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年开始，有一件新鲜事开始发生：萨缪尔坐在课堂上，无论鲍尔斯小姐在教什么——美国历史、乘除、语法——都勤勤恳恳、详详细细地做笔记，认真思考课堂内容，努力理解它们，担心鲍尔斯小姐随时有可能叫他起来，就她刚讲完的内容向他提问，事实上她确实经常这么做，而且还会嘲笑回答错误的同学，在接下来的一小时中建议他们回五年级去，而不是赖在六年级。萨缪尔聚精会神地听讲，绝对不让大脑溜号，坚决禁止自己去想女孩，或者做任何与女孩有任何关系的事情，但这件事依然会发生。刚开始是某种暖意，一阵刺痒，就像别人即将挠你痒痒时你的感觉，一种可怕的期待感。然后你忽然意识到了某个身体部位的存在，这个部位迄今为止只是背景的一部分，只是我们关注焦点之下的某种感觉，就像衣物两肩的布料、袜子的衬底、胳膊肘此刻放在哪儿。绝大多数时候，这部分身体都在焦点之外。但最近，天晓得为什么，他的阴茎会突然竖起，发生频率远远超过萨缪尔的意愿。在课堂上，在课桌前，它会宣告自己的存在。它顶着他的裤子，进而顶着本学区统一尺寸的课桌那坚不可摧的金属底面。问题在于，这种升起、肿胀和压迫虽然让他苦闷，但纯粹从肉体的角度来说，却非常令人愉悦。他希望它消失，同时也不希望。
鲍尔斯小姐知道吗？她能看见吗？她知道课堂上每天都有几个男孩陷入幻想、表情呆滞吗？因为他们的神经系统载着他们魂游天外。她就算看见了，也什么都没说。她也从不叫处于这种状态的男孩起立回答问题。对鲍尔斯小姐来说，这似乎仁慈得非同寻常。
萨缪尔望向挂钟：离课间休息还有十分钟。他觉得裤子太紧了。他觉得自己被卡在了座位里。有关女孩的景象不由自主地在眼前闪现，脑海里积累的这些画面都是他不小心在这儿那儿瞥见的片段：商场里一个女人弯下腰，乳沟一闪而过；女孩在餐厅坐下，小腿、裙底和短暂亮出的大腿内侧；最后又多了一个画面：贝萨妮在她的房间里，坐得笔直，两膝并拢，身穿薄棉布裙，小提琴抵着下巴，她望着他，绿眼睛仿佛猫科动物。
下课铃声响起，他假装课桌里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找不到了。等其他人都走出教室他才起身，要是有人看见，会觉得他的动作像是一个没套呼啦圈的人在缓慢地转呼啦圈。
孩子们排成一队走向操场，步伐坚定而缓慢，但身体里积蓄的能量已经濒临爆炸，十一岁的身躯在鲍尔斯小姐威严的目光下直挺挺地坐了几个小时。他们不发出任何声音，贴着走廊最右侧排成一队前进，经过教职员工贴在白色水泥墙上的标牌，其中有一两个传达的是学习真有趣！之类的信息，但绝大多数都是严格的行为指示：手脚别乱动；只准小声说话；请勿奔跑；耐心等待；使用礼貌用语；请勿浪费厕纸；先吃再说话；注意餐桌礼仪；尊重个人空间；有事请举手；点到再发言；排队；犯错就要道歉；遵从教导；正确使用肥皂。
对大多数学生来说，他们在学校接受教育仅仅是买一赠一的赠品。对他们来说，学校的首要任务就是教你在学校里举止得体。让自己适应学校那些苛刻死板的规矩，比方说，定时上厕所。没有什么比学生的大小便更受到严格管制的了。想搞到一张如厕许可单，你必须经历一整套复杂的仪式，你首先要低声下气地请求，说服她相信你确实有这个紧迫的需要，而不是企图溜出去抽烟喝酒吸毒，然后她才会开出一张足有美国宪法那么长的许可单。她会写下你的姓名、离开时间（详细到秒）和——最恐怖的——你要去干什么（也就是大号还是小号），接着她会命令你大声朗读许可单背后的文字，那些文字列举了你的“权利和限制”，主要有你离开课堂的时间不得长于两分钟，承诺只靠着走廊右侧行走，径直去离教室最近的卫生间，不和任何人交谈，不在走廊里奔跑，不进行任何破坏，不在卫生间里进行任何违法行为。