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27日一大早，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上将离开了沙特尔（Chartres），去视察刚刚被解放的巴黎。
“今天是星期日，”盟军最高统帅告诉随行的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雷（Omar Nelson Bradley）中将，“所有人都会睡到很晚才起床，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1]
然而，两位将军对法国首都的“非正式访问”[2]很难不引人注意。最高统帅的草绿色凯迪拉克汽车由2辆装甲车护送，开道的吉普车里坐着一位准将。
当他们到达奥尔良门（Porte d'Orléans）的时候，看到第38骑兵侦察中队组成了一支更加庞大的护送车队，他们在第5军军长伦纳德·汤森·杰罗（Leonard Townsend Gerow）少将的率领下已恭候多时。杰罗是艾森豪威尔的老朋友，在向巴黎进军的过程中，法军第2装甲师师长菲利普·勒克莱尔（Philippe Leclerc）少将坚决不服从他的命令，这令杰罗一直满腹怨恨。此前一天，自认为是巴黎军政长官的杰罗少将禁止勒克莱尔和他的装甲师参加夏尔·戴高乐将军组织的从凯旋门到巴黎圣母院的游行，他让勒克莱尔“继续完成肃清巴黎及周边地区敌军的任务”[3]。勒克莱尔在解放祖国首都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无视杰罗的命令，但那天早上他还是派出师里的部分部队攻击了德军在巴黎北部圣但尼（Saint-Denis）的阵地。
巴黎的街道很空旷，因为德军撤退时几乎开走了所有能动的车辆，甚至地铁都因为电力供应不足而无法运行。事实上所谓的“光明之城”已经退化成了黑市中买来的几根蜡烛，即便从战火中幸存了下来，它那美丽的建筑物看上去仍显褪色而陈旧。希特勒那道“将巴黎夷为平地”[4]的命令并没有得以执行。街道上的人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每次看到美国军人或车辆都会尽情欢呼，然而用不了多久，巴黎人就会小声抱怨“（美国人）比德国人还糟糕”[5]。
尽管艾森豪威尔评论这次巴黎之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但他们的这次访问有着明确目的，就是为了去和戴高乐将军会面。戴高乐是法国临时政府的领导人，但是当时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拒绝承认他。艾森豪威尔是一名实用主义者，打算无视罗斯福总统强烈要求的关于驻法美军不要让戴高乐上台的指示，这位盟军最高统帅希望战线后方能维持稳定，而戴高乐是唯一一个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所以他决定支持戴高乐。
戴高乐和艾森豪威尔都不希望法国解放后出现危险的社会动荡局面，尤其是在当时四处蔓延着疯狂传播的谣言、突发性恐慌、阴谋论和针对法奸（与德军合作者）的丑陋私刑。曾是一名作家的第4步兵师反间谍军情处的杰罗姆·戴维·塞林杰上士（Jerome David Salinger，Staff Sergeant）和同事在城市酒店附近逮捕了一名嫌疑人，然而这个家伙却被愤怒的人群拖出去当着塞林杰的面活活打死了。
戴高乐前日从凯旋门到巴黎圣母院的胜利游行，以在大教堂外对空鸣放的乱枪而结束。这样的场面让戴高乐确信，他必须得解散抵抗组织并动员其成员加入法国正规军。一份申领15000套军服的文件在当天下午就被送往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SHAEF）[A1]，不幸的是没有足够的小号军服，因为法国男性的平均身高比同时代的美国人要矮。
戴高乐在圣多米尼克街的战争部会见了两位美国将军，这也是1940年那个悲剧的夏天里，他那短暂的部长生涯开始的地方，现在他回到那里继续任职。戴高乐以庄严而又简洁的方式洗刷了维希政权的耻辱——“共和国从来没有消失过”。戴高乐希望艾森豪威尔让勒克莱尔的师在巴黎维持秩序，但此时勒克莱尔的部队已经踏上了新的征途，于是他建议美国人或许应该通过“展示武力”[6]来使巴黎人民确信德国人不会卷土重来。为何不搞一次一个师甚至两个师横贯巴黎、奔赴前线的进军秀呢？艾森豪威尔觉得戴高乐通过美国军队来“巩固自身地位”的做法有点讽刺，他转头问布莱德雷有什么看法，后者回答说完全可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做好一切准备。于是艾森豪威尔邀请戴高乐在布莱德雷的陪同下检阅部队，而他自己则不参加此次活动。
