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希特勒在狼穴登上了专列，这列火车平时停放在经过伪装的铁路专线上。元首的专列在车头和车尾各有1节搭载四联装高射炮的平板车，还有2节装甲车厢，6节乘客车厢位于中间，整车涂装漆成深灰色。
希特勒的内心深处非常清楚，他此生永远不可能再回到东普鲁士了，但是为了在具体行为上不表露出这个想法，他命令防御工事的构筑工程继续进行。他的参谋部以及秘书特劳德·容格女士也“怀着略微忧郁的心情依依不舍地”[1]登上了火车。希特勒只用较大声的耳语说话，他很紧张，因为第二天在柏林有位专家要切除他声带上的息肉。希特勒向容格坦承他有可能失声，容格在她的书里写道：“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他的声音是他获得权力的重要手段；他的语言使人们陶醉其中并紧紧地追随着他的脚步。如果他不能再发表演说，那此后他怎样才能掌控人心呢？”[2]希特勒的随从已经乞求了几个星期，希望他能对全国人民发表演说：“我的元首，您必须再次对德国人民演讲。他们已经失去了信心，他们对您产生了怀疑，甚至有谣言宣称您已经死了。”
希特勒希望在天黑之后抵达柏林，他自己的说法是不想让人知道他在柏林，但他的随从知道希特勒其实是不愿意看到盟军轰炸后的惨状。当他们在格鲁讷瓦尔德车站下车，换乘汽车前往帝国总理府（Reichschancellery）时，容格写道：“车队行驶在还算保持完好的街道上。希特勒再次失去了目睹柏林城被重创后的真实面貌的机会，汽车的近光灯只能照见道路左右两侧的一堆堆瓦砾。”[3]
希特勒回到柏林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为了监督阿登进攻计划的筹备，9月的第二周里他还在狼穴卧床不起时就已经产生了这个想法，当时他得了黄疸病，所以无法参加形势汇报会。“希特勒整天都在思考，”约德尔大将回忆说，“我看见他独自躺在床上——通常他不喜欢除了副官之外的任何人看到他躺在床上——说出了他的设想。我在地图上粗略勾勒了一下，画出进攻的方向和规模，估算需要的兵力。”[4]
希特勒下定决心后从来不会妥协，戈林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拒绝了克赖珀上将要他劝说元首寻求政治解决方案的恳求。希特勒继续让自己相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之间的“非自然联盟”正处在崩溃的边缘，而且他考虑到与其在东西两线的防御战中逐步消耗，一场最后的大规模进攻的成功概率要高得多。“一直维持防御态势的话，我们就没有希望摆脱笼罩着我们的邪恶命运，”约德尔后来解释道，“这是绝望之举，但我们不得不冒任何风险。”[5]
在东线，一次集结了32个师的反击会被苏联红军庞大的兵力化解并遏制；在意大利战场，一场突如其来的胜利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局势；但在西线，希特勒相信2个装甲集团军冲向安特卫普会使西方盟军产生分裂，通过“另一次敦刻尔克”[6]迫使加拿大人甚至英国人退出战争。这也将消除他们对鲁尔工业区军工生产的威胁。
希特勒选择阿登地区作为突破口，是由于把守那里的美国军队实力薄弱，他显然想复制1940年德军在当地取得的成功。德军最大的优势在于艾费尔地区的德国一侧拥有广袤的森林，能为德军部队和坦克提供掩护，削弱盟军的空中优势。一切都取决于出其不意，并寄希望于盟军领导人不会做出迅速反应，希特勒假设艾森豪威尔会和政府首脑以及其他盟军指挥官商议推敲，这可能需要几天时间。
直到希特勒于9月16日在狼穴出人意料地宣布之前，只有约德尔知道元首的计划。从那时开始每个知道这项计划的人都签署了一份文件，他们被告知任何未经明确授权就透露该计划的人将会被处决。约德尔用他的小型参谋部[A1]根据希特勒的意愿来确定计划的细节，尽管凯特尔理论上掌管最高统帅部，但他并没有参与作战计划的制订，仅仅是为这次行动估算了燃料和弹药的分配量。还有伦德施泰特元帅，即便他身为西线德军总司令，却没有提前收到任何消息，这也是令他日后十分恼怒的原因，美军却坚持将这次行动称为“伦德施泰特攻势”，就好像这是他的计划一样。
10月22日，伦德施泰特的参谋长西格弗里德·韦斯特法尔（Siegfried Westphal）中将[A2]和莫德尔的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Hans Krebs）步兵上将被召唤到狼穴大本营。他们既害怕亚琛的陷落会引来希特勒滔滔不绝的责难，又担忧让最高统帅部调拨更多的师增援西线会被愤怒地拒绝，当忐忑不安的两人在进入会议室前被要求签署以生命为代价的保证书时，他们感到非常诧异。约德尔的副手向他俩展示了一份代号“守望莱茵”的秘密计划，这个称呼给人一种防御性作战的印象。在那个阶段还没有任何会在阿登发动攻势的暗示，仅仅是将部队调动到西线的亚琛附近，名义上是为了反击美军迫在眉睫的进攻。
