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自己不错且也经常被评论家证实的作家期望自己的书畅销是非常自然的，但每个出版商都知道，写得好未必就卖得好。当然，也不是写得不好才能卖得好，有些畅销书确实写得很糟糕，但也有写得相当不错的。写作的质量，甚至思想的质量，与畅销与否并无关联。与将写作视为艺术去关注的严肃读者相比，更广泛的阅读大众是否接受某本书，只与他们的某条神经是否被触动有关。维迪亚的书在前者中卖得很好，还在这些人群的边缘开辟了道路，成了名，在某个时刻，更广泛的阅读大众中已经有许多人觉得应该读读这个作家的东西了，但显然，他不属于那种会赚大钱的作家。我的一位阅读量很大的老朋友曾就此对我表示过歉意：“我知道他写得很好，但我不觉得他的东西是为我而写的。”这些话，就是更广泛读者的心声。
首先是因为他的主题，从广义上讲，这是帝国主义的后果，就算是那些曾经被帝国统治的国家的人们读到这个主题的书籍，都只有在其中微妙地掺入了怀旧味道的时候，才会喜欢；其次是因为他对描写女性不感兴趣，就算他的书里有对女性的描写，通常也是他不喜欢的女性，而阅读小说的女性多于男性；最后还与他的气质有关，有一次，在他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我们曾谈起在糟糕的生活中用什么方法才能帮助自己渡过难关，我说我靠的是简单的快乐，比如水果的味道、泡热水澡的温暖、干净床单的触感、花朵应和着生命轻颤的方式、鸟儿轻快的飞翔，如果剥夺了那些乐趣……真是不敢想象！他问我是否真的可以依赖这些，我说我可以。我清楚地记得他悲伤、困惑地回答：“你真幸运，我就不行。”他的书，尤其是小说（在前三部小说里的幽默感消失之后）因为缺乏这种被称为动物本能的东西，所以是带有某种颜色的，或者我应该说是“褪了色的”，这确实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并不吸引人。
因此，他对于作品出版后的结果并不满意，这让他总是很绝望，有时还充满愤怒。有一次他像个霹雳一样从天而降，宣称自己刚去了查令十字街的福伊尔书店，那里连一本他的新书都没有，两周前刚出版的，货架上一本都没有！理智告诉我这不可能，但面对指责，我下意识的第一反应就是想认错，随后，这种反应激起了我的恐慌，难道销售部门真的犯了不可想象的错误？好吧，如果真是这样，我自己可应付不来，于是我说：“我们必须立刻告诉安德烈。”我们去找安德烈，安德烈平静地说：“这可真是胡说八道，维迪亚，来吧，我们马上去福伊尔书店，我带你去看。”于是我们三个人急匆匆地走到了福伊尔书店，也就两分钟路程，维迪亚一路雷鸣般地抱怨，我紧张得声音都变尖了，安德烈则一脸祥和。到了店里，安德烈把经理叫到角落：“奈保尔先生找不到他的书，请告诉他陈列的位置。”“当然可以，多伊奇先生。”就在那里，两摞，各六本，放在标注着“最新出版”的货架上。安德烈事后说，因为问题得到解决，维迪亚看上去更惊慌失措了，但即便确实如此，我当时正因为松了口气而头晕目眩，根本没注意到。
维迪亚的焦虑和绝望是真实存在的，你只需要将他二十多岁的照片与四十多岁的照片进行比较，就能看出痛苦刻画出的痕迹。我的工作是倾听他的不快，并尽力缓解，如果我能做点什么，倒也没那么糟糕，但实际上我什么也做不了，就这样直接暴露在他的抑郁中，真让人筋疲力尽。即便一次只有一个小时，也不很频繁，我的感受依然如此。我真的很为他感到难过，这个过程一遍遍重复……实际情况是，随着岁月流逝，在出版后的阴霾期，我越来越需要强迫自己真心为他感到难过，才能忍受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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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洗脑有时必须成为编辑工作的一部分。如果不能带着富有想象力的同情与作者一起工作，你就对作者毫无用处，而如果不再对作者有用，你就不再对自己的出版社有用。但冷酷的心无法产生富有想象力的同情，因此编辑必须喜欢自己的作者。这一般来说并不难，但偶尔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尽管非常欣赏某人的作品，但你还是，或逐渐变得，无法喜欢这个人。
我对维迪亚的作品评价很高，认为他出现在我们的作者资源中至关重要，因此不允许自己不喜欢他。我早期对他有喜爱之情，这个基础帮助了我，因而我相信他的抑郁对自己比对我的伤害要大，他对此也无能为力，所以我应该承受。但我越来越意识到其他令人恼火的事，比如他对帕特和他的兄弟希瓦的态度（他欺负他，就像愤怒的母鸡欺负一只特别窝囊的小鸡），对此，我采取了一种家庭中常用的策略：艾米丽姨妈可能也有令人恼火的举止或令人不安的习惯，但这些都是可以原谅，甚至可以喜欢的，因为她就是这样的人。冒犯者被置于一个虚构的、几乎卡通人物般的位置，其怪癖可以被嘲笑、被惊叹，仿佛仅仅存在于书页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将维迪亚视为“维迪亚主义”的典型人物，效果还不错。
