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安东尼（Michael Anthony，1932—2023），出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西印度群岛作家，作品主要描写家乡特立尼达的家庭生活。 整个假期都非常愉快，不仅因为这是我初次认识热带海洋、海岸和森林美景，还因为我之前就已经从书本上对这个地方有了诸多了解。我当然一直都知道V. S.奈保尔和迈克·安东尼 写得有多好，但只有当我从飞机上走下来，踏入他们所写的世界，我才能明白好的写作能达到什么程度。有很多时刻，走在西班牙港的某条街上，或行驶在成片的甘蔗林之间或椰子树下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我会忽然感受到一阵难以理解的归家般的刺痛。这让整个旅程比通常的观光更加有趣、动人。在那之后，我总能找到我觉得加勒比地区非“人间天堂”的一面，但尽管它所面临的问题可能很可怕，这个地方依然非常宜人。
时代生活（Time Life），是美国时代公司（Time Inc.）的图书营销部门，成立于1961年，名字取自时代公司的两大基石杂志《时代》（Time）和《生活》（Life）。 20世纪70年代，我们体验了一段奇怪的、最终以喜剧收场的经历，在外人眼里，我们被“时代生活” 接管了。当时“企业协同效应”这个词突然成为各大公司之间的主要话题，在某次纽约之行中，安德烈被说服，如果他将我们出版社的大量股份卖给那家公司，我们将受益匪浅。皮尔斯和我都觉得出售的比例应该在百分之四十左右，但我们其实从来都不知道到底卖了多少。这样做主要的，实际上也是唯一的理由，在于重要书籍的预付款已经开始飙升，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而有了“时代生活”作为合作伙伴，我们就能跟上企业协同这一潮流了。
我出席了在伦敦的会议，两三个喜气洋洋的“时代生活”员工向我们的董事会解释了该计划的美妙之处，似乎将其描述成了为小型出版商的利益而成立的神秘慈善机构。有一次，我问了一个困惑已久的问题：“那么对你们来说，参与到这里面有什么意义？”短暂的沉默，然后一阵柔和的嗡嗡声淹没了这个问题，我只能继续相信其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底下当然也可能隐藏着精明的掠夺性算计，但又似乎不太可能。会议结束后我问安德烈：“他们会不会只是傻？”对此，他干脆利落地回答：“就是。”我想他已经开始怀疑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只是暂时还没有看到退路而已。
赫鲁晓夫（Khrushchev，1894—1971），曾任苏联最高领导人。 那么，好吧，我们都这么想，也许我们可以通过他们获得一些重要的书籍，看起来他们似乎也没有伤害我们的意图，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我们确实通过他们得到了一本重要的书，即赫鲁晓夫 两卷本的回忆录，第一卷 被评论家们满是狐疑地嗅了一番，然后下结论说这本书是中情局写的；而第二卷，“时代生活”声称经科学手段证明是货真价实的，但谁在乎？他们没有干涉我们的任何出版计划，但就算如此，还是把安德烈给逼疯了。
以下是他们的做法：时不时给安德烈写信，要求他详细预测未来五年的出版计划。他们第一次要求时，他发了一封礼貌的答复，解释说我们这种出版社不是这样运作的，但渐渐地，他越来越愤怒。我还记得在纽约的某次聚会上，我们与“时代生活”的联系人把我拉到一边，请我让安德烈平静下来，并转达他的解释，说安德烈只需要发送一些数字，就能让那些人开心。那人并没有明确地说“数字合不合理其实没关系”，但他很清楚地暗示了这一点，于是我把这个信息带回了家……这让安德烈更加生气了。他生气的是他们的愚蠢，而不是他们的要求。我们的会计师菲利普·塔默（顺便说一下，他是有史以来最可爱、最善良、最耐心、最正直和最忠诚的会计师）曾这样写信给他们的会计师：“我们在五年内要出版什么，取决于某些坐在阁楼里不知名的人们脑子里在想什么，而我们不知道那个阁楼的地址。”安德烈对“时代生活”的感受，与我对他唠叨编辑部缺乏管理方法时的感受，简直一模一样。
