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来访，我见他的次数并不多。他虽然又深情又随和，几个小时后，我还是发现自己成为导致他们气氛拘束的因素，我觉得他可能想抽大麻（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同时还在使用其他药物），而我是不抽大麻的，所以我道完晚安就离开了，似乎真正的夜晚这才在我身后展开。德里斯的脚一直是个谜，他去看了医生，但并没有动手术，有人告诉我，骨刺被诊断为淋病的结果。我问阿尔弗雷德，他却含糊其辞，好像这件事已经不重要了。
两年后，阿尔弗雷德再次来访伦敦，着实出人意料。一天早上，我走进办公室，接待员从键盘后的椅子上抬了抬身子，示意有人正等着见我。我从拐角处瞥了一眼，是阿尔弗雷德，他弓着身子坐着，凝视着虚空。“天哪，麻烦来了……”这是我一瞬间的反应，尽管我以为他那个样子很可能是疲倦导致的。
我对他表示欢迎，带他到我办公室，问了些寻常的问题，得知他在从纽约返回摩洛哥的路上，因为要看牙医所以在此地停留一会儿。我能帮他找个牙医吗？我能让他干点打字的活儿赚点钱吗？当然可以。然后，他用一种表明这是来访真正目的的语气问我：“你能打电话给首相，请他停止吗？”
停止什么？
那些声音。
我无法回答他，除非我骗他。那些声音让他发疯。让他无法安宁，最可怕的是，是这些声音，而不是他自己，写下了他作品里的每一个字。你没看到这有多可怕吗？得知自己从未存在过？甚至德里斯也站在声音的那边。它们经常在晚上出现，非常大声地嘲笑他。德里斯就睡在他旁边，一定也听到了，他坚持说自己没听到，一定是在撒谎。阿尔弗雷德需要打字并不是为了钱，而是因为打字声也许能盖住那些声音。
他之前在纽约，用刀袭击了自己的母亲（他还袭击过德里斯，但我不太记得是当时还是之后我才得知这些事情的）。他是因为我在菲斯跟他说的事，才来伦敦的，但我从没去过菲斯。哦，可是我去过，就在上周。他冷冷地看着我，我心里忽然响起了警铃，看到自己似乎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成了敌人。我小心翼翼地说，菲斯的事让我很困惑，因为上周我的肉体确实在伦敦。
我还告诉他我从未见过首相（当时的首相是哈罗德·威尔逊），如果我真给首相打电话，也不会接通，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联系国会议员。我还告诉他，我确信这些声音是错觉。他回答说他能理解我的怀疑，我一定认为他疯了，所以我能不能反过来理解，那些声音对他而言是真实的：“就像行驶在街上的公共汽车一样真实？”是的，这我同意，这似乎有所帮助，让他能与我讨价还价：如果我真的去联系国会议员，证明我认真对待他，他就会认真对待我，去看看医生。
事情就此解决了，惊人地顺畅。我打电话给我的牙医，很快接通，当天下午就能见阿尔弗雷德。此外我们办公室确实有一份手稿需要重新打字。这两件事的运气似乎都是天意，因为我确信阿尔弗雷德会将任何延迟或困难解释为阻碍（他遵守了与牙医的所有预约，表现正常，手稿也打得完美无缺）。
他走后，我坐在那里开始发抖，哪怕遇到一个死人，我都不会如此震惊。然后我振作精神，和办公室里最可能了解“疯狂”的人讨论这个危机，他建议我打电话给塔维斯托克诊所寻求建议。当时梁医生和库珀医生正享有盛名，诊所里有人建议我联系梁医生，但他正好不在，秘书将我的电话转给了库珀医生。
库珀医生同意见见阿尔弗雷德，还告诉我既然已经说过要和议员谈谈，就必须这么做，欺骗他将是严重错误，还问我谁来付费用。阿尔弗雷德的家人吧？我即兴发挥道，衷心希望不会是我。第二天，我设法与阿尔弗雷德在纽约的兄弟联系上了，他同意付费，听起来很激动，但比阿尔弗雷德极少数几次提到他时所暗示的情况要好得多。然后我又打电话给熟人认识的一位议员，他说：“你疯了吗？你知道我们国家有多少疯子吗？竟然要求我去停止那些声音……”
想到下午要告诉阿尔弗雷德议员不理会我们的要求，我非常忧心，于是要求我和他在一起时要有第三者在场，就在能听到我们声音的距离之内。出乎我的预料，他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尽管我没达成他的期望，他依然同意去见库珀医生。我开始明白我在菲斯时和他说话是什么意思了，他所有的朋友里，我最有可能将他的疯狂与生病联想到一起，再由此联想到医生，而且我们很少见面，尚未变成敌人。他想要证明这些声音是错的，想要有人强迫他接受治疗。而我被选中了。
尽管如此，他只去看过库珀医生一次，因为“我不喜欢他，他看起来像个爱尔兰博彩经纪人”。后来，库珀主动找来一个精神科社会工作者与他谈话，以帮助他度过这场危机，库珀告诉我这次如果顺利，阿尔弗雷德也许就不用经历下一次危机了。随后，一个愉快、热心的年轻人来找我，简单说明后就开始定期拜访阿尔弗雷德在偏远郊区找到的住所，大概是朋友借给他的，但我并不认识这个朋友。阿尔弗雷德如何看待他与这个社会工作者的谈话，他从未谈起。但这位年轻人告诉我，他很荣幸能与阿尔弗雷德这样的人交流。我记得自己很担心阿尔弗雷德会在年轻人将他拉回我们的世界之前，反而先把年轻人拉入自己的世界中去。
