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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无知

作者：〔法〕米兰·昆德拉

译者：许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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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an Kundera

L’igno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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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

1

“你还在这儿干什么？”她说话并不凶，但也不客气；茜尔薇是在生气。

“那我该在哪儿？”伊莱娜反问。

“在你家！”

“你想说我在这儿就不再是在自己家了？”

当然，她并不想把她逐出法兰西，也不想让她觉得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你知道我想说什么！”

“是的，我知道，可你怎么忘了我在这儿有工作？有住房？还有孩子？”

“听着，我了解古斯塔夫。他一定会想方设法，让你回到祖国。你那两个女儿，别跟我开玩笑了！她们都有了自己的生活！我的上帝，伊莱娜，目前在你家乡发生的一切，是那么令人神往！在这样的情况下，事情总是好办的。”

“可是，茜尔薇！并不仅仅是实际问题，像就业啦，住房啦。我在这儿已经生活了二十年。我的生活在这里！”

“你家乡在闹革命！”她以无可争辩的口吻说。然后她缄口不语，想以沉默告诉伊莱娜，大事当前，不得逃避。

“可是一旦我回国，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了。”伊莱娜说，想置女友于两难窘境。

本想以情动人，不料适得其反。茜尔薇的声音顿时变得热情起来：“亲爱的，我一定去看你！我答应，答应你了！”

她俩久久地相对而坐，面前摆着两个空空的咖啡杯。伊莱娜看见茜尔薇朝自己倾来身子，热泪盈眶地紧握着自己的手，说：“你这可是大回归啊。”说着又重复了一遍：“大回归。”

这几个字一经重复，就充满无比的力量，伊莱娜看见自己的心底刻下了这三个大字：大回归。她不再抗拒，因为此时，她已被眼前的景象迷惑，突然间闪现出旧时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闪现出自己的记忆，也许也是祖先的记忆，那是与慈母重逢的游子；是被残酷的命运分离而又回到心爱的人身旁的男人；是每人心中都始终耸立的故宅；是印着儿时足迹而今重又展现的乡间小道；是多少年流离颠沛后重见故乡之岛的尤利西斯；回归，回归，回归的神奇魔力。

2

回归（retour）一词，希腊语为nostos。Algos意为“痛苦”。由此，nostalgie一词的意思即是由未满足的回归欲望引起的痛苦。就此基本概念而言，大多数欧洲人都可使用一个源于希腊语的词（nostalgie，nostalgia），另外也可使用源于民族语言的其他词：如西班牙人说añoranza；葡萄牙人则说saudade。在每一门语言中，这些词都有着某种细微的语义差别。它们往往只是表示因不能回到故乡而勾起的悲伤之情。Mal du pays（思乡病）。Mal du chezsoi（思家病）。英语叫homesickness。德语为heimweh。荷兰语为heimwee。但是将这一大的概念限于空间。然而，欧洲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冰岛语明确地区分了两种说法：一个为söknudur，指普遍意义上的nostalgie，另一个为heimfra，意即“思乡病”。捷克语中除源于希腊语的nostalgie外，表达这一概念的还有名词stesk和它的动词；捷克最感人的情话是：stýská se mi po tobě，即法语j’ai la nostalgie de toi，意思是：“我不能承受你不在身边的痛苦。”西班牙语中，añoranza源自动词añorar（相思），añorar又源自加泰罗尼亚语的enyorar，而该词又由拉丁语的ignorare（ignorer）派生而来。通过这番词源学的启迪，nostalgie即可视作不知情造成的痛苦。你在远处，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了。我的家乡在远处，我不知道家乡发生了什么事。某些语言在表达nostalgie这一概念时有些困难：法国人只能以源自希腊语的名词来表达，没有动词形式。他们可以说：je m’ennuie de toi（我由于你不在而心烦），但s’ennuyer一词弱而冷，总之太轻了，不能表达如此沉重的情感。德国人很少使用希腊语形式的nostalgie一词，喜欢说Sehnsucht，意为“对不在之物的欲望”，但Sehnsucht既可指存在过的也可指从未存在过的（一次新的冒险），因此并不一定就会有nostos的意思。要使Sehnsucht一词含有挥之不去的回归念头的意思，就得在该词后增加补语：Sehnsucht nach der Vergangenheit，nach der verlorenen Kindheit，nach der ersten Liebe（对过去，对逝去的童年，对初恋的怀念）。

思乡之情的奠基性史诗《奥德赛》产生于古希腊文化的黎明时期。我们再强调说明一下：尤利西斯这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冒险家也是最伟大的思乡者。他去参加（并不太乐意）特洛伊战争，一去就是十年。后来，他迫不及待要回到故乡伊塔克，但诸神的阴谋耽搁了他的归程，前三年里充满了神奇的遭遇，后七年里他则成了女神卡吕普索的人质和情人。卡吕普索爱上了他，一直不让他离开小岛。