然后你必须在许可单上签字，听着鲍尔斯小姐向你解释你刚签订了一份契约，破坏契约的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绝大多数时候，孩子们瞪大眼睛听她训话，心惊胆战，跳着不安的憋尿舞步，因为计时已经开始，鲍尔斯小姐多宣讲一秒契约法，宝贵的两分钟就会被多扣去一秒，因此等他们终于走进走廊，就只有大约九十秒可以去卫生间、完成任务并返回教室了，同时不能奔跑，而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另外，你每周顶多只能得到两张许可单。
然后还有饮水机的规定：课间休息回来后，学生在饮水机前喝水的时间只有每人三秒钟——本意大概是想让孩子理解合作和无私——可是，一群孩子刚刚趁着课间休息疯狂地发泄完积累多时的焦虑，回来时当然一个个气喘吁吁加筋疲力尽，再加上最近热浪来袭，而他们又极少被允许中途去上厕所，因此这些浑身臭汗、被太阳晒伤、热得几乎中暑的孩子一整天只能靠几个短短的三秒钟补充水分。这对学生来说是一种不讲理的双重难题，假如他们在课间休息消耗掉了能量，就需要在干渴和疲惫中熬完一天，假如不去消耗，到下午三四点就会陷入过度活跃的状态，几乎肯定会因为行为不当而惹上麻烦。于是大多数学生趁着课间休息拼命玩耍，然后在短短的三秒钟内灌下尽可能多的水。一天结束，他们会变成一具具了无生气的脱水僵尸，这正是鲍尔斯小姐要的效果。
就这样，她俯视着他们，大声读秒，每个孩子数到三就必须抬起头，下巴滴着水，摄入的水分对潮热得可怕的中西部夏季来说还差得很远。
“太扯了，”排队的时候，毕晓普对萨缪尔说，“你看好了。”
轮到毕晓普了，他趴在喷水口上，揿下按钮，直视鲍尔斯小姐的眼睛，鲍尔斯小姐数着：“一。二。三。”见到毕晓普没有停止喝水，她又说了一遍“三”，语气变得更重，但毕晓普还是没有停下，她说：“你喝完了。下一个！”这时大家已经看明白了，毕晓普打算喝到他舒服为止，在排队的大多数孩子看来，毕晓普根本没有在喝水，而是让凉丝丝的水流过嘴唇，他依然直视鲍尔斯小姐的眼睛，到最后她终于意识到这个转学生不是不知道校规，而是在直接挑战她的权威。她对挑衅的回应是摆出强硬的姿势——双手叉腰，抬起下巴，用降了一个八度的声音说：“毕晓普。你给我停下。立刻。”
毕晓普用毫无生气的厌倦表情看着她，这个表情实在太胆大包天、太难以想象了，排队的孩子纷纷瞪大眼睛，发狂般地哧哧怪笑，因为毕晓普再过两秒钟就要挨板子了。一个人胆敢如此藐视校规，下场必定是挨板子。
这个板子很有名。
板子就挂在校长办公室的墙上，全校最热衷于执行纪律的人就是校长，他不幸名叫劳伦斯·拉奇[1]，却是个矮小而肥胖得出奇的男人，体重几乎全长在腰部以上，双腿瘦得皮包骨头，但上半身硕大无朋。他看着像是一个鸡蛋插在筷子上。你忍不住要担心他的脚腕和胫骨会像铅笔似的折断。他的板子是一块约八厘米厚的木板，宽度如两张作业纸拼在一起，上面钻了十几个小洞。孩子们猜想钻洞是为了符合空气动力学，能让他挥得更快。
他打板子以力量而闻名，也以能产生足够力量的技法而闻名。举例来说，那股力量曾经震碎了布兰德·博蒙德的眼镜，这段史实见于六年级学生的口头，据说拉奇一板子打在博蒙德的屁股上，无比巨大的力量顺着可怜孩子的身体传导，震碎了他厚如瓶底的眼镜。拉奇能够巧妙地转移重心，打出摧枯拉朽、连运动员也比不上的恐怖一击，堪比职业网球手时速二百二十公里的一发得分重炮。没错，偶尔会有父母抱怨校长这原始的惩罚体系，但既然打板子是预防和矫正行为不检的终极手段，因此极少会被动用，绝对不会引起家长教师会的声讨。知道屁股有可能遭受毁灭级痛击，连最顽劣的孩子在学校里都会多多少少地保持安静，尽量压低嗓门，陷入提心吊胆的半痴呆状态。（家长有时候会向老师抱怨他们回到家里就会一阵一阵地抽风犯多动症，老师总是平静地点点头，心想：关我屁事。）
