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曾预言过盟军内部一定会出现矛盾和摩擦，这种摩擦的确出现了，但其程度远低于元首的预期。盟军缓慢的推进速度引起了大英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陆军元帅和蒙哥马利的不满，他们认为这应归罪于无法胜任军事领导人职务的艾森豪威尔。他们俩都曾希望设立一个单独的盟军地面部队总指挥，由伯纳德·劳·蒙哥马利来担任该职自然再理想不过。不过相对来说，布鲁克还是认为蒙哥马利在此事上面过于执着了，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当下世界政治现实的改变，一切都已不同于以往。如今在西北欧的战争舞台上唱主角的是美国人，而英国人正在勉力维持其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存在，因此即便真的单独设立盟军地面部队总指挥一职，其人选也只会是布莱德雷而非蒙哥马利。不过这位身材不高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显然没有这样的认识，而且没有吸取教训，并忘记了不久前他对艾森豪威尔做出的承诺——不再对后者提出任何涉及指挥权的话题。
11月28日，艾森豪威尔来到位于比利时宗霍芬（Zonhoven）的第21集 团军群指挥部，此前蒙哥马利总是装作太忙而不去拜访他的最高统帅，即使当时他的战线上并没有发生什么战斗。艾森豪威尔不愿意再继续忍受蒙哥马利的态度了，他坐在蒙蒂的地图前，后者则在边上来回踱步，花了整整3个小时向前者历数了盟军所犯的战略错误，以及为何需要设立独立的盟军地面部队总指挥的原因。蒙哥马利觉得阿登山区就是一条自然分界线，他应该统率该地区以北的所有盟军部队，那将意味着美军第1集团军的大部分部队和辛普森中将的美军第9集团军的所有部队都归他指挥。不幸的是，艾森豪威尔没有讲话——他由于过于疲劳和厌烦而说不出话来——这就让蒙哥马利觉得艾克默许了他的观点，即未能抵达莱茵河与许特根森林徒劳无益的血战意味着盟军已经遭遇了“战略逆转”[1]。此后，让蒙哥马利的副官惊讶的是，元帅给伦敦的总参谋长布鲁克发报说，艾森豪威尔已经同意了他所说的一切，而在11月30日发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文中，蒙哥马利概述了他自认为已经得到前者同意的内容。
第二天，艾森豪威尔来到设在卢森堡城阿尔法酒店（HÔtel Alfa）的指挥部探望布莱德雷，布莱德雷由于患了重感冒和荨麻疹（Hives）[A1]，正可怜兮兮地躺在床上。尽管艾森豪威尔为蒙哥马利所说的“战略逆转”的断言感到怒火万丈，但他口述的措辞严厉的回信仍不足以击穿蒙哥马利自鸣得意的“装甲”。12月7日，众人要在马斯特里赫特召开会议。
12月6日，星期三，艾森豪威尔带着他的副手特德空军上将一起回到布莱德雷的指挥部，在和蒙哥马利会面之前讨论（会议）策略。[A2]布莱德雷的副官切斯特·汉森少校担心他的将军会“孤立无援”。“这是他首次确凿无疑地显露出在面临紧要关头时，会出现极其紧张的情绪。他并不急躁，但是比平时更加唐突直率，他看起来有些疲惫，身体也有些不适，两者加在一起从身体和精神上对他进行着双重折磨。”艾森豪威尔倾听着他的讲话，“当他皱眉时脸上都是褶子，他的脖子也深深地缩进了飞行夹克的皮领子里。”[2]
布莱德雷对盟军的进展缓慢同样很恼火，他说：“假如正在同我们战斗的是一个理性的民族，那他们很久之前就应该投降了，但这些人毫无理性可言。”[3]汉森接着在日记中写道：“德国人已然展示了其出人意料的抵抗决心，而且这个民族绝非轻易赴死之徒……他们已经被戈培尔灌输了要战斗到底的精神，弱者都会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中被灭绝。所以毫不奇怪，我们发现他们在战斗时猛冲不停，结果被我们打死了许多人。”戈培尔试图阻止德国军人在西线向盟军投降，他真的整出来一个故事，说美国人同意将他们手里所有的德军战俘全部移交给苏联人，让他们从事苏联的重建工作。他提出的口号是——“胜利或者西伯利亚！”[4]