1975年，我们收到了他的第十三本书稿，即第八本小说《游击队员》。我第一次觉得有点担心，因为他跟我说，这是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写成的。他通常会对写作过程保密，但这次他说不同寻常，这可是之前从未发生过的事，就好像这本书是别人送来给他的。对写作的这种感觉可未必是好兆头。结果证明，我确实不喜欢这本书。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类似特立尼达的岛屿滑入颓废状态，尽管想象力强大，但在他描述的这幅可怕画面里仍然透露着一丝歇斯底里的气息。故事的核心部分来自特立尼达岛最近发生的一个真实事件：改名为哈雷·金加的英国女子盖尔·本森，被一名自称为迈克尔·X的特立尼达人谋杀，这个人还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公社”。盖尔是被她的情人、名叫哈基姆·贾马尔的美国黑人（她按他的吩咐改了名）带到了特立尼达岛。这两个男人都处于疯子和骗子之间，他们之间的关联就是盖尔的毁灭。这三个人我都认识，对盖尔和哈基姆很了解，对迈克尔则了解一点，我后来还写了一本关于他们的书（当时写好就收起来了，并在十六年后出版），书名是《相信》。
这个核心故事扰乱了我对《游击队员》大部分内容的关注。书中的人物并非是对我所认识的人物的描摹（维迪亚没有见过他们），他们全是维迪亚创造的角色，用以表达他对特立尼达等地后殖民历史的看法。但小说中的情境与生活中的情境如此接近，以至于我常常难以抑制的反应是：“情况不是这样的！”情节也不适用于小说中的迈克尔·X这一角色，他在书里被称为吉米·艾哈迈德，吉米和他的“公社”那半肮脏半可怜的废墟倒确实是辉煌而令人信服的创造。维迪亚为代替哈基姆·贾马尔而创造的角色罗奇，描写也和真实情况不符。在书里，罗奇是一名自由的南非白人难民，在一家大型商业公司工作，还愤世嫉俗地为吉米提供了支持。但罗奇显然不是哈基姆，所以现实里的冲突在书里没法构建。但书里描写的简确实成立，她代替的是盖尔，即那个被谋杀的女人的位置。
小说中的简，作为罗奇的情妇来到岛上，其设定是一个懒惰、乏味的角色，试图通过与男人的婚外情来寻找自己所缺乏的活力与热情。她对自己作为白人女性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但自己对此却并不敏感，然后碰巧与吉米进入了这样的关系，简直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傻瓜与一个内心受伤的黑人为了寻欢作乐所玩的危险游戏。更早些时候，维迪亚曾为一家报纸写了一篇关于盖尔遇害的报道，他当时就明确表示，他认为盖尔就是那种女人。
指震惊全球的“琼斯镇惨案”，美国一个异端教派的创立者吉姆·琼斯（Jim Jones，1931—1978）带领一众信徒前往南美洲圭亚那，创立起“琼斯镇”。因恶行被调查，1978年11月18日，自知罪责难逃的吉姆·琼斯胁迫九百多名信徒集体服毒自杀，随后开枪自杀身亡。 但她其实并不是那样的。她确实无所事事，空虚，但她并没有作为白人女性或其他任何身份的优越感，也并没有为了寻欢作乐而玩危险的游戏，只是执着于幻想死不放手罢了。与她最有共同点的，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自由态度而与黑人男子随意相处的、很有安全感的英国女性，而是那些在1977年跟随美国“大师”琼斯来到圭亚那，最后在他的命令下集体自杀的可怜虫 。她是如此缺乏对自我价值感的认知，最后几近疯狂。
因此，我在阅读时一直对自己说：“事实不是这样的！”但随后又克制住自己，我知道简没有理由要和盖尔保持一致。一个英国女人为了寻欢作乐而卷入这样的事情绝非不可能，这可以成为白人自由主义者具有欺诈动机的完美例子，这就是维迪亚一心想展示的东西。
于是我重读了一遍书稿，但这次再看简这个角色，还是觉得简直不成样子。罗奇也呈现得很糟糕，个性暗淡，很难设想，他微笑时会露出牙根发黑、相距甚远的两颗臼齿（这种“聪明的特征”本不该是维迪亚描写的水平）。但尽管这个人物不完全具有说服力，倒也还不太差，整个阅读过程中我一直期待着他能从迷雾中显现。但是简的形象，则越来越像一连串彼此不相关的零散片段，导致最后对她的谋杀也显得毫无意义。我得出的结论是，问题一定出在维迪亚为了适应自己预先设定的模式而削足适履上，这些角色的存在仅仅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根本没有花时间去深挖他们，因此无法鲜活呈现，这个问题在女性角色上比在男性角色上暴露得更明显，因为维迪亚书里的所有女性角色都有这个问题。
现在，我已经快走到自己编辑生涯中的第二次令人震惊的失败（第一次失败我不打算坦白）边缘了。从专业的角度看，毫无疑问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他是我们最有价值的作者之一，即便这书写得真的很糟，而不仅仅是有缺陷而已，我们也肯定会出版，同时期待他很快恢复正常，所以我应该说“棒极了”，就好像我真的觉得他写得多好一样。