在《奥德赛》的第五歌中，尤利西斯对她说：“不管珀涅罗珀有多庄重，但与你相比，就谈不上什么伟大与美丽……然而，我每天都在许一个愿，那就是回到那里去，在我的家园看到回归之日！”荷马继续写道：“尤利西斯在倾诉着，太阳落沉；黄昏降临：他俩又回到岩洞深处，在穹顶下拥抱相爱。”

伊莱娜长期以来的可怜流亡生活与此毫无可比之处。尤利西斯在卡吕普索那儿过的是真正的dolce vita，也就是安逸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可是，在异乡的安乐生活与充满冒险的回归这两者之间，他选择的是回归。他舍弃对未知（冒险）的激情探索而选择了对已知（回归）的赞颂。较之无限（因为冒险永远都不想结束），他宁要有限（因为回归是与生命之有限性的一种妥协）。

法伊阿基亚的水手没有叫醒尤利西斯，而是把身上裹着床单的尤利西斯放在伊塔克海边的一棵橄榄树下，悄悄地走了。归程由此结束。他精疲力竭，在沉睡着。醒来时，他不知自己身在何处，雅典娜拨开了他眼前的迷雾，接踵而至的是沉醉；是对大回归的沉醉；是对已知的迷醉；是让天地间空气震颤的音乐：他看见了儿时熟悉的锚地，看见了眼前矗立的大山，他抚摸着古老的橄榄树，让自己确信自己一直像在二十年前一样。

一九五〇年，阿诺德·勋伯格(1)

在美国待了整整十七年之后，一个记者向他提了几个不善而且幼稚的问题：流亡生活是否真的会使艺术家丧失创造力？一旦故乡之根停止提供养料，他们的灵感是否真的就会立即枯竭？

你们想一想！大屠杀之后才五年啊！勋伯格对那片故土没有思恋之情，一个美国记者竟然不予宽恕，要知道当年天下最恐怖的事是当着勋伯格的面在那儿发起的呀！但是，没有办法，荷马以桂冠来颂扬思乡之情，由此划定了情感的道德等级。珀涅罗珀占据了等级之巅，远远高于卡吕普索。

卡吕普索，啊，卡吕普索！我常常想起她！她爱上了尤利西斯。他们在一起生活了整整七年。不知道尤利西斯与珀涅罗珀同床共枕有多长时间，但肯定没有这么久。然而，人们赞颂珀涅罗珀的痛苦，而不在乎卡吕普索的泪水。

(1)　Arnold Schoenberg（1874—1951），犹太裔奥地利作曲家，后入美国籍，十二音体系理论家。

3

就像是斧斫的一样，欧洲二十世纪的重大日子都刻下了深深的伤痕。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历时最长、称为冷战、最后在一九八九年宣告结束的第三次大战。除了这些关涉整个欧洲的重大日子，还有一些次等重要的日子决定了某些民族的命运：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一九五六年俄国入侵匈牙利；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人反抗苏联，一九九一年又开始自相残杀。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在一九四五年以后幸运地没有遭遇任何重大日子，他们得以生活了美妙而又虚空的半个世纪。

在这个世纪，捷克人的历史由于“二十”这个数字的三次重复而具有了非凡的数学美。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岁月之后，他们于一九一八年获得国家独立，而在一九三八年又丧失了。

一九四八年，由莫斯科引入的革命开启了第二个二十年的恐怖，后来在一九六八年，以俄国人气不过该国放肆的解放，兴兵五十万入侵而告结束。

占领政权于一九六九年秋牢固地建立，但谁也没有料到，又于一九八九年秋悄悄地、有礼有节地撤除了，与当时欧洲所有的共产党政权一模一样。这是第三个二十年。

只是在我们这个世纪，历史上的重大日子才如此贪婪地主宰每一个人的生命。如若不首先对重大日子作一番分析，便不可能理解伊莱娜在法国的存在。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来自共产党国家的流亡者在法国是很不让人喜欢的；法国人当时把法西斯主义视为唯一真正的灾祸：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的西班牙，拉丁美洲的独裁。直到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他们才渐渐拿定主意，把共产主义设想为一种灾祸，尽管是低一层次的灾祸，我们姑且称其为二号灾祸。正是在这个时期，在一九六九年，伊莱娜和她丈夫流亡到法国。他们很快明白，与头号灾祸相比，落到他们祖国头上的灾难实在太没有血腥味，无法触动他们的新朋友。一次次解释，他们养成了习惯，几乎每次都这么说：

“不管有多可怕，法西斯专政总归会随着独裁者的灭亡而倒台，人们总算有点指望。可是，以无边的俄罗斯文明为支撑的共产主义，对于波兰，对于匈牙利（且不谈爱沙尼亚）来说，则是没有尽头的黑洞。独裁者是会灭亡的，但俄罗斯是永存的。我们逃离的国家所遇到的灾难，是一点儿希望都没有的。”

