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作家海明威的朋友和心目中的英雄——第4步兵师22团团长查尔斯·拉纳姆上校发现自己在里茨大饭店的温柔乡里待不住了。10月底，艾森豪威尔发布了秋季作战命令。随着加拿大第1集 团军最终夺取了斯凯尔特河河口，安特卫普港随即被投入使用，艾森豪威尔麾下的其他6个盟军集团军即将突向莱茵河，德国的鲁尔工业区和萨尔工业区将是下一个目标。
第1集 团军已经在亚琛突破了西格弗里德防线，他们现在距离莱茵河只有不到30公里了，这个距离在地图上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但问题是东边15公里外还有条鲁尔河（Roer，德语Ruhr，旧译罗尔河），要首先渡过这条河。第1集团军的左翼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旦柯林斯少将的第7军和杰罗少将的第5军攻占许特根森林和周边区域，便会在第9集团军的支援下向北推进。
考特尼·霍奇斯中将把自己的指挥部设在了比利时的斯帕（Spa），这个镇子自古以来一直以疗养度假胜地闻名于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里曾是德国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A1]和德皇威廉二世的大本营，1918年11月，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首脑们正是在这里突然接到了德国爆发兵变的消息，眼睁睁地看着原本强大的帝国武装力量陷入瘫痪。26年之后，希特勒当下正小心翼翼地提防着“背后插刀”的一幕再次上演。
霍奇斯的指挥部位于镇上的布列塔尼大酒店，他的作战参谋们在赌场的水晶吊灯下架起了折叠桌和态势图。镇子里的空地全都塞满了吉普车和各种各样的军用车辆，原本的茵茵绿草现在被这些车辆碾成了一大片烂泥地。战史学家福里斯特·波格注意到，虽然这里距离前线不足30公里，却没人随身带枪，也没几个人穿战斗服，大多身着常服。
第1集 团军指挥部里没什么欢庆气氛，倒是充斥了因秋季战局僵持而带来的愤懑和失落。霍奇斯是个穿着笔挺的军装、梳着漂亮的小胡子、不苟言笑、说话带有慢吞吞拉长调子的美国南方口音、性格有些温吞的人，他在战场上喜欢按部就班而不是灵活机动，对部队的机动作战也显得缺乏想象力。霍奇斯只是一味地要求部下向敌人正面进攻，他的莱茵河作战计划里关于穿越许特根森林（Hürtgenwald）[A2]直线推进的决定，最终酿成了美军在西北欧战役中最大的灾难。
亚琛东南部的许特根森林属于半山区的地形，覆盖着广袤的松树林，其间散落着几片橡树林和山毛榉林，山脊上还有一些牧场草甸。战火烧到这里之前，此地是一个宁静到近乎诡异的地方，除了林间的风语和空中秃鹰的啸叫，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声响。森林被交错纵横的沟壑生生撕裂，到处都是令人晕眩的陡坡，坦克和负荷沉重的步兵很难爬上这些满是烂泥、乱石和树根的山坡。这片浓密的松林几乎暗无天日，似乎受到了诅咒，与童话故事里的邪恶女巫和食人魔居住的森林简直别无二致，人们在这里会觉得自己是闯入者，情不自禁地低声细语，生怕被森林听见，惹来妖魔的报复。
在这片面积不足150平方公里的森林里，只有几条小径和防火道[A3]，人们很难靠它们在林中找到方向感。森林里基本上人迹罕至，只有几个伐木工人居住的小村落，工人的屋子和农场就建在当地有着灰褐色石头的空地上，住所外的防水棚下整整齐齐地码放着成堆的柴火。
美军对许特根森林的地形地貌本不该一无所知，早在1944年9月的第二个星期，美军第3装甲师和第1步兵师就对这里发动了初次进攻，霍奇斯和他的参谋此时就该知道自己要求部下攻打的是个什么样的鬼地方。第9步兵师在9月中下旬和10月份的进攻中获得的经验，算得上是第二次警告。当时美军向森林东南方的关键节点施密特镇发动进攻，进展一开始还不错，因为美军达成了战术突然性。对此，负责当地防御作战的德军第275步兵师师长汉斯·施密特（Hans Schmidt）中将说道：“总的来说，我们认为美军不可能通过这样一个既难以观察，又道路寥寥的浓密林地向鲁尔河发动进攻。”[1]然而，一旦德军的军属重炮调转炮口开始支援许特根森林的德军步兵，这场丛林战立即就演变成了可怕的绞肉机。
德军往这里投入了狙击手，由于地面上视野狭窄，这些狙击手通常都隐蔽在树顶上。这些人都是蒙斯特拉格（Munsterlager）的狙击手教导连（Scharfschützen Ausbildungskompanie）训练出来的，狙击手在受训时每天都要花半个小时接受所谓的仇恨宣传，其实就是跟着教官们喊一些狂热的口号，通常采取如下形式：
