臀部使他惶恐不安,他因此而更渴望得到感情:“她向我保证她爱我,她对交欢的承诺是我的胜利……”(显然,对他来说交欢作为爱的证据比肉体行为本身更为重要)“……但是我失望了:我们的约会中,没有一丝迷醉的感觉。想到我们要共同生活我就害怕。”后面又写道:“忠诚如果不是源于真正的激情,那该多么累人啊。”
迷醉;共同生活;忠诚;真正的激情。约瑟夫在这些词上打住。这对于一个未成熟的少年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这些词都很大,但也模糊,其力量恰好存在于模糊的状态中。他在寻找他既不知道也不懂得的感觉;他在女伴身上寻找着(捕捉她脸上闪现的每一种细微的感情),他也在自己的身上寻找着(在无休止的内省时刻),但是他始终得不到满足。于是,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约瑟夫得承认下面这句话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对她抱有怜悯的欲望和使她承受痛苦的欲望其实是同一的欲望。”事实上,他的一举一动都以这句话为指导:为了体会怜悯的感觉(为了达到怜悯之迷醉),他想方设法看着他女友痛苦;他折磨她:“我激起了她心中对我的爱的怀疑。她扑到我的怀里,我安慰她,我沉浸在她的哀伤之中,在那一时刻,我感到自己身上闪起一束激奋的火花。”
约瑟夫试着去理解这个童男,试着设身处地去为他着想,可是他无法做到。伤感和施虐欲交杂在一起,所有这一切与他的情趣和本性是完全相悖的。他从日记上撕下一张白纸,拿起一支铅笔,抄下这句话:“……我沉浸在她的哀伤之中。”他久久地注视着两种字体:以前的有点笨拙,但笔划的形状和今天的相同。这种相似性令他讨厌,令他气恼,令他反感。两个人如此相异,如此对立,怎么会有相同的字体?将他和这个坏小子合二为一的共同本质,到底是什么构成的呢?
24
无论童男还是女中学生,都没有可以独处的住所;她答应和他交欢这事只得推到遥远的暑假了。眼下,两个人只能在人行道上或林间小路上,手牵手走着(那时候的小情侣,这样走来走去是不知道累的),不断重复说过的话儿,两人间的接触也放肆不到什么地步。在这毫无兴致的荒漠里,有一天,他告诉她,他俩分手已经不可避免,因为他很快就要搬到布拉格去了。
约瑟夫看到这里,好不吃惊,搬到布拉格?这计划根本不可能啊,因为他家还从来没想过要离开这个城市呢。突然,回忆从遗忘处涌起,就在眼前,活生生的,让人很不是滋味:他站在林间小路上,面对这个女孩,对她说布拉格!他在谈搬家的事,他在撒谎!他清清楚楚地记得撒谎者当时的意识,他看到自己在说话,在撒谎,撒谎的目的就是要看一看这个女中学生怎么哭!
他又往下看:“她抽噎着,紧紧抱住我。我极其注意她每一次痛苦的表情,遗憾的是,我已经记不清楚她一共抽噎了多少次。”
这可能吗?“极其注意她每一次痛苦的表情”,他竟然数她抽噎了多少次!这个施虐的记分员!这就是他感受爱情,体验爱情,品尝爱情,实现爱情的方式!他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她在抽噎,可他在数着!
他继续往下看:“然后,她恢复了平静,对我说:‘现在我才理解,为什么那些诗人至死忠贞不渝。’说完她抬起头望着我,她的嘴唇还在颤抖。”日记中,“颤抖”下面加了横线。
此刻,他已回想不起来她说过的话,她颤抖的嘴唇。唯一活生生的记忆,就是他撒谎说要搬到布拉格去的那一刻。其他事儿都已不在记忆中。他努力想把这个带有异国风情的女孩的容貌清晰地回忆起来,这女孩,迷的不是歌手和网球运动员,而是诗人;是“至死忠贞不渝”的诗人!这句认真记录下来的话,已经时过境迁,他回味着,越回味越感到对这个渐渐被淡忘的女孩的一份感情。他唯一要责怪她的,就是她不该爱上一个只想折磨她的坏小子。
啊,这个坏小子,他看见他目光紧盯着女孩的嘴唇,女孩的嘴唇在不由自主地颤抖,像是没有控制,也像是不能控制!他一定异常兴奋,仿佛在观察一次性高潮(那时他还丝毫不懂什么是女性性高潮)!也许他的阴茎已勃起!肯定是的!
够了!约瑟夫翻过几页,看到女中学生准备和班级同学去高山上一个星期,去滑雪;男孩坚决不同意,威胁要和她一刀两断。她解释说,这是学校的必修课内容;他什么也不愿听,开始发起火来(又是一种迷醉,一种由发火而起的迷醉!):“你要是去,我们之间就完了。我发誓,完了!”