第二天，布莱德雷同蒙哥马利、霍奇斯、辛普森，与艾森豪威尔在马斯特里赫特一起讨论下一阶段的作战。他谈到“毫不留情地痛击，让他们渡过鲁尔河进抵莱茵河边”[5]，于是艾森豪威尔对渡过莱茵河的行动表达了他的担忧之情，他担心水雷或浮冰会摧毁舟桥，从而切断对岸桥头堡守军的退路。当艾森豪威尔在11月中旬告诉布鲁克元帅，直到1945年5月前盟军也许都不可能渡过莱茵河时，后者曾感到惊骇不已。这一番出现在布鲁克巡视前线活动尾声时的陈述，对他的观点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认为艾森豪威尔并不能胜任最高统帅的职务。
蒙哥马利老调重弹，提出集中兵力渡过莱茵河，重点突击鲁尔工业区的北部，其他方向的美军集团军基本上都要停止前进。毫无疑问，艾森豪威尔咬紧牙关不做丝毫让步，他再次重申他的立场，指出对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推进同样重要，他不想让巴顿停止前进。会议记录显示：“蒙哥马利元帅认为向法兰克福的进军不会有什么成功的前景，在他看来，如果仗这样打的话，无论是朝法兰克福推进还是向鲁尔北部进攻，攻势都要足够强大才行……蒙哥马利元帅说观点的根本分歧还是在于向法兰克福—卡塞尔（Cassel）一线的推进。”[6]为了避免矛盾，艾森豪威尔试图说服他这其中的分歧并不大，蒙哥马利的第21集 团军群将扮演主攻的角色，辛普森的第9集团军将接受他的指挥。
当蒙哥马利继续争辩说“阿登以北的所有作战行动应该由一个指挥官来指挥，阿登以南则由另一个指挥官来负责”[7]时，布莱德雷不得不抑制住自己的愤怒，这意味着他的手里只剩下第3集 团军了。艾森豪威尔反驳说，未来的作战决定了他们前方的鲁尔区应该成为分界线。不久之后，布莱德雷把他的想法一五一十地告诉艾森豪威尔，如果他的第12集团军群被置于蒙哥马利的指挥之下，他就会把自己视作一名完不成任务的指挥官而辞职。
当时的大部分作战行动都发生在第3集 团军的战线上，巴顿的部队在一些地段渡过了萨尔河，数日后梅斯地区最后一座仍在顽抗的堡垒终于被攻克。巴顿在日记里满意地写道：“我认为只有匈奴王阿提拉和第3集团军才攻得下梅斯。”[8]他还准备在12月19日开始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然而，这并非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蒙哥马利是出于对巴顿的嫉妒才如此行事，他由于太过自我而不会嫉妒别人，完全无法判断别人对他所说的话会有什么反应。实际上，如果处于当下这个时代，人们可能会怀疑蒙哥马利是否患上了被称为阿斯伯格综合征的一种高功能自闭症。
巴顿由于他无法控制的一项元素——无情的冬雨——而变得气冲牛斗，12月8日，他给第3集 团军的随军牧师詹姆斯·奥尼尔（James O'Neill）打了个电话：“我是巴顿将军，你能为乞求好天气做祈祷吗？”牧师问他能否过会儿把电话打回来，现在他找不到任何祈祷文，这样一来他只能自己写：“全能的最仁慈的主啊，我们谦卑地向您祈求，请用您那最大的仁慈来结束这场我们不得不与之搏斗的淫雨吧！请赐予我们晴朗的天气，好让我们投入圣战。请您大慈大悲地倾听我们士兵的倾诉：我们希望荣享您的神力，奋勇前进，节节胜利，粉碎敌人的压迫和邪恶，让上帝的公正遍布人间和尘世。阿门！”巴顿读过之后当即批准了这份祈祷词：“印刷25万份，第3集团军全体官兵要人手一份。”他告诉奥尼尔全军上下每个人都必须祈祷，“我们必须乞求上帝停止下雨，这些雨使得胜利或者失败就在一线之间”。当奥尼尔再次遇到巴顿时，巴顿高兴极了，他用手里的马鞭敲了敲牧师的钢盔，着重表示赞赏。巴顿说道：“干得好，牧师。我们的祈祷生效了，我就知道会有用的。”[9]
在南方，被人忽视的美军第7集 团军在阿尔萨斯重新部署到突出部的北翼向比奇（Bitche）地区推进，以支援巴顿在洛林的进攻。这就意味着友邻的德拉特·德塔西尼上将的法军第1集团军会感觉自己的部队有些暴露，这位法国将军深感手下兵力不足，部分原因是许多法军部队仍在围困大西洋沿岸的德国驻军。他坚称，这就是他的集团军即便在增加了1个美军步兵师之后，仍然无法荡平科尔马口袋的原因，而他的失败则招来了美军军官们的大肆吐槽。让情况变得更糟糕的是天气，孚日山脉的严寒已经严重影响了法军部队的士气。
