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早晨，在克朗尼戈尔的第一场弥撒之后，父亲没有像往常那样带我回家，而是一直朝着海岸，向韦克斯福德腹地开去。那儿是我母亲那边亲戚们的老家。天气很热，明亮的光线夹杂着碎碎的绿荫洒了一路。我们经过了希莱拉村，父亲在那儿玩“四十五”（①一种纸牌游戏）。输掉了我们的红毛短角牛，然后是卡纽的市集，那个赢了小母牛的家伙在那里迅速卖掉了它。
父亲把帽子扔在副驾驶座上，摇下车窗抽起烟来。我甩开辫子，平躺在后座上，透过后车窗向外望。有时候天空一片湛蓝，有时候涂抹着几片白云，但大多数时候云层重重，树枝伸向高压线，一小群棕色的鸟儿竞相高飞，消失在天际。
这地方属于金斯莱一家，我很好奇他们家会是什么样子。我看见一个高个子女人站在我面前，要我喝刚挤出来的热牛奶。我看见另一个身形不太像她的女人，穿着围裙，正将煎饼糊倒在平底锅上，问我要不要再来一点儿，就像我母亲偶尔心情好的时候那样。男主人应该和她身材相仿。他会开着拖拉机带我去镇上，给我买红色柠檬水还有薯片。或许他会让我清理棚屋，清除田里的杂草和碎石。我看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个东西，我希望是五十便士，结果是手帕。我猜想着他们住的是老式农舍还是新式平房，是室外茅厕，还是带抽水马桶和自来水的那种室内浴室。我想象着自己与别的女孩躺在黑暗的卧室里，聊着天亮后不会再被提起的话题。
似乎开了很久很久，车子终于慢慢驶上一条狭窄的柏油路，紧接着是车轮碾过拦牛木栅时的震动。路的两边，密实的树篱被修剪得方方正正。窄道的尽头有一栋长长的白房子，周围树木的枝条拖在地上。
“爸爸，”我说，“你看那些树。”
“它们怎么了？”
“病秧秧的。”我说。
“那是垂柳。”他说着，清了清嗓子。
院子里，高高的明亮的窗格映出我们的身影。我看着自己从后座往外瞧的样子，披头散发，野得就像个修补匠的孩子；而父亲，在车轮边上，看上去就像是我的父亲。一只懒散的大猎犬，披着斑驳的树影，心不在焉地低吠了几声，然后坐到阶梯上，回头望着门廊。一个男人从那儿走出来，他身形方硬，就像妹妹们有时候画的那些人。不过他的眉毛是白色的，和头发很配。他看上去一点都不像我妈妈那边的亲戚，他们都高高的，手臂很长，我怀疑我们是不是走错了房子。
“丹，”他缩了缩身子，“最近怎么样？”
“约翰。”爸爸说。
他们站在那儿，望了一会儿院子外面，就开始谈论雨：降雨太少啦，田地非常需要雨水，基姆科里基的牧师每天早晨都在祈雨，从没见过这样的夏天。父亲吐了口痰，谈话中断了，接着又转到了牲口的价格、欧共体、堆积如山的黄油、青柠的价格，还有浴羊药液上面去了。这些我早习惯了，当男人们不说话的时候，他们喜欢用靴子后跟磕起一块草皮，在车子发动前猛拍一下车顶，吐一口痰，或者双腿敞开坐着，仿佛他们完全不在意。
女人出现了，她压根没有注意他们俩。她比我母亲还要高，也是黑发，不过剪得很齐，像个头盔。她穿着宽松印花衫和棕色喇叭裤。车门打开了，我被领出来吻了一下。被亲吻的那侧面颊贴上她的脸时，变得很烫。
“上一次我见你的时候，你还在婴儿车里。”她说完，后退了一小步，等待着我的回应。
“那辆婴儿车坏了。”
“怎么回事？”
“我哥哥把它当独轮推车玩，结果轮子掉了。”
