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波拉尼奥能滚回圣地亚哥市，马里奥·圣地亚哥也是
每个人都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感到厌烦
雷哈诺先生感性又善良
争吵当然也包括动手的啊
我们去了同一个聚会，却坐在不同桌
新的启示
现实以下主义者不是真正的作家
主持现实以下主义团体的大局
他们也在场——噬尸
小狗们争斗领地
我们为会你捐献肝脏
塞尔达被资产阶级腐化了
他在讲课
你如果不站在我这边，那你就是站在了我的对立面
和布可夫斯基有些相像之处
那是嫉妒
前面提到的现实以下主义运动是1976年在智利诗人波拉尼奥的密友布鲁诺·蒙塔内的家中被发起的。《荒野侦探》中费利佩·穆列尔的原型就是蒙塔内，他1957年出生于智利的圣地亚哥，是画家阿尔瓦罗·蒙塔内的弟弟。
1974年，17岁的布鲁诺·蒙塔内在发生军事政变后离开了智利，因为他的父亲在这场政变中失去了考古学家的工作。
蒙塔内的父母曾在墨西哥城居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搬到了索诺拉，墨西哥北部的一个城市，至今仍住在那儿。那里也是《荒野侦探》第三部 分的故事的发生地点。
布鲁诺和他的哥哥通过海梅·克萨达得知了罗贝托·波拉尼奥在墨西哥城的地址（瓜达卢佩特佩亚克区萨穆埃尔大街27号），由此认识了我们这位当时已经移居墨西哥6年的作家。
他们之间很快就迸发出了火花，开始一起发表文章。首先是在流亡墨西哥的西班牙共和党人胡安·雷哈诺(1)的资助下，出版了一本智利年轻诗人的诗选。胡安·雷哈诺曾短暂地出现在《荒野侦探》的故事里(2)。之后他们又在同样是雷哈诺负责的《国家报》文化副刊上发表了自己最早期的诗歌。
回忆起那段时光，波拉尼奥最难忘的就是他和马里奥·圣地亚哥之间亲密的友谊，他称马里奥·圣地亚哥是自己认识的“最杰出的诗人”，“有着非凡的才华”(3)。两人1975年在墨西哥城的哈瓦那咖啡馆相识，“我们都非常单纯，我们是在某些方面早已开窍，某些方面却依然无知的年轻人”(4)。
“1975年，波拉尼奥写出诗集《高飞的麻雀》，125—130页，但他一直没有将其出版。我们把诗集寄给了哈瓦那的美洲之家参加文学评奖。它在首轮预选中就脱颖而出，然而最终并没有获胜。这本诗集是由两组长诗组成。一组是罗贝托所写的《星条美国的动脉》或者叫《资本主义的色情幻想》，而我写的那组叫作《世界长桥之上》。”(5)
蒙塔内还记得当时对罗贝托来说诗人尼卡诺尔·帕拉（“代表作是《大作》。”(6)他说）代表了什么。他还记得罗贝托读了很多科幻小说、悲剧故事，由此，波拉尼奥烧毁了自己那些杂乱的戏剧作品，因为他说“它们太糟糕，实在是太糟糕了”。
蒙塔内和波拉尼奥在流亡西班牙期间再次相遇，并在巴塞罗那出版了《贝尔特·特雷帕》杂志，以向胡里奥·科塔萨尔《跳房子》里的人物之一（钢琴家）致敬。杂志还刊登了恩里克·利恩的几首诗，罗贝托一直与他有通信往来。“我在自己状态非常不好的时候认识了利恩，当时是在赫罗纳，我住在乡下的一座大房子里，带着我的狗。当时，我和我的狗都几乎快变成原始人了，完全与世隔绝。我觉得外面的人都不敢靠近我的房子。当然不是因为怕狗，而是因为怕我。我以为自己的文学生涯已经结束了，不是因为我不再提笔，而是因为文学潮流改变了，当时我已经切断了和文学圈的来往，彻底结束了。然后，突然之间，我就和恩里克·利恩有联系，而且沟通得很不错。他在智利读了我的诗，最重要的是，他是真正地与我交流。他把我从我早已适应的井底救了出来。”(7)
“我和马里奥·圣地亚哥一起创立了现实以下主义。我们那时候没有责任心，理论思路也不是很契合。基本上，真正困扰墨西哥文学圈的问题是，当时的我们并没有站在任何一个党派或者权势集团的一边。墨西哥文学圈一直以来都与军阀或者他们的‘武士’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我们没有。我们不站左派，无论是斯大林主义的左派、教条主义的左派，还是专制主义的左派，它们都是可怕的左派。但我们也不支持“高雅”的右派，实际上是早已过时的‘高雅’，甚至与高雅毫不相关。我们和先锋派也不是同一类人，他们只在乎赚钱，早已迷失在自己铺的那条所谓‘先锋’之路上。每个人都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感到厌烦。我记得，有个人在某刻灵感大发，大概是他唯一灵感迸发的瞬间，发表了这样一段文字：‘希望波拉尼奥能滚回他的圣地亚哥市，马里奥·圣地亚哥也是。’(8)墨西哥已经忍不了我们了，那是一种彻底的厌恶，完全看不惯我们。而这就是我们的现实以下主义。后来我真的离开了墨西哥，去了西班牙，再也没回去过。而马里奥呢，在欧洲和中东住了一段时间，还是回到了墨西哥，他为此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现在，在他去世之后，很多人又从躲避已久的阴暗之处走出来，说马里奥是伟大的诗人，但他们只能等他死后才能发声。从那时起，我开始对我从事的诗歌行业感到羞愧，因为作为诗人和作家的我变了。我们那群人中曾有个杰出的诗人，马里奥·圣地亚哥绝对比我更能鼓动人心，作为诗人，我和他的距离还有很远。我的欧洲之行彻底改变了我对诗歌的看法。”(9)