关于阿登攻势的大辩论之一就集中在盟军没能预判到此次进攻，的确有许多零碎的情报在整合之后应该能显示出德军的意图，但是和几乎所有情报工作失败的案例一样，高级将领直接就将不符合自己设想的情报丢到一边去了。
从一开始，希特勒要求完全保密的命令就没有被遵守，即将开始进攻的消息甚至在英国战俘营中的德军高级军官之间流传。在11月的第二周，埃贝巴赫装甲兵上将和11月2日被俘的第64步兵师师长克努特·埃贝丁（Knut Eberding）少将的谈话被秘密录音[A3]，他们曾谈到西线即将到来的攻势要动用46个师的兵力[10]，埃贝巴赫相信这是真的，这是最后一搏了，甚至连斯凯尔特河口之战中在南贝弗兰岛被俘的冯·德·戈尔茨少尉，他这样的低级军官也听说了“有46个师正在准备于11月发动的大反攻”[11]。这些谈话被秘密录音后由英国军事情报局第19处（MI19a）于11月28日上报伦敦的英国陆军部，再被送往盟军最高统帅部，但这些相当重要的信息似乎并没有被认真对待。毫无疑问，它只是被当作一个在被俘军官中流传的极度乐观的谣言了，尤其是46个师的数量似乎高得不可思议。
在11月的第一周，德军逃兵[12]报告说重新部署到威斯特伐利亚[A4]的装甲师属于第6装甲集团军，这也彰显了一个事实——盟军最高统帅部几周来获得的情报中并没有涉及第5装甲集团军。盟军最高统帅部和布莱德雷的第12集 团军群指挥部都想当然地认为，德国人在准备对渡过鲁尔河的美军展开一次强大的反突击，在圣诞节之前德军进行一次骚扰性攻击的可能性也非常大，但是几乎没有人预料到进攻会来自艾费尔并通过阿登地区展开，尽管德国人在1870年、1914年和1940年都走过同一条路。
盟军无法相信德国在国力被大大削弱之后还敢展开一场野心勃勃的战略进攻，因为德国需要在苏联红军发动冬季攻势之前减少兵力损失，这样的赌博肯定不是西线德军总司令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的风格。事实上这也不能算错，但盟军指挥官已经严重低估了希特勒操控军事力量的疯狂手段，高级军官一直被鼓励要把自己放到对方的角度上来看问题，但是这往往会导致自己对敌人产生错误的判断。在任何情况下，盟军最高统帅部都相信德国人缺乏燃料、弹药和兵力来实施一次危险的突击，而且盟军的空中优势如此之大，以致德军的进攻一旦进入开阔地带肯定会正中其下怀。在伦敦，联合情报委员会（Joint Intelligence Committee，缩写JIC）也断定：“德军燃料的严重短缺仍然是其抵抗能力方面最大的短板。”[13]
侦察发现德国国防军部队正调动到艾费尔地区的比特堡（Bitburg）周围，但其他师似乎只是打此路过，因此该地区被认为只是个中转站，或该地区准备重新部署部队。不幸的是，阿登地区被视为空中侦察的次要目标，因此优先级靠后，再加上气候恶劣，该区域上空的飞行任务很是稀少。在德军的阿登反击战打响前的第六天，在巴斯托涅的特洛伊·米德尔顿的第8军军部得出结论：“敌人最近将新组建的师调来该地区获得前线作战的经验，然后再将他们调到别的地方去使用，这一举措表明，敌人希望该地区继续保持平静和不活跃的状态。”[14]实际上德国人正在玩一种“找到那位女士”的聪明游戏，打乱部队的部署来迷惑盟军情报人员。
巴顿的第3集 团军指挥部注意到德军装甲部队正在撤出前线，集团军情报部长奥斯卡·威廉·科克（Oscar William Koch）上校担心阿登的第8军很容易遭到攻击，包括布莱德雷中将在内的许多人都推测说，德军很可能用骚扰性进攻来破坏巴顿将于12月19日开始的大攻势。一些情报军官当起了事后诸葛亮，试图声称他们曾预测到这场大反攻却无人理会。盟军最高统帅部和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中的确有些人预测到了这次攻势，有几个人还非常接近正确的进攻日期，但他们中没有人能明确肯定阿登地区正受到威胁。