但我并没有这么做，相反，我坐在那里喃喃自语：“天哪，我要怎么跟他说呢？”我从没对他撒过谎，我一直提醒自己这一点，无视我之前不需要撒谎的事实。“如果我现在撒谎，那么将来夸赞他时，他怎么能信任我？”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如果我撒的谎足够好，他就永远不会知道我在撒谎，但当时我完全没想到这事儿。度过了几个小时真诚的焦虑后，我最终说服自己，“为了我们的友谊”，我应该告诉他真实想法。
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的最后一部小说《丹尼尔·德隆达》（Daniel Deronda）中的主人公。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一个初级作家有时会犯错，如果有人指出，他可以纠正，但像维迪亚这样有品质、有经验的小说家创作出一个无法令人信服的角色，那一定是遭遇了想象力的下滑，对此，任何人都无能为力。狄更斯每次尝试描述一个好女人，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乔治·艾略特在描写丹尼尔·德隆达 时也一样。至于我自己，每当有人坚持要说出朋友的缺点时，我经常能看穿他们，我知道他们的动机通常很可疑。但我没有看穿自己的动机，就像墨鱼沉浸在墨水里一样。
于是我告诉了他。我首先说我非常钦佩书中许多确实令我钦佩的地方，然后说我必须告诉他，（是必须要告诉他！）这三个中心人物中有两个对我而言没有说服力。这就好像是对着康拉德说：“《吉姆爷》是一部好小说，只是吉姆这个人物写得不太好。”
维迪亚看起来一脸茫然，然后站起身，低声说他很抱歉我觉得不好，但他已经尽力了，没什么可以再做的，所以再讨论也没有意义。他离开房间时，我想我喃喃自语了一些什么，大概是说这依然是本很棒的书吧，然后我对他似乎只是说了抱歉而不是生气，感到松了口气，还混合着一种轻微的（只是轻微的！）失望和觉得自己有点蠢的感觉。我想大概就是这样吧。
第二天，维迪亚的经纪人打电话给安德烈，说维迪亚要求撤回《游击队员》，因为我们对维迪亚的写作失去了信心，他打算离开我们。
安德烈一定反击了，因为他最痛恨的事莫过于失去一位作者，但这场战斗并没有持续多久。虽然我相信自己被点名了，但安德烈很友善，并没有责备我。我也没有责怪自己。我只是大发雷霆，对着自己、对着同事们、对着朋友们：“这么多年的友谊，都抵不上十来个字的批评吗？就十来个字！就让他像歇斯底里的大牌一样发脾气甩屁股走人吧！”我在脑海中与他进行了长时间严厉尖锐的对话，但更令我满意的是自己的一个白日梦，那是在一个盛大而重要的聚会上，看到他走进房间，我立刻转身离去。
至少有两个星期我一直在生闷气……然后，到了第三周，我突然想到，我再也不用听维迪亚告诉我他有多受伤了，这简直就像太阳出来了一样。我不必再喜欢维迪亚了！我仍然可以喜欢他的作品，仍然可以为他的痛苦而难过，但我终于不再需要从这些元素中塑造出对他的情感，让我像个优秀的编辑那样去处理那令人筋疲力尽、乏味无比的倾听任务了。“你知道吗？”我对安德烈说，“我已经开始把这看成一种解放了。”（出乎我的意料，他笑了。）然而，我当时依然没有意识到我的这次编辑工作“失误”是一种挑衅行为。事实上，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游击队员》第二天就被卖给了塞克尔和沃伯格出版社。
大约一个月后，我走进安德烈的办公室讨论一些事，还没开口，他的电话就响了。这种事情总是发生，通常我会呻吟一声，将自己扔回椅子上坐着，随手抓起什么读一读，但这次我跳了起来，抓起了分机——“哦，是维迪亚啊！”只听他说，“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维迪亚是从特立尼达打来的，声音很紧张，他让安德烈立即打电话给他的经纪人，让他从塞克尔和沃伯格出版社收回《游击队员》的手稿，交给我们。
安德烈非常擅长应对突发事件，立即变得像个父亲一样。他说，能把这本书拿回来他当然很高兴，但维迪亚不能太冲动，不管发生了什么，结果很可能没有他现在以为的那么严重。今天是星期四，维迪亚现在需要非常仔细地考虑，下星期一再采取行动。到了那个时候，如果他还想回到我们出版社，就应该自己打电话给经纪人，听取对方的建议，而不应该由安德烈去打。如果经纪人到那时候也没能改变他的想法，他就可以指示经纪人行动了。安德烈会在下周一下午或周二早上等经纪人的电话，当然希望能听到好消息。
当然，确实是好消息。我的太阳再次回到了乌云后面。但尽管如此，得知他觉得和我们在一起比和别的出版社在一起更好，我还是很满意的，而且对我们即将出版的他之后作品的价值，我也没有任何怀疑。
维迪亚从来没有说起为什么要从塞克尔出版社撤出，但他的经纪人告诉安德烈，原因是他们在销售目录中宣传《游击队员》时，将他描述为“西印度小说家”。