她是怎么回答他的呢?看见他歇斯底里大发作,她的嘴唇颤抖了吗?肯定没有。因为她嘴唇那种失去控制的抽动,那种少女的性高潮,使他格外兴奋,他是不可能忘了记在日记上的。显然这一回,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日记中没有再留下任何回忆女中学生的文字。接下来写的是和另一个女孩的几次乏味的约会(他又跳了几行),日记到七年级结束(捷克的中学一共八年),准确地说,是在一个比他大的女人(对这个女人他记得还很清楚)让他了解了肉体的爱,让他改变了生活的轨迹后,就没再写下去;以后的一切,他再也没有记;日记在作者失去童贞之后停止了;他生命中短暂的一章就这样结束了,没有什么后来,没有什么结果,被遗弃在阴暗的书架上,和其他被遗忘的东西放在一起。
他开始撕日记,把它一页一页撕成了碎片。这种做法恐怕过分了,也是徒劳;可他感到要把心里的憎恶自由发泄出来;要把那个坏小子灭掉,为的是有一天(哪怕是在一个不好的梦中)他不再跟那个坏小子混在一起,不再替他受人嘲骂,不再替他的言行负责!
25
这时响起了电话铃声。他想起了在机场遇到的那个女人,就拿起听筒。
“您听不出来我是谁吧?”他听到对方说。
“不,不,听得出来。可你为什么要用您相称呢?”
“如果你愿意,我就用你称呼好了。不过,你不知道在和谁说话吧?”
不对,不是机场的那个女人。是一个发腻的声音,还有鼻音,嗡嗡的,让人不舒服。他感到尴尬。女人作了自我介绍:她是三十来年前和他一起过了几个月就离婚的那个女人的第一个丈夫的女儿。
“我刚才确实糊涂了,不知道是在和谁说话。”他勉强笑着说。
自离婚以来,他没有再见过她们,不管是前妻,还是前妻的女儿。不过在他的记忆中,她始终还是个小女孩。
“我有话要跟您说。跟你说。”她立刻纠正道。
他后悔对她用了“你”,这份亲热让他不舒服,但现在已经没办法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没人知道我在这里。”
“不至于吧。”
“怎么说?”
“你嫂子知道!”
“我不知道你还认识她。”
“妈妈认识她。”
他突然明白了什么,那两个女人已自动串通一气了。
“那么,你是代你母亲给我打电话的吧?”
原先发腻的声音突然变得强硬起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必须跟你说。”
“是你还是你妈妈?”
“是我。”
“你先告诉是什么事。”
“你想不想见我?”
“请你先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事?”
发腻的声音转而又变得咄咄逼人:“如果你不想见我,那就直说好了。”
他讨厌这种强硬语气,但又没有勇气一口回绝。要求约会又不肯说出原因,他前妻这个女儿准有什么有效的伎俩要施:他心里感到不安。
“我在这里只待几天,我很忙。我最多挤得出半个小时……”最后,他让她在他离开的那天,在布拉格一家咖啡馆见面。
“你不会来的。”
“我会来的。”
他挂上电话,仿佛有一种恶心的感觉。她们想要他怎样呢?讨教?可是,要讨教的人,说话不会咄咄逼人的。她们想纠缠他。证明她们的存在。要耗用他的时间。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他要答应她见面呢?出于好奇吗?嗨!其实是出于恐惧他才让步的。他把握不住自己,又延续了从前的反应:为了能保护自己,他向来都想要及时地了解一切。保护自己?今天?有什么危险?当然没有任何危险。只是他前妻的这个女儿的声音,让旧时的回忆如迷雾似的又围住了他:阴谋;父母的干涉;流产;哭叫;诽谤;敲诈;感情伤害;发火的场面;还有匿名信:那是多嘴多舌的人搞的阴谋。
我们留在身后的生活总是有个恶习,非要走出暗处,告我们的状,跟我们打官司。约瑟夫远离波希米亚后,已经忘了去关注自己的过去。然而,过去就在那儿,等着他,打量着他。约瑟夫感到心绪很不好,他尽力去想点别的事儿。可是,一个回来看过去生活过的地方的人,如果不想自己的过去,还能想什么呢?在这剩下的两天时间里,他能做些什么呢?去他开过动物诊所的那座城市?还是去他曾经住过的房屋前,呆呆地站在那儿触景生情?这些他都没有心思。在他的老熟人中,至少有个把他真心想去会会的吧?N的形象一闪。那是约瑟夫年轻时候的事了,当时,那些狂热的革命战士不知为什么指控了他(在那个年代,人人都会受到指控,躲过今朝躲不了明日,天知道是因为什么),正是大学里很有影响的共产党员N站出来保护他的,他不计较约瑟夫的政治观点和家庭。于是他俩成了朋友,如果说约瑟夫有什么能责怪自己的,那就是在流亡国外的日子里,他几乎把这个朋友给忘了!