艾森豪威尔的情报主任（G-2）肯尼思·斯特朗少将把德军可能在阿登地区发动进攻列为几个选项之一，这在12月的第一周里给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中将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德尔·史密斯让斯特朗去卢森堡面见布莱德雷，向他发出警告，斯特朗立即跑了一趟。在他们的谈话中，布莱德雷说他“察觉到了危险”[15]，一旦敌人发动进攻的话，他已经指定了几个师向阿登地区运动。
最具争议的“悲观论者”（Cassandra）是第1集 团军情报部长（G-2）本杰明·阿博特·迪克森（Benjamin Abbott Dickson）上校，性格外向的迪克森并不总是被他的同事信任，因为他在识别西线德军师级部队方面的本事不怎么样，那些部队当时都被确认还在东线。他在12月10日的报告中指出，最近抓到的德军战俘士气高涨，表明他们正重拾信心。然而，尽管他提到了艾费尔地区的装甲部队数量，却预测说进攻将于12月17日远在亚琛以北的地区进行。有些战俘供述说，这次进攻将收复亚琛作为献给元首的圣诞节礼物。[16]
12月14日，迪克森收到了一位讲德语的妇女的报告，她说德军正在战线后方的艾费尔地区集结部队和舟桥设备，迪克森现在确信进攻将在阿登的蒙绍和埃希特纳赫（Echternach）之间展开。布莱德雷的第12集 团军群情报主任埃德温·卢瑟·赛伯特（Edwin Luther Sibert）准将以迪克森的报告不过是预感为由予以驳回，这令后者大为光火。迪克森接到通知，12月15日可以去巴黎度假了。
希特勒要求在进攻部队中保持无线电静默的命令一直得到了遵守，因而剥夺了布莱切里庄园的分析师通过“超极机密”（Ultra）弄清楚真相的机会，遗憾的是，盟军最高统帅部过于依赖超级机密提供的情报，并趋向于将其视作所有信息的源头。然而在10月26日，他们已经截获了一份情报：“希特勒命令组建一支特种部队用来在西线执行特殊任务，志愿者必须通晓英语和美式习语。”[17]12月10日，他们还判断出所有的党卫军部队都被强令保持无线电静默，这应该在盟军最高统帅部内敲响警钟了。
和德军陆军不同的是，德国空军的状态再次令人难以置信地松懈，但盟军最高统帅部似乎并没有对布莱切里庄园的翻译记录做出什么反应。9月4日，日本驻柏林的大使在和德国外长乌尔里希·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Ulrich Joachim von Ribbentrop）以及希特勒会谈结束后，已经向国内报告说德国人计划“一旦空军完成补充”[18]，就于11月份在西线发动反击的结论。后来关于情报失误的调查表明，“有证据显示德国空军自10月的最后一周起，就准备通过铁路将大部分空军部队运送到西线的机场”[19]。
10月31日，第26战斗机联队（JG 26）援引戈林的命令，“所有战斗机必须尽可能在24小时内改装成战斗轰炸机”。这条信息很重要，因为其肯定地表明空军要为地面部队的进攻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而在11月14日，布莱切里庄园的记录显示：“西线的战斗机部队都不再使用飞行联队的队徽或者部队标志。”
在12月1日，他们还破译出国家社会主义督导军官[A5]（National Socialist Leadership Officers）的课程由于“即将到来的特殊行动”已被取消的消息，纳粹过度使用“特殊”这个词可能是这一信息为何没有被重视的原因。而在12月3日，一份报告要求帝国空军“对那些为作战行动抵达西线的单位提供技术支持的措施”。第二天，战斗机部队的指挥官都接到命令来第2战斗军指挥部开会，不久后整个第4对地攻击机联队（SG 4）从东线转场到了西线，那应该是能引发一些质疑的。
英国秘密情报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缩写SIS，俗称军情六处，也就是MI6）负责人斯图尔特·格雷厄姆·孟席斯少将认为，“有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德国人从通信情报中获取的美军战斗序列，比我们从超级机密那里获得的德军战斗序列更准确”[20]。