他们就这样一次次忠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伊莱娜还举当时的捷克诗人扬·斯卡采尔的一首四行诗为证：他谈起笼罩在他心头的悲苦；这份悲苦，他多么想将它掀掉，推向远处，用它为自己造一间屋，关在里边三百年，三百年里永不开门，对谁都不开门！

三百年？斯卡采尔是在七十年代写的这几句诗，可在一九八九年秋天就去世了，几天后，曾经在他眼前展现的悲苦的三百年在短短几天里化为乌有：布拉格的街头挤满了人，人们高举的手中那一串串钥匙敲击着，如钟声般宣告着新时代的到来。斯卡采尔说三百年莫非错了？当然错了。任何预测都会出错，这是赋予人类的少有的确证之一。但是，如果说预言错了，对预言者而言则是真的，不是就他们的未来而言，而是就他们的当时而言。在我称之为第一个二十年的那个时代（一九一八至一九三八年），捷克人曾以为他们的共和国前程无限。他们想错了，但正是因为他们想错了，他们才在欢乐中度过了那些岁月，而欢乐使他们的艺术有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俄国人入侵之后，捷克人丝毫没有想过这种意识形态最终会垮台，他们又想象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尽头的世界里。因而，夺去他们的力量，遏制他们的勇气，致使这第三个二十年如此卑怯、如此悲苦的，不是他们真实生活的痛苦，而是未来的虚空。

阿诺德·勋伯格坚信以其十二音美学打开了音乐史的远大前景，他于一九二一年宣称，多亏了他，德意志音乐（他是维也纳人，没有说“奥地利”音乐，却说“德意志”音乐）的统治地位（他没有说“荣耀”，而是说Vorherrschaft，即“统治”）将在未来的一百年里（我的援引准确无误，他确实说过“一百年”）得到保证。但这番预言之后十二年，即一九三三年，他由于是犹太人而被驱出德国（他想要保证其Vorherrschaft地位的正是这个国家），随之而去的，是建立在其十二音美学（被谴责为费解的，精英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对德意志精神抱有敌意的）之上的整个音乐。

勋伯格的预言不管有多大的错，对想理解其作品意义的人来说，还是不可缺少的，他以为自己的作品不是摧毁性的，不是神秘的、世界主义的，也不是个人主义的、难解的、抽象的，而是深深根植于“德意志土壤”（是的，他说的是“德意志土壤”）的；勋伯格认为他在谱写的，不是伟大的欧洲音乐史的迷人尾声（我倾向于这样理解他的作品），而是无限的辉煌前程的序曲。

4

自流亡生活的最初几周起，伊莱娜就常做一些奇怪的梦：人在飞机上，飞机改变航线，降落在一个陌生的机场；一些人身穿制服，全副武装，在舷梯下等着她；她额头上顿时渗出冷汗，认出那是一帮捷克警察。另一次，她正在法国的一座小城里闲逛，忽见一群奇怪的女人，每人手上端着一大杯啤酒向她奔来，用捷克语冲她说话，嬉笑中带着阴险的热忱。伊莱娜惊恐不已，发现自己竟然还在布拉格，一声惊叫，醒了过来。

她丈夫马丁也常做同样的梦。每天早晨，他们都互相倾诉梦中回到故乡的恐怖经历。后来，伊莱娜跟一个波兰的朋友闲聊，这女人也是个流亡者，交流中，伊莱娜终于明白，凡流亡者，都会做这样的梦，所有人，没有例外；一开始，伊莱娜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在黑夜中竟有这份友爱而感动。但后来又感到一丝不快：如此私密的梦中经历怎么能集体感受到呢？那独一无二的灵魂何在？然而思考这些根本没有答案的问题，何苦呢？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就是成千上万的流亡者，在同一个夜晚，虽然梦境形形色色，但大同小异，做的是同一个梦。流亡者之梦：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奇怪的现象之一。

这种可怕的噩梦在伊莱娜看来，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因为她感到自己同时还饱受不可抑制的思乡之情的煎熬，有着另一番体验，那是完全不同的体验：明明在白天，她脑海中却常常闪现故乡的景色。不，那不是梦，不是那种长久不断，有感觉、有意识的梦，完全是另一番模样：一些景色在脑海中一闪，突然，出乎意料，随即又飞快消失。有时，她正在和上司交谈，忽然，像划过一道闪电，她看见田野中出现一条小路。有时在拥挤的地铁车厢里，一条布拉格绿地中的小径也会突然浮现在她眼前，转瞬即逝。整个白天，这些景象闪闪灭灭，在她的脑中浮现，缓解她对那失去的波希米亚的思念。

同一个潜意识导演在白天给她送来故土的景色，那是一个个幸福的片断，而在夜晚则给她安排了回归故土的恐怖经历。白天闪现的是被抛弃的故土的美丽，夜晚则是回归故土的恐惧。白天向她展现的是她失去的天堂，而夜晚则是她逃离的地狱。

