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苏军在东普鲁士大地上施加的短暂暴行，促使戈培尔大肆宣扬有关苏联红军强奸、劫掠和破坏的故事，他试图在致命的危险面前唤醒德意志民族的凝聚力。然而在西线，国防军的将领们却被德军士兵洗劫德国家庭的报告震惊了。
“当时士兵们的行为，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第3伞兵师8团的军医克伦施佩格（Köllensperger）说道，“我当时驻扎在迪伦（Düren），士兵们在那里抢劫他们自己的人民，他们将所有的东西都拖出柜橱……看上去像野兽一样。”[1]显然，该师还在意大利时，这样的恶行就已经存在了，而其他部队在从法国和比利时撤退的过程中也一路劫掠，到了德国本土仍不收敛。士兵们的破烂制服无法换洗，估计60%的人身上都有虱子，而且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就在前线后方，有些报告说士兵们把马弄瞎，这样就有理由将它们宰杀了吃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愿意继续战斗，在得知苏联红军抵达帝国边境后，他们的信念更是保持了一致。具有深刻意义的是，一个名叫达曼的德国军医在被俘后反思道：“德国的宣传鼓舞了士兵们，使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拯救祖国，并多次帮助他们克服战斗疲劳症。”[2]
德军士兵的抢劫行为并不是德国西部平民和部队关系急剧恶化的唯一原因，妇女们希望战斗越早结束越好，对于她们而言，东普鲁士太遥远了。“你不知道家乡的士气状况是什么样的，”德国空军第51轰炸机联队（KG 51）的一等兵赫拉瓦克被俘后对其他战俘说，“村妇冲着他们咒骂：‘滚出去，我们不想和你们一起被打成碎片！’”[3]第16伞兵团的马克一等兵也赞同他的话：“他们称我们是‘延长战争的人’，而且这种情况不止在一处发生，而是在西线的50座城镇和村庄中都出现了。”[4]一个名叫米克勒的下士说海德堡的“情况糟糕透顶，人们并不仇恨敌人，而是仇恨纳粹政府”，人们都说“但愿盟军早日前来结束这场战争”。[5]
然而，大多数军人仍然狂热地相信希特勒承诺的秘密武器，犬儒主义在平民中更为盛行，当然，纳粹党的忠实信徒和已经绝望的人不在此列。在一些地方，可靠性不佳的V-1飞弹已经被称为“失灵-1号”（Versager-1）或“1号哑弹”（No.1.Dud）[6]。
戈培尔抓住了每个机会，让西线的德国平民对盟军的胜利感到害怕。9月，罗斯福的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宣布，计划将德国变成“以农业和与之相称的田园风光为主的国家”，[7]其发言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戈培尔立即宣称“每个美军士兵都在他的行军背囊里装着摩根索的计划”[8]，德国将被肢解。这条消息对西线的国防军部队产生了显著影响，一名被俘的德军军官在接受美军讯问时，被问到他是否对毁灭莱茵兰（Rhineland，泛指莱茵河西部的德国领土）感到后悔，他做了如下答复：“嗯，反正战后那里多半就不属于我们了，为何不干脆毁掉它呢？”[9]
纳粹党的党报《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撰文警告说：“德国人民必须意识到，我们正处于生死攸关的斗争中，每个德国人都有义务竭尽全力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挫败食人者们肢解德国的计划。”[10]
摩根索是犹太人的事实也被利用，纳粹将其宣传成为犹太人针对德国的阴谋，宣传部长试图用英国报纸中一些含糊不清的内容加强这种效果，包括海明威在《每日邮报》（Daily Mail）上刊登的话：“德国的力量将被彻底摧毁，这样德国就绝不会再挑起另一场战争了，这个目的只能通过阉割来实现。”[11]