每个老师对反叛行为都有自己的标准，过了一定的时间点就不再容忍下去。对鲍尔斯小姐来说，十二秒就是这个时间点。毕晓普在饮水机上趴了十二秒。他盯着鲍尔斯小姐看了十二秒，对她的命令充耳不闻，最后她终于忍无可忍，揪住毕晓普的衬衫使劲一拉，她抓住的是他靠近脖子的位置，衣服开线的声音响彻教室，有一瞬间毕晓普被她提着离开了地面，她押着他走向拉奇校长那恐怖的办公室。
孩子挨完板子通常是这么回来的：送走十到二十分钟后，教室门会被轻轻敲响，鲍尔斯小姐过去开门，拉奇校长站在门口，一只大手按着学生的背部，学生小脸通红，淌着鼻涕，啜泣不已。刚挨过板子的学生都是同一副面容：板着脸，脸颊湿漉漉的，眼睛擦得通红，鼻涕流个没完，垂头丧气。反叛的劲头不见了，故作勇敢的架势也没了。就连最吵闹、最想引人注意的男孩在这一刻似乎也想蜷缩在课桌底下死个一了百了。然后拉奇会说“我看这位同学准备好回来上课了”，鲍尔斯小姐会说“希望他得到了教训”。就连只有十一岁的孩子也能理解这段对话纯粹是演戏，两名成人不是在互相交谈，而是在说给孩子们听，很容易听懂的言下之意是别过线，否则你就是下一个。挨板子的孩子会得到许可返回座位上，第二轮惩罚随即开始，因为坐在本校区的硬塑料椅子上会使他早已肿胀、如伤口般敏感的屁股感到剧痛，按照他们的说法，就像又在挨板子似的。于是孩子在座位上凄惨地掉眼泪，鲍尔斯小姐会说“对不起，我没听清。你对我们在讨论的问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孩子会摇头表示没有，神态是那么可怜、颓丧、凄惨，全班学生都知道鲍尔斯小姐只是想让大家看见他在哭，用消极攻击的手段进一步让他感到尴尬和羞耻。公开地，当着他的朋友的面。鲍尔斯小姐的残忍是她那些性别不清的蓝色套头衫都难以容纳的。
那天，所有人都在等待毕晓普回来。他们非常兴奋，迫不及待地想要接纳他——经过这场洗礼，现在他知道他们都经历过什么了。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了。于是他们等待着，准备迎接毕晓普归来，原谅他的哭泣。十分钟过去了，然后是十五分钟，就在时间来到十八分钟的时候，不可避免的敲门声终于响起。鲍尔斯小姐夸张地说：“会是谁呢？”然后将粉笔放在黑板底托上，大步走过去开门。他们站在门外，毕晓普和拉奇校长，但她震惊了，全班同学都震惊了，因为毕晓普不但没有哭，反而在明明白白地微笑。他似乎很高兴。看不出痛苦或受伤的迹象。拉奇的手没有放在毕晓普背上。事实上，校长站在毕晓普的一米开外，就好像这孩子携带着什么传染病。鲍尔斯小姐盯着拉奇校长看了几秒钟。拉奇没有按平时的剧本说毕晓普可以回来上课了，而是用士兵谈论战争的漠然语气说：“好了，让他回去吧。”
毕晓普走向他的座位，所有的孩子望着他过去坐下，他特地跳起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恶狠狠地抬起头，像是在问：还有谁想来让老子难受一下？
这幅景象留在了目睹这一刻的所有六年级学生心里。他们中的一员走进最严酷的成人世界却得以凯旋。从此再也没有人找过毕晓普·福尔的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