此后又过去了两三个星期，在此期间我给阿尔弗雷德打了几次电话，他听起来毫无精神。但我既没有邀请他来我家，也没有去拜访他。我知道我应该去见他，却一直往后推。这是我第一次见识精神疾病，在陌生而危险的领域中感到无所适从。很羞愧，在采取了我能想到的所有实际步骤后，我仅仅想到他就感到筋疲力尽，而我对他的感情还不足以克服这种疲惫感。还不是时候……也许下周……也许再下周吧……然后电话响起，是精神科社会工作者。他报告说阿尔弗雷德已经离开，去摩洛哥了，我感到一阵怀着愧疚的解脱，问他阿尔弗雷德是不是好点儿了，年轻人的声音半信半疑：“无论如何，他做出了这个决定。”此后，我再也没有接到阿尔弗雷德的消息。
应该是他的纽约经纪人给我寄来了他的最后一部小说《脚》（The Foot）的抄本，这部小说从未出版。里面有很多很棒的东西，特别是关于他的童年和掉头发的事，他第一次戴上假发，他写道，头骨就像被斧头劈开一样……但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已经超出边界，进入了声音的世界。读完《脚》后，我才明白为什么《精致的尸体》如此生动，比当时任何人能意识到的都生动，因为书里的奇怪事件对阿尔弗雷德来说“就像街上行驶的公共汽车”一样真实。他那时已经进入了疯狂的错位世界，只是仍然保持着自己的风格，并没有抛开读者远去，让他们在现实的边缘感到慌乱，而是有能力将读者带入其中。但写《脚》时，风格已经从掌控中滑走，到了这个时候，他的病症在摩洛哥的“自由和温和”中找到了营养，辅之以丰富的、美味的大麻，大获全胜。
爱德华·菲尔德（Edward Field，1924— ），美国诗人、作家，与搭档尼尔·德里克（Neil Derrick，1931—2018）合著了关于格林威治村的历史小说，颇为畅销。戴安娜·阿西尔于2011年出版了与菲尔德的书信集Instead of a Book: Letters to a Friend。 不知不觉间，阿尔弗雷德给我留下了一份令人愉快的遗产，就是我最长久、最真诚的朋友——诗人爱德华·菲尔德 。几年前，爱德华为重振阿尔弗雷德在美国的声誉而不懈努力，为此与我取得了联系，几乎没花什么时间，他和他的朋友、小说家尼尔·德里克就成了我最珍贵的朋友。爱德华告诉了我阿尔弗雷德最后的悲伤岁月。
回到摩洛哥后，他的行为变得非常古怪，不仅失去了所有朋友，还惊动了当局。他被从这个国家赶了出去，带着他新养的狗（已经不是哥伦拜恩和斯库拉了）搬到了以色列，在那里像个隐士般活着，仍然受到声音的折磨，疯狂地试图用酒精和毒品淹没它们。爱德华向我展示了可能是他写的最后一个东西，那是一篇打算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名为“以色列来信”。这真令人心碎。光彩不在，活力、幽默和想象力不再，文章里只有对自己的孤独和绝望感到困惑的痛苦。业已获胜的疯狂令他的写作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平凡，这真是个痛苦的悖论。他所描述的世界不再是神奇的（神奇的恐怖，神奇的美丽），而是单调、残酷、乏味，“疯狂”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一直遭受平凡和乏味的迫害，但对他人而言，这些全是他自己造成的。他最后可能是因为毒品和酒精导致心力衰竭，孤独地死在租来的、他痛恨的屋子里。诚然，他的死谈不上令人遗憾，但对亲爱的、了不起的阿尔弗雷德的死有这种感觉，非常令人悲伤。好在，现在有其他人一起加入了爱德华的行列，致力于让他的作品在美国保持活力，虽然目前仅是个小型运动，却也是一个真正的运动。愿它茁壮成长！
V. S.奈保尔
好的出版商应该能“发现”作者，也许他们确实做到了。然而，对我来说，作者只是碰巧来到。V. S.奈保尔就是通过在BBC和他一起工作的安德鲁·塞尔奇认识的，而安德鲁又是莫迪凯·里奇勒带我去SOHO俱乐部喝酒时认识的。当安德鲁听说我是莫迪凯的编辑时，便问我能否带一个年轻朋友来见我，他刚写了些非常好的东西。几天后，维迪亚就来到我们办公室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将《米格尔大街》交给了我。
读完后我非常高兴，同时也很担心，因为这是本短篇小说集（尽管是相互关联的短篇故事）。而安德烈·多伊奇一贯坚持的信条是，除非是很有名的作者，否则短篇集都不好卖。所以和他谈之前，我把书稿给了弗朗西斯·温德姆，他是我们的兼职“文学顾问”，弗朗西斯立刻热情地喜欢上了这本书。这可能打破了安德烈的平衡，他本能地不相信我对一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人写的、有关没人感兴趣的、说着陌生方言的小地方的小书“做善事”的热情。而这还正好是本短篇集，安德烈可能觉得这一点挺好的，因为他能有借口说“不”了。但弗朗西斯同意我的观点，安德烈只好让我去找找作者是否还在写别的长篇小说，如果有就先出长篇，短篇集随后出版。幸运的是，维迪亚正在写《通灵的按摩师》。