5

共产主义国家都忠于法国大革命的传统，痛斥流亡行径，将之视作最可恨的背叛。凡留在国外的人，全都在国内被缺席判了罪，他们的同胞谁也不敢与他们有什么联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严厉的痛斥也逐渐变得缓和起来，在一九八九年之前的几年，那时，伊莱娜的母亲丧夫不久，又退了休，害不了什么人，于是获得签证，由国家的旅行社组织去意大利玩了一个星期。第二年，她决定来巴黎待上五天，偷偷看望一下女儿。伊莱娜很激动，想象母亲已经很老了，心中对她充满怜悯，为她在旅馆订了一个房间，并把自己假期的最后几天全部留出来，要好好陪陪母亲。

“你看上去不那么糟嘛。”见面时，母亲对伊莱娜说。然后她又笑着补充道：“我嘛，也不算糟。边防警察看了一眼我的护照，对我说，这是假护照，太太！您的出生年月不对！”伊莱娜顿时发现这还是她从前所熟悉的母亲，感到虽然将近二十个年头过去了，但一切都未曾改变。对老迈的母亲的那份怜悯之心一时消失了。母女俩面面相对，就好像是站在时间之外的两个人，像是两个超越时间的本质。

但是，如果一个女儿面对十七年后来看望自己的母亲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那岂不是很糟糕？伊莱娜调动自己的一切理智和道德感，让自己表现得像一个永远忠实的女儿。她领着母亲上埃菲尔铁塔的观景餐厅吃晚饭；又带她到塞纳河坐游船看巴黎。母亲想要看画展，伊莱娜又陪她去了毕加索纪念馆。在第二展厅，母亲一时停住脚步，说：“我有个朋友，是个画家，她送了我两幅画，你想象不出有多美！”到了第三展厅，母亲突然想要去看印象派的画：“在网球场美术馆有一个常年展览。”“没有了，印象派早就不在网球场那儿了。”伊莱娜说。“在，在，”母亲连忙说，“就在网球场那边。我知道在，看不到梵高的画我是不会离开巴黎的。”伊莱娜没有带她去看梵高，而是主动领她去了罗丹纪念馆。在罗丹的一件雕塑作品前，母亲一声叹息，像在梦中一样说：“在佛罗伦萨，我看到了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当时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听着！”伊莱娜终于发作了，“你现在是和我在巴黎，我给你看的是罗丹。罗丹！你听清楚，罗丹！你从来没见到过的。你为什么明明面对罗丹，却非要去想米开朗琪罗呢？”

她问得在理：一位母亲，离别多年后与女儿重逢，为什么对女儿给她看的、跟她说的不感兴趣呢？为什么她跟一群捷克游客一起见过的米开朗琪罗比罗丹更让她着迷呢？为什么在这整整五天里，她都没有问过自己女儿一个问题呢？无论是对她的生活，对法国，对法国的饮食、文学、奶酪、葡萄酒、政治、戏剧、电影、小汽车、钢琴家、大提琴手、足球运动员，为什么都没有问一声呢？

与此相反，她不停地唠叨在布拉格发生的事，谈起伊莱娜同母异父的弟弟（是她和第二任丈夫生的，那人不久前去世），谈其他人，这些人伊莱娜有的还有点印象，有的她根本连名字都没听说过。伊莱娜有两三次，试着插话，想谈谈自己在法国的生活，但母亲滔滔不绝，根本插不进只言片语。

从伊莱娜的童年起，就一直是这样：母亲对儿子百般呵护，就像宠一个小姑娘；对自己的女儿，心肠却像男人一般硬。我是想说她不爱女儿吗？也许是因为伊莱娜父亲的缘故？伊莱娜的父亲是她第一任丈夫，她真的瞧不起他。我们还是不要去作这种无聊的心理分析吧。她这样做其实是出于好心：她本人精力充沛，体魄强健，担心女儿太柔弱无力；她希望用这般粗暴的办法，让女儿摆脱那种极度的敏感，这样做，差不多就像一个好运动的父亲一把将胆小的孩子扔进泳池，坚信这是他找到的让孩子学会游泳的最好途径。

不过，她心里十分清楚，只要她一出现，女儿就会被压得抬不起头，我并不想否认，她暗中的确也为自己身体上的优势而高兴。但这又怎样？她到底该怎么做？以母爱的名义让自己消失？岁月无情，她年纪越来越大，但她从伊莱娜对她的反应中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所在，这使她又年轻了。只要她一天看到女儿在自己面前还感到惶恐而软弱，她就要尽可能延长自己具有绝对优势的时间。就这样，带着一丝残忍，她故意把女儿的脆弱视为冷漠、懒惰和漫不经心，不断斥责她。

