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克莱尔少将的法军第2装甲师解放了斯特拉斯堡，法兰西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勒克莱尔曾在其巅峰之战——北非的库夫拉之战中承诺过，要让三色旗重新飘扬在大教堂的尖顶上。而现在，曾在1871年和1940年两度被德国人抢走的斯特拉斯堡和阿尔萨斯重归法国的怀抱，这显然意味着法兰西已然光复。美军高级将领们都很敬重和喜欢勒克莱尔，可他的同僚——法军第1集 团军指挥官德拉特·德塔西尼上将相比之下就差得远了。这个能言善辩、行事夸张的将领似乎认为他的职责就是不停地抱怨，埋怨盟军没能给他位于战线最南方的部队提供足够的军服和武器。不过老天爷倒也公平，他领受了一项把137000名缺乏训练且不服管教的法国抵抗组织成员融入军队的艰难任务，结果遇到了一大堆麻烦。戴高乐则惦记着把殖民地部队从法军第1集团军中调出来，好让这支番号“第1”的部队里的法国血统更纯正——那些来自北非和塞内加尔的士兵也确实受不了孚日山脉的严寒。最终，德拉特·德塔西尼还是带着他的集团军在大雪中突破了贝尔福的缺口，来到瑞士边境的莱茵河畔。
11月24日，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视察了雅各布·德弗斯中将的第6集 团军群指挥部，这个集团军群辖有亚历山大·麦卡雷尔·帕奇（Alexander McCarrell Patch）中将的美军第7集团军和德拉特·德塔西尼的法军第1集团军。德弗斯是个雄心勃勃的年轻将领，却不善于和人打交道，包括同艾森豪威尔，他甚至得不到和盟军统帅部探讨自己作战计划的机会，主要原因是艾森豪威尔对他的南翼战线兴趣不大。
德弗斯确信自己可以很容易地在卡尔斯鲁厄西南方的拉施塔特（Rastatt）渡过莱茵河，即使德军在其左翼打出一些反击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他显然认为在莱茵河对岸建立桥头堡的前景能打动艾森豪威尔，但他对计划的描述并不太清晰，当最高统帅拒绝了他的计划时，德弗斯又显得怒不可遏。这个责任主要在艾森豪威尔，他的眼光只是死盯着鲁尔区和柏林，却从没有认真考虑过南翼战线的战略。他只是希望德弗斯顺着自己的大战略扫清莱茵河西岸的敌人，好肃清从北海到瑞士的莱茵河以西区域。很不幸，艾森豪威尔的决定暴露了他缺乏想象力的特点，如果真能在拉施塔特（Rastatt）渡过莱茵河建立桥头堡，美军将获得一个巨大的机会，如果动作够快，希特勒计划中的阿登反击战甚至会在开始前就被瓦解于无形。
且不论整体战局的变化如何，许特根森林的战斗还在继续，交战双方开始越来越倚重炮兵。施密特中将的第275步兵师拥有131门火炮用于支援作战，虽然他的炮兵团装备的火炮来自德国、苏联、意大利和法国，可谓五花八门，弹药补给也十分困难，但威力还是不容小觑。美军的炮兵实力就更加强大了。
炮火凶猛的结果就是将许特根森林变成了人间地狱，到处是被重炮炮弹和迫击炮弹掀倒或撕扯成碎片的大树，被地雷炸成碎块的尸体，满地都是丢弃的钢盔和生锈的武器，以及弹药箱、口粮袋、浸满泥污的军服。德军第74军军长施特劳贝步兵上将说道：“最要命的是士兵的军服（没得换）。”[49]
在潮湿寒冷的气候中，他的部下饱受低温症、战壕足、冻伤和其他疾病的蹂躏，而迫击炮则成了杀伤双方士兵数量最多的武器。
许多德军军官都相信，许特根森林的战斗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东线战场更可怕。有人说它就是个“开放性伤口”，格斯多夫上校称它为“死亡磨坊”[50]。而再次加入拉纳姆上校的第22步兵团的海明威，则在这里见证了大雪、泥泞和被炸碎的松树，他说许特根就是“炮弹在树顶爆炸的帕斯尚尔（Passchendaele）”[51]，在1917年的帕斯尚尔战役中英军伤亡极其惨重。
作为战地记者的海明威，虽然有人对他过度英勇的行为提出异议，但他还是拿起了汤姆森冲锋枪，背起分别装着杜松子酒和科纳克白兰地的水壶回到了部队。海明威在火线上多次显示出自己的勇敢无畏，甚至还有一次直接参战。海明威似乎并不怎么看重自己写战地新闻的本职，他常常自嘲为“得痔疮的老厄尼”、“可怜的穷人派尔”[52]，这是对当时最有名的战地记者厄尼·派尔（Ernie Pyle）的善意嘲笑。但是海明威更专注于自己周围的人，以及他们在战火中的表现，因为他打算写一部关于战争的巨著。正如海明威的传记作家卡洛斯·贝克（Carlos Baker）所言——“欧内斯特因身为军官和士兵们的良师益友而闻名”，他的勇敢和对战场恐惧症的别样理解令他充满了吸引力。