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后，戈培尔说罗斯福之所以能“众望所归”[12]当选总统，得益于美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他们是应斯大林的强烈要求才这么做的。不过，德国宣传部门也在耍两面派，鼓动人们相信敌人的联盟很快就会破裂。盟军反间谍情报部门得知德国人散发传单说“汤米（Tommy）和他的扬基伙伴（Yankee Pal）对俄国人占领并统治布鲁塞尔、柏林等地的场面感到恶心”，从中得出“日耳曼人（Teuton）显然无法把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绝望恐惧抛到脑后，德国佬（Krauts）认为我们和他们同样恐惧”的结论。[A1]其他的传单则在强调“当美军被成千上万地屠杀时，蒙蒂的部队正在享受‘荷兰的假日睡眠’”这样的观点。[13]
“德国民众不知道该期待什么，”美军反间谍情报部门在11月24日的报告中说，“他们在两种观点之间摇摆不定，一边是德国当局编造的‘恐怖’故事，一边是从前线的另一侧通过传言或盟军的广播电台宣传的我们会公正对待占领区内德国平民的消息。”[14]
德国境内流传的关于纳粹党在国内的腐败和军队高级将领在法国无耻掠夺的消息，[15]显然对盟军很有利。纳粹党的大区领袖敛取了巨额财富，当企业的高层领导们每周只有40升汽油的配给量时，地方党部领袖们的孩子却能拥有汽车和供其使用的汽油。
盟军反间谍情报部门承认，在进入德国境内之后，面临“要接受上级的诸多指示，行动缺乏任何先例可循，潜在的不确定因素太多，而且非常担心受到游击队的袭击”的状况。他们的首要任务本来是尽快夺取纳粹党的档案，但“可疑平民”和战俘的甄别工作很快就令他们不堪重负，美军士兵抓的可疑人物太多了，德军士兵和平民发现从美军的地盘上逃跑非常容易。反间谍情报部门要面对的其他问题还有，比利时和法国抵抗组织的成员进入德国境内洗劫财物，或者是“执行他们自己的情报任务”。[16]
据亚琛的美军反间谍情报部门估计，城内多达30%的人口没有按照纳粹政府的命令撤离城市。“别把他们一脚踢开，”反间谍人员建议这样对待美军占领区内的德国民众，“但也不要让他们愚弄你。德国人习惯于执行命令，而不是遵从要求。”[17]
许多人确实愿意检举纳粹分子并提供信息，但对于盟军情报部门来说往往难以确定到底该相信什么。有传言说，在被炸成废墟的科隆城内，骚乱正在扩散，警察和所谓的“雪绒花海盗”（Edelweiss Pirates）——一群持不同政见的青少年，加上大约2000名德国逃兵以及潜逃的住在废墟里的外籍劳工，正在互相追打。[18]英国的情报机构特别行动局（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考虑过执行代号为“布拉多克2号”（Braddock II）的行动，试图在德国境内煽动外国劳工起义作为“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但在轰炸机部队长官的压力下取消了。
盟军的轰炸不仅将城市夷为平地，连火车运输也变得非常困难，只能说勉强还在运行。德军官兵好不容易获得回家休假的许可，却发现几乎所有的宝贵时间都耗在了坐火车以及在车站等火车上面。“我们的一个少尉从荷兰边境附近的赖讷去慕尼黑休假，”空军下士博克回忆道，“他总共离开了10天，但在家里只待了1天。”[19]
很少有士兵会选择去柏林休假，除非他们的家或者爱人在那里。德国首都的每个人都被夜间轰炸整得无法入睡、耗得精疲力竭，英国皇家空军在“柏林之战”中连续多个夜晚轰炸柏林。柏林人用典型的黑色幽默调侃道：“什么是胆怯？就像某人自愿离开柏林去东线战场打仗。”[20]
外来者们常常惊讶地发现柏林所有阶层的居民都适应了这种环境。“我现在已经在废墟里住惯了，”玛丽·瓦西契可夫（Marie Vassiltchikov）小姐在日记中写道，“空气中能闻到煤气的味道，混杂着瓦砾的气味及金属生锈的味道，有时甚至还和腐肉味混在一起。”[21]由于缺乏燃料，公寓里面很冷。没有多余的玻璃来修理窗户，每当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人们打开窗户，尽可能保护剩下的几块玻璃不被炸弹爆炸的冲击波震坏。
空袭期间，拥挤的地下室和混凝土防空掩体猛烈震动。低瓦数的灯泡闪烁着，变得更加暗淡，灯光忽明忽灭，孩子们尖叫起来，许多成年人将头深深地埋进膝盖中间。空袭警报解除之后，很多人在意识到自己仍然活着时，有一种奇怪的兴奋感，还有些人在其他人离开之后依然待在地下室里，他们觉得那里更暖和，而且更安全。
一名医生报告说：“由于肥皂质量很差，防空掩体和仍能居住的房屋中人口过于密集，衣物短缺以及卫生条件糟糕，皮肤病在军队和平民中变得极为普遍。”[22]
工业区的工人中染上白喉病的人越来越多，性病也开始蔓延，部分原因是那些从法国、比利时、巴尔干及波兰回来的德军部队造成的。[23]