这就是波拉尼奥所谈到的关于他们创立现实以下主义的经过，他谈论得不多，但在《荒野侦探》中详尽地呈现了这个概念——并最终将其推向世界。这本书里讲述的就是一群集结成“本能现实主义”团体的年轻诗人的故事。
这群人里除了上面提到的圣地亚哥和蒙塔内，还包括常驻美国的墨西哥诗人、教师鲁文·梅迪纳（书中的拉斐尔·巴里奥斯）。
“现实以下主义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伦理问题，即把审美置于次要位置，而将伦理道德放在首位。这些伦理道德的关键就是诗人战略性和批判性的边缘化身份。”梅迪纳说道。对他来说，现实以下主义陪伴了波拉尼奥一生，梅迪纳用这种观点来反对很多人的立场，比如以豪尔赫·博尔皮为代表的一些拉丁美洲文学专家，他们并不将现实以下主义看作波拉尼奥作品的关键因素。
梅迪纳所说的是现实以下主义的影响，不一定仅仅是植根于波拉尼奥的文学作品中，也完全可以从其本人的生活态度和写作事业中体现出来。伊格纳西奥·埃切瓦里亚也同意这个观点，2010年在马德里美洲之家举办的纪念波拉尼奥研讨会上，他曾担任主持人邀请梅迪纳做相关报告。埃切瓦里亚说：“直到1990年代初期，波拉尼奥都还是个默默无闻的作家，实际上，从1996年起，他才开始进入出版市场。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他过着和在墨西哥时期一样的生活，干点小活儿好维持生计，一间能遮风避雨的小屋子，吃饭，睡觉，看电影，喝啤酒；然后就是写作，写作，写作。”
“现实以下主义团体是由几位年轻人——非常年轻的诗人——通过一系列会议决定成立的。他们遵循着某些原则，有着共同的兴趣，并且乐于彼此间的沟通。现实以下主义是在试图靠近深渊，一般的作家不会这么做，它是一种探索，是诗歌的创作，也是惹怒周围人的方式。”埃切瓦里亚评论说。“我们所做的就是抵制，我们不想进行文明的对抗，比如以诗歌的方式辩论，你写一首，我写一首，再让公众和舆论来评判什么的；我们认为这种方式只是权力的再分配而已。我们真正实施的是游击战术：我们抵达，行动，然后消失。在波拉尼奥收获了些公众的认知度后，突然有些一直对现实以下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人开始变得小心谨慎，因为毕竟其中的一员，出版了不可思议的作品，当时很多人都不明白他是怎么做到的。对我而言，现实以下主义运动就是一场冒险，一个让我与众不同的道德立场，尽管我们组织松散，甚至不像个团体。”梅迪纳发言道。
波拉尼奥在谈及他年轻时组织的运动时，却并不那么激动。
“现实以下主义运动最初是由罗伯特·马塔发起的，当时布勒东将其驱逐出超现实主义圈子，整个过程持续了三年之久。在那场运动中，只有一个人参与，那就是马塔。很多年后，现实以下主义在墨西哥又被一群诗人复兴，其中包括两个智利人。当时有点像达达主义的一种形式，诗人们聚在一起组织些热闹的活动。有一阵甚至有不少人参与，大约50人，但其中真正能称得上诗人的只有两三个。我和马里奥去了欧洲之后，这场运动就结束了，因为留在墨西哥的那些人没有能力继续组织下去。实际上，现实以下主义运动就是马里奥和我，我俩的疯狂而已。它只从1975年持续到1977年。”(10)
另一方面，就梅迪纳而言，“波拉尼奥从未摆脱现实以下主义的影响。他可以说：‘现实以下主义运动结束了，现实以下主义运动就是我和马里奥。’但他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与边缘化相关，都体现了他的个性，都像是黑洞般的深渊。《2666》是什么？如果不是人类的巨大黑洞，不是犯罪，不是恐怖，那它到底是什么？这种邪恶又怎么能被理解呢？罗贝托将读者带入黑洞，黑洞就是现实以下主义的概念，而现实以下主义就是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宣言。(11) 对我来说，他从未舍弃它，我们所有人都未曾舍弃过我们的伦理立场。他是位隐喻的高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诗歌逐渐明朗直接，褪去了些许隐喻的色彩，变得更有叙述性，实际上，剥去虚构的特质，他的诗歌正向叙述散文过渡。”