在返回沙特尔的路上，艾森豪威尔邀请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出席戴高乐和布莱德雷主持的阅兵式，但这位英军上将拒绝前往巴黎。这一微小的细节让一些英国报纸指责美国人将所有的荣誉都攫为己有。鉴于伦敦新闻界视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一切决定都是在轻视蒙哥马利乃至所有英国人，盟军内部的各国关系因而受到严重破坏。这反映了英国人心中普遍怀有的对于自身被忽视的不满，（在他们看来，）美国人现在独立搞阅兵式就是要宣布这是他们自己的胜利。艾森豪威尔的英国副手——阿瑟·威廉·特德空军上将（Arthur William Tedder，Air Chief Marshal）对一份英国报纸上的偏见内容产生了警惕：“听说了关于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报道后，我不由自主地开始担心这一过程将成为同盟国之间严重分裂的种子。”[7]
第二天晚上，美军第28步兵师在师长诺曼·丹尼尔·科塔（Norman Daniel Cota）少将的指挥下，冒着大雨从凡尔赛开进巴黎。绰号“荷兰人”的科塔在奥马哈海滩上表现出非同常人的勇敢和领导能力，当时他的前任被德军狙击手狙杀，而他在2小时前才刚刚接手整个师的指挥权。6月至7月间，交战双方在诺曼底的篱墙地形中进行着缓慢而又致命的战斗，但当小乔治·史密斯·巴顿中将的第3集 团军在8月初取得突破时，盟军上下又产生了一股能够冲向塞纳河和巴黎的乐观情绪。
设在布洛涅森林里的野战浴室可以让士兵们在阅兵前洗个热水澡。第二天，也就是8月29日清晨，第28步兵师从福煦大街出发前往凯旋门，然后径直穿过香榭丽舍大街狭长的街道。美军步兵头戴钢盔，背上了装有刺刀的步枪，携带弹药全副武装地以战斗队形行军。一队队身着草绿色军装的官兵24人一行，行进在宽广的街道右侧，每个士兵的臂膀上都戴着该师师徽——宾夕法尼亚州的标志——红色的“拱顶石”，德国人依照外形给它起了个“血腥水桶”的绰号。[8]
法国人对美军军服的简便和似乎无穷无尽的战争机器感到惊奇。“军队的力学”[9]，让·加尔捷-布瓦西埃（Jean Galtier-Boissière）[A2]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那天上午站在香榭丽舍大街两侧的法国民众都觉得难以置信，仅仅一个美军步兵师就能拥有这么多车辆：数不清的吉普，有些后座上架着12.7毫米重机枪；侦察车；炮车，由M4 HST履带式牵引车拖拽的M1型“长脚汤姆”（Long Tom）155毫米重型榴弹炮；工兵车；后勤部队使用的小型卡车和10轮大卡车；M4谢尔曼坦克和坦克歼击车。相比之下，德国军队在1940年摧枯拉朽般征服法国之后举行的阅兵式显得出奇的老旧，他们的运输车辆大部分都靠马匹拖曳。
检阅台就搭建在协和广场上，工兵们用一条翻过来的冲锋舟将它搭了起来，并在上面覆盖了一面长长的三色旗（法国国旗），与此同时，无数星条旗在微风中飘舞。走在行军队列最前方的是由56人组成的军乐队，他们演奏着第28步兵师的进行曲《卡其色比尔》（Khaki Bill）。围观的法国民众可能还不知道第28步兵师在阅兵结束后就将去进攻巴黎北部的德军阵地，但该师的全体官兵都知道。
“这是发布的最引人注目的进攻命令之一，”布莱德雷后来对他的副官说道，“我想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些人在阅兵式结束后就要直接上前线打仗了。”[10]
在海峡沿岸，加拿大第1集 团军占领了勒阿弗尔的大部分地区，同时英军第2集团军朝着东北方向推进，沿着加莱海峡，剑指德军V型飞弹发射基地。尽管坦克驾驶员精疲力竭，部队在8月30日深夜还遭遇了可怕的风暴，英军禁卫装甲师还是在法国抵抗组织的帮助下占领了亚眠，并且夺取了索姆河上的桥梁。德军第5装甲集团军指挥官海因里希·埃贝巴赫（Heinrich Eberbach）装甲兵上将，在第二天早上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英军的进攻在第5装甲集团军和把守加莱海峡的第15集团军之间撕开了一个口子。加拿大军队以皇家汉密尔顿轻步兵团（Royal Hamilton Light Infantry）和埃塞克斯苏格兰步兵团（The Essex Scottish）[A3]为先锋，向迪耶普（Dieppe）发起突击，2年前的登陆战中加拿大军队曾在此付出过惨重代价。