接着出版的那些书确实值得拥有（尽管最后一本是最不重要的）：包括《印度：受伤的文明》《伊娃·庇隆归来》《信徒的国度》《大河湾》和《寻找中心》。我决定自己唯一要做的，就是如同在《游击队员》之前所做的一样，同时悄悄切断工作之外的友谊关系，他显然也有同感。结果很顺利，和之前相比，干涉更少，试炼也更少。没人知道，我也是回过头来才意识到，我决心不再对维迪亚说一句批评的话，确实是很荒谬的小家子气。对《信徒的国度》这本书，我非常钦佩，但其中有两个小点，要是在过去，我会指出以引起他的注意，但这次我没有这样做：以这种“不忠”的方式坚持着自己对《游击队员》事件自以为是的解释。其实，维迪亚当然不会因为如此微不足道的事而“像歇斯底里的大牌一样发脾气”。书里的一个地方，他似乎从一个太轻微的事件中得出太过笼统的结论，这个问题通过一些很小的调整就可以避免。另一个地方是一个讲英语的伊朗人说“羊（sheep）”的时候，维迪亚被他的口音误导，以为他说的是“船（ship）”，这导致文中一些对话令人费解。但我竟然对此保持了沉默！再也没有什么比这种自我欺骗更可笑的事情了。
维迪亚真的离开我们，是在1984年，我完全明白理由，甚至理解为什么他离开的方式似乎很不友善，没有留下任何警告或说明。因为他的结论是，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正在走下坡路。这是事实，经济衰退，加上我们出版的书籍读者人数正面临无情的逐步减少，使得我们这种规模和类型的公司无法生存，而安德烈也已经失去了活力和才华。他决定出售公司，是因为出版“不再有趣”（这是他的感觉，他也是这么告诉我的），也是由于自己逐渐恶化的健康，但或多或少与维迪亚离开我们的时间吻合。这家出版社在汤姆·罗森塔尔的领导下又持续经营了十年左右，一直在勉力支撑，不那么缓慢地走着下坡路（维迪亚被称为“西印度小说家”时，汤姆正在经营塞克尔出版社，因此他的出现对改变维迪亚的想法毫无帮助）。
一个有名的作者总是可以通过让两家出版商博弈来获取比自己实际价值更多的预付款，这种时候出价高的出版商就不得不为此付出更多努力，来证明这种价格的合理性。如果时机准确，这种跳槽是合理的。此时，如果出价低的出版商出现了严重问题，不跳槽就是愚蠢的。虽然做出了这个决定，但怎么能看着一个认识了二十多年、自己真心喜欢的人的眼睛，告诉他“我要离开你，因为你已经是过去式了”？当然做不到。维迪亚的经纪人设法向安德烈隐瞒了维迪亚的感受，但安德烈确实有些怀疑，他告诉我，他认为这件事与自己有关，但无法从经纪人口中获知，也许我的运气会好一些。于是我打电话给经纪人，问他有没有必要与维迪亚取得联系，他非常尴尬地告诉了我真相，于是我只能默默地认同维迪亚的沉默，并告诉可怜的安德烈，我非常确信，任何进一步改变维迪亚想法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我们最好放弃。
所以他这次离开并没有让我生气、惊讶，或悲伤，我只是为安德烈感到遗憾。维迪亚只是在做自己必须做的事，而且无论如何，说我们已经享受了他最好的阶段也是合理的。许多年后，当莫迪凯·里奇勒（他奇妙地同时出现在这个故事的开头和结尾）告诉我，他最近见到了维迪亚和他的新婚妻子，很高兴看到他“非常快乐”时，我确实也非常高兴。
莫莉·基恩
我知道自己有时被称为“伦敦最好的编辑之一”，无可否认，这种说法让我很开心，但我也知道，除了日常工作以及与有趣的人相处之外，我几乎不需要做什么就可以赢得这种声誉。一个例子就是我在工作中认识的、我最喜欢与之打交道的爱尔兰小说家——莫莉·基恩。
众所周知，在年轻时以小说家和剧作家成名之后，莫莉沉默了三十多年，并在1981年我们出版她的《品行良好》时才被“重新发现”。因为我是她的编辑，就经常因为“重新发现”了她而受到祝贺，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得到这本书，我们靠的纯粹是运气。
佩吉·阿什克罗福特（Peggy Ashcroft，1907—1991），英国著名女演员，凭借1984年的电影《印度之行》荣获第5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 是佩吉·阿什克罗福特 说服莫莉出版这本书的，自从佩吉出演了莫莉的一部戏剧以后，她俩就成了密友。有一天她对莫莉说，她不再写作很令人难过。莫莉告诉她，自己最近又重新开始写了，刚刚写好一本小说，因为不太确定，就锁在抽屉里了。佩吉坚持当天晚上就要读一读，这一热情的结果，就是莫莉将书稿寄给了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伊恩·帕森斯。这是我们好运的开始，因为伊恩不喜欢这书。历史上，更严重的错误也曾出现过，出版商们常常用安德烈·纪德读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时曾拒绝过它来安慰自己……尽管想起普鲁斯特那庞大的手稿，其中很多单句还和大多数人写的段落一样长，相对于对《品行良好》这么易读的小说的反应，纪德的错误恐怕也没那么离谱。