“在他的作品中，他创造，他游戏，他欺骗读者，一边给他们线索，一边误导他们。如果哪位读者想通过罗贝托虚构作品中的某些自传性质的元素来构建作家的形象，那会是个永无止境的游戏，因为你会看见波拉尼奥许许多多张不同的面孔。如果你去读那首诗，诗里的人儿是在露营地工作，在某个深夜抵达巴塞罗那，然后独自去了酒吧，思念着墨西哥：那就是波拉尼奥，他就在那儿。”梅迪纳确认。
在回忆中，罗贝托的形象在他心中愈发清晰明了。
“你去哈瓦那咖啡馆，告诉他一些事情，然后会再来五个人，我们就变成了六个人或者七个人，罗贝托会告诉他们你刚刚跟他讲的事情，但是用他一贯的虚构风格。他总是非常擅长讲述故事。我第一次见到罗贝托是在一场诗歌朗诵会上。当时的他背对着我，穿着黑色的衣服，一头长发，抽着烟，仿佛被判了无期徒刑的监狱囚犯。当我看到他的脸，我以为他比我要大十岁。之后，我才知道他只比我大两三岁而已。认识他以后，我发现他理智而成熟，阅读能力极强，阅读面也非常广。他会在记事本上清楚地写下自己想做的每一件事。他非常有趣，是个能陪在身边的好伙伴。
“我非常喜欢读罗贝托的作品，不管是他的诗歌还是他的故事，他给现实以下主义者很大的负担，因为他从文学意义上创立了现实以下主义，而我们必须也为此做点什么。他会开玩笑地说道：‘加油啊，混蛋们。’这不正是在嘲笑我们的边缘化么。
“我们幻想的有关现实以下主义的乌托邦式的失败也能在波拉尼奥的作品中找到。”
“现实以下主义的三巨头(12)虽然都已离开了我们，但该运动在21世纪的第三个年头因为当初创造它的那股反叛的力量又重新被燃起，欧美两大洲的出版物，数十卷尚未出版的作品，好些国家已有的盛名，当然了，还有沉默和不屑的氛围，无一不体现了墨西哥官方文化里黑色太阳的传说对这群造反的诗人的影响。”何塞·拉蒙·门德斯·埃斯特拉达这样写道，他是已故诗人夸乌特莫克·门德斯的哥哥，也和马里奥·圣地亚哥、罗贝托·波拉尼奥、布鲁诺·蒙塔内一样，是现实以下主义运动的发起者之一。拉蒙·门德斯在《荒野侦探》中就是潘乔·罗德里格斯。
对于门德斯而言，并非波拉尼奥推动了现实以下主义的发展，而是现实以下主义推动了波拉尼奥的成长。在他看来，波拉尼奥在墨西哥的那一段时间就是为了了解当地诗人的故事，将其写成小说，然后出名、赚钱。
门德斯是在某个醉酒的清晨认识了我们《荒野侦探》的作者，当时他喝完自己的龙舌兰，接到了马里奥·圣地亚哥的邀请。大约是在四点，他们来到了市中心靠近中国大钟和革命纪念碑的一座公寓。波拉尼奥曾在那里短暂地居住过，后来就去了西班牙。
“马里奥带我去了罗贝托的家，当时是为了喝点东西。给我们开门的是罗贝托，我当时不认识他。他看上去挺生气的，因为我们突然闯入了他正忙于写作的凌晨时光。他似乎不太欢迎我们，但还是让我们进了屋。进去后，还没开始说话，他就递过来一瓶甜葡萄酒，也许是威末酒，我也记不清到底是什么了。他应付我们似的拿起酒杯，但很快便转身给自己做咖啡去了。(13)
“过了一会儿，我们开始畅谈，谈论我们这个年代的诗歌，谈论秘鲁年轻人的诗歌，谈论披头族，也谈论我们对胡安·巴努埃洛斯(14)所做的那些事情。谈着谈着，罗贝托变得亢奋了起来，结束的时候他说他对我们的到来和谈话感到非常高兴。我们离开他家时，天才刚刚亮，告别时，他对我们说：‘你们就是嬉皮士，你（马里奥·圣地亚哥）是艾伦·金斯伯格(15)，你（门德斯）呢，就是格雷戈里·柯尔索(16)’。(17)
“几个月之后，马里奥告诉我即将要发起现实以下主义运动的消息。那是罗贝托的建议。他不仅发现了可以让自己出名的方法，也找到了可以给他灵感的志同道合的诗人们。说到底，他就是喜欢把诗人写到自己的小说里，不是吗？这也是他来找我们的原因，想看看有没有他感兴趣的素材。
“为此，他每天要一大早起床，凌晨4点左右，写个四五页纸的样子，直到早上8点。也是这些清晨时分写成的作品让他最终成了名。我猜他之后应该每天不止写五页了吧。我们曾友好地相处过一段时间，直到有一次他勃然大怒，因为我称他是官僚，而非艺术家。从此我们再也没说过一句话。
“他喜欢我的诗。我曾坦诚过有一些我写的诗句是受罗贝托的话的启发，他很吃惊。在一次深夜谈话中，他说：‘孩子们生来是为了快乐的。’我后来把这句放进了我的一首诗里。‘啊，我说过这话吗？’罗贝托回应说。事实证明，他根本不在意自己到底讲过什么。
“罗贝托去西班牙之前，出版了《火彩虹下的赤裸少年》，还推出了杂志《现实以下主义通讯》，我也不知道是谁为这本杂志选材，反正我的作品没在里面。但他在《天天日报》的文化副刊《智慧的公鸡》(18)里发表了些我的东西，也还算把我算作这场他发起的运动的一部分，可之后他又否认了。