“那个红色特派员!所有人在他面前都发抖!”他嫂子的这句话,意思是想说,约瑟夫为自己的利益,竟和一个当局的人有往来。在那个伟大的历史时期,可怜的是有不少国家受到震动!斗争一结束,人们纷纷声讨过去,追捕罪犯。然而谁是罪犯呢?一九四八年获胜的共产党人?还是那些不敌共产党的对手呢?人人都在追捕罪犯,人人也都成了追捕的对象。约瑟夫的哥哥为了继续学业,入了党,但立刻遭到朋友的攻击,说他是野心家。这样一来,他反而对共产主义有了怨恨,觉得正是共产主义弄得他这么胆小怕事,而他妻子也就把自己的仇恨对准了像N那样的人,N早在革命之前,就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她眼里,最邪恶的事情就是他蓄意策划出来的(所以对他绝不饶恕)。
此刻电话又响了。他拿起听筒,这回断定是那个认识的女人:“终于打来了!”
“哦,听到你这声终于,我真高兴!你等我的电话了?”
“等得都着急了!”
“真的?”
“刚才我情绪坏透了!现在听到你的声音,一切都好了。”
“哦,你真会让我高兴!真希望你现在就在我的身边,跟我待在这里!”
“太遗憾了,可惜不可能。”
“你感到遗憾?真的?”
“真的。”
“在你走前,我可以见到你吗?”
“可以,你会见到我的。”
“肯定吗?”
“肯定!后天我们一道吃午饭!”
“我会非常高兴的。”
他把他在布拉格住的旅馆的地址告诉了她。
他再次放下听筒,目光落在撕碎的日记上,日记变成了桌上的一小堆碎片儿。他抓过这堆碎纸片,兴冲冲地全都扔进了废纸篓。
26
早在一九八九年的前三年,古斯塔夫就在布拉格给自己的公司开设了一个办事处,可每年他只过来几次。尽管来得不多,他还是喜爱上了这座城市,认为这里是理想的生活之地;这不仅仅是因为对伊莱娜的爱,而且也因为(可能是主要原因)他觉得在布拉格比在巴黎更能割断与瑞典、与他的家庭、与他从前的生活的那些联系。当共产主义在欧洲出人预料地消失以后,他就果断地把布拉格强加给了他的公司,作为征服新市场的一个战略要点。他让人买下了一座漂亮的巴罗克式房屋,在里面布置了办公室,同时在顶层给自己留了两间屋子。另外,伊莱娜的母亲单独住在郊外的一幢别墅里,她把别墅整个二层都留给了古斯塔夫,所以对他来说,想住哪一边都可以。
在共产主义时期,布拉格曾被人忽视而沉睡在一边,而今布拉格在他眼前苏醒了过来,游客如云,新商店新旅馆灯光闪烁,经过翻修和粉刷的巴罗克式建筑重新装饰着城市。“Prague is my town!”(1)
他不由得感叹。他爱这座城市:并不像是一个爱国者在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寻根,寻找记忆,寻找死者的踪迹,而是作为一个游客来感受惊奇,为它赞叹,像一个在游乐园里到处逛的孩子,着了迷,玩得再也不想离去。学着了解布拉格的历史之后,他总爱向那些乐意倾听的人,滔滔不绝地谈论布拉格的大街、王宫、教堂,介绍此地的名人,如鲁道夫皇帝(他是画家和炼金术士的保护人),如莫扎特(据说他在这里有过一个情妇),如弗兰兹·卡夫卡(这个不幸的人几乎一生都住在这座城市,多亏那一家家旅行社,他最后成了这座城市的主保圣人)。
出乎人们意料,布拉格很快就把俄语遗忘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间,每一个居民都不得不从小学就学俄语,如今急于在世界舞台上受到欢迎,它向四方来客展示的是英文招牌:skateboarding,snowboarding,streetwear,publishing house,National Gallery,cars for hire,pomonamarkets(2)
,等等。在古斯塔夫的办公室,公司里的职员、商业合伙人以及那些有钱的客户和他谈话都用英语,捷克语因此而变成了私下的低语,成了背景音响,场面上的人说话只能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发音。所以有一天,当伊莱娜来到布拉格,他去机场接的时候,也没有用他俩惯用的法语“Salut!”招呼她,而是开口就说了个“Hello!”