长期以来，伊莱娜在母亲的面前，总觉得自己不漂亮，不聪明。有多少次，她奔到镜子前，要让自己确信自己其实并不丑，并不像个傻瓜……啊，这一切本已多么遥远，几乎已被遗忘。但是母亲在巴黎的这五天里，这种低人一等、软弱无能和从属他人的感觉又一次落到了她的身上。

6

临走的前夕，伊莱娜将她的瑞典男友古斯塔夫介绍给了母亲。他们三人一起上餐馆吃饭。母亲连一个法语词也不会讲，于是大胆讲起了英语。古斯塔夫很高兴：跟情妇伊莱娜在一起，他只说法语，对这门语言，他已经感到厌倦，在他看来，法语既做作又不太实用。这个晚上，伊莱娜话不多：她感到惊奇，观察着母亲，母亲竟出人意料，能对别人感兴趣；虽然只会三十来个英语单词，而且发音还很糟糕，母亲竟能向古斯塔夫提出一个个问题，问他的生活，他的生意，他的看法，于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母亲走了。从机场回来，进了位于顶楼的公寓，伊莱娜走到窗前，在重新获得的一片宁静中，享受独处的自由。她久久地望着眼前的屋顶和奇形怪状的烟囱。巴黎的这道风景早已在她心中取代了捷克花园的那片翠绿。此时此刻，伊莱娜才意识到生活在这座城市是多么幸福。过去，她一直都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流亡是一种不幸。但此刻，她在问自己，这是否只是不幸的一种幻觉？一种以所有人看待流亡者的方式造成的幻觉呢？她难道不是用一套别人塞到她手中的标准在看待自己的生活吗？伊莱娜对自己说，流亡国外，虽是迫于外界压力，出于无奈，但她有所不知，这也许是她人生最好的出路。大写的历史的无情力量虽说一度剥夺了她的自由，但还是把自由还给了她。

几个星期后，伊莱娜遇到了一件令她有些为难的事，古斯塔夫洋洋得意，向她宣布了一个好消息：他向公司建议，要在布拉格开设一家办事处。当时，这个国家在贸易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吸引力，办事处的规模可能比较小，但不管怎样，他会有机会时不时地去那儿待一段时间了。

“终于能接触你的城市了，我真高兴。”古斯塔夫说。

伊莱娜对此并不开心，反而感到了一种隐隐的威胁。

“我的城市？不，布拉格不再是我的城市了。”她答道。

“说什么呢？”古斯塔夫不太高兴。

伊莱娜有什么想法是从来不向古斯塔夫隐瞒的，因此古斯塔夫可以充分地了解她；然而，他还是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看她：一个被逐出故土、痛苦的年轻女子。可他本人，来自一座瑞典城市，他对那座城市真的很痛恨，发誓不再踏上它的土地。就他的情况而言，这很正常。因为大家都欢迎他，把他当作一个讨人喜欢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四海为家，早已忘了生在何处。他们两个人就这样被归了类，贴上了标签，人们评判的标准，便是他们对各自标签的忠实程度（是的，大家竟然把这夸张地叫作：忠于自我）。

“那哪儿是你的城市呢？”

“巴黎！我是在这里遇见了你，和你一起生活。”

古斯塔夫好像没听见她在说什么，抚摸着她的手说：“权当作是个礼物，就接受了吧。你不能回去，我可以当你和你失去的祖国之间联系的纽带。能这样做，我会很高兴的！”

他的好意，伊莱娜并不怀疑；她对他表示感谢，但又以庄重的语气补充道：“不过，我求求你，一定要明白，我并不需要你当我和其他什么东西之间联系的纽带。和你在一起，断绝与其他所有人和事的联系，我很幸福。”

他也变得严肃起来：“我理解你。别担心我会对你过去的生活感兴趣。在你以前熟悉的人之中，我唯一会去见的，是你的母亲。”

能对他说些什么呢？说她最不想让他有过多来往的人，正是她的母亲？他是那么怀念、那么爱他自己已去世的母亲，她怎么能对他说这些呢？

“我很欣赏你的母亲。她真有活力！”

伊莱娜对此毫不怀疑，所有人都因为母亲的活力而对她表示欣赏。可如何向古斯塔夫解释，在母亲的力量所控制的那个魔圈中，伊莱娜从未成功地掌握过自己的生活？又如何向他解释要是长时间和母亲在一起，就会把她又抛到过去，变得又脆弱而不成熟？啊，古斯塔夫竟然要跟布拉格建立联系，多么疯狂的想法呀！

回到家中，独自一个人待着，她这才平静下来，安慰自己说：“感谢上帝，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公安防线还是相当牢靠的。我用不着担心古斯塔夫和布拉格的联系会给我造成什么威胁。”

什么，她刚刚对自己说了什么？“感谢上帝，公安防线还是相当牢靠的？”她真的说了“感谢上帝”吗？她，一个失去了祖国的流亡者，大家都在为她鸣不平，可她竟然说什么“感谢上帝”？