下一个运气是莫莉选择了吉娜·波林格尔做自己的经纪人。吉娜之前是编辑，后来嫁给了一个经纪人，她作为编辑供职的最后一个公司是我们出版社。她给我打电话说刚读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并确信我也会喜欢。我听到了来自我认识并尊重其品味之人的意见，而不是什么推销话术，所以很自然地立刻读了这部书稿，碰巧我不像伊恩·帕森斯那么一时糊涂，于是就成了莫莉的重新发现者。
莫莉确实需要一些编辑辅助，因为她有时会在时间点上陷入困境，例如，文中写某个事件发生在两年后，但文本中的某些内容却表明至少已过去了三年；此外还有些措辞上的小技巧，例如她很喜欢描述角色的兴趣，但有时会过火。类似的技巧是作家“声音”的一部分，所以通常最好能酌情保留，但不能让它们太烦人。对于我指出的此类问题，她总是很高兴，非常合作地解决了最后三部小说中唯一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约翰·吉尔古德（John Gielgud，1904—2000），英国著名演员，被称作“20世纪最伟大的莎剧演员”。 类似情况在《品行良好》中也有发生，书中写一个英国小男孩躲在一棵树上读诗，被自己上流社会的父母发现后，父母非常惊愕。在那一瞬间，莫莉的幽默感忽然不受控制地脱缰而出，将故事带入了怪诞的领域。读起来确实非常有趣，但在某种程度却与本书的其余部分相左，破坏了整体感。我让她稍微降降温，她确实做到了。正如约翰·吉尔古德 在她去世后写给《每日电讯报》的一封信中所说，回想起执导莫莉20世纪30年代所创作的四部戏剧的那段日子，她总是“非常合作”。
他还对她的魅力和机智表示了深深的敬意，补充说“她不知疲倦、刻苦勤奋”，用这几个词来形容光彩照人的莫莉似乎有点出人意料，但确实能说明她从不自命不凡。她来自爱尔兰的乡绅阶级，在那个时代，女孩们如果能接受完整的教育，就已经非常幸运了。包括莫莉在内的大多数女孩，不太可能争取到更多的教育机会，她们的主要兴趣除了马和男人，也基本不会关注其他。但莫莉感到不满足，这让她变得谦逊：她需要努力相信自己是一位优秀的作家。
然而她很清楚，《品行良好》与她以笔名“M. J.法雷尔”写的早期其他十一部小说不同，她取笔名是因为没人愿意和一个“脑子好使”、会写书的女孩跳舞（你可能需要经历过“县级”教育才能感受到这个形容词的尴尬效果：“你脑子挺好使，不是吗？”这个问题今天听来仍然让我退缩）。莫莉总是说她早期写书只是为了挣钱，因为父母负担不起她买衣服的花销，但她对写作的激情却说明自己乐在其中。另一方面，这本书就像是自己想要被写出来一样，她将其描述为她“真正感兴趣并投身其中”的书：“也许可以称之为黑色喜剧，但其中包含了一些真相，以及我对20世纪30年代与我一起生活、一起欢笑的人们的同情。”她说她放弃了笔名，因为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但其实，也还是颇花了些力气说服她的，我的印象是她终于同意这本书“货真价实”，所以可以不用笔名。
而《品行良好》如此吸引人，是因为莫莉尝试了比之前更聪明的做法：操纵自己的读者参与其中。书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阿隆·圣查尔斯是个住在偏远地区身材高大的笨拙女孩，母亲是个优雅的小个子，因为太无聊，阿隆对读者讲述了她的经历，而且常常并不理解自己正在描述的东西，结果就是需要由读者来理解她所说的一切。书的主要内容，是有关阿隆亲爱的兄弟休伯特和他从剑桥带回家的朋友理查德·马辛厄姆（就是那个在树上读诗的小男孩）的故事。阿隆从没听说过同性恋，因为所谓的“品行良好”就意味着“表现得如何：你可能会感到害怕，但必须表现得很勇敢；你可能很穷，但必须表现得买得起东西；你的丈夫可能很好色，但你必须表现得好像他并不是这样；男人爱上男人这类尴尬事可能会发生，但你必须表现得好像根本没这回事”。从不读书、几乎没有朋友的阿隆怎么可能知道同性恋是怎么回事呢？但是，尽管存在前述各种“表现得如何”，她的父亲还是开始对这两个年轻人感到不安。于是他们变得很紧张，这时休伯特有了个绝妙的主意，他让理查德表现得就像自己在追求阿隆，甚至必须在某个晚上进入她的卧室，并确保她父亲听到他离开……我们只看到阿隆告诉我们的那一面：理查德干了这个，理查德干了那个，所以他肯定喜欢她，肯定发现她很有魅力，肯定爱上她了！在他去她的房间之后，我们看到她似乎感觉到哪里出了什么问题（他尊重她的童贞当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他的态度有哪里不对头……）。然后我们很快就看到，她因为有了爱人而沉浸在幸福的恍惚之中。整本书从头到尾，我们就像是家里的房客，看到了一切。这真是非常深入的参与感，整个感觉贯穿全书，刚一闪念思考，三十页就过去了。（家庭律师曾试探性地挑逗过阿隆一次，这似乎有点奇怪，但后来到了某个时间，如同在“现实生活”中一样，人们立刻惊呼：“当然是这样的！他知道她父亲的遗嘱啊！”）
莫莉称这本书为“黑色喜剧”，总体来说确实如此，非常棒的喜剧。她正在研究族群行为，对其荒谬之处，没人能比她更精彩地呈现出来。但这种力量来自她对《品行良好》所隐含内容的深刻而悲伤的了解，以及她曾经历过的伤害。她曾告诉过我一些关于她自己的事情，这让我印象深刻，我觉得也正是这部小说的力量所在。