“《荒野侦探》是部好作品，很有趣，尽管结构和技术上有些瑕疵，但还是能让读者沉浸其中。当然，将罗贝托和何塞·莱萨玛·利马、科塔萨尔或者塞万提斯相提并论，无疑有些夸张。但无论如何他仍是个绝妙的故事叙述者，只是有些时候被过分地高估了。与现实紧密联系的小说肯定能得到更多的关注，这就是他成名的策略。他已经达到了自己想要的高度，他的作品甚至会永世流传。波拉尼奥是独立于官方文化的名望战略家。我没读过《2666》，我买不起这么贵的书，也找不到谁能借给我看看，不过我的一个朋友说书里有不少对学院派的批评。我不清楚波拉尼奥的教育背景是怎样的，反正他总是吹嘘自己自学成才。好在他书确实读得多，这是个事实。”
门德斯坚持将现实以下主义描述成一种态度，而不是针对某些话题的某种立场，因为他认为他们这个团体里的成员各不相同。
“我们对任何事情的看法都不一致，无论是关于女人，还是关于政治，我们唯一一致的是想要推翻官方文化的主张，因为它们一直以来都在伤害我们，并且从未停止这种伤害，我们反对的是那些所谓文人，所谓作家，一群不学习不工作不进步的蠢货，他们只会亵渎我们的语言。”
“我与波拉尼奥十几岁就认识了，那是青春最初的几年，我那时还在读中学，已经放弃了想做消防员和宇航员的梦想，转而想成为画家、诗人或是电影制片人。1976年的墨西哥城有1500万人口，但是游荡在这座城市里的诗人彼此熟识。我们会去听同一场演讲，去参加同一个聚会，关系自然就熟络起来。我应该见过罗贝托七八次，每次见面都以争吵结束，那个年代这很正常，当然，我所说的争吵也包括动手啊。”
说这话的是散文家、诗人何塞·马利亚·埃斯皮那萨(19)。他对自己和波拉尼奥之间争执的描述像极了巨蟒剧团(20)电影里的场景。一边是“罗贝托躲在捍卫他的诗人的身后，而另一边则是我藏在捍卫我的诗人的背后。显然，勇气这玩意不是现实以下主义者所拥有的特质。”他说。(21)
“我通常都是在哈瓦那咖啡馆见到他，我们坐在不同桌。我认识一些当时参加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诗歌工作坊的年轻人，之后他们也都加入了现实以下主义运动。我们总是争执不断。我所支持的团体一直着魔般地崇拜着奥克塔维奥·帕斯。而现实以下主义者呢，也总是着魔般地与我们交战，来反对伟大的帕斯。尽管如此，我们所欣赏的墨西哥以外的作家几乎是相同的。我们都会背诵朱塞培·翁加雷蒂(22)或者海梅·吉尔·德·别德马。是他们让我们这些年轻人超越了对立，形成了某种同谋关系。当然，我们也为了姑娘们而争执。为了在参与聚会的姑娘们面前成为主角，我们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争夺战。”
罗贝托和布鲁诺·蒙塔内离开墨西哥后，何塞·马利亚·埃斯皮那萨就与他们失去了联系，但他还是经常能与马里奥·圣地亚哥见面。
“罗贝托去西班牙之后，这个团体就解散了。他的光环持续了一段时间，但也渐渐消散，直到《荒野侦探》的问世，使他成了现实世界的神话。
“于我而言，真正的罗贝托就是从小说里走出来的人物。他所出版的一系列小说都讲述着完美的故事，但因为是小说，似乎没有达到原本应有的目的。当然了，我们很难针对波拉尼奥展开辩论，因为你无法离开环境来判断他的文本价值，也无法摆脱虚构来理解他的情感价值。奇怪的是，他在二十岁左右就有了这种极具魅力的特质，并且伴其一生。
“我认识青年罗贝托时，他留着长发，总是咧着嘴。但是他走后流传的一些照片里只能看到他忧郁的身影，我想当时他身边的那群朋友大体上都变得像他一般忧郁：卡拉·里皮(23)的雕塑艺术，胡安·帕斯科在编辑方面的构思（据我所知，他也是罗贝托的第一位编辑、第一位出版商），还有那些追随罗贝托坚守着现实以下主义的诗人。罗贝托俨然已成为拉丁美洲文学界一颗灿星，而他也是我年少时就相识的朋友，只不过离我越来越远。也许无意中，我曾试图区分他的这两种身份（就我而言），期待在两种情况下都能和他维持持久的情感联系。
“最初创立《文学日志》和《远征》两本杂志的时候，我们这些作家无疑都对帕斯饱含崇拜之情，当然，批判的态度也不会少。还有另外一些群体，诸如创办《前庭》(24)杂志的那群人，更是令人钦佩。此外，所有人对埃夫拉因·韦尔塔的崇拜，代表着一种坚定的信仰，即诗歌必须更加即时，必须对当下有更多的批判，必须更加直接，并且少些理性的阐释。但三十年后的今天再回头看，这些观点似乎是有问题的。
“像马里奥·圣地亚哥这样一个写出类似《从海德格尔的学生到马克思的追随者》这种诗歌的诗人，你怎么能称他是反知识分子的人呢？拜托，海德格尔才不会写即时又狂野的诗歌。
“我们这些创办《文学日志》的人，抑或是参加翠鸟出版社工作坊的人，都来自一所西班牙流亡者的学校。我们都是中产阶级家庭出生，而现实以下主义派的诗人则都来自工人阶级家庭。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说到底我们都是一样的，否则我们无法解释胡安·维尧罗和罗贝托这样的人怎么会成为朋友，毕竟他们来自完全不同的两个阶层。