位于伦敦西南部，横跨泰晤士河，被视为名人聚居区。 另一个引起他愤慨的原因是年会（还有十家左右和我们类似的其他公司与“时代生活”有关）。在20世纪70年代，异国情调的销售年会非常流行，也许现在情况仍然如此？办这些年会的理由是，款待各公司的代表能提升士气。但这可不是我们出版社任何人能认同的理念。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冒险”去了里士满 郊外的一家酒吧，但通常年会结束后，我们会去另一家便宜的餐厅吃晚饭，这顿饭（如果安德烈想要多事）会提前预订好，所以没人会因为出现了昂贵的烟熏三文鱼而傻眼（那些晚上通常都很有趣）。因此，他参与这个联盟的第一年，就必须去墨西哥参加一场金光闪闪的销售年会，这个安排简直让安德烈出离愤怒。第二年，他们宣布销售年会将在摩洛哥举行，他直接回复说自己不去了，还给他们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说明所有公司代表都和他一样，必须去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所以销售年会的时间和地点很明显应该是书展前的周末，位于德国靠近法兰克福的某个地方。我能清楚地听见谄媚的回信背后那些咬牙切齿的声音，回信写着“您的回复正是我们期望从公司代表处获得的反馈”。
每次年会之前，所有公司代表都必须想出十个出版项目（即十本书名），并将提纲发送到纽约，在那里汇集、印刷，再用厚皮革装订起来，每个代表一份，封面还烫金印着公司代表的名字，放在会议桌上。按需“想出来”的书是所有出版物中最无聊的了。一本真正有趣的书如果不是产生于作者的头脑，那么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由于强大的环境推动而产生的灵光，要么是由于某人持续的痴迷，直到遇到恰到好处的作者。值得一读的好书并不会来自人们的互相吹捧：“这真是个好主意！”它只能来自对某事极其了解并对它有强烈感觉的人。这倒不是说一个有能力的雇佣文人无法按出版商的要求写出过得去的类似书籍，只是这么一来，这些书会更快地出现在滞销书书架上罢了。
所以我们互相询问：“你觉得其他那些出版社代表的感觉和我们一样吗？”对这些年会，我们的感觉是绝望和粗俗的混合。在我们出版社，有个标签为“臭虫”的特殊文件，放在安德烈办公桌的抽屉底部，里面存放着多年来提交给我们的所有最令人震惊的选题集合，我现在又将它刨出来了……但最终清醒占了上风，我们草草写了两三个单调乏味的想法，我现在已经完全忘了是些什么。安德烈报告说，没人做得更好，所以其他人的感觉应该也差不多。
两年是安德烈对“时代生活”所能承受的极限，或许也是他们对他所能承受的极限。他从来没有透露过是谁先说的“结束吧”，也没有透露过他回购股份时到底损失了多少钱，但他那重获自由的喜悦是显而易见的。我曾想向他逼问细节，估计皮尔斯也一样，但这也太不友好了。因为愚蠢的，并不全是别人啊。
自从开始写我们在大罗素街那漫长而快乐的时光这一章，我花了好多时间来回忆同事、回忆作者、回忆图书……尤其是同事们。我觉得选择并擅长与书籍一起工作的人们就算并非一定讨人喜欢，但大部分人确实如此，如果在漫长的时间里每天看到他们，以各种方式与他们合作，他们就会逐渐变得越来越有魅力。他们成为我生活中令人愉悦的一部分。埃丝特·惠特比、伊尔莎·亚德利、帕梅拉·罗伊兹、佩妮·巴克兰、简·伯德、皮尔斯·伯内特、杰夫·塞恩斯、菲利普·塔默……我无法一一描述，如果不另外写一本书，我无法让他们在对其一无所知的人面前变得生动有趣，但我担心那样一本书超出了我的能力，所以我想，仅仅为了自己的乐趣，就让他们和其他事物一起，继续存活在我脑海里吧。我想说的是，为了自己的满足，我很高兴有他们在那里。
关于作者们，嗯，我将在本书的第二部 分写一些。还有图书，但图书实在是太多了，而且，要是没有读过原书，没什么比读关于书的简介更无聊的事了。但说到这里，已经有两本书在我脑中浮现了出来，因为它们对我来说很有价值。这两本书都不是从事文学的人写的，销量一般，也不会被许多读者记住，但其非凡之处在于作者本身。
人们一遍又一遍地见证几乎完全被环境所塑造的生命：有些是被残酷的童年，有些是被腐败的社会（如弗朗茨·施坦格尔）。如果说环境塑造人是不可改变的规律，那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两本书，分别是遭受严重打击本该毫无希望的男人和女人讲述的故事。他们不但在惊人的厄运和苦难中幸存，而且还过得非常成功。