他话里的意思是原因非常清楚：“自诺曼底登陆以来，我们的通信疏忽给敌人带来了很大帮助，必须强调的是，分散在西线的30个美军师，除了两三个师之外，德国人能不断地弄清其余各师的位置和通常的作战意图。他们知道美军第1集 团军南翼80公里长的战线上，大部分地区由新调来的师和疲惫不堪的师把守。”[21]
可以理解的是，疲惫的第4步兵师和第28步兵师在经历了许特根森林的惨状之后，正舔舐着他们的伤口。他们被安排到阿登南部休整，那里山势陡峭，被称为“卢森堡的瑞士”，还被描述成“疲惫之师的安静天堂”[22]。这里看起来似乎是最不可能遭到攻击的地区，官兵们都住在营舍之中，这就和许特根森林里那些极不舒适的散兵坑有着天壤之别了。
在后方区域，士兵和机械师都住在当地居民的家中，商店里囤积着美国陆军的产品。“定时往来的车辆和半融的雪泥很快就把附近的每个村庄搞得一样邋遢，到处都是泥浆。大部分喝酒和吃饭的地方都有某些西部片中偏远小镇的气氛，人们每夜相聚于此，用美酒调剂生活。这些士兵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与军队有了默契，他们不关心生活，但提议为过好日子而干杯。”[23]
尽管德军接到了禁止侦察的命令，但还是将前线某些特定地区的情况摸得清清楚楚，特别是那些守军不多的地方，南边的第4步兵师正面就是这样。德国平民能够（在国境线上）来回走动，就在绍尔河沿线的美军警戒阵地之间来来去去，德国人因而能确认观察所和机枪巢的位置。在进攻开始后关键的第一个小时里，计划中最重要的事是压制对方炮兵，以保护横跨绍尔河上的舟桥。一些更有经验的特工甚至混入战线后方的村庄中，与不当班的美军士兵拉上了关系，几杯啤酒下肚，许多美军士兵很乐意同卢森堡和比利时当地能讲些英语的人谈天说地。
打算和美军聊天的当地人要少于以前，随着通敌者被公开抨击，瓦隆语区和德语区之间的猜忌升温，9月份的解放和美国人最初的慷慨带来的喜悦在入秋之后变味了。抵抗组织不合理地增加了从农民手里征收的食品和日用品数量，但是对于最接近战火未熄的西格弗里德防线的东部各省[24]来说，最大的恐慌是由美国民政事务管理机构造成的，美国人决定在10月5日到9日之间撤离大部分当地平民，每个村庄只允许留下少数人照看牲畜。实事求是地说，在某种程度上这将被证明是一项善举，否则将有更多的农民会在随后的战斗中被杀害。
在过去的150年里，奥伊彭和圣维特（Saint-Vith）所在的边境地区的归属在法国、普鲁士、比利时和德国之间来回转换，花落谁家取决于战争的命运。1939年4月的比利时选举中，在讲德语的东部各省里有超过45%的人投票支持“忠诚阵线”（Heimattreue Front），希望该地区能重新融入第三帝国。但到了1944年，归属于第三帝国后个人的权益变得辛酸苦涩，东部各省的德裔发现自己被视为二等公民，他们揶揄自己就是1940年德军通过阿登地区入侵法国时顺便打包带走的“德意志背包”[25]。当地的很多年轻人已经在东线战场战死或者成为残疾，现在大部分德裔反倒巴不得帝国的敌人来解放他们。然而，仍然有数量可观的激进分子忠于第三帝国，他们是潜在的告密者和德国情报机构的间谍，这些人被称为“带路人”。
第8军驻守阿登地区的各师被允许分批到阿尔隆（Arlon）或巴斯托涅的营地中休整，玛琳·黛德丽来这里为美国大兵们做劳军演出，她身着用闪光饰片装饰的紧身长礼服，没有穿内衣，略带沙哑的嗓音满怀柔情地吟唱着。极受欢迎的《莉莉·玛莲》（Lili Marleen）是她的保留曲目，这首旋律轻快的歌曲起源于德国，却紧紧握住了盟军官兵的心灵。一个美国士兵写道：“‘该死的德国佬’，当他们杀不了你的时候，却让你泪流满面。”[26]
玛琳热爱士兵们的回应，却对需要打交道的参谋军官们不那么在意。汉森在日记里写道：“黛德丽女士在发牢骚，她在第1集 团军各军之间的旅程安排得非常紧密。她不喜欢第1集团军，不喜欢各军、各集团军和各师间的竞争，最重要的是她不喜欢凡尔登的第12集团军群后方总部的上校和将军们。她以鲑鱼为食，因为她不按照规定按时吃饭，也没人对她感兴趣。”[27]她还声称亲自捉到了虱子，但这并没有阻止她接受布莱德雷将军的邀请，共享卢森堡城阿尔法酒店里的鸡尾酒、晚餐和“一部糟糕的电影”。她自称同巴顿将军一起滚过床单，很显然巴顿更符合其理想中的将军形象。“巴顿可是狂热地相信祭祀勇士的瓦尔哈拉神殿存在的人呢。”汉森那天也注意到了。
