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人们常会看见圣心学院的校长拖着沉重的双脚，沿着威尼斯村里唯一的道路短距离散步，时间通常选在太阳刚落山的时候，他缓慢而小心地移动庞大的重量，就好像双腿随时有可能化为齑粉。他手里的拐杖是新购置的物件，校长似乎很喜爱拐杖为他增添的那份威严。说来也是难以置信，这么简单的一根拐杖居然能给他佝偻的身躯和痛苦的跛行带来那么大的帮助。校长如今像个高贵的负伤者了，像个战争英雄。拐杖杆是橡木质地的，抛光成光润的黑檀色。顶部固定珍珠手柄的白镴轴环上刻着浅浮雕花纹。见到他添置了拐杖，邻居纷纷松了一口气，因为拐杖使校长的痛苦不再那么显而易见，他们也就不再必须问他感觉怎么样了，于是就避免了又一场有关病痛的对话。这个话题在过去六个月间聊得实在无法再聊了。校长已经向所有邻居讲述了他的病痛，他那种神秘的病症，没有任何医生能够确诊，没有任何药物能够治愈。症状在整个街区早就家喻户晓：胸口发紧，呼吸急促，大量出汗，难以控制地分泌唾液，腹部抽筋，视觉模糊，疲劳，没精打采，全身虚弱，头痛，眩晕，食欲缺乏，心率缓慢，皮肤底下的肌肉怪异地不自觉抽搐和起伏，要是在交谈时恰好犯病，他就会向邻居展示那恐怖的画面。症状往往在中午或子夜突然出现，持续四到六小时后像变魔术似的自行消失。说到病况的细节，他坦诚和直白得令人惊愕。他的语气就像经历了灾祸般重病的那种人，绅士对体面和隐私的追求被病痛蚕食得干干净净。他会描述他既要呕吐又想腹泻时考虑孰先孰后是多么难以取舍。邻居频频点头，紧张地微笑，尽量不让表情泄露听他说这些有多么恶心，因为他们的孩子在上圣心学院（事实上，威尼斯村所有的孩子都在圣心学院上学），而校长能动用一些神秘关系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校长打个电话给普林斯顿、耶鲁、哈佛或斯坦福的招生负责人，就能把一个学生的入学概率提高大概百分之一千。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所以只能忍受校长惟妙惟肖地描述医疗过程及其对身体的影响，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在投资孩子的教育和未来。因此，对，他们知道他无数次的求医旅程，他看过各种昂贵的专科医师，过敏科、肿瘤科、消化内科、心血管外科，知道他的核磁共振、CT扫描和令人不快的组织切片研究结果。每次他都要开同一个玩笑，说他到目前为止花得最值的一笔钱就是拐杖。（就拐杖本身而言，所有邻居都不得不同意它确实精妙绝伦。）他坚持认为最好的治疗就是出门活动，所以他每晚外出散步，每天在后院的盐水热浴缸里泡澡两次——早晨一次，晚上一次——他说这是他人生中所剩无几的乐趣之一。
有些心眼不那么好的邻居私下里认为，他每晚出门散步不是为了健康，而是为了逮住一个人抱怨个把小时的机会，因为他实际上是个寻求同情的混球暴君。他们不会对其他人这么说，顶多告诉自己的配偶，因为他们知道这话听起来有多么自私、无情和没人性，某种神秘怪病确实在折磨校长，给他的肉体和精神带来了可怖的痛苦；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确实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感觉他们受到了侵犯，因为他们被迫听校长讲述那些事情。那些夜晚，他们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深陷重围，整整六十分钟被拴在校长身旁，好不容易才能摆脱他，躲回家里的娱乐室，尝试从晚上剩余的时间里挤出一丁点儿乐趣。他们打开电视，新闻在报道又一场该死的人道主义危机，在某个荒凉的国度又发生了内战，受伤的难民或挨饿的儿童出现在画面里，苦涩的愤怒在他们胸中油然而起，因为这些儿童侵犯和毁坏了他们一整天仅有的放松和私有时间。邻居们这时候会有点义愤填膺：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很艰难，却没有人愿意听他们抱怨。每个人都有难题，他们为什么不能闭上嘴悄悄地处理掉呢？不麻烦别人？有点自尊好不好？为什么非要把所有人都牵涉进来呢？搞得好像邻居能帮助你似的。内战又不是他们的错。