第一本是莫里斯·斯托克（Morris Stock）的《父母未知：乌克兰童年》（Parents Unknown: A Ukrainian Childhood）。莫里斯刚出生时，便被遗弃在乌克兰小镇的一座犹太教堂的台阶上，他在犹太社区里从一个寄养家庭流落到另一个寄养家庭，差点死在一对残暴夫妇的手里。要不是客栈外等候的马车上一个农妇发现了这个快冻死的小男孩，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他说不定已经死了。于是社区只好再次介入，将他送到一个谷物商人的手上，商人对他倒是很好，但非常严厉地鞭策他工作。他在那里几乎立刻得到了大家的喜爱和信任，不仅学习了阅读和写作，还掌握了工作技能，似乎一旦可以自由做自己，他就表现出了智慧、韧性和慷慨的一面。他在二十岁前就自己创业，娶了一生所爱的女孩，并决定搬到伦敦，在那里度过了余下的五十年繁荣岁月，培育了一个绽放才华和能力的家庭。当他年纪渐长，女儿说服他写出自己的故事，于是他充满激情地描写了自己的一生，这是个非常有魅力的老人，他内心的某些品质能够战胜可怕的命运。
达芙妮·安德森（Daphne Anderson）也是如此，她的书名叫《废物点心》（The Toe-Rags）。我遇到她时，她已经是一位退休将军的美丽妻子，住在诺福克，比我想象中的将军妻子阅读能力更强，兼具一种文雅的幽默感。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女人曾经是个光着脚丫、腿上满是痂疮的小女孩，身上唯一的衣服是用装糖的大口袋做的，除了罗得西亚丛林以外一无所知，相对于英语，她的绍纳语（一种非洲语言）说得更好。她的父母是白人中最穷的，因为她的父亲非常愚蠢无能、脾气暴躁，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既不称职也没有责任心。他把她可怜的母亲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在灌木丛里一扔就几个月不管，一分钱也不给。她母亲靠着偶尔让身边的男人占点便宜勉勉强强过着日子，孩子们则由他们的绍纳仆人吉姆照顾（没有任何白人会穷得没有仆人，就像查尔斯·狄更斯的家人，因为欠债被关进监狱时还带着个小女仆呢）。吉姆不仅救了达芙妮的命，也拯救了她的精神，像一块善良理智的石头，让孩子们紧紧攀附着。
当一个体面男人要求达芙妮的母亲和他一起离开时，母亲毫不意外地同意了，并带走了自己的新生婴儿，但将其他三个孩子留下了，她相信他们的父亲第二天会出现。因为她觉得，如果没人了，他总该出面应付这种情况了吧。但他并没有出现，三天以后，家里就断了食物，吉姆只好将他们送到最近的警察局。他们从此再也没见过母亲，却不幸被送到了姑姑手中。她和自己的哥哥别无二致，唯一不同的是，虽然不会读书，她却具有一种冷酷无情的素质，并因此经营砖窑发了财。她收留孩子们，只是因为“要不然邻居们会怎么议论”，然后就拿他们撒气，把他们送到厨房干活儿。但在那里，他们又一次被一个非洲男人，也就是她的厨师给救了下来。他非常善良，教给了他们保持良好举止的所有常识及一种令人舒服的嘲讽态度。姑姑一直称呼他们为“废物点心”。
在达芙妮二十多岁之前，她的生命里所发生的，都是一长串贫困和令人不安的事件，其中只有一件好事：她被送到了教会学校。从一开始，这个孩子就抓住了她遇到的每一点滴的好，每一次人们对她的善良，每一个学习的时日，每一个区分粗与细、愚蠢与智慧、丑陋与美丽、卑鄙与慷慨的机会。尽管她也会为没钱付账单和没有像样的衣服而感到痛苦的尴尬，但学校对她来说依然是快乐的盛宴。当然，她并没有如很多遇到难以置信事件的人那般戏剧化地讲故事，而只是如实说出了所发生的一切，并对自己遇到的好运感到由衷欣喜。但读者能看到，这个本该受到重创的人内心深处如此强大，只要有一个最小的开口，就可以让她变得快乐和美好。
我爱这本书超过了莫里斯·斯托克写的那本，而且我喜欢这两本书的理由，都不是因为他们写得好（尽管从书写目的的角度，这两本书都写得足够好），而是因为这两个人。他们让我再次感受到书籍对我如此重要的核心原因，不是因为我自己感受到写作艺术的欢愉（尽管这也已经非常棒了），而是因为书本能带我远远超出自身经历的狭隘界限，极大地扩展我对生活复杂性的认识：它充满了黑暗，以及，感谢上帝，还有那一直艰难跋涉的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