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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祖国的概念，从这个词高尚的情感意义而言，是与我们相对短暂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生命赋予我们的时间少得让我们没法去依恋另一个国家，另一些国家，另一些语言。

情色关系可以充填整个成年生活。但是如果这段生活太长，厌倦会不会在体力衰退之前，就扼杀兴奋的能力？因为在第一次、第十次、第一百次、第一千次或第一万次交欢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何处是这一重复行为变得刻板，或是滑稽，甚至不可能的界限？如果逾越了这一界限，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的爱情将会如何？会消失吗？或是相反，情人会把他们生活中的性爱期当作真正爱情的野蛮的史前时期？回答这些问题，就如想象陌生星球上的居民的心理状态一样轻而易举。

爱情（伟大的爱情、唯一的爱情）的概念，有可能也产生于赋予我们的时间的严格限制。如果时间无限，约瑟夫会如此依恋死去的妻子？我们得早早死去，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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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从数学的途径来研究，记忆也是无法理解的。基本数据，就是生活过的时间与储存在记忆里的生活时间之间的数字关系。人们从来没有尝试计算这一关系，此外也不存在任何计算这一关系的技术方法；但是，我可以不出大的差错，猜想记忆只能保存一百万分之一、十亿分之一，简而言之，只是经历过的生活中完全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这也是构成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如果有人能在记忆中留住他所经历过的一切，能在任何时刻回忆起他过去的任意一个片断，他跟人类就没有任何关系：他的爱情、友谊、愤怒、原谅或报复的能力都会跟我们不一样。

人们不断地批评那些歪曲、重写、伪造自己的过去，或是扩大某一事件的重要性而不提另一事件的人；这样的批评是公正的（它们不可能不公正），但如果在此之前不做一项更基本的批评，也就是对人的记忆本身的批评，它们就不具备重要性，因为人的记忆，可怜的记忆，真的能做些什么呢？它只能留住过去可怜的一小部分，没人知道为什么留住的恰恰是这一部分，而不是另一部分，这一选择，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在神秘地进行，超越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兴趣。我们将无法理解人的生命，如果我们竭力排除下面这一最为明显的道理：事实存在时的原来模样已不复存在；它的还原是不可能的。

甚至连最丰富的档案都无能为力。我们可以把约瑟夫的旧日记看作是一份档案，保存了对过去的真实见证记录；这些记录讲述的事件，作者没有理由否认，但是其记忆也无法确认。从日记讲述的事情中，只有一个细节点燃了一个清晰、而且肯定是准确的回忆：他看到自己走在林间的一条路上，对一个女中学生撒谎，说要搬到布拉格去；这个小小的场景，更确切地说，这个场景的影子（因为他只记得他所说的大意和撒谎的事实），是生活中唯一储存在他记忆里的沉睡的一小部分。但是它孤立于它之前和之后的一切事情：女中学生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促使他编造这一谎言？接下来几天发生了什么？他的谎言坚持了多久？他如何脱身的？

要是他想把这个回忆当作有意义的一段小小的插曲来讲述，那他就不得不把它插入一连串具有因果关系的其他事件、其他行为和其他话语中去；既然他什么都忘了，就只能去编造；这倒并不是为了弄虚作假，而是让回忆变得更清晰明白；而且，在他俯身看日记中文字的时候，他就本能地为自己这样去做了：

坏小子在跟女中学生的爱情里找不到任何迷醉的痕迹，感到绝望；他摸她的臀部，她把他的手拿开了；为了惩罚她，他对她说他要搬到布拉格去；忧伤之下，她任他抚摸，宣称她理解至死忠贞不渝的诗人；于是一切都如其所愿，只是一两个星期后，女孩从男朋友的搬家计划中推理出，她得及时找另外一个人来取代他；她于是开始去寻找这个人，坏小子猜到了，无法克制自己的妒忌心；他以她非要自己到山里去而不带他为借口，对她上演了歇斯底里的一幕；他的所作所为滑稽可笑；她放开了他。

不管约瑟夫多么想最贴近真实，他都不能声称他的插曲与他真正的经历是一模一样的；他知道这不过是对遗忘进行包装后的仿真。

我想象着两个人数年后重逢时的激动心情。从前，他们经常来往，因此觉得彼此由相同的经历、相同的回忆联系在了一起。相同的回忆？误解由此产生：他们没有相同的回忆；两个人都只从他们的见面中保留了两三个小小的情景，但是各有各的情景；他们的回忆并不相像；不能相互印证；甚至从数量上来说，也无法相比：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回忆往往多于对方对他的回忆；首先是因为记忆能力因人而异（这还是两个人都能接受的解释），还因为（这更难接受）他们对于对方的重要性不一样。伊莱娜在机场看到约瑟夫时，想起了他们过去那次艳遇的每一个细节；约瑟夫却什么也想不起来。从第一秒开始，他们的相遇就建立在不公正的、令人愤怒的不平等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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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两个人生活在同一公寓，每天见面，而且相爱，他们的日常交谈就会协调他俩的记忆：在心照不宣、不知不觉的默契中，他们把生活中大片大片的区域都遗忘了，说着，重复说着同样的几件事情，编织着同一故事，这故事宛若枝头的微风在他们的头顶窃窃私语，总让他们想起他们曾经生活在一起。