吃完午饭之后，两位参谋长都参加了希特勒的日间形势汇报会，在总体形势简报结束后，一些军官被要求离开会议室，剩下大约15个人继续开会。希特勒开始讲话，他说西线提出需要援兵，考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里有130个德军师，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之所以没有派出增援部队，是因为他不愿意将更多的部队投入防御战，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他准备了一份奇袭安特卫普的计划。这次攻势将在列日以南发起，届时德国空军会投入2000架飞机进行支援，这个夸张的数字令在场的军官们觉得难以置信。
他希望攻势能在11月里发动，这个时间段里雾天很多，哪怕攻势需要该月的大部分时间来进行准备。主要的突破由许特根森林以南的第6装甲集团军进行，曼陀菲尔的第5装甲集团军将掩护它的左翼，同时第7集 团军将负责防御南方的巴顿第3集团军可能进行的反攻。韦斯特法尔在会后还有很多问题想问约德尔，但他发现后者“匆匆离去”[7]。他很想说配属的这些部队兵力明显不够，甚至不足以到达马斯河，但他也知道如果他提起这些，“国防军指挥参谋部（Wehrmachtführungsstab）将会指控他为失败主义者”[8]。
韦斯特法尔回到位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附近的齐根贝格古堡中的西线德军总部，向伦德施泰特做了简要汇报。这里邻近经过仔细伪装的“雕窝”（Adlerhorst），那是现任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的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在1940年西线战役开始之前为希特勒建造的西线野战指挥部。韦斯特法尔在汇报中还说，他感觉连约德尔自己多半也不相信他们能抵达安特卫普。
伦德施泰特对没有提前和他磋商感到很不高兴，而且他决定在这个过于野心勃勃的计划进行修改之前不会允许其投入实施。B集团军群指挥官莫德尔在听取参谋长汇报时也有相同的感受，人们只能推测当他听说严禁使用那些给大反攻预留的各师时的反应，这些部队必须撤出前线，到后方去重新整补和训练。美军攻向许特根森林的行动迫使他在不到2周之后就违反了这一规定，不得不派出第116装甲师夺回施密特镇，若干原准备用于大反攻的师也被抽出来，防止许特根森林防线崩溃。更南方的党卫军第17格茨·冯·贝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被用于阻击巴顿的第3集 团军，因而不可能按计划参加阿登攻势，第7集团军参谋长格斯多夫上校承认这些“德军师的力量正被逐渐削弱，不可能在阿登攻势之前重新整补完毕”[9]。
被称为“老普鲁士人”的伦德施泰特和个子不高富有进取心的莫德尔在外表、品位及政治立场上有着非常多的不同点，但他们至少都认为希特勒的“大满贯”（grand slam），或者被称为“大解决”（large solution）的作战计划只是停留在地图上的幻想。伦德施泰特坚持唯一现实的方案是在阿登—亚琛前线打一场双重包抄战，用2个装甲集团军冲向马斯河的大河曲处，切断霍奇斯的第1集 团军和威廉·胡德·辛普森（William Hood Simpson）中将的第9集团军部分单位的后路，同时远在北面鲁尔蒙德附近的第15集团军将向南旋转和他们在列日会合，这个替换方案被称为“小解决”（small solution）或者“小满贯”（little slam）。莫德尔对第15集团军的作用表示怀疑，他希望使用任何节省下来的部队投入后续的主攻，扩大先头部队打开的突破口，制造“扫雪机效应”[10]将侧翼的敌军卷到后面去。
10月27日，在克雷费尔德附近的B集团军群指挥部，预定参战的第6装甲集团军指挥官约瑟夫·“塞普”·迪特里希（Josef“Sepp”Dietrich）党卫队全国总指挥兼武装党卫军装甲兵大将（SS-Oberst-gruppenführer und Panzer-Generaloberst der Waffen-SS）、第5装甲集团军指挥官曼陀菲尔上将和第7集 团军指挥官布兰登贝格尔上将，聚在这里开会讨论这项计划。莫德尔意识到如果他的参谋部不将伦德施泰特的方案吸收进他的“小解决”方案的话，是不可能被最高统帅部批准的。然而，甚至连约德尔渐进式地试图让元首接受“小解决”方案的做法都没能取得任何效果，[11]将军们提醒希特勒需要更多的部队不仅仅是为了到达安特卫普，还需要守住进攻走廊以防盟军的反攻，希特勒顽固地忽视了这些警告。
