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在一个城郊办公园区上班，两人在附近的一家连锁餐厅见面，这种地方耸立在高速公路旁，在一条繁忙得可怕的单向通道上。这段道路往往会搞死你的定位设备或地图应用，因为你需要完成一连串愚蠢而反直觉的U字掉头，才能穿过旁边那条十四车道高速公路逼着你走的各种高架桥、上下匝道和立体交叉路。
餐厅里，音乐是欢快的Top 40金曲榜上榜歌曲伴唱，脚下铺着工业用地毯，周围环绕着坐在高脚椅里的孩童，地上星星点点满是小块食物、弄洒的牛奶、蜡笔和湿漉漉皱巴巴的小团餐巾纸。几家人站在前厅等座，眼睛盯着服务员递给他们的塑料圆盘，这个小玩意儿里有某种马达和声光装置，排号轮到他们时会振动并闪光。
亨利和萨缪尔坐在一个卡座里，他们拿着菜单——压膜的大张菜单，色彩缤纷，划分成复杂的区块，大致是电影《十诫》里十诫石板的尺寸。食物就是标准的连锁餐厅食谱：汉堡、牛排、三明治、沙拉和一系列有创意的开胃小菜，名字往往带有稀奇古怪的形容词，例如嘶嘶响的。这家连锁餐厅据称与其他连锁餐厅的所谓区别是他们烹饪洋葱的奇特手法：切片后油煎，洋葱受热后会卷起来，装在盘子里仿佛脱水的多指手爪。店方有积分俱乐部，你可以靠吃这种东西攒积分。
他们的桌上摆着几样开胃菜，都是亨利用公司信用卡买的。按照亨利的说法，公司正在进行所谓的“田野调查”。他们采集菜单的样本，讨论哪些菜色有可能成为速冻餐：黄金油炸切达奶酪块，可以；单面煎黄鳍金枪鱼，恐怕不行。
亨利把这些全记在笔记本电脑上。他们正在品尝一盘味噌串烤鸡肉，亨利终于问起了他渴望讨论但尽量假装无所谓的话题。
“哦，说起来，你母亲怎么样？”他轻描淡写地说，用叉子扒开一块鸡肉。
“不太好，”萨缪尔说，“今天我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图书馆泡了一个下午，查阅档案，研究他们1968年的所有记录。年鉴，报纸。希望能找到老妈的什么材料。”
“然后呢？”
“几乎没有。”
“好吧，她在大学里没待多久，”亨利说，“大概一个月？你什么都找不到我也不会吃惊。”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在她的公寓见到她的时候，她看上去，怎么说？开心吗？”
“不怎么开心。比较安静，有戒心。还有点绝望的听天由命。”
“听起来很耳熟。”
“也许我该再去见见她，”萨缪尔说，“找个律师不在的时候去一趟。”
“这个主意太糟糕了。”亨利说。
“为什么？”
“首先？她不配。你活到这么大，她除了麻烦什么都没给过你。其次？犯罪，实在太危险了。”
“哎呀，你就算了吧。”
“我说真的。地址是哪儿来着？”
萨缪尔报出地址，父亲把地址输入电脑。“这儿说，”亨利指着电脑屏幕，“那附近发生过六十一起罪案。”
“老爸。”
“六十一起！仅仅是上个月。普通伤害，普通斗殴，非法侵入，蓄意破坏，盗窃机动车，入室盗窃，又一起普通伤害，私闯民宅，盗窃，又一起普通伤害，就在人行道上，我的天。”
“我已经去过一趟了。没事的。”
“大白天，就在人行道上。光天化日之下！一个人扑上来给你一撬棒，拿走你的钱包，扔下你等死。”
“我保证不会发生这种事的。”
“但确实发生过，而且就是昨天。”
“我是说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盗窃未遂。还有一起非法持有武器。寻获人口，我猜是该死的绑架。”
“老爸，听我说——”
“公共汽车上的普通伤害。严重斗殴。”