这一来,一切都改变了。我们不妨说说马丁死后伊莱娜的生活状况:她再也找不到一个人跟她说捷克语了,她的女儿也不愿把时间浪费在一门显然已没什么用场的语言上,所以,法语就成了她天天要用的语言,成了她唯一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强迫她的瑞典男人讲法语,当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这一语言选择决定了他俩各自的角色:既然古斯塔夫法语讲得很糟糕,他们两人间的谈话就由她主导;她为自己的口才而陶醉:经历了好长时间之后,我的上帝,她终于可以说话了,不仅说话,而且有人听!这种口头上的优势使得两人的力量对比获得了一种平衡:一方面,她完全依赖于他,另一方面,在两人的对话中,她又控制着他,把他引进她的世界。
然而,布拉格改变了他们两人之间的说话模式;他说英语,她竭力坚持她越来越感依恋的法语。但是,由于没有任何外界的支持(在这座曾经亲法的城市里,法语已不再施展魅力),她只好让步;他俩的角色关系在对换:在巴黎的时候,古斯塔夫伸着耳朵来听伊莱娜如饥似渴般地操用自己的语言;在布拉格,他成了个说家,一个大说家,说起来没完的说家。因为她英语不行,古斯塔夫说的话她似懂非懂;而她又不想花功夫去学,所以几乎不怎么听他讲,而开口对他说就更少了。她的这次大回归显得十分奇特:走在街上,四周都是捷克人,从前那种亲热的气息抚慰着她,一时间令她感到幸福;可是一回到家里,她便又成了一个沉默的异乡人。
持续的交谈往往给他们两人以蛊惑,动听的语流给消退的性欲投上一层面纱。当交谈突然中断,性爱的空缺就如同幽灵般浮现出来。面对伊莱娜的沉默,古斯塔夫失去了自信。从此以后,他喜欢在她的母亲、在她的同母异父兄弟与妻子等家人都在场的时候和她在一起;他和他们一起共进晚餐,不是在别墅,就是上饭馆,在大家的陪伴中寻找一个避风港,一个藏身处,一份安宁。他们永远也不会说错了话题,因为他们能谈的本来就很少,他们受词汇的限制,要想能说明白,都得慢慢地说,重复着说。古斯塔夫渐渐地恢复了安宁的心境;这慢吞吞的闲聊正对他的胃口,让人心宁,愉快,甚至开心(有多少次,他们止不住大笑,笑那些英语词念走了音,好不滑稽!)。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伊莱娜的眼睛都茫茫然没有任何欲望,但由于习惯使然,还是睁得大大的,望着古斯塔夫,弄得他很不自在。为了转移视线,掩盖其色情的用心,他总是津津有味地讲一些轻松而放肆的小故事,含沙射影,暧昧而逗人,说得有声有色,笑声不断。伊莱娜的母亲是他最好的搭档,总是准备好了接他的茬,放开喉咙,讲些粗俗的笑话,用她那幼稚的英语,显得过分而滑稽。伊莱娜听他们说说笑笑,觉得如今连色情都变了味,成了滑稽的儿戏。
(1) 英文,布拉格是我的城市。
(2) 英文,滑板运动、滑雪、时尚配饰、出版社、国家美术馆、汽车出租、果市。
27
自从在巴黎遇见约瑟夫,她一心只想着他。她不断地回忆在布拉格的那次短暂奇遇。她和几个朋友在一家酒吧聚会,他比其他人显得更成熟、更风趣;他讨人喜欢,富有魅力,只照顾着她一人。大家从酒吧里出来走到街上时,他设法和她单独待在一起。他悄悄地塞进她手里一个小烟灰缸,那是从酒吧里为她偷来的。而后,这个她才认识了几个小时的男人邀请她去他那里。由于当时已和马丁订婚,她没有这份勇气,放弃了。但是,她很快就感到后悔,那么强烈,那么刻骨铭心,使她从此难以忘怀。
所以,在动身流亡国外前,挑选该带什么放弃什么的时候,她就把那个酒吧的小烟灰缸放进了旅行箱;在国外,她常常把它放在手提包里,悄悄地,作为一个吉祥物带着。
她记得在机场的候机厅里,他用一种严肃而又奇异的语调对她说:“我这人绝对自由。”她当时就有一种感觉,好像早在二十年前,他俩之间的爱情故事就开始了,只不过要推迟到他俩将来都自由的时候才能进行。
她又想起了他的另一句话:“我是碰巧路过巴黎。”碰巧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命运;也就是说,他命定要路过巴黎,为了让他俩的故事在中断的地方再接续下去。
她带着手机,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设法给他打电话,无论是在咖啡馆、朋友家,还是在大街上。旅馆电话是通的,可他一直不在房间里。整整一天,她都在想他,也想到古斯塔夫,因为相异的人总是相吸的。她经过一家纪念品商店,看见橱窗里挂着一件T恤衫,上面印着一个结核病患者的忧郁的脑袋,下面有一句英语:Kafka was born in Prague.(1)
这件T恤衫傻得可爱极了,她看了着实开心,便买了下来。
傍晚时分,她走在回家的路上,心想,回到家里再安心地打电话吧,反正星期五古斯塔夫一向回来很晚;然而出乎意料,古斯塔夫和她的母亲正在底楼说话呢!客厅内回荡着颠来倒去的捷克英语的说笑声,中间还混合着谁也不看的电视播音员的声音。她把小礼盒递给了古斯塔夫:“这是给你的。”
尔后,她让母亲和古斯塔夫在那里欣赏礼物,独自上了二楼,把自己关进了卫生间。她坐在抽水马桶沿上,从包里拿出手机。她听到他的一声“终于!”不胜欢喜,对他说:“真希望你现在就在我的身边,跟我待在这里。”这话刚出口,她就意识到了此刻她正待的地方,脸不由得红了起来;无意间说出的这句不适宜的话,让她惊讶不已,但是随即又让她感到兴奋。经过了那么多年之后,现在,她第一次感到自己欺骗了她的瑞典男人,感到了一种邪恶的快乐。
她下楼又来到客厅,古斯塔夫这时已穿上T恤衫,在那里哈哈大笑。那个场面她是忘不了的:诱惑的滑稽模仿,夸张的粗俗玩笑:这是人衰老时熄灭的色情的代用品。母亲抓着古斯塔夫的手,对伊莱娜说:“没经你的同意,我自作主张,就让你亲爱的穿上了。瞧他漂亮不漂亮?”说完母亲拉着他转到了一面固定在客厅墙上的大镜子前。她望着镜中他俩的模样,举起了古斯塔夫的胳膊,仿佛他是奥运会某项比赛的胜者,而古斯塔夫则乖乖地扮演游戏里的角色,在镜子面前挺起胸膛,声音响亮地喊道:“Kafka was born in Prague!”