根据军事法庭的判决，在柏林大约有18000名国防军逃兵。许多人躲在私人拥有的小屋之中，这无疑对应了一条德国军队的笑话：“战争就像电影院：众人想到前面去，但最好的座位无疑是在后面。”[24]普通的德国人最终开始藏匿逃兵，通常是他们的儿子或者侄子，有时甚至会收留陌生人，这样一来他们自身也需要冒很大的风险。截至1944年底，国防军处决了大约10000人[25]，这个数字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还会显著增长。
逃兵的家庭也容易受到牵连而被严惩。“在10月29日晚，”第361国民掷弹兵师代理师长阿尔弗雷德·菲利皮（Alfred Philippi）上校当天发布了一条命令，“第952掷弹兵团2营4连的士兵弗拉迪斯劳斯·施拉赫特尔（Wladislaus Schlachter）投敌，当天军事法庭缺席判处施拉赫特尔死刑，他从此被永久驱逐出我们的国家，可能永远无法回家。他的家庭成员可能遭到更为残酷的报复，在这场事关德国人民生死存亡的战斗中采取极端措施是很有必要的。”[26]当被俘的德军士兵向美国人透露太多的情报时，他们的家庭也会受到威胁。
富人们愈发害怕城内外数以万计的外籍劳工，其中有些人是志愿前来的，但更多的人是被强行掳到德国当苦力的。当局正在失去对他们的控制，工棚经常被烧毁，导致这些外国人无家可归。德国的商店老板们声称外国劳工成群结伙地冲进商店偷走商品，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在黑市上卖掉了那些不见了的物品。除了食品外，香烟是最为抢手的商品，据一名被俘的军官说，1包英国香烟在柏林要卖5帝国马克，骆驼牌香烟则要贵上2倍之多。[27]真正的咖啡每千克高达600帝国马克，几乎没人能买得起。根据一名军官的说法，大部分咖啡黑市是由驻荷兰的党卫队在经营。[28]
由于咖啡十分稀少，成了纳粹统治阶级摆阔气的首选消费品。1945年，2名被俘的德国海军将领在英国战俘营中一段既骇人听闻又离奇的对话被秘密录音。海军少将恩格尔告诉海军中将库尔特·乌克特（Kurt Utke），他和几名海军将领被臭名昭著的瓦尔特兰[A2]纳粹党大区领袖——后来被波兰人绞死的阿图尔·格赖泽尔（Arthur Greiser）——款待的事情。
“大区领袖吹嘘道：‘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喝的咖啡花掉了我32000个犹太女人吗’？”
“她们去哪了？”海军中将乌克特问道。
“‘多半已经进焚尸炉了，’格赖泽尔当时对我们说，‘希望我们也能像她们那样痛快地死去吧。’这是他说的第一件事，所有的海军将领都坐在那里面色苍白地笑起来，想到了他们所喝的咖啡背后那些人的苦难。”[29]
继罗马人传统的面包和马戏团之后，纳粹当局在被轰炸破坏的体育馆里组织了一场冰上表演，以此来分散人们对于粮食供给不足的注意力。德国妇女协会（Deutches Frauenwerk）这样的福利组织印发了关于怎样节省食物的烘焙手册，其中有条标题是“主餐不要吃肉”[30]，这无疑引发了另一个有关柏林的笑话：下一条就应该是怎样不用食物准备主餐了。一首具有讽刺意味的歌曲，以纳粹党党歌《霍斯特·韦塞尔之歌》（Horst Wessel Lied）的曲调在四处传唱：
物价上涨，
店铺关紧了大门，
饥荒蔓延，
德国人民在挨饿。
不幸的是，
挨饿的都是小人物，
与饿殍相伴的，
只有他们的灵魂。[31]
西线盟军官兵的休假要轻松得多，英国人和加拿大人去布鲁塞尔，美国人去巴黎。高级军官总是能找到很好的借口去拜访凡尔赛的盟军最高统帅部，或者到市里面的兵站去。从9月中旬开始，每天大约有10000名美军官兵花上72小时赶到巴黎。伞兵中的诗人路易斯·阿斯顿·马兰士·辛普森（Louis Aston Marantz Simpson）所说的“刚从战壕里爬出来的情绪狂热（性欲高涨）的小兵”[32]的优先选择是可以预见的，巴黎以“银色的散兵坑”著称，“摆动”（zig-zag）这个词包含了喝酒和性两层含义。巴黎的红灯区皮加勒区被称为“母猪巷”（Pig Alley），那里的职业和业余妓女收费高达300法郎或5美元。[33]
“Com Z”兵站的独裁者李中将被在巴黎休假的美国大兵不拘小节有时甚至是侮辱性的行为震惊。他从指挥部中派出军官去记录下任何不敬礼的士兵的名字，试图让他们放聪明点，在那些反感向军官和宪兵敬礼的士兵之中，克莱伯大道很快就以“敬礼大道”的绰号而闻名。[34]