“好的，我明白了。我会当心的。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那就别去。根本不要去。待在家里。”
“老爸。”
“让她为自己辩护。让她烂在牢里。”
“但我需要她。”
“不，你不需要。”
“又不是要一起过圣诞节。我只是需要她的故事。要是我不搞明白，我的出版商就要起诉我了。”
“一个非常坏的坏主意。”
“你知道我的另一个选择是什么吗？宣告破产，搬家去雅加达。这就是我的选择。”
“为什么选雅加达？”
“只是一个例子而已。重点在于，我必须让老妈开口。”
亨利耸耸肩，嚼着嘴里的鸡肉，在电脑上做笔记。“昨晚看小熊队的比赛了吗？”他盯着电脑屏幕问。
“最近我可没心情。”萨缪尔说。
“嗯，”亨利点头道，“好一场比赛。”
他们通常就是这么维系关系的——通过运动。每次谈话变得无聊或悲伤，或者进入了个人化的危险地带，两人就会扑向这个话题。费伊离开后，萨缪尔和父亲极少谈到她。他们各自沉浸在自己的痛苦里。他们聊得最多的是芝加哥小熊队。她离开后，两人同时发现他们突然对小熊队产生了强烈得惊人、虔诚得能燃烧一切的热爱。萨缪尔卧室里晦涩难懂的现代艺术画作复制品从卧室墙上取了下来，他母亲挂在旁边的无意义诗歌海报也取了下来，二垒手赖恩·桑德伯格与外场手安德烈·道森的海报和小熊队的旗帜挂了上去。工作日下午听芝加哥电台时，萨缪尔诚心诚意向上帝祈祷（跪在沙发上，眼望天花板），祈祷时交叉手指，和上帝谈条件以换取一个本垒打、一场后三回合的胜利、一个取胜的赛季。
他们偶尔去芝加哥看小熊队打比赛——总是在白天，之前总有一整套复杂的仪式。他父亲会在车里塞满足以熬过任何一场公路灾难的物资。备用的几大罐清水，供饮用或散热器过热。备用轮胎，通常两条。信号弹，应急手摇民用无线电。里格利村的徒步地图，写满了以前旅行时留下的标注：找到停车位置的地方标一颗星，遇到乞丐或毒贩的地方标一个叉。看上去特别令人不舒服的区域彻底划掉。他还买了个假钱包，免得遇到劫匪。
他们越过城界进入芝加哥，车流开始淤积，市郊变成城区，这时候他父亲会问：“门锁了吗？”萨缪尔抓住把手晃了晃：“锁了！”
“眼睛放亮点？”
“好的！”
两人保持警醒，时刻防范罪犯，直到踏进家门。
亨利以前从不这么焦虑，但自从费伊消失后，他就变得忧心忡忡，时刻害怕会遇到灾祸或抢劫。失去妻子让他相信还有更多的损失就在拐角等着他。
“我想知道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萨缪尔说，“在芝加哥，在大学里。是什么使得她突然离开？”
“我怎么知道？她从没谈过这些。”
“你问过吗？”
“她能从芝加哥回来我就谢天谢地了，所以不想破坏好运。送你的马别看牙口，知道这句话吧？过去的事我就让它过去了。我觉得我很开明和有同情心。”
“我必须搞清楚她都遇到了什么事情。”
“哎，给我个意见。我们正在启动一条新产品线。你更喜欢哪个徽标？”
亨利把两张光面纸从桌上推给他。一张写着农场冻鲜食品，另一张写着农场冰鲜食品。
“你这么关心儿子过得好不好，我非常高兴。”萨缪尔说。
“说真的，你更喜欢哪个？”
“我的个人危机对你来说这么重要，我非常高兴。”
“别说台词了。选一个。”
萨缪尔研究了一小会儿：“我猜我会选冻鲜吧？要是有疑问，就选词法没错的。”
“我就是这么说的！但广告部那帮人说冰鲜让产品显得更有趣。他们就是这么说的。更有趣。”
“当然我也要说，冻鲜这个词也不算全对，”萨缪尔说，“更像个不是名词的词被强行打扮成名词。”
“我的儿子，英语系教授。”
“我总觉得这是为了修饰前面的词。比方说金枪鱼三明治，或者谷物脆片。”