约德尔警告伦德施泰特，元首是不可能被劝服的，所以西线德军总司令将他的看法写了下来。他显然不愿面对另一场狂乱会议中的希特勒，只要将军们的想法有任何地方与他的想法相悖，希特勒都会大发雷霆，甚至连莫德尔后来提议先实施“小解决”方案，如果成功的话再冲向安特卫普的做法也被他顽固地否决了。希特勒认为亚琛当面的美军部队过于强大，[12]所以削弱他们的唯一做法是侧翼包抄，冲过马斯河并切断他们的补给线。
海因茨·古德里安大将再次抗议将所有可用的德军部队都集中到西线去，他知道一旦东线的地面封冻到足以支撑坦克行动，苏联红军的坦克集团军将从维斯瓦河河畔发动大规模攻势。约德尔在11月1日解释道：“以我们现在的形势，不可能将所有希望都集中到一张牌上。”[13]古德里安的长子海因茨·京特·古德里安（Heinz Günther Guderian）中校作为第116装甲师的首席参谋，[14]参加了阿登攻势。
尽管前线部队的指挥官们得到了上级保证，他们所需要的燃料会得到充分保障，但大家知道届时燃料仍然会成为首要问题。11月23日，在柏林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迪特里希抱怨说他得到许诺的补给现在连影子都看不到。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陆军参谋长瓦尔特·布勒（Walter Buhle）步兵上将拿出一摞文件向他们证明补给品都已经发出了，但是大部分燃料由于盟军的轰炸仍然被堵在莱茵河东岸。曼陀菲尔知道复杂地形和泥泞的道路会严重加剧燃料的消耗，他要求500公里的燃料供给，但他的集团军仅仅收到够跑150公里路的燃料。[15]凯特尔积攒了1740万升燃料，但约德尔后来承认说凯特尔想“根据原则留下一些，否则指挥官们会奢侈地将它们给浪费掉”[16]。
希特勒原定在11月发起进攻的计划不可能实施了，甚至连12月初能否发动都变得越来越不确定。燃料、弹药和各师部队的运输都延迟了，这主要是由于盟军对运输网络的狂轰滥炸，也有部分原因是早先将部队从前线撤出整补时困难重重。几乎没有一个装甲师有燃料和时间来训练众多的新驾驶员，西线的德军部队拥有补充新的坦克、突击炮和火炮的优先权。武装党卫军各师接收了大部分新装备，并拥有挑选补充兵员的权力，即便如此它们接收的大部分兵员也是德国空军和海军转移来的年轻人。[17]由于对党卫军部队无原则的偏爱，希特勒支持由第6装甲集团军来承担主要的突击任务，但约德尔后来承认，曼陀菲尔的第5装甲集团军下属的装甲师表现得更加有效，他认为“战争肯定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18]。
12月2日，莫德尔同曼陀菲尔以及迪特里希一起来到柏林，后者曾经在纳粹党还处于街头斗殴的时代充当希特勒忠诚的卫队指挥官。他们都支持“小解决”方案，而希特勒则坚持要实施他既定的突向安特卫普的计划，一切准备工作都必须基于这个目标展开。伦德施泰特没有参加此次会议，他让参谋长韦斯特法尔代表他出席，后者实际上并没有怎么发言。希特勒会后对约德尔“表达了他对这件事的惊讶之情”[19]，但伦德施泰特清楚地传递出他对于整个计划毫无掌控力的信号。最终下达的命令被元首诠释为“不可更改”[20]，伦德施泰特和莫德尔被明确告知，他们的任务仅仅是将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传达给“下属部队的指挥官”。
莫德尔显然已经听天由命了，他认为这是一次“最后的赌博”[21]，而他别无选择，只能执行。曼陀菲尔后来说，在12月2日的会议上他就私下决定，他的装甲集团军的“最终目标是马斯河”[22]而非希特勒坚持的布鲁塞尔，他知道“盟军的反应能力将会是（行动成功与否的）首要因素”。
曼陀菲尔是名身材矮小却意志坚定的骑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就在第3冯·齐滕轻骑兵（von Zieten Hussar）团[A3]中服役。在战后的革命性剧变中，他成了镇压柏林斯巴达克同盟起义（Spartakusaufstand）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Münchner Räterepublik）的柏林“欧文自由军团”（Freikorps von Oven）的一员，担任团长格奥尔格·冯·欧文（George von Oven）上校的副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在东线战场迅速证明了自己是一名出色的军官，起初是指挥第7装甲师，随后是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他认为：“出其不意是装甲部队成功的决定性因素，部队全体官兵都必须根除懈怠、软弱等负面情绪。”[23]