我们本来可以先推出《米格尔大街》，实际上这本书在评论界受到的推崇比他的前两本长篇小说持久多了，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人眼里的黑人作家比年轻的白人作家更容易获得评论，评论也比现在对读者的影响大。出版商和评论家意识到新独立的殖民地正有新的声音发出来，部分出于真正的兴趣，部分出于乐观但不明智的预感，即认为那里有广阔的图书市场正待开发，他们觉得应该鼓励这些声音。这种趋势并没有持续多久，但确实有助于我们搭建一些优秀作者资源库。
此刻，维迪亚还没有自信到能摆脱我们的举棋不定，幸运的是，这对他也没有造成真正的伤害。他和我们都没从前三本书《通灵的按摩师》《埃尔维拉的选举权》和《米格尔大街》中赚到钱。但他毫无疑问出了名，首先是对书的评论，随后他自己作为评论家的工作也大大充实了他的名声。他作为小说家成名后，立刻获得了很多评论工作，他是个非常出色的评论家，与当时任何一位文学评论家一样阅读广博，正是这一点（而非他的第一本书）预示了这位作者将会拒绝掉“地域性的”这个形容词，并且理由充分。
我们开始常常见面，我很喜欢有他的陪伴，因为他针对写作和人方面的评论都很不错，也很有趣。刚开始的一次会面中，他严肃地说，他在牛津大学（他不喜欢那里）曾做过一件可怕的事，他永远不能告诉别人那是什么事，我回答说，透露了这么多却不进一步具体说明是不可原谅的，尤其是对像我这样觉得谋杀也没什么不能说的人。但我还是无法说服他，所以到最后也不知道那件可怕的事是什么。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在牛津大学时患过某种精神崩溃症。但他不喜欢我喜欢的地方，这让我很痛苦，他对学问、高标准和传统这么有感觉，应该会喜欢那里……但不，他不让步。我从来没想过，他到牛津大学时可能会因为那里与自己的背景不同而感到不知所措，更不用说任何形式的种族侮辱了，因为在我眼里，他实在太厉害，根本想不到他会受到这种不适的影响。
维迪亚为了保护自尊心而投射的形象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四年后我读到《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被他关于毕斯沃斯先生神经崩溃那段强有力的叙述所震撼，都没能将这种生动的痛苦与他自己的“神经崩溃”联系起来。在他牛津大学的真实经历和我之间，站着一个他想让人们看到的自己。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读了维迪亚在牛津大学期间与父亲的通信。《奈保尔家书》（Letters Between a Father and Son）充分揭示了儿子的孤独与痛苦，呈现给世人更加不同凡俗的一面。——原注 在那个阶段我并不知道他是为什么以及如何拒绝特立尼达的，就算知道，也无法理解不接受自己出生的国家是什么感觉。维迪亚的书（尤其是三十七年之后成书的《世间之路》）教会了我很多，但当时，我无法想象一个人感觉不属于自己的“家园”，也不属于其他任何地方，被迫遗世独立的状态；也无法了解这种状况多么不稳定、多么令人筋疲力尽（无知的年轻人或许会满不在乎地认为这值得向往）。维迪亚的自我，即本质，就是写作，这是一份伟大的天赋，也是他唯一拥有之物。他后来还公开说过，在开启职业生涯的十年后，当他已经获得了别人眼里显而易见的安全感，他仍然在为下一本书、再下一本书写什么而焦虑不安……这种焦虑不仅为了谋生，还为了要成为他想成为之人。难怪，只要他还在寻找自己的写作方式，他就处于危险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成为外人眼里的彪悍之人，很不寻常 。
这倒不是说我没看到他神经系统明显的脆弱之处。正因为见过，我经常担心他缺钱，有一次我看着他冒着失去佣金的风险，拒绝《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给他开出的惯例25英镑（也许是几尼？）的评论费，傲慢地回复说不给到50英镑就什么也不写，我非常震惊。“哦，愚蠢的维迪亚，”我想，“现在他们再也不会给他任何机会了。”但是瞧啊！他们竟然付了50英镑，我真是非常钦佩。他当然是对的，作者应该懂得自己的价值，拒绝少得可笑的侮辱性金额。
我当时钦佩他倒是没什么不对，但问题是这种自尊很容易发展成一种不讨人喜欢的个性。而人的道德品质里，可取与可悲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在宽容与缺乏鉴别力、谨慎与懦弱、慷慨与奢侈之间也是如此，因此一个人对自己价值的正确认识从什么时候变成了或多或少的自命不凡，很不容易判断。回想起来，我觉得维迪亚花了八九年时间展现了这一过程，而且他的观众们至少应该为此承担部分责任。