教官：“每一枪都要干掉一个犹太布尔什维克！”
学员：“每一枪！”
教官：“杀死英国猪！”
学员：“每枪必杀！”[2]
挡在美军第9步兵师面前的是汉斯·施密特中将指挥的德军第275步兵师，他让各团将团部都设在森林中的小木屋里。他的师只有6500人和6辆突击炮，虽然有部分官兵知道如何打丛林战，但大部分人，例如第20空军要塞营（Luftwaffe Festbataillon），则毫无步兵战斗经验，其中有个连甚至全部是由来自德国空军判读员学校的学员组成，按照施密特中将的看法，这些人“绝对不该上前线”[3]。在随后的1个月里，这个连“几乎全部投降了敌人”[4]。这是一支真正的杂牌军，连配备的步枪都是战争初期从外国军队手里缴获来的。
施密特中将承认，许特根森林的战斗“把士兵身体和精神上的忍耐力逼到了极限”[5]。他们之所以还能活着，无非是因为美军在这片战场上无从发挥占据压倒性的坦克和空中优势，炮兵观测也很困难。但德军的后勤部队和后方梯队却遭到盟军战斗轰炸机的重创，前线部队很难得到热食供应，德军士兵经常得饿着肚子，只是“偶尔得到一些冰冷的口粮”[6]。要知道这些军人必须在接近0℃的严寒中，穿着潮湿的军服整天待在散兵坑里。
10月8日，第275步兵师接收了第1412劳工营（Arbeitsbataillon），士兵全是一帮老头，施密特中将的评论是“杯水车薪”[7]。实际上这个营在前线只打了一天就完蛋了，与他们一同被歼灭的还有一个由德国空军的军校学员组成的营。到10月9日，这个师的战斗伤亡人数已经达到550人，“这还不算数量巨大的病号”[8]。当天一个来自迪伦的警察营加入该师，被扔到了维特沙伊特（Wittscheide）东面的战线上，“警察营”听起来还不错，但实际上都是些45~60岁的中老年人，身上还穿着绿色的警察制服，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就再也没摸过枪。
施密特中将不得不承认“把这些老人家送上战场真是件痛苦的事”[9]，德军的伤亡如此巨大，以至于参谋军官、训练营里的士官生、预备队和教导部队都被填进了战线，甚至连急缺的通信兵也被作为步兵投入战斗。
一直到10月10日的那场大暴雨，才让德军第275步兵师得以重整战线。美军第9步兵师的卓越表现让施密特中将印象深刻，他甚至怀疑这些美军都接受了专门的丛林战训练。当天下午，德军第74军军长和第7集 团军指挥官视察了第275步兵师的防区，他们都被该师糟糕的状况大大震惊了，将军们随后允诺会派出增援部队。
增援部队真的来了，不过他们不是来填补战线的，而是要发动一场反击。援军中包括赫尔穆特·韦格莱因（HelmuthWegelein）上校指挥的教导团，这个装备精良的团拥有2000名精锐的士兵，其中一半是军官候补生，他们被寄予了深厚的期望。10月12日早上7点，反击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打响了，但是让德国人郁闷的是，进攻很快便在美军炽烈的火网中停滞不前，看起来这个精锐教导团的营长们现在已是手足无措，反击战在一片混乱中消弭于无形。当天下午，第二次进攻也以失败告终，教导团在12小时的战斗中损失了500人，连韦格莱因团长本人也在第二天阵亡。10月14日，德军反击部队被迫收兵重整。但正如施密特中将猜测的那样，经历了这一连串残酷的丛林战后，美军第9步兵师的实力也已消耗殆尽。
第9步兵师痛苦且代价高昂的推进提前停了下来，到10月16日，该师的战斗和非战斗伤亡已经达到了4500人——每推进1码就要伤亡1人！他们的攻势被迫在当日停了下来。美军军医救治了不少重伤的双方官兵，他们惊讶地发现“德军士兵在创口的恢复方面要比美军士兵快得多”[10]！这种差异显然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外科手术上的事实，美军士兵比德军士兵吃得好得多，一般来说他们身上都有一层厚厚的脂肪，这使得外科手术不仅更加困难，创口也更大，康复自然就慢。反观德军，他们的伙食差所以人就瘦，因而受伤后更容易动手术”。
让美军第9步兵师师长路易斯·亚力克·克雷格（Louis Aleck Craig）少将感到沮丧的是，即便如此，第1集 团军指挥部却对第9步兵师的惨重伤亡无动于衷，且不重视战场的可怕地形。霍奇斯再次顽固地要求部队直接打穿这片最难攻打的茂密森林，却使得美军在坦克、航空兵和炮兵支援方面的优势完全无从发挥。他甚至从来没有考虑过从南边的蒙绍走廊（Monschau corrider）出发，进攻至关重要的施密特镇，这显然是一条既近又好打的路线。更要命的是，霍奇斯手下的军长和参谋军官都不敢跟他争论，霍奇斯向来以动辄就解除高级军官的职务而闻名。