美国大兵通过陆军中的军人消费合作社（Post Exchange，简称PX），以50美分的单价买来成箱的吉时牌（Chesterfield）、好彩牌（Lucky Strike）和骆驼牌香烟，再以15~20美元的价格卖给任何愿意买的人，以此补贴他们用于嫖妓和酗酒的开销。法国当局徒劳地抱怨美军既利用免征进口关税，又实施外汇管制来为自己牟利。美军士兵把他们的薪水通过极低的官方汇率将法郎兑换成美元，然后再将美元在黑市上通过较高的汇率卖出以获取极高的利润，从法国政府身上大赚了一笔。美国大兵还用香烟、火腿罐头、尼龙丝袜以及其他从美国寄来的东西引诱法国女人。
对欧洲文化有所感悟、对法国有好感的大学毕业生和其他任何人，都会渴望见到巴黎这座世界知识之都，而不仅仅是出于肉体上的欲望。但是那些对外国一无所知的美国人，总是瞧不起法国人，认为他们都是些讲古怪语言（法语）的失败者。他们还期盼着法国的女孩和女人主动拥上来满足这些解放者的私欲，其中不少人所学的为数不多的法语之一就是“你想和我上床吗？”
美国大使描述他们在巴黎的部队对于追逐女人是“非常热情和富有进取心的”，[35]实际上这种简单粗暴的泡妞方法很快变得适得其反。有一天，美国大兵在咖啡馆里吹着口哨召唤一名年轻姑娘过来，随手递给她1包好彩牌香烟，然而姑娘却将香烟扔到地上，抬脚将香烟碾得粉碎，姑娘的举动赢得了周围法国人的一片喝彩声。[36]年轻的法国男性由于在财力上无法和慷慨的美国人进行竞争，对他们眼中的解放者的放肆行为变得越来越反感，双方互相猜疑，怨恨逐渐增长。
“法国人在被德军打败前愤世嫉俗，获得解放后又闷闷不乐，”路易斯·辛普森写道，“这帮混蛋究竟想要什么？”[37]
如果说德国柏林的黑市称得上繁荣的话，巴黎的黑市在美军逃兵和本地黑帮勾结之后就可谓猖獗了。偷盗美军汽油贩卖后的利润之高，甚至连毒品贩子都被吸引到这个新兴的市场中来，欧洲大陆上多达一半的军用塑料汽油桶都被偷了。盟军对犯罪行为的处罚力度有所提高，还通过在燃料中添加彩色染料的做法使其来源更能被追踪，但是美军有关部门采用了许多方法后却未能削弱黑市交易，前线的补给情况则变得更加糟糕，巴黎很快就以“塞纳河畔的芝加哥”而闻名了。
那个秋天最声名狼藉的犯罪事件是铁道营犯下的，这个营将火车停在弯道上，避开车尾负责防盗工作的宪兵视线，将肉制品、咖啡、香烟和成箱的其他物资卸下车交给同伙。一罐20磅重的咖啡可以卖到300美元，一份十合一的口粮可以卖到100美元，他们还从医疗车厢里偷走毛毯和制服。180多名军官和士兵最终被指控有罪，并判处3~5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总共有6600多万盒香烟在1个月内失去了踪影。[38]
法国人对于“新占领军”的不满随着美军军事特权的显现而日益增长。戴着白色钢盔的美军宪兵在协和广场指挥交通时，总是给予前往美国大使馆的美军车辆优先通行权。罗斯福总统迟迟不肯承认法国临时政府，因为他怀疑戴高乐会成为军事独裁者，但是在国务院和艾森豪威尔的重重压力下，总统屈服了。10月23日星期一，美国大使杰弗逊·卡弗里（Jefferson Caffery）、英国大使达夫·库珀（Duff Cooper）以及苏联驻法国全权代表亚历山大·博戈莫洛夫（Aleksandr Bogomolov）最终递交了各自的国书。戴高乐邀请库珀夫妇共进晚餐，但他的情绪仍然很坏，英国大使在日记中描述当晚是“一个非常冷漠沉闷的聚会，比他平时的娱乐活动还要糟糕”。[39]
卡弗里比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大多数高级军官更同情法国人，这导致很多人对其不齿。卡弗里是一个有些笨拙的人，常会显得拘谨而局促不安，显然不适应外交官的生活。讨厌法国的高级军官决定将他视作他们自己的下属，不给予他任何外交独立性。卡弗里和缺乏经验的法国外交部长乔治·比多（Georges Bidault）面对困难只能自己同情自己，比多因为戴高乐无意义的挑衅而不停地向卡弗里和库珀道歉，他后来甚至对卡弗里说：“这会儿没有外人在场，我必须承认戴高乐爱法国，尽管他不喜欢法国人。”[40]
库珀的主要问题是他的老朋友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大人想访问盟军最高统帅部却事先根本不知会戴高乐：这是个可以被视作侮辱性的举动。最终丘吉尔被说服了，他将正式访问法国，并和戴高乐将军一起穿过香榭丽舍大街，接受大批民众的欢呼。诺曼底登陆前夕发生的那起令人愤怒的意外事故被巧妙地遗忘了。