“罗贝托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作家，他的小说中会有很多重复之处，他从不精心设计结构，一切就这么突然地出现在高潮里，他不控制叙事的节奏，所以我更喜欢他的故事。作为‘爆炸后’文学第二代的代表，他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他对生命的渴望渗透在字里行间，因此他不能停笔。他对自己的文字从不编辑，也不重写，似乎缺乏自我审视的能力。无论如何，波拉尼奥的文学才能现在已经无须讨论了。需要讨论的是穿梭在虚构人物和现实自身的波拉尼奥与拉丁美洲的环境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他作为作家是如何被看待的。波拉尼奥出生的时候，一些拉美的文学巨匠已经离开了人世，比如聂鲁达、帕斯、博尔赫斯等，而恰巧当时对巴尔加斯·略萨、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等作家的认可尚有争议，因为大家同意他们的一些观点，同时也反对他们的另外一些看法。罗贝托似乎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启示。”
埃斯皮那萨将波拉尼奥的作品列为自己的最爱，他还对《荒野侦探》的影响力和同时期的《跳房子》进行了比较。他说：“还有哪位作家的成熟程度能够超越胡里奥·科塔萨尔吗？你应记得自己曾多么喜欢《荒原狼》，你却再没有办法完整地读它一遍。有些文字会在生命的某个特定的时间打动我们。在罗贝托的作品里，总有种无故却又清晰的反叛，看你用什么视角去观察它。他全身心地将12年的痛苦投入狂热的写作中，似乎不想留下任何剩余的笔墨。他很聪明，我从未想过他会写些杂文评论，然而他最终也做到了。他的为数不多的杂文当然没法和他的小说或者诗歌在质量上相提并论，这也证实了他写杂文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全方位的写作能力。你不能让他‘停下来想想自己在写些什么’，因为这样他就没办法继续写作了。”
埃斯皮那萨记忆中的波拉尼奥非常骄傲，在争吵中绝不会轻易认输，所以往往最后都会动手。一旦发现没法胜利，他就会痛批对方，激怒他们是他非常擅长的事情。
“毫无疑问，他确实读了很多书，但是当他发现有谁和他读了同样多的书时，他会很吃惊，毕竟他没法再以师长的身份来面对这个人。他用这些知识，用所有自己读过的东西，来在朋友面前呈现自己优越感。他的骄傲似乎体现在当年他对超现实主义革命重生的追求；20多岁的年轻人抨击着阿纳托尔·法朗士。类似的举动，包括一次在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讲座上，他在观众席起身叫喊想要阻止活动的进行。现实以下主义者都有些幼稚，但同时也散发着无穷的魅力。
“有一次我们在拉戈之家举行读书会，当时有一名参与者叫罗贝托·比利亚里诺，是我的朋友，现在已经去世了，他常写些比较严肃的诗歌，不是说不好，只是都过于严肃。他读到了自己的一首诗：‘文字赋予了事物姓名，罗贝托不是我的名字。’这时候有人从观众席向他吼道：‘当然不是你的，那是我的名字。’那是波拉尼奥。当时我笑得前仰后合，那绝对是打断一首严肃诗歌的绝妙时机。当然，罗贝托·比利亚里诺也非常生气，但你能怎么办呢？”
这就像一个20岁的年轻人拿起吉他弹了几个和弦，不可能立马就变成约翰·列侬。在埃斯皮那萨看来，现实以下主义者都不是真正的作家。这群人里，他唯一觉得有文学才能的只有布鲁诺·蒙塔内和罗贝托·波拉尼奥。
“我也很喜欢马里奥·圣地亚哥，但我不觉得他是个好诗人。他的诗集现在已经问世了，作为他的旅行伙伴，我应该为他写些什么，但我不会给出类似‘一个讲述人生的诗人’这样的评语。人们不应该被年轻人的幻象迷惑。我们所有人都期待青春永驻，期待永恒与不朽，然而一个人所谓‘永恒’的时间不过三四年。你总会到了一个年纪，因为膝盖疼痛，连马路都没办法自己过。文字一样会疼痛，文学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不是说变好还是变坏，只是会变化而已。”