希特勒对于保密工作的坚持一直没有松懈过，所有参战部队直到进攻前夜才得到通知，甚至连团级指挥官在进攻开始的前一天都毫不知情，结果在进攻开始后无法组织起炮火支援。尽管集团军指挥官一再请求，最高统帅部根据希特勒的指示拒绝通知除军长、集团军炮兵指挥官和一名参谋军官外的任何人，各军炮兵指挥官不得不亲自勘察所有的炮兵阵地。毫不奇怪，许多军官能从手头的工作中意识到一场大型攻势正在酝酿之中，仅仅从炮兵部署的情况就能显示出来，因为这种布置并不是以防御为目的的。
部队通过夜间行军进入艾费尔地区的集结地，白天则在村庄中驻扎，所有车辆都隐藏在谷仓中。当美军侦察机经过时，部队既不开火也不移动，炊事班使用木炭做饭，这样产生的烟雾就很小。元首卫队旅的军官对于盟军的空中侦察未能发现村庄和森林“完全被撑爆”[24]而感到惊讶，他们随时都准备应付一次大规模空袭。
为了保密，作战地图直到最后一刻才发放下来，德军保持着完全的无线电静默，但这也意味着直到开始炮火准备时通讯网络才能建立。为了让部队转移至进攻出发阵地，所有道路都被限制为单向通行，为了防止被敌方特工发现，道路都没有做任何标记。修理车做好了处理各类机械故障的准备，天黑后“鹳”式（Storch）联络机[25]在部队头上飞来飞去观察是否出现灯光，同时也掩盖了地面车辆引擎的声音。当地居民被严格控制，艾费尔地区的所有电话线路都被切断了，盖世太保派人到前线检查所有的安全措施。[26]各个国民掷弹兵师都接到命令，收走了下属士兵的军饷簿和证件，这样他们一旦开小差的话会被当作间谍当场射杀。[27]
亚琛以北有一个假的指挥部在发出各种指令，造成第6装甲集团军还在那里准备反击预期中的美军强渡鲁尔河攻势的假象。诺曼底登陆前盟军曾虚构出美军第1集 团军群在英格兰东部的假象，德国人也如法炮制出假的第25集团军来迷惑对手。曼陀菲尔说：“我于12月初开始在饭店中散布谣言，说德军准备在1945年1月从萨尔地区发动进攻，一天晚上我和手下的一些指挥官共进晚餐的时候大声说到了这件事。”[28]
与此同时，戈培尔一直在重复纳粹领导层的口头禅：“敌方阵营内部的政治危机与日俱增。”[29]然而，就连许多纳粹最忠实的信徒都对此不再抱有希望了，他们只是觉得除了战斗到底之外已经别无选择。党卫军第17装甲掷弹兵师师长汉斯·林纳区队长（Hans Lingner，SS-Oberführer，党卫军准将）被俘后的秘密录音透露出了当时他们的顽固思想。“我们都是从这样的摇篮中成长起来的——将列奥尼达在温泉关的战斗[A4]视作为自己的人民牺牲是最高境界。”他告诉他的战友，“如果整个德国变成全民皆兵，那么接下来一切都将走向毁灭，因为从个人角度可以这样思考这样说——‘现在我们的人民全完了，一切都毫无意义了，全是废话’——你真的相信你能从血祭之中拯救出大量生命吗？你相信你能换来和平吗？我猜不会。另一方面，众所周知的是，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在一场决定命运的战争中战斗到最后，那么它也无法作为一个国家重新崛起。1918年时每个人还在推测未来，我们今天却在这里说‘现在都是在胡扯，德意志民族已经全毁了’……我深信，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将会承担起贫穷、饥饿和过早夭亡的恶果……”[30]
德国将如同凤凰涅槃一般在浴火中重生的说法在信徒中广为流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继续战斗，坚持到最后，”曾担任布洛涅要塞守备司令的费迪南德·海姆（Ferdinand Heim）中将说道，“就算所有的一切都被摧毁了，战至最后一刻会赋予人们重新站起来的精神力量。认输投降的人就彻底完了，历史证明了这一点。”[31]
武装党卫军和国防军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紧张，因为希特勒坚持党卫军部队成建制地撤退，相反国防军的师被留下作为后卫继续战斗。而且党卫军部队从来不会遗忘每个被发现的伤兵，党卫军第17装甲掷弹兵师的一名军官宣称，在诺曼底战役末期从法莱斯包围圈突围的战斗中，国防军第2装甲师师长海因里希·迪波尔德·格奥尔格·冯·吕特维茨（Heinrich Diepold Georg von Lüttwitz）男爵中将拒绝为大腿受伤的警卫旗队师师长特奥多尔·维施（Theodor Wisch）旅队长兼武装党卫军少将（SS-Brigadeführer und Generalmajor der Waffen-SS）提供车辆。[A5]“真是个卑鄙的把戏！”[32]他说，他还声称吕特维茨本人也是被1个党卫军装甲掷弹兵营营长所救的。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瓦尔特·瓦尔利蒙特炮兵上将承认：“党卫军不再认为自己是国防军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对此有很多议论。”