让他的研究方向误入歧途，以至于他后来试图证明对暴力倾向是单一显性基因的结果。我们不能这样“强迫”科学。[482]
另一位一度投身优生学运动的遗传学家是T.H.摩根（T. H. Morgan）。自胡戈·德弗里斯在1900年复刻孟德尔的发现之后，遗传学领域的下一项重大进展将由他和同事发现。在美国优生学会成立的同年（1910年），摩根发表了（黑腹）果蝇实验的第一批结果。这听上去可能没什么了不起，但果蝇生物学构造的简单和繁殖的快速意味着：得益于摩根的研究，果蝇在未来将成为遗传学研究的主要工具。摩根位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蝇巢”（fly room）因此名声大振。[483]自德弗里斯于1900年复刻孟德尔定律以来，遗传的基本机制已经经过了多次证实。但是，孟德尔和德弗里斯都是通过统计学方法，围绕其子代3∶1的变异比例进行研究。这个比例被证实的次数越多，就有越多的人意识到孟德尔和德弗里斯确立的遗传机制必然拥有相应的物理学、生物学和细胞学基础。五十多年来，生物学家一直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分裂的特定行为。他们看到细胞核由许多微小的线状体组成，然后在分裂的过程中分离开来。早在1882年，沃尔特·弗莱明就曾记录，如果通过染料进行染色，这些线状体将呈现比其他细胞成分更深的颜色。[484]这种反应引发了推测，即线状体是由名为“染色质”的特殊物质组成，因为它使线状体着色了。这些线状体很快就被称为染色体（chromosomes），但直到九年后的1891年，才由H.亨金做出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察，即在无翅红蝽的减数分裂（细胞分裂的一种形式）过程中，半数精子获得十一条染色体，而另一半精子不仅获得了同样的十一条染色体，还获得了一个额外的、染色反应强烈的小体。亨金也不能肯定这个额外的小体是不是一条染色体，所以他干脆把它称为“X”。他从没想过这个一半精子含有而另一半缺乏的“X小体”（X body）可能决定着昆虫的性别，但这一结论很快由其他人得出。[485]继亨金的观察之后，人们证实了同样的染色体以相同形态出现在连续的子代之中，沃尔特·萨顿也于1902年表明在细胞分裂过程中，相似的染色体聚集到一起，然后分开。换句话说，染色体完全按照孟德尔定律行事。[486]然而，这只是推论性的（间接）证据。1908年，T. H.摩根着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动物繁育计划，旨在让这一问题水落石出。起初，他试验了大鼠和小鼠，但它们的世代时间过长，也经常患病。于是，他开始使用常见的果蝇，即黑腹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这种微小的生物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和人类的关系也不是非常密切，但它有着实实在在的优点：生活方式简便。“首先它能在牛奶瓶里茁壮成长，很少得病，而且每隔几个星期就能顺利地繁殖出新的一代。”[487]果蝇不像大多数哺乳动物那样具有二十多对染色体，它们只有四对。这也简化了实验过程。
果蝇可能只是一种平凡无奇的生物，但在科学性上它是完美的，尤其是在摩根于数千只正常的红眼果蝇中注意到一只突然出现的白眼雄果蝇之后。这一突变值得一探究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摩根团队在位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里让成千上万的果蝇进行交配（这也是“蝇巢”之名的由来）。大量的实验结果帮助摩根断定，突变是稳步在果蝇种群中形成的。到了1912年，他们已经发现了超过二十种隐性突变，其中包括被他们称为“残翅”的性状和另一种导致“黄色蝇身”的性状。但他们的发现还不限于此。这些突变都只发生在单一性别，要么雄性，要么雌性，从来没有同时影响过两种性别。突变总是伴性遗传的。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因为它支持了颗粒遗传的观点。而雌雄果蝇细胞之间唯一的物理差异就在于“X小体”。因此，接下来的观点就水到渠成：X小体是染色体，它决定着成年果蝇的性别，而“蝇巢”中观察到的各种突变都是由这种染色体携带的。[488]