第1集 团军针对许特根森林的作战计划中，根本没有提到鲁尔河上位于施密特镇南部的施瓦姆瑙莱水坝（Schwammenauel dams）和乌夫特水坝（Urft dams），只是简单地说要掩护右翼，并向莱茵河推进。霍奇斯拒绝听取任何关于部队所面临困难的解释，在他看来这些解释只是胆小鬼的借口。许特根战场的通讯状况十分困难，无线电通讯在众多深谷和湿气浓重的密林中的效果很差，对后备通讯兵的需求也大增，因为德军总是优先攻击任何背着无线电台的美军士兵，而且德军还利用美军无线电通讯中的任何安全疏漏来予以打击——第7军的一份报告中提到1名营长在通话时无意中用明语说“我半小时内回来”[11]，紧接着他就在回团部的常用道路上遭到了德军迫击炮弹的突袭，2名随员当场阵亡。
森林中的小路和防火道也令美军吃尽苦头，它们和地图对不上号是常事，没啥经验的军官甚至根本无法在这里使用地图。一份报告这样写道：“在密林里，整支部队在开往某一方向或者前线时全体迷路的事情并不少见。”[12]他们甚至需要依靠己方的炮声才能找到返回的道路，有时候部队不得不通过无线电要求己方炮兵往某处打1发炮弹，好重新确定自己身处何方。夜间，人们只要离开自己的散兵坑100米就会完全迷路，此时他就只好坐等天亮才能知道自己在哪里。
最让美国人心惊胆战的是那些被反步兵地雷炸掉一只脚的战友的惨叫声。一个连长后来写道：“有人在路上踢到了一只血淋淋的鞋子，然后惊恐地看到鞋子里还有只脚。”[13]
美国大兵很快发现，德国人对自己在布雷方面的造诣颇为自得。路障都被布设了诡雷，所以那些被放倒在路上的树干都必须用很长的绳子拴起来从很远的距离上拖走。新来的士兵都要学习如何识别“舒型地雷（Schu，俗称油膏盒子雷）、里格尔地雷（Riegel，长方体反坦克雷）、特勒（Teller）重型反坦克地雷”[14]，里格尔地雷很难被排除，因为它们都被设计成一遇到拆挖就会起爆。德国人还在弹坑里布雷，他们知道新兵在遇到敌方火力时都会本能地钻进弹坑。德军还知道美军战术条令要求部队在进攻山头时尽量取道“洞穴”或者冲沟前进，因此所有的冲沟都被布设了地雷，并用机枪火力封锁。
布雷和排雷，这种死亡游戏自然不是德军的专属，美军第5军在11月5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们每发现一处敌军地雷，就会在旁边再埋设1颗自己的地雷，以便打击来巡查的敌人。反过来，德国人也在搞我们，如此往复。”[15]第297战斗工兵营的一名工兵发现一枚德国地雷有一半露在地面上，幸亏他留了个心眼，没有直接上去排雷。他用探雷器探测到那枚地雷周围居然被埋设了一圈地雷，如果他真的踩了上去，那起码会被炸飞一条腿。[16]查尔斯·拉纳姆上校的第22步兵团在抵达许特根森林后不久报告说：“在该地区松软泥泞的道路上，德国人有时甚至能埋设三层饵雷。”[17]工兵往往能够发现第一枚饵雷，却没有意识到真正的杀手在后面。吃了亏的美国人学乖了，他们开始用炸药排雷，再用推土机填埋路上的弹坑。
另一个危险的敌人是藏身松树之间的绊雷索，军官们抱怨说，士兵不得不一直盯着眼前的地面，四处寻找无处不在的绊雷索和地雷，甚至在巡逻时都顾不上抬头观察四周。美国人也不甘示弱，发明了可以布设在前沿阵地前方的绊发照明弹：它由一块200克重的TNT炸药和一枚60毫米迫击炮照明弹绑在一起组成，用绊索引爆，这些绊索被布置在阵地前的松树之间，一旦有人来偷袭，就会被引爆，并为守军照亮目标。美国人很快发现这些绊发照明弹必须布置在机枪巢前方至少50米以外，否则剧烈的闪光会立即闪瞎机枪射手。不过在战况复杂的许特根森林里，任何事情都不会那么简单，另一个军官就留意到，“步兵火力在林木间的有效射程极少能超过50米”。[18]
冰冷的秋雨使交战双方深受其害。即便雨水没有落到地面上，针叶上的水珠也会淅淅沥沥地滴落在士兵身上。受潮的弹药经常打不响，军服和军靴也被泡烂了，蔓延开来的战壕足病令部队战斗力锐减，病重者甚至需要截肢。美军军官起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随着大批非战斗减员情况的出现，各团尽最大努力给每份口粮里配上一双干袜子，同时告知士兵把他们的备用袜子顶在钢盔里保持干燥。美军还让士兵们两人一组，互相按摩脚部，并在睡觉时抬起双腿以加速血液循环。