(1) 英文,卡夫卡生于布拉格。
28
女中学生与第一个情人分手,并没有多大的痛苦。但与第二个情人,情况就比较糟了。当她听到他说:“你要是去,我们之间就完了。我发誓,完了!”她一时竟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爱他,他竟然冲她摔出一句:一刀两断。这在几分钟前,在她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怎么也说不出口的!
“我们之间就完了。”完了。既然他跟她说完了,还能跟他说什么呢?他的话是一种威胁,那她要说的也一样:“好吧,”她慢慢地,严肃地说,“那就完了。我也跟你发誓,完了,你会后悔的。”说罢她转身就走,让他一人呆呆地伫立在大街上。
她受到了伤害,可她生他的气吗?也许根本没有。当然,他本来应该更通情达理,因为很显然,她不可能逃避这次旅行,是必须去的。而她本来也可以装病不去,不过她这人诚实,肯定也装不像。毫无疑问,他太过分了,也不在理。不过她知道他就那样,因为他爱她。她明白他为什么嫉妒:他想象在山上她会与其他男孩在一起,为此感到痛苦。
她不可能真的生气,所以就在学校大门前等他,想要真心诚意地跟他说清楚,这事情她实在不能听他的,他嫉妒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她肯定他不会不理解的。在校门口,他看见她,停了下来,不过是为了等一个男同学做伴。她无法跟他单独说话,便跟在他后面走在街上。等他和那个男孩一分手,她就急忙追上去。可怜的女孩子,她本该料想到一切都完了,因为男朋友已经被疯狂的念头所控制,再也无法摆脱。她刚一开口就被他打断:“你改变主意了?准备放弃?”她反复跟他解释了不知多少遍,这一回,是他转过身走开了,把她独个儿留在街中央。
她又陷入了深深的悲伤之中,但对他始终没有怨恨。她知道,爱情就意味着把一切献给对方。一切:这是一个基本词。一切不仅仅包括她已答应与他交欢,还包括勇气,那种干大事的勇气,同时也包括做小事的勇气,也就是说,敢于违抗学校荒唐命令的小小的勇气。然而,她羞愧地发现,尽管她有着自己一切的爱,但这份勇气,她无法获得。这真滑稽,滑稽得让人要哭:她已经准备好把一切都献给他了,当然包括她的童贞,只要他想要,还有她的健康,而且,不管是什么样的牺牲,只要他能想象出来的,她都能做到,但是她竟没有勇气去违抗一个可恶的校长。难道就让自己败在这种小事手上?她对自己极不满意,简直不能容忍,她决计不惜任何代价摆脱这一切;她要干出一件大事来,让小事在大事中化为乌有;她要干一件他最终一定会在其面前低头的大事;她要去死。
29
死;决定去死;这对一个少年来说要比对一个大人容易得多。什么?死亡将要夺去的少年的未来不是更远大吗?确实是的,但是,对于一个少年,未来是一种遥不可及、抽象虚幻的东西,他并不真正相信。
她像块石头似的,呆呆地望着破裂的爱情,望着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渐渐地、永远地离她而去;对于她来说,除了这段过去,什么也没有留下;她正是想向这段过去展示自己,向它言说,向它传递信号。她对未来没有兴趣;她宁愿要永恒;永恒,就是时间的停滞,时间的凝固;未来使永恒不能发生;她想要毁掉未来。
但是,在山上的小旅馆里,周围有那么多同学,始终在大家的目光之下,怎么死呢?她找到了一个办法:离开旅馆,走得远远的,到很远很远的野外,找一个远离道路的地方,躺在雪里,一睡就过去了。死亡将在睡眠中来临,被冻死过去,死得平静又没有痛苦。她只需要忍受一小段时间的寒冷。而且,她还可以借助几片安眠药缩短这段时间。她在家里好不容易找到一小瓶,从里面拿了五片安眠药,没有多拿,以免妈妈发现。
她考虑了各种可行的死的计划。首先想到的一个主意,就是晚上出走夜里去死,但立刻又否定了:吃晚饭的时候,别人很快就会发现她不在餐厅,而且回到宿舍,大家肯定更容易发现她人不在;她不可能有时间去死。于是她脑筋一转,选择了午饭后的时间,那时大家都在午休,准备午休后去滑雪:在这个时间空当里,她不在也不会引起别人担心。
原委之小,行动之大,这两者之间明显的不相称,难道她自己看不明白吗?难道她不知道,她的这个计划太极端吗?不,她知道,然而,正是这种极端吸引着她。她不要什么理智。她的行为也不要什么分寸。她不想斟酌分寸,也不想通情达理。她欣赏自己的这份激情,知道激情的定义就是极端!她已陶醉其中,不想从迷醉中醒来。
很快就到了她选定的那一天。她走出旅馆。旅馆门边挂着温度计:零下十度。她上了路,发现自己的那份迷醉渐渐变成了恐慌;她试着迷惑自己,但无济于事;她呼唤曾伴随着死亡之梦的那些念头,也无济于事;然而,她仍在继续往前走(这时其他同学按规定都在午休),仿佛正在完成一项自己给自己下达的任务,正在扮演一个自己给自己写的角色。她的灵魂空了,没有任何感知,就像一个有口无心背诵台词的演员的灵魂。