戴高乐的脾气不好，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政府面临着糟糕的经济和政治困难。食物和油料的供给时有时无，导致了民众频繁抗议；盟军最高统帅部估计有155万座建筑在战争期间被摧毁，工厂和矿场仍然无法正常生产，全法国的港口和交通系统在盟军轰炸和德军拆迁之后，还处于半瘫痪状态。戴高乐还需要应付愤愤不平的抵抗运动成员，他们对自己失去影响力的事实和戴高乐主义者（Gau-llists）从伦敦返回后重新建立的国家政权都充满怨恨。法国共产党及其支持者的抗议尤其激烈，他们将解放转化为革命的愿望破灭了，但他们不知道斯大林完全反对这个主意，他害怕如果位于盟军后方的法国产生动乱的话，美国会停掉《租借法案》的援助物资。
戴高乐在10月底打出了自己的王牌，他将同意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从莫斯科返回巴黎，作为交换，政府中的2位共产党部长要支持他取消《爱国民兵》的法令，并强迫他们上缴手里的武器。在盟军最高统帅部提供军服和武器的情况下，戴高乐开始着手将爱国民兵吸收进法国正规军，其中的大部分人被派到了盟军前线最南部、向着斯特拉斯堡挺进的、由让·约瑟夫·马里耶·德拉特·德塔西尼（Jean Joseph Marie de Lattre de Ta-ssigny）上将指挥的法军第1集 团军。
有一个人不愿意交出武器，他就是恩斯特·海明威，巴黎解放前夕他在朗布依埃附近当游击队员。10月初，海明威根据流动法庭的判决被迫离开了施内艾费尔（Schnee Eifel）[A3]，美军第4步兵师22团已经在那里突破了西格弗里德防线。在庭审中当被问到他在朗布依埃的非法军事活动时，海明威撒了谎，他被无罪释放，并被允许继续留在法国当战地记者。
虽然海明威在巴黎花时间和精力鼓励第4步兵师的杰罗姆·塞林杰上士——后者已经开始创作《麦田里的守望者》（Catcher in the Rye）了，他依然是个铁杆战争观光客：他毕竟是那个在西班牙内战中创造了“战斗的娼妓”（Whore de Combat）这个词组的人。他时不时地回到巴黎的里茨大饭店，和下一任海明威夫人——玛丽·沃尔什（Mary Walsh）女士喝酒睡觉。一段时间之后，当他和绰号“雄鹿”的第4步兵师22团团长查尔斯·特鲁曼·拉纳姆（Charles Trueman Lanham）上校一起喝酒时，海明威抓起一张玛丽丈夫的照片，将照片丢进厕所后，再用德制冲锋枪对着照片开火，给里兹大饭店的排水系统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海明威还如父亲一样和来法国劳军的德裔美国女星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德语译名是玛莲·迪特里希）调情，玛琳的“热心崇拜者”[41]中就有巴顿将军，他送给女明星一套珍珠手柄的手枪。她的另一个崇拜者则是第82空降师师长詹姆斯·莫里斯·加文（James Maurice Gavin），这位年轻帅气的空降兵少将成了她的情侣。后来加文还和海明威的第三任夫人玛莎·盖尔霍恩坠入爱河，她当时已经不愿意再见到“爸爸”了。巴黎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确实如一场混乱的盛宴。
布鲁塞尔是加拿大第1集 团军和英国第2集团军的休假中心。英国军官常常满怀渴望地说，让那些热爱巴黎的人去布鲁塞尔，就像和你所爱的女孩的姐妹喝茶。比利时首都或许不像巴黎的皮加勒区那样放荡喧嚣，但对于来自英联邦国家的军人来说，那里同样有啤酒和他们渴望追求的女人，这座城市很快也成了逃兵和黑市商人的避风港。
布鲁塞尔的政治局势甚至比巴黎更加复杂，盟军最高统帅部驻比利时的最高长官乔治·沃特金·埃本·詹姆斯·厄斯金（George Watkin Eben James Erskine）少将，试图帮助于贝尔·皮埃洛（Hubert Pierlot）领导的比利时流亡政府从伦敦回来后重建国内秩序。比利时的大量左翼抵抗组织和他们的法国战友一样，极不愿意服从那些战争时期躲在伦敦的保守政治家们的号令，要知道昔日冒着生命危险和德军战斗的人可是自己啊。抵抗组织的人数从9月初的3万人增长到了7万人，他们曾和英美军队并肩作战，现在并不愿意被编入比利时军队和宪兵队，从而扮演次要角色。[42]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9月29日颁布了一道命令，颂扬了抵抗组织的功绩，但也支持比利时政府收缴他们的武器装备，并将志愿服役者编入正规军的特殊营执行辅助任务。在其他地方煤和食物奇缺的时候，比利时却缺乏人力，政府的这一做法招致人们的鄙视和愤怒。10月21日，厄斯金少将向最高统帅汇报说，坚决拒绝交出武器的抵抗组织成员数量庞大，与警察和宪兵的人数相比远远超过10∶1，政府很可能失去控制力。艾森豪威尔立即提议比利时政府宣布，未经许可不得在战区内持有武器。