那些天里，当兵的白天被小雨淋得透潮，晚上又不得不待在积水的散兵坑里，刺骨的寒冷可想而知。各营的军官们都意识到要让士兵每天至少暖和一回，于是在战线后方架起了放置取暖器的帐篷，供应热咖啡和热饭菜，还有专门用来烘干军服的暖棚。但问题是德国人时不时会发动一次进攻，或者进行武装侦察，让那些身处前沿散兵坑的美军士兵根本无法回到后方。大多数士兵只能淋着小雨啃着冰冷的干粮瑟瑟发抖，战壕足的发病率自然是一路飙升。不过大兵们自有办法，他们在C口粮的罐头盒里倒上土，泡上汽油，点着了当成火炉。这种自制火炉通常被放在一个0.3米（1英尺）深的坑里，他们还会把更大的10号罐头盒四周打上孔，吊在小火炉上，既能热饭，也能烧水。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作战，战士们需要强健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尤其是当11月高海拔的地区开始飘起雪花的时候。美军第7军的军官发现：“年过30的士兵岁数较大，身体条件已经不能适应这种作战环境，而20岁以下的年轻人的意志力和体力都还不够成熟。”[19]
不幸的是，绝大部分补充兵员都是这两类人。
在双人散兵坑上搭个简单的雨棚甚至都是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德军的炮弹往往在树梢上爆炸，致命的金属弹片如同雨点般横扫下方的所有人。所以美军的散兵坑都要用圆木遮住一半，圆木上再覆上一层厚厚的泥土，用树枝和苔藓进行伪装。但砍伐这些圆木又是件很危险的活：不能用大斧，斧头砍树的声响足以传到德军那边，继而引来德军的迫击炮轰击，因此美国人只能选择不那么好用的手锯来替代斧子。
在诺曼底和东线战场积累了丰富作战经验的德军，只在最前沿的警戒阵地投入少量兵力，配置自动武器进行防御，更为精锐的部队则在坦克支援下发动反击。一旦美军攻上来，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炮轰己方阵地。这种阵势看起来吓人，但美军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奥妙，并有样学样。由于炮弹是从后方射来的，致命的弹片大部分都是向前飞散迎向来袭的敌军，而不是守在战壕里的自己人。美军第5军的埃德温·M.伯内特（Edwin M.Burnett）上校评论道：“这需要勇气，但确实管用。”[20]
11月1日，霍奇斯在第5军军长杰罗少将的陪同下来到了位于罗特（Rott）的第28步兵师师部视察。霍奇斯告诉曾经骄傲地看着手下在巴黎阅兵的师长“荷兰人”科塔，他的师将在次日早晨赶在左翼的第7军之前，作为首批部队投入进攻，霍奇斯向他保证此次作战的计划堪称“卓越”[21]。然而，实际上这项计划却蠢到了家：第28步兵师不光要穿越最陡峭的山岭和山谷，霍奇斯还命令科塔将他的师分散投入到多个不同的方向，“有效确保”了他的进攻部队远远弱于任意一个方向上的守军，攻打施密特镇的兵力甚至不满一个团。科塔小心翼翼地指出了计划中的破绽，但却无人理会他的意见。
此时，第三帝国高层领导人固执己见的现象愈发严重，难以听取不同意见。就在第二天上午，维尔纳·克赖珀上将被迫辞去了德国空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并到停在狼穴的帝国元帅戈林的专列里向他告别。两人谈到了战争的结局。“这必定会是一场尼伯龙根式的战斗（意指双方同归于尽），”帝国元帅说道，“但我们还是会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或者威悉河畔战斗。”[22]
克赖珀怀疑平民百姓是否愿意被卷入这场自杀式的战争，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恳求戈林“说服元首看到这项政策在执行上的可能性，戈林沉默了一会，告诉他自己做不到，因为这会打击元首的自信心。”
11月2日上午9点，就在克赖珀面见戈林的时候，美军第28步兵师从一个小突出部出发，向东攻入浓雾弥漫的森林。右翼的第110步兵团遭到了西墙防线上残留碉堡的机枪火力射击，损失惨重；左翼的第109步兵团也同样遭遇了不幸，他们径直闯进了一片得到重火力掩护且未被标注出来的雷场。
防守该区域的德军第275步兵师现在已经是丛林战的老手了，但消耗也极其严重，师长施密特中将大声疾呼该让部队撤出去休整了。有些德军士兵在投降美军时说道，德军不仅在自己前方布雷，还在部队后方布雷以阻止他们逃跑，有几个战友因为试图逃跑而被处决了。
在战线中央，美军第112步兵团沿着200米深的卡尔河谷旁的鞍形山脊攻向福森纳克村。美军炮兵集火射击，白磷燃烧弹将村里的大部分房屋都点着了，谢尔曼坦克则对着教堂的尖顶开火，因为那里极有可能隐藏着德军的炮兵观察员或者狙击手。攻占了这个浓烟四起的村子后，美军预料德军可能会发动反击，连长要求士兵们赶紧挖掘战壕，准备武器。但令人意外的是德军什么都没做，“有件大事，一个乡下来的小伙子说：‘我因为喝多了苹果白兰地酒乱开枪，结果被罚了18美元’”[23]。