例如，见面一年左右后，我们在酒吧或餐馆吃饭，我开始注意到维迪亚有时会因被带去一家便宜餐馆，或上了一瓶便宜葡萄酒而恼火，注意到这一点的唯一结果是（除了我偷偷地觉得有趣之外），我后来会小心翼翼地让他选餐厅和葡萄酒。这种别冒犯他的谨慎，我认为几乎所有他的英国朋友身上都有，这种谨慎来自一种假设，即他如此渴望获得尊重，是因为害怕因自己的种族而遭到拒绝，这导致朋友们担心、也不想自己可能被视为种族主义者。若一个人厌恶并努力消除某种态度，往往会导致这种态度更容易被察觉，维迪亚在英国工作的最初几年之所以受到宠溺，正是因为朋友们决定无视他们察觉到的东西。
当然，情况后来发生了变化。朋友们因为太过熟识，已经不再把他看作他，而陌生人则仅仅把他看作一个著名作家，最重要的是，他让人们畏惧。此外，他的个性尖锐而有压迫感，因此人们大多只是顺着他，而不是从他敏感的角度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当他第一次将自己从养育他的酸薄土壤中拉出，努力在英国寻找接受他作品的人时，很容易让人低估这种敏感所承受的痛苦和压力，无论他受到多么热烈的欢迎，都永远没有归属感。
法语：Qu’est-ce qu’il dit?（他说什么？），读音与“keskidee”相似。 在20世纪60年代，我曾两次拜访刚刚独立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诸岛，觉得非常愉快：那里有美丽的热带森林和海洋，因文化差异而激起的兴奋感，善良的人群，以及嘉年华的惊人美景。（与维迪亚不同，我喜欢钢鼓乐队，哦，我还记得嘉年华开幕日那天，乐声从西班牙港边缘穿过凌晨四点的黑暗而来！）在西班牙港的最后一个早晨，我听到当地人称为“keskidee”的鸟鸣（叫声确实很像法语“他说什么” ）时，想到自己可能再也不能听到这歌唱，内心一阵刺痛。但我从来没有忘记，我眼里的岛屿只是游客眼里的岛屿，所以除了前述我爱的回忆，还有另外三段同样清晰的记忆，一段来自这个国家较高的社会阶层，另外两段来自相对较低的阶层（但绝不是底层）。
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1930—2017），圣卢西亚诗人、剧作家，曾获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 第一，维迪亚写的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失落的黄金国》现在很少被人提及了，但我认为这是他最好的非虚构类书籍，在当时，这本书刚刚出版。我遇到的每个人，包括该国总理埃里克·威廉姆斯和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 ，都以贬损的态度谈论这本书，而这却正好暴露了他们其实根本没读过这本书。后来，在反对党领袖举办的一个聚会上，我遇到一个刚从海岸警卫队退休的英国老人，我们开心地分享了阅读这本书的乐趣，还进行了长时间讨论。临别时我问他：“你真是这个国家唯一读过这本书的人吗？”他悲伤地回答：“哦，多半是的。”
第二，在多巴哥时，我住在一家令人愉快的小旅馆里，村里的长者晚上常常会来这里喝上一杯。有个三十多岁的海关官员刚从西班牙港临时调任到多巴哥的主要城镇斯卡伯勒，邀请我和他一起出城，还有另一个海关官员和一名护士参加。我们先去了斯卡伯勒的堡垒，即该地著名的历史景点看看风景，随后有点无话可说，于是有人建议去艺术中心喝一杯。但在黑暗里，我只看到一个关了门的小棚子，这时有人去找了个人来，拿着钥匙、可口可乐和半瓶朗姆酒……我们就这么站在一盏四十瓦的灯泡下，肮脏的房间里除了一张满是灰尘的乒乓球桌，什么都没有，桌子中间扔着一本老旧的《读者文摘》。我们在尴尬、沉重、几乎羞耻的气氛中啜饮着饮料，全都沉默着。几分钟后，大家受不了了，于是去了邀请我的那个官员家，那是个整洁但几乎没有家具的小公寓，印象里很冷，但其实不太可能。我们在那里听了一张名叫“黄鸟”的唱片，又喝了一杯朗姆酒，然后我就被送回了酒店。整个夜晚，笼罩着一种空虚、无所事事、无话可说的可怕感觉，我觉得很不舒服。我对刚才还在一起的人知之甚少，无法猜测他们放松时的样子，只能看出这个官员因为不得不在乡间工作而感到心烦意乱，出于无聊邀请了我，又因为紧张只好召唤朋友们帮忙，但这三个人很快看出整件事就是个错误，于是我们都被尴尬的阴郁气氛笼罩了。真是难怪。回想起艺术中心时，我忽然明白了维迪亚第一次重访西印度群岛时所感到的恐惧。