11月9日，艾森豪威尔对比利时首都进行正式访问，并在议会发表讲话。几天后，比利时国防部长宣布所有的抵抗组织将在11月18日被遣散，2名共产党员部长和1名抵抗组织的代表从皮埃洛内阁辞职表示抗议。但厄斯金少将在之后的一次会议上成功说服了他们：盟军最高统帅部会全力支持政府的这一措施，而且没有人愿意看到抵抗组织和盟军部队发生冲突。抵抗组织让步了，同意将所有武器交给“盟军内部的有关部门”。
然而在11月25日，英军部队和装甲车辆开赴布鲁塞尔的政府所在地，支援与大规模游行队伍对峙的比利时警察和宪兵。这里和希腊发生的场面没什么两样，看起来就像英国人决定支持一个不受欢迎的政府上台。厄斯金少将被迫公开为他的行为进行辩护，理由是必须维持战线后方的秩序，但直到选举可以开始时，盟军有关部门必然会支持在被德军占领期间对它的人民毫无帮助的各国流亡政府。
当那些在诺曼底战斗过的美军老兵在巴黎享受他们的72小时休假时，用来补充（替换）阵亡或受伤人员的新兵被陆续从瑟堡送往临时营地。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刚从美国来的青年，还有很多年龄更大些的人被重新分配到那些损失达到80%以上的步兵排，这样的伤亡比例远超预期。
到了冬天，对这个令人沮丧的缺乏想象力的人员补充系统的唯一改进，只是将“补充”从名义上改成了“增援”，试图以此避免人们产生这样一种想法——新来的人只是补上死者的空缺。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处，第28步兵师的1名团长说：“虽然比不上我们从（诺曼底）滩头突破的时候，但我们依然拥有第一流的装备。现在我们有大量更迫切的事情要做，补充兵员，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是菜鸟，他们不知道如何照顾自己。有时候他们很快就会被打死打伤，他们无法充分了解自己的长官和战友，而且很难让他们融入团队之中。”[43]
有一个连报告有20个人患病，大多数是感冒和战壕足病[A4]（或者被称为足浸病）[44]。所有的病患都是新兵，他们连最基本的卫生常识都没有被教授过，例如勤换袜子这样最重要的事情。他们的连长承认，10天之内就有26人因为战壕足病被送往医院。塞林杰上士非常幸运，他每周都能收到1双由妈妈亲手织的新羊毛袜子。
“Com Z”兵站的人事主管对事关新兵命运的指控无动于衷。对他们来说，这只是处理所需人员数量的简单问题。补充兵员集中调拨站在美国俚语中被称为“repple depples”，类似于帮派老大设立的临时人力资源收集点。“每天早上，”新来的阿瑟·S.库奇（Arthur S.Couch）写道，“大约有1000人会站在指挥部外面，直到有人拿出一份名单点到100个或者更多士兵的名字，这些人将坐上卡车去他们的师或者团报到。剩下的人则回到自己的帐篷里，直到下一次点名。”[45]年轻的补充兵经常被从医院伤愈归队的老兵搞得更加忧虑，后者以给他们讲战场上的怪异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为乐。
被送来的补充兵经常达不到规范要求的训练质量。很多人不会游泳，在强渡摩泽尔河损失了大量兵员后，巴顿的第3集 团军中的一位连长描述了在对德里昂要塞的进攻中补充兵蒙受伤亡的过程：“我们无法让这些新来的未经训练、毫无经验的士兵行动起来，得把他们一个个拽到要塞跟前，老兵们都很疲惫，而屁都不懂的新兵则怕得要死。我们在要塞防线的突破口里停留了3天，只是为了守住这条战线，而那些为完成这一任务，在错误的时间暴露自己的军官都损失掉了。所有的新兵似乎都失去了理智，他们丢掉了手里的步枪、火焰喷射器、炸药包和任何不该丢下的东西。我对此非常愤慨，这真是太疯狂了，气得我血压飙升、头晕眼花。如果不是预先计划好的防御性炮击，德国人能用我们自己扔下的武器把要塞中的我方士兵统统干掉。为什么？——这些家伙不战斗。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战斗？——他们没有被好好训练过，更别提打仗该遵守的纪律了。”[46]
大多数情况下，补充兵会在夜间去他们的排报到，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甚至不了解他们的所属单位。他们常常遭到排里那些失去亲密伙伴的幸存者们的排斥，由于补充兵看起来笨手笨脚而且厄运注定，老兵都会与他们保持距离。这几乎成为一个能够自我实现的预言——私心作祟的排长们由于不愿意承担失去经验丰富的士兵的风险，会让新兵去执行最危险的任务，很多人都没能熬过（下部队后）最初的48小时就丧命了。