11月3日破晓，第112步兵团开始爬下卡尔河旁的陡坡，继而爬上东南方同样陡峭的山坡，直扑科默沙伊特村。表现得极其坚韧的3营，在主力前方一路交替掩护向前推进，直接攻向了至关重要的施密特镇，打了镇上的德军一个措手不及，很快拿下了该镇。约翰·M.科兹洛斯基（John M.Kozlosky）技术军士长拦截了一辆运送弹药的马拉大车，“当马夫发现科兹洛斯基会说波兰话后，高兴地跳下车亲吻着他的双颊”[24]——他是众多被德军强征入伍的波兰人中的一员。施密特镇下方就是庞大曲折的施瓦姆瑙莱水库和大坝，距离第112步兵团的阵地只有2.5公里。对于这一突破性进展，上级发来了贺电，师长科塔忍不住沉醉其间，虽然战况顺利得有些宛如梦幻。
就在几天前，第1集 团军指挥部的军官们忽然意识到，如果德军在美军横渡鲁尔河时打开上游的水坝，一堵奔涌而来的水墙就会摧毁所有的浮桥和舟艇，东岸桥头堡里的所有美军部队都会被切断后路。当攻占施密特镇的消息传来时，霍奇斯才刚刚开始考虑解决这个难题，现在做什么都来不及了。更要命的是，霍奇斯还暗示第7军军长柯林斯少将推迟进攻，等待增援他的第4步兵师到达，于是冒进的第28步兵师被彻底暴露在了德军面前。
对于这项几乎注定失败的任务来说，科塔的第28步兵师根本不是什么好的选择。前期战斗中的惨重损失使得这个师的大部分士兵都是新来的补充兵，师里自伤和开小差的情况也很严重，作为警告，该师的埃迪·斯洛维克（Eddie Slovik）二等兵甚至因多次开小差而成了美军在欧洲战场上唯一一个被自己人枪毙的家伙。情况实在是够糟糕的。
施密特镇失守的消息吓了德国人一跳，他们实在搞不清美国人为什么会把主要进攻方向放在许特根森林地区，尤其是在上个月美军第9步兵师的进攻遭到了“德军有效的抵抗之后”[25]。巧合的是，当美军攻占施密特镇的那一刻，德军B集团军群指挥官莫德尔元帅正在科隆以西的夸德拉特（Quadrath）地区的施伦德汉城堡里，与部下进行地图推演，推断美军在第5装甲集团军和第7集 团军之间的德国边境线上的主攻方向。于是，当施密特镇失守的消息传来时，莫德尔当即毫不犹豫地命令负责该地区防务的第74军军长埃里希·施特劳贝（Erich Straube）步兵上将[A4]返回军部。随后，他就和第7集团军指挥官埃里希·布兰登贝格尔（Erich Brandenberger）装甲兵上将、第5装甲集团军指挥官装甲兵上将哈索-埃卡德·冯·曼陀菲尔男爵（Hasso-Eccard Freiherr von Manteuffel）以及其他军官一起，制订出最佳的应对方案。
第116装甲师奉命全力开赴美军进攻部队的北翼，与第89步兵师联手发动进攻。第116装甲师的现任师长是西格弗里德·冯·瓦尔登堡（Siegfried von Waldenburg）上校[A5]，其前任就是因为取消了亚琛撤退而引发风波的冯·什未林中将。瓦尔登堡得令后立即带着拥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亲王头衔的首席参谋（Ia）[A6]弗里德里希-费迪南德（Friedrich-Ferdinand Prinz zu Schleswig-Holstein）少校离开地图推演现场，返回装甲师师部。德军最高统帅部此前要求莫德尔不要动用第116装甲师，但现在莫德尔决定抗命了，以“阻止美军从森林地带突破到开阔区域”[26]。
当天晚上，美军第28步兵师112团3营的士兵在攻下施密特镇后已是筋疲力尽，官兵们偷了个懒，没有挖掘散兵坑，而是直接睡在了屋子里。军官们根本想不到德军的反击那么快就会降临，所以既没有组织巡逻队，也没有设置警戒哨。因此当第二天破晓，德军的炮击和步坦联合进攻突然间接踵而至时，全营完全措手不及。此时营里的巴祖卡火箭弹已经所剩无几[27]，再加上德军出人意料地从3个方向猛扑过来，这个美军步兵营里的大部分人都显得惊慌失措。慌乱中，200多人向东南方跑去，一头撞上了德军大部队，最终只有67人生还，部队完全失去了指挥。该营残部抛弃了营里的伤员，逃回科默沙伊特与第1营会合。
在施密特镇以西约13公里的罗特镇的师部里，科塔师长首先就对落在自己头上的灾难束手无策。11月8日，他更是被埋没在一堆高官之下了。霍奇斯来到他的师部时，“发现艾森豪威尔上将、布莱德雷中将和杰罗少将正在与科塔讨论当前的战况，直到上将一行人离开时他才上去寒暄了几句”。霍奇斯的副官记录道：“此后霍奇斯将军把科塔拉到一边，为第28步兵师进展缓慢的现状狠尅了他一顿……不用说，霍奇斯将军肯定对第28步兵师的表现极其失望。”[28]