[33]塞普·迪特里希希望他的第6装甲集团军被命名为党卫军装甲集团军，但他的提议被否决了，因为他的下属部队里还有非党卫军部队。迪特里希甚至拒绝库尔特·克鲁泽（Kurt Kruse）中将[A6]担任他的集团军炮兵指挥官，因为后者不是武装党卫军成员。[34]曼陀菲尔和许多人一样，对迪特里希的指挥能力很不看好，他认为第6装甲集团军“没有作为一个整体被指挥，而它的部分部队并没有像陆军的师一样有责任感地战斗”[35]。迪特里希被陆军高级将领看作一个拙劣的笑话，当被问及他的第6装甲集团军在进攻首日和次日的目标时，他是这么答复的：“目标，目标！如果我必须给每个人目标，那么应该在哪里？你们这些总参谋部军官！”[36]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德·海特（Friedrich August von der Heydte）中校拥有男爵头衔和双博士学位，在与迪特里希讨论过有关第6装甲集团军前方的空降行动之后，言辞变得更为尖刻。他说迪特里希想表现出“一个地道的将军”的样子，但他就是“一个自负而鲁莽的军事主官，其知识和能力仅相当于一名优秀的中士，没有任何道德上的顾虑”。[37]尽管海特是个德国民族主义者，但他憎恶纳粹。作为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伯爵上校的远亲，他被“7·20”事件后的调查激怒了，[38]当时他被问及是否与非德国血统的贵族和此前在德国国会占多数席位的党派有关，或者他是否在国外或在耶稣会学院接受过教育。当海特向迪特里希询问总体方案时，迪特里希只是说要冲到安特卫普，“然后对着英国人该死的屁股狠狠一击”[39]。
海特是伞兵集团军战斗学校的负责人，12月8日晚上，他的老上级库尔特·斯图登特空军大将在荷兰的指挥部里对海特的任务发出了首次警告。“元首准备在一次强大攻势的构想中使用伞降突击，”斯图登特告诉他，“你，我亲爱的海特，奉命执行这次任务。”[40]他将抽调约1200人组建一支突击队，空降到敌人的防线背后占领关键的交通枢纽。斯图登特拒绝了海特提出的使用他自己的第6伞兵团的建议，使用成建制的部队可能被敌人发现，而保密至关重要。
海特战斗群将在攻势发起的头天晚上伞降到奥伊彭南部，他们的任务是阻击从亚琛地区南下增援的美军部队。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海特将接收到执行任务的人员送到赛纳营（Sennelager）接受短期高强度的训练。自从1941年德军伞兵在克里特岛之役中遭受惨重损失之后，希特勒就拒绝尝试空降作战了，这意味着很多人根本没有受过合格的伞降训练，有些老兵甚至在那次行动之后连飞机都没上过。
海特随后去林堡面见迪特里希·佩尔茨（Dietrich Peltz）空军少将，商讨行动所需飞机的问题。抵达目的地之后他的印象不太好，他记录道：“佩尔茨指挥的驻林堡的第12航空军（ⅫFliegerKorps）[A7]显得乱糟糟的，那里除了法国女孩[A8]外什么都没有。”[41]佩尔茨对部队灾难性的状况抱怨道：“德军最后的储备燃料都被投入阿登的冒险行动了。”[42]
海特获悉有112架Ju52运输机被分配给他使用，但有一半的飞行员从来没有空投过伞兵，也没有在敌占区上空飞行过，更没有接受过编队飞行的训练。“只有2名飞行员是经历过斯大林格勒包围圈的老手。”[43]他记录道，这意味着他俩曾经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上空多次进出，在1942年12月执行着注定失败的任务：为弗里德里希·威廉·恩斯特·冯·保卢斯（Friedrich Wilhelm Ernst von Paulus）大将的第6集 团军提供空中补给。
12月11日，海特带着最有经验的飞行员一起去见约瑟夫·“贝波”·施密德（Joseph“Beppo”Schmid）中将[A9]，后者是造成德国国防军有史以来最大灾难的情报军官。施密德在整个不列颠空战期间不断地预测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RAF Fighter Command）只剩最后一口气了，最后倒霉的却是德国空军，然而戈林却一直保护并提拔这个马屁精，现在他混到了德国空军西线总司令的位置上（此前他是第1战斗机军军长）。施密德在“酒精的严重影响”下，宣称“德军进攻安特卫普的成败将决定战争的结局”[44]。
施密德告诉海特，他将把后者的部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空投到马尔梅迪（Malmédy）以西，其他的空投到奥伊彭附近。海特说这样安排简直是荒谬至极，两支部队的规模都会由于太小而无法发挥作用，因为很多人肯定无法降落到指定区域。当海特警告说飞行员和伞兵都严重缺乏训练，行动可能因此而失败时，施密德咒骂着两名来访者，并以质疑德国空军人员的能力为由将他们赶了出去。