当然了，他们不会大声说出这些话。校长也不可能怀疑他们有这种念头。不过，住得离他最近的邻居已经养成习惯，他们会关掉家里的灯，坐在朦胧的暮色中，直到看见他走过去。其他人会趁着校长还没开始散步的时候出门去餐厅吃饭。街区尽头的几户人家避而不见的技艺日趋完美，因此校长有时候会一直走到死巷的尽头，敲开福尔家大门问能不能进来喝杯咖啡，萨缪尔第一次得到许可在毕晓普家过夜那天就是这样。
他第一次在外过夜。他父亲开车送他，在威尼斯村厚重的青铜大门前停车时，他显然惊呆了。
“你朋友住在这儿？”他问。萨缪尔点点头。
门卫请他父亲出示驾驶执照，填写表格，签署弃权声明书，解释来意。
“我们又不是要进白宫。”他对门卫说。这不是开玩笑。他的语气里有怨恨。
“有什么抵押物吗？”门卫问。
“什么？”
“你没有事先得到过批准，所以我需要抵押物，以免发生物品损坏或人身伤害。”
“你以为我会干什么？”
“这是规定。有信用卡吗？”
“我才不会给你我的信用卡。”
“暂时的。我刚才说过了，仅用于抵押。”
“我只是来送我儿子，送到就走。”
“你儿子要留在这里？”
“对。”
“哦，那就可以了。”
“什么可以了？”
“作为抵押。”
父亲开车向前走，保安驾着高尔夫小车跟着他。父亲放下萨缪尔，搂了他一下，说“乖乖的”和“有事打电话给我”，憎恶地瞪了一眼保安，回到车上。萨缪尔目送父亲和高尔夫小车沿着威尼托路开远。他抱着背包，里面有过夜的衣服，最底下是他在购物中心为贝萨妮买的磁带。
今晚他要把礼物送给贝萨妮。
福尔全家都在，毕晓普、贝萨妮、他们的父母，他们在同一个房间里等他，萨缪尔第一次看见他们全家同时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但房间里还有别人，这个人坐在钢琴前，萨缪尔认出了他：校长。将毕晓普开除出圣心学院的校长，此刻在贝森朵夫小型三角钢琴前，占据了琴凳上的全部空间。
“你们好。”萨缪尔说，打招呼的对象不是某个特定的人，而是房间里的所有人。
“所以你就是他在新学校里的朋友了？”校长说。
萨缪尔点点头。
“那就好，很高兴看见他融入了集体。”校长说，评论的是毕晓普，却是对毕晓普的父亲说的。毕晓普坐在带软垫的古董木椅里，显得有点渺小。就好像校长的庞然躯体挤占了这个房间。他属于身体与脾性完全相符的那种人。嗓门大。身体大。他庞大地坐在那里，双腿分得很开，胸膛向外凸出。
毕晓普坐在离校长最远的地方，他抱着胳膊盘着腿，蜷成愤怒的一小团。他缩在椅子的最里面，像是想躲进去或与椅子融为一体。贝萨妮坐得离钢琴比较近，和平时一样笔直地坐在椅子边上，脚踝交叉，双手搁在大腿上。
“咱们继续！”校长说，转身面对钢琴，抬起一只手搁在琴键上，“不许作弊。”
贝萨妮从钢琴前转开脸，径直望着萨缪尔。萨缪尔胸口发紧，她的视线蕴含着巨大的电流。他按捺住望向别处的冲动。
校长弹了一个音符，强硬，黑暗，低沉，萨缪尔能在身体里感觉到它。
“是个A。”贝萨妮说。
“正确！”校长说，“再来。”
又一个音符，这次靠近最右侧，纤细的叮咚一声。
“是个C。”贝萨妮说，依然盯着萨缪尔，面无表情。
“又对了！”校长说，“来个稍微有点挑战性的。”
他同时按下三个琴键，声音刺耳而难听，像是幼儿在胡乱敲打钢琴。贝萨妮的视线略微松开了一瞬间，就仿佛意识暂时离开身体，眼神变得呆滞而遥远，但她立刻恢复了正常，说：“降B，C，升C。”
“了不起！”校长欣然鼓掌。
“我能走了吗？”毕晓普说。
“什么？”他父亲说，“你说什么？”
“我能走了吗？”毕晓普说。
