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站在母亲的公寓门口，手放在微微打开的门上，让自己做好推开门的准备，但他觉得他做不到。“别害怕。”他母亲曾经说。她最后一次对他说出这几个字是二十多年前，自从那天早晨以后，他就有被母亲的鬼魂纠缠的感觉，他总是想象她就在附近，隔着一段距离监视他。他偶尔会检查窗户，在人群中寻找她的面容。他每时每刻都在琢磨他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样子，尤其是在他母亲眼中，有可能正望着他的母亲。
但她并没有在看他。萨缪尔花了很久才把她从各种念头中去掉。
她一直是一段沉睡的记忆，直到此刻，他努力让自己冷静，恢复镇定，在脑海里重复昨晚扫视那些网站时读到的建议：从头开始。不要互相侮辱。保持边界。慢慢来。建立你的支持网络。还有最重要的，首要的第一戒律——你的父亲或母亲很可能与你记忆中的那个人迥然不同，准备好接受这个事实。
确实如此。她不一样了。萨缪尔走进她的公寓，看见她坐在厨房旁的宽大木桌前，像接待员似的等着他。桌上有三杯水，还有一个手提箱，桌旁有三把椅子。她坐在桌前看着他，没有笑容，对他的出现毫无反应，只是双手放在大腿上静静地等待。从前的棕色长发变成了军人般的严肃短发，如今的银色更像一顶浴帽，而不是真正的头发。她的皮肤褶皱属于失去了大量体重的那种人，胳膊底下、嘴角和眼角都是皱纹。这些皱纹出乎他的意料，他意识到他在想象中从未设想过母亲也会衰老。她上身只穿了一件黑色背心，瘦削的肩膀和细瘦的上臂尽收眼底。他不得不提醒自己，她今年已经六十一岁了。他忽然担心她是不是没饭吃，然后又惊讶于自己居然会这么想，会为她感到担心。
“请进。”她说。
没有任何其他声音。他母亲的公寓有那种弥散性的寂静感，这在城市里非常罕见。她望着他。他也望着她。他没有坐下。此刻他无法忍受自己这么靠近她。她张开嘴，像是想说话，但没有发出声音。他的意识一片空白。
就在这时，另一个房间里传来了声音：冲马桶，水龙头拧开又关上。卫生间的门开了，一个男人走出来，他穿白色系扣衬衫、棕色领带和棕色正装裤，两种棕色不完全相同。他看见萨缪尔，说“安德森教授，你好！”，向萨缪尔伸出湿漉漉的手。“我是西蒙·罗杰斯，”男人说，“罗杰斯与罗杰斯事务所的，你母亲的辩护律师，咱们通过电话。”
萨缪尔看着男人，一时间有点迷糊。律师露出愉快的笑容。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削，但肩膀宽得出奇。他的棕色头发剪得很短，因为男性发际线的提前后退而难以避免地变成了缺乏艺术感的M形。萨缪尔说：“见面需要律师在场？”
“很抱歉，这是我的主意，”男人说，“我坚持要在客户录证词时在场。这是我服务的一部分。”
“这又不是录口供。”萨缪尔说。
“从你的角度看不是，然而你并不是被录口供的那个人。”
律师拍了一下巴掌，慢吞吞地走向桌子。他啪的一声打开手提箱，取出小采访机放在桌子中央。衬衫贴合他肩膀的曲线，在其他部位却松垮垮的，萨缪尔意识到，这让他看起来像个穿了老爸衣服的孩子。
“我在此的角色，”律师说，“是保护客户的利益，包括法律、信托和情感方面。”
“是你求我来的。”萨缪尔说。
“没错，先生！有一点很重要，请记住，咱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你答应写信给法官，解释你母亲为什么值得宽恕。我的任务是帮你写上述这封信并确保你来这儿没有——怎么说呢？——歹意。”
“难以置信。”萨缪尔说，但他不确定哪一样更难以置信：是律师怀疑萨缪尔图谋不轨，还是律师居然猜对了。因为萨缪尔根本不想写信给法官。他今天来是为了履行他和佩里温克尔的合约，搜集他母亲的丑事，最终公开羞辱她以换取金钱。
“今天这次见面的意图，”律师说，“首先是帮你理解你母亲的行为，她勇敢地抗议了怀俄明州的前州长。其次，阐述她为什么是个了不起的人。其他一切，先生，都完全在我们的关注范围之外。想喝水吗？果汁？”
费伊始终沉默地坐在那儿，不参与对话，但依然完全占据了萨缪尔的脑海。他对她的警觉就好比她是一颗就在附近但他不知道具体位置的地雷。