补充兵的待遇有时比消耗性的奴隶好不到哪儿去，整个系统孕育出一种会带来大麻烦的犬儒主义。玛莎·盖尔霍恩在她的小说《有进无退》（Point of No Return）中写了一段很常见的黑色幽默段子：“波斯特洛齐中士说，他们应该将补充兵员集中调拨站里的补充兵统统打死，这样能省很多事。他说这样一来就不必浪费时间再将他们的尸体弄回来了。”[47][A5]
只有当补充兵在前线熬过了最初的48小时后还能活着，他此后的生存概率才会更大一些。布莱德雷的一位参谋军官曾经仔细考虑过新来的美军步兵的命运：“在上前线之后，他的（生存）机会似乎是他们中间最大的——哦，或许是1周吧。那么你知道的，坐在高级指挥部里的人就像坐在保险公司办公桌后面的精算师，新兵生存的概率缓慢但稳定地下降，从数学角度上讲，肯定是在一直下降，下降，下降。他待在前线的每一天这个概率都会下降，假如他在那里待得足够长，他就是轮盘中整晚都转不到的唯一号码。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48]
“我很幸运，能和愿意帮助补充兵活下去的老兵分在一起。”阿瑟·库奇叙述了他被分到第1步兵师后的好运。老兵教他如何用勃朗宁自动步枪打上一梭子后,立刻闪身翻滚到新的位置，因为德国人会用他们的所有火力来对付任何自动武器。库奇学得很快，但像他这样的人肯定是少数。“补充兵的质量在最近几周里明显下滑，”他所在的师于10月26日报告说，“我们接收了很多身体条件不适合作为步兵投入战斗的人，还有一些40来岁的中年人，他们经受不住严寒、泥泞和雨水的环境。补充兵根本没有做好进行战斗的思想准备，他们对真正的战争一无所知——证据之一便是有名补充兵甚至在打听前线是不是用实弹射击。”[49]
前线各师对于新兵缺乏训练就被送上战场感到非常气愤。“补充兵要经历13周的基础训练，”得过银星勋章的第1步兵师26团3营H连的爱德华·L.布鲁尔（Edward L.Brule）技术军士长（Technical Sergeant，级别相当于二级军士长）批评道，“他们不知道对于机枪来说，首要大事就是如何减少卡壳等故障，或者让机枪快速投入战斗。他们都是些很棒的人，但是缺乏训练，在战斗中可没地方去训练他们。”[50]
第90步兵师358团的一名中士谈到在美国本土训练时，新兵被教导“敌军的武器可以被我方的武器压制并打哑”[51]。新兵以为战场上唯一的危险就是轻武器射击，他们想象不到还有地雷、迫击炮、大炮和坦克。在进攻中，聚成一团的新兵成了绝好的目标，当敌方步枪或机枪开火时，趴在地上的他们又将自己暴露在迫击炮的火力之下，实际上最安全的做法是向前猛冲。
“行进中射击”是指在前进时朝着可疑目标持续射击，只是很少有补充兵能够理解其中的原理。“我发现最大的错误，”第5军的一名连长报告说，“是士兵们不开枪。我看到他们在敌火下丝毫不做还击，只是四处寻找掩护。当被质疑为何不开火时，他们说开火的话会将敌人的火力吸引到自己身上。”[52]
荒谬的是，当德军士兵试图投降时，补充兵几乎总是第一个想射杀他们的人，这就迫使德军趴下来继续战斗。新兵还得了解德军经常用来对付他们的诡计，“德国佬将迫击炮弹打在我们自己的炮火（弹着点）后面，让我们的部队相信己方的炮火打得太近了”[53]，经验丰富的部队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而补充兵却经常陷入恐慌。
各师还对补充来的军官和士官缺乏作战准备感到绝望，他们争辩说，军官需要去前线锻炼之后，才能担任事关士兵生命的要职。缺乏战斗经验的士官在抵达前应该自动降级，在他们证明自己称职后才能被再次提升。
“我们接收过1名一级军士长（Master Sergeant），”某师报告说，“自打入伍后他就在美国战争部五角大楼里画壁画。他是个好人，但我们实在找不到适合他这个级别的职位。”[54]
“首次接敌时，我头晕目眩，脑子里一片茫然，我完全无法搞清楚这一切的重要性……花了差不多4天时间才想明白不是每发炮弹都是冲着我飞过来的。”[55]美军第20军第90步兵师358团一名年轻的补充军官承认说，毫无疑问他会成为一名好排长。虽然不是自己的错误，但很多人完全不适合他们的勤务。一些被派到坦克营的中尉从未见过坦克里面是什么样，一个步兵师惊恐地发现自己接收了“一群连排长都没有担任过的补充军官，他们一直从事特殊勤务军官助理、食堂管理员等诸如此类的职务”。[56]