她笑起来，舔了舔大拇指，从我脸上擦掉了什么。我能感觉到她的大拇指，比我母亲的要柔软，我脸上不管是什么东西，都被她擦掉了。她看着我的衣服时，我从她眼里看到了我那薄薄的棉裙子，还有脏凉鞋。有一瞬间我们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一阵燥热的风不知从哪儿吹来，穿过了院子。
“进来，宝贝。”
她带我走进房子。走廊里一瞬间有些阴暗;我有些迟疑，她也跟着迟疑了一下。走进闷热的厨房时，她叫我坐下，让我别客气，把这儿当自己家。一片烘焙香中，夹着消毒水、漂白剂的味道。她从烤箱里端出一个大黄馅饼，放在台子上等它晾凉，一边给仍冒着泡的脆皮卷边浇糖浆。一股凉爽的穿堂风吹进来，但这屋里依然燥热，安静，又干净。修长的花瓶里装着水，静静地插着一束高高的法兰西菊。房子里没有一丝小孩存在的迹象。
“你妈妈最近怎么样？”
“她买有奖债券中了十镑。”
“不会吧！”
“真的，”我说，“她给我们买了果冻和冰淇淋，又买了一根新管子和自行车维修套件。”
“好吧，还真是赚到了。”
“是的。”我说。那些感觉又回来了：那天早晨钢齿梳子轻轻擦过我的头皮，母亲为我编辫子时双手的力道，她怀着孩子的肚子紧贴着我的后背。我想起被她装进行李箱的干净裤子、信件，还有信上她可能会写的内容。一些话从中冒了出来：
“他们会留她多久？”
“难道他们不能想留她多久，就留她多久吗？”
“那是我要说的吗？”
“想说什么就说。你不是一直都这样嘛。”
女人往一个球琅罐子里倒了些牛奶。
“你母亲肯定很忙。”
“她在等他们来割干草。”
“还没割干草？”她问，“恐怕有点迟了吧？”男人们走进来，他们的身影遮住了门口的光，房间瞬间暗下来，等他们坐定，屋子又恢复了亮堂。
“嘿，太太。”爸爸一边拉过一把椅子一边打招呼。
“丹。”她以不冷不热的声音回应。
“真是个大热天。”
“是很热，没错。”她转过身看着烧水壶，等着。
“看这田干的，来点小雨多好。”他说。
“很久没下雨了。”她看着墙，仿佛那里挂着一幅画，其实并没有，只有一个大桃花心木挂钟，晃动着两个指针和巨大的铜钟摆。
“热归热，但确实是个收干草的好年头，不是吗？从来没见过这种事，”他说，“仓库快堆满了，我从椽子下挤进去的时候，差点挤破脑袋。”
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对干草的事撒谎。他总是喜欢吹牛，事情如果真那样就好了。不知什么地方有人开了电锯，远远地，听起来像一只蜇人的大黄蜂嗡嗡地响了一阵。我宁愿自己是在外面干活，我很不适应这样干坐着，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我想让父亲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又想让他带我回去，回到那个我熟悉的地方。我陷入了窘境，既不能像以前那样自在，却也变不出该有的模样。
水壶冒出蒸汽，咕嘟起来，水快烧开了，钢盖子扑扑地跳。一只黑白相间的猫在窗台上移动。女人的影子长长的，映在坚硬又干净的地砖上，几乎够到了我的椅子。金斯莱站起身，从碗橱里拿出一摞盘子，拉开抽屉，取出刀叉、茶匙。他拧开甜菜根罐的盖子，用一把公用小叉子拨出些放在浅碟上，但没有放三明治酱和沙拉酱。他做这些的时候，我父亲一直看着他。很快，我们面前就有了一碗切好的番茄和洋葱，一条新鲜的面包，一块红切达乳酪。
“玛丽怎么样了？”女人问。
“玛丽？快到预产期了。”爸爸往后一靠，很满足的样子。
“我猜最小的宝宝越来越强壮了吧？”
“是啊，”爸爸说，“麻烦的是要喂饱他们。谁都没有孩子的胃口大，相信我的话，这个也一样。”