盟军因胜利感到欢欣鼓舞。7月发生的刺杀希特勒事件让盟军确信了德军内部开始瓦解，就像1918年一样，但实际上失败的刺杀行动反而无限强化了纳粹党的统治。盟军最高统帅部情报主任（G-2）[A4]肯尼思·威廉·多布森·斯特朗（Kenneth William Dobson Strong）少将轻率地宣称“8月份的战斗结束了，西线的敌人已经被消灭了”[11]。在伦敦，战时内阁相信战争会在圣诞节结束，并将12月31日作为战争结束的那一天来计划，只有首相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仍然担忧德国人会决心继续战斗下去。在华盛顿，美国人做出了相似的预测，他们希望将注意力转移到仍然在和日军苦战的太平洋战场。美国战时生产委员会开始取消军事合同，包括生产炮弹的合同。
连许多德国人也认为一切都快结束了，在荷兰乌得勒支休整、时任第1赫尔曼·戈林伞兵装甲师伞兵装甲团团长的弗里茨·富尔里德（Fritz Fullriede）上校在日记中写道：“西线完蛋了，敌军已经杀到了比利时境内和德国边境；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芬兰正在向苏联恳求和平，这和1918年时一模一样。”[12]
在柏林火车站，抗议者们居然敢打出这样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我们愿不惜一切代价换来和平”[13]。在东线，苏联红军在“巴格拉季昂”行动（Operation Bagration，指白俄罗斯战役）中摧毁了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将战线往西推进了300公里，一直到了华沙城下和维斯瓦河畔。在3个月内，德军在东线损失了589425人，在西线损失了156726人[14]。
苏联红军冲到维斯瓦河畔，鼓舞了波兰国家军（Armija Krajowa）在华沙举行英勇但注定失败的起义，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不希望出现一个独立的波兰，无情地坐视起义者被德国人镇压。希特勒位于东普鲁士拉斯滕堡（Rastenburg，今波兰肯琴）附近的“狼穴”（Wolfsschanze）受到了苏军的威胁，而德军在巴尔干地区也开始崩溃。就在巴黎解放的前两天，罗马尼亚在苏联军队冲进边境时背叛了轴心国。8月30日，苏联红军进入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并且占领了重要的普洛耶什蒂油田。冲向匈牙利平原和多瑙河的道路已经打开，从这里可以直逼奥地利和德国本土。
在8月中旬，巴顿将军的第3集 团军从诺曼底冲向塞纳河，与此同时，在戛纳和土伦之间进行的“龙骑兵”行动（Operation Dragoon，指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在地中海沿岸也获得了成功。大量德军部队由于害怕被切断后路开始撤退，那些深知落到抵抗组织手中会有何等命运的维希法国成员也出发穿过这片充满敌意的土地，在某些情况下要走上千公里路到达德国，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一支由德国陆军、空军、海军人员以及在大西洋沿岸驻防部队的非战斗人员临时组成的“行军集群”奉命向东逃亡，一路上还要试图躲避法国抵抗组织的袭击。[15]德军开始加强第戎突出部周边的实力，增援兵力达到25万人。此外还有51000名官兵被困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的港口里，那些主要港口被希特勒定义为“要塞”，尽管它们根本没有获得解救的希望。这种无视现实的做法，被德国空军大将库尔特·阿图尔·本诺·斯图登特（Kurt Arthur Benno Student）形容为一名天主教神父在耶稣受难日对着一盘猪肉一边洒圣水一边说“你是鱼肉”[16]。