“咱们坐下好吗？”律师说。他们也在费伊那张桌子前坐下，一张方桌，用经历过日晒雨淋的木板做成，它们的前生多半是围栏或谷仓的一部分。三个杯子在软木杯垫上淌着冷凝水。律师坐下后整了整领带，领带是红棕色的，与偏可可色的裤子形成对比。他把双手放在手提箱上，微微一笑。费伊还是以中立、超脱、冷漠的眼神望着前方。她看上去和这套公寓一样严峻、简洁和荒芜。公寓是一个长方形大房间，向北的一排窗户对着芝加哥市中心的摩天大楼。雪白的墙壁光秃秃的。没有电视。没有电脑。家具简单而质朴。萨缪尔注意到这儿没有任何物品需要通电，就仿佛她删去了生命中所有不必要的东西。
萨缪尔在她对面坐下，点点头，就像他在街上对陌生人点头那样：下巴稍微向下压了压。
“谢谢你能来。”她说。
又点点头。
“你过得好吗？”她问。
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盯着她看了一会儿，他希望自己的表情投射出了钢铁般的决心和冷酷。“挺好，”他最后说，“还挺好。”
“那就好，”她说，“你父亲怎么样？”
“他好得很。”
“大家都好就好！”律师说。“既然咱们已经问候完了，”他紧张地打个哈哈，“不如咱们就开始吧？”他的额头上冒出了小滴汗珠。他不由自主地拉了拉衬衫，衬衫不完全是白色的，而是某种洗过许多次导致的灰白色，腋窝底下有两块泛黄的地方。
“那么，安德森教授，先生，现在是个非常理想的时刻，你可以就咱们今天最重要的议题开始提问了。”律师伸出手，按了一下萨缪尔和他母亲之间的采访机上的一个按钮。机身上的小二极管发出了令人安心的蓝色。
“你要问我什么？”萨缪尔说。
“你母亲对暴政发起的勇敢抗议，先生。”
“哦，对。”萨缪尔望着她。在这么近的距离下，他发觉他很难接受面前就是他曾经认识的那个女人。她似乎失去了以前所有的柔软之处——柔软的长发，柔软的手臂，柔软的皮肤。一个更坚硬的新躯体取代了所有那些。萨缪尔能看见她下颚部肌肉的轮廓。她锁骨掀起的波纹横贯胸口。她手臂二头肌的隆起线条。她的胳膊就像用来系船的粗绳。
“好的，好吧，”萨缪尔说，“你为什么要那么做？为什么要向派克州长扔石头。”
他母亲望向律师，律师打开手提箱，取出一张纸，这张纸有一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他把纸递给费伊，她逐字逐句朗读。
“就本人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和怀俄明州前州长谢尔顿·派克——以下简称‘州长’——所采取的行动，”她说，清了清喉咙，“本人在此做证、主张、宣誓、证明并严肃澄清，本人朝州长所在方向抛掷小石子的行为，无论如何都不该被解读为伤害、攻击、致伤、打击、致残、致畸或毁损的企图，或者激发对伤害威胁或与州长及小石子可能意外击中的任何人的攻击性接触的合理担忧，本人同样无意于对目击或受到本人纯粹政治性和象征性举动影响的任何人造成情感忧虑、伤痛、痛苦、悲伤、愤怒或创伤。本人的行为只是对州长的法西斯政治主张的必要、自发、膝跳反射式反应，反应的产生时间、地点和方式不是本人可控制的，不以意志为转移，州长的极端右翼、拥护枪支、拥护战争、拥护暴力的政治论调将本人置于异乎寻常且实质性的胁迫压力之下，以至于构成了对本人肉体形成确实伤害的合理认定。我同样相信州长对法律和秩序的无情迷信和拥护暴力的姿态意味着他认可有暴力因素的开玩笑行为，正如参与由通过性虐追求性满足的人士认可免除刑事和民事责任的肉体打击。本人选择小石子作为本人象征性抗议的载体，是因为本人没有运动天赋、没有犯罪背景、没有受过投掷球类运动的训练，因此本人投掷极小石块造成的危险仅代表最低限度的伤害，因此小石子绝对不是危险、致命或攻击性武器，本人使用它也绝非为了有目的、有认知、蓄意疏忽、有威胁性、不顾后果或漠视人类生命地造成肉体伤害。本人的目的仅仅、完全、彻底、在所有方面全部是政治性的，为了传达一种既不煽动也不挑衅而且不造成明确危险的政治言论行为，这种象征性的言论类似于抗议者通过亵渎旗帜或毁坏纸版画像等合法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的行为。”
费伊把那张纸放回桌上，动作小心而谨慎，就好像那是一件易碎品。