海特开了很长时间夜车，去巴特明斯特艾弗尔（Bad Münstereifel）南部的狩猎小屋拜访莫德尔元帅。莫德尔坦承这次行动不是他的主意，并询问空降行动的成功概率能不能有十分之一，海特勉强同意这是有可能的，于是莫德尔明确地说道：“整个攻势的成功概率都不到十分之一，但这也是让战争体面结束的最后机会。”[45]莫德尔随后让他去见塞普·迪特里希，后者的指挥部在南边半小时车程的地方。
海特一大早就在那里等候迪特里希召见，后者却迟迟没有出现，等候期间一名值班的客房勤务兵向他透露了奥托·斯科尔策尼指挥的战斗群将执行破坏行动的秘密计划，这可是非常严重的泄密行为，为此他可能会被枪毙。
海特终于被领进了迪特里希的办公室，他认为后者看起来像“一名‘酒精考验’的老士官”[46]，迪特里希开门见山地问道：“唔，说说你们伞兵能干些什么吧？”
海特回答说，只有先告诉他要执行什么任务，他才能判断其是否可行。没能得到明确的回复后，海特随后问及敌方在这个区域的兵力情况，“我被告知的所有内容，只是防线由美军部队把守，起码到12月12日还没有任何清晰的航拍照片；在美军防线纵深只有‘几个银行经理和犹太男孩’……”他记录道。用迪特里希的话来说，“什么战术和战役预备队，可以说啥都没有，没人能告诉我任何东西”[47]。
海特后来在战俘营中从他的视角将此次对话内容讲给他的同僚听，为了娱乐众人他还模仿了迪特里希浓重的斯瓦比亚口音。当他试图解释行动面临的一些困难时，迪特里希显然认为这是失败主义论调，这次进攻将碾碎美国人。
“我们将消灭他们。”他喊道。
“但敌人的情况如何，党卫队全国总指挥先生？”
“上帝啊，我不知道。你很快就会弄清楚的。”
“你将派哪支部队打头阵？”
“我还不能告诉你——谁首先出击。”
“当我补充道只能在特定的风向下才能跳伞时，他说：‘嗯，我不为德国空军的缺陷负责！看看，这只是他们无能的又一处体现。’”[48]
这次怪异会面唯一有利的方面，就是迪特里希同意不把海特的部队分成两部分。海特发现迪特里希的参谋长弗里茨·克雷默（Fritz Krämer）旅队长是“一位神经高度紧张和工作量过大的人”[49]，因为他得为迪特里希做任何事情，所以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克雷默告诉他，党卫军第12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Jugend）装甲师的装甲前锋将在“24小时内”与他们取得联系。海特要求派一名军官担任炮兵前线观察员，与伞兵一起空降，于是他得到了党卫军第12装甲炮兵团3营7连连长哈拉尔德·埃特里希（Harald Etterich）二级突击队中队长[A10]。海特还获悉到，空降将在12月16日凌晨4点30分到5点之间进行，也就是炮火准备开始之前，届时汽车会将他的部队送到帕德博恩（Paderborn）和利普斯普林格（Lippspringe）的机场。
最高统帅部筹划的特别行动不只在敌后进行空降，还要派出突击队冒险深入敌后，这些挑选出来的人员身着美军制服驾驶缴获的美军车辆，将穿过美军防线在敌人后方制造混乱。早在伦德施泰特或莫德尔获悉攻势存在之前，希特勒就于10月21日在东普鲁士召见了奥托·斯科尔策尼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并与其进行了个别谈话。身高2米，右脸颊上有一道长长刀疤的斯科尔策尼挺立在弓着腰、满脸病容的元首面前，希特勒说：“斯科尔策尼，接下来的任务将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50]海特形容这位奥地利巨汉是“一名典型的纳粹恶魔”，他使用“典型的党卫队手法，将和他同类型的人召集起来组建了一支特殊部队”[51]。威廉·冯·托马（Wilhelm von Thoma）装甲兵上将认为斯科尔策尼就是个奥地利罪犯，称其为“一条真正肮脏的狗……枪毙他都显得太过于仁慈了”[52]。
斯科尔策尼获得了不受限制的权力来为他的任务做准备，他手下的军官们可以得到一切想要的东西，只要说“这是帝国元首的命令”[53]就行了。来自陆军、武装党卫军、德国海军和空军的会说英语的军官和士官，都受命到奥拉宁堡（Oranienburg）郊外的弗里登塔尔城堡（Schloss Friedenthal）报到，参加“口译工作”，其中约半数人来自海军。他们由党卫队军官用英语询问，然后被告知将加入名为第150装甲旅的特殊单位并宣誓保密，每个人都必须签署一份文件：“我承诺对第150装甲旅的一切事务都保密，即使在战争结束后仍将保守秘密，如有违反可处以死刑。”[54]他们的指挥官是穆斯库罗斯（Musculus）中校——这是个令人惊叹的名字（德语的意思是小家鼠）——他拥有一头金发，脸上还有学生时代参与斗殴留下的伤疤，他承诺第150装甲旅的行动将“对战争产生决定性影响”[55]。