7

古斯塔夫与马丁偶然结识，是在一次商业谈判中。之后很久，他又遇到了伊莱娜，而那时她丈夫已经去世。他和伊莱娜彼此相悦，却羞于启齿。于是，马丁从另一个世界跑来，帮了他俩一把，主动让自己成为他们轻松交谈的话题。当古斯塔夫从伊莱娜处得知马丁和自己同年出生，他仿佛听到他与这个比他要年轻得多的女人之间的隔墙轰然倒塌，对死者顿生好感，感激死者以其相同的年龄给了他追求马丁漂亮遗孀的勇气。

对已过世的母亲，古斯塔夫很是崇敬，两个已成年的女儿，他也接受了（虽然很不情愿），但对自己的妻子，他一直逃避。当初要是能在双方友好协商的情况下离婚，他巴不得。但这不可能，于是他能做的，也只是尽可能地远离瑞典。伊莱娜和他一样，也有两个女儿，她们也都到了独立生活的门槛。古斯塔夫给大女儿买了一个单室公寓，给小女儿在英格兰找了一所寄宿学校。这样家里只剩下伊莱娜一个人，她就可以经常接待他了。

伊莱娜也被他的善良迷住了，在所有人眼里，这是古斯塔夫最主要、最打动人，也几乎是难以置信的性情特点。它迷住了不少女人，但等她们明白过来这种善良与其说是诱惑人的武器，不如说是自我卫护的武器时，已经太迟了。古斯塔夫从小就是妈妈的心肝宝贝，没有女人的照料，他根本无法一个人生活下去。但是，对女人的苛求，吵闹，动不动就掉眼泪，甚至过分主动、直露地献出自己的身体，他又万万不能忍受。于是，为了能够同时拥有她们又远离她们，他就拿善良当作炮弹，在炮弹爆炸的烟云的掩护下，从容地撤退。

面对他的善意，伊莱娜刚开始感到困惑不解：他怎么会这么客气，这么慷慨，什么要求都不提呢？她如何回报他的好意呢？她发现自己唯一能报答他的，就是在他面前明确表示自己的欲望；她睁着一双大眼睛，盯着他，目光在央求着某种莫名、巨大而又令人陶醉的东西。

她的欲望；一段有关她欲望的伤心经历。在遇到马丁之前，她从未享受过爱的快乐。后来生了孩子，从布拉格来到巴黎，当时怀着第二胎，可不久后马丁就死了。后来的岁月，漫长而又艰难，迫于生计，她不得不什么工作都接受，做过家庭用人，还给一个瘫痪的有钱人当过护工。等到能做点俄译法的工作（幸好在布拉格的时候她刻苦学习外语），就已经算是很成功了。时光一年年流逝，无论在街头的海报上，广告牌上，还是在报亭里陈列的杂志的封面上，随处可见脱衣的女郎、相拥的男女和穿着一条三角裤亮相的男人，而在这种无处不在的狂欢之潮中，她的躯壳在马路上游荡，无依无靠，无人关注。

所以与古斯塔夫相遇，对她来说实在是件开心事。经历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她的身体、她的脸庞终于被发现，被欣赏，并且因为这两者的魅力有个男人主动邀她共度人生。伊莱娜沉浸在狂喜中，就在这个时候，她母亲突然来到了巴黎。也许就在当时，抑或稍晚一些时候，她开始隐隐约约地怀疑自己的身体其实并未完全摆脱那个显然从一开始就彻底主宰了她人生的命运，怀疑一直在逃避妻子、逃避女人的古斯塔夫在她这里寻觅的，并非一场艳遇、一次青春的重新勃发，或是一种感官的解放，他要的只是休息。别夸张啦，她的身体并非毫无触动，只是她心里越来越怀疑自己的身体没有应有的触动。

8

欧洲的共产主义之火恰好在法国大革命之火燃烧后整整两百年才熄灭。在伊莱娜的巴黎朋友茜尔薇看来，其中有着某种巧合，意味深长。但巧合的含义究竟何在？我们该怎么去称呼横跨这两个重大日子的凯旋门呢？叫欧洲两大革命凯旋门？还是叫最伟大的革命至最终复辟之凯旋门？为了避免意识形态上的争论，我建议在这里采用一种更有分寸的阐述：前一个重大日子产生了一个欧洲伟人叫流亡者（或者叫大叛徒、大受难者，都可以），而后一个重大日子则使流亡者退出了欧洲的历史舞台；与此同时，群体潜意识大导演也停止了它最为独特的创造，即流亡之梦的创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伊莱娜第一次返回布拉格，在那里逗留了几天。