“好极了！”律师说。他的脸涨红了，与先前的苍白有着微妙但不难注意到的区别，萨缪尔会将那种颜色形容为塑料娃娃的乳黄色。他的额头上挂着大滴大滴的汗珠，就像在非常炎热的日子里粉刷外墙时鼓起的气泡。“这个方面咱们已经全厘清了，现在休息一下吧，”律师关掉采访机，“不好意思。”他说，起身走向卫生间。
“他总是这样，”费伊说，目送他离开，“他似乎每隔五到十分钟就要上一次厕所。这是他的套路。”
“到底是为什么呢？”萨缪尔说。
“我猜他是去卫生间擦汗了。他这个人水淋淋的。但他还做了一些牵涉到使用大量厕纸的事情，我不确定具体是什么。”
“说真的，”萨缪尔抓起那张纸看了看，“我完全没听懂你在说什么。”
“他的脚也特别小。你注意到了吗？”
“费伊，你听我说，”他说，两人都因为他对她直呼其名而微微一怔，这是他第一次这么做，“这到底是在干什么？”
“呃，好吧。按照我的理解。我的案子极度复杂。很多项暴力威胁指控外加几项殴打指控。重度。一级。我猜我吓坏了公园里的一大帮人——这是暴力威胁指控——但石块只打中了其中几个——这是殴打指控。还有其他指控，让我想一想”——她扳着手指一一细数——“扰乱治安、公开猥亵、妨害治安、拒捕。检察官强硬得异乎寻常，我们猜是出于法官的鼓动。”
“查尔斯·布朗法官。”
“就是他！顺便说一句，重罪殴打罪名的判决从三百个小时的社区服务到二十五年的监禁都有可能。”
“这个范围还真是宽。”
“法官在判决上有很大的行动自由。所以你知道你要写一封信给他，对吧？”
“对。”
“最好写得非常好。”
冲马桶的哗哗声，卫生间的门开了，律师笑容可掬地回来，在裤子上擦干手。费伊说得对：萨缪尔从没见过成年男性长着这么小的脚。
“棒极了！”律师说，“进展很顺利。”他走路时是如何维持小脚和宽阔肩膀之间的平衡的？他就像是一座颠倒的金字塔。
律师坐下，用手指在手提箱上敲打节奏。“那么，第二部 分！”他说，他又打开采访机，“咱们的新话题，先生，是你母亲为什么是个优秀的好人，因此不该进监狱面对最高可达二十五年的刑期。”
“这种可能性并不真的存在，对吧？”
“应该是的，先生，但我希望能够考虑到每一种可能性，原因显而易见。那么，你愿意听一听你母亲的慈善奉献事迹吗？”
“我更感兴趣的是她过去这二十年都在做什么。”
“公立学校，先生。她在公立学校做了很多非常了不起的工作。还有诗歌？请允许我告诉你，她是一位真正的艺术推广大使。”
“这部分对我来说有点棘手，”萨缪尔说，“不好意思，我说的是‘优秀的好人’这整个部分。”
“这是为什么呢，先生？”
“唔，我该怎么对法官说？她是个值得尊敬的人？一个了不起的母亲？”
律师微笑道：“正是如此。一点不错。”
“我认为我没法发自肺腑地说出这种话。”
“为什么不能？”
萨缪尔的视线从律师转向母亲，然后回到律师脸上：“你是认真的？”
律师点点头，依然在微笑。
“我母亲在我十一岁的时候抛弃了我！”
“是的，先生，您大概不难想象到，有关她个人生活的这一丁点儿信息应该尽可能避免让公众知道。”
“她毫无先兆地抛弃了我。”
“也许，先生，为了咱们的目标着想，先生，您不该认为是你母亲抛弃了你，而是暂时离开你，为了在比正常时间而言稍长一些的时间后重新收养你。”
律师打开手提箱，拿出一本小册子。“事实上，就寻找有可能的收养家庭和确保其孩子享受一个足够积极的成长环境而言，”他说，“你母亲做了大量法律功课，远远超过绝大多数生身母亲。从某个特定的角度来看，我愿意说她在此事上的勤勉程度可被视为远超一般水平。”
他把小册子递给萨缪尔。亮粉红色封面上有几张多元文化家庭的微笑照片，最顶上用气泡框出“你就被收养了！”这几个字。
“我没有被收养。”萨缪尔说。
“字面意义上的没有，先生。”
律师又在出汗了，皮肤上一层亮晶晶的薄膜很像清晨时分你在地上见到的露水。他腋窝下出现了两团水渍，沿着袖子逐渐扩散。就仿佛水母正在慢慢吞噬他的衬衫。
萨缪尔望向母亲，母亲耸耸肩，像是在说：你打算怎么办？她背后向北的成排窗户外，灰色的西尔斯大厦高耸于雾霾遮蔽的远处。西尔斯大厦曾经是全世界最高的建筑物，但现在不是了，甚至掉出了前五之列。说起来，连它的名字都已经不是西尔斯大厦了。
“这儿很安静。”萨缪尔说。
他母亲皱眉道：“什么？”
“没有车声，没有人声。与世隔绝。”
“哦，住房市场崩溃时，开发商正在翻新这幢楼，”她说，“放弃开发的时候，他们只装修完了几套单元。”