希特勒的偏执狂在“7·20”刺杀事件后达到了新的高度，在东普鲁士的狼穴大本营，他说总参谋部只是个“知识分子的俱乐部”[17]，其刻薄的嘲弄远超昔日。“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来我设计的针对苏联的伟大计划都失败了！”希特勒说，“这都是因为背叛！如果不是那些叛徒作祟，我们早就赢了。”[18]希特勒痛恨“7·20”事件的密谋者，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背叛行为，还由于他们使人们印象中的德国人的团结性大打折扣，以及对盟军和中立国所造成的影响。
在8月31日的形势汇报会上，希特勒宣称：“这将是盟军内部的关系愈发紧张以至于最终破裂的时刻，世界历史上的联盟总是在某些时候会破裂。”[19]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f Goebbels）迅速跟上了元首的思维，随后在柏林召开的重要会议中讲道：“我敢肯定政治冲突会在盟军走向胜利的过程中逐步增加，有一天终将出现无法修复的裂痕。”[20]
德国空军总参谋长维尔纳·克赖珀（Werner Kreipe）航空兵上将在8月份最后几天的日记中写道：“晚间形势汇报时，我们获知西线崩溃了。”[21]
夜里的大部分时间中，诸如“命令、指示和打电话”这样的事情仍然在频繁进行。第二天早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缩写OKW）长官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元帅要求空军再抽出5万人组建地面部队。9月2日，克赖珀写道：“很显然，西线德军有瓦解的迹象，阿尔弗雷德·约德尔（Alfred Jodl）[A5]大将却出奇地镇静。芬兰人也脱离轴心国了。”
在当天的会议中，希特勒开始用言语攻击芬兰领导人卡尔·古斯塔夫·埃米尔·曼纳海姆（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元帅。他还对帝国元帅赫尔曼·威廉·戈林（Hermann Wilhelm Göring）非常不满，因为后者在如此重要的时候居然不出席会议，甚至还建议解散德国空军，将机组人员转移到高炮部队。
当时苏联红军已经抵达东普鲁士边境，希特勒害怕苏军会以空降行动来生擒他，于是“狼穴”被改造成了一座要塞。希特勒的秘书特劳德·容格（Traudl Junge）写道：“现在这里被修成了一个巨大的防御设施，到处都是障碍物、新设的哨位、地雷、多股铁丝网和瞭望塔。”[22]
希特勒希望让一个他信赖的卫队指挥官来负责他的安全，奥托·恩斯特·雷默（Otto Ernst Remer）上校在7月20日指挥大德意志卫戍营粉碎了密谋者们在柏林的叛乱，他理所应当成了最佳人选。当听闻雷默要求回到前线指挥部队时，希特勒让他组建1个旅来保卫“狼穴”，雷默的这个旅最初是以柏林的大德意志卫戍营和赫尔曼·戈林高炮团的8个炮兵连为骨干组建的，然后逐渐壮大。元首卫队旅（The Führer Begleit）在1944年9月份正式成立，并做好了保卫“狼穴”的准备——能对付“2～3个空降师的空降行动”[23]。据雷默本人回忆，这支由不同兵种混合而成的“非常规部队”有着挑选武器装备和“有经验的前线士兵”（绝大多数来自大德意志师）的绝对优先权。
“狼穴”的气氛非常压抑，希特勒无精打采地在床上躺了好几天，其间他的秘书们“打印出大量东线和西线的损失报告”[24]。与此同时，戈林则待在他所霸占的建于霍亨索伦时代的罗明滕狩猎庄园（Hunting estate of Rominten，位于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克拉斯诺列西耶地区）里生闷气，这个庄园位于东普鲁士。当他的空军在诺曼底遭受失败后，他知道他的对手们在元首心目中的分量超过了自己，尤其是那个最终成为他的敌人、善于操控一切的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他的另一个对手，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卢伊特波尔德·希姆莱（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掌握了德国的预备军（Ersatzheer），密谋分子当初就是在预备军总部策划了刺杀行动。戈培尔似乎完全控制了国内，他被任命为第三帝国总体战事务（全民战争募捐活动）的全权代表，但鲍曼和纳粹党的大区领袖（Gauleiters，省党部党魁）仍然大权在握，任何企图对他们的地盘施加影响的行为几乎都会受到阻挠。