她从一条雪光耀眼的山路往上走,不一会儿就到了山顶。头上是蓝蓝的天空;一朵朵云彩,沐浴着阳光,像镀了金,欢腾一片,云彩垂得较低,宛如一顶巨大的华盖,笼罩在周围好大一圈雪山上。真美,真迷人,她不由得感到了一阵短暂的、非常短暂的幸福,使她一时忘了此行的目的。感觉是短暂的,非常短暂,太短暂了。她一片一片地吞下了安眠药,然后按照计划下山,朝一片树林走去。她走上一条小路,十分钟后,感到睡意朝她袭来,她知道,最后的时刻来了。太阳就在头顶上方,光闪闪,光闪闪的。可突然间,仿佛帷幕拉开了似的,她的心里一下子胆怯起来。她感觉自己身陷明亮的舞台,所有的退路都已断绝。
她坐在一棵冷杉下面,打开小包,拿出一面镜子。这是一面小圆镜,她把镜子举到面孔前,照着自己。她美,很美,她不想抛弃这份美丽,也不想失去这份美丽,她要带走这份美丽,啊,现在她已经很累了,太累了,然而,即便累成这样,她也为自己的美丽而迷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这是她所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
她照着镜子,看见自己的嘴唇在颤抖。那是一种身不由己的抽动,是个习惯性动作。她已有好几次发现她身上的这一反应,她脸上感觉得到,但她还是第一次亲眼看见。看见这种反应,她倍感激动:既为自己的美丽而激动,也为颤抖的嘴唇而激动;既为自己的美丽而激动,也为震撼着这份美丽,使之扭曲的激动而激动;为肉体为之哭泣的美丽而激动。无限的哀伤此刻向她袭来,因为她的美丽马上就要不在,因为这个世界马上就要不在,不,这个世界已经不在了,已经不可能触及了,因为睡神已在,带上她,和她一道飞起,越飞越高,飞向耀眼的无边的光芒,飞向蓝天,光闪闪的蓝天。
30
当他哥哥对他说:“我听说,你在那边结了婚。”他只应了声“是的”,没再多说一个字。他哥哥如果不是说“你结了婚”,而是问一声“你结婚了吗?”也许就行了。要是这样,约瑟夫恐怕会回答:“不,我现在是单身。”他不想欺骗哥哥,但正是哥哥的那种说法,使他不用撒谎,得以对妻子的死避而不谈。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哥哥和嫂子避免一切可能涉及他妻子的话题。显然局面是很尴尬的:出于安全考虑(避免警察局传唤),他们不得不禁止自己与流亡国外的亲人有任何接触,他们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种强迫的谨慎很快转变成一种真心的漠然:他们对他的妻子一无所知,不知她的年龄,不知她的名字,也不知她是做什么的;他们想借助沉默掩饰这种一无所知,而这恰恰暴露了他们和他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可悲。
但约瑟夫并不为此生气;他们的一无所知倒正合他的意。自从他安葬了妻子以来,每当他不得不对别人说妻子已经死了的时候,他总是非常难过,仿佛出卖了妻子,泄露了她最秘密的隐私。而不谈妻子的死,他总感觉那是在保护她。
因为死去的女人是一个不能自卫的女人;她不再具备任何能力,不再具有影响;人们不会再尊重她的愿望,她的志趣;死去的女人什么也不再想要了,也不会再渴望得到任何赞誉,回击任何诽谤。他对妻子从来没有像在她死去时那么怜悯,而这份怜悯又是那般痛苦,那般折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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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纳斯·哈德格里姆松(1)
是冰岛伟大的浪漫诗人,也是伟大的民族独立战士。在十九世纪,欧洲的小民族都有自己的浪漫爱国诗人:匈牙利的裴多菲、波兰的密茨凯维奇、斯洛文尼亚的普列舍伦、波希米亚的马哈、乌克兰的谢甫琴科、挪威的韦格兰、芬兰的伦洛特,还可以列出很多。当时的冰岛是丹麦的殖民地,哈德格里姆松一生的最后几年生活在丹麦首都。大凡伟大的浪漫诗人,除了都是伟大的爱国者,还都是伟大的酒徒。一天,哈德格里姆松喝醉了,摔在楼梯上,跌断了一条腿,结果因感染失去了生命,被葬在哥本哈根的公墓里。这一年是一八四五年。九十九年后,到了一九四四年,冰岛共和国宣布成立。从此,事态急速发展。一九四六年,诗人的魂灵向冰岛一个富有的企业家托梦,向他诉说心愿:“一百零一年来,我的尸骨一直埋在国外,在敌人的国土上,现在还不能让我的尸骨回归自由的伊塔克吗?”