墨西哥女作家卡门· 博洛萨在20世纪70年代认识了罗贝托·波拉尼奥，当时所有人都想成为诗人。青年人将自己的文学生活开展在咖啡馆和公共阅读会上，去聆听奥克塔维奥·帕斯讲述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有着相同的着装，我们是后嬉皮时代人士，是一个诗人的团体，我们所有人都很相似，却自认为分属两个群体：我们的偶像是奥克塔维奥·帕斯，我们称和我们不同的一派是‘斯大林派’，他们那一派崇拜的是埃夫拉因·韦尔塔。我自己是属于奥克塔维奥·帕斯一派的，我们这派认为自己优雅精致，但实际上，生活中不过就是些穿着露趾凉拖和瓦哈卡(25)传统T恤的年轻人。‘斯大林派’则认为我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因为我们的吃穿用度都是统一风格。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波拉尼奥，当时我已经读过胡安·帕斯科帮他出版的第一本诗集，胡安也帮我出版了一本长诗集。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在一群人中间，我当时挺害怕那群人，因为他们的行为举止真的挺吓人的：他们干扰别人读诗，起哄，嘘声不断，甚至挑起骂战。20年后再见到波拉尼奥，是在维也纳，我们被邀请去聊聊流亡生活，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当时为什么要答应这个活动，实际上我也没聊流亡的事儿，而是谈了谈当今每个人都是异乡人的感悟。他也没聊流亡，只是读了一段有关小说的非常温和的文字。从那时起，我们渐渐成了好友，大概是1998年或是1999年的样子。”
如果让你闭上眼睛，你脑海里闪现的关于波拉尼奥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这太难回答了，第一印象应该是年轻的波拉尼奥吧，那个充满好奇心的波拉尼奥，那个我在现实以下主义诗人的聚会上认识的波拉尼奥，那个六亲不认的波拉尼奥，那个甚至想“斩首”奥克塔维奥·帕斯，认为他阻碍了自己发展的波拉尼奥。他根本不想要一个所谓导师，他要成为自己的导师。他不是我的朋友，应该是我的敌人。这就是波拉尼奥给我的第一印象，我们这些人都是些蓬头垢面的诗人，趿着橡胶的露趾凉拖，如同后嬉皮时代人士，衣冠不整。唯独波拉尼奥，会穿着熨烫过的衬衫。和妈妈住在一起的波拉尼奥，穿着熨烫平整的衬衫，披着一头长发，叛逆的内核和学生气的打扮都是他的一部分。当然，我心底也有和我非常亲密的波拉尼奥，但那样的他，不是我第一印象中的他，这也许只能怪他自己吧，怪他太过神化自己的青春，当然，也有我的原因，我记忆里他青春时的那些年对我的影响太大，那是我不断打造自己成为作家的关键时期，整日沉浸在颤动的、诚实的、坚定的文学世界里。
所以你当时并不喜欢他？
我挺害怕他和他的朋友们的，不是不喜欢，而算是一种恐惧吧。说实话，我并非不喜欢他们的诗作。相反，我很欣赏罗贝托·波拉尼奥在胡安·帕斯科的翠鸟出版社出版的长诗。胡安·帕斯科就像是现实以下主义者和我们这些帕斯追随者中间的纽带。帕斯派总是张开双臂欢迎女性作家，而埃夫拉因·韦尔塔一派则容不下女性。待在帕斯派一边，我很舒服，而对面的人也同样安于待在他们的那一派。我曾经害怕他们，是因为当时的我年轻而脆弱。我第一次宣读自己的诗歌，是在拿萨尔瓦多·诺沃艺术奖时，当年拿奖的还有达里奥·加利西亚和维罗妮卡·沃尔科，他们都是波拉尼奥很亲密的朋友。当时我非常紧张，因为我知道这种场合往往会有现实以下主义的诗人在台下叫喊着抵制并加以干扰。但那天的情况是，我在甘地图书馆发表了讲话，他们也在场，没有起哄，也没有打断我。
那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你眼中可爱的波拉尼奥呢？
我是在很多年后才又遇见了罗贝托·波拉尼奥，那时候他已经出版了《荒野侦探》，而我也早已读过了这部反映我的城市和我那一代人面貌的著作。我在维也纳碰到了他，很快便一拍即合，毕竟当时我们都是作家了。我们还彻夜长谈，他跟我聊他的孩子们，聊他的老婆，他的情人，我也是。我们甚至一起流泪，那绝对是炽热的一夜。第二天，我们一起出去散步，继续着我们的聊天。之后在另一次作家的聚会上，我又看见了他。我们那时每天都互发消息，写长长的邮件，他总是写得比我更长，罗贝托无疑是很好的通信人。再然后，我去他家看他，认识了卡罗利娜。我们在马德里见过，在巴黎见过，在他去世前的三天也见过，我们是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们互相都知道彼此心底的一些秘密，就算把我舌头割下来，我也不会告诉别人。
从文学的角度出发，你怎么看待罗贝托·波拉尼奥现象呢？