指挥官通过煽动对敌人的仇恨来激励补充兵的斗志。“在投入战斗前，我让各连排长向官兵讲述德军的野蛮暴行，”参加了梅斯要塞攻坚战的美军第95步兵师378团3营营长约翰·爱德华·凯利（John Edward Kelly）中校说道，“现在我们已经在战场上打了一段时间，有大量的实战经验可以借鉴，要稍微督促一下士兵做好把德国佬碎尸万段的准备。我们要避免过分夸张，只要尽量说明德国人是一群恶毒的野兽，他们对我们绝不会手软，所以必须被消灭。”[57]
[1]TNA WO 311/54.
[2]TNA WO 208/3165 CSDIC SIR 1573.
[3]TNA WO 208/4164 SRX 2117.
[4]同上。
[5]CSDIC,TNA WO 208/4164 SRX 2084.
[6]Nicholas Stargardt,Witnesses of War:Children's Lives under the Nazis,London,2005,262.
[7]引自Martin Gilbert,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1989,592.
[8]NARA RG 407 270/65/7/2,Box 19105 ML 258.
[9]CBHD.
[10]CMH SC,342.
[11]NARA RG 407 270/65/7/2,Box 19105 ML 258.
[12]同上。
[13]TNA WO 171/4184.
[14]NARA RG 407 270/65/7/2,Box 19105 ML 285.
[15]CSDIC,TNA WO 208/4139 SRM 902.
[16]NARA RG 407 270/65/7/2,Box 19105 ML 285.
[17]同上。
[18]CSDIC,TNA WO 208/4164 SRX 2074.
[19]CSDIC,TNA WO 208/4164 SRX 2126.
[20]Victor Klemperer,To the Bitter End:The Diaries of Victor Klemperer,1942-45,London,2000,383.
[21]Marie‘Missie’Vassiltchikov,The Berlin Diaries,1940-1945,London,1987,240.
[22]CSDIC,TNA WO 208/3165 SIR 1573.
[23]CSDIC,TNA WO 208/4135 SRA 5727 13/1/45.
[24]TNA WO 171/4184.
[25]DRZW,9/1（Echternkamp）,48-50.
[26]VI Corps,NARA RG 498 290/56/5/3,Box 1463.
[27]CSDIC,TNA WO 208/4164 SRX 2074.
[28]CSDIC,TNA WO 208/4140 SRM 1189.
[29]TNA WO 311/54,32.
[30]Branden-burgische Landeshauptarchiv,Pr.Br.Rep.61A/11.
[31]NARA RG 407 270/65/7/2 ML 2279.
[32]Louis Simpson,Selected Prose,New York,1989,98.
[33]军需连的一个二等兵，根据他的性病接触表，曾勾搭了“同一区域附近的9个姑娘，把她们带到了6家不同的旅馆，实际发生了7次性行为”，这一切都是在8小时内发生的。欧洲战场的性病发生率在年内翻了一番，法国超过三分之二的性病感染源自巴黎。CMH Medical,541.
[34]Forrest C.Pogue,Pogue's War:Diaries of a WWII Combat Historian,Lexington,KY,2001,230.
[35]NARA 711.51/3-945.
[36]Antony Beevor and Artemis Cooper,Paris after the Liberation,1944-1949,London,1994,129.
[37]Simpson,143.
[38]Allan B.Ecker,‘GI Racketeers in the Paris Black Market’,Yank,4.5.45.
[39]24.10.44,DCD.
[40]NARA 851.00/9-745.
[41]Carlos Baker,Ernest Hemingway:A Life Story,New York,1969,564.
[42]see CMH SC,329-31.
[43]V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