“广告部那帮人成天做的就是这种事。他们说，三十年前你写个简明扼要的陈述句就能过关了：真美味！要快乐！但如今的消费者更有鉴赏力，所以你必须玩弄语言花招。品尝美味！找到你的快乐！”
“我有个问题，”萨缪尔说，“一样东西怎么可能既农场鲜采又冷冻呢？”
“会停下来思考这种事的人比你想象中要少得多。”
“一旦冷冻了，按照定义，不就不再是农场鲜采了吗？”
“这是个触发词。假如他们想向时髦人群营销食物，就会说农场鲜采，或者手工制作，或者本地生产。向新千年一代，他们会说复古。向女性，他们会说低脂。你可千万别逗我说那些农场鲜采食品的来源是引号农场引号完。我是艾奥瓦人。我知道农场是什么样。那地方绝对不是农场。”
萨缪尔的手机叮咚一声，他收到了新短信。他本能地伸手去掏口袋，忽然停下，把双手叠放在桌上。他和亨利对视了几秒钟。
“你不看吗？”亨利说。
“不看，”萨缪尔说，“我们在谈话。”
“说不定有要紧事。”
“我们在谈你的工作。”
“不算真的谈。更像你在听我抱怨，又不是第一次。”
“还有多久能退休？”
“哦，太久了。但我已经在数日子了。等我最后滚蛋的时候，最高兴的肯定就是广告部那帮人。你该看看我怎么和他们吵的，他们想把墨西哥辣椒爆米花叫作辣弹风暴，把奶酪味脆薯条叫作芝士嘎嘣脆。辣弹风暴，嘎嘣脆。不，谢谢，免了。”
萨缪尔记得他父亲得到这个职位、搬家来到溪林镇的那天有多么高兴——他们终于搬出拥挤的公寓楼，来到满眼翠绿、房屋间距合理的橡树谷弄，某些事情发生在了他母亲身上。他们第一次有了院子和草坪，他父亲想养狗。家里有洗衣机和干衣机，再也不用在星期天下午跑洗衣房了。再也不用拎着百货杂物走五个街区了。再也不用忍受小流氓乱划汽车了。再也不用听楼上的夫妻打架、楼下的婴儿哭号了。他父亲欣喜若狂，母亲却怅然若失。夫妻之间有可能争执过，她想留在城市里，他想搬去城郊。天晓得这种问题是怎么解决的。父母总是会向孩子隐瞒另一部分更值得玩味的生活。萨缪尔只知道母亲输掉了这场争执，她对失败的所有象征皱起眉头——宽大的茶色车库门，后院露台，中产阶级的烧烤架，满是快乐、安全、养儿育女的白人私密街区。
亨利肯定觉得他把这辈子都安排好了——一份好工作，一个家庭，一幢漂亮的城郊住宅。他一直以来想要的就是这些，结果当梦想分崩离析的时候，情况才会那么糟糕，甚至险些打垮了他的整个人。首先是妻子抛弃了他，然后工作也做了同样的事情。那是2003年了，亨利在那家公司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再过短短十八个月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提前退休了，美好未来近在眼前，他已经开始制订旅行计划和考虑新爱好——这时公司忽然申请破产。更恶劣的是，公司在宣布破产前的两天向全体员工发送了“万事安好”的通知，宣称破产传闻完全是谣言，请大家捂好手里的股票，不妨再多吃进一些，因为公司股价此刻被严重低估，亨利就这么做了，但后来人们发现CEO赶在这个时候甩掉了他的全部股份。亨利的退休计划完全放在此刻变得一文不值的公司股票上，而公司摆脱破产困境并重发股票时，只补偿了董事会成员和华尔街大投资商的损失。亨利因此成了个穷光蛋。他积攒多年的养老金在一天之内蒸发殆尽。
那天，当他终于意识到退休必须推迟十年甚至十五年的时候，亨利脸上的困惑表情与费伊失踪那天如出一辙。本应保护他的东西再次背叛了他。
如今，他只剩下了愤世嫉俗和谨慎提防。不再相信任何承诺的人就是这个样子。
“一个普通美国人每个月吃六份冷冻餐，”亨利说，“我的任务是把六变成七。我不知疲倦地为了这个目标工作，有时候连周末也不休息。”
“听起来似乎没多少热情。”