罗贝托·波拉尼奥是独一无二的，他所属的世界在我看来非常有条理。我认为他应当能与许多大家相提并论，比如奥克塔维奥·帕斯，比如他自己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读的何塞·阿古斯丁，还包括很多英语文学巨匠。罗贝托是个“贪婪”的读者。《2666》绝对是一部杰作，因为它，罗贝托有了名声，也出现了波拉尼奥现象。而这种现象在我看来也有它痛苦的一面，其实这也是文学的残酷。如果波拉尼奥没有走的话，他的这种现象并不会这么风靡。读者和评论界的人总是倾心于英年早逝的文人，或者说他们钟情于这种牺牲，这种浪漫的离世，而我对此真的很反感。我反感，是因为我很早就认识罗贝托了，是因为他于我而言是非常亲密的朋友，是因为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接受他已经离开的事实，所以说实话，我对现在的这种“噬尸”文化感到不满。另外一件激怒我的事情是，很多人坚持说波拉尼奥不是拉丁美洲的作家，或是说他是拉丁美洲唯一的作家。波拉尼奥是自己的精神导师，所有自尊自重的作家都是这样，只能说波拉尼奥在文学上比他的同行更加闪耀些。所以，我不喜欢这种对死亡的礼拜，也不喜欢“去智利化”或是“去墨西哥化”的波拉尼奥。如果波拉尼奥的肝脏移植手术成功了，他可能还和我们一样，继续写着那些很棒的小说。也许他获得的掌声并不会像现在这般多、这般响。我真的不喜欢这点。我也不喜欢在他已经无法给出回复的今天，发生在他身边的所有这些事。波拉尼奥算是专业的斗士，如果他还在，肯定已经和不知道多少人争执不休，甚至自我隔离，疏远别人，他还会创造自己所需的混乱，为自己打造出可以继续写作的昏暗空间。只能说人们太快地把他变成一尊雕塑了。
你所说的波拉尼奥的拉丁美洲同行们是指谁呢？
波拉尼奥绝对是高水平的作家，他却不是像博尔赫斯那样思考问题，博尔赫斯在写作中完全不会涉及色情，而波拉尼奥则毫不避讳。所以呢，在我看来，他俩之间没什么共同点。有些英语世界的作家认为，博尔赫斯和波拉尼奥很相似，那是因为他们没读过什么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我认为波拉尼奥的作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知道如何去搭建与人类或是与其他作家沟通的桥梁，而不是独立于世。他和塞萨尔·巴列霍对话，和萨尔瓦多诗人罗基·达尔顿交流：波拉尼奥的文学作品里埋藏着他对其他作家的致敬。
他的文学力量会不会只影响一代人，比如现在的年轻一代？还是说一定有更深远的影响？
我认为所有人都会读他的作品，无论在哪个年代。
你的作品中有波拉尼奥的影响吗？
我和波拉尼奥很不一样。我很尊重他，他也很尊重我，我们是一代人，都在墨西哥城成长，但我们的文学作品完全不同。
比如一些玩笑和幽默、一些讽刺，当然不至于到愤世嫉俗的地步，总有些相关性吧……
我不清楚，我之前的书里也都有讽刺啊。对我来说，我和波拉尼奥属于同一个年代，这很显而易见，读他的作品，我也很开心。我看《荒野侦探》的时候，就觉得这是本与我非常贴近的小说，应该说它属于我会涉及的领域，但我绝不会写出类似的作品。事实证明，波拉尼奥是受何塞·阿古斯丁和埃夫拉因·韦尔塔这一流派的影响，你可以说是“去文学”派，但《荒野侦探》对波拉尼奥来说是个转折点，自此他的小说似乎开始改变了派别。在我看来，他是始于“斯大林派”的作家，最终却完完全全沉迷于奥克塔维奥·帕斯的影响中。
美国人现在是如何看待波拉尼奥的呢？
我不是特别清楚。我只知道波拉尼奥现象风靡美国，我也说了，部分原因是他已经离开我们了，英年早逝的作家的牺牲带来了这种局面吧。美国很多人都崇拜他。前不久，我参加了一次致敬波拉尼奥的活动，真的来了很多人。乔纳森·勒瑟姆(26)也在，他也是美国人的偶像，他写了一篇很重要的关于波拉尼奥的文章。事实是波拉尼奥确实给英语世界带来了些很不一样的东西，毕竟他来自一种他们不了解的文化，所以人们习惯于把他和博尔赫斯进行比较。
也许《荒野侦探》改变了美国人看待拉丁美洲的方式吧……
可能吧，虽然我并不完全认同这种观点。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这类创作了纷繁复杂的世界的作家，他向大家展示的也不是千篇一律的拉丁美洲。我也不认为美国人印象中的拉丁美洲都是千篇一律的。说实话，我不知道他们所想象的拉美是怎样的，但我觉得不可能都是同一幅画面。不过我敢肯定的是，美国人对拉美真的不了解，也有着很深的偏见。我们拉美在美国人的心里地位很低，我们只是些来自香蕉国的人而已。即便是在宣扬对波拉尼奥的爱与崇拜里，我也能感受到一丝偏见，因为他已经离开了，而且离开时太过年轻，所以他们才接受他，爱他，崇拜他。他们甚至还杜撰一些关于他的流言，比如波拉尼奥吸毒什么的，这点我真的非常生气，拜托，怎么可能……
你刚才提到了乔纳森·勒瑟姆，他写的那篇关于波拉尼奥的文章，你觉得有什么不妥吗？