一名年轻的海军军官，明茨（Müntz）海军少尉[56]和其他所有人一起被送往戒备森严的格拉芬韦尔（Grafenwöhr）训练基地。他受命在11月21日之前从战俘营收集2400套美军制服，其中包括10套将军制服和70套军官制服。明茨首先来到柏林的战俘管理处，战俘管理处处长弗里德里希·莫伊雷尔（Friedrich Meurer）上校看到希特勒本人签署的命令后大吃一惊，他提出这样的行为是违反国际法的。不过，相关的书面指令还是发送给了所有的战俘营指挥官。明茨和他的助手一起坐着卡车去收集制服、证件和军饷簿等物资，但他们从战俘营征集这些东西时遇到了极大困难，在奥得河畔菲尔斯滕贝格（Fürstenberg-an-der-Oder）[A11]，战俘营指挥官拒绝剥去80名美军士兵的野战短外套。明茨被召回格拉芬韦尔，以防红十字会探听到消息将此事泄密给盟军。他的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失败了，因为美军自己也奇缺冬装，为此美国大兵已经在许特根森林、洛林和阿尔萨斯付出了代价。
在格拉芬韦尔，所有官兵不分军衔都必须敬美式军礼，他们吃K口粮，穿着明茨和他的小组搜集来的美军军服，每道命令都用英语下达。他们奉命观看美国电影和新闻纪录片来学习其语言风格，改变他们的口音，像美军那样排成长队打饭。他们每天要花2个小时学习语言和美式行为习惯，包括吃饭时怎样“先放下刀再举起叉子”[57]，甚至还被展示如何像美国人那样将香烟从烟盒里轻叩出来。此外，他们还要学习所有普通突击队员需要掌握的技能，例如进行近距离作战、爆破和使用敌军武器的训练。
在了解了即将进行的“狮鹫”（Greif）行动的更多细节时，那些对身着美军制服投入战斗的做法有疑问的人都受到了哈迪克一级突击队大队长的威胁，他“强调元首的命令一定要无条件执行，任何有异议的人将被处死”[58]。当接收到“隐藏在廉价打火机里的”瓶装氰化物时，突击队员们的士气开始有所动摇。
斯科尔策尼完成了意大利和布达佩斯的壮举之后，党卫军部队的成员几乎都把他当作超级英雄来崇拜，而他以“炽烈的友情”[59]来回报同僚，其中一人后来写道：“他是我们的海盗船长。”[60]营地里流传着许多和任务有关的谣言，有些人认为他们将参加重新夺回法国的空降行动。斯科尔策尼后来讲过这样的故事——他曾鼓励一些小组，要他们负责去巴黎绑架艾森豪威尔将军。
斯科尔策尼战斗群被分成一个特种部队单位（Einheit Steilau）和第150装甲旅，特种部队由斯科尔策尼从600个会说英语的人中选出150人组成，大多数人都身着美军制服，开着吉普车。这些人中包括炸毁弹药燃料储存点和桥梁的爆破小组、探查通往马斯河的道路和敌军实力的侦察小组；其他的各队人马将通过剪断电话线及下达错误命令等手段给美军的通信制造混乱。每辆吉普上面坐4个人，这显然是个错误，因为美军很少会在一辆吉普上挤那么多人，每个小组都有一名“发言人”，由美式英语最为熟练的那个人充当。
穿着美军制服坐在吉普里待命出发的德军士兵显得非常紧张，为了安抚他们，旅部的一名军官告诉他们：“根据德方电台的说法，穿着德军制服的美军在德军防线后方被俘虏……他们都受到了优待，这些美军都被视作战俘。”[61]
第150装甲旅则要强大得多，包括后勤单位在内拥有约2000人，辖有1个伞兵营、2个装备M4谢尔曼坦克和经过拙劣伪装的豹式坦克的混编装甲连、2个装甲掷弹兵连，还有2个用于守卫比利时昂代讷（Andenne）、于伊（Huy）或阿迈（Amay）这三地中的一座马斯河大桥的重型迫击炮连和反坦克炮连。计划中抵达上芬恩高原（Hohe Vennplateau，比利时人称其为上法涅高原，Hautes Fagnes）至斯帕一线时，该旅通过公路和小道超越装甲矛头，在白天隐蔽起来，利用黑夜的掩护去夺取那3座桥梁。[62]
斯科尔策尼还计划炸毁巴塞尔（Basle）的5座上莱茵河大桥，[63]以防盟军进入瑞士包抄德军的南部防线。事实上在12月5日，盟军最高统帅部确实研究过进入瑞士从南面包抄德军的可能性，[64]但艾森豪威尔拒绝了这个方案（斯大林显然很厌恶瑞士人，曾在德黑兰会议上敦促盟军进入瑞士从南边进攻德国）。
随着阿登攻势发起日的临近，防御性的“守望莱茵”代号变成了“秋雾”（Herbstnebel）。燃料和弹药运输的延误变得更加严重，进攻被推迟到12月16日黎明，总共需要1050列火车将各师送往他们的集结地域，单是每个装甲师就需要70列火车。[65]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军长以下的指挥官得到了通知，但12月11日警卫旗队师装甲团团长约阿希姆·“约亨”·派普（Joachim Jochen Peiper）一级突击队大队长猜测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之中，当时第6装甲集团军参谋长克雷默想和他讨论一场在艾费尔地区发动的假想攻势。他询问派普，1个装甲团夜间机动80公里需要花多长时间，为了确保答案准确，派普亲自坐着1辆豹式坦克在夜间跑了相同的路程进行测试。他意识到整个师的机动要复杂得多，但他和他的上级都低估了阿登地区的道路及地面被水浸透的程度。