“所以你一个人住在这儿？”
“往上两层楼有一对夫妻。波西米亚艺术家那种。我和他们差不多互相视而不见。”
“听起来很孤独。”
她盯着萨缪尔的脸看了几秒钟。“挺适合我。”她说。
“知道吗？忘记你这件事我做得挺好的，”萨缪尔说，“直到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
“是吗？”
“是的。可以说你已经差不多被忘干净了，直到本周。”
她露出微笑，望着面前的桌子——一个内向的笑容，意味着她想到了一些只有她自己知道的事情。她用手掌扫过桌面，像是在擦灰尘。
“我们所想象的忘记其实不是忘记，”她说，“严格地说，我们不可能真的忘记任何事情。我们只是失去了找回去的路。”
“你在说什么？”
“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她说，“有人研究了记忆的工作原理。一组生理学家、分子生物学家、神经学家，他们尝试搞清楚我们的记忆储存在哪里，好像发表在《自然》杂志上，要么就是《神经元》，或者《美国医学会杂志》。”
“你的日常消遣读物？”
“我感兴趣的领域很多。总而言之，他们发现我们的记忆是个物理存在。比方说，你能看见储存每段记忆的细胞。机制是这样的：首先，你有一个初生的、没有被碰过的干净细胞。然后细胞受到电刺激，改变形状，受到损毁。这个损毁本身，就是记忆。一旦产生就不会消失。”
“真有意思。”萨缪尔说。
“现在仔细想来，我很确定是《自然》杂志。”
“你是认真的吗？”萨缪尔说，“我在这儿袒露我的灵魂，你在说你读到的一项研究？”
“我喜欢其中的寓意，”费伊说，“另外，你并没有在袒露你的灵魂。现在还差得远呢。”
律师清了清喉咙。“不如咱们说回正题吧？”他说，“安德森教授？先生？您愿意直接开始你的询问了吗？”
萨缪尔站起身。他走了一步，然后又一步。靠近沙发的墙边有个小书架，他走向书架。察看书架的时候，他能感觉到母亲的视线落在背上。书籍以诗歌为主，主要是左翼诗人艾伦·金斯堡的作品。他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在找有他那篇著名短篇的杂志。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已经因为没有找到而感到了失望。
他转过身：“我来说说我想知道什么吧。”
“先生？”律师说，“您离开麦克风的拾音范围了。”
“我想知道你这二十年都在干什么。还有你离开我们之后去了哪儿。”
“这个，先生，似乎完全不在我们的询问范围之内。”
“还有你在1960年代做的所有事情。被捕。他们在电视上说你——”
“你想知道那些是不是真的。”费伊说。
“对。”
“我是不是激进分子？有没有参加过抗议活动？”
“对。”
“我有没有因为卖淫被捕过？”
“对。1968年你有一个月行踪不明。我一直以为你当时在艾奥瓦州老家，和弗兰克外公一起等老爸复员回家。但其实并不是。”
“对。”
“当时你在芝加哥。”
“对，待了很短一段时间。然后就离开了。”
“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哈——哈！”律师说，在手提箱上敲了一通鼓点，“我认为咱们走得好像有点远了，对吧？咱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
“但还有其他的问题，对吧？”费伊说，“更重要的问题？”
“我们会说到那些问题的。到时候。”萨缪尔说。
“等什么呢？咱们现在就敞开了明说吧。来，你问我好了。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
“先从照片说起。1968年你在抗议现场拍的那张照片。”
“但你来这儿不是为了那个。问你真正的问题吧。你来找我真正想搞清楚的事情。”
“我来找你是为了写求情信给法官。”
“不，不是。来吧。问你的问题吧。”
“那是另一码事。”
“你就问吧。别磨蹭。”
“并不重要。没有意义——”
“我同意！”律师插嘴道，“与主题无关。”
“闭嘴，西蒙，”费伊说，然后直视萨缪尔的眼睛，“这个问题是一切。是你来这儿的原因。现在你就别东拉西扯了，快问吧。”