12月10日，星期日晚上，大雪纷飞。第二天一早，病体渐愈的布莱德雷去斯帕同霍奇斯和辛普森碰面，这将成为他们在一段时间里的最后一次碰头会。11日下午，他花了很长时间坐车路过巴斯托涅返回自己的指挥部。昨夜的暴风雪让大地银装素裹，道路被厚厚的雪泥覆盖，布莱德雷让人现在就去给他搞一支双筒猎枪。霍奇斯将军似乎和布莱德雷的想法一样，3天后他在列日著名的枪械制造商弗朗科特先生那儿待了“大半个下午”[28]，订制了一把符合其要求的猎枪。
布莱德雷指挥部里的众人依然在私下里对不久的将来持乐观态度，那一周里参谋军官们得出结论：“现在很明显，西线德军的实力正在被不断地削弱，其构成的防线比我军情报部门地图上来得更为分散和脆弱，更容易遭到我军一线部队的打击。”[29]布莱德雷主要担心的是兵员补充的情况，第12集 团军群缺编人数达到17581人[30]，他计划去凡尔赛面见艾森豪威尔商讨这个问题。
12月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第9战术航空兵司令部受到了表彰，布莱德雷估计整条战线上剩下的德军坦克不会超过600或700辆。“自始至终我们都认为德军的兵力在战线上已经被分摊得很薄弱了。”布莱德雷说道。[31]汉森指出那和空中支援有关系：“今天几乎就这么废掉了……天气因素导致航空兵能出动的时间可怜到只有平日的四分之一。”能见度不良导致飞机无法升空，希特勒曾日复一日极度渴望这样的天气。然而，这似乎还不能阻碍炮兵校射机在阿登上空的非官方业务飞行，布莱德雷听到抱怨说：“美国大兵们对烧烤猪肉极富热情，他们就坐在低空飞行的炮兵校射机里用汤姆森冲锋枪猎杀野猪。”[32]
同样在12月15日，盟军最高统帅部作训主任（G-3）哈罗德·罗·布尔（Harold Roe Bull）少将在作战日志中记录道，当天没有收到来自阿登地区的任何报告。蒙哥马利元帅询问艾森豪威尔将军，是否介意他下周回英国过圣诞节，他的参谋长弗雷迪·德甘冈少将那天早上刚刚离开比利时。在德军进攻前夜这个日后令人感到遗憾的时刻，蒙哥马利公开宣称：“德国在人力、装备和资源方面的短缺，令其无法发动任何进攻。”[33]另一方面，阿登的第8军汇报了前线部队换防以及新单位抵达的情况。
第8军的北部地区，新近抵达的第106步兵师刚刚接手第2步兵师在施内艾费尔陡峭山岭上的阵地。第2步兵师23团3营I连连长查尔斯·B.麦克唐纳（Charles B.MacDonald）写道：“我的兵对新来的部队中的那些家伙感到惊奇不已，除了从美国国内调来的新建部队外，他们的整套行头不会在任何有实战经验的部队身上出现，尤其可怕的是他们还打着领带！巴顿将军阴魂不散啊！”[34]换防过程中，第2步兵师的一个团长对第423步兵团团长查尔斯·C.卡文德（Charles C.Cavender）上校说：“这里一直就非常安静，你的部下很容易上手。”[35]有实战经验的部队在撤出时连火炉都带走了，缺乏经验的新来者没有干燥的袜子，在大多数情况下潮湿的积雪很快就会导致士兵患上战壕足病。
此后数日内，第106步兵师听到从战线对面传来了坦克和车辆行进时的声音，但缺乏经验的新兵们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哪怕是更有作战经验的第4步兵师，也以为从南边传来的车辆引擎声是德军的国民掷弹兵师在换防。实际上，德军的第一攻击波会投入7个装甲师和13个步兵师，此刻部队正潜伏在黑暗的松林里等待进攻的号角吹响。
武装党卫军部队尤其兴奋和急躁，一名党卫军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的士兵在战役开始前夜给他的姐姐写信：“亲爱的露特，今天的家信会写得很短——短暂而甜蜜。这封信写在进攻前的伟大时刻——充满了不安，充满了对未来几天的期待。人人都在这里度过了两天两夜（尤其是两夜），在一个又一个小时里目睹了我军各精锐师的集结过程，耳闻装甲车辆不断发出的嘎嘎声，都知道有些事情即将发生。我们都期盼着一个明确的命令，以舒缓这里的紧张气氛。对于‘在哪里’和‘会怎样’我们都一无所知，没人来告诉我们！但只要知道我们在进攻，并将敌人赶出家园，这样就足够了。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36]在封好的信封背面，他又在匆忙中补充道：“露特！露特！露特！我们前进！”信肯定是部队出发前匆忙写就的，字迹潦草，战斗过程中这封信落入了美军手中。