塞林杰所在的第12步兵团驻地距离海明威还不到2公里，这会儿他正疯狂地写着一些和这场地狱般的战斗有关的短篇故事。他告诉他的读者，只要一找到“没有人的散兵坑”[53]他就会动笔，看起来这项活动至少让他一直到战争结束都没有精神崩溃。
所谓的“战斗疲劳症”（Combat fatigue或Combat exhaustion）——军人在战场上精神崩溃的委婉说法——在美军中迅速蔓延开来。士兵中流传着这样的笑话：“在那里待上5天你就可以和树搭腔，第6天树就会来找你聊天了。”[54]
布莱德雷的指挥部中一名到访过此地的参谋军官不无夸张地写道：“那些在许特根森林待过的年轻营长一个个都成了嘴里咕哝不停的傻子，和那些天生的傻子差不多。”
有个这样的“傻子”对他说过以下这番话：“本来还不是太糟糕，后来‘生面团’（doughs，美国俚语中泛指美军步兵）们从前线撤下来时太累了，他们看到路上有一个死掉的生面团仰卧在地，问题是他们太他妈地累了，都懒得抬脚，居然直接从死人僵硬的脸上踩了过去……”[55]
巨大的战争压力让人们渴求尼古丁和酒精，虽然大多数军官都会大方地让士兵分享自己特别配给的威士忌和杜松子酒，但一则关于军需官偷窃口粮里的香烟拿到黑市去卖的传言还是差一点激起了兵变。第4步兵师的一名军官记录道：“士兵们对口粮缺斤短两的现象不会说什么，实际上他们宁愿少拿口粮以换取更多的香烟。”[56]
不光是精神崩溃，人员的伤亡也实在可怕。“你早上开车从野战医院的帐篷旁经过，看到地上有2具或者3具尸体，下午回来时就变成了30具或者40具……阵亡人员登记班甚至出现了人手短缺。”[57]在进攻的最初3天里，第4步兵师22团的战斗伤亡就达到391人，其中包括28名军官和110名士官。[58]有时候新来的连长或者排长根本活不了多久，甚至还等不到手下人记住他们的名字就战死了。
德军的损失也很严重，莫德尔决心“保持对有利地形的控制”[59]，于是那些临时拼凑的营或团被一个接一个地投入了战场，那些岁数不小的警察和缺乏训练的空军地勤人员被一批批拉上去送死，许多人甚至还没有抵达前线就死在了美军的炮火之下。天气一旦放晴，盟军的战斗轰炸机群就会带着白磷燃烧弹扑向德军的炮兵阵地。这些德国补充兵虽然穿着单薄的军服瑟瑟发抖，而且由于补给困难而严重营养不良，但他们还是在坚持战斗，因为看起来他们也别无选择。
德军向美军第1、第4和第8步兵师发起的持续反击，大大延迟了美军穿越这片被炮火炸碎的林区的步伐，但无论如何艰苦和缓慢，美军仍在奋力向前推进：高昂的代价，冰冷的雨水，还有那些令坦克无法为部队提供支援的泥泞和地雷。美国大兵们现在对敌人充满了仇恨，第22步兵团的戴维·罗斯巴特（David Rothbart）中士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人从心理上来说已经完全进入了战斗状态，他们现在成了杀手，他们痛恨德国人，会毫不犹豫地宰了他们。”[60]
11月23日，感恩节，艾森豪威尔下达命令，所有的盟军士兵都必须吃到火鸡大餐。于是，许特根森林里各个营的厨师也开始奉命制作火鸡肉三明治，但当士兵们爬出散兵坑排队领大餐时，德军的炮弹却成群飞来。一名目睹了当天血肉横飞惨状的美军少校据说后来再也没有吃过感恩节大餐，而是“起身躲到后院里像孩子一样大哭一场”[61]。
没人会觉得夺取这片森林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美军还需要再经历6天死伤惨重的战斗才能拿下小豪镇和大豪镇。最终，在一场西欧战场罕见的决死冲锋之后，美军第8步兵师的部队用手榴弹、步枪和汤姆森冲锋枪，同德军在村舍间展开了逐屋争夺的肉搏战，最终夺取了许特根森林里的村落。