“你似乎应该学一学怎么说话。”
毕晓普终于抬起头，望着父亲的眼睛。他们对视了令人不安的几秒钟。“能允许我告退吗？”毕晓普说。
“好的，可以。”
来到游戏室，毕晓普明显不想说话。他把《导弹指令》插进雅达利游戏机，板着脸一言不发，将火箭弹射上天空。玩了一阵，毕晓普越来越生气，说：“去他妈的，咱们看电影。”他开始播放一部他们看过好几遍的电影，讲一群少年抵抗俄军突袭，保护家园小镇。看了二十分钟，贝萨妮打开门，钻进房间。
“他走了。”她说。
“很好。”
每次近距离看见她，萨缪尔都不敢相信他的胃里居然能翻腾成这样。甚至是此时此刻，他的内心正在挣扎，不确定自己究竟应不应该待在这儿，毕晓普无疑想一个人待着，萨缪尔不知道他该怎么办，一直在琢磨要不要打电话叫父亲来接他，尽管有一肚子古怪的情绪，但看见贝萨妮走进房间，萨缪尔依然高兴得像是上了天，就仿佛她抹除了所有次要的东西。萨缪尔不得不克制住冲动，没有伸手触碰她，搅乱她的头发，拍打她的胳膊，拨弄她的耳垂，总之就是男孩恫吓他们所爱女孩的那些青春期举动，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在用他们知晓的唯一方式进行身体接触，却蛮横得像是一个个小原始人。但萨缪尔对此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知道这不是长期相处的良好策略，所以他坐在他平时坐的豆袋沙发上一动不动，希望贝萨妮会再次在他身旁坐下。
“他是个混球，”毕晓普说，“死他妈胖子混球。”
“我知道。”贝萨妮说。
“他们为什么放他进来？”
“因为他是校长。还有呢？因为他有病。”
“太讽刺了。”
“要是他没病，也就不会出门乱走了。”
“有个词专门形容这种事：讽刺。”
“你没有懂我说的，”贝萨妮说，“要是他没病，你就不会见到他了。”
毕晓普坐起来，对姐姐皱眉道：“你到底什么意思？”
贝萨妮站在那里，双手放在背后，啃着或者咬住腮帮子，每次她聚精会神就是这个样子。她的头发绾成马尾辫。她的眼睛绿得能刺穿身体。她身穿着裙摆渐变成白色的黄色太阳裙。
“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贝萨妮说，“要是他没病，就不会出来散步，你也不会看见他了。”
“我不太喜欢你想说的意思。”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萨缪尔说。
“没什么。”他们用双胞胎特有的那种异口同声说道。
三个人在不自然的沉默中看完那部电影，美国少年成功击退俄国侵略者，结尾的大团圆不像平时那样喜气洋洋，因为某种怪异的紧张气氛和不言而喻的冲突感淹没了整个房间，萨缪尔觉得就像他在家里和正在冷战的父母共进晚餐。电影结束，毕晓普的父母来叫孩子们准备睡觉，他们洗脸刷牙换睡衣，萨缪尔被领进客房。正要关灯的时候，贝萨妮轻轻敲门，脑袋伸进萨缪尔的房间，说：“晚安。”
“晚安。”他说。
她看着萨缪尔，迟疑了一瞬间，像是还有话想说。
“那时候是在干什么？”萨缪尔说，“前面在钢琴边。”
“哦，那个，”她说，“客厅戏法。”
“你在表演？”
“算是吧。我能分辨一些东西。有人觉得很了不起。我父母喜欢向客人炫耀。”
“什么东西？”
“音符，音高，振动。”
“钢琴的声音？”
“所有声音。钢琴最简单，因为每种声音都有一个名字。但我能听清所有声音。”
“‘所有’是什么意思？”
“每个声音实际上都是许多个声音的组合，”她说，“三和弦，和声。音质，泛音。”
“我不明白。”
“敲墙。拍玻璃瓶。鸟叫。轮胎摩擦街道。电话铃声。洗碗机的转动。万物之中都有音乐。”
“你能从所有这些里听见音乐？”
“我们家的电话音有些刺耳，”她说，“每次一响我就不舒服。”
萨缪尔拍了拍墙，听着声音：“我只听见砰的一声。”
“比砰的一声要复杂得多。你听。尽量分隔单独的声音。”她使劲敲了敲门框。“有木头发出的声音，但木头的密度并不均匀，因此会有几个不同音高的声音，彼此非常接近，”她又敲了一下，“此外还有黏合剂的声音，周围墙壁的声音，墙里空气共振的嗡嗡声。”