“问题是，办公室没人有长远眼光。他们眼睛里只有下个季度的账目和下一份盈利报表。他们看不见我看见的东西。”
“你看见了什么？”
“无论我们如何识别新的空白市场，从长远来看，我们的努力只会毁灭它。这就像我们的指导原则，我们的根本哲学。1950年代，斯旺森发现全家人总是坐在一起吃饭，于是想打入这个市场。他们发明了电视餐。结果家庭意识到他们并不需要坐在一起吃饭。销售家庭餐反而导致了家庭餐的灭绝。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在摧毁自己的市场。”
萨缪尔的手机又是叮咚一声，另一条新短信。
“有完没完啊，”亨利说，“你们这些年轻人真是离不开手机。你就看一眼吧。”
“抱歉，”萨缪尔说，掏出手机查看短信。发信人是庞纳吉，内容：我天，找到照片里的女人了！！！
“对不起，一秒钟就好。”萨缪尔对父亲说，在手机上输入文字。
什么女人？什么照片？
你老妈1960年代的照片！我找到照片里的女人了！！
真的？？
快来荡妇场，我全告诉你！！！
“感觉就像我在找公司里的实习生谈事情，”亨利说，“你的脑袋同时在两个地方。对任何东西的关注都是皮毛。我不在乎这么说是不是让我像个老头子。”
“对不起，老爸，我得走了。”
“你永远坐不住十分钟，总会忽然有事，总是这么忙。”
“谢谢你的饭。回头打电话给你。”
萨缪尔驱车向南疾驰，来到庞纳吉居住的城郊。他在荡妇场的紫色灯光下停车，快步走进室内，看见他的《精灵世界》战友坐在吧台前看电视，一个很受欢迎的美食频道正在播放极限大胃王节目。
“你找到照片里的女人了？”萨缪尔一边坐下一边说。
“对，她叫艾丽丝，住在印第安纳，在超级远的穷乡僻壤。”
他递给萨缪尔一张照片——来自互联网，打印在复印纸上：一个女人，站在沙滩上，阳光灿烂，她对镜头微笑，戴软踏踏的绿色大遮阳帽，穿登山靴、工装裤和印着“快乐露营者”的T恤。
“真的是她？”萨缪尔说。
“百分之百。1968年拍示威现场那张照片的时候，她就坐在你母亲背后。她亲口对我说的。”
“有意思。”萨缪尔说。
“最带劲的？她和你母亲曾经是邻居。大学宿舍里的邻居。”
“她会对我开口？”
“我已经安排好了。她明天等你去。”
庞纳吉递给他一份电子邮件的打印件，上面还有艾丽丝的地址和去她家的路线图。
“你怎么找到她的？”
“补丁日闲得发慌。没啥了不起的。”
他再次望向电视：“噢，快看！你觉得他真能吃完那东西吗？我猜他能。”
他指的是电视节目的主持人，这个男人有个著名的本事，他能吃下多得荒谬的食物，却不会昏迷或呕吐。他的名字刻在全美国几十家餐厅的“名人堂”铭牌上，原因是他征服了招牌大餐：两公斤的上等腰肉牛排、超级加大号的汉堡披萨、比新生婴儿还重的玉米煎饼。他那张脸肉乎乎的，一看就知道他全身上下都覆盖着六毫米厚的多余脂肪。
主持人正在用多姿多彩的语言评论大厨，他们似乎在一家廉价餐馆的厨房里，大厨正在用褪色的大号煎锅做土豆煎饼，他将土豆泥做成象棋棋盘大小的一整块。大厨在土豆煎饼上堆了两把碎香肠、四把碎培根、牛肉末、洋葱碎块，然后撒上白切达或莫苏里拉或蒙特里杰克奶酪的碎末，融化的白色奶酪彻底盖住了肉制品。屏幕右上角有几个字：纪念9·11。
“哥们儿，我欠你一个人情，”萨缪尔说，“太谢谢你了。有什么需要的话，尽快开口。”
“不用客气。”
“我说真的。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
“没什么。我挺好。”
“行，要是有，千万告诉我。”