莫莉的丈夫罗伯特·基恩三十多岁时突然去世，事情发生时，他们正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在伦敦开心地游玩。他忽然病重，不得不立即送往医院，一切似乎在掌控之中，于是她就回到孩子们身边过夜，尽管担心，但并不真的害怕。夜里，电话忽然响了，是护士长：“基恩夫人，你必须勇敢。你的丈夫过世了。”莫莉在伦敦有朋友，但他们都在剧院里工作，非常忙碌，她立刻想到：“我不能惹麻烦！不能丢人现眼！”典型的“品行良好”的反应。在最初那些可怕的日子里，她六岁的大女儿莎莉紧紧抓着她的手说：“妈妈，我们不能哭，不能哭。”
莫莉确实从来没哭。四十年后，她告诉我这件事时，声音里含着一丝凄凉的怀疑。所以，她对自己所属族群的所谓品行良好的概念确实非常清楚，包括其中所有的勇敢、荒谬和残忍。
别名萝卜海棠，是紫金牛科仙客来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小说中最直接来自她痛苦压抑的个人经历的部分，处理得非常低调，我相信性急的读者们有时会注意不到。理查德开车载着休伯特返回剑桥的路上，遭遇了车祸，休伯特罹难。很明显，消息传来时，他饱受折磨的父母表现得无可挑剔，没有丢人现眼，没流一滴眼泪，他们用严格遵守礼仪来表达自己深深的悲伤。但有一天，阿隆没忍住，对父亲说理查德真的是她的爱人，父亲回答：“好吧，感谢上帝。”这让她有些困惑。然后父亲忽然离开，说要去沼泽看看马驹们（反正他是这么说的），然后结束了他们的交谈。同一天，母亲带着一小束仙客来 出了门，阿隆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她从来没想过，父母都是偷偷溜去了休伯特的墓地，唯有在愧疚中，他们才能放纵自己破碎的心。父亲在墓地（而不是沼泽）中风倒地，而母亲尖叫着回家寻求帮助，因为事情发生时她正和父亲在一起……在这些骚动和恐惧中，阿隆没有任何评论，只是留给读者自己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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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魅力非凡的人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可能对他人施加的影响，这让才华变得有些危险，因为只要利用魅力就可以逃避讨厌的事，但过度利用魅力却可能导致被人厌恶。莫莉·基恩在这两方面都非常了不起，她既是我见过最迷人的人之一，又成功地完全避开了随之而来的危险。
她当然知道自己有多成功。她曾对我说过：“我小时候，可不是白吃饭的。”意思是当她第一次遇到比自己家人更有趣、更复杂的人时，尽管长得不漂亮，穿得也不考究，仅仅靠风趣和魅力，她就可以为自己赢得热烈欢迎。她需要这样做，因为以她的成长背景而言，她过于聪明，所以母亲常常让她觉得自己是只丑小鸭，一只犯错的丑小鸭（也许，像许多不受宠爱的孩子一样，她的回应方式从父母的角度看确实令人厌烦）。她必须拯救自己，让人被她迷住、喜欢她，但赢得他们，并没有让她变得装模做样或操纵别人，因为她的洞察力、敏感、诚实和慷慨比她的魅力更强大。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七十多岁了，为了在采访或某些令人疲倦的公共场合中过关，她确实偶尔会去“表现”，而且通常“表现得”非常熟练，但除此之外，她总是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及遇到的人更感兴趣，而非自己给人留下的印象。所以即便是微不足道的熟人，看到的也是她这个可爱的女人，而不是一个面具。
尽管非常喜欢她，但恰当地评估时，我不得不将与她的相处视为稍弱于友谊的一种关系。作为一个七十多岁的人，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广泛的熟人圈，和异常多的长期、亲密的友人，她的生活中已经没有多少空间去容纳新的密友。到了现在，我已经比当时莫莉的年纪还大，因此尤其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当发现一个新识之人具有特别相宜的品质，又明知自己不再有足够的精力和空间和他们相处时，真的非常遗憾。在莫莉和我的工作通信中，我总是被自己脑海中她的形象所吸引，情不自禁地在信中聊八卦、讲笑话，但她的回信却总是针对正在讨论的问题简洁回复的几个字。她来伦敦时，我们的会面总是很愉快，却也并没有促进我们的关系进一步亲密，有时候我觉得这是因为她对我个人生活的某个重要方面的一种由礼貌伪装起来的厌恶，因为我正在和一个黑人同居。莫莉的成长背景和时代影响了她对很多事的态度，比如不喜欢左翼政治，不喜欢异族通婚。莫莉很清楚别人是如何看待自己这种态度的，但她就算知道自己未必正确，也不见得就能彻底纠正。