大部分德国人都被刺杀希特勒的行动震惊了，苏军挺进东普鲁士边境更加剧了士气的低落。女人们最想结束这场战争，党卫队帝国保安总局（SS-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A6]汇报说许多人对元首失去了信心。[25]然而，头脑更清醒的人意识到，只要希特勒没死，这场战争就会持续下去。
尽管，或者说也许是因为夏季取得的辉煌战绩，盟军高层指挥官之间出现了激烈竞争。艾森豪威尔——有人评价他是“一名军事政治家而不是军事领袖”[26]——试图与各方达成共识，但他似乎有些偏向蒙哥马利的做法引起了布莱德雷和巴顿的不满。这些争吵从1944年8月19日开始，一直持续到新的一年。
蒙哥马利要求几乎所有的盟军部队都该在他的指挥下挺进比利时和荷兰，一直到德国的鲁尔工业区。在他的提议被拒绝后，他希望自己的第21集 团军群在考特尼·希克斯·霍奇斯（Courtney Hicks Hodges）中将的美军第1集团军帮助下，按照这条路线进攻。这样盟军就能占领轰炸伦敦的V型飞弹发射基地，并占领安特卫普的深水港，这意味着向持续推进的部队提供补给非常重要。布莱德雷和手下的两名集团军指挥官——巴顿以及霍奇斯都认同必须攻占安特卫普，但他们认为向东直奔萨尔河才是通往德国最近的道路。美军将领们认为他们在“眼镜蛇”行动（Operation Cobra，指美军突破诺曼底南部德军封锁线的战役）中取得的成功，以及巴顿的第3集团军突破到塞纳河这样的成就，应该让他们获得优先权。然而艾森豪威尔清醒地意识到仅仅一个主攻方向，不管是北面的英国人还是法国中部的美国人，都会引起政治上的危机，这甚至比军事上的失利还要严重。他将面临美国和英国媒体以及政客们的强烈不满——当己方军队由于补给原因停下时，友军还在继续推进。
9月1日，布莱德雷出任美军第12集 团军群指挥官的公告发布了，鉴于理论上他曾经是蒙哥马利的下级，这一酝酿已久的任命再次激起了英国媒体的不满。舰队街（Fleet Street，泛指伦敦新闻界）将这次重组看成是对蒙哥马利的降级，因为将指挥部搬到法国的艾森豪威尔现在已经不是盟军地面部队总指挥了。伦敦当局早就预见了这个问题，所以为了平息事态，当天蒙哥马利被提升为陆军元帅（理论上这让他的军衔高过艾森豪威尔，后者只是四星上将）。那天早上听到收音机里播报的新闻，巴顿显得非常不高兴，他说，“艾克曾说蒙蒂[A7]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士兵，现在他成了元帅”，却从来不提及其他人的功绩。第二天，在布莱德雷的指挥部开完会后，指挥部队横穿法国的巴顿写道：“艾克从来没有为我们取得的战绩感激或祝贺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27]2天后，他的第3集团军冲到了马斯河畔。
无论如何，美军第1集 团军和英军第2集团军一路冲向比利时，是整个战争中推进速度最快的行动之一。要不是在每个比利时村镇和城市中被当地居民沿路欢迎耽搁的话，他们的速度还会更快。英军第30军军长布赖恩·格温·霍罗克斯（Brian Gwyne Horrocks）中将评论说：“手执香槟、鲜花的人群和姑娘们站在无线电通信车顶上，战争中很难见到这样的场景。”[28]美国人还发现比利时人的欢迎仪式要比法国人温暖和热烈许多。9月3日，禁卫装甲师在最狂野的欢庆仪式中进入布鲁塞尔。
第二天，在一次值得关注的奇袭中，昵称“皮普”的乔治·菲利普·罗伯茨（George Philip Roberts）少将的第11装甲师进入了安特卫普，在比利时抵抗组织的帮助下，他们在德军摧毁港口设施之前夺取了该城。第159步兵旅进攻德军设在公园里的指挥部，当晚8点，德国守军指挥官率部投降，6000名德军投降后被关进了动物园的笼子里，而动物们早被当地饥饿的人群吃掉了。“俘虏们坐在稻草上，”大作家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的第三任夫人玛莎·埃莉斯·盖尔霍恩（Martha Ellis Gellhorn）观察着他们，“目光透过栏杆注视着外面。”[29]
安特卫普的陷落震惊了元首大本营。“你们刚过索姆河，”国防军指挥部副参谋长瓦尔特·瓦尔利蒙特（Walter Warlimont）炮兵上将在1945年对审讯他的盟军军官说，“1个或者2个装甲师突然出现在安特卫普城下，我们没有料到（你们的）突破这么迅速，部队毫无戒备。这是一个苦涩的惊喜。”[30]