“啊，我们不都是拼命地吃，又拼命地长吗。”女人说，好像这事他应该知道。
“她的胃口也大，但你可以使唤她。”
金斯莱抬起头来。“完全没有必要，”他说，“这孩子只需要帮埃德娜打理打理家务就够了。”
“我们会让孩子很开心的。”女人附和说，“这儿欢迎她。”
“她会把你们家吃个精光，”爸爸说，“而且一年到头下来，吃了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
我们坐在餐桌前时，爸爸伸手去够甜菜根。他没有用公用的叉子，而是用自己的叉了一块到盘子里。甜菜根染红了粉色的火腿，汁水流了出来。茶倒好了。周围的沉默被刀叉切分盘里食物的声音切碎了。过了一会儿，馅饼被切开了。奶油从热饼皮里流出来，聚成了一小汪。
父亲把我送到了，也吃饱了，他就急着点上烟要走。永远是这样，他吃饱之后就不想在一个地方久留。不像我母亲，她吃完之后会开始聊天，聊到天黑，再到天亮。至少我父亲是这么说的，尽管我知道这件事永远不会发生。我母亲总是忙这忙那：照顾我们，制作黄油，准备晚饭，清洗东西，早起准备弥撒，送我们上学，给牛犊断奶，雇工人犁地，掐着手指算钱，定闹钟。但金斯莱家不一样，这里有空间，也有时间思考，或许还有余下的钱。
“我得上路了。”爸爸说。
“着什么急啊？”金斯莱说。
“太阳太毒了，我还没给土豆浇水呢。”
“晚上凉快，不用担心它们会坏了。”女人说着，还是站了起来，拿起一把锋利的刀子，出了后门。我想跟她去，帮她给割下来的东西去去土，再带回屋里。她一出去，就有一种沉默在两个男人之间蔓延开来。
“把这个带给玛丽，”她说着走进来，“大黄快把我埋住了，今年什么天气啊真是。”
爸爸从她手里接过一把大黄，别扭得就像抱了个孩子。一根大黄掉到了地上，又掉了一根。他等着她捡起来给他，她等着他自己捡起来，结果两人都没动。最后，是金斯莱上前捡了起来。
“好了，给。”他说。
走到院子里，爸爸把大黄扔到车后座上，绕过车尾走到前面，坐进车里，发动引擎。
“祝你们好运啊，”爸爸说，“我希望这孩子别给你们添麻烦。”然后他转过身来对我说：“别惹事儿啊，你。”
我看着他倒车，拐上窄道，开走了。我听见车子飞快地碾过地上的拦牛木栅，然后换挡，引擎沿着我们来时的路低鸣。爸爸为什么都没有好好说句“再见”就走了，甚至都没有提一句他会回来接我的话？那阵不知哪儿吹来的风又一次穿过院子，但感觉凉一些了。一大朵白云缓缓飘过谷仓。
“哪儿不舒服，孩子？”女人说。
我低头盯着自己的脚，还有脏凉鞋。
金斯莱站得离我很近。“不管是什么，告诉我们，我们不介意。”
“全能的上帝啊，他是不是把你的小零碎都忘了就走了！”女人说，“难怪你这样。好了，他的脑袋不是一直都像个筛子吗，还是老样子。”
“这没什么，”金斯莱说，“我们马上就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一年到头下来，吃了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女人说。
他们大笑了一会儿，然后停下来。我跟着女人回到屋子里，我希望她说点什么，好让我放松些，但她什么也没说，清理了桌面，拿起锋利的餐刀，站在窗前的光线里，在水龙头下面冲洗刀刃。她一边把它们擦干净放好，一边看着我。
“好了，姑娘，”她说，“你该洗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