位于英国苏格兰高地产区的阿伯丁郡。 我们在一起度过超过一顿饭的时间仅有一次，那时我们在都柏林为《品行良好》举办了一场宣传派对，我决定开车过去，活动结束后再待十天，刚好休假，莫莉邀请我在假期的第一个周末和她一起度过，当时我是这么以为的。活动结束后，我开车送她到阿德莫尔 的家里，途中才得知她已经为我安排了未来一周每天的聚会，还约了个朋友在我假期的最后两天一起到她家里住。起初，我对这种出乎意料的热情好客还有些不太适应，但很快就开始享受起来。
部分原因是科克郡和沃特福德郡与我的家乡东安格利亚之间的差异。在我的家乡，大部分爱尔兰意义上的“家庭的朋友”，是全神贯注于打猎、射击、耕种、园艺等事的乡村绅士。我从牛津搬到伦敦谋生时，想要逃离的，也正是这些人（尽管很多人我也很喜欢）。如果我将要面对的这一周，是由陌生的诺福克人举办的派对，那将是场无聊的严峻考验。主人需要忍着内心的厌倦去尽职尽责地取悦陌生人，客人则成为主人热情好客的不情不愿的受害者，双方会用闲聊架起一堵难以穿透的礼貌之墙，直到彼此筋疲力尽，最终散场。但在爱尔兰……尽管我不太相信对民族特征的概括，但不可否认，大多数爱尔兰人比英格兰人更善于表达，他们似乎将谈话视为一种积极的乐趣，而不是令人生厌的必需品。尽管我并不觉得我和爱尔兰东道主聊的内容比和英格兰东道主更多（虽然我确实了解他们更多），但他们更加生机勃勃，更加妙趣横生，比起我成长环境中的那些人来说，在这里更容易发起或跟进一个新话题，是否有共同兴趣似乎都变得不太重要了。因此所有的聚会都非常愉快。
去聚会的途中，莫莉给我讲了些有关他们的故事，有些还相当轻率，就像是开胃菜。说起她不喜欢的某人，她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就带着愤慨的不赞同简单点评几句；而说起其他人，她又为他们表现出的愚蠢行为感到好笑，但就像是个着迷的旁观者，而不是吹毛求疵的法官。也许小说家就是很擅长八卦吧，就像上帝必须擅长宽恕，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这样的车中闲聊，她还让我愉快地瞥见了当地的文学批评标准。她有一位年长的邻居，出身高贵，品味乡土（我猜她常穿胶靴，不戴假牙），对她说：“我读过你的书，莫莉，我非常讨厌它。但必须承认，你写得很好，因为我一个拼写错误也没找到。”
这些车上的时光，还有在掩映于山坡、俯瞰着阿德莫尔及其海湾的家里与她一起度过的时光，比聚会还要美好。她是个非常细致善良又体贴的女主人，但这并不是我难以忘怀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莫莉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活力：她既担心又宠爱的女儿们、她认识的人们、她记得的所有事、她的花园、她做的食物、写作的问题，以及成就感。此外，我日复一日地感受到她隐藏的品质，她的勇气，她的无私，简言之，她的善良。
在我看来，幸运地拥有创造力的人（无论是用文字、声音、颜料、木头或其他什么），与没有创造力的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能以自己的方式直接对体验做出反应，而后者则不太愿意相信自己的反应，所以往往更喜欢援引自己的亲戚朋友普遍同意的答案。虽然前者肯定包含了很大一部分难以相处的人，但也同样涵盖了很多令人兴奋、令人不安、有趣或鼓舞人心的人。莫莉有魅力、善良，还是一位创造者。
因此，我很高兴我们最后一次通信是关于她的写作，而不仅是一封寻常的问候（自从她的心脏患上重病以来，我们已持续多年互相问候）。那时，我刚因什么原因重读了《品行良好》，遛狗时遇到了她的女儿弗吉尼亚，我告诉她我再次觉得很享受。弗吉尼亚敦促我写信告诉莫莉，她说虽然母亲因衰弱无助而导致的严重抑郁症已经好转，但还是很需要振作。所以我给她写了一封长信，说明我为什么喜欢那本书，还很喜欢她的最后一本书《爱与付出》，并说虽然我知道她因为无法再写出一本新书而垂头丧气，但我必须告诉她，她所做的一切已经非常出色，她的作品实际上赢得了任何人都应引以为豪的荣耀。她回信说我的信对她很有帮助，让她对自己的写作所感到的沮丧“一扫而空”，然后甜蜜地表示她非常重视我的意见，但文字的结尾部分我知道是告别的意思，这样的慷慨大度，我唯有珍惜。
失去你们出版社令我感到了真正的损失。我不会再去伦敦了，现在的我太虚弱，脑子也不好使，所以也无法请你来了。但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你也为我的书竭尽了全力，想想这对我和我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吧。爱和感谢。
莫莉
为她的书“竭尽全力”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出版《品行良好》《一次又一次》和《爱与付出》，她早期的书就不会被维拉戈出版社重新发行平装本。而这一系列事件的真正启动者（不包括伊恩·帕森斯）是吉娜·波林格尔，我相信莫莉也深知这一点，肯定也以类似的慷慨和更多的理由来感谢了她。但我仍然感到非常开心，因为莫莉在我们公司品牌的烙印下重新出现，成为受到严肃对待的作家，并因此解决了她因长期守寡而一直困扰她的金钱问题。当她向我道别时，我确实想到了这些，并因此高兴。记住这个结果，记住认识她的乐趣，是这本书收尾的最好方式。