马丁死后，烦忧的狂潮将伊莱娜从他和所有认识他的人身边卷走。他从谈话中消失了，他的两个女儿，他在世的时候都还很小，对他也没了兴趣。有一天，她碰到了古斯塔夫，为了能多说一会儿话，古斯塔夫跟她说他认识她丈夫。那是马丁最后一次跟她在一起，强大、重要、有影响力，为她走向下一个情人做了跳板。他这一使命完成之后，永远地消失了。

很久以前，在布拉格，他们结婚的那天，马丁把伊莱娜安置在他的别墅里；他把书房和办公室安排在二楼，把一楼留给了他作为丈夫与父亲的生活区域；去法国之前，他把别墅让给了他的岳母，二十年后，岳母把在此间重新置换了家具的二楼送给了古斯塔夫。米拉达来看伊莱娜时，回忆起她以前的同事。“在这儿，马丁工作过。”她说，陷入沉思。不过，这些话说完后，马丁的影子再也没有出现。很久以来，他被赶出了家，他和所有他的影子。

妻子死后，约瑟夫察觉到，没了日常交谈，他们过去生活的窃窃私语越来越弱。为了增强这些私语，他努力让妻子的形象重现，但是结果的贫乏让他感到悲伤。她有十来种不同的微笑。他强迫自己的想象力去重新描绘这些微笑。他失败了。她有滑稽而迅速的辩驳才能，曾让他着迷。如今他再也想不起她的任何一次反驳。有一天，他问自己：如果把他们共同生活留给他的零星的回忆累加起来，总共会有多少时间？一分钟？两分钟？

这就是记忆的另一个谜，比其他的谜更基本的谜：回忆是否有一个可以衡量的时间容量？是否在某一段时间内展开？他想重现他们的第一次相见：他看到一条阶梯，从人行道伸向一家酒吧的地窖；他看到昏黄的微光下单独相处的一对对男女；然后他看到了她，他未来的妻子，坐在他对面，手里拿着一杯烈酒，带着羞涩的微笑，盯着他看。他观察了她很长时间，她拿着杯子，微笑着，他仔细地审视着那张脸，那只手，在这段时间里，她一直没有动，没有把杯子举向嘴边，没有改变她的笑容。这就是可怕之处：人们回忆起的过去没有时间。不可能像重读一本书或重看一部电影一样去重温爱情。约瑟夫的妻子死了，没有了任何物质的和时间的维度。

因此，让妻子在自己的精神里复活的努力很快成了一种折磨。他并没有因找回这一或那一被遗忘的时刻而喜悦，却为包围这一时刻的巨大空白而绝望。有一天，他禁止自己在过去的走廊里痛苦地游荡，结束让妻子重生如初的徒劳尝试。他甚至对自己说，死盯住她过去的生活，这样做无异于背信弃义，将她禁锢在一座存放失物的博物馆里，把她从他现在的生活中剔出去。

此外，他们向来就不崇尚回忆。当然，他们既没有销毁他们的亲密信件，也没有销毁记录着他们的义务和约会的记事本。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过再读读这些信和记事本的想法。于是他决定跟死去的她生活下去，就如他曾跟活着的她生活过那样。他去她的坟墓不是为了悼念她，而是为了跟她在一起；为了看看她凝视他的眼睛，不是从过去，而是从现在来凝视他的眼睛。

于是他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跟死去的她共同生活。一只新的时钟开始安排他的时间。因为喜爱清洁，她曾因为他把什么地方都弄得一团糟而生气。现在，他一个人仔细地做着家务。因为他比她活着时更爱他们的家：矮矮的木栅栏带着一扇小门；花园；深红色砖房前的冷杉；他们下班回来后坐的两张相对而置的扶手椅；窗台，她总在窗台的一侧放一盆花，另一侧放一盏灯；他们不在家的时候让灯开着，这样他们回家时，远远地从街上就能看见。他尊重这所有的习惯，精心照料，让每一张椅子，每一个花瓶都摆在她喜欢的位置。

他重新去了他们喜欢的地方：海边的餐馆，餐馆老板每次都不忘记提醒他妻子爱吃的鱼；附近小城广场拐角的那些房子，漆成红色，蓝色，黄色，漂亮不到哪里去，却令他们着迷；或是在哥本哈根时看到的码头，每天晚上六点，一艘白色的大型客轮从那儿驶入大海。他们会久久地驻足码头，看着那艘船。启航前，音乐响起，是爵士乐，邀请人们去旅行。她死后，他常去那儿，他想象着她就在他身边，感觉到两个人共同的愿望，想登上这艘白色的夜航船，在船上跳舞、入眠，在北方某个遥远的，非常遥远的地方醒来。