霍奇斯还责备了第5军军长杰罗，尽管把一个单独的步兵师分拆开来投入许特根森林的“卓越”作战计划是他的集团军指挥部制订的。霍奇斯强硬地要求科塔命令第112步兵团夺回施密特镇，这显示了他是多么不接地气，完全不了解前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被派去对付德军豹式坦克和Ⅳ号坦克的美军谢尔曼坦克在陡峭蜿蜒的小道、雷场和泥泞间举步维艰，低沉的乌云和降雨使得美军的战斗轰炸机无法起飞，与此同时被围困在科默沙伊特镇的两个美军步兵营则一直笼罩在德军坦克和2个军[A7]所属全部炮兵营的火力之下——莫德尔命令这两个相邻的军把炮兵全部转向这里。11月7日，第112步兵团2营从福森纳克突围而出，为此科塔把第146战斗工兵营作为步兵投入战斗，他们最终设法在福森纳克镇的西部顶住了德军坦克和装甲掷弹兵的攻击。情况已经十分严重，第4步兵师的一部分兵力甚至被调来支援第28步兵师。
11月8日夜，美军炮兵猛烈轰击了科默沙伊特镇周边地区，以掩护上述两个步兵营的残部趁夜溜过卡尔河谷逃回来。第28步兵师几乎被德军打回了出发地，他们在遭受了高达5684人的战斗和非战斗伤亡后空手而回。对于曾经率部从巴黎穿城而过的科塔来说，这无疑是他军旅生涯中最痛苦的一天，仅第112步兵团的损失就超过2000人，该团残余的可用兵力已经不足300人，也就是说第112步兵团算是被打残了。布莱德雷的参谋军官留意到：“当前线的某支部队实力下降到一定程度后，情况就会变得极其糟糕，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将会锐减，那意味着部队里已经没有足够多的有经验的老兵来教导那些补充来的新兵——所谓‘增援兵力’——（打仗的）窍门了。”[29]
德国的宣传机器自然不会放过这次反击战的胜利，如同德军在东普鲁士夺回戈乌达普（Goldap），以及苏联红军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城下的挫败，德国人大肆宣扬：“被包围的美军特遣队被歼灭。福森纳克镇和科默沙伊特镇里的小股残敌已被剿灭，他们一度负隅顽抗，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无意义的抵抗。”[30]
连败两阵的霍奇斯和许特根森林杠上了，他拒绝考虑其他的作战计划。现在，即使他已经知道了鲁尔河水坝带来的危险，他还是拒绝向南迂回，反而将第1、第8、第104步兵师，第5装甲师和第4步兵师一部一股脑儿投进了这片嗜血的森林。这次进攻将成为美军第9集 团军和第1集团军联合进攻的右翼，而在更北面，英军第2集团军已于11月12日从奈梅亨突出部向东发动了进攻。虽然英军在接下来的10天里饱受降雨、泥泞和雷场的困扰，但他们还是肃清了马斯河西岸的区域，一路打到德国与荷兰边境线上的芬洛（Venlo）和鲁尔蒙德（Roermond）。同样是在11月12日，美军第1步兵师从亚琛西面的休整地域出发，搭乘卡车开赴森林的北部区域。
耽搁了几天后，向许特根森林的第三次进攻于11月16日打响。此时，持续的小雨夹雪在海拔稍高的区域已经变成了降雪。北翼第1步兵师的任务是通过施托尔贝格走廊攻占迪伦以及埃施韦勒（Eschweiler）和于利希（Jülich）。这三个城镇几乎已被盟军飞机投下的9700吨炸弹炸成了白地，迪伦每天晚上还会受到美军远程炮兵的猛轰。
尽管如此，当第1步兵师的先头部队在坦克的支援下开进松树林时，他们还是遭到了德军第12国民掷弹兵师的猛烈炮击和轻武器射击。新来的机枪手阿瑟·库奇写道：“一长串伤员被从森林里抬了出来，我看到一个人用手使劲捂着肚子上的大伤口，不让肠子从里面流出来。很快来了一个医护兵，医护兵扶着伤员躺倒在地，在他肚子上缠了一大卷绷带，又给他注射了一针吗啡。一个老士官曾告诉我，打仗时要趴在大石头的后面，然后向德军炮弹最新的弹着点移动。他说这是最安全的做法，因为德军炮手每打一炮都会摇动方向机调整几个刻度，以便轰击更多的地方。我照他说的窜进了最新的一个弹坑里，接着下一发炮弹就落在30米外，他的这个主意救了我的命。”[31]
第1步兵师的军官们发现德军又在故伎重演，他们先用轻武器把进攻的美军钉在原地，“接着劈头盖脸地把炮弹和迫击炮弹砸向我们”[32]。新兵们被告知躲在大树后面，这样可以抵挡部分飞溅的碎木块的打击，千万不要卧倒在地，因为这样人体更容易遭到空爆弹片和碎木块的攻击。美军试图用4.2英寸重型迫击炮进行火力支援，但炮手们很快发现迫击炮弹的发射药受到湿冷气候的影响，弹着点的散布变得格外大；架设在湿润泥土上的迫击炮底座也会被炮弹后座力一发发地砸进泥里。[33]
阿瑟·库奇写道：“德国炮兵已经预先瞄准了林间的道路，并将炮弹设置好，在树梢高度爆炸，这样弹片就会直接向我们飞过来，令我军死伤惨重。我看到了很多垂危的重伤员还有尸体……一开始我还尝试跪下来和他们说说话，但很快就发现我根本承受不了那么多，我觉得满目血肉这样的场景已经超过了我的心理承受力。”他最钦佩的是那些跑来跑去救助伤员的医护兵，“即使身处重炮和机枪火力之下（也不停止），而这时我们都会待在更安全的地方”。[34]