第三，渴望逃离的不仅仅是维迪亚这样天赋被压抑的狂热之人。我在西班牙港一家商店试穿泳衣时，从更衣间里无意中听到一段对话。当时一个美国女人在丈夫的陪同下也在购物，显然被为他们服务的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售货员所吸引。他们问了她很多关于她家庭的问题，这种高度的热情让我怀疑，他们可能是觉得对黑人友善是件令人兴奋的事。顾客终于选好了商品，丈夫填写支票时，女售货员的语调突然从轻松愉快变成了喘不过气：“我可以请问一件事吗？”妻子回答：“当然可以。”于是这可怜的年轻女子展现出了绝望，不断恳求他们帮帮她，给她写一封邀请她去他们家的信让她拿去办签证，她保证不会造成任何麻烦，如果他们愿意帮她……她继续说着，丈夫用一种极度尴尬的声音试图打断她，却仍然想表现得和蔼可亲，但显然对自己之前肤浅的亲切所导致的结果感到震惊。女孩很快就泪流满面，这对夫妇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懊悔，他们急于想逃跑，手忙脚乱。而我，隐身在更衣间里，被不小心听到这个绝望女子的屈辱场景吓坏了，于是丢掉泳衣，胡乱套上裙子，飞奔而逃。所以最后是什么结果，我也不知道。
维迪亚从记事起就恐惧并厌恶特立尼达。还是个小学生时，他就在拉丁语启蒙课本的封底上写下誓言，要在五年内离开此地（实际上他花了六年）。他在1962年出版的第一本非虚构类书籍《重访加勒比》中记录了这一点，还描述了他第一次重游西印度群岛时，做了自己以前从未做过的事：研究他害怕和讨厌自己出生地的原因。
这是对此地极度消极的看法，忽略了整张图画中好的一半。他的想法与其说是来自头脑，不如说是在神经系统深处花了很长时间孕育成熟，然后伴随着一股力量自然地流淌而出。他说，过去人们只知道特立尼达是地图上的一个点，作为国家，它既不具重要性，也不具存在感，它最先是西班牙、接着是法国、然后是英国用来赚钱的地方，由于使用奴隶劳作，赚钱非常容易，在奴隶改为契约劳工后，价钱也没贵多少。一个以奴隶为基础的社会是不需要效率的，所以这里不存在效率传统。奴隶主也无需聪明，所以，“在特立尼达，教育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东西，而是金钱让你摆脱的东西。教育严格来说是针对穷人而设立的，正如特立尼达人喜欢说的那样，白人男孩‘掰着手指数着数’离开了学校，但这正好说明了他的特权……白人社区从来不是因为拥有卓越的语言、品味或成就而成为上层阶级，仅仅因为其金钱和享乐令人羡慕”。
当这个原始的殖民社会因岛屿不再有利可图、英国人撤出而开放时，维迪亚看到大量涌入填补真空的，是以商业广播（当时电视还没来到这里）和电影为载体的、闪闪发光、最物质至上的美国的影响，电影都是些非常暴力、脱离真实的类型。（“英国电影，”他这么写着，“对着空荡荡的屋子播放，我的法国主人叫上我一起去看《相见恨晚》，电影院里只有我们俩，他在阳台上，我在土坑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仅仅是基于对“美国现代性”的渴望才团结在了一起，在堕落的虚饰下，其内部其实相当分裂。
带有歧视意味的“黑人”。 分裂是在奴隶——非洲特立尼达人，与契约劳工后裔——印度人之间形成的，这两个群体都是历史的偶然，都没有任何渊源可言。在《重访加勒比》中，维迪亚称非洲人为“Negroes” ，这个词在今天听来令人震惊。读这本书的时候，读者必须不断提醒自己，当时黑人权力的概念尚未形成。黑人也还没有拒绝“Negro”这个词，因此它被广泛使用，当时“black”反而被认为有侮辱意味。在这本书里，他对非裔特立尼达人的主要批评是，他们被奴隶制的经历洗脑，变成了“白人思维”，即对自己的肤色和身体特征感到羞耻。正如西印度社会的许多观察者那样，他最为痛心的，是非洲人后裔自己已经开始为之痛心、而且很快就会迫使自己去克服的这种态度。
他认为印度人对自己倒没那么缺乏自信，因为他们对印度这个概念感到自豪，但同时认为这种自豪感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次大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由于这一想法阻碍了弥合裂痕的努力，因此也很危险。印度人是“小农意识、金钱意识的社区，精神上是静止的，其宗教沦为缺乏哲学的仪式，处于物质主义、殖民主义的社会里，由于历史意外和民族气质的结合，使特立尼达的印度人变成了完完全全的殖民地居民，甚至比白人还要市侩”。
他对种族摩擦是这样总结的：“就像猴子恳求被进化，每一只都声称自己比其他猴子更白，印度人和黑人则用彼此鄙视的方式来吸引自己也不知道在哪里的白人观众的注意力。他们曾引用白人的说法来互相鄙视，但讽刺的是，当白人偏见不再重要时，他们的敌对情绪在今天竟然达到了顶峰。”
这个评价挺公平的，除了旅游局的宣传人员外，与我谈过政治的每个人都对这种紧张局面表示了遗憾，大多数人要么直截了当，要么暗示说责任全在对方阵营。对于这种使人们在此情况下还凑合着勉强度日（现在依然如此）的普遍态度，没人比维迪亚关注得更多。裂痕，当然荒谬且令人遗憾，但它如果被视为危险，则会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因此，无论是谁提出这一想法，都会被视作煽动者，而且会显得更加骇人听闻。人们确实在争取局外人的尊重，也确实“吸引了不知道在哪里的白人观众”的注意力。但维迪亚又吸引了哪些观众的注意力呢？《重访加勒比》这本书，让西印度群岛的黑人最早将他称为“种族主义者”。