她希望他高雅，亲自照看他的衣物。他忘不了他的哪件衬衣是她喜欢的，哪件衬衣又是她不喜欢的。这次来波希米亚，他特地挑了她不在乎的一套西服。他不想过于重视这次旅行。这次旅行不是为了她，也不是跟她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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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莱娜一心想着第二天的约会，想安安静静地度过这个星期六，就像参赛前夜的运动员。古斯塔夫在城里有一个乏味的商业午餐，就是晚上也回不来。她想趁一个人的时候，长长睡一觉，然后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尽量不要跟母亲碰面；她在楼上听见她走来走去，直到中午时分才停止。最后响起了重重的关门声，她确信母亲出去了，下楼在厨房里随意吃了点东西，也出了门。

人行道上，她着魔似的停了下来。秋日的阳光下，这个点缀着一些小别墅的花园街区有一种含蓄的美，抓住了她的心，邀请她去长时间漫步。她记得在流亡国外前的最后几天，就想作一次这样的漫步，一路沉思，久久地走着，向这座城市告别，向她喜爱的所有街道告别；但是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安排，她没有找到时间。

从她散步的地方看去，布拉格是一条宽宽的绿色披巾，有宁静的街区，有两边栽着行道树的小巷。这才是她依恋的布拉格，而不是市中心繁华的布拉格；她依恋诞生于上个世纪末的布拉格，捷克小资产阶级的布拉格，她童年时，在冬日里沿着忽上忽下的小巷滑雪的布拉格，周围的森林在日落时分悄悄地散发着芬芳的布拉格。

她想着，走着；有那么几秒钟，她隐约看到了巴黎，第一次对她露出敌意的巴黎：街道那冰冷的几何形状；香榭丽舍的傲慢；象征着平等或博爱的庞大的石头女人那严肃的脸庞；而且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地方，能有一丝她在这里感受到的那种可爱的亲密接触，那种牧歌般的气息。并且，她在流亡国外的那段日子里，一直保留着这样一个形象，作为失去的祖国的象征：山谷中一望无垠的花园里的小房子。她曾觉得在巴黎很幸福，比在这儿幸福，但是一条隐秘的美的纽带让她只心系布拉格。她突然意识到，她是多么地爱这座城市，她离开这里时该是多么痛苦。

她回想起那烦躁的最后几天：在最初被占领的几个月的混乱中，要离开祖国还很容易，他们可以不用害怕向朋友告别。但是他们没有时间去看望每一个人。他们临走的两天前，一时冲动，去拜访了一位老朋友，一个单身男人，跟他度过了感人的几个小时。后来，到了法国他们才得知，这个人之所以长期以来对他们表现得特别关心，是因为他早被警察挑中来刺探马丁。走的前夜，她没有事先说一声，就去敲她的一个女友的门。她见女友正跟另一女人谈得火热。她一声不吭，久久地听着跟她没有任何关系的谈话，等着一个动作，一句鼓励的话，一个告别的字；毫无结果。难道她们忘了她要走吗？还是她们故意把这忘了？还是她在与不在对她们都不再重要？还有她母亲。走的时候，母亲没有拥抱她。她拥抱了马丁，而不是她。对伊莱娜，她只是用力地捏了捏她的一只肩膀，扯着嗓门喊道：“我们不喜欢炫耀我们的感情！”这番话本想显得亲热而不失气魄，结果却冰冷刺人。如今回忆起这种种告别场景（虚情的告别，假意的告别），她心里想：错过跟她告别的人不会指望跟她重逢会有什么意思。

她在这些绿色街区走了有两三个小时。她走到了一处俯瞰布拉格的小公园的围栏边：从这里看去，城堡从后面，从隐秘的一侧露出来；这就是古斯塔夫从不怀疑其存在的布拉格；她年轻时对她很珍贵的那些名字立即向她奔来：马哈，诗人，在他那个时代，祖国还是从浓雾中走出的水泽女神；聂鲁达，捷克人民的短篇小说家；三十年代的沃斯科维奇和韦利赫的歌，她还是孩子时就已去世的父亲曾那么喜欢他们；赫拉巴尔和斯科沃雷基，她少年时的小说家；还有六十年代的小剧院和夜总会，以其失敬的幽默，显得那么自由，快乐的自由；这就是这个国家无法传递的芬芳，那非物质的本质，她带到了法兰西。

她把臂肘支在围栏上，向城堡看过去：走到那儿只需一刻钟的时间。正是从那里，开始了明信片上的布拉格，狂热的历史为其烙下累累伤痕的布拉格，游客和妓女的布拉格，餐馆贵得她的捷克朋友无法进门的布拉格，在探照灯下舞动的布拉格，古斯塔夫的布拉格。她心里想，对她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个布拉格更陌生的地方了。Gustaftown. Gustafville. Gustafstadt. Gustafgrad.(1)

古斯塔夫：她看见了他，他的轮廓在她不太懂的语言的毛玻璃后显得模模糊糊，她想，几乎是带着喜悦，这样挺好，因为真相终于显露出来：她体会不到任何去理解他，或被他理解的必要。她看见他很快活，穿着T恤衫，喊着：“Kafka was born in Prague.”她感到欲望正在她体内涌起，拥有一个情人的难以抑制的欲望。并非是要修补原来的生活。而是为了彻底推翻它。为了最终掌握自己的命运。