“好吧。随便你。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抛弃我？”
话刚出口，萨缪尔就觉得泪水涌上来了：你为什么抛弃我？这问题折磨了他一整个青春期。他经常对别人说她死了。别人问起他母亲，说她死了反而更简单。假如他说出真相，他们就会问她为什么离开和她去了哪儿，而他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他们会奇怪地看着他，就好像那都是他的错。她为什么抛弃他？这个问题让他夜复一夜无法入睡，直到他学会忍受和否定它。此刻提出这个问题，以前的情绪忽然就突破了封锁：羞耻、孤独、自怜。它们吞没了这个问题，他还没说完最后一个字，喉咙就开始发紧，他觉得自己离哭泣仅有一步之遥。
萨缪尔和他母亲，互相打量了好一会儿，直到律师隔着桌子凑到她耳边说了句什么。她的挑衅似乎开始消退。她低头望着大腿。
“咱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律师说。
“我认为我有资格得到一些答案。”萨缪尔说。
“咱们还是回到您那封信上来吧，先生？”
“我不指望能和你变成好朋友，”萨缪尔说，“但回答几个问题呢？这个要求很过分吗？”
费伊抱起双臂，似乎蜷缩回了自己体内。律师望着萨缪尔，等他开口。他额头的汗珠逐渐变大膨胀，随时有可能掉进他的眼睛。
“《自然》杂志上的那篇文章？”费伊说，“关于记忆的那一篇？真正触动我的地方在于，记忆是被编码写进大脑这块肉里的。我们所了解的过去确实被印刻在我们身上。”
“好的，”萨缪尔说，“你想说的重点是什么？”
她闭上眼睛，揉搓太阳穴，萨缪尔回想起童年的记忆，这个姿态代表不耐烦和恼怒。
“不是明摆着的吗？”她说，“每一段记忆实质上就是一道伤疤。”
律师啪的一声合上手提箱：“好吧！我看咱们就谈到这里吧！”
“你没有回答我的任何一个问题，”萨缪尔说，“为什么离开我？你在芝加哥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当它是个秘密？你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
费伊终于望向他，她浑身上下的坚硬忽然消融。她的眼神就是她离开的那天早晨看萨缪尔的眼神，脸上满是哀伤。
“对不起，”她说，“我不能说。”
“我需要答案，”萨缪尔说，“你甚至不能想象我有多么需要。我需要知道。”
“我已经说完了我能说的一切。”
“但你什么都还没说呢。求你了，你为什么离开？”
“我不能说，”她说，“我的隐私。”
“隐私？说真的？”
费伊点点头，望向桌面。“我的隐私。”她重复道。
萨缪尔抱起双臂。“你逼着我提出我的问题，然后你说那是你的隐私？去死吧。”
律师在收拾东西，关掉采访机，汗珠掉在衬衫衣领上。“非常感谢，安德森教授，谢谢你的努力。”他说。
“我以为你不可能变得更卑鄙了，费伊，但恭喜你，”萨缪尔说着站起身，“说真的，你是前辈高手。你是恶人大师。”
“咱们保持联系！”律师说，他赶着萨缪尔走向前门，用一只湿漉漉热乎乎的手推他的后背，“咱们保持联系，看看该怎么推进下去。”他打开门，陪着萨缪尔走出去。他额头上的汗珠有霰弹那么大，衬衫的腋窝处已经湿得耷拉下来了，就好像在那儿倒了一杯影院级的饮料。“我们热烈期盼能早日看到你写给布朗法官的信，”他说，“祝你今天顺利！”
他在萨缪尔背后关门上锁。
走出公寓楼的一路上和穿过芝加哥的漫长车程中，萨缪尔觉得他随时都会崩溃。他想到那些网站上的提议：建立一个获取支持的人际网络。他需要找个人聊聊，但找谁呢？不可能是他的父亲。不可能是同事。他只在《精灵征途》里还有几个经常交流的伙伴。回到家，他登入游戏。嘿，道奇！和很高兴见到你！的问候语和平时一样如雨点般落下。他在公会聊天室提问：有住在芝加哥附近的人愿意今晚见个面吗？我想出门走走。
一阵尴尬的沉默。萨缪尔明白他越界了。他邀请网友在现实中见面，通常只有变态和跟踪狂才会做出这种提议。他正要道歉说算了吧，庞纳吉，他们才华横溢的领袖，公会的《精灵征途》专家，终于仁慈地回复了他。
行啊。我知道一个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