黑夜魂灵的来访让爱国的企业家受宠若惊,他从敌国的土地上找出诗人的遗骨,带回冰岛,打算安葬在诗人诞生的那个美丽的山谷。不料事态疯狂发展,谁也无法阻挡:在风景无比美丽的辛格韦德利(这是个圣地,一千年前,冰岛议会的第一次会议就是在这里露天召开的),新成立的共和国的部长们已经为本国的伟人创建了一个墓地;他们从企业家手中抢来诗人,把他葬进这个先贤祠,当时,那里只安葬了另一位伟大诗人(小民族也有不少大诗人),叫埃纳尔·贝内迪克松(2)
。
然而,事态还在急剧发展,没过多久,那个爱国企业家羞愧难当,招认了实情,于是众人皆知:当时,他站在哥本哈根打开的坟墓前,一下子傻了,因为诗人是葬在穷人堆里,他的墓上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号码,爱国企业家面对纠缠在一起的尸骨,不知该选哪一具。当着几位严肃而又不耐烦的公墓管理员的面,他不敢显出任何犹豫。于是就这样,他带回冰岛的,不是冰岛的诗人,而是一个丹麦的屠夫。
在冰岛,人们开始时想要为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保守秘密,然而事态偏偏继续发展,一九四八年,冒失的哈尔多尔·拉克斯内斯(3)
在一部小说里揭开了秘密。这下如何是好?只有哑口不言。现在,哈格里姆松的尸骨一直还躺在距他的伊塔克足有两千公里的敌国土地上,而那个丹麦屠夫,虽不是诗人但也是个爱国者,却被放逐到了一个冰冷的岛国,只能唤起他的恐惧和厌恶。
事实上,即便保守秘密,事情的真相还是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即再也不在那个美丽的辛格韦德利墓地安葬什么人了,至今,那里也只葬下了两口棺材,就这样,在世界上所有的先贤祠,在那些收藏着祖国骄傲的奇特的博物馆中,辛格韦德利是唯一让我们感慨万分的。
很久以前,妻子跟约瑟夫讲过这个故事。在他们看来,这故事不免荒唐可笑,好像从中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寓意:人死了,尸骨埋在哪里,都是无所谓的。
然而,当妻子的死逼近,变得不可阻挡的时候,约瑟夫改变了看法。突然间,丹麦屠夫被强行带到冰岛的故事在他看来不再可笑,而是可怖。
(1) Jonas Hallgrimsson (1807—1845),冰岛诗人。
(2) Einar Benediktsson (1864—1940),冰岛诗人。
(3) Halldor Laxness (1902—1998),冰岛小说家、诗人,一九五五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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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她一起死,这个想法早就吸引着他。这倒并非是夸张的浪漫,而更是出于理性的思考:万一妻子得的是不治之症,他决定减轻她的痛苦;为了不受谋杀罪的指控,他打算自己也去死。后来她真的病了,病得没有指望,约瑟夫不再想着要自杀。他倒不是忧虑自己的命,而是难以容忍把自己挚爱的躯体交给陌生的手去摆弄。他要是死了,谁去保护死去的妻子呢?一具尸体怎么去保护另一具尸体?
从前,他在波希米亚守过临终的妈妈;他曾经那么地爱她,但是她一死,她的躯体就激不起他的兴趣了;对他而言,她的尸体就不再是她了。而且,他的父亲与哥哥都是医生,他们照料着弥留之际的妈妈,他在家中的重要性只排在第三位。但这一次完全不同;他眼前快要死去的女人只属于他;他唯恐失去她的身体,想守护她死后的命运。他其实应该感到内疚:她还活着,还躺在他面前,和他说话,他却想着她已经死了;她看着他,两只眼睛比什么时候都大,他却在脑子里盘算着她的棺材和坟墓。他谴责自己这种丑陋的背叛、焦虑,以及偷偷盼她早死的愿望。但他无能为力:他知道她死后,她的家人会把她要回去,葬在家族墓穴里,想到这儿,他就害怕。
他们以前轻视了葬礼会带来的麻烦,起草了一份过于粗略的遗嘱;关于他们财产的条文简略得不能再简略,而关于葬礼,他们甚至提都没提。现在她快死了,这一疏漏让他烦恼不安。但是既然他想说服她,她会战胜死亡,他就只能只字不提。叫他如何对这个一直相信自己能被治好的可怜人说实话呢?叫他如何坦言自己都想些什么呢?该如何提遗嘱的事情?何况她已经神志不清、思绪混乱?