美军第1集 团军也在快速追击撤退中的德军，第2装甲师的侦察营冲在最前面，探明敌军撤退路线，随后在夜间用他们的轻型坦克在村庄或城镇中设伏。“我们会让德军进入武器的最佳射程内再开火，1辆轻型坦克会将被击毁的车辆拖进建筑物中间藏好，以防被后续的车队发现。这样的过程整夜都在进行。”[31]根据一位美军坦克指挥官统计，从8月18日到9月5日，他的坦克“在几乎没有进行维护”[32]的情况下行进了906公里（563公里）。
在法国和比利时边境，布莱德雷的部队通过蒙斯附近成功的钳形攻势，取得了比英军更大的进展。3个德军装甲师的摩托化部队在美军第1步兵师合拢包围圈之前成功突围，而德军第3伞兵师和第6伞兵师的伞兵们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武装党卫军再次由于不顾他人率先突围而逃过一劫。美军包围了从诺曼底跑出来的德军6个师的残余部队，一共超过25000人，直到投降之前他们都是活靶子。美军第9步兵师的炮兵报告说：“我们用155毫米榴弹炮对敌军纵队进行平射，造成了惨重伤亡，最终抓获了包括3名将军在内的6100名俘虏。”[33]
在蒙斯口袋中的德军遭到比利时抵抗组织的袭击，德国人对此进行了报复，有60名平民被杀害，许多房屋被烧毁。比利时国家运动（Mouvement National Belge）的秘密军组织（Armée Secrète）、独立阵线（Front de l'Independence）和白军（Armée Blanche）[A8]与清剿包围圈内被围德军的美军密切合作，令德军指挥官又恨又怕，他们担心部队从比利时境内撤回西墙防线（盟军称为“西格弗里德”防线）时比利时人会大规模起义。年轻的比利时人大量袭击德军，这在当时和后来12月中旬的阿登反击战期间，都遭到了德军的报复。
9月1日，在阿登北部罗什福尔（Rochefort）附近的热梅勒（Jemelle），莫里斯·德尔韦讷（Maurice Delvenne）很高兴地看着德军从比利时撤退。“德军撤退的速度越来越快，似乎很是慌乱，”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工兵、步兵、海军、空军和炮兵都坐在同一辆卡车里，显然所有人此前都在前线苦战过，他们看上去又脏又憔悴。他们最关心的是他们离自己的祖国还有多远，而我们自然不怀好意地盼望这距离越远越好。”[34]
2天之后一支党卫军部队从热梅勒路过，其中一些人头上还缠着绷带。“他们看上去很冷酷，而且用仇视的目光盯着别人”[35]，一路上到处破坏，焚烧房屋、拉断电话线、驱赶偷来的牲畜。阿登东部地区说德语的农民被命令和家人一起，带着牲畜迁到西墙防线后面的德国领土去。盟军空袭德国本土的新闻足以阻止人们迁徙，但很多人只是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农场，他们带着牲畜躲在森林里，直到德国人离开才出来。
9月5日，遭到抵抗组织年轻成员的袭击后，撤退中的德军烧掉了从马尔什昂法梅讷（Marche-en-Famenne）至巴斯托涅（Bastogne）的N4高速公路旁的35栋房子，大多位于邦德（Bande）附近。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平安夜那天德军在阿登攻势中再度归来，抵抗组织对德军的袭击遭到了残酷报复，这可把普通平民吓坏了。9月6日，德军为了对2天前遭到的袭击进行报复，烧掉了比松维尔（Buissonville）村和邻近村落的22栋房子。
德军撤退路线上的城镇和乡村中的老百姓都迫不及待地拿出比利时、英国和美国国旗欢迎他们的解放者，有时他们发现出现在街道上的是另一队撤退德军，于是马上就将旗帜再藏起来。从荷兰乌得勒支撤退的弗里茨·富尔里德上校在9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一批荷兰国社党员与家属悲伤地离开故土前往德国，以免遭到同胞的报复，队伍中有很多人是妇女和孩子。”[36]
这些荷兰籍的党卫军成员曾经在靠近比利时与荷兰边境的海赫特尔（Hechtel）作战，他们游过运河逃出了包围圈，但“大部分情况下，受伤的军官和放弃抵抗的士兵都被比利时人射杀了，而英国人在一旁袖手旁观”。荷兰人和比利时人在国土被占领了4年之后，都有足够的理由复仇。