因为她从来没有挑选过任何一个男人。总是她被人选。马丁，她最终爱上了他，但起初他只是她摆脱母亲的一个机会。在与古斯塔夫的艳史中，她以为找到了自由。但是今天，她明白了这不过是她与马丁的关系的一种变形：她抓住了伸出的一只手，这只手使她摆脱了她难以承受的困境。

她知道自己生就善于感恩；她一直把这当作自己的第一美德来炫耀；当她听命于感激之情时，爱情就像顺从的女仆跑上前去。她曾经真心实意地献身于马丁，也真心实意地献身于古斯塔夫。但这又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呢？感恩，难道不只是软弱、依赖的另一个名字吗？她以后想要的，是不带任何感恩色彩的爱情！她知道这样的爱情，是要用勇敢和冒险的行为来付出代价的。既然，在她的爱情生活中，她从来都没有勇敢过，所以她都不知道勇敢意味着什么。

突然，似乎就像是一阵风：流亡国外的旧梦，从前的焦虑，快镜似地掠过：她看到一些女人突然出现，围着她，举着大杯的啤酒，背信弃义地笑着，阻止她逃脱；她在一家商店里，别的女人，售货员，向她冲过来，给她穿了件裙子，裙子在她身上变成了囚衣。

她靠着围栏过了很久，然后直起身来。她满怀信心，肯定自己能逃脱；她不会留在这个城市；既不待在这个城市，也不待在这个城市正给她编织的生活里。

她走着，心想今天她终于实现了她以前错过的告别式的漫步；她终于向她最爱的城市作了伟大的告别，为了过上自己的生活，她无怨无悔，作好了再次失去这座城市的准备。

(1)　分别为英文、法文、德文与俄文，古斯塔夫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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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从欧洲消失时，约瑟夫的妻子坚持要他回去看看他的祖国。她想陪他去。但是她死了，从那时起，他一心想着跟已不在人世的她过新的生活。他试图说服自己，这是幸福的生活。但是有幸福可言吗？是的，这幸福，就像一道颤动的微光，穿透了他的痛苦，一种顺从的、平静的、不断的痛苦。一个月前，他无法走出悲伤，回忆起死去的妻子说过的话：“从你的角度来说，不回去，是不正常的，没有理由的，甚至是卑鄙的。”确实，他想，妻子一再促动他去作的这次旅行，现在也许能帮他一把；至少能帮他避开几天他那十分痛苦的生活。

于是他准备去旅行，一个念头怯怯地在他脑中萌生：要是他永远都留在那儿呢？不管怎么说，他在波希米亚总可以像在丹麦一样继续当兽医。在这之前，他似乎无法接受这样的想法，这简直就是对他心爱的人的背叛。但他想：这真的是背叛吗？既然他妻子的存在是非物质的，为什么一定要把它与一个地方的物质性联系在一起？她难道在波希米亚不会像在丹麦一样跟他在一起吗？

他离开了旅馆，开着车闲逛；他在乡下的一家小饭馆吃了午餐；然后在田间穿行：小路，蔷薇，树，还是树；他莫名地激动起来，看着天边树木繁茂的丘陵，想到在他自己的生活空间里，捷克人曾两次为了使这片景物永远是自己的景物而准备献出生命：一九三八年，他们想与希特勒搏斗，而他们的同盟，法国人和英国人加以阻止，他们绝望了。一九六八年，俄国人侵略了他们的国家，他们又一次要搏斗；可他们同样被迫投降，又一次陷入了同样的绝望。

准备为祖国献出生命：所有的民族都熟悉这种牺牲的愿望。捷克人的敌人，德国人和俄国人也一样：但他们是大民族。他们的爱国主义是不同的：他们为他们的荣耀，为他们的重要性，为他们的国际使命而激奋。捷克人爱他们的祖国，不是因为她辉煌，而是因为她无名；不是因为她强大，而是因为她弱小，并且不断地处于危险之中。他们的爱国主义，是对他们的国家的无限同情。丹麦人也一样。约瑟夫选了一个小国去流亡，并不是出于偶然。

他看着这片景色，心情激动，心想他的波希米亚最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是迷人的，独一无二的，前所未有的，若不对这段历史感兴趣那是思想上的狭隘。明天早上，他将看到N。他们没有见面的这段时间里他过得如何？他如何看待俄国人占领自己的祖国？他如何经历从前诚心诚意、清清白白信仰的共产主义在捷克的结束？他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如何容纳全球都在鼓掌欢迎的资本主义的回归？他反抗吗？还是他已经放弃了他的信仰？要是他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对他而言会不会是个悲剧？其他人怎么对他？他听到了他嫂子的声音，她是个追捕罪人的猎手，肯定想看到N戴着手铐站在法庭上。N难道不需要约瑟夫对他说，不管历史如何扭曲，友情永存吗？