在森林里，大部分德军士兵不再惧怕美军坦克。他们可以用铁拳反坦克榴弹发射器来对付坦克，如果距离稍远，还可以用坦克杀手反坦克火箭筒（Panzerschreck），德国人称它们为“烟囱管子”，这实际上就是一支大号的巴祖卡火箭筒。铁拳榴弹发射器在森林里还经常被德军士兵用作近距离支援火炮，毫不奇怪，正如德军第7集 团军参谋长鲁道夫·冯·格斯多夫上校[A8]所言，德军发现“防守森林比防御开阔地带容易得多”，因为美军的大量坦克在这里玩不转。
美军第1步兵师现在面临着德军的顽强抵抗和猛烈的炮兵火力，库奇继续写道：“就在破晓前，一场大规模炮击开始了，炮弹大多打在我们头顶的树梢上。此时天还没亮，我们又身处险境，这让一些新兵吓得要命，开始到处乱跑。我想办法逮住了一两个，怒吼着让他们滚回散兵坑里躲着去，不然就死定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战场恐惧症，而且开始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患上重度精神病和炮弹震荡症……后来有些人被送回后方照料了。对于我们这些留下的人来说，在准备向前推进的当口遇到这样的事情，真是太危险了。”[35]
第4步兵师的战线中央是拉纳姆上校的第22步兵团，他们向东进发，翻过巨大的山岭攻向施密特镇。该师的计划是先攻下海拔最高的大豪镇（Grosshau），保障右翼的第8步兵师先后攻占许特根森林里的村落和小豪镇（Kleinhau）。但是美军每前进一米都要付出可怕的伤亡代价，美军指挥官们哪里知道，他们现在的突破方向正紧挨着德军计划中的阿登反击战发起线的北侧，德军当然会拼命死守。
这里的每个村子都有用灰红色石头建造的教堂，哪怕只有巴掌大的小村也不例外。施密特中将的第275步兵师有部分士兵接受过系统的狙击手训练，[36]他们的存在使得美军军官甚至不敢把望远镜从衬衫里拿出来。然而，正如美军第4步兵师12团团长小詹姆斯·斯蒂芬·勒基特（James Stephen Luckett,Jr.）上校指出的那样，[37]森林里的视野很少能超过75码，这让狙击手很难在地面上发挥作用，于是村里的教堂便派上了用场。德军还在玛利亚维勒西南方布置了1个88毫米炮兵连，这些高炮原本的用途是射击飞往德国本土的盟军轰炸机，但现在他们向美军攻来的方向派出了观察哨，以便及早发现来袭的美军坦克，好让88炮发挥反坦克时的巨大威力。
施密特中将手下的军官们仅仅依靠当地山民就能获得大部分所需的战场情报，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他们发现美军只是在准备进攻某一区域时才会向那里派出侦察部队，这恰恰暴露了美军第二天的进攻方向。德国军官和士官们已经学会利用美军犯的错误，美军低级军官往往在占领一片区域后在夜里返回后方休息，德军此时就会趁虚而入，第二天美军就会发现前一天晚上撤出的地方再也攻不进去了。进攻并不是美军士兵们聚集的唯一理由，只要有德军被俘虏，“立刻就会有一二十个美军围上去凑热闹，这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伤亡”。[38]
德军坦克通常都被藏进掩体，再加以妥善伪装，这些大家伙更多的时候是被用来打“心理战”。一名美军军官记录道：“白天，它们相当平静，但一旦到了黎明、黄昏还有夜间的某些时段，它们就变得活跃起来，到处不停地开动、射击，这让我方官兵的神经几乎要崩溃了。”[39]
对此，美军的应对之道是把坦克歼击车部署在前线，好给士兵一些心理依靠。由于很多美军步兵一见到坦克撤回去补充油弹就会恐慌和逃跑，所以他们总要千方百计保留1个预备坦克排用来填补这些空缺。但这并非易事，因为装甲车辆在这样阴暗的森林里往往也是自身难保，每个轻型坦克排都要搭配1个步兵班进行掩护，还要有1个工兵班来扫雷。在这样的林区里，坦克兵其实比步兵还要恐惧，1名坦克手写道：“有一次我们连续4天都没有离开坦克，重炮、88炮、迫击炮的炮弹像发了疯一样落在我们四周，你要是敢从车里出去撒泡尿，你就死定了。我们甚至把那些该死的钢盔都堆到了炮塔外面（好增加一些防御力）。”[40]
拉纳姆上校的第22步兵团的任务是翻过树木最浓密的小山头推进到小豪镇，步履维艰之中，他们发现德军把低处的树枝都砍了下来，好让MG42机枪得到更好的射界。美军先头连发动了一次突袭，打跑了德军最外围的警戒哨，紧接着就在一条“25码纵深的三角拒马、铁丝网和地雷组成的防线”[41]前止步不前。当全排开始观察这些障碍物时，德军的迫击炮弹突然成群地落了下来……这只是他们通向“骷髅地”（Calvary）[A9]的开端，拉纳姆手下的3个步兵营长在随后的战斗中全部阵亡。