当天，希特勒坐着他的大型黑色梅赛德斯（Mercedes）汽车在长长的车队陪同下，抵达了位于雕窝的西线指挥部。他最关心的还是保密工作，当盟军轰炸机群将迪伦夷为平地时他变得有些紧张，因为那里是战役开始后的通信中心。他的情绪很是反复，在极度沮丧和毫无根据的乐观之间来回波动，根据他的空军副官尼古劳斯·冯·贝洛上校的说法，他“对这场攻击寄予了很高期望，已经在脑海中看见了德军先头部队突入安特卫普的场景”[66]。第二天早上，塞普·迪特里希被召进了隐蔽在假的农场建筑之间的元首地堡。
“你的集团军准备好了吗？”希特勒直截了当地问道。
“对于一场进攻来说还没有。”迪特里希声称他当时是这样回答的。
“你从来都不会满意。”元首说道。[67]
下午，各师师长乘坐大巴车来到雕窝指挥部觐见元首，每个军官都要被党卫军警卫搜身，并被迫上缴他们的手枪和公文包。18点，希特勒一瘸一拐地走到台上，有段日子没见到他的将军们都被元首恶化的身体状况所震惊——苍白的脸色、耷拉着的肩膀、一条手臂还在不停地颤抖，在凯特尔和约德尔的簇拥下，他坐到一张桌子后面。
他开始长时间地自我辩解为何德国在战争的当下阶段陷入了此种地步，已经有必要以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使德国人民联合起来，因为“没有了生存空间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其他国家对此会如何反应，任何反对意见都是针对德国阴谋的一部分。
“战争（的结果）最终由一方或另一方承认他们不能赢得这场战争而决定，所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敌人意识到这一点，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快方法就是占领土地摧毁敌人的力量。如果我们被迫转入防御，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无情地打击，教育敌人他们还没有获胜，战争将无休止地持续下去。”
希特勒提醒在座的将军们，其中有些人在1940年曾害怕进攻法国。他宣称美军已经“在短短3周之内损失了24万人”，而且“敌军或许坦克数量更多，但我们最新型的坦克性能更优异”。德国正面临着一场无法避免的战斗，它迟早都会到来，进攻将以最残酷的方式进行，不用遵守什么“人类的禁忌”，“将给敌军带来一波又一波的惊慌和恐惧”，目的是让敌人确信德国永远不会投降，“绝不！绝不”！[68]
会后，将军们前往伦德施泰特设在不远处的齐根贝格古堡的指挥部——一座阴郁的新哥特式建筑——参加他的69岁生日宴会。没有人感觉这是在庆祝，按迪特里希的说法，他们不敢讨论这场攻势，因为任何提到它的人都会面临被处死的威胁。
12月13日，迪特里希去拜访了B集团军群指挥部，莫德尔告诉他这是“德军在战争中准备得最差的一次攻势”[69]。伦德施泰特记录道，说好的32个用于进攻的师中，有4个就在进攻开始之前“变得不可用”，包括第11装甲师和党卫军第17装甲掷弹兵师，仅有22个师能投入进攻的开始阶段，剩下的将作为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大部分将领都对进攻成功的可能性深感怀疑，然而年轻的军官和士官们，尤其是武装党卫军部队都深深地渴望胜利。
派普的装甲团在迪伦以东得到了向前线后方集结地行军的命令，他们在天黑之后出发，沿着路上标记的黄色箭头前进，车辆上的师徽或番号都被抹掉了。当晚和第二天早上都有雾，这帮助他们在进入集结地域的过程中不会被空中侦察发现。其他师在出发之前，也抹掉了车辆上各师的师徽。[70]
时年29岁的约阿希姆·“约亨”·派普有一头向后梳理的黑发，是个很帅气的军官。在武装党卫军中他被视为完美典范般的装甲部队指挥官，一名极端冷酷无情的纳粹信徒，派普在苏联以焚毁村庄、屠杀所有居民而闻名。在12月14日午后不久，他去警卫旗队师师部报到，师长威廉·蒙克（Wilhelm Mohnke）区队长[A12]下达了于16日发起进攻的命令。[71]该师得到了1个装备88毫米炮的高炮团、1个重型榴弹炮营和1个额外用于修复桥梁的工兵营的加强。每个战斗群都会有一个斯科尔策尼的小组伴随，装备着缴获的谢尔曼坦克、美式卡车和吉普车，但师部对他们没有指挥权。派普回去后，在一座护林员的小屋里向手下的营长们做了任务简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