这本书在英国受到推崇，在特立尼达却不受欢迎，然而，这本书根本不是为了取悦白人观众而写的。它的全部意义在于表明加勒比社会之所以一团糟的原因在于，这里是由白人为了自己的目的而麻木不仁地创造出来、麻木不仁地管理、最后再麻木不仁地抛弃掉的地方。维迪亚试图从一个高于白色人种、棕色人种或黑色人种的角度来写作，试图以一种清晰而公正的智慧来看待现在居住在西印度群岛的人们，诚实地描述他所看到的一切，即使诚实看起来残酷也在所不惜。他感觉到的一切必须说出来，因为靠幻想和借口支撑的、摇摇欲坠的错位社会只会变得更加病态，它必须学会认识自己，只有自己的作家才能教会它这一点。他说，到目前为止，加勒比地区的作家除了为自己辩护，没有做更多的事。如果他期望特立尼达人会欢迎这种高尚的信息，那他就太天真了，我认为他并没有期望。他在追求自己对这个地方的理解，并呈现出来，因为这是一个严肃的作家情不自禁会去做的事。如果有人憎恨这本书，只能说非常遗憾。
他们当然会憎恨，谁愿意听到以几近傲慢的方式讲述的令人不快的真相？但我认为他们贴在他身上的“种族主义者”标签，只谈得上是个地方标签罢了。我眼里的他，是一个在效率低下、自欺欺人的混乱社会中成长并受到威胁的人，因此他渴望秩序、清晰和能力。他得出的结论，即这个地方缺乏这些品质是因为人民没有根，其实高估了此地的历史感及对传统的尊重，因而他选择将这一结果浪漫化，并没有看到这里的人们常常共存共生这一并不令人赞赏的复杂情境（他在《幽暗国度》一书中写道，他的第一次印度之行让自己深感痛苦，因为他鼓起勇气以为能在那古老文明中找到渴望已久的归属感，却发现那文明可能同样处于与他的出生地同样无序且效率低下的状态）。尽管英国和美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背离了他理想的社会标准，但相对来说，欧洲整体还是更为接近，更常让他感觉到舒服。我记得几年前曾开车穿过法国的一个葡萄种植区，看到这令人愉快的古老技能的存在，我非常享受。其中有一个培育出色的葡萄园，每一排葡萄架的末端，都立着一个深粉红色的玫瑰花柱，就像是点缀其间的精美符号。尽管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见到或想到过他，但他还是立刻就出现在我的脑海：“维迪亚一定喜欢这个！”
他父亲的信中，只有一封提到了非洲人的后裔——那封信简直令人发狂：当侄女与一个半印度半非洲血统的人约会，这可怕的事件，他该如何应对？——原注 但是，尽管我无法将维迪亚视为想要成为白人或迎合白人这个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者，但我确实认为，在特定情况下度过了人生的前十八年，不可能不受其影响，维迪亚作为特立尼达印度人 度过了他生命中的前十八年。尽管他充满激情地决心摆脱这种命运强加的限制，尽管他也已经快实现这个不可能的目标，但他并不能完全摆脱这种束缚。
《重访加勒比》的第一章，当他刚登上即将把他带到南安普敦的海陆联运火车时，他进行了这样的描述：走进走廊，从维迪亚旁边的隔间走出“一个非常高大、长相粗陋的黑奴”，宽松的裤子暴露了他与身体不成比例的大腿，肩膀很宽，不自然地僵直，好像还驼着背，看起来不堪一击。他的浅灰色夹克松松垮垮，极不合身，像件短大衣。黄色衬衫脏兮兮的，磨损的衣领敞开着，领带歪歪斜斜。他走到窗边打开通风口，把脸挤过去，微微左转，吐了口唾沫。他的脸被挤得非常怪异，似乎将脸颊的一侧整个撞了进去，一只眼睛被挤得眯缝了起来，厚厚的嘴唇变成了圆形隆起，巨大的鼻子也扭曲着。而当他缓缓张开嘴吐唾沫时，脸孔就更加扭曲了。他断断续续、缓慢地朝下吐着口水。
维迪亚尝试让此人在他的旅程中扮演一个角色，说他开始想象这可怜的东西怀着恶意观察着他，有一刻他们目光相遇，在自助餐车又再次相遇……但事实上，一旦完成了对此人的描述，这个人在他书中便再无角色可以扮演，到此为止。但尽管如此，维迪亚还是忍不住把他放到了开头，这本长达232页的书中花费了比描述其他任何人都要多的笔墨来描述他的外表细节。我不是说这个人是虚构的，或他本人实际上可能没有描述出来的那样讨厌，但将他挑出来着墨，维迪亚给人留下更深印象的并不是关于这个人物，反而是有关他自己的反应：一个挑剔的特立尼达印度人面对自己眼里的下等人，所感觉到的沮丧和厌恶。我相信如果我是黑人，肯定也会时不时在他的作品中找到隐藏在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最好的英语小说家之一的阴影中的这种畏畏缩缩的痕迹。即使作为白人观众的一员，我都能留意到他偶尔出现的自负（随着岁月流逝而增加），我怀疑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特立尼达印度人对自己没有受到尊重所表现出的紧张和抗拒。