“你全都能听见？”
“它们就在这儿。加起来听上去像是砰的一声。这种杂音像是棕色。你把水彩调料盒里所有的颜色化在一起，得到的就像这个声音。”
“我听不见你说的那些。”
“真实世界的声音比较难听清。钢琴经过调律，但房屋没有。”
“太厉害了。”
“大多数时候很烦人。”
“为什么？”
“唔，比方说鸟叫。有一种鸟，唐纳雀，叫起来大概是吱-叽里-叽里-叽里。明白吗？一种夏鸟。”
“嗯。”
“但我听见的不是叽里叽里，而是降A大调的第三音和第五音。”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是一个C平滑换成降E，舒伯特的一首独奏曲里有它，柏辽兹的一部交响乐里也有，还有莫扎特的一部协奏曲。因此只要这种鸟开始鸣叫，就会引出以上所有乐句。在我的脑海里。”
“真希望我有这个本事。”
“不，千万别。非常可怕。会毁灭你周围的一切乐趣。”
“但你的脑袋里有音乐，而我的脑袋里只有担心。”
她微笑道：“我只想能够一觉睡到早晨，但我的窗外有一只唐纳雀。我希望能关掉它。或者关掉我的脑袋。反正两者之一。”
“我有东西要给你，”萨缪尔说，“一件礼物。”
“是吗？”
“购物中心买的。”
“购物中心？”她困惑道，但等她想到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她顿时露出了笑容，“噢！购物中心！对。”
萨缪尔从背包里翻出盒带。它亮闪闪的，塑料包装依然紧紧地裹着它。萨缪尔忽然发觉这是个多么小的东西——尺寸和分量都像一摞扑克牌。太小了，他心想，不可能像他希望的那样充满意义。惊恐攥住他的心灵，他以最快的速度将盒带塞给贝萨妮，动作又快又重，免得自己临阵退缩。“就是这个。”他说。
“这是什么？”
“给你的礼物。”
她接过盒带。
“在购物中心买的。”他说。
在他最近的白日梦里，贝萨妮此刻会绽放欣喜的笑容，搂住他，表达她多么不敢相信和惊讶于他选择了这么完美的礼物，说他肯定从内心深处了解她，知道她的脑袋里在想什么，他和她志趣相投，也有一个热爱艺术的灵魂。然而逐渐出现在贝萨妮脸上的不是这种表情。她的眼角和额头渐渐皱了起来，就是人们努力理解难以听懂的含混口音时的那种困惑表情。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她说。
“非常现代的东西，”他重复收银员的话，“超越时代。”
“真是不敢相信，居然会有人录制这部作品。”她说。
“他们录了十次！”他说，“同一部作品，录了十次。”
贝萨妮放声大笑。这个笑声表达的不是萨缪尔渴求的感激和爱意。不，这个笑声让他忽然知道了，由于某个他不明白的原因，他做了蠢事。他缺少一点最关键的信息。
“有什么好笑的？”他问。
“这部作品，”她说，“其实是个玩笑。”
“什么意思？”
“它完全，呃，完全是沉默。”她说，“整部作品就是……沉默。”
他盯着她，没有听懂她的意思。
“这部作品没有音符。”她说，“钢琴师只是坐在钢琴前，什么都不做。”
“他怎么可能什么都不做？”
“他只是坐在那儿数拍子。然后就结束了。这部作品就是这样的。真是不敢相信，居然有人录制这部作品。”
“录了十次。”
“其实算是个恶作剧。非常有名。”
“所以整盘磁带，”他说，“都是空白的？”
“我猜这也是玩笑的一部分。”
“该死。”
“不，很好，”她把盒带抱在胸口，“谢谢你，真的，你想得非常周到。”
非常周到。萨缪尔一直在想她说这句话的样子，哪怕是她离开后很久，他已经关灯，用毯子盖住全身和脑袋，蜷成一团哭了一小会儿。无情的现实驱散白日梦的速度是多么快啊。他在黑夜里苦涩地想着他的期待，想着结果怎么会如此事与愿违。毕晓普不想看见他，贝萨妮反正无所谓。礼物是个失败。破灭的失望，他心想，这就是希望的代价。
他大概想着想着就睡着了，因为几小时后他醒来时依然在毯子底下蜷成一团，热得浑身是汗，毕晓普在黑暗中摇醒他：“醒一醒，跟我来。”