大厨在白色奶酪层上加了六大团酸奶油后抹平。他将这整整一大块卷成一根柱子，煎土豆的一面向外，然后切成两半，把它们竖着放在白色餐盘上。两根柱子的外壳有几处破损，奶油和脂肪流淌出来。这道菜名叫“双子塔爆肠大餐”。主持人在就餐区坐下，周围是因为能上电视而兴高采烈的客人。金黄色的土豆肉卷摆在他面前。他请众人默哀片刻。所有人都低下头。镜头推向流出白色浆液的爆肠大餐。镜头外的某个人向观众打暗号，他们开始大喊“吃！吃！吃！吃！”，主持人拿起刀叉，切开爆肠大餐的脆皮，挖了一团滴淌肉汁的土豆泥塞进嘴里。他咀嚼片刻，直视镜头说：“够分量。”观众大笑。“朋友，我看我好像吃不完。”切广告。
“真的？”庞纳吉说，“好吧。确实有件事你能帮我一把。”
“尽管开口。”
“我有一本书。”庞纳吉说，“好吧，更像是个写书的点子。一部悬疑惊悚小说？”
“通灵侦探故事。我记得。”
“对。我一直想写这本书，但我不得不推迟写作，因为在动笔前我有许多任务必须完成——你要明白，读者会希望我知道警察是怎么办事的，司法体系是怎么运转的，因此我必须先找个真正的警探跟他待一段时间，意味着我必须找到一名警探，向他解释说我是作家，正在写一本和警察办案有关的小说，我需要在执法岗位上待几个晚上，感受一下真正的警察行话和流程的味道。诸如此类的。”
“没错。”
“你明白的，实地调查。”
“对。”
“但是呢，呃，要是直接写信给警探，我担心他们不会相信我是个作家，因为我从没出版过任何作品，警探肯定能得出这个结论，因为警探必定知道该怎么调查事情。因此在我联系警探之前，我必须先在几本文学杂志上出版几个短篇，最好能获几个小奖，这样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自称作家了，然后警探肯定会更倾向于允许我跟着他执勤。”
“应该吧。”
“更不用说我这本书写的是超感官知觉和其他超自然心灵现象了，我需要大量阅读，否则就不可能写得真实可信。说真的，我在动笔前有那么多事情必须完成，我都觉得我找不到驱动力了。”
“具体说说，你要我做什么？”
“要是能有出版商预订我这本书，那么我联系的警探自然而然就会相信我是个作家，另外我也会有动力去拿起笔开始写作了。另外还有预付款，我需要资金来翻修家里的厨房。”
“所以你希望我把你的书介绍给我的出版商？”
“对，要是不太麻烦的话。”
“没问题。交给我。”
庞纳吉笑着拍了一把萨缪尔的后背，转身继续看电视。那个男人已经吃完了半份爆肠大餐，两根柱子被他消灭了一整根，另一根的结构稳定性正在逐渐瓦解，土豆肉碎变成了黏糊糊的圆锥体。主持人疲惫地看着镜头，表情属于踉跄站立、精疲力尽但还在努力保持清醒的拳击手。大厨说他几年前创作“双子塔爆肠大餐”这道菜是为了“永远铭记”。主持人盯着另一根柱子，缓慢地移动刀叉。叉子明显在颤抖。好心的观众递给他一杯水，他没有接受。他吞下又一口食物。他看上去很憎恨自己。
萨缪尔望着艾丽丝的照片，琢磨着1968年意气风发的抗议者怎么会变成这么一个人，她身穿工装裤和反讽T恤走在沙滩上，看起来既快乐又自在。两个迥然不同的人怎么会栖息在同一个躯体里？
“你和艾丽丝谈过了？”萨缪尔说。
“对。”
“感觉怎么样？你对她的印象如何？”
“她似乎对葱芥特别感兴趣。”
“葱芥？”
“对。”
“是什么俗语吗？”
“不。就是字面意思。”庞纳吉说，“她对葱芥超级感兴趣。”
“我不懂。”
“我也不懂。”
电视上的男人已经吃到了最后几口。他疲惫不堪，凄惨万分。他的额头搁在桌上，伸出双臂，要不是他还在沉重地喘息，而且浑身大汗淋漓，他看起来完全就是个死人。他几乎吃完了整道菜，观众看得如痴如醉。大厨说，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接近胜利。人群高喊着“USA! USA!”，主持人颤抖地举起叉子，最后一口食物高高地插在顶上。