她去时天气还很冷，但过了三天，夏天出人意料地提前来临。身上的套装太厚，这样一来根本不能再穿了。可她又没有带薄的衣服，于是想去商店买条裙子。国家的商店里当时还没有多少西方货，她看到的仍然是自己在共产主义时期所熟悉的那些面料、颜色和剪裁式样。她先后试了两三条裙子，感到有点为难。很难说清是什么原因：这些裙子并不难看，剪裁也不差，但它们使她想起她遥远的过去，那衣着朴素的青年时代。如今，这些裙子在她看来太简朴了，而且乡气、俗气，只配给乡村女教师穿。但是她时间太紧了。不管怎么说，装扮几天乡村女教师又有何妨？价格低得可笑，她买下一条，立即穿上，把冬天的套装放进包里，走上了酷热的大街。

后来，她从一家大商场经过，无意中看见一面墙，上面镶着大镜子，她马上停下脚步，一时呆住了：在镜子里，她看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另外一个人，或者说要是在镜中多看一会儿那个穿新裙子的人，那的确是她，可过着另外一种生活，即当初如果留在国内必定会过的生活。那个女人并不让人反感，相反是动人的，只是有点太动人了，让你直想哭，显得可怜、贫寒、软弱而且顺从。

伊莱娜像在那些流亡的梦中，一时惊慌失措：她觉得自己被这条裙子的魔力所控制，禁锢在一种她不愿意过却又无力摆脱的生活之中。就仿佛在当初，伊莱娜刚成年的时候，她面临着多种生活的可能，但最终选择的生活把她带到了法国。然而，其他那些被她拒绝、放弃的生活仿佛还一直在等待着她，在暗处妒忌地窥伺着她。如今它们当中的一个死死抓住了伊莱娜，将她紧紧地束缚在她的新裙子里，就像在她身上套了件囚服。

她惊恐不安，跑到古斯塔夫那儿（他在市中心有个落脚点），马上换衣服。重新穿上冬季的套装后，伊莱娜从窗户往外望去。天空阴阴的，树枝在风中摇动。天气只热了这么几个小时。用这几小时的炎热跟她耍了一场噩梦，向她提醒这回归的恐怖。

（这是个梦吗？她的最后一个流亡之梦？不，这一切都是真的。不管怎样，她觉得从前那些梦提醒她注意的陷阱并没有消失，它们一直都在，时刻都在那儿备着，窥伺着她的到来。）

9

尤利西斯离家二十年，在这期间伊塔克人保留了很多有关他的记忆，不过他们对他没有丝毫的思念。而尤利西斯饱受思乡之苦，却几乎没有保留什么记忆。

人们可以理解这个奇怪的矛盾，只要明白一点，那就是人的记忆力要想运转良好，就需要不断磨练。如果往事不能在与朋友的交谈中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就会消失。流亡者集中居住在一些移民地，同胞们不厌其烦地反复讲着同样的事情，因此不会淡忘。至于那些不常和同胞来往的人，如伊莱娜或尤利西斯，就不可避免地会患失忆症。他们的思乡之情越浓烈，他们的记忆就越空洞。尤利西斯越是痛苦，他遗忘的事就越多。这是因为思乡之情并不能促进人的记忆活动，并不会唤起对从前的记忆，相反，它满足于本身，满足于自己的激情，完全淹没在自己的痛苦中。

尤利西斯杀了那些想迎娶珀涅罗珀为妻并统治伊塔克的胆大妄为者，此后，他不得不与一群他根本不了解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些人，为了讨好尤利西斯，反复跟他唠叨他们还记得他离家去打仗之前的那些事。他们坚信只有伊塔克才会引起他的兴趣（他们怎么可能想不到这一点？尤利西斯可是渡过无边的海洋回到伊塔克的呀！），所以又反反复复跟他谈起他不在家时伊塔克发生的一切，并渴望回答他的所有问题。然而，没有什么比这更让尤利西斯厌烦了。其实他所期待的唯有一件事，那就是他们对他说：“你讲讲吧！”而他们没有对他说的，偏偏就是这句话。

二十年里，尤利西斯一心想着回故乡。可一回到家，在惊诧中他突然明白，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之精华、重心、财富，其实并不在伊塔克，而是存在于他二十年的漂泊之中。这笔财富，他已然失去，只有通过讲述才能再找回来。

在离开卡吕普索后的归途中，尤利西斯因船失事在法伊阿基亚停留，小岛的国王把他迎到宫中。在那里，他是个异乡人，一个神秘的陌生人。对于一个陌生人，人们总会问：“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讲讲吧！”于是他就讲了。在《奥德赛》的四首长歌里，尤利西斯向法伊阿基亚人详细讲述了自己的冒险经历，他们非常惊讶。然而在伊塔克，尤利西斯不是异乡人，他是他们中的一员，这就是为什么谁也没有想到对他说一声：“你讲讲吧！”