他妻子娘家是个有影响的大家族,从来就没有喜欢过约瑟夫。他觉得必定会爆发的有关他妻子的遗体之争将是他所经历的最艰巨最重要的斗争。这具遗体可能会与其他陌生、冷漠的遗体挤在一个俗不可耐的地方,而他一死,都不知道会葬在哪里,但肯定离她很远,想到这儿,他真是受不了。容忍这些,就意味着永远的巨大失败,永不可饶恕的失败。
他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没能避免冲突。他岳母冲着他喊:“这是我的女儿!这是我的女儿!”他不得不请来律师,出了一大笔钱让那家人安静下来,赶紧在墓地买了一个穴位,以快过别人的行动来赢得最后一场斗争。
一周的紧张忙碌,连觉也睡不上,给他止住了痛苦,更为奇怪的是:当她进入他们共同的坟墓(双人墓,就如双人马车),他在朦胧的悲痛中,隐约看见一道光芒,一道微弱的幸福的光芒在震颤。这是没有令他爱人失望的幸福;是为她和为他自己确保了未来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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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刻之前,她融进了灿烂的蓝天!她是非物质的,变成了亮光 !
接着,天突然黑了。而她,落回地面,重又变成沉重而黯淡的物质。对刚发生的一切,她似懂非懂,无法把目光从上空移开:天是黑的,黑的,无情地黑。
她身体的一半冷得发抖,另一半毫无知觉。这让她惊恐。她站起来。过了漫长的几秒钟,她想起来了:山里的旅馆;中学同学。她颤抖着,迷迷糊糊地寻找道路。到了旅馆,人们叫来一辆救护车把她送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在医院的床上,她的手指、耳朵、鼻子一开始没有知觉,后来疼得可怕。医生们都安慰她,可有一位护士乐于向她讲述冻伤有可能产生的不可预料的后果:最终可能会切除手指。她恐惧极了,老想着斧子;医生的斧子;屠夫的斧子;她想象自己没有指头的手,切除的手指放在手术台上,就在她身边,在她的眼睛底下。晚上,吃饭时,给她端来了肉。她吃不下。她想象着盘子里的是她自己的一块块肉。
她的手指在疼痛中恢复了生机,而她的左耳却变黑了。一位年老、哀伤、慈善的外科医生坐在她床边,告诉她要做切除手术。她叫了起来。她的左耳!她的耳朵!我的上帝,她喊道。她的脸,她漂亮的脸,割掉一只耳朵!谁也无法让她安静下来。
哎,真是事与愿违!她曾想化为一种永恒,消除所有的未来,而现在恰恰相反,未来又出现了,不可战胜,丑陋不堪,令人厌恶,就像一条蛇,在她面前扭动,蹭着她的腿,向前爬行,为她指路。
消息在学校传开,说她迷了路,回来时浑身冻伤了。大家责备她不守纪律,不顾规章制度,傻乎乎地乱跑,甚至连基本的方向感都没有,远处的旅馆明明能看见,她就是找不到。
回到家里,她拒绝到街上去。她怕碰到她认识的人。她的父母绝望了,悄悄地把她安排到邻近一座城市的另一所中学去。
哎,真是事与愿违!她曾梦想着神秘地死去。她能做的都做了,希望没有人能知道她的死是意外还是自杀。她想把她的死作为一个神秘的信号传递给他,一个从彼世来的爱的信号,只有他能懂。她什么都考虑到了,却可能没有考虑到安眠药的剂量,也可能没有考虑到她昏睡时,气温上升了。她以为冰冻能让她沉睡,进入死亡,但是睡眠太浅了;她睁开眼睛,看见了黑色的天空。
两片天空将她的生命一分为二:蓝色的天空和黑色的天空。就是在这另一片天空下,她将走向死亡,她真正的死亡,遥远而平庸的老死。
而他呢?他生活在对她来说并不存在的天空下。他不再找她,她也不再找他。对他的回忆在她心里唤不起爱也唤不起恨。想起他的时候,她就像是被麻醉了一样,没有思想,没有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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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人的寿命是八十岁。每个人差不多是按照这个期限来设想和安排他的生活的。我刚才所说的,所有的人都知道,只是大家很少意识到分给我们的年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据,一个外在的特征(如鼻子的长度或眼睛的颜色),而是人的定义本身的一部分。能使出浑身解数活上两倍长时间的人,也就是说一百六十年,跟我们不属于同一个种类。在他的生活中,一切都将不同,爱情、抱负、感情、思乡,都将不同。一个流亡者在国外生活二十年后,回到祖国,若眼前还有一百年,他就不怎么会为这大回归而激动,也许是因为对他而言,这根本不是回归,而仅仅是他漫长的生命路程中拐的无数的弯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