这个吗，实际上，乔纳森·勒瑟姆把波拉尼奥归于他俩都很喜欢的英语作家流派中了。不过，勒瑟姆和波拉尼奥是完全不同的作家，他俩没什么共同点，流淌着不同的血液，有着不同基因。即便他们有一丝丝相似，那也是勒瑟姆夸张地制造出来的，因为他完全不了解波拉尼奥的背景，将他归类于“垮掉的一代”的作家，而他并不是。波拉尼奥是什么？他其实只是一只精通文学的动物。
对于像加西亚·马尔克斯或者卡洛斯·富恩特斯这样的已经成名的拉丁美洲作家来说，波拉尼奥的存在是不是也挺烦人的？
我想在波拉尼奥试图为自己创造空间的时候，他是非常想把这些作家从他的地图上驱赶出境的。我感觉这些作家确实不喜欢波拉尼奥，因为他没有附和他们或者歌颂他们。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波拉尼奥没尊重这些前辈，那为什么他们要尊重他呢？波拉尼奥的做法就像是一条小狗撒了泡尿，画出自己的圈子。而他们之间，就像是小狗们争夺领地一样。
对你来说，波拉尼奥是个完美的诗人吗？
不是。我眼中的诗人波拉尼奥就像个泥瓦匠，在工地里为小说家波拉尼奥运送砖瓦和水泥。但我对诗人波拉尼奥很感兴趣。我从纽约图书馆挽救回了一本之前从未读过的波拉尼奥的书，一本写得非常糟糕的书，但是从书里我已经看出了《荒野侦探》最初的架构。这就是波拉尼奥在诗歌当中的所得，为小说，为叙事文学而描画初稿，但他确实不能算一个标准的诗人。有一天，他给了我一本他的诗集。我读后告诉他：“这本书还不错哦。”他打断我：“你很清楚它很烂，我不是诗人，我肯定是些别的什么。”
“我住在孔德萨区一栋楼的顶层，每天早上吃完早饭后，我就会在屋子中间的桌子上开始阅读、写作、翻译。一边工作，一边喝很多咖啡。家里的门永远开着。应该是1975年的一个早晨，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蓄着长发、身着风衣的男人，他叫我：‘比森特·安纳亚！’‘在呢。’我回答道。‘我是个天才！’那是罗贝托·波拉尼奥。‘我也是天才，进来吧。’他坐了下来，喝了杯咖啡，我们开始聊了起来。”
诗人、散文家、翻译家何塞·比森特·安纳亚1947年出生于墨西哥奇瓦瓦州。1997年，他开始主编文学杂志《阿尔福尔哈》，创立了属于自己的文化研究机构。他条理清楚，有着非凡的创造直觉，同时坚守自己的原则，植根于反传统文化的思想中。他也是1968年学生抗议运动的见证者。
第一次一起喝咖啡的时候，波拉尼奥告诉安纳亚自己刚从智利回来，正在到处寻找“反对维持现状”的诗人，找真正反叛和具有批判性的诗人。
“我的一位诗人朋友，路易斯·安东尼奥·戈麦斯，给了他我的信息，让他来找我。我俩很快就惺惺相惜。之后我们开始一起参加聚会，分享各自有趣的生活方式，虽然我年龄比罗贝托要大些。每周总有些派对可以参加，比如在玛拉·拉罗萨(27)家，或者在我的小公寓里，要么就是布鲁诺·蒙塔内和他的父母在市中心的住所。”
从聚会到现实以下主义团体的发展过程，也就几步之遥。而从现实以下主义的诞生到他们第一份宣言的发布，也没过几个工作日。宣言里规定了团体活动的原则指南。
诗人们聚在一起聊诗，筹划接下来的活动：出版一本团体成员的诗集小册子，或者把成员们的作品推荐给报纸的文化副刊，组织阅读会……
“想想我和罗贝托·波拉尼奥之间的友谊，我们确实有很多的共同点，但不可否认，从一开始起，我俩之间就已存在很多分歧。”何塞·比森特·安纳亚承认。
“关于现实以下主义者的宣言，我刚开始是想建议大家都写下自己的想法。我的主张就是呼吁反抗和叛乱，甚至是引发混乱。如果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团体成员之间又能表现出可以接受彼此的看法，即便事实并非如此，这会是件很有趣的事儿。波拉尼奥直截了当地否定了我的建议。他很坚定地说不行，他说他是唯一一个明白什么是现实以下主义的人，所以应该他来写宣言。那次会议结束时，我们也没能达成最终共识。事实上，后来是我和马里奥·圣地亚哥没经过波拉尼奥的同意就把宣言写好了。”
1975年末，三个版本的现实以下主义宣言同时出现：罗贝托·波拉尼奥的版本，马里奥·圣地亚哥的版本，还有何塞·比森特·安纳亚的版本。
“尽管这三个版本各不相同，但我高兴的是它们合起来的效果不错。必须要提的还有团体的名字——现实以下主义，这是罗贝托起的。我主张叫生命主义。波拉尼奥给我解释现实以下主义这个名字，说它和科幻、黑洞有关，和穿越现实以下的层面有关，我觉得非常有吸引力。我们被说服了，现实以下主义，这是对团体来说最好不过的名字。”
哈瓦那咖啡馆，在我们这群现实以下主义者到达之前，有一个传统，并且延续至今，那就是周围工作的记者、编辑都会在这里聚会。当年，这群人中就有胡安·塞维拉，他用自己做记者的薪水出版了八位现实以下主义诗人的文选《热鸟》(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