比利时和荷兰境内的德军战线看起来完全垮掉了，后方出现了惊慌失措的场面，连第89军的作战日志中都将其描述为“这是一幅让德国军队蒙羞的耻辱画面”[37]。德军的督战队（Feldjägerkorps）[A9]抓到溃兵后，将他们押解到收容中心或中转站（Sammellager），随后重新编组，在1名军官的率领下重返前线，通常每队有60人。在列日（Liège）附近，约有1000人在挥舞着手枪的军官驱赶下开赴前线。那些被怀疑有逃兵嫌疑的军人会被送上军事法庭，如果被判定有罪，他们要么被判处死刑，要么被送入缓刑营（Bewährungsbataillon，实际上更像是惩戒营或劳改营）；承认自己是逃兵或身穿便装的军人会被当场处决。
每个督战队员都戴着标有“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督战队员”（OKW Feldjäger）[38]的红色袖章，胸前挂有一块写着“Feldjägerkorps”字样的挂牌，式样和制作材料与战地宪兵（Felgendarmerie）相同，每人的特别证件上写着一行绿色的斜体字——“如果不服从（他的）命令，他有权使用武器。”督战队员都被深度洗脑，每周都有官员来给他们讲述“世界局势、德国的不可战胜、元首的绝对正确和可以帮助战胜敌军的地下工厂”。
奥托·莫里茨·瓦尔特·莫德尔（Otto Moritz Walter Model）元帅发出的要求西线德军坚守阵地，为元首争取时间的呼吁被无视了，于是只能采用最无情的手段。威廉·凯特尔元帅在9月2日下令“凡是装病和怯懦的逃兵，哪怕是军官”[39]都应该被立即处决。莫德尔警告说，要想阻止盟军在德国北部突破，他需要至少10个步兵师和5个装甲师，然而根本没有那么多兵力能供他调遣。
沿着海岸向德国北部撤退的行动更加有序，这主要归功于加拿大军队追击的速度非常迟缓。古斯塔夫-阿道夫·冯·灿根（Gustav-Adolf von Zangen）步兵上将组织第15集 团军从加莱海峡撤到比利时北部的行动令人印象深刻，盟军的情报机构犯了严重错误，他们表示“驻守荷兰的德军得到的唯一援军，就是第15集团军那些士气低落、毫无组织的残兵败将，现在他们正经由荷兰的岛屿逃离比利时”[40]。
安特卫普港的突然陷落对于德军最高指挥机构而言或许是一个沉重打击，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当英军第2集 团军没能占领斯凯尔特河（Scheldt，也叫斯海尔德河）河口北侧时，冯·灿根上将成功地建立起一道防线。这条防线包括南起斯凯尔特河口，北至南贝弗兰岛和瓦尔赫伦岛的20公里宽的筑垒区域。他的部队很快就拥有了82000人的兵力，并部署了530门各类火炮，阻止英国皇家海军靠近密集布雷的河口。
盟军海军总指挥海军上将伯特伦·拉姆齐爵士（Sir Bertram Ramsay）告诉盟军最高统帅部和蒙哥马利，德军可以轻易封锁斯凯尔特河河口。英国第一海务大臣，海军元帅安德鲁·布朗·坎宁安爵士（Sir Andrew Browne Cunningham）警告说，安特卫普“对我们的用处差不多就像廷巴克图一样（中看不中用）”[41]，除非斯凯尔特河口能被彻底清理出来。英军第30军军长霍罗克斯中将后来坦承这次失败是自己的责任，“拿破仑毫无疑问会意识到这点，”他写道，“但我霍罗克斯恐怕做不到。”[42]
但这并不是霍罗克斯的错误，也不是第11装甲师师长罗伯茨少将的错误，这得归罪于蒙哥马利对河口的漠不关心，他以为加拿大人随后会处理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并在此后造成了严重后果，但在那段欢欣鼓舞的日子里，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将军们确信1944年9月和1918年的9月一样。“报纸上报道了盟军在6天内推进了337公里（210公里）的消息，这表明盟军已经进入荷兰、卢森堡、萨尔布吕肯、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战史学家福里斯特·波格（Forrest Pogue）这样写道，“情报部门做出的所有判断都洋溢着一种近乎疯狂的乐观情绪。”[43]
几乎所有盟军高级将领的目光都盯着莱茵河，幻想着可以一步就跨过去，艾森豪威尔肯定被这种观点蒙蔽了，而蒙哥马利出于自身的原因也沉醉其中。
[1]Omar N.Bradley,A Soldier's Story,New York,1964,389-90;also Dwight D.Eisenhower,Crusade in Europe,New York,1948,325.