他的思想又回到那位嫂子身上：她憎恨共产党人，因为他们否认神圣的财产权。而对于我，他想，她否认我对我那幅画的神圣所有权。他想象着那幅画就挂在他那间砖房的一面墙上，突然，他吃惊地意识到，那片市郊工人区，那幅捷克的德兰画，那幅大写的历史的怪象，放在他家中，将是一个扰乱者、入侵者。他怎么能想到要带走它呢？那幅画，在他跟死去的妻子生活的地方，没有它的位置。他从来没跟她提过那幅画。它跟她，跟他们，跟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

接着，他又想：如果一幅小小的画就能扰乱他与死去的妻子的共同生活，那么整个国家，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国家，持久而坚决地存在着，它所造成的扰乱将严重得多！

太阳落向地平线，他驾车行进在通往布拉格的路上；景物，人们准备为之献身的他这个小小国家的景物，从他身边飞速离去，他知道还有更弱小的东西，更迫切地呼唤他的怜爱：他看见两张扶手椅，面对着面，还有放在窗台上的那盏灯、那盆花，他的妻子种在屋前的细高的冷杉，冷杉就像是她举着的一只手臂，远远地把他们的家指给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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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采尔把自己关进悲苦之屋三百年，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国家已被东方帝国永远吞没了。他错了。对未来，任何人都会出错。人只能对现时有把握。可果真如此吗？人真能认识现时？能对现时作出判断吗？当然不能。不知晓未来的人怎能理解现时的意义？如果我们不知道现时会把我们引向何种未来，我们怎能判断这一现时是好还是坏，怎能说它值得我们支持、怀疑还是憎恨呢？

一九二一年，阿诺德·勋伯格宣称德国音乐会因他本人而在以后的一百年内一直主宰世界乐坛。十二年后，他不得不永远地离开了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在美国享有盛誉，他一直坚信自己的作品永远不会被辉煌所抛弃。他指责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1)

太为当代人着想而忽略了对未来的判断。他把后人视为自己最坚定的同盟。在一封致托马斯·曼的措辞严厉的信中，他要“两三百年以后”的时代作证，他与托马斯·曼谁更伟大会在那时见分晓！一九五一年阿诺德·勋伯格去世。在此后的二十年内，他的作品被冠以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品，自称其弟子的才华横溢的青年作曲家们对其作品推崇备至；但是此后，其作品就远离了音乐厅，也走出了人们的记忆。世纪末的今天，还有谁在演奏他的作品？还有谁会提到他？不，我不想愚蠢地嘲笑他的自大，也不想说他高估了自己。一千个不！是他高估了未来。

他的想法出错了吗？不。他的想法是对的，只不过他生活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世界里。他与巴赫、歌德、勃拉姆斯、马勒等最伟大的德国人探讨问题，尽管闪现着智慧的光辉，但是，在精神的高层展开的讨论，对下面毫无因由、不合逻辑地发生的一切总是视而不见：两支大军为了神圣的事业浴血奋战；可一个小小的鼠疫病菌却最终将它们统统掀翻在地。

勋伯格意识到了细菌的存在。早在一九三〇年，他就曾这样写道：“收音机是一个敌人，一个冷酷无情的敌人，它不可抵挡地勇往直前，对它的任何抵抗都注定没有任何希望。”收音机“将音乐灌入我们的大脑……却不问我们是否喜欢听音乐，是否具有感受音乐的能力，”就这样，收音机将音乐变成了一种普通的噪音，众多噪音中的一种噪音。

收音机是一条小溪流，一切由此开始。接着出现了许多其他的技术手段用以复制、扩充、增强声音，溪流变成了宽广的大河。如果说，以往人们出于对音乐的热爱而听音乐，那么今天，“不问我们是否喜欢听音乐”，音乐都在嚎叫，随时随地。在高音喇叭里，在汽车上，在饭店里，在电梯里，在大街上，在候车室里，在健身房里，在随身听的耳机里，音乐在嚎叫，音乐被改写、被重新配器、被删节、被肢解，一段段摇滚、爵士、歌剧，声浪滚滚，成了大杂烩，弄不清谁是作者（成为噪音的音乐是匿名的），也分辨不出头尾（成为噪音的音乐是没有形式的）。音乐就这样牺牲在音乐的脏水中。

勋伯格了解细菌，意识到细菌的危害，但是在内心深处对它并不十分重视。正如我在上面讲到的那样，他生活在精神的极高层，傲气阻止了他认真对待一个如此渺小、俗气、令人反感、令人鄙视的敌人。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是他唯一的旗鼓相当的伟大对手，伟大的竞争对手，他满怀激情，严肃地与之斗争。为了赢得未来的青睐，他与之决一死战。

但未来是一条大河，是由音符汇聚而成的洪水，作曲家们的一具具尸体漂浮在枯叶断枝中间。一天，勋伯格的尸体在翻滚的浪潮撞击下与斯特拉文斯基的尸体相遇，在姗姗来迟，应当受到谴责的妥协中，两具尸体继续朝着虚无（朝着音乐的虚无，即绝对的喧嚣）前进。