维迪亚的母亲是个身材健美、性格和蔼的主妇，他的出版商访问特立尼达时，她非常友好地欢迎了他们，像个深受家人爱戴的核心人物。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家人，还是在这个家庭接连遭受一个女儿以及维迪亚唯一的弟弟希瓦死亡的打击之前，这家人给我留下了生机勃勃、聪明漂亮、成功迷人的印象。家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告诉我，奈保尔夫人“将主要时间分配在神殿和采石场之间”，后者是奈保尔夫人娘家的家族企业，她是合伙人之一。他母亲告诉我，自己刚参加完一个有关焊接的研讨会回家，学到了很多知识，能将采石场雇用的焊工数量减少一半，因此非常开心，很显然，这时的她不仅是一个令人舒适的母亲形象。不久后，她留意到她对维迪亚的消息漠不关心似乎使我有点吃惊，于是对我做了个简短的讲述，更彰显了她的性格。她说，自己属于她那一代教养良好的印度教女孩，所以没有接受过教育，在一切事情上必须服从父母，后来她结婚了（“那会儿要说谁爱上了谁可就是胡说八道了”），必须凡事服从丈夫；然后她有了孩子，工作自然变成了全身心地投入到孩子们身上并将他们抚养大（“我想我一切都做得很好”）；“这时我对自己说，就这样过到五十岁，一切就结束了。所以我要为自己而活。我现在就这么活着，他们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
这一段自我生平的简述真令人印象深刻，但在我的脑海中还是留下了几个疑问。毕竟我读过《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这是维迪亚基于父亲的生活所写的小说，生动地描述了毕司沃斯先生入赘更富有、更有影响力的图尔西家族后受到的羞辱，尽管那时我并不知道维迪亚的父亲西珀萨德·奈保尔曾经精神崩溃并离家出走过几个月。我开始这么想，这个迷人的、还稍微有点可怕的女人显然大大简化了自己的故事。但我很喜欢她，正如不久后维迪亚问我是否喜欢他母亲，我回答：“是的，非常喜欢。”对此他回答：“好像每个人都喜欢她，但我恨她。”
我真希望自己问过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在恼怒中用凶狠的话攻击别人，所以我认为这未必发自真心（反正，不喜欢母亲也通常表明一种受伤的爱）。虽然我不确定他对母亲的感情，但我知道他爱父亲，他的父亲在维迪亚离开特立尼达来到牛津后不久就去世了。他曾写了一篇感人的介绍，附在他于1976年交给我们出版的那本他父亲写的故事书稿里，谈到了他父亲如何教会了他读书。西珀萨德·奈保尔拥有一种非常强大的、真正的写作本能。这种本能让他克服了自己的处境，使他对偶然遇见的英国经典作品充满热情，并引导他在当地报纸上从事写作工作。他向维迪亚和他的大妹妹卡姆拉大声朗读，传递他的热情，还让孩子们在他朗读时站着以防睡着，这似乎给他们留下了这一仪式很重要的印象，而且并没有浇灭他们的热情。西珀萨德写的几个故事都是关于特立尼达乡村生活的，他给儿子留下的最重要的一课是“要写你知道的东西”，它治愈了这个年轻的殖民地居民对“文学”必须有异国情调的错觉，那些东西属于遥远的世界，属于他在图书馆里找到的书来自的世界。我还知道西珀萨德给儿子的另一条建议，完全能证明他的写作本能。维迪亚曾给父亲看过一段想写成喜剧的作品，他告诉儿子，不要刻意追求喜剧效果，要让它从故事中自然浮现。想到这个人因生活状况而步履蹒跚（见《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到死都没能看到自己的儿子挣脱枷锁，让人感到非常悲哀。而维迪亚的母亲，则属于导致他困难的“生活状况”的一部分，孩子站在父亲那边反对她，对此我非常确信。
不记得过了多久，肯定有几个月甚至一年，我才知道维迪亚是已婚的。“我找到了一间新公寓”，他通常会这么说，“我上周看了某部电影”“我的女房东说这个那个”，他从来没有使用过“我们”或“我们的”这个词。所以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生活勤勉而孤独，这似乎很令人悲伤。因此，在一次聚会上，我在房间尽头瞥见他和一个年轻女子在一起，一个并不起眼，甚至非常沉默害羞的漂亮姑娘，然后又看到他们一起离开，我很高兴地以为他找到了女朋友。下一次他来我办公室时，我问那是谁，他用相当恼怒的声音回答“当然是我妻子”时，我感到万分惊讶。
那之后，帕特被允许慢慢从阴影中现身，但也只有一点点。有一天她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吃惊，我确信我一字不差地记住了。当时我一定是对她说，之前我们从没有见过面，于是她回答：“维迪亚不喜欢我参加派对，因为我令人讨厌。”
从那一刻起，每当我需要通过感恩来振奋自己的精神时，我都会告诉自己：“至少我没有嫁给维迪亚。”