美军第4步兵师逐渐学会了在森林中作战，每个步兵连被重组为2个突击组和2个支援组。突击组只携带轻武器和手榴弹，支援组则带着迫击炮和机枪跟在突击组身后视线可及之处，前方的侦察兵和突击组需要学会“完全靠指南针认路”，因为人在密林里会很容易彻底失去方向感。部队推进时，支援组就会跟着布设电话线进行联络，就像格林童话《糖果屋》（Hänsel und Gretel）中的情节那样，负责引导通信兵、弹药运输兵和辎重兵。
美军的几个师很快就发现，林间小路、防火道和伐木工小道并不适合被用作各部队的分界线，而是应该作为他们推进的中心线。部队要在这些小道两侧推进，但绝对不能走到路上，因为那里布满了德国人的诡雷，德军炮兵也早已瞄准了每条道路。德军的迫击炮提前校准了射程和方向，这让美军第1步兵师付出了不少伤亡代价。为了少死人，这个师选择了从林间发起进攻，他们的各级指挥所也必定远离道路，[42]即使条件更加艰苦更花时间也只能忍受——遭点罪总比送命强。
11月中旬，天气骤然转冷。问题是很多士兵先前在冷雨和泥沼中艰难跋涉筋疲力尽时，都把沉重的羊毛大衣给扔掉了。第1步兵师的阿瑟·库奇写道：“整片森林里的积雪厚达半米以上。有一天我们通过一处先前由其他连队攻击过的地区，我看见一列大概6个士兵站在雪里，身体向前倾，步枪指向前方厚厚的积雪——就像正在进攻一样。但是我随后就发现他们纹丝不动，我对一个战友说，他们一定都死了，是中弹后立即被冻僵的。我在左胸前的口袋里装满了德国的硬币，好挡住射向我心脏的子弹或者弹片——我知道这么做其实挺傻的。”[43]
在更远的南翼，巴顿将军继续给手下的指挥官施压，让他们继续向前进攻。11月11日，星期六，第12集 团军群指挥官布莱德雷中将的副官切斯特·贝亚德·汉森（Chester Bayard Hansen）少校在日记中揶揄道：“水火不容的两个日子撞在了一起：停战纪念日[A10]和乔治·巴顿的生日。”[44]
整整1周后，巴顿的第3集 团军终于包围了梅斯，又过了4天，这座要塞城市里的德军放下了武器。巴顿对攻占梅斯的痴迷导致其手下的部队损失惨重，他的刚愎和急躁虽然在1944年夏季赢得了闪电般的胜利，此时却成为部队遭受惨重损失的重要原因，持续的降雨使得摩泽尔河泛滥成灾，美军在梅斯南边的渡河行动也随之成了一场噩梦。巴顿就给布莱德雷说过这么一件事，他手下的工兵连累死累活干了整整2天，历经挫折才勉强在激流中搭起1座浮桥，可就在第一辆坦克歼击车过桥时，上游漂下来的一堆杂物钩断了一根绳索，浮桥随即土崩瓦解，被湍急的水流冲走。“这个倒霉连队的全体官兵一屁股坐在了泥地上，”巴顿说道，“像小孩子那样号啕大哭。”[45]
在南方，美军第7集 团军在11月中旬攻击了萨维尔讷隘口，保障了法军第2装甲师取得突破并冲进了斯特拉斯堡，闪电般冲到了莱茵河上的凯尔大桥旁。在第6集团军群的右翼，让·德拉特·德塔西尼上将的法军第1集团军解放了贝尔福、阿尔特基什和米卢斯，向科尔马南部发动进攻。他们的进攻在那里遇到了德军的激烈抵抗而被迫停滞，后来就形成了著名的“科尔马口袋”。
斯特拉斯堡的守军丢尽了德国军人的脸，党卫军逃跑前把这座城市洗劫一空，那些奉命“打到最后一颗子弹”[46]的士兵早早地就开始丢弃弹药，那样他们就可以声称弹药耗尽，方便自己逃跑或者干脆投降。德军城防司令官弗朗茨·瓦特罗特（FranzVaterrodt）少将对那些高级军官和纳粹党官员的行径嗤之以鼻，他在被俘后对他的同僚们说：“希姆莱居然没有吊死那些掌管斯特拉斯堡的家伙，这真是咄咄怪事。所有人都逃跑了，纳粹党的分区领袖、社区领袖（Ortsgruppenleiter，城市一级的纳粹党负责人），市政当局的正副市长全都脚底抹油，连政府官员都跑光了……等这帮人在清晨时分渡过莱茵河时，事情就会变得有趣了。”[47]
人们看到斯特拉斯堡地方法院的首席大法官也背着帆布背包逃向莱茵河，对于他，瓦特罗特倒是表示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他亲手判决了那么多人死刑，那真是太可怕了”。法官是土生土长的斯特拉斯堡人，要是落到法国人手里，他会第一个被审判或者处死，就算不死也得被扒层皮，不跑又能怎么办呢？
许多德国军官被找到时都带着他们的法国女人躲在各种犄角旮旯里，而且都自称是“与队伍走散了”[48]，瓦特罗特少将简直要气炸了：“他们都是逃兵！”
最惊人的是施赖伯中将，他来到瓦特罗特少将的指挥部时声称“我的参谋部就设在这里了”。瓦特罗特看向窗外，“那有大约10辆崭新的漂亮小汽车，里面塞满了漂亮女人、随从、肥头大耳的官员，多得吓死人的行李中肯定塞满了美食和奢侈品”。施赖伯称自己打算渡过莱茵河，“那样至少可以安稳一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