后记
看到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最终沉寂，为什么我没有更难过一些？
我想这是因为，面对英国出版业出现变化的征兆，如文案准备和校对标准变低等，虽然我也经常摇头，但还是觉得这些并不重要。阅读和吃饭其实是一样的，最大的需求永远是快速、容易、简单、能立即识别的口味——比如糖和醋，以及它们的心理等价物，在心怀不满的老人眼中这可能会酿成终极悲剧，但事实并非如此。毕竟，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快速简单一直是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我年轻时候的出版界和现在的区别，并不是这种愿望现在才出现，而是与以前相比，现在的出版界更加奢侈地迎合了这种愿望。这可能是由某个社会阶层对这一行业的控制有所放松导致的。
安吉拉·瑟克尔（Angela Thirkell，1890—1961），英国小说家，创作生涯中每年都会出版一部新小说。 我就是这个社会阶层中的一员，这个阶层的大多数人居住在伦敦，受过大学教育，属于中上层英国人，并在19世纪末从书商手中接管了出版业。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喜欢书，并真诚地想要去理解写作的好坏之间的区别。但我怀疑，从上帝的角度审视，我们的“好”往往也只是这个社会阶层观念中的好。我有时会努力从神的角度想，我曾经出版的很多我喜欢的书，有不少肯定也是无意义的，对其他出版社来说也是如此。有两位典型的阶层作家，一个是来自不那么自命不凡一端的安吉拉·瑟克尔 ，还有一个是来自另一个极端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版瑟克尔的书很让人尴尬，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但如果有机会，我还是会出版她的书，因为显然会热卖。而伍尔夫，那是我年轻时所崇敬的作家，如今谈起却似乎更令人尴尬，因为她既有的声望已经过高了。她不仅属于那个社会阶层，而且无法突破阶层的界限，也无法突破那些自觉“美丽”的文字，那些形容词，哦，天哪！这几乎成了阶层标准，但不用说，其实这些词语本来也无权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
只要牢记这一点就能对抗忧郁，还有一点是，其实依然有很多人反对太多快餐性质的东西。只要去看看超市里专卖有机食品的货架越变越长的速度就能知道。而且，尽管不多，但仍然有一些出版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一心一意地支持严肃写作。
我刚刚就参观了一个这样的出版社：这是七年以来我第一次再次踏入出版社的办公室。我感到惊讶，多么熟悉的感觉，我知道门后所发生的一切……我曾经多么喜欢这个环境。“它还在那里！”回家的路上我这样对自己说，这个“它”，不仅仅意味着我所认识的出版界，还有一些更令人放心的东西，那就是“年轻”。老年人其实并不想愁眉苦脸，但年龄有一种眼罩效应，导致老年人狭窄视野里往往包含着越来越糟的东西。因此，想到这个狭窄的视野外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就像我们四十、三十或二十岁时一样，真的非常令人欣慰。
我并没有因为出版方式的变化感到严重困扰，这似乎很合理。因为对我来说更难理解的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那么多令人震惊的证据，说明生活中存在很多愚蠢、残忍到不可接受的事物，我们的生活一如既往的狂暴，远远没有跟上人类的聪明才智，只要能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该如何觉得生活依然值得呢？我想答案就在于那个小小的出版社吧。
多年前，在贝克街附近的一家酒吧里，我听到一个人说，人类有百分之七十是野蛮，百分之三十是智慧，虽然那百分之三十永远不会赢，但总是能影响大众，足以让我们继续前行。我一直记着这个对我们所处困境的粗略评估，而且深深认同。当然，前提是所谓的“智慧”不仅仅意味着智力敏捷，还意味着人类这种存在随时准备好去理解和寻求其他存在、事物或事件的本质，去尊重那个本质，去合作，去发现，去在需要忍耐的时候忍耐，去享受，并且短暂地去共存。哎，看起来很可能迟早我们都会因为自己的愚蠢，或与某个游荡的天体发生碰撞而追随恐龙的脚步消失。但在那之前，我相信智慧的酵母会继续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