[2]NARA 407/427/24235.
[3]SHD-DAT 11 P 218;also NARA 407/427/24235.
[4]BA-MA RH19 IX/7 40,引自Joachim Ludewig,Rückzug:The German Retreat from France,1944,Lexington,KY,2012,133.
[5]原句为‘Pire que les boches’,Forrest C.Pogue,Pogue's War:Diaries of a WWII Combat Historian,Lexington,KY,2001,214.
[6]Eisenhower,Crusade in Europe,326;and Bradley,A Soldier's Story,391.
[7]Arthur Tedder,With Prejudice,London,1966,586.
[8]参阅Uzal W.Ent（ed.）,The First Century:A History of the 28th Infantry Division,Harrisburg,PA,1979,165.
[9]原句为‘Une armée de mécanos’,Jean Galtier-Boissière,Mon journal pendant l'Occupation,Paris,1944,288.
[10]1.2.45,CBHD.
[11]CMH SC,245.
[12]Hermann Göring Division,2 September 1944,引自Robert Kershaw,It Never Snows in September,London,2008,63.
[13]CSDIC,TNA WO 208/3616.
[14]德军伤亡人数,Rüdiger Overmans,Deutsche Militärische Verluste im Zweiten Weltkrieg,Munich,2000,238 and 278.
[15]有关德军从法国撤退的情形可以参阅Ludewig,108/ff.;and David Wingeate Pike,‘Oberbefehl West:Armeegruppe G:Les Armées allemandes dans le Midi de la France’,Guerres Mondiales et Conflits Contemporains,Nos.152,164,174,181.
[16]原句为‘You are fish’,Generaloberst Student,CSDIC,TNA WO 208/4177.
[17]原句为‘a club of intellectuals’,Generaloberst Halder,CSDIC,TNA WO 208/4366 GRGG 332.
[18]Albert Speer,Inside the Third Reich,London,1971,525.
[19]HLB,466 and 468.
[20]CMH SC,249.
[21]FMS P-069.
[22]Traudl Junge,Until the Final Hour:Hitler's Last Secretary,London,2002,146.
[23]Generalmajor Otto Ernst Remer,Führer Begleit Brigade,FMS B-592.
[24]Junge,144.
[25]关于德国民心的论述,参阅Richard J.Evans,The Third Reich at War,London,2008,650-3.
[26]Chester Wilmot,The Struggle for Europe,London,1952,496.
[27]PP,533,537.
[28]Brian Horrocks,Corps Commander,London,1977,79.
[29]Caroline Moorehead,Martha Gellhorn,London,2003,269.
[30]CSDIC,TNA WO 208/3151.
[31]VII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9.
[32]同上。
[33]同上。
[34]Maurice Delvenne,1.9.44,引自Jean-Michel Delvaux,La Bataille des Ardennes autour de Rochefort,2 vols.,Hubaille,2004-5,ii,159-60.
[35]同上。
[36]引自Kershaw,It Never Snows in September,38.
[37]BA-MA RH24-89/10,引自Ludewig,191.
[38]Obergefreiter Gogl,Abt.V,Feldj.ger Regiment（mot.）3.,OKW Streifendienst,TNA WO 208/3610.
[39]BA-MA RW4/vol.494.
[40]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66.
[41]Stephen Roskill,Churchill and the Admirals,London,1977,245,quoted Rick Atkinson,The Guns at Last Light,New York,2013,233.
[42]Horrocks,81.
[43]Pogue,Pogue's War,208.
[A1]Supreme Headquarters 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缩写SHAEF，简称盟军最高统帅部，最高统帅是美军的艾森豪威尔上将，指挥包括美国、英联邦国家、法国在内的多国军队组成的数个集团军群在西线与德军作战。——译者注
[A2]让·加尔捷-布瓦西埃，法国作家、辩论家和记者，生于1891年12月26日，卒于1966年1月22日。——译者注
[A3]英军和加拿大陆军的“团”只是称谓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建制单位，由于历史原因，他们通常只有师—旅—营的实际编制，这与当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不同。一般来说英军和加拿大军的“团”只有营级单位的编制和实力，因此文中的2个“步兵团”实际上只是2个步兵营。——译者注
[A4]在西方国家的军队体系中，参谋系统主要分为人事、情报、作训、后勤四大部门，师以上机构分别用G-1至G-4作为代号，师以下部队用S-1至S-4作为代号。——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