[1]CBHD,Box 5.
[2]同上。
[3]John S.D.Eisenhower,The Bitter Woods,New York,1970,200.
[4]CBHD.
[5]Sidney H.Negrotto Papers,Box 4,USAMHI.
[6]同上。
[7]PP,576.
[8]同上。
[9]CSDIC,TNA WO 208/4364 GRGG 220.
[10]Leutnant von der Goltz（St./Gren-Rgt 1039）,CSDIC,TNA WO 208/4139 SRM 1083.
[11]CMH SC,363.
[12]TNA CAB 106/1107.
[13]CMH SC,365.
[14]同上。
[15]CMH SC,370.
[16]TNA HW 13/45.
[17]BAY/XL 152,TNA HW 13/45.
[18]TNA HW 13/45.
[19]同上。
[20]同上。
[21]CSI Battlebook 10-A,May 1984.
[22]Forrest C.Pogue,Pogue's War:Diaries of a WWII Combat Historian,Lexington,KY,2001,250.
[23]Peter Schrijvers,The Unknown Dead:Civilians in the Battle of the Bulge,Lexington,KY,2005,12.
[24]同上,7-8。
[25]Louis Simpson,Selected Prose,New York,1989,117.
[26]CBHD.
[27]PWS.
[28]TNA CAB 106/1107.
[29]NARA RG 498 UD603,Box 3.
[30]15.12.44,CBHD.
[31]Omar N.Bradley,A Soldier's Story,New York,1964,428.
[32]John Buckley,Monty's Men:The British Army and the Liberation of Europe,London,2013,259.
[33]巴顿将军让宪兵以着装不整的名义处罚任何不打领带的士兵，此事闻名全军。Charles B.MacDonald,Company Commander,New York,2002,78.
[34]Colonel R.Ernest Dupuy,St.Vith:Lion in the Way:The 106th Infantry Division in World War II,Washington,DC,1949,15-16.
[35]CBMP,Box 2。
[36]V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5.
[A1]Hives在英语中除了荨麻疹，还指假膜性喉头炎，也是一种冬季常见的病症。——译者注
[A2]根据布莱德雷回忆录中的说法，艾森豪威尔和特德赶到他位于卢森堡的指挥部是为了检查交给霍奇斯和辛普森的各种任务要求的落实情况。——译者注
[A3]对特定的德军战俘之间的谈话实施秘密录音的任务由三军联合审讯中心（Combined Services Detailed Interrogation Centre，缩写CSDIC）负责，由隐蔽的麦克风收集此类对话，并转录至唱片上，再由大部分德裔犹太难民构成的口译员翻译。相关抄本此后递送给陆军部、海军部、秘密情报局以及其他政府部门，1944年后还包括盟军最高统帅部。——作者注
[A4]威斯特伐利亚是德国西北地区一个古老且宽泛的名称，包括现在的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全部以及下萨克森与黑森两州部分地区。——译者注
[A5]负责军中纳粹党务和思想工作的政治军官。——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