这件事并没有让我完全厌恶他，我想是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没把他当成朋友，只觉得他是个有趣的人。我们之间的兴趣一直是单向的，我不记得曾告诉过或想过要告诉他任何关于我自己的事，所以有关他婚姻的这件怪事，对我来说只是另一件值得观察的事，却并不令我生厌。他曾经爱过她吗？仍然以某种扭曲的方式爱着她吗？他们在他还在牛津大学的时候就结婚了，他这样做是因为孤独吗？既然已经出来混世界，结婚是为了扩大可以称之为“我的微小领土”的地域吗？还是因为她能留住他？她是一名教师，在结婚后依然维持这份职业。还是为了让他免受其他女人的伤害？他曾经问过我认识的一个男人：“你认识什么能快速上钩的女人吗？”我的朋友觉得这问题很有趣（因为他是个同性恋），但对我来说，这真是令人感动。维迪亚唯一一次试图挑逗我，是在帕特不在的一天晚上，我请他吃晚饭。他毫无预兆地站了起来，穿过房间想要亲吻我，当时我正端着一个放满玻璃杯的托盘走进门。他显然正焦虑着我可能会生硬地回绝，虽然没必要用语言来表达，但安全起见，我还是轻声说，我们的友谊太宝贵了，无论如何都不能复杂化。这时，他的表情焕发出光彩，如释重负。一个缺乏性经验、清教徒式的人求助于妓女（正如他于1994年跟《纽约客》说的，他在《模仿者》一书中的某段话里也是这么建议的）是很自然的，虽然我猜他很少这样做，而且也不喜欢。
我见到过的维迪亚和帕特在一起的些许零星场景令人沮丧，他们从没有彼此享受的迹象。我曾和他们共度过一个周末，他们一直在不停争吵，帕特的脾气和他一样尖锐（我觉得是为了防御）。他在国外时，她小心翼翼地照顾他的利益；为他做各种调查；有时他也会提到向她展示正在进行的工作：他完完全全信任她，因为他就是她存在的理由。她让我感觉到根本不可能在她面前批评他，但她的话语里又总是充满着维迪亚对于诸如她在飞机上生病，在人群中晕倒，或不能吃咖喱这类事有多么厌烦……当我试图转移到除他之外的话题时，例如西印度群岛的政治或她作为教师的工作，她也总会再次回到自己的不足，导致我们的谈话搁浅。起初，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他破坏了她的自信心，到现在我依然确信他没起到什么好作用。但后来我也开始逐渐怀疑，她身上有某种东西接受甚至欢迎这种重击。
写《世间之路》时，他一如既往像个单身男人那样写作，维迪亚将自己形容为在“身体吸引力、爱情、性满足”方面都“不完整”的一个人，作为妻子，被这样公开抹杀该有多么可怕！每个认识奈保尔的人都说他们为帕特感到难过，我也有同样感受。但无论维迪亚结婚的理由是什么，他当时都无法预见到他们的婚姻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因此，他也很可能是值得同情的。
他的阿根廷朋友玛格丽特第一次到伦敦时，他带着她和我一起吃午饭。这是个活泼、优雅的女人，虽然是英国血统，却有一种拉美风格的“女性化”，性感又挑逗，一副在他面前随心所欲的样子，他的脸上洋溢着自豪和愉悦。后来他说他想离开帕特，我非常惊愕（她自己能生存吗？）。他说，当他产生了放弃“肉体享乐”的想法时才发现，这个想法太令人痛苦，他无法忍受。我问，那为什么不保持婚姻，搞搞外遇？他似乎觉得这是个很不体面的建议，尽管他多年来一直在这么干。后来发生的情况我不清楚，但在他和玛格丽特关系的早期，我没发现什么他打击玛格丽特的迹象。然而，他确实发表了些令人尴尬和困惑的言论，他问我，在性这件事中存在这么多残忍的因素，难道我不觉得有趣吗？
*
与维迪亚打交道开始让我感到疲惫（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承认这一点），原因在于他的抑郁。
我们一共出版了他十八本书，基本都遵循相同的模式，这个模式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是他写作时一段长时间的平静期，这段时间我们很少见面，我往往会希望多见他，因为我对新书充满好奇；然后交付书稿，有一段短暂的欣喜阶段，在此期间我们会愉快地会面，我负责欣赏他的作品、写写简介、想想书封上的文案怎么让大家满意，再检查一下文稿中有没有打字错误（他是个完美主义者，准确地说，基本没必要进行编辑）；然后是第三个阶段，出版后的阴郁期，在此期间，他在电话中的声音会让我的心下沉，最初几年只是略微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则越来越严重。他的声音充满了悲剧色彩，脸色逐渐憔悴，谈话的主题变成了这本书给他带来的极度疲惫和伤害（“伤害”这个词总是一遍遍出现），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评论家全是无知的猴子，出版商（并不明说，只是阴险地暗示）则懒惰又无用，这一切有什么意义？他为什么还要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