10

她翻看以前的通讯录，久久地盯着上面那些几乎被遗忘的名字；随后，她在一家餐馆订了个包间。靠墙摆放的一张长条桌上，十二瓶葡萄酒整齐地排列在几碟小点心的旁边，在等待着。在波希米亚，人们不喝什么好酒，没有收藏陈年佳酿的习惯。伊莱娜满心欢喜，买了这些波尔多陈酿，为的是给她的来客一个惊喜，好好招待她们，重续往日的友情。

但她差一点把事情给办糟了。她的那些朋友，一个个都很拘谨，看着这些酒不动，直到她们中间的一位充满自信，并且以心直口快为荣，宣称自己还是更喜欢喝啤酒。经她这一直说，其他人跟着活跃起来，纷纷附和，于是这位爱喝啤酒的女人唤来了侍者。

伊莱娜怪自己错带了这箱波尔多葡萄酒，竟然这么蠢，表露了自己和她们之间存在的一切隔阂：长期远离故土，她那些外国人的习惯，还有她的富裕。她真的在责怪自己，因为她很看重这次聚会：说到底她是想借此弄明白自己在这里能否生活，还能否有家的感觉，还能否有朋友。因此她并不想对朋友一次小小的冒失生气，她甚至要把这看成是一种亲热的坦率举动；而且，她的客人表示钟情的啤酒不正是一种真诚的神圣饮品吗？一剂能驱除所有虚伪、所有矫揉造作之表演的良药吗？一剂让饮者清清白白地撒尿、老老实实地发胖的良药吗？事实上，伊莱娜周围的这些女人都粗俗得热情奔放，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好主意不断，还一致说古斯塔夫的好话，她们都知道他的存在。

这时，侍者出现在门口，手里端着十大杯半升装的啤酒，每只手五杯，这一高难度的表演引来了一阵掌声和笑声。她们举杯相碰：“为伊莱娜的健康干杯！为归来的女儿健康干杯！”

伊莱娜抿了一小口啤酒，心想：要是古斯塔夫请她们喝葡萄酒呢？她们会拒绝吗？当然不会。她们拒绝了她的葡萄酒，也就是拒绝了她本人。拒绝了的是她，是离开多少年后重新归来的她。

其实，这正是她要赌的：赌她们是否接受重新归来的她。当初她离开这里时还是一个天真的少妇，如今归来，她已经成熟了，身后是她所经历的生活，虽然艰难，但她为之骄傲。她想尽一切努力，要让她们接受她，连同她二十年的经历、她的信仰，还有她的思想。成败在此一举：要么以现在的样子成功地融入她们中间，要么就不能留在这里生活。她组织了这个聚会，作为自己攻势的第一步。她们非要喝啤酒，那就让她们喝啤酒好了，这无关紧要，对她而言，重要的是要由她自己来选择谈话的主题，让别人倾听她说话。

然而时间在过去，这群女人各说各的，几乎不可能开始真正谈点什么，更不可能强加什么主题了。她小心翼翼，试图接上她们的话头，然后将大家引到自己想说的事情上去，但是她失败了：一旦她的话偏离了她们所关心的事情，就没有一个人再听她说什么了。

侍者已经又上了一轮啤酒；她刚才的那一杯还摆在桌子上，啤酒沫已经消退，而旁边新上的那一杯直冒泡泡，相比之下，她这一杯有些自惭形秽。伊莱娜直怪自己怎么对啤酒失去了兴趣；她在法国学会小口小口地品尝美酒，已经失去习惯，不能像喜欢啤酒的人那样大口大口地喝。她将酒杯举到唇边，强迫自己一口气喝下了两三大口。这时，客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位，约摸有六十来岁，亲切地朝她伸出手，想擦去她嘴边残留的泡沫。

“别勉强自己，”她对伊莱娜说，“一起来点葡萄酒怎么样？放着这么好的酒不喝，岂不太傻。”长条桌上的葡萄酒一直没人碰过，她叫来侍者，让他打开其中一瓶。

11

米拉达是马丁的一个同事，两人曾在同一所研究所工作。刚才她一出现在包间门口，伊莱娜就认出了她。但直到此时，两人手里各端着一杯酒，伊莱娜才跟她说上话；她打量着米拉达：脸型没有变（圆圆的），还是棕褐色头发，发型也没变（圆蓬蓬的，遮住耳朵，直贴到下巴底）。她给人感觉没什么变化；但一开口说话，顷刻间脸就变了样：皮肤出现一道道褶子，上唇布着条条细纹，每做一个表情，脸颊和下巴上的皱纹就挪动位置。伊莱娜心想米拉达肯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谁也不会在镜子前自言自语，所以看到的只能是平静的脸庞，皮肤自然也几乎是光滑的。世上所有的镜子都让她相信，自己一直是漂亮的。

米拉达一边品着葡萄酒，一边说（她漂亮的脸庞上立刻现出道道皱纹，并且舞动起来）：“可真不容易啊，回这一趟，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