第83步兵师将伤亡惨重的第4步兵师替换下去，他们同样在德军的“弹片从树顶上呼啸着飞向四处的树顶炮击”[62]中战战兢兢。为了进攻盖（Gey）村，美军组织了一次让不同单位的所有火炮同时射击、炮弹同时落地的TOT炮击（Time On Target），但是当他们的步兵进入村子时，还是爆发了可怕的“逐屋巷战”。美军直到12月的第一周结束时才走出这片可怕的森林，俯瞰鲁尔河谷的广阔乡间，但他们还是没能攻占施密特镇和水坝。应美军的一再要求，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RAF Bomber Command）组织了3次意在炸毁水坝的空袭（其间因为天气原因取消了5次行动），却没能取得显著效果，这下英国皇家空军不干了，轰炸机司令部拒绝再次出击。最后，霍奇斯只好决定让位于水坝西南方的第2步兵师去攻打水坝，但德军的阿登大反击彻底粉碎了霍奇斯的计划。当美军最终控制水坝渡过鲁尔河时，已是1945年2月了。
战斗伤亡、精神崩溃、冻伤、战壕足和急性肺炎给交战双方都造成了惨重的损失。10月，罹患呼吸系统疾病（主要是肺炎和重感冒）的美军官兵达到了参战兵力的37%，这是战争中的最高纪录。许特根森林的战斗给美军带来了8000多名战斗疲劳症患者[63]，德军则由于生怕士兵借此合法地逃避战斗而拒绝承认这一疾病，因此没有相应记录。然而不承认并不代表没有，德军第7集 团军的总军医官后来说道：“战斗疲劳症的案例寥寥无几，但是由于这些人没有被送下来，我也不能确定他们占总伤亡人数的百分比有多少。”[64]
第7集 团军参谋长格斯多夫上校所说的话则清楚地解释了军医的说法：“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发现士兵纯粹是由于筋疲力尽而累死在散兵坑里。”[65]
许特根森林之战，美军参战部队的12万官兵中伤亡达到33000人，仅第4步兵师就遭受了“超过5000人的战斗伤亡和2500多人的非战斗伤亡”[66]，为了休整，霍奇斯命令第4步兵师调防到纵贯阿登山区的“平静”的第8军防区内。在接下来的12天里，第4步兵师的3个被打残的步兵团与第83步兵师换防，接受第8军军长特洛伊·休斯敦·米德尔顿（Troy Houston Middleton）少将的指挥，该军军部就设在巴斯托涅。阿登山区和巴斯托涅，这两个地名清楚地预示了第4步兵师随后的命运：几天后，在阿登地区集结的德国大军扑向了这个只剩下一半实力，却要防御长达56公里战线的美军步兵师……
[1]Major Gen.Kenneth Strong,02/14/2 3/25-Intelligence Notes No.33,IWM Documents 11656.
[2]Generalleutnant Hans Schmidt,275th Infanterie-Division,FMS B-810.
[3]同上。
[4]同上。
[5]同上。
[6]同上。
[7]同上。
[8]同上。
[9]14.10.44,GBP.
[10]VII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9.
[11]同上。
[12]Charles B.MacDonald,The Mighty Endeavour:The American War in Europe,New York,1992,385.
[13]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9.
[14]5.11.44,V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5.
[15]VII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9.
[16]同上。
[17]同上。
[18]同上。
[19]V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5.
[20]Rick Atkinson,The Guns at Last Light,New York,2013,317.
[21]FMS P-069,43.
[22]V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5.
[23]Edward G.Miller,A Dark and Bloody Ground:The Hürtgen Forest and the Roer River Dams,1944-1945,College Station,TX,2008,64.