早在1910年7月，摩根就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果蝇的论文，但他的整个理论体系是在1915年的《孟德尔遗传机制》一书中完整阐述的，该书也是第一部公开阐述“基因”概念的著作。[489]对于摩根和他的同事们来说，基因可以理解为“染色体的某一特殊区段，该区段能通过确切的方式影响生长并借此决定成年有机体的某项特定性状”。摩根认为，基因能够进行自我复制，并从亲代原封不动地传给子代。而突变是新基因及由此而来的新性状可能产生的唯一途径。最重要的是，突变是随机的、偶然的过程，不会由于生物体的需要而受到任何影响。按照这样的说法，获得性性状的遗传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摩根的基本思想。它促进了其他地方（尤其是在美国各地）大量实验室研究的开展。但在其他历史悠久的研究领域（如古生物学），科学家还不愿放弃非孟德尔思想，甚至在20世纪40年代还形成了现代综合进化论等非达尔文主义的思想（见下文第20章）。[490]当然基因和性状的决定关系也有复杂的情况存在。例如，摩根承认，单一的成体性状可以由一个以上的基因控制，而与此同时，单一的基因也可能影响多个性状。同样重要的是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因为相邻的基因有时也能修饰其表达效果。
遗传学在十五年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样的进步不仅是经验上的，也是哲学意义上的。在某种意义上，基因相较电子或原子来说是一种更有影响力的基本粒子，因为它与人类的联系远比粒子更为直接。具有偶然和不可控特性的突变是“自然选择的中立控制之下”进化的唯一机制，这在批评者（哲学家和宗教权威）看来，只是平庸之辈无望的自我欺骗，毫无意义；甚至它只是在宗教统治世界时人类从所处的天堂向下堕落的又一个最低点。在大多数情况下，摩根没有涉足这些哲学辩论。作为一名经验主义者，他意识到遗传学比大多数优生学家所认为的更加复杂，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狂热分子所青睐的粗鲁控制技术并不能实现任何目标。于是大约在1914年，他摒弃了优生学运动。他也意识到最近的人类学研究成果没有支持种族生物学家眼中理所当然的观点，最明显的是他一位同事的研究。这位同事的办公室位于第七十九街和中央公园西大道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离纽约上西区的哥伦比亚大学只有几个街区。我们将看到，这个人的意见和论证会和摩根一样影响深远。
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于1858年出生在德国西北部小城明登。他原本是一位物理学家和地理学家，后来出于对爱斯基摩人的兴趣成了一位人类学家。他移居美国并向《科学》杂志投稿，后来又担任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博厄斯个头不高，头发乌黑，前额高耸，待人和蔼。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研究了数个美国原住民群体，调查了北太平洋沿岸印第安人的艺术和温哥华附近的夸扣特尔印第安人的秘密社会。赶着当时盛行的颅骨测量学的潮流，他也对儿童的发育产生了兴趣并制定了一系列被他称为“头颅指数”的物理测量方法。[491]博厄斯的涉猎广泛和不知疲倦使他声名鹊起。他和《金枝》的作者詹姆斯·弗雷泽爵士一道，为将人类学建成受人景仰的研究领域贡献了力量。因此他也被委以任务，帮助1900年美国人口普查小组记录原住民的人口，并应美国参议院迪林厄姆委员会的要求开展研究。该研究报告发表于1910年，而它的诞生源于政治家对优生学种种不成熟的忧虑：美国正在吸引过多属于“错类”的移民；民族“大熔炉”的做法不可能一直有效；而移民的后代出于种族、文化或智力的原因也许不能或不愿被同化。[492]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也不是一个罕见的观点，但以我们现在的角度考虑，1910年时这些限制主义者的某些特定担忧是非常奇怪的。他们的忧虑集中在移民的体貌特征等方面，尤其认为他们是“退化”的族群。博厄斯被要求对一组移民家长和孩子的样本进行计量生物学评估，这在当时已经是无礼的举动，假如放在今天必然是非常可耻的。随着新的遗传科学开始大行其道，许多人深信体型是完全由遗传决定的。博厄斯的研究表明，移民的同化速度实际上非常快，几乎不用一代，或者最多两代就能与当地人在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方面打成一片。博厄斯本人就是移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艰苦而漫长的迁徙之旅并没有对新移民造成多大的影响，他们希望能在新的国家里出人头地。大多数的移民渴望安定的生活和繁荣的未来。[4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