(1)　Igor Stravinski （1882—1971），俄罗斯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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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忆一下：伊莱娜与丈夫站在一条穿过一座法国外省城市的河流的堤岸上，她看到对岸被伐倒的树木，这时，从一只高音喇叭里突然传出的音乐声，吓了她一跳。她捂住耳朵，哭了起来。几个月后，她在家中守候在生命垂危的丈夫身旁，隔壁的公寓里传来震耳的音乐声。她敲了两次门，请求邻居关掉音乐，可两次都无济于事。最后，她嚷道：“快关掉这恐怖的玩意儿！我丈夫要死了！听到了吧！马上要死了！死了！”

伊莱娜初到法国那几年，经常收听广播节目，这帮她熟悉了法语和法国人的生活，但马丁死后，由于她再也不喜欢音乐，她再也无法从收音机里得到丝毫的快乐；新闻已不像从前那样连续播出，两条新闻之间总是插入三秒、八秒、十五秒的音乐，而且这些小插曲持续的时间还在一年年地偷偷延长。就这样，她深刻地见识了勋伯格所说的“成为噪音的音乐”。

她在床上，躺在古斯塔夫身旁；一想到要约会，她兴奋异常，她担心自己睡不好；由于服了一片安眠药，她昏昏入睡，可半夜醒来，她又吃了两片，后来由于紧张，绝望，她干脆打开了枕边的小收音机。为了能再睡一会儿，她想听到人的说话声，听到某一句话，能够吸引她的思绪，把她带往别处，让她安宁，让她入睡；她从一个台调到另一个台，但流淌的都是音乐，是音乐的脏水，是一段段的摇滚、爵士、歌剧，在这个世界上，她无法向任何人倾诉，因为人人都在歌唱，都在嚎叫；在这个世界上，也无人与她倾诉，因为人人都在蹦跳，都在舞蹈。

一边是音乐的脏水，一边是呼呼的鼾声，伊莱娜犹如被围困着，渴望身边拥有一片自由的空间，一片可以呼吸的空间，但是她撞到了一个躯体，苍白无力，像一袋烂泥般被命运扔在了自己的人生旅途上。她对古斯塔夫的憎恶感又向她袭来，并非因为他的身体疏远了她的身体（啊，不！她永远都不会再跟他做爱了！）而是因为这鼾声让她无法入睡，她有可能因此而毁掉她这次生命的聚会，聚会即将到来，差不多就在八小时后，天快亮了，可睡意就是不来，她很清楚，如果她睡不好，到时她会疲倦，紧张，面庞也会显得丑陋而衰老。

憎恨的强大力量最终像麻醉剂一样起了作用，她睡着了。当她醒来时，古斯塔夫已经出门，枕边的小收音机依旧在播放着成为噪音的音乐。她头痛，感到疲惫不堪。她很想继续躺在床上，但是米拉达说过要在十点钟来拜访。为什么偏偏今天呢！伊莱娜丝毫不想跟任何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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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楼建在一个山坡上，从街上只能看到底层。门开了，约瑟夫迎面碰到了一条高大的德国牧羊犬，它一个劲地与约瑟夫亲昵。过了好半天，他才看到N。N笑着制止了牧羊犬，领着约瑟夫穿过一条走廊，然后又通过长长的楼梯，朝一个两居室的公寓走去，公寓与花园位于同一水平线，由他和妻子一起住；他妻子正好也在，友好地向约瑟夫伸出手。

N指了指天花板说：“上面的房间要宽敞得多，我女儿和儿子跟他们的家人住在那里。别墅是我儿子的。他是个律师。可惜他不在家。听我说，”他压低声音说，“如果你想回国定居，他一定会帮你的忙，他会为你提供一切方便。”

这番话让约瑟夫想起四十年前的一天，那天N也是这样压低声音，偷偷地主动向他表示友谊，提供帮助。

“我跟他们提过你……”N说，说罢朝楼上喊了好几个人的名字；他的孙子辈、重孙子辈纷纷从楼上下来，个个都漂漂亮亮、文雅大方（约瑟夫目不转睛地看着一个金发女孩，那是N的一个孙子的女朋友，一个连一个捷克词都不会说的德国姑娘）；这些孩子，就连女孩也比N高大；（在后辈面前，N就像一只在野草丛中迷路的兔子，身边的野草转眼长高了，把他给遮住了）。他们就好像是表演中的时装模特，一语不发地微笑着，直至N请他们离开，让他与朋友单独待一会儿。他妻子留在屋子里，约瑟夫和N走出房子来到花园里。

牧羊犬跟在他们的身后，N说：“我从未见到这狗因客人而如此激动，好像它认出了你所从事的职业。”接着，他详细讲述他如何一个人规划花园，如何用小路将草坪分开，然后又向朋友一一介绍所有的果树；约瑟夫为了谈一谈他想说的话题，不得已打断了N有关花草的长篇大论：

“告诉我这二十年你是如何过的？”