萨缪尔晕晕乎乎地跟着他。毕晓普叫他穿鞋，叫他爬出一楼电视室的窗户。萨缪尔在半梦半醒间迷迷糊糊地照着做了。
他们来到室外，毕晓普说：“跟我走。”他们在彻底的黑暗和寂静中爬上威尼托路的缓坡。大概是凌晨两点，也许三点，萨缪尔不确定。这个时间透着一种诡异的沉寂——没有声音，没有风，甚至感觉不到大自然的存在。偶尔能听见草坪洒水头启动的咔嗒声，还有校长家热浴缸的呜呜运转声。自动、机械的声响。毕晓普走得很专注，好像还有点傲慢。他此刻的步态与他们在树林里玩战争游戏时截然不同，他没有躲在树木背后或钻进灌木丛，不让身影暴露在敌人面前。此刻他走得正大光明，就走在马路中央。
“给你，用得上。”他说，递给萨缪尔一副蓝色塑胶手套，就是做园艺活儿的那种手套。戴在手上松垮垮的，肯定属于毕晓普的母亲。手套向上拉到萨缪尔的肘部，每根手指都有两三厘米的活动空间。
“到了。”毕晓普说，领着萨缪尔来到校长家附近的一个地方，茂盛的草坪与野生树林在这里相接。草坪上有一根金属柱，高度与他俩的身高差不多，顶上有一方白色盐砖，表面光滑，有一些棕色斑点。盐砖顶上是个黄铜固定碟。毕晓普伸手抓住固定碟，想把它扭下来。
“帮我一把。”他说，两个男孩使劲拽固定碟，最后总算弄松了它，发出的吱嘎一声在寂静中犹如枪声。在这么近的距离上，气喘吁吁的萨缪尔能闻到这东西散发着野生动物的气味，但盐砖本身还散发出另外一种气味，类似硫黄的臭鸡蛋味。他离柱子很近，能看见固定在半中腰的标牌：危险。有毒。请远离。
“毒死野鹿的就是这东西，对吧？”萨缪尔说。
“抓住你那一边。”
他们将盐砖从柱子上搬下来。它沉重和致密得惊人。他们抬着盐砖走向校长家。
“我好像不想这么做。”萨缪尔说。
“快到了。”
他们走得很慢，像消防员似的抬着那块沉重的灰色盐砖，他们绕过校长家的游泳池，爬上通往热浴缸的两级台阶，浴缸冒着蒸汽，水流在缓慢旋转，底部亮着一盏蓝色小灯。
“扔进去。”毕晓普用下巴指了指热浴缸。
“我好像不想这么做。”
“数到三。”毕晓普说，他们向前荡，然后向后荡，一次，两次，三次，松手。他们将盐砖扔进浴缸，盐砖溅起一团水花，随即消失在水里，紧接着传来低沉的咚的一声，它落在了浴缸底部。
“干得好。”毕晓普说。他们望着沉到水底的盐砖，闪闪发亮的水扭曲了它的影像。“到早上就化掉了，”毕晓普说，“谁也不会知道。”
“我想回家。”萨缪尔说。
“走吧。”毕晓普抓住他的胳膊，两人沿着马路向回走。来到毕晓普家，他打开电视室的窗户，然后停了下来。
“想知道当时在校长室发生了什么吗？”毕晓普说，“我为什么没有挨板子？”
萨缪尔尽量憋住眼泪，用睡衣袖口擦鼻涕。
“其实非常简单。”毕晓普说，“你必须明白一点，每个人都有他害怕的事情。只要你能搞清楚这个人最害怕什么，你就能随便摆布他了。”
“你做了什么？”
“他拿起他的板子，明白吗？然后他叫我趴在桌上，明白吗？于是我脱掉了裤子。”
“你什么？”
“我解开皮带，脱掉裤子，外裤内裤全脱掉。我光着下半身对他说，‘喏，这是我的屁股。想要吗？’”
萨缪尔瞪着他：“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问他喜不喜欢我的屁股，要不要摸一摸。”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然后他就变得很奇怪了。”
“是吧。”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叫我穿好裤子。然后就送我回去上课了。就这样。简单吧！”
“你怎么会想到要这么做的？”
“总之，”毕晓普说，“今晚谢谢你帮忙了。”他爬进窗户。萨缪尔跟着他，穿过黑洞洞的屋子，回到访客卧室，爬上床，然后又爬下床，找到卫生间，洗手，三次，四次，五次。他无法判断手指上的灼热感觉来自毒盐还是他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