[24]Generalmajor Rudolf Freiherr von Gersdorff,FMS A-892.
[25]Gersdorff,FMS A-891.
[26]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63.
[27]PWS.
[28]Ralph Ingersoll,Top Secret,London,1946,185.
[29]NARA RG 407 270/65/7/2,Box 19105 ML 258.
[30]Arthur S.Couch,‘An American Infantry Soldier in World War II Europe’.
[31]VII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9.
[32]NARA RG 407 270/65/7/2 ML 248.
[33]Couch,‘An American Infantry Soldier in World War II Europe’.
[34]ETHINT 53.Couch,‘An American Infantry Soldier in World War II Europe’.
[35]FMS B-373.
[36]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5.
[37]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65.
[38]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64.
[39]引自John Ellis,The Sharp End:The Fighting Man in World War II,London,1990,152.
[40]Robert Sterling Rush,Hell in Hürtgen Forest:The Ordeal and Triumph of an American Infantry Regiment,Lawrence,KS,2001,139.
[41]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9.
[42]Couch,‘An American Infantry Soldier in World War II Europe’.
[43]CBHD.
[44]Omar N.Bradley,A Soldier's Story,New York,1964,430-1.
[45]Generalmajor Ullersperger,CSDIC,TNA WO 208/4364 GRGG 237.
[46]Generalmajor Vaterrodt,CSDIC,TNA WO 208/4177.
[47]同上。
[48]Generalleutnant Straube,FMS A-891.FMS A-891.
[49]Gersdorff,FMS A-892.
[50]Ernest Hemingway,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New York,1950,249.
[51]Carlos Baker,Ernest Hemingway:A Life Story,New York,1969,552.
[52]J.D.Salinger,‘Contributors’,Story,No.25（November-December 1944）,1.
[53]Charles Whiting,The Battle of Hürtgen Forest,Stroud,2007,71.
[54]Ingersoll,184-5.
[55]V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5.
[56]Ingersoll,185.
[57]Sterling Rush,163.
[58]FMS A-891.
[59]Sgt David Rothbart,22nd Inf.Rgt,引自Sterling Rush,178.
[60]引自Paul Fussell,The Boys'Crusade,New York,2003,91.
[61]IWM Documents 3415 95/33/1.
[62]Peter Schrijvers,The Crash of Ruin:American Combat Soldiers in Europe during World War II,New York,1998,8.
[63]General arzt Schepukat,ETHINT 60.
[64]Gersdorff,FMS A-892.
[65]CSI Battlebook 10-A,May 1984.
[66]Traudl Junge,Until the Final Hour:Hitler's Last Secretary,London,2002,147.
[A1]兴登堡元帅的全名是保罗·路德维希·汉斯·安东·冯·贝内肯多夫和冯·兴登堡（Paul Ludwig Hans Anton von Beneckendorff und von Hindenburg）。——译者注
[A2]Hürtgenwald在德语中的意思就是许特根森林，但同时也是当地一座城镇的名字，在中文地图上叫许特根瓦尔德。——译者注
[A3]指为简易消防车开辟的林间小路。——译者注
[A4]此处原文有误，原文中写的是中将，而埃里希·施特劳贝在1942年6月1日就已经晋升步兵上将。——译者注
[A5]此处原文有误，原文中写的是少将，西格弗里德·冯·瓦尔登堡晋升少将要到1944年12月1日，文中所说的时间段里他的军衔还是上校。——译者注
[A6]首席参谋（Ia）在德军师级部队中相当于师参谋长，因为德军没有设立专职的师参谋长一职，只有在军级以上指挥部中才设有正式的参谋长职务，同级指挥部中的首席参谋则相当于作训参谋部门的长官。——译者注
[A7]德军的这2个军，有可能是第116装甲师的上级单位党卫军第1装甲军，第275步兵师和第89步兵师的上级单位第74军。——译者注
[A8]鲁道夫·冯·格斯多夫担任第7集 团军参谋长时，其军衔还是上校，直到1945年3月8日才晋升少将，作者在本书中统称其为少将是错误的。他担任第7集团军参谋长的任期从1944年7月28日开始，一直到战争结束，有的资料显示其在8月20日后曾专门负责策划法莱斯包围圈的突围。——译者注
[A9]Calvary又名加略山或者各各他，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这里意指死亡之地。——译者注
[A10]当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