“咱们不提这个。”N边说边把食指放在胸口，约瑟夫不懂他这个动作的含义：政治事件竟让他感受如此深刻，“直至肺腑”？要不他经历了什么爱情悲剧？或者得过心肌梗塞？

“以后我会告诉你的。”N接着说，把这个话题完全岔开了。

谈话并不顺利；每当约瑟夫停下来想更好地提出一个问题，牧羊犬就像得到特许似的，朝他扑来，把爪子放在他的肚子上。

“我还记得你一直说的那句话，”N说，“因为对疾病感兴趣，所以才成为医生。爱动物才会成为兽医。”

“我真的说过这些话吗？”约瑟夫感到惊讶。他记得前天晚上曾对嫂子说过，他选择这一职业是出于对家庭的反叛。他是出于热爱而不是出于反叛而做出了这一选择吗？恍惚间他好像看到他遇到过的所有生病的动物从眼前走过；然后他又看到安在他那座砖房后部的动物诊所，明天（对，就在二十四小时后！）他会重开大门，迎接当天的第一个患病的动物；他的脸上露出了长时间的微笑。

他不得不强迫自己，回到刚刚开始的话题上：约瑟夫问N是否有人曾因他在政治上的旧事而攻击他；N回答说没有；他认为，人们都知道他总是帮助那些被制度戏弄的人。“对此我并不怀疑。”约瑟夫说（他真的毫不怀疑），但他又追问：N本人对自己的过去是如何评价的？是一个错误？一次失败？N摇摇头，说既不是错误也不是失败。最后约瑟夫问他对资本主义如此迅猛地复辟有何看法。N耸耸肩说，既然形势如此，别无办法。

不，这次谈话并不顺利。起初约瑟夫以为N觉得他的问题提得冒失。接着他又改变了想法：这些问题不只是冒失，而是过分了。如果嫂子的报复梦得以实现，如果N被起诉，被送上法庭，要是这样，也许他会回到他作为共产党人的过去，为之辩解，为之辩护。但是没有被送上法庭，如今这段往事离他已经遥远了。它已不再留在他的心头。

约瑟夫想起他很久以前的想法，当时他认为这个想法简直是亵渎神明：信仰共产主义与马克思及其理论毫不相干；那个年代只为人们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得以满足形形色色的精神需要：不墨守成规的表现需要；服从的需要；惩罚坏人的需要；做个有益的人的需要；与年轻人一同朝着未来前进的需要；或者身边拥有一个大家庭的需要。

牧羊犬欢快地吠着，约瑟夫心里想：如今人们离开共产主义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精神上受了打击，而是因为共产主义已不能再提供机会，去表现出不墨守成规，去让人服从，去惩罚坏人，去做个有益的人，与年轻人一道前进，或身边拥有一个大家庭。它变得毫无用处；以至于所有人都轻易地将其抛弃，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尽管如此，此次拜访的最初意图在他心里依然没有得到满足：那就是要让N知道，假如N被送上法庭，约瑟夫一定会为他辩护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约瑟夫想首先向他表明他并没因共产主义时代之后在此确立的世界而盲目欣喜，他提起在他出生的城市的广场上的一幅大广告画，画上有一个无法理解的首字母缩写词，在向捷克人提供什么服务，同时向捷克人展示了紧握在一起的一只白手和一只黑手：“请告诉我，这还是我们的国家吗？”

他期待听到对统一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的一句嘲讽，但是N沉默不语。约瑟夫继续说：“苏维埃帝国坍塌了，因为它再也控制不了那些想独立的民族。但是这些民族，如今却不如以前那样独立自主了。它们既不能选择自己的经济，也不能选择自己的对外政策，甚至连广告用语都不能选择。”

“长久以来，民族的自主一直是一个幻想。”N说。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不独立，甚至不渴望独立，难道还会有人时刻准备着为它献身吗？”

“我不愿意我的孩子们时刻准备着去献身。”

“那我换一句话说：还有人热爱这个国家吗？”

N放慢了脚步，激动地说：“约瑟夫，你怎么能流亡国外呢？你可是个爱国者呀！”然后，他很严肃地说：“为祖国献身，如今再也不会有人这么做。也许对你来说，在你流亡国外期间，时间停滞不前了。但是他们，他们已和你的想法不同了。”

“他们是谁？”

N朝楼上扬了扬头，好像是说他的子孙后代。他说：“他们是在别处。”

42

说最后这几句话时，这两个朋友都站在原地没动，牧羊犬抓住机会：它立起身来，把爪子放在约瑟夫身上，约瑟夫抚摸着它。N久久地注视着这人和牧羊犬组成的一对，越来越感动。好像在此时，他才彻底意识到他们二十年没有见面：“啊，你来我太高兴了！”N拍拍他的肩，请他坐在一棵苹果树下。约瑟夫一下子明白了：他所准备的严肃而重要的谈话不会发生了。他惊讶地发现，这是一种释怀，一种解脱！总之，他并不是来让他的朋友接受审讯的！

仿佛障碍已被排除，他们的谈话轻松、愉快地开始了，这是两个老朋友之间的谈话：零散的回忆，共同的朋友的消息，有趣的评说，反常的现象，轻松的玩笑，等等。仿佛是一缕微风，温暖、有力地把他拥入怀中。约瑟夫感受到一种抑制不住的诉说的快乐。啊，快乐，多么出乎意料！二十年里，他几乎没讲过捷克语。与妻子讲话很容易，丹麦语已经变成了亲密的共同语。但是与其他人说话时，他一直都注意斟酌词语，注意语调。他觉得丹麦人说话仿佛在轻快地飞跑，而他说话却只能跟在后面小跑，身上像是背着二十公斤重的东西。此时，词语自己就从嘴里迸了出来，无需寻找，斟酌。捷克语不再是在家乡城市的旅馆里令他诧异的那门带有鼻音的陌生的语言。他终于能听懂这一语言，津津有味地回味着。说着这门语言，他感到就像接受了瘦身治疗后那般轻松。他说着，好像在飞一般，他回来后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家里感到快乐，感觉这是属于自己的国家。

被朋友身上闪现的快乐所感染，N越来越轻松；N会心地一笑，提起以前那个秘密的情妇，感谢约瑟夫曾经在妻子面前替自己开脱。约瑟夫已不记得了，相信N一定是把他与另一个人弄混了。但N给他细细讲述的这个替人开脱的故事，是那么美，那么有趣，说到最后，约瑟夫主动承认的确在其中扮演过主要角色。他头朝后仰，太阳光穿过树叶，照在他的脸上，只见他的脸上露出快乐的微笑。

他们正沉浸在这种愉悦之中，N的妻子的话让他们吓了一跳：“你和我们一起吃午饭吗？”她问约瑟夫。

他看了看表，站起身来说：“我半小时后有个约会！”

“那你今天晚上来吧！咱们一起吃晚饭。”N热情地邀请他。

“今天晚上我就回到家了。”

“你说回到家，意思是……”

“回到丹麦。”

“听你这样说真奇怪，你的家，难道不在这里吗？”N的妻子说。

“不，在那里。”

一阵久久的沉默，约瑟夫以为他们会追问：丹麦真的是你的家吗？你在那里过得怎么样？跟谁一起过？说说！你家房子怎么样？你妻子是什么样的人？你幸福吗？说呀！说说呀！

但是N和他的妻子一个问题都没有问。突然间，矮矮的木栅栏和冷杉出现在约瑟夫面前。

“我得走了。”他说，说罢他们一同往楼梯走去。上楼时，他们沉默不语，在这默默无语中，约瑟夫突然为妻子不在身边而感到难过；在这里没有妻子的一丝痕迹。在这个国家度过的三天里，任何人都没有提到他的妻子一个字。他明白：如果他留在这里，就会失去妻子。如果他留在这里，她就会消失。

他们在人行道上停下脚步，再一次握手，牧羊犬将爪子搭在约瑟夫的肚子上。

然后，夫妻俩和牧羊犬一起目送他离去，直至他在他们的视线里消失。

43

多少年以后，当米拉达在餐馆的包间从其他女人中间认出伊莱娜时，不由自主地对伊莱娜产生了一种好感；有一个细节特别吸引她：伊莱娜给她朗诵了一首扬·斯卡采尔的四行诗。在波希米亚这个小地方，很容易遇到、接触到诗人。米拉达与斯卡采尔曾经相识，他身材矮胖，面部冷峻，好像用石头雕刻出来的一般。过去她曾经以一个女孩的天真崇拜他。他所有的诗不久前结集出版，米拉达把这本诗集当作礼物送给她的这个朋友。

伊莱娜翻了翻诗集，说：“如今还有人读诗吗？”

“没有了。”米拉达说。接着她给伊莱娜背诵了一些诗句：“中午，有时我们看到黑夜朝河流走去……”或者，请听好：“池塘，仰天而卧的水……”还有，斯卡采尔说：“在某些夜晚，空气是那般温柔，脆弱，仿佛人们赤脚走在玻璃碎片上。”

听着米拉达背诵诗句，伊莱娜想起在流亡国外的最初几年里经常突然闪现在脑海中的那些幻觉。那是同一景象的某些片段。

“比如说这样一个形象：……死人与孔雀同在一匹马背上。”

米拉达吟诵着这些诗句，声音微微颤抖：这些诗句总是让她想到这样的幻景：一匹马穿过原野；马背上一具骷髅手持长柄镰刀，身后，还是在马背上，一只开屏的孔雀，羽毛绚烂，闪闪发光，象征着永恒的骄傲。

伊莱娜感激地望着米拉达，米拉达是她在这个国家里找到的唯一朋友，她看着米拉达圆圆的漂亮面庞，她的发型使她那张脸显得更加圆；她在沉默，在深思，此时脸上的皱纹因皮肤静止不动而消失了，看上去像一个年轻的女人；伊莱娜希望她不作声，不吟诵诗歌，希